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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 6241 次 历史版本 1个 创建者:于归 (2010/12/1 16:17:00)  最新编辑:于归 (2010/12/1 16:19:48)
《子虛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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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虛賦》是漢賦大家司馬相如的第一篇作品,司馬相如和梁王游山玩水後所作。此賦通過楚國之子虛先生講述隨齊王出獵、齊王問及楚國,極力鋪排楚國之廣大豐饒,以至雲夢不過是其後花園之小小一角,奇花名草、珍禽異獸,說在期間。烏有先生不服,便以齊之大海名山、異方殊類,傲視子虛。

簡介


  《子虛賦》是漢賦大家司馬相如的第一篇作品 ,現已亡佚。本文在考察文獻資料的基礎上認爲 ,《子虛賦》是爲諷諫梁孝王的奢靡游樂而作 ,内容取材於梁地風物、梁孝王的奢靡狀況和游樂場景等 ,以梁孝王游獵爲主線 ,以子虛烏有對答的形式展開 ,雖與《天子游獵賦》的行文形式差不多 ,但内容截然不同。

原文

 
  楚使子虛於齊,王悉發車騎與使者出畋。畋罷,子虛過姹烏有先生,亡是公存焉。坐安,烏有先生問曰:“今日畋,樂乎?”子虛曰:“樂。”“穫多乎?”曰:“少”。“然則何樂?”對曰:“僕樂齊王之欲誇僕以車騎之眾,而僕對雲夢之事也。”曰:“可得聞乎?”子虛曰:“可”。

  王車架千乘,選徒萬乘,畋於海濱。列卒滿澤,罘網彌山。掩兔轔鹿,射麋腳麟。鶩於鹽浦,割鮮染輪。射中穫多,矜而自功。顧謂僕曰:‘楚亦有平原廣澤游獵之地,饒樂若此者乎?楚王之獵,孰與寡人乎?’僕下車對曰:‘臣楚國之鄙人也。幸得宿衛,十有餘年,時從出游,游於後園,覽於有無,然猶未能遍睹也,又焉足以方其外澤乎?’齊王曰:‘雖然,略以子之所聞見而言之。’僕對曰:‘唯唯’。

  ‘臣聞楚有七澤,嚐見其一,未睹其餘也。臣之所見,蓋特其小小者耳,名曰雲夢。雲夢者,方九百里,其中有山焉。其山則盤紆岪鬱,隆崇嵂崒,岑崟參差,日月蔽虧。交錯糾紛,上幹青雲。罷池陂陀,下屬江河。其土則丹青赭堊,雌黄白坿,錫碧金銀。眾色炫耀,照爛龍鱗。其石則赤玉玫瑰,琳瑉昆吾,瑊瓑玄厲,碝石碔砆。其樂則有蕙圃:蘅蘭芷若,芎藭菖浦,江蘺蘼蕪,諸柘巴苴。其南側有平原廣澤:登降陁靡,案衍壇曼,緣似大江,限以巫山;其高燥則生葳菥苞荔,薛莎青薠;其埤濕則生藏茛蒹葭,東蘠雕胡。蓮藕觚盧,菴閭軒於。眾物居之,不可勝圖。其西則有湧泉清池:激水推移,外發芙蓉菱華,内隱钜石白沙;其中則有神色蛟鼉,瑇瑁鱉黿。其北則有陰林:其樹楩柟豫章,桂椒木蘭,檗離朱楊,樝梨梬栗,橘柚芬芬;其上則有鹓鶵孔彎,騰遠射幹;其下則有白虎玄豹,曼蜓貙犴。

  於是乎乃使專諸之倫,手格此獸。楚王乃駕馴交之駟,乘雕玉之輿,靡魚段之橈旃, 明月之珠旗,建於將之雄戟,左烏號之雕弓,右夏服之勁箭。陽子驂乘, 阿爲禦,案節未舒,即陵狡獸;蹴蛩蛩,轔距虛。軼野馬,惠陶餘,乘遺風,射游騏。倏目倩利,雷動犬至,星流霆擊,弓不虛發,中心決眥,洞胸達掖,絕乎心系。穫若雨獸,把草蔽地。於是楚王乃弭節徘徊,翱翔容與,覽乎陰林,觀壯士之暴怒,與猛獸之恐懼。徼郤受詘,殫睹眾獸之變態。

  於是鄭女曼姬,被阿錫,揄紵縞,雜纖羅,垂霧縠,襞積褰縐,鬱橈溪穀。紛紛排排,颺施戌削,蜚襳垂髾。扶輿猗靡,翕呷萃蔡;下靡蘭蕙,上指羽蓋;錯翡翠之威庭,繆繞玉綏。眇眇忽忽,若神仙之仿佛。

  於是乃相與獠於蕙圃,媻姍勃窣,上乎金提。揜翡翠,射鸌義,微矰出,孅繳施。弋白鵠,加鳥鵝,雙倉下,玄鶴加。怠而後發,游於清池。浮文益,颺旌世,張翠帷,建羽蓋。罔瑇瑁,釣紫貝。摐金鼓,吹鳴籟。榜人歌,聲流喝。水蟲駭,波鴻沸,湧泉起,奔颺會。田石相擊,良良嗑嗑,若雷霆之聲,聞平數百里之外。將息獠者,擊靈鼓,起烽燧,車按行,騎就從,麗乎淫淫,般乎裔裔。

  於是楚王乃登雲陽之台,怕乎無爲,詹乎自持,芍藥之和具,而後禦之。不若大王終日馳騁,曾不下輿,月割輪粹,自以爲娛。臣竊觀之,齊殆不如。於是齊王無以應僕也。

  烏有先生曰:“是何言之過也!足下不遠千里,來貺齊國:王悉發境内之士,備車騎之眾,與使者出畋,乃欲戮力致穫,以娛左右,何名爲誇哉?問楚地之有無者,願聞大國之風烈,先生之餘論也。今足下不稱楚王之德厚,而盛推雲夢以爲高,奢言淫樂,而顯侈靡,竊爲足下不取也。必若所言,固非楚國之美也;無而言之,是害足下之信也。彰君惡,傷私義,二者無一可,而先生行之,必且輕於齊而累於楚矣!且齊東陼巨海,南有琅邪,觀乎成山,射乎之罘,浮渤澥,游孟諸。邪與肅慎爲鄰,右以湯穀爲界。秋田乎青邱,徬徨乎海外,吞若雲夢者八九於其胸中,曾不蒂芥。若乃俶儻瑰瑋,異方殊類,珍怪鳥獸,萬端鱗卒,充物其中,不可勝記,禹不能名,卨不能計。然在諸侯之位,不敢言游戲之樂,苑囿之大;先生又見客,是以王辭不複,何爲無以應哉?

注釋


  畋(tián):打獵。過姹(chà):訪問。罘(fú)網:捕兔之網。轔(lín)鹿:用車輾鹿。腳麟(lín);抓住大牡鹿。鶩(wù)於鹽浦:在海灘上奔馳。割鮮染輪:殺食獵物、染紅車輪。唯唯:是,好。

  盤紆(yū) (fú)鬱:迂回曲摺。隆崇 (lǜ zú):高聳險危。岑 (cén yín)參差(cēn cī):高峻不平。罷池陂陀(pí tuó):山坡寬廣。下屬(zhǔ)江河:與河相連。丹青赭堊(zhě è):朱砂、青土、紅土、白土。雌黄白 (fù):黄土、灰土。琳瑉(lín mín)昆吾:玉石、礦石。 (jiān lè)玄厲:次玉石、磨刀石。 (ruǎn)石 (wǔ fū):美石、白紋石、蘅(héng)蘭芷(zhǐ)若:杜蘅、澤蘭、白芷、杜若。芎 (qiōng qóng)、菖蒲:兩種香草名。江蘺(lí)、蘼蕪(mí wú):香草名。諸柘(zhè)巴苴(jū):甘蔗、芭蕉。(yǐ)靡:斜(xiē)坡。 (zhēn)菥(xī)苞荔(lì):馬藍、菥草、苞草。莎(suō)、 (fān):兩種野草。藏莨(zāng làng)、蒹葭(jiān jiā):荻草、蘆葦。觚(gū)盧:葫蘆。 (ān lǘ)、軒芋(xuān yú):兩種水草。鼉(tuó):颺子鱷。黿(yuán):大 。 (piòn nān):樹、楠樹。檗(bò)離:黄檗、山梨。 (zhā)梨 (yǐng)栗:山楂、黑棗。 (yuān chú),孔鸞(luán):鳳凰、孔雀。騰遠射(yè)幹:猿猴、小狐。蜓(wàn yán):似狸而長的獸。犴(chū àn):比狸大的猛獸。

