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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 4284 次 历史版本 2个 创建者:幽洛 (2010/11/28 13:11:02)  最新编辑:石头飞扬 (2011/5/2 23:07:49)
譚嗣同
譚嗣同
譚嗣同
  
 
  譚嗣同(1865—1898),漢族,湖南瀏陽人,是中國近代資產階級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維新志士。他主張中國要強盛,隻有發展民族工商業,學習西方資產階級的政治制度。公開提出廢科擧、興學校、開礦藏、修鐵路、辦工廠、改官制等變法維新的主張。寫文章抨擊清政府的賣國投降政策。1898年變法失敗後被殺,年僅三十三歲,爲世稱“戊戌六君子”之一。
 
 
 

 

個人簡介

 
  譚嗣同,字複生,號壯飛,又號華相眾生、東海褰冥氏、廖天一閣主等

  出生日期:1865年3月10日

  犧牲日期:1898年9月28日

  民族:漢族

  祖籍:湖南瀏陽

  故居:湖南省瀏陽市大夫第

  出生:北京宣武城南孏眠胡同邸第

  父親:清末湖北巡撫譚繼洵

  母親:徐五緣

  其他:善文章,好任俠,長於劍術。

  北京半截胡同41號的瀏陽會館(莽蒼蒼齋)是他在朝爲官時的故居,也是在這里被清政府逮捕。

  著名維新派人物,戊戌六君子之一。1898年參加戊戌變法。變法失敗後,於1898年9月28日在北京宣武門外的菜市口刑場英勇就義。同時被害的維新人士還有林旭、楊深秀、劉光第、楊銳、康廣仁。六人並稱“戊戌六君子”。

  代表著作《仁學》,後人將其著作編爲《譚嗣同全集》。

  其候刑時,曾有一首題壁詩:“望門投止憐張儉,直諫陳書愧杜根。手擲歐刀仰天笑, 留將公罪後人論。”後來此詩被梁啟超看到後,知道這個是譚嗣同在諷刺自己,所以梁啟超將其篡改,變成:“望門投止思張儉,忍死須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昆崙。”

人物生平


  譚嗣同的父親譚繼洵曾任清政府戶部郎中、甘肅道台、湖北巡撫等職。生母徐氏出身貧寒,作風勤樸,督促譚嗣同刻苦學習。10歲時,嗣同拜瀏陽著名學者歐陽中鵠爲師。在歐陽中鵠的影響下,他對王夫之的思想發生了興趣,受到了愛國主義的啟蒙。他讀書務求廣博,好講經世濟民的學問,文章寫得很有才華。他對傳統的時文八股非常反感,在課本上寫下“豈有此理”幾個字。他仰慕那些鋤強濟弱的草莽英雄,曾和當時北京的一個“義俠”大刀王五結交,二人成爲生死不渝的摯友。

  1877年,在瀏陽,他又師塗啟先,系統學習中國的典籍,開始接觸算學、格致等自然科學。此後又到蘭州,在他父親的道署中讀書。

  1884年,他離家出走,游曆直隸(今河北)、甘肅、新疆、陝西、河南、湖北、江西、江蘇、安徽、浙江、山東、山西等省,觀察風土,結交名士。勞動人民反封建鬥爭精神的濡染,開闊了他的視野,使他的思想富於鬥爭性。1888年,他在著名學者劉人熙的指導下開始認真研究王夫之等人的著作,汲取其中的民主性精華和唯物色彩的思想,同時又廣爲蒐羅和閱讀當時介紹西方科學、史地、政治的書籍,豐富自己。

  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爆發。由於清政府的腐敗無能和妥協退讓。

  中國戰敗,簽訂了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1895年5月2日,康有爲聯合在京參加會試的1000多名擧人上書清政府,要求拒和、遷都、變法。深重的民族災難,焦灼着譚嗣同的心,他對帝國主義的侵略義憤填膺,堅決反對簽訂和約,對清政府“竟忍以四百兆人民之身家性命一擧而棄之”的妥協行徑極爲憤慨。在變法思潮的影響下,開始“詳考數十年之世變,而切究其事理”,苦思精研挽救民族危亡的根本大計。他感到“大化之所趨,風氣之所溺,非守文因舊所能挽回者”,必須對腐朽的封建專制制度實行改革,才能救亡圖存。