  (tuán)諸:勇士名。靡(fēi):揮動。橈 (náo zhān):曲柚旗。 (xiān)阿:駕車名師。蹴(cù):踩倒。蛩蛩(qióng):一種巨獸。軼(yì):超過。 (wèi):用車頭撞。 (táo tú):良馬。倏 (shū shùn)倩 (qiàn lì):迅速奔馳。(biāo):狂風。眥(zì):開裂。 (yǎn):掩蓋。徼郤(yāo jù)受詘(qū):攔住並收拾疲乏絕路之野獸。

  被阿錫(xì):披薄綢。揄 縞(yú zhù gǎo):拖着麻絹裙。 (hù):輕紗。襞(bì)積褰(qiān)縐:裙褶衣皺。 (pán)姍 (bèi sù):慢慢行走。鸌 (jùn yí):錦雞。微 (zēng):短箭。 繳:箭上細繩。 (chuāng):敲。 (lèi)石:眾石。

  詹(dàn):保持。 (luán)割輪粹(cuì):切小塊肉在車輪旁烤吃。 (kuàng):賜教。 (xiè):之賢臣契。

譯文


  楚王派子虛出使齊國,齊王調遣境内所有的士卒,准備了眾多的車馬,與使者一同出外打獵。打獵完畢,子虛前去拜訪烏有先生,並向他誇耀此事,恰巧無是公也在場。大家落座後,烏有先生向子虛問道:“今天打獵快樂嗎?”子虛說:“快樂”。“獵物很多吧?”子虛回答道:“很少。”“既然如此,那麼樂從何來?” 子虛回答說:“我高興的是齊王本想向我誇耀他的車馬眾多,而我卻用楚王在雲夢澤打獵的盛況來回答他。”烏有先生說道:“可以說出來聽聽嗎?”

  子虛說:“可以。齊王指揮千輛兵車,選拔上萬名騎手,到東海之濱打獵。士卒排滿草澤,捕獸的羅網布滿山崗,獸網罩住野兔,車輪輾死大鹿,射中麋鹿,抓住麟的小腿。車騎馳騁在海邊的鹽灘,宰殺禽獸的鮮血染紅車輪。射中禽獸,獵穫物很多,齊王便驕傲地誇耀自己的功勞。他回頭看着我說:‘楚國也有供游玩打獵的平原廣澤,可以使人這樣富於樂趣嗎?楚王游獵與我相比,誰更壯觀?’我下車回答說:‘小臣我隻不過是楚國一個見識鄙陋的人,但僥幸在楚宮中擔任了十餘年的侍衛,常隨楚王出獵,獵場就在王宮的後苑,可以顺便觀賞周圍的景色,但還不能遍覽全部盛況,又哪有足夠的條件談論遠離王都的大澤盛景呢?’齊王說:‘雖然如此,還是請大略地談談你的所見所聞吧!’

  “我回答說:‘是,是。臣聽說楚國有七個大澤,我曾經見過一個,其餘的沒見過。我所看到的這個,隻是七個大澤中最小的一個,名叫雲夢。雲夢方圓九百里,其中有山。山勢盤鏇,迂回曲摺,高聳險要,山峰峭拔,參差不齊;日月或被完全遮蔽,或者遮掩一半;群山錯落,重叠無序,直上青雲;山坡傾斜連綿,下連江河。那土壤里有朱砂、石青、赤土、白堊、雌黄、石灰、錫礦、碧玉、黄金、白銀、種種色彩,光輝奪目,像龍鱗般地燦爛照耀。那里的石料有赤色的玉石、玫瑰寶石、琳、瑉、琨珸、瑊玏、磨刀的黑石、半白半赤的石頭、紅地白文的石頭。東面有蕙草的花圃,其中生長着杜衡、蘭草、白芷、杜若、射幹、芎、菖蒲、茳蘺、蘼蕪甘蔗芭蕉。南面有平原大澤,地勢高低不平,傾斜綿延,低窪的土地,廣闊平坦,沿着大江延伸,直到巫山爲界。那高峻幹燥的地方,生長着馬藍、形似燕麥的草、還有苞草、荔草、艾蒿、莎草及青薠。那低濕之地,生長着狗尾巴草、蘆葦、東薔、菰米、蓮花、荷藕、葫蘆、庵?、蕕草,眾多麥木,生長在這里,數不勝數。西面則有奔湧的泉水、清澈的水池、水波激盪,後浪沖擊前浪,滾滾向前;水面上開放着荷花與菱花,水面下隱伏着巨石和白沙。水中有神龜、蛟蛇、豬婆龍、玳瑁、鱉和黿。北面則有山北的森林和巨大的樹木:黄楩樹、楠木、樟木、桂樹、花椒樹、木蘭、黄蘖樹、山梨樹、赤莖柳、山楂樹、黑棗樹、桔樹、柚子樹、芳香遠溢。那些樹上有赤猿、獼猴、鹓?、孔雀、鸞鳥、善跳的猴子和射幹。樹下則有白虎、黑豹、蟃蜒、?、豻、雌犀牛、大象、野犀牛、窮奇、獌狿。

  “‘於是就派專諸之類的勇士,空手擊殺這些野獸。楚王就駕御起被馴服的雜毛之馬,乘坐着美玉雕飾的車,揮動着用魚須作旒穗的曲柄旌旗,搖動綴着明月珍珠的旗幟。高擧鋒利的三刃戟,左手拿着雕有花紋的烏嗥名弓,右手拿着夏箙中的強勁之箭。伯樂做驂乘,纖阿當禦者。車馬緩慢行駛,尚未盡情馳騁時,就已踏倒了強健的猛獸。車輪輾壓邛邛、踐踏距虛,突擊野馬,軸頭撞死騊駼,乘着千里馬,箭射游盪之騏。楚王的車騎迅疾異常,有如驚雷滾動,好似狂飆襲來,像流星飛墜,若雷霆撞擊。弓不虛發,箭箭都射裂禽獸的眼眶,或貫穿胸膛,直達腋下,使連着心髒的血管斷裂。獵穫的野獸,像雨點飛降般紛紛而落,覆蓋了野草,遮蔽了大地。於是,楚王就停鞭徘徊,自由自在地緩步而行,瀏覽山北的森林,觀賞壯士的暴怒,以及野獸的恐懼。攔截那疲倦的野獸,捕捉那精疲力竭的野獸,遍觀群獸各種不同的姿態。

  “‘於是,鄭國漂亮的姑娘,膚色細嫩的美女,披着細繒細布制成的上衣,穿着麻布和白娟制做的裙子,裝點着纖細的羅綺,身上垂掛着輕霧般的柔紗。裙幅褶縐重叠,紋理細密,線條婉曲多姿,好似深幽的溪穀。美女們穿着修長的衣服,裙幅飄颺,裙緣整齊美觀;衣上的飄帶,隨風飛舞,燕尾形的衣端垂掛身間。體態婀娜多姿,走路時衣裙相磨,發出噏呷萃蔡的響聲。飄動的衣裙飾帶,摩磨着下邊的蘭花蕙草,拂拭着上面的羽飾車蓋。頭髮上雜綴着翡翠的羽毛做爲飾物,頜下纏繞着用玉裝飾的帽纓。隱約縹緲,恍恍忽忽,就像神仙般的若有若無。

  “‘於是楚王就和眾多美女一起在蕙圃夜獵,從容而緩慢地走上堅固的水堤。用網捕取翡翠鳥,用箭射取錦雞。射出帶絲線的短小之箭,發射系着細絲繩的箭。射落了白天鵝,擊中了野鵝。中箭的鸧鴰雙雙從天落,黑鶴身上被箭射穿。打獵疲倦之後,撥動游船,泛舟清池之中。劃着畫有鹢鳥的龍船,颺起桂木的船漿。張掛起畫有翡翠鳥的帷幔,樹起鳥毛裝飾的傘蓋。用網撈取玳瑁,釣取紫貝。敲打金鼓,吹起排簫。船夫唱起歌來,聲調悲楚嘶啞,悦耳動聽。魚鱉爲此驚駭,洪波因而沸騰。泉水湧起,與浪濤匯聚。眾石相互撞擊,發出硠硠礚礚的響聲,就象雷霆轟鳴,聲傳幾百里之外。

  “‘夜獵將停,敲起靈鼓,點起火把。戰車按行列行走,騎兵歸隊而行。隊伍接續不斷,整整齊齊,緩慢前進。於是,楚王就登上陽雲之台,顯示出泰然自若安然無事的神態,保持着安靜怡適的心境。待用芍藥調和的食物備齊之後,就獻給楚王品嚐。不像大王終日奔馳,不離車身,甚至切割肉塊,也在輪間烤炙而吃,而自以爲樂。我以爲齊國恐怕不如楚國吧。’於是,齊王默默無言,無話回答我。”

  烏有先生說:“這話爲什麼說得如此過分呢?您不遠千里前來賜惠齊國,齊王調遣境内的全部士卒,准備了眾多的車馬,同您外出打獵,是想同心協力獵穫禽獸,使您感到快樂,怎能稱作誇耀呢!詢問楚國有無游獵的平原廣澤,是希望聽聽楚國的政治教化與光輝的功業,以及先生的美言高論。現在先生不稱頌楚王豐厚的德政,卻暢談雲夢澤以爲高論,大談淫游縱樂之事,而且炫耀奢侈靡費,我私下以爲您不應當這樣做。如果真像您所說的那樣,那本來算不上是楚國的美好之事。楚國若是有這些事,您把它說出來,這就是張颺國君的醜惡;如果楚國沒有這些事,您卻說有,這就有損於您的聲譽,張颺國君的醜惡,損害自己的信譽,這兩件事沒有一樣是可做的,而您卻做了。這必將被齊國所輕視,而楚國的聲譽也會受到牽累。況且齊國東臨大海,南有琅琊山,在成山觀賞美景,在之罘山狩獵,在渤海泛舟,在孟諸澤中游獵。東北與肅慎爲鄰,左邊以湯穀爲界限;秋天在青丘打獵,自由漫步在海外。像雲夢這樣的大澤,縱然吞下八九個,胸中也絲毫沒有梗塞之感。至於那超凡卓異之物,各地特產,珍奇怪異的鳥獸,萬物聚集,好像魚鱗薈萃,充滿其中,不可勝記,就是大禹也辨不清它們的名字,契也不能計算它們的數目。但是,齊王處在諸侯的地位,不敢陳說游獵和嬉戲的歡樂,苑囿的廣大。先生又是被以貴賓之禮接待的客人,所以齊王沒有回答您任何言辭,怎能說他無言以對呢!”

藝術特色


  《子虛賦》是漢代著名大辭賦家司馬相如的代表作,它的續篇是《上林賦》。本篇主要寫了楚國的子虛先生與齊國的烏有先生各自誇說本國國君田獵時的盛況和疆土的遼闊。其創作藝術頗有特色。
 
  一、鋪陳誇張
  漢賦的特色是鋪張,本篇中這一特色表現甚爲突出。作品從子虛先生誇耀楚國開始,說“楚有七澤,嚐見其一,未睹其餘也。臣之所見,特其小小者耳,名曰雲夢。”然後就顺勢大力誇耀楚王游獵雲夢的規模。哪知烏有先生卻以齊國的渤氵解和孟諸可以“吞若雲夢者八九於胸中曾不蒂芥”壓倒了楚國。這樣一浪高過一浪地誇張鋪叙,使整篇文章顯得規模宏大,氣勢壯闊,富麗堂皇。再如寫雲夢的景致,先寫“其山”、“其土”、“其石”怎麼樣,然後又從“其東”、“其西”、 “其南”、“其北”各方面逐次描寫。寫“其北的陰林”,又細寫“其樹”有哪些種類,“其上”有各種飛禽,“其下”有成群的走獸,上下左右,東南西北,層層鋪叙;山形、水勢、蟲魚、鳥獸、草木、珠寶,無一不有,隻要想到的,都把它羅列出來了,真是極盡鋪張之能事。這些都是作者想象誇張之詞,我們一定不要以爲實有其事。
 
  二、文辭富麗
  作品中使用了大量的排比句、對偶句、雙聲叠韻詞等,使文章辭藻富麗。比如楚王同侍女們在清池泛舟游覽的情景:“浮文鷁,颺旌栧,張翠帷,建羽蓋,罔玳瑁,釣紫貝。摐金鼓,吹鳴籟……”這一段寫得氣勢充沛,詞意曉暢,聲情並茂,相當精彩。其中,“浮”“颺”“張”“建”等動詞用得准確生動,富於變化。再如寫雲夢景色,用“日月蔽虧”,“上幹青雲”狀寫山之高峻;用“緣以大江,限以巫山”形容平原之廣闊;用“激水推移,外發芙蓉菱華,内隱钜石白沙” 描繪湧泉清池之美。
 
  三、句式多變,散文化的趨勢明顯
  本篇的句式,以四言六言爲主,這是繼承了《詩經》《楚辭》的句式,但又有所變化。不僅有三言、五言、七言等句式,還夾雜許多長句。在句與句、段與段之間,多用連接的詞語。如文中不少地方用“且”“若乃”“然”等詞語來連接上下文,特别是使用了很多“於是”使段與段之間互相銜接。如第二部分楚王田獵、游樂幾段都是用“於是”連接起來的,這種形式,已經具有明顯的散文特點了。
 
  開頭結尾部分,基本上不用韻,幾乎完全是散文的格調。中間部分則大都是押韻的。押韻方式,有的是隔句押,有的是句句押。由於篇幅較長,往往需要換韻。換韻的地方,通常在内容方面有轉變。也有不押韻的散句,比較自由。這種現象,都表明詩的成分減少了,而散文的成分增加了。

  四、結構宏大嚴謹
  全篇由三部分組成。開始部分假設子虛出使齊國,引出齊王田獵之事及烏有先生,點明作賦的緣由,近似於全篇的“序言”;中間部分,主要寫了子虛炫耀楚王游獵的盛況,爲全篇的主要内容;結尾部分寫烏有先生反駁子虛,說齊王也不遜色,批評他言過其實,不應該誇耀楚王淫樂、侈糜的生活。可以看作是全篇的總結,寄托了作者的一點諷諫之意。
 
  縱觀全篇,盡管内容豐富龐雜,但讀起來並無零亂拖遝之感,而是層次清楚、段落分明、結構緊湊,足見作者高超的藝術表現能力。
 
  另外,本篇喜用冷僻怪字,有時堆砌辭藻,讀起來顯得呆板、沉悶,詰屈聱牙,艱澀難懂,不能說不是一種弊病,是不足取的。
但總體上來說,它的藝術特色對後世賦家及散文家的影響是積極的、深遠的,我們了解這些特色是必要的有益的。

《子虛賦》和《上林賦》

  《子虛賦》和《上林賦》是一篇還是兩篇,曆來有爭議。本文根據文獻記載,認爲《子虛賦》乃初稿,而《上林賦》爲定稿。期定稿時間是在元光元年。在此基礎上,梳理資料,論述了元光元年的一系列改革措施,認爲《上林賦》的創作顺應那個特定時代的要求,因而得到時人特别關注。