  1897年夏秋間,寫成重要著作《仁學》,它是維新派的第一部哲學著作。他認爲物質性的“以太”是世界萬物存在的基礎,世界萬物處於不斷運動變化之中,而變化的根源在於事物的“好惡攻取”、“異同生克”。他把“以太”的精神表現規定爲“仁”,而“仁”的内容是“通”,“通之象爲平等”,“仁――通――平等”是萬物的發展法則,是不可抗拒的規律。他在這部著作中,憤怒地抨擊了封建君主專制所造成的“慘禍烈毒”和三綱五常對人性的摧殘壓抑。指出,封建綱常禮義完全是那些獨夫民贼用作統治的工具,特别是君臣一倫,更是“黑暗否塞、無複人理”。因此,對於那些昏暴的專制君主,不僅可以不爲其盡忠死節,而且可以“人人得而戮之”。1898年初,接受了傾向維新的湖南巡撫陳寶箴的邀請,回到湖南協助擧辦新政。他首先加強了時務學堂中維新派力量。自己擔任了分教習,又安排唐才常任中文教習,協助任總教習的梁啟超,在教學中大力宣傳變法革新理論,“所言皆當時一派之民權論,又多言清代故實,臚擧失敗”。孔子改制、平等、民權等學說由此而乘風颺波,日益恢張。他還把《明夷待訪錄》、《颺州十日記》等含有民族主義意識的書籍發給學生,向他們灌輸革命意識,使時務學堂真正成了培養維新志士的機構。

  1898年3月,他又與唐才常等人創建了維新團體南學會。南學會以聯合南方各省維新力量,講求愛國之理和救亡之法爲宗旨,“演說萬國大勢及政學原理”。爲了加強變法理論的宣傳,他還創辦了《湘報》,作爲南學會的機關報,由他任主筆。由於對湖南新政的盡力,使他以“新政人才”而聞名。光緒《明定國是詔》後

  不久,就有人向光緒帝推薦譚嗣同,光緒帝同意召見。8月21日,他抵北京。9月5日,光緒下詔授給他和林旭、劉光弟、楊銳四品卿銜,參預新政。次日,光緒又召見他,表示自己是願意變法的,隻是太後和守舊大臣阻撓而無可奈何,並說:“汝等所欲變者,俱可隨意奏來,我必依從。即我有過失,汝等當面責我,我必速改。”光緒帝變法的決心和對維新派的信賴使譚嗣同非常感動,覺得實現自己抱負的機會已經在握。他參政時,維新派與頑固派的鬥爭已是劍拔弩張。慈禧太後等人早有密謀,要在10月底光緒帝去天津閱兵時發動兵變,廢黜光緒帝,一擧撲滅新政。9月18日,譚嗣同夜訪袁世凱,要袁帶兵入京,除掉頑固派。袁世凱假惺惺地表示先回天津除掉榮祿,然後率兵入京。袁世凱於20日晚趕回天津,向榮祿告密,榮祿密報西太後。21日,西太後發動政變。慈禧連發諭旨,捉拿維新派。他聽到政變消息後並不驚慌,置自己的安危於不顧,多方活動,籌謀營救光緒帝。但措手不及,計劃均告落空。在這種情況下,他決心以死來殉變法事業,用自己的犧牲去向封建頑固勢力作最後一次反抗。譚嗣同把自己的書信、文稿交給梁啟超,要他東渡日本避難,並慷慨地說:“不有行者,無以圖將來,不有死者,無以召後起。”日本使館曾派人與他聯繫,表示可以爲他提供“保護”,他毅然回絕,並對來人說:“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今日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國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請自嗣同始。”24日,譚嗣同在瀏陽會館被捕。在獄中,意態從容,鎮定自若,寫下了這樣一首詩:“望門投止思張儉,忍死須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昆崙”。9月28日,他與其他5位志士英勇就義於北京宣武門外菜市口。當他們被殺時,刑場上觀看者上萬人。他神色不變,臨終時還大聲說:“有心殺贼,無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充分表現了一位愛國志士舍身報國的英雄氣概。1899年,他的遺骸運回原籍,葬在湖南瀏陽城外石山下。墓前華表上挽聯寫道:“亙古不磨,片石蒼茫立天地;一巒挺秀,群山奔赴若波濤。”其著作編爲《譚嗣同全集》。

文獻資料

流傳詩句

  詩選(“四萬萬人齊下淚”“我自横刀向天笑”) 有 感

  世間無物抵春愁,

  合向蒼昊一哭休①。

  四萬萬人齊下淚,

  天涯何處是神州②!