  司馬相如的《子虛賦》和《上林賦》最早見於《史記·司馬相如列傳》,沒有分篇問題:“司馬相如者,蜀郡成都人也,字長卿。少時好讀書,學擊劍,故其親名之曰犬子。相如既學,慕藺相如之爲人,更名相如。以赀爲郎,事孝景帝,爲武騎常侍,非其好也。會景帝不好辭賦,是時梁孝王來朝,從游說之士齊人鄒陽、淮陰枚乘、吳莊忌夫子之徒,相如見而說之,因病免,客游梁。梁孝王令與諸生同舍,相如得與諸生游士居數歲,乃著《子虛之賦》。會梁孝王卒,相如歸。……居久之,蜀人楊得意爲狗監,侍上。上讀《子虛賦》而善之,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得意曰:‘臣邑人司馬相如自言爲此賦。’上驚,乃召問相如。相如曰: ‘有是。然此乃諸侯之事,未足觀也,請爲天子游獵賦,賦成奏之。’上許,令尚書給筆劄。相如以‘子虛’,虛言也,爲楚稱;‘烏有先生’者,烏有此事也,爲齊難;‘無是公’者,無是人也,明天子之義。故空藉此三人爲辭,以推天子諸侯之苑囿。其卒章歸之於節儉,因以風諫。奏之天子,天子大說。其辭曰”雲雲。[1]《漢書》因之,也沒有分篇問題。但是到了梁代昭明太子編《文選》,始將此文分爲二篇,一篇題曰《子虛賦》,一篇題曰《上林賦》,並收錄在“畋獵”類中。《史記》記載說,司馬相如在梁時作《子虛賦》,武帝讀過後召爲郎,始“請爲天子游獵賦”,似乎《上林賦》是《子虛賦》的續篇,這也許是《文選》分爲兩篇的根據。由於《文選》的巨大影響,司馬相如這篇作品就作爲先後創作的兩篇作品得到了人們的認可。

  宋代王觀國首先提出異議。他在《學林》卷七“古賦題”指出:“司馬相如《子虛賦》中,雖言上林之事,然首尾貫通一意,皆《子虛賦》也,未嚐有《上林賦》。而昭明太子編《文選》,乃析其半,自‘亡是公聽然而笑’爲始,以爲《上林賦》,誤矣。”[2]金人王若虛《滹南集》卷三十四《文辨》、明人焦竑《筆乘》卷三、清人何焯《義門讀書記·文選》等並讚同其說。何焯引祝氏曰:“此賦雖兩篇,實則一篇。”他們都認爲這是同一篇作品,即《子虛賦》,未嚐有《上林賦》,因此,不應當分成兩篇。

  在此基礎上,清人顧炎武在《日知錄》卷二十七中又進一步指出:“《子虛》之賦,乃游梁時作,當是侈梁王田獵之事而爲言耳。後更爲楚稱齊難,而歸之天子,則非當日之本文矣。若但如今所載子虛之言,不成一篇結構。”[3]閻若璩、孫志祖也贊成此說。《潛邱劄記》卷五曰:“真《子虛賦》久不傳,《文選》所載,乃《天子游獵賦》,昭明誤分之而標名耳。”《讀書脞錄》卷七曰:“此賦以子虛發端,實非《子虛賦》本文。《子虛賦》帝已讀之矣,何庸複奏乎?蓋此賦但當名《上林賦》,不當名《子虛賦》。昭明誤分,而以舊題加之爾。”就是說,《史記》所載的這篇作品,就是《天子游獵之賦》,所謂《子虛賦》早已失傳。

  清人吳摯甫、近人高步瀛則否定以上諸說,認爲他們均爲司馬相如賦序所誤導。《史記》所載這段話,乃是司馬相如的賦序,非司馬相如經歷的事實,而皆虛設之詞:“《子虛》、《上林》,一篇耳。下言故空藉此三人爲詞,則亦以爲一篇矣。而前文《子虛賦》乃游梁時作,及見天子,乃爲《天子游獵賦》。皆疑相如自爲賦序,設此寓言,非實事也。”也就是說,《子虛》、《上林》原本就是一篇。所謂楊得意爲狗監,及天子讀賦恨不同時,“皆假設之詞也。” [4]這篇作品均爲一時所寫,本來就由兩個部分組成,前者賦諸侯之事,故命之曰《子虛賦》;後者賦天子之事,故命名曰《上林賦》。

  上述三說,各有所據,基本認定兩篇實爲一篇,則無分歧。因此,《文選》分作兩篇,固然有誤。但細致推求,諸說又有求之過深之嫌。如果按照王觀國等人所主張,當時“未嚐有《上林賦》”,顯然欠缺證據。《文選·西都賦》“琳瑉青熒”下引“郭璞《上林賦》注:瑉,玉名也。張揖《上林賦》注曰:瑉,石次玉也。”今本《文選· 子虛上林賦》“瑉”作“琘”字,琳瑉即琳琘。《史記》作“琨珸”,《索隱》引司馬彪雲:“石之次玉者”。由此來看,郭璞、張揖所注即《子虛賦》“石則赤玉玫瑰,琳琘昆吾”中的“琳琘”二字,但他們並稱爲《上林賦》而不稱《子虛賦》。說明魏晉時期所傳文本,題作《上林賦》,但實際還包括《子虛賦》的内容。

  顧炎武等人所說《子虛賦》已經失傳,現存作品應當是《天子游獵賦》,也非的論。因爲今文前半部分所述正是諸侯之事,而後半部分則是天子游獵。如果僅僅是《天子游獵賦》,顯然不能涵蓋此賦的全部内容,且沒有任何版本依據。據上引張揖注,魏晉時期流傳的本子,當然也包括《子虛賦》。

  至於吳摯甫、高步瀛氏所說,本文開篇所引《史記·司馬相如列傳》中的文字,原是司馬相如的賦序,不應據以推斷此賦的創作過程。這種說法,涉及的問題就更多了。第一,古代史傳,確有用傳主自序的情形,如《漢書·颺雄傳讚》明言:“雄之自序雲爾。”顏師古注:“自《法言》目之前,皆是雄本自序之文也。”[5]這段文字之後的叙述,乃是班固所補。上引《史記·司馬相如傳》亦爲《漢書》所引。如果這是司馬相如自叙,誠如高氏所說,“史公不言長卿自叙者,以傳載《封禪文》至長卿卒後乃出”而未見,那麼,班固曾據朝廷藏書修撰《漢書》,如果班固知道《司馬相如傳》乃依據其自叙,例應說明。《漢書》叙述武帝之前的史實多據司馬遷成果,因爲《史記》“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6]唯其如此,凡是有疑義處,也常有訂補修正。《漢書·司馬相如傳》對於這段文字,既無訂補,亦無特别說明。至少在班固看來,司馬遷的這段叙述文字當符合事實。第二,《隋書·儒林傳》載劉炫“乃自爲讚曰:通人司馬相如、颺子雲、馬季長、鄭康成等,皆自叙風徽,傳芳來葉。”[7]《史通·序傳篇》:“蓋作者自叙,其流出於中古乎?案屈原《離騷經》,其首章上陳氏族,下列祖考;先述厥生,次顯名字。自叙發蹟,實基於此。降及司馬相如,始以自叙爲傳。然其所叙者,但記自少及長,立身行事而已。逮於祖先所出,則蔑爾無聞。至馬遷,又征三閭之故事,放文園之近作,模楷二家,勒成一卷。”[8]這兩段文字就是吳摯甫所說的重要依據。如果細味文字,我們隻能說,司馬相如、颺雄馬融、鄭玄等人在其著作之後,都有後叙。司馬遷寫作《史記》,亦“模楷二家,勒成一卷”,撰成《自序》。顯然,他們並沒有說傳記均本於他們的自傳,當然,參考他們的《自序》,也在情理之中。但是不可能將虛構的情節作爲信史數據,尤其是天子讚賞這類的情節。司馬相如與司馬遷生活在同一時代,兩人又同在朝廷供事。如果司馬相如虛設其詞,司馬遷不可能不加分析地全部照錄,因爲這與司馬遷的修史准則相違背。

  其實,《漢書·司馬相如傳》明確記載:“賦奏,天子以爲郎。亡是公言上林廣大,山穀水泉萬物,及子虛言雲夢所有甚眾,侈靡過其實,且非義理所止,故刪取其要,歸正道而論之。”關鍵在這最後兩句話:“刪取其要,歸正道而論之。”顏師古注:“言不尚其侈靡之論,但取終篇歸於正道耳,非謂削除其辭也,而說者便謂此賦已經史家刊剟,失其意矣。”[9]顏師古所見,依然保存了《子虛賦》和《上林賦》的全部内容。王觀國所說的未嚐有《上林賦》,顧炎武所說的《子虛賦》已亡佚,均不能成立。“刪取其要”四字明明白白地說明,現存的這篇作品,是經過了增刪潤色而成。《史記》中所說的《子虛賦》,作於游梁時期,似爲初稿;而《上林賦》則在此基礎上加上天子游獵的場面,加工潤色,遂成定稿。因此,這是一篇完整的作品,可以稱《子虛上林賦》,亦可以簡稱《上林賦》。

  二、《上林賦》定稿於元光元年

  關於《上林賦》的寫作時間,曆來有異議,迄無定論。

  王先謙《漢書·司馬相如傳補注》謂:“開二郡事在建元六年,相如已爲郎數歲,是獻賦在武帝即位初矣。”[10]“初年”的理解比較寬泛,可以視爲建元元年(公元前140)。何沛雄《上林賦作於建元初年考》以爲作於建元二年,[11]《資治通鑒》系於建元三年,簡宗梧《上林賦著作年代之商榷》則以爲作於建元四年,奏賦則在建元末年。[12]

  上林苑擴建始於建元三年,因此,稱此賦作於建元元年或二年,均無根據。《漢書·東方朔傳》記載:“初,建元三年,微行始出,北至池陽,西至黄山,南獵長楊,東游宜春。微行常用飲酎已。八九月中,與侍中常侍武騎及待詔隴西北地良家子能騎射者期諸殿門,故有‘期門’之號自此始。微行以夜漏下十刻乃出,常稱平陽侯。旦明,入山下馳射鹿豕狐兔,手格熊羆,馳騖禾稼稻粳之地。民皆號呼罵詈,相聚會,自言鄠杜令。令往,欲謁平陽侯,諸騎欲擊鞭之。令大怒,使吏呵止,獵者數騎見留,乃示以乘輿物,久之乃得去。時夜出夕還,後齎五日糧,會朝長信宮,上大歡樂之。是後,南山下乃知微行數出也,然尚迫於太後,未敢遠出。丞相御史知指,乃使右輔都尉徼循長楊以東,右内史發小民共待會所。後乃私置更衣,從宣曲以南十二所,中休更衣,投宿諸宮,長楊、五柞、倍陽、宣曲尤幸。於是上以爲道遠勞苦,又爲百姓所患,乃使太中大夫吾丘壽王與待詔能用算者二人,擧籍阿城以南,盩厔以東,宜春以西,提封頃畝,及其賈直,欲除以爲上林苑,屬之南山。又詔中尉、左右内史表屬縣草田,欲以償鄠杜之民。吾丘壽王奏事,上大說稱善。時朔在傍,進諫曰:‘臣聞謙遜靜愨,天表之應,應之以福;驕溢靡麗,天表之應,應之以異。……’”[13]案:上林苑原本秦代五苑之一,在渭水之南。漢初,蕭何曾打算改爲良田,爲劉邦所阻止[14]。文帝、景帝、武帝等曾多次到此打獵,因爲打獵時常滋擾百姓,“民皆號呼罵詈。”因此,武帝決定擴大上林苑。吾丘壽王等提出了具體的擴大方案,“擧籍阿城以南,盩厔以東,宜春以西,提封頃畝,及其賈直,欲除以爲上林苑,屬之南山。”對此,武帝深表讚同。盡管東方朔上書表示異議,結果還是如吾丘“壽王所奏”,建元三年開始對上林苑作大規模的擴充。《資治通鑒》根據動工之年,系《上林賦》奏於建元三年,雖不無道理,但是,這項巨大工程很難說當年即告成功。上林苑的規模,根據颺雄《羽獵賦序》的記載:“武帝廣開上林,南至宜春、鼎湖、禦宿、昆吾,旁南山而西,至長楊、五柞,北繞黄山,瀕渭而東。周袤數百里。穿昆明象滇河,營建章、鳳闕、神明、馺娑,漸台、泰液象海水周流方丈、瀛洲、蓬萊。游觀侈靡,窮妙極麗。”[15]這里提到的昆明池、建章宮等,根據《三輔黄圖》、《三輔決錄》及《三秦記》等文獻記載,其中有離宮七十餘所,皆容千乘萬騎。另有池塘十五所,方圓三百餘里。[16]《漢舊儀》載:“上林苑方三百里,苑中養百獸,天子秋冬射獵取之。”《上林賦》“日出東沼,入乎西陂”,上林苑十五池塘就有東陂池和西陂池等。另外,“終始灞滻,出入涇渭”兩句所描寫的恰恰是擴建後的上林苑的規模:就是說,上林苑已經超出了秦代修建於渭南的範圍,擴大到渭河兩岸,乃至今天整個西安市的周圍。這樣大規模的擴建,如果從建元三年開始動工,至少需要數年才能完成[17]。武帝建元年號凡六年,隨即改元爲元光元年。根據相關資料,我認爲《上林賦》定稿於元光元年最有可能,可以例擧三個方面的佐證。

  第一,《三輔黄圖·上林苑》載,“帝初修上林苑,群臣遠方,各獻名果異卉三千餘種植其中,亦有制爲美名,以標奇異。”[18]這些名果異卉,在《西京雜記》中有詳盡的記載,可以和《上林賦》相互印證。在眾多名果異卉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上林賦》中提到的“櫻桃蒲陶”。《史記·大宛列傳》曰:“宛左右以蒲陶爲酒,富人藏酒至萬餘石。久者數十歲不敗。俗嗜酒,馬嗜苜蓿。漢使取其實來。於是,天子始種苜蓿、蒲陶肥饒地。及天馬多,外國使來眾,則離宮别觀旁盡種蒲萄、苜蓿極望。”[19]按西域與中國相通不始於漢武帝時代,[20]但是中國與西域大規模的交往確實始於張騫出使西域的建元三年。後來,武帝李夫人兄李廣利破大宛,得蒲萄種歸漢。根據《三輔黄圖·甘泉宮》載,武帝甚至在上林苑西建造“葡萄宮。”《資治通鑒》卷三十五胡三省注:“蒲陶,本出大宛。武帝伐大宛,采蒲陶種植之離宮,宮由此得名。”[21]這也是建武三年以後的事。

  第二,文中借亡是公之口說道“游於六藝之囿,馳騖乎仁義之途,覽觀春秋之林,射《狸首》,兼《駒虞》。”六藝,郭璞注以爲禮樂射禦書數。《論語》曰:游於藝。途,道也。李善注:“藝,六經也。”如淳注《春秋》二字曰:“《春秋》義禮繁茂,故比之於林藪也。”狸首,郭璞注:“《狸首》,逸《詩》篇名,諸侯以爲射節。《駒虞》,《召南》之卒章。天子以爲射節也。”這里所列,均爲儒家經典。我們知道,武帝即位之初,曾想扶持儒術,啟用趙綰、王臧等人。故《鹽鐵論·褒賢篇》說:“趙綰、王臧之徒,以儒術擢爲上卿。”當時丞相衛綰奏曰:“所擧賢良,或治申、商、韓非、蘇秦、張儀之言,亂國政,請皆罷。”這一主張,自然得到武帝認可。[22]建元元年歲首十月,即下詔擧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清河太傅轅固、楚相馮唐、故城陽中尉鄧先、公孫宏、吳人嚴助(嚴忌子)皆以賢良征。[23]後又采納魏其侯竇嬰和武安侯田蚡共同提出的建議,在這年七月,議立明堂,並遣使者安車蒲輪,束帛加璧,征魯申公。[24]而這一系列恢複禮制、強化中央集權的擧措,立即引起了武帝祖母竇太後以及一些王公貴戚的強烈不滿。《漢書·竇田灌韓傳》載:“嬰、蚡俱好儒術,推轂趙綰爲御史大夫,王藏爲郎中令。迎魯申公,欲設明堂,令列侯就國,除關,以禮爲服制,以興太平。擧謫諸竇宗師無行者,除其屬籍。諸外家爲列侯,列侯多尚公主,皆不欲就國,以故毁日至竇太後。太後好黄老言,而嬰、蚡、趙綰等務隆推儒術,貶道家言,是以太後滋不說。二年,御史大夫趙綰請毋奏事東宮,竇太後大怒。”[25]其結果,竇嬰、田蚡以外戚故,未致死地,僅免去他倆的丞相和太尉職權;趙綰和王臧就沒有這樣幸運了,先是被罷逐,不久即被殺。《漢書·武帝紀》應劭注:“禮,婦人不豫政事,時帝已自躬省萬機。王臧儒者,欲立明堂辟雍。太後素好黄老術,非薄《五經》。因欲絕奏事太後,太後怒,故殺之。”隨後,啟用了石建爲郎中令。《漢書·萬石衛直周張傳》載:“建元二年,郎中令王臧以文學穫罪皇太後。太後以爲儒者文多質少,今萬石君家不言而躬行,乃以長子建爲郎中令,少子慶爲内史。” [26]在當時特定背景下,儒家經典不可能得到應有的重視。通過亡是公之口所說“游於六藝之囿,馳騖乎仁義之途,覽觀春秋之林,射《狸首》,兼《駒虞》” 等雅事,也不可能發生在竇太後還健在的建元年間。