  這首詩寫於中日甲午戰爭之後的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中日簽訂《馬關條約》割讓台灣以後的一周年。

  注:

  ① 抵:抵銷、抵擋。合:應當。蒼昊:蒼天。

  ② 神州:指中國。

  獄中題壁

  望門投止思張儉,

  忍死須臾待杜根。

  我自横刀向天笑,

  去留肝膽兩昆崙!

  說明:

  望門投止看到人家就去投宿,形容在逃亡途中的惶急情狀。

  張儉東漢末年高平人,因彈劾宦官侯覽,被反誣結黨營私,被迫逃亡。人們看重他的聲望品行,都冒着危險接納他。

  這一句是設想逃亡中的康、梁等人一定會受到人們的救護。

  忍死須臾待杜根這里作者以忍死的杜根自比。杜根:東漢安帝時郎中,因要求臨朝聽政的鄧太後還政於皇帝,觸怒太後,被命摔死,因執行人手下留情,鄧太後不放心,派人來檢查,杖根裝死達三天,眼中生蛆。太後相信他已死,不再檢查。杜根終於逃亡隱伏酒肆,鄧太後死後,複官爲侍御史。

  “去留肝膽兩昆崙”是譚嗣同譚哥臨刑之前抒發的絕唱。意謂是我生爲變法而生,死爲變法而死,一生一死是一副忠肝義膽,像昆崙那樣高聳譚哥生如昆崙,死如昆崙。“譚在獄中,意氣自若,終日繞行室中,拾地上煤屑,就粉牆作書,問何爲?笑曰:作詩耳。”(黄浚:《花隨人聖庵摭憶》,見楊廷福《譚嗣同年譜》,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18頁。)

譚嗣同傳


  作者:梁啟超

原始文章

  今年四月,定國是之詔既下,君以學士徐公致靖薦被征。適大病不能行,至七月乃扶病入覲,奏對稱旨。皇上超擢四品卿銜軍機章京,與楊銳、林旭、劉光第同參預新政,時號爲軍機四卿。參預新政者,猶唐宋之參知政事,實宰相之職也。皇上欲大用康先生,而上畏西後,不敢行其志。數月以來,皇上有所詢問,則令總理衙門傳旨,先生有所陳奏,則著之於所進呈書之中而已。自四卿入軍機,然後皇上與康先生之意始能少通,銳意欲行大改革矣。而西後及贼臣忌益甚,未及十日,而變已起。

  初,君之始入京也,與言皇上無權、西後阻撓之事,君不之信。及七月二十七日,皇上欲開懋勤殿設顧問官,命君擬旨,先遣内侍持曆朝聖訓授君,傳上言康熙、乾隆、鹹豐三朝有開懋勤殿故事,令查出引入上諭中,蓋將以二十八日親往頤和園請命西後雲。君退朝,乃告同人曰:“今而知皇上之真無權矣。”至二十八日,京朝人人鹹知懋勤殿之事,以爲今日諭旨將下,而卒不下,於是益知西後與帝之不相容矣。二十九日,皇上召見楊銳,遂賜衣帶詔,有“朕位幾不保,命康與四卿及同志速設法籌救”之詔。君與康先生捧詔慟哭,而皇上手無寸柄,無所爲計。時諸將之中,惟袁世凱久使朝鮮,講中外之故,力主變法。君密奏請皇上結以恩遇,冀緩急或可救助,詞極激切。八月初一日,上召見袁世凱,特賞侍郎。初二日複召見。初三日夕,君徑造袁所寓之法華寺,直詰袁曰:“君謂皇上何如人也?”袁曰:“曠代之聖主也。”君曰:“天津閱兵之陰謀,君知之乎?”袁曰:“然,固有所聞。” 君乃直出密詔示之曰:“今日可以救我聖主者,惟在足下,足下欲救則救之。”又以手自撫其頸曰:“苟不欲救,請至頤和園首僕而殺僕,可以得富貴也。”袁正色厲聲曰:“君以袁某爲何如人哉?聖主乃吾輩所共事之主,僕與足不同受非常之遇,救護之責,非獨足下,若有所教,僕固願聞也。”君曰:“榮祿密謀,全在天津閱兵之擧,足下及董、聶三軍,皆受榮所節制,將挾兵力以行大事。雖然,董、聶不足道也,天下健者惟有足下。若變起,足下以一軍敵彼二軍,保護聖主,複大權,清君側,肅宮廷,指揮若定,不世之業也。”袁曰:“若皇上於閱兵時疾馳入僕營,傳號令以誅奸贼,則僕必能從諸君子之後,竭死力以補救。”君曰:“榮祿遇足下素厚,足下何以待之?”袁笑而不言。袁幕府某曰:“榮贼並非推心待慰帥者。昔某公欲增慰帥兵,榮曰:‘漢人未可假大兵權。’蓋向來不過籠絡耳。即如前年胡景桂參劾慰帥一事,故乃榮之私人,榮遣其劾帥而已查辦,昭雪之以市恩;既而胡即放寧夏知府,鏇升寧夏道。此乃榮贼心計險極巧極之處,慰帥豈不知之?”君乃曰:“榮祿固操莽之才,絕世之雄,待之恐不易易。”袁怒目視曰:“若皇上在僕營,則誅榮祿如殺一狗耳。”因相與言救上之條理甚詳。袁曰:“今營中鎗彈火藥皆在榮贼之手,而營哨各官亦多屬舊人。事急矣!既定策,則僕須急歸營,更選將官,而設法備貯彈藥則可也。”乃丁寧而去,時八月初三夜漏三下矣。至初五日,袁複召見,聞亦奉有密詔雲。至初六日變遂發。