  第三,文中借亡是公之口曰:“改制度,易服色,革正朔,與天下爲始。”郭璞注:“變宮室車服”爲改制度,“衣尚黑”爲易服色,“更以十二月爲正,平旦爲朔”爲革正朔。“新其事”爲天下更始。《史記·樂書》:“王者易姓受命,必慎始初,改正朔,易服色,推本天元,顺承厥意。”所以在中國歷史上,改正朔、易服色,是非常重要的事件。漢代建國不久,就有不少學者提出要改制度、易服色、革正朔。至孝文帝時,賈誼以爲漢興已經二十餘年,天下和洽,而固當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興禮樂,乃悉草具其事儀法,色尚黄,數用五。[27]文帝初即位,謙讓未遑。魯人公孫臣以終始五德上書,言“漢得土德,宜更元,改正朔,易服色。當有瑞,瑞黄龍見”。事下丞相張蒼,張蒼亦學律曆,以爲非是,亦未能實施。徐幹《中論·曆數》說:“孝武皇帝,恢複王度,率由舊章,招五經之儒,征術數之士,使議定漢曆。及更用鄧平所治,元起太初。”[28]這段話談到了武帝恢複王度的兩項重要措施,一是招致五經之儒,術數之士,“議定漢曆”,二是“更用鄧平所治,元起太初”。“元起太初”一事,見於《漢書·律曆志》:“至武帝元封七年,漢興百二歲矣,大中大夫公孫卿、壺遂、太史令司馬遷等言‘曆紀壞廢,宜改正朔’。是時御史大夫兒寬明經術,上乃詔寬曰:‘與博士共議,今宜何以爲正朔?服色何上?’寬與博士賜等議,皆曰:‘帝王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明受命於天也。創業變改,制不相複,推傳序文,則今夏時也。臣等聞學褊陋,不能明。陛下躬聖發憤,昭配天地,臣愚以爲三統之制,後聖複前聖者,二代在前也。今二代之統絕而不序矣,唯陛下發聖德,宣考天地四時之極,則顺陰陽以定大明之制,爲萬世則。’於是乃詔御史曰:‘乃者有司言曆未定,廣延宣問,以考星度,未能讎也。蓋聞古者黄帝合而不死,名察發斂,定清濁,起五部,建氣物分數。然則上矣。書缺樂弛,朕甚難之。依違以惟,未能修明。其以七年爲元年。’遂詔卿、遂、遷與侍郎尊、大典星射姓等議造漢曆。”[29]而前者所說的“議定漢曆”,《漢書·律曆志》未有記載。徐幹稱這次議定漢律,乃“率由舊章”,我們推想,應當是遵循文帝時期人公孫臣以終始五德上書的内容,即,“漢得土德,宜更元,改正朔,易服色”。宜更元,即改元,也就是《史記》所說,“推本天元,顺承厥意”。上世紀七十年代,山東臨沂銀雀山漢墓出土了《元光元年曆譜》大約就是改元元光元年之後頒布天下的[30]。此曆譜共三十二簡,第一簡記年,第二簡記月,以十月爲歲首,顺序排列至後九月,共十三個月。第三至三十二簡記日,書每月一至三十日的幹支。三十二簡排列起來即爲元光元年全年日曆。[31]聯繫到前引《上林賦》最後“與天下爲始”,當是指此元光改元一事。

  三、《上林賦》的意義

  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竇太後死。其時,漢武帝二十一歲。我們從“改正朔”,即改元爲元光元年等一系列政策來看,武帝正試圖通過強力手段,使“天下爲始”真正成爲他獨立執掌大權的開端。《漢書·公孫弘蔔式兒寬傳》讚記載年輕的漢武帝“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如果說,“文”主要體現在對内政策方面,而“武”則表現爲拓展邊疆的雄心與實力。

  漢武帝崇尚文治,從征召魯申公和枚乘這件具有象征意義的事件中表現得非常鮮明。可惜,隨着王臧等人的被殺,他的主張並沒有得到有效的貫徹。元光元年,武帝采納董仲舒建議,下詔郡國擧孝廉各一人。[32]這是真正推行儒家孝悌之道的重要擧措。《北堂書鈔》引《漢官儀》:“孝廉,古之貢士,耆儒甲科之謂也。”“孝廉年未五十,先試箋奏,初上試之以事,非試之以誦也。”[33]這里,孝廉並擧,似乎兩者爲一事,其實,孝謂善事父母,廉謂清潔有廉隅,兩者還是有所區别的。《漢書·武帝紀》元朔元年載:“有司議曰:不擧孝,當以不敬論。不察廉,當免。” 由此來看,武帝制定的這項政策,或以孝擧,或以廉擧,孝與廉各一人。而孝往往又重於廉。《漢書·馮唐傳》載:“唐以孝著,爲中郎署長。”當然,如何選擧;選擧出來以後,又將如何處置,武帝似乎並沒有多少實質准備。於是,這年五月,他又詔賢良對策。爲此,董仲舒作《元光元年擧賢良對策》。在這篇著名的對策中,董仲舒正式提出建立太學的構想。《漢書·禮樂志》:“至武帝即位,進用英雋,議立明堂,制禮服,以興太平。會竇太後好黄老言,不說儒術,其事又廢。後董仲舒對策言:‘王者欲有所爲,宜求其端於天。天道大者,在於陰陽。陽爲德,陰爲刑。天使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長養爲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陽出布施於上而主歲功,陰入伏藏於下而時出佐陽。陽不得陰之助,亦不能獨成歲功。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務德教而省刑罰。刑罰不可任以治世,猶陰之不可任以成歲也。今廢先王之德教,獨用執法之吏治民,而欲德化被四海,故難成也。是故古之王者莫不以教化爲大務,立太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教化已明,習俗已成,天下嚐無一人之獄矣。至周末世,大爲無道,以失天下。秦繼其後,又益甚之。自古以來,未嚐以亂濟亂,大敗天下如秦者也。習俗薄惡,民人抵冒。今漢繼秦之後,雖欲治之,無可奈何。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詐起,一歲之獄以萬千數,如以湯止沸,沸俞甚而無益。辟之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爲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故漢得天下以來,常欲善治,而至今不能勝殘去殺者,失之當更化而不能更化也。古人有言:臨淵羨魚,不如歸而結網。今臨政而願治七十餘歲矣,不如退而更化。更化則可善治,而災害日去,福祿日來矣。”[34]按《漢書·董仲舒傳》:“董仲舒,廣川人也。少治《春秋》,孝景時爲博士。下幃講誦,弟子傳以久次相授業,或莫見其面。蓋三年不窺園,其精如此。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武帝即位,擧賢良文學之士前後百數,而仲舒以賢良對策焉。”[35]根據《漢書·儒林傳》載,早在建元四年(公元前137年),公孫弘就作《請爲博士置弟子員議》,提出:“建首善自京師起。”第二年,置五經博士。但是真正把儒家思想作爲主流意識形態,是從元光元年之後開始的。

  在崇尚儒術的同時,武帝對於漢初以來的黄老之學、以楚歌爲核心的文學等依然給予重視。黄老之學的興起,與西漢初年特殊的政治背景與文化背景密切相關,誠如後人所說:“老氏書作用最多,乃示人若無所能,使人入其牢籠而不自覺,開後世權謀變詐之習,故爲異端。”[36]這種情形,直至景帝、武帝朝依然盛行。《史記·外戚傳》:“竇太後好黄帝老子言,帝及太子諸竇不得不讀黄帝老子,尊其術。”按《漢書·藝文志》道家類著錄《黄帝四經》四篇、《黄帝銘》六篇、《黄帝君臣》十篇。注雲:“起六國時。與《老子》相似也。”在雜家類著錄《黄帝》五十八篇,注雲:“六國時賢者所作。”這些著作,西漢時期仍然存在。同時,當時文士還在不斷地從事這方面的著述。元光二年,淮南王劉安來朝,獻所作《内書》二十一篇。唐代顏師古注:“内篇論道”,亦屬於黄老之學範疇。史載,“上愛祕之”。儒家學說、黄老之學,均爲武帝以及當時文人士大夫所重視。如前所述,田蚡好儒,但《田蚡傳》又載其“學《盤盂》諸書。”應劭注:“黄帝史。孔甲所作也。凡二十九篇。書盤盂中所以爲法戒也。諸書,諸子之書也。”孟康注:“孔甲《盤盂》二十六篇,雜家書,兼儒墨名法者也。”可見,當時讀書非常廣泛,並非僅僅儒家之書。從當時的歷史情形看,西漢初年的統治者,雖然生長在荆楚文化的氛圍中,但是對於儒、法兩家學說,采取了一種兼容並蓄的態度,特别是武帝之後,文武並重,具體表現爲外王内霸,互爲表里。王道的宗旨是儒術,而霸道的核心則是法家,這正是西漢統治思想的根本所在,由此促使經學成爲主流意識形態,多種文化形態依然並存。在這樣的政治文化背景下,經學與史學互證的傳統、官學與家學並立的形態,逐漸得到確立,得以發展,最終成爲早期中國文化的主流。總結這段歷史經驗教訓,宣帝明確指出:“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實,不知所守,何足委任!” [37]武帝文治,這是一個很好的注腳。

  崇尚文治,在武帝朝還有一個鮮明的特征,那就是對於以“楚風”爲核心的文學格外欣賞和重視。《漢書· 淮南王傳》載,“時武帝方好藝文,以安屬爲諸父,辯博善爲文辭,甚尊重之。每爲報書及賜,常召司馬相如等視草乃遣。……使爲《離騷傳》,旦受詔,日食時上。又獻《頌德》及《長安都國頌》。每宴見,談說得失及方技賦頌,昏暮然後罷。”[38]劉安的《離騷傳》已經失傳,而司馬相如等人編纂的《郊祀歌》詩十九章,即《練時日》、《帝臨》、《青陽》、《朱明》、《西顯》、《玄冥》、《惟泰元》、《天地》、《日出入》、《天馬》、《天門》、《景星》、《齊房》、《後皇》、《華曄曄》、《五神》、《朝隴首》、《象載瑜》、《赤蛟》以及《安世歌》詩十七章等,依然保存在《漢書·禮樂志》等典籍中。從《樂府詩集》題解來看,這十九首並非司馬相如一人之作,也非作於一時。但是,司馬相如確實在這個時期參預其事。誠如《史記·自序》所說:“自孔子卒,京師莫崇庠序,唯建元、元狩之間,文辭粲如也。”[39]《漢書》亦有類似的記述,稱:“自此以來,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學之士矣。”[40]

  漢武帝除了對内政策作出重大調整之外,對外政策也有重要擧措,即決定大規模地討伐匈奴。我們知道,武帝曾於建元二年(《資治通鑒》卷十七系之六年)和元光元年兩次詔問公卿是討伐匈奴還是執行和親政策。據《漢書·張騫李廣利傳》,建元中,“漢方欲事滅胡”,王恢力主討伐,而韓安國則力主和親。建元二年武帝遵從韓安國議,而這次則從王恢之議,使馬邑人聶壹亡入匈奴,以馬邑“城降,財物可盡得,”誘使匈奴至馬邑而擊之。漢高祖七年(公元前200年)確定的和親政策,此後經歷近八十年,邊境無大事。馬邑之戰雖然沒有直接交火,但是漢與匈奴的關係卻嚴重惡化,“匈奴絕和親,攻當路塞,往往入盜於漢邊,不可勝數。”這一年,這個問題又一次提到議事日程上來。討論的結果,就是第二年,即元光二年的六月,武帝派遣韓安國、王恢等五將軍將兵三十萬出塞,從此開啟與匈奴長達四十年的戰爭。關於這方面的論述,筆者撰有《河西四郡的建置與西北文學的繁榮》有所論述,這里就不展開討論。

  司馬相如的《子虛上林賦》正是比較了諸侯與天子的異同,最終歸結到天子,歸結到一統,反映了當時士人經過一百多年的思索而得出的結論,即國家需要強大的統治,對内對外,無不如此。唯其如此,司馬相如獻賦之後,馬上得到格外重視,曾爲信使責唐蒙並諭告巴蜀,作《諭巴蜀父老檄》。《漢武故事》曰:“上少好學,招求天下遺書,上親自尚校,使莊助、司馬相如等以類分别之。尤好辭賦,每所行幸及奇獸異物,輒命相如等賦之。上亦自作詩賦數百篇,下筆即成,初不留意。相如作文遲,彌時而後成;上每歎其工妙,謂相如曰: ‘以吾之速,易子之遲,可乎?’相如曰:‘於臣則可,未知陛下何如耳?’上大笑而不責也。” 雖然這是小說家言,但是,確有其依據。《漢書》本傳:“相如使時,蜀長老多言通西南夷之不爲用,大臣亦以爲然。相如欲諫。業已建之,不敢。乃著書,藉蜀父老爲辭,而已詰難之,以風天子。且因宣其使指,令百姓皆知天子意。其辭曰:‘漢興七十有八載’”雲雲。這就是有名的《難蜀父老文》。《史記》本傳《史記集解》於“七十有八載”下引徐廣曰:“元光六年。”在這篇文章中有這樣一段話:“蓋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非常者,固常人之所異也。”以層層遞進的句式,表達出對於當朝天子的讚美之情,富有邏輯的力量。故《文心雕龍·檄移篇》稱讚說:“相如之《難蜀老》,文曉而喻博,有移檄之骨焉。”二十三年之後的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漢武帝在詔書中也借用了這段話:“蓋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司馬相如臨終所著《封禪書》後來也爲武帝所采納並付諸實踐。司馬相如在武帝心目中的地位,不難推想。

  我們還可以進一步聯繫兩漢士人對於“兩司馬”即司馬相如和司馬遷的不同評價,來分析探討司馬相如在元光年間奏賦及其意義。

  《文選》卷四十八載班固《典引序》雲:“臣固言:永平十七年,臣與賈逵、傅毅、杜矩、展隆、郗萌等召詣雲龍門,小黄門趙宣持《秦始皇帝本紀》問臣等曰: ‘太史遷下讚語中,寧有非邪?’臣對曰:‘此讚賈誼《過秦篇》雲。向使子嬰有庸主之才,僅得中佐。秦之社稷,未宜絕也。此言非是。’即召臣入問:‘本聞此論非邪?將見問意開寤邪?’臣具對素聞知狀。詔曰:‘司馬遷著書,成一家之言,颺名後世。至以身陷刑之故,反微文刺譏,貶損當世,非誼士也。司馬相如污行無節,但有浮華之詞,不周於用。至於疾病而遺忠,主上求取其書,竟得頌述功德,言封禪事,忠臣效也。至是賢遷遠矣。’臣固常伏刻誦聖論,昭明好惡,不遺微細,緣事斷誼,動有規矩,雖仲尼之因史見意,亦無以加。……竊作《典引》一篇,雖不足雍容明盛萬分之一,猶啟發憤滿,覺悟童蒙,光颺大漢,軼聲前代,然後退入溝壑,死而不朽”雲雲。[41]這篇文章最值得注意的是對“兩司馬”的抑颺:對於司馬相如的評價是先抑而後颺,班固先說司馬相如“但有浮華之辭,不周於用。”但是,司馬相如死後,朝廷從其家中得《封禪書》,“忠臣效也。” 而對於司馬遷的評價則是先颺而後抑,承認“司馬遷著書成一家之言,颺名後世,”但是由於遭受宮刑,“反微文刺譏,貶損當世。”兩相比較,司馬相如“賢遷遠矣。”這種觀點基本上延續了武帝之後世間對於“兩司馬”的評價。