  時餘方訪君寓,對坐榻上,有所擘劃,而抄捕南海館(康先生所居也)之報忽至,鏇聞垂簾之諭。君從容語餘曰:“昔欲救皇上既無可救,今欲救先生亦無可救,吾已無事可辦,惟待死期耳。雖然,天下事知其不可而爲之,足下試入日本使館,謁伊藤氏,請致電上海領事而救先生焉。”餘是夕宿日本使館,君竟日不出門,以待捕者。捕者既不至,則於其明日入日本使館與餘相見,勸東游,且擕所著書及詩文辭稿本數冊家書一篋托焉。曰:“不有行者,無以圖將來;不有死者,無以酬聖主。今南海之生死未可蔔,程嬰杵臼,月照西鄉,吾與足下分任之。”遂相與一抱而别。初七八九三日,君複與俠士謀救皇上,事卒不成。初十日遂被逮。被逮之前一日,日本志士數輩苦勸君東游,君不聽。再四強之,君曰:“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今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國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請自嗣同始!”卒不去,故及於難。

  君既系獄,題一詩於獄壁曰:“望門投宿思張儉,忍死須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昆崙。”蓋念南海也。以八月十三日斬於市,春秋三十有三。就義之日,觀者萬人,君慷慨神氣不少變。時軍機大臣剛毅監斬,君呼剛前曰:“吾有一言!”剛去不聽,乃從容就戮。嗚呼烈矣!

翻譯文章

  今年四月,決定國家大計的詔書已經下達,譚嗣同由於學士徐致靖的推薦,被光緒皇帝宣召,恰巧生大病,不能去。到七月,譚嗣同才帶病進見皇帝,他回答的話很合皇帝的心意,皇上破格提升他,賞賜四品卿的官銜,做軍機處辦理文書的官,和楊銳、林旭、劉光第共同參預新政,當時號稱“軍機處四大臣”。參預新政的人,就像唐、宋的“參知政事”,實際上是宰相的職位。皇上想重用康有爲先生,可是皇上害怕西太後,不敢實行自己的意旨。幾個月以來,皇上有什麼事情要詢問,就命令總理衙門傳達聖旨,康先生有什麼事情要陳述啟奏,就隻能寫在呈給皇帝的奏書里。自從四大臣進入軍機處以後,皇上和康先生的意見才能略微溝通,皇上決心要進行大改革了。可是西太後和那些反對變法維新的頑固派的忌恨也更加深了,不到十天,戊戌政變就發生了。

  當初,譚嗣同剛進京時,有人同他說皇上無權、西太後阻撓變法的事,譚嗣同不相信。到了七月二十七日,皇上想要開懋勤殿,設顧問官,命令他起草詔書,先派太監拿了曆代皇帝的遺訓給他,傳達皇上的話,說康熙、乾隆、鹹豐三代皇帝都有開懋勤殿設顧問官的先例,要他查出來寫在詔書中,原來皇上將要用這些材料於二十八日親自到頤和園向西太後請示。他退朝回來,就告訴共事的人說:“今天才知道皇上真的沒有權。”到了二十八日,朝廷里人人都知道要開懋勤殿的事,認爲今天聖旨就能下達,但終於設有下達,於是更加知道西太後與光緒帝不相容了。二十九日,皇上召見楊銳,於是想給他密詔,上面有我的皇位將近不保,命令康有爲與軍機四大臣以及志同道合的人火速設法籌劃營救的話。譚嗣同和康先生捧着密詔痛哭,但皇上手中沒有一點權柄,沒有什麼辦法。當時許多將領當中,隻有袁世凱長期出使朝鮮,研究過中國和外國強弱不同的原因,極力主張變法,譚嗣同就祕密上奏,請皇上拿優厚的待遇聯絡他,希望危急時刻或許能救助皇上,言詞十分激昂迫切。八月初一日,皇上召見袁世凱,特别賞賜侍郎的官銜。初二日,又召見袁世凱。初三日晚上,譚嗣同直接到袁世凱所居住的法華寺,直接問袁世凱:“您認爲皇上是怎樣一個人?”袁世凱說:“是一代少有的賢明君主呀。”譚嗣同說:“天津閱兵的陰謀,您知道嗎,”袁世凱說:“是的,確實聽到過一些傳聞。”譚嗣同於是直接拿出密詔給他看,說:“現在可以救助我們聖主的,隻有你了,你如果想救就救救他!”又用手摸着自己的脖子說:“如果不想救,就請你到頤和園告發我,並殺了我,你可以憑借這得到富貴了。”袁世凱聲色俱厲地說:“你把我袁某當成什麼人了?聖主是我們共同事奉的君主,我和你同樣受到非同一般的恩遇,救護的責任不僅在你。如果有什麼指教,我自然願意聽的。”譚嗣同說:“榮祿的陰謀,全在於天津閱兵的擧動,你和董福祥、聶士成三支軍隊,都受榮祿的指揮調遣,將要用兵力挾持皇上逼他退位。雖然這樣,董福祥、聶士成不值得一提,天下的英雄豪傑隻有你。如果事變發生,你用一支部隊抵擋他們二支軍隊,保護皇上,恢複大權,肅清君主周圍的壞人,整肅宮廷里的秩序,指揮起來鎮定自若,這是當世無比的事業啊。”袁世凱說:“如果皇上在閱兵時快速馳入我的軍營,傳下號令來誅滅奸贼,那麼我一定能緊隨你們之後,竭盡一切力量來拯救。”譚嗣同說:“榮祿待你一向優厚,你用什麼對付他?”袁世凱笑着不說話。袁世凱慕府里一個人說:“榮贼並不是推心置腹地對待慰帥,過去有人要增加慰帥的兵力,榮贼說:‘漢人不可給他大兵權。’他不過一向籠絡慰帥罷了。就像前年胡景桂彈劾慰帥一事,胡景桂是榮贼的親信,榮贼指使他彈劾慰帥,而自己來查辦,洗清冤情來顯示對慰帥的恩德。不久,胡景桂就委任寧夏知府,隨即升爲寧夏道,這是榮贼極其陰險奸詐的地方,慰帥難道不知道他!”譚嗣同於是說:“榮祿本是曹操、王莽似的人物。當代少有的奸雄,對付他恐怕不容易。”袁世凱怒目而視說:“如果皇上在我的軍營,那麼殺榮祿就像殺一條狗罷了。”於是互相詳細地研究了救皇上的打算。袁世凱說:“現在軍營中鎗彈火藥都在榮祿的手里,而營、哨各宮員,也多屬於舊黨人員,事情緊急了,既然已經確定計劃,那麼我必須急送回營,另選將官,並設法准備貯存彈藥,就可以了。”於是再三囑咐袁世凱,就離開了。當時是八月初三日夜晚,三更天了。到了初五那天,袁世凱又被召見,聽說也接到祕密詔書了。到初六日,政變就發生了。

  當時,我正在譚嗣同的寓所拜訪他,相對坐在榻上,籌劃着救助皇上的辦法,可是蒐查康有爲住處,逮捕康有爲的消息忽然傳到,不久,又聽說西太後垂簾聽政的詔書。譚嗣同從容地告訴我說:“以前想救皇上,已經無法可救,現在想救康先生,也已經無法可救。我已經沒有事可做,隻有等待死期了!雖然這樣,天下事情知道它不可能卻要做它。您試着進入日本大使館,拜見伊藤先生,請他發電報給上海領事來救護康先生吧。”我這個晚上就住在日本使館,譚嗣同整天不出門,等待逮捕他的人。逮捕的人結果沒有來,就在那第二天,進入日本使館,和我相見,勸我去日本,並且擕帶了他所著的書和詩文辭稿本數冊。家信一箱,托付給我。說:“沒有出走的人,就沒有辦法謀取將來的事,沒有犧牲的人,就沒有辦法報答賢明君主。現在康先生的生死不能預料,程嬰杵臼、月照西鄉,我和您分别充當他們。”於是互相擁抱一下就分别。初七、八、九三天,譚嗣同又和俠士們商議救護皇上,事情終於沒有成功。初十日,就被捕了。被捕的前一天,有幾位日本志士苦苦勸他去日本,譚嗣同不聽;再三勸他,他說:“各國變法,沒有不經過流血就成功的,現在中國沒聽說有因變法而流血犧牲的人,這是國家不富強的原因啊。有流血犧牲的,請從我譚嗣同開始吧。”終於沒有離去,所以遭了禍。

  譚嗣同已經囚在監獄里,……在八月十三日這天,在刑場上被害,享年三十三歲。就義的那天,圍觀的達萬人,譚君慷慨激昂,神情沒有絲毫改變。當時軍機大臣剛毅監斬,譚君喊剛毅上前來說:“我有句話……”剛毅走開不聽,於是從容就義。啊!壯烈呀!

友人評價


  梁啟超評譚嗣同:晚清思想界的彗星

  晚清思想界有一彗星,曰瀏陽譚嗣同。嗣同幼好爲駢體文,緣是以窺“今文學”,其詩有“汪(中)魏(源)龔(自珍)王(闓運)始是才”之語,可見其向往所自。又好王夫之之學,喜談名理。自交梁啟超後,其學一變。

  自從楊文會聞佛法,其學又一變。嚐自裒其少作詩文刻之,題曰《東海褰冥氏三十以前舊學》,示此後不複事此矣。其所謂“新學”之著作,則有《仁學》,亦題曰“台灣人所著書”,蓋中多譏切清廷,假台人抒憤也。書成,自藏其稿,而寫一副本畀其友梁啟超;啟超在日本印布之,始傳於世。《仁學自叙》曰:“吾將哀號流涕,強聒不舍,以速其沖決網羅。沖決利祿之網羅,沖決俗學若考據若詞章之網羅,沖決全球群學群教之網羅,沖決君主之網羅,沖決倫常之網羅,沖決天之網羅。……然既可沖決,自無網羅;真無網羅,乃可言沖決。……”

  《仁學》内容之精神,大略如是。英奈端倡“打破偶像”之論,遂啟近代科學。嗣同之“沖決羅網”,正其義也。《仁學》之作,欲將科學、哲學、宗教冶爲一鑪,而更使適於人生之用,真可謂極大膽極遼遠之一種計劃。此計劃,吾不敢謂終無成立之望,然以現在全世界學術進步之大勢觀之,則以爲期尚早,況在嗣同當時之中國耶?嗣同幼治算學,頗深造,亦嚐盡讀所謂“格致”類之譯書,將當時所能有之科學知識,盡量應用。又治佛教之“唯識宗”、“華嚴宗”,用以爲思想之基礎,而通之以科學。又用今文學家“太平”、“大同”之義,以爲“世法”之極軌,而通之於佛教。嗣同之書,蓋取資於此三部分,而組織之以立己之意見,其駁雜幼稚之論甚多,固無庸諱,其盡脱舊思想之束縛,戛戛獨造,則前清一代,未有其比也。

  嗣同根本的排斥尊古觀念,嚐曰:“古而可好,則何必爲今之人哉!”(《仁學》卷上)對於中國歷史,下一總批評曰:“二千年來之政,秦政也,皆大盜也;二千年來之學,荀學也,皆鄉願也;惟大盜利用鄉願,惟鄉願工媚大盜。”(《仁學》卷下)當時譚、梁、夏一派之論調,大約以此爲基本,而嗣同尤爲悍勇,其《仁學》所謂沖決羅網者,全書皆是也,不可悉擧,姑擧數條爲例。

  嗣同明目張膽以詆名教,其言曰:“俗學陋行,動言名教,……以名爲教,則其教已爲實之賓,而決非實也。又況名者由人創造,上以制其下而下不能不奉之,則數千年三綱五常之慘禍酷毒由此矣。……如曰‘仁’,則共名也,君父以責臣子,臣子亦可反之君父,於箝制之術不便,故不能不有‘忠孝廉節’一切分别等衰之名。……忠孝既爲臣子之專名,則終不能以此反之,雖或他有所據,意欲詰訴,而終不敵忠孝之名爲名教之所尚。……名之所在,不惟關其口使不敢昌言,乃並錮其心使不敢涉想。……”

  嗣同對於善惡,有特别見解,謂“天地間無所謂惡,惡者名耳,非實也”,謂“俗儒以天理爲善,人欲爲惡,不知無人欲安得有天理”。彼欲申其“惡由名起”說,乃有極詭僻之論,曰:“惡莫大淫殺。……男女構精名淫,此淫名也。淫名亦生民以來沿習既久,名之不改,習謂爲惡。向使生民之始,即相習以淫爲朝聘宴饗之巨典,行諸朝廟,行諸都市,行諸稠人廣眾,如中國之長揖拜跪,西國之抱腰接吻,則孰知爲惡者?戕害生命名殺,此殺名也。然殺爲惡,則凡殺皆當爲惡。人不當殺,則凡虎狼牛馬雞豚,又何當殺者,何以不並名惡也?或曰,‘人與人同類耳’。然則虎狼於人不同類也,虎狼殺人,則名虎狼爲惡;人殺虎狼,何以不名人爲惡也?……”此等論調,近於詭辯矣,然其懷疑之精神,解放之勇氣,正可察見。

  《仁學》下篇,多政治談。其篇首論國家起原及民治主義(文不具引),實當時譚、梁一派之根本信條,以殉教的精神力圖傳播者也。由今觀之,其論亦至平庸,至疏闊。然彼輩當時,並盧騷《民約論》之名亦未夢見,而理想多與暗合,蓋非思想解放之效不及此。其鼓吹排滿革命也,詞鋒銳不可當。

  曰:“天下爲君主私產,不始今日,……然而有知遼、金、元、清之罪,浮於前此君主者乎?其土則穢壤也,其人則膻種也,其心則禽心也,則俗則毳欲也。逞其凶殘淫殺,攫取中原子女玉帛,……猶以爲未饜。錮其耳目,桎其手足,壓其心思,挫其氣節。……方命曰:此食毛踐土之分然也。夫果誰食誰之毛?誰踐誰之土?……”

  又曰:“吾華人慎毋言華盛頓、拿破崙矣,志士仁人,求爲陳涉、楊玄感,以供聖人之驅除,死無憾焉。若機無可乘,則莫若爲任俠(暗殺),亦足以伸民氣,倡勇敢之風。”此等言論,著諸竹帛,距後此“同盟會”、“光複會”等之起,蓋十五六年矣。

  《仁學》之政論,歸於“世界主義”,其言曰:“春秋大一統之義,天地間不當有國也。”又曰:“不惟發願救本國,並彼極盛之西國與夫含生之類,一切皆度之,……不可自言爲某國人,當平視萬國,皆其國,皆其民。”篇中此類之論,不一而足,皆當時今文學派所日倡道者。其後梁啟超居東,漸染歐、日俗論,乃盛倡褊狹的國家主義,慚其死友矣。

  嗣同遇害,年僅三十三,使假以年,則其學將不能測其所至。僅留此區區一卷,吐萬丈光芒,一瞥而逝,而掃盪廓清之力莫與京焉,吾故比諸彗星。

 

相關詩作


  破陣子.題譚嗣同

  ——詩酒仙

  書劍情懷家國,經綸抱負河山。

  縱馬風塵磨俠骨,對策朝堂礪鐵肩。興亡談笑間。

  碧血染紅青史,丹心照亮郊原。

  但得兆民醒百世,何憾人生三十三。名隨星火傳。

 

紀念文章


劍膽琴心譚嗣同

  在瀏陽乃至中國的歷史上,維新志士譚嗣同都是一個頂天立地的偉丈夫,他爲戊戌變法慷慨赴義的壯擧感召日月。但很多人都不知道,譚嗣同從少年時代起,就有“劍膽琴心”的雅號。 在才常路的“譚烈士專祠”里,曾經有一幅譚嗣同攝於南京的照片,那年他32歲,外穿月白色長衫,内着玄色武士裝,左手叉腰,右手持劍,濃眉俊目,閃閃似電,有一種立如山嶽、傲視死神的凛然正氣。譚嗣同短暫的一生中,兩劍三琴陪伴他度過了不少蒼茫歲月。

  劍是英雄膽 1865年,譚嗣同出生在京城,當時其父譚繼洵在京城爲官。譚嗣同自小心胸坦盪,爲人仗義,頗仰慕古代俠士,於是12歲時開始隨“通臂猿”胡七與“義俠”大刀王五學劍習武,當時與他形影不離的是一把“七星劍”。13歲時,譚嗣同第一次回到家鄉瀏陽,“大夫第”幽深的庭院里,他三更燈火讀書,聞雞起舞擊劍。市文化館潘信之老師在約百年後曾親眼見過那把“七星劍”,劍身較長,上面鑲嵌有7顆銅星,呈北鬥七星狀布列。大約在20歲左右的10年間,譚嗣同游曆了黄河上下、大江南北。“七星劍”是他旅途的忠實伴侶,伴隨着他壯游祖國山河,行程8萬餘里,足蹟遍布13省,結交義士,拜訪名家,大開眼界。特别是有一次譚嗣同仗劍策馬射獵,7晝夜行程1700多里,雖遇“髀肉狼藉”,但他仍然“怡然自樂”。壯游期間,譚嗣同意外地從兩個極其偏遠的地方,得到了他平生最崇敬的人物文天祥的兩件舊物:“蕉雨琴”與“鳳矩劍”,對這兩件寶物他珍愛如命。從此,他將“七星劍”留在“大夫第”,將“鳳矩劍”隨身佩帶,寸步不離。

  琴即英雄魄 中國古代文人修養講究“琴、棋、書、畫”四藝,更以琴列爲其首,歷史上許多著名的思想家、藝術家,如孔子、蔡邕、嵇康都以彈琴名世。譚嗣同也不例外,寂寥天地里,他舞劍撫琴瀟灑一生。在“譚烈士專祠”展覽廳里還有譚嗣同用過的“崩霆琴”的照片,琴身烏黑鋥亮,楷書“崩霆”清晰可見。據史料記載,某年盛夏,譚家宅院兩棵高約六丈的梧桐樹被雷霆劈倒其中一棵,譚嗣同以梧桐殘幹,制成兩架七弦琴,命名爲“殘雷”與“崩霆”,琴銘分别爲“破天一聲揮大斧,幹斷枝摺皮骨腐。縱作良材遇已苦,遇已苦,嗚咽哀鳴莽終古!”“雷經其始,我竟其工。是皆有益於琴而無益於桐。”而文天祥所留“蕉雨琴”的琴銘是“海沉沉,天寂寂,芭蕉雨,聲何急。孤臣淚,不敢泣!”1898年譚嗣同應詔赴京變法,時年34歲,和夫人李閏分别時,除了贈以《戊戌北上留别内子》一詩,據說他們夫婦在别離前夜,還對彈“崩霆琴”與“殘雷琴”依依惜别。北上時譚嗣同將“崩霆琴”與“殘雷琴”以及“鳳矩劍”帶在了身邊。多少年之後,不論是秋風颯颯還是春雨霏霏,在“大夫第”繞室徘徊,側耳傾聽,那屋宇棟梁間仿佛依然繚繞着他們那永不消逝的琴聲!

  血見英雄色 譚嗣同擕帶一劍二琴,爲拯救中華民族於亡國滅種之難,北上京城准備一展變法強國宏願,隻可惜舊勢力陰霾重重,“戊戌變法”百日而終。爲喚起民眾覺醒,譚嗣同舍身赴難,慷慨就義。本來譚嗣同有機會逃生,但在大刀王五等人勸他出逃時,他選擇了流血,並將“鳳矩劍”贈給了大刀王五,一代名器終不辱主。 “殘雷琴”現藏於故宮博物館,而“崩霆琴”從此不知下落。“殘雷琴”長119.8cm,肩寬19.3cm,尾寬13cm,爲落霞式,髹黑色光漆,背面軫池下方刻魏體書“殘雷”,其下刻琴銘,款題“譚嗣同作”,腹款刻“光緒十六年瀏陽譚嗣同複生甫監制”。光緒十六年爲公元1890年,譚嗣同時年25歲(一說此琴制於譚嗣同16歲時)。不知何故此琴後來到了一個叫錢君宜的人手里,並由他於1952年將此琴捐獻故宮博物館。在譚嗣同的手下,七弦琴已不是一般文人雅士休閑遣興之玩物,而是愛國志士劍戟交鳴的生命之歌。恰好在“崩霆”琴上有他肝膽相照的摯友唐才常的挽聯句:“忍不擕二十年刎