  從《史記·自序》看,司馬遷似乎已經完成全部著述工作,但是並沒有在世間流傳,而是“藏之名山,副在京師,俟後世聖人君子”,作者自己也寄希望於來世。因爲他知道,這部書,並不一定爲當世所賞識。事實上也正是如此。《漢書·宣元六王傳》載:“後年來朝,上疏求諸子及《太史公書》,上以問大將軍王鳳,對曰:‘臣聞諸侯朝聘,考文章,正法度,非禮不言。今東平王幸得來朝,不思制節謹度,以防危失,而求諸書,非朝聘之義也。諸子書或反經術,非聖人,或明鬼神,信物怪;《太史公書》有戰國從横權譎之謀,漢興之初謀臣奇策,天官災異,地形阸塞,皆不宜在諸侯王。不可予。不許之辭宜曰:五經聖人所制,萬事靡不畢載。王審樂道,傅相皆儒者,旦夕講誦,足以正身虞意。夫小辯破義,小道不通,致遠恐泥,皆不足以留意。諸益於經術者,不愛於王。’”又《漢書·叙傳》載,班斿“博學有俊材,左將軍史丹擧賢良方正,以對策爲議郎,遷諫大夫、右曹中郎將,與劉向校祕書。每奏事,斿以選受詔進讀群書。上器其能,賜以密書之副。時書不布,自東平思王以叔父求《太史公》、諸子書,大將軍不許。”直至東漢末葉,司馬遷之《史記》依然被視爲“謗書”,王允殺蔡邕,就振振有詞地說:“昔武帝不殺司馬遷,使作謗書,流於後世。”由此來看,終兩漢一朝,《史記》始終未得到官方的認可。根據劉知幾《史通·古今正史》的記載,“至宣帝時,遷外孫楊惲祖述其書,遂宣布焉。而十篇未成,有錄無書。”《史記》一書是由其外孫楊惲傳布於世間。而這個本子缺十篇。根據《後漢書·班彪傳》李賢注,即《景帝紀》、《武帝紀》、《禮書》、《樂書》、《兵書》、《將相年表》、《日者傳》、《三王世家》、《龜策傳》、《傅靳列傳》。這十篇,是根本未寫,還是有成稿而被刪削,現已不得詳知。今存這十篇,按照張晏的記載,是“元、成之間,褚先生補缺,作《武帝紀》、《三王世家》、《龜策》、《日者傳》,言辭鄙陋,非遷本意也。”因此之故,《後漢書·班彪傳》記載說,“武帝時,司馬遷著《史記》,自太初以後,闕而不錄,後好事者頗或綴集時事,然多鄙俗,不足以踵繼其書。” [42]班斿曾得朝廷所賜“密書之副”,應當包括《史記》。[43]從《漢書·藝文志》、《後漢書·班彪傳》等記載來看,班彪所見到的《史記》也缺十篇。因此,班彪從西北回到京城之後,就開始潛心於《史記》的續補工作。其所以續補《史記》有兩點考慮,一是《史記》僅僅記錄到漢武帝朝,是不完全的史書,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對《史記》的不滿:“至於采經摭傳,分散百家之事,甚多疏略,不如其本,務欲以多聞廣載爲功,論議淺而不篤。其論術學,則崇黄老而薄《五經》;序貨殖,則輕仁義而羞貧窮;道游俠,則賤守節而貴俗功:此其大敝傷道,所以遇極刑之咎也。” [44]

  這一觀點也完全爲班固所繼承下來,他在寫作《司馬遷傳》時,稱司馬遷“是非頗謬於聖人”。因此,他寫作《典引》,就是以司馬相如《封禪文》爲範本,“光颺大漢,軼聲前代”。其實,《典引》對於“兩司馬”的評價不完全是個人的私評,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西漢後期至東漢前期的思想傾向。颺雄對司馬相如評價甚高,甚至認爲“司馬長卿賦不似從人間來”。他初到京城所作的《甘泉》、《河東》、《長楊》、《羽獵》等四大賦,就是模仿司馬相如而變其本加其厲,從而得到了成帝的重視。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西京雜記》說:“廊廟之下,朝廷之中,高文典冊用相如。”因爲這樣的作品,迎合了統治者的需求,因而在兩漢始終得到高度的重視,就不難理解了。

注釋:

  [1] 《史記·司馬相如列傳》,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頁2999。

  [2] 王觀國《學林》,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頁219。

  [3] 《日知錄集釋》卷二十七,石家莊,花山文藝出版社,1991年,頁1204

  [4] 以上諸說詳見高步瀛氏《文選李注義疏》,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頁1624。

  [5] 《漢書·颺雄傳讚》,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頁3583。

  [6] 《漢書·司馬遷傳讚》,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頁2738。

  [7] 《隋書·儒林傳》,北京,中華書局,1973年,頁1722。

  [8] 《史通通釋》卷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頁256。

  [9] 《漢書·司馬相如傳注》,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頁2576。

  [10] 《漢書補注》,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頁1185。

  [11] 何沛雄文章見《漢魏六朝賦論集》,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0年。

  [12] 簡宗梧文章見《漢賦史論》,台北,東大圖書股份公司,1993年。

  [13] 《漢書·東方朔傳》,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頁2847。

  [14] 見《史記·蕭相國世家》,北京,中華書局,1982,頁2018。

  [15] 《漢書·颺雄傳》,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頁3541。

  [16] 收入“長安古蹟叢書”,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年。

  [17] 其中有些建築更修築於元光之後,如建章宮就始建於太初元年,見《史記·封禪書》。

  [18] 何清穀《三輔黄圖校注》,西安,三秦出版社,1998年,頁216。

  [19] 《史記·大宛列傳》,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頁3173。

  [20] 詳見林梅村《古道西風》的相關論述,北京,三聯書店,2000年。

  [21] 《資治通鑒》卷三十五,北京,中華書局,1956年,頁1123。

  [22] 《漢書·武帝紀》,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頁156頁。

  [23] 宋王益之《西漢年紀》卷十,叢書集成本。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年,頁133和156。

  [24] 見《漢書·武帝紀》,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頁157。

  [25] 見《漢書·竇田灌韓傳》,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頁2379。

  [26] 見《漢書·萬石衛直周張傳》,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頁2195。

  [27] 見《史記·屈原賈生列傳》,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頁2492。

  [28] 徐幹《中論·曆數》,成都,巴蜀書社,1999年,頁196。

  [29] 《漢書·律曆志》,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頁974。

  [30] 已收入吳九龍編《銀雀山漢簡釋文》,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頁233。

  [31] 參見羅福頤《臨沂漢簡概述》,《文物》1974年第4期。

  [32] 《後漢書·和帝紀》注:“武帝元光元年,董仲舒初開其議,詔郡國擧孝廉各一人。”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頁180。各郡國察擧人數見《通典》卷十三考證。

  [33] 《平津館叢書·漢官七種》,光緒十一年刊本。

  [34] 《漢書·禮樂志》,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頁1031。而《漢書·郊祀志》“(武帝)六年,竇太後死,其明年,征文學之士。”稍與此異。按《漢書補注》以爲董仲舒之對策始於建元元年,《元光元年之對策》爲第二次,《漢書·武帝紀》以爲本年“董仲舒、公孫弘等出焉”之說不確。其說極是。

  [35] 《漢書·董仲舒傳》,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頁2495。

  [36] 朱一新《無邪堂答問》,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頁81。

  [37] 《漢書·元帝紀》,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頁277。

  [38] 《漢書·淮南衡山濟北王傳》,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頁2145

  [39] 《史記·自序》,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頁3318。

  [40] 《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頁3596。

  [41] 《文選》卷四十八,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頁682。

  [42] 《後漢書·班彪傳》。根據李賢注,所謂“好事者”,系指颺雄、劉歆、陽城衛、褚少孫、史孝山等人。

  [43] 王充曾師從班彪,對《史記》較熟。《論衡》征引前漢之事,很多地方依據的就是《史記》。如《命祿篇》:“太史公曰:‘富貴不違貧賤,貧賤不違富貴。’”然黄暉校釋:“未知何出。”又《幸偶篇》:“故太史公爲之作傳。邪人反道而受恩寵,與此同科,故合其名謂之《佞幸》。”

  [44] 參見拙文《班固<典引>及其舊注平議》,載《文選與文選學》,北京,學苑出版社,2003年,頁337。
《文史》2008年第2輯(總83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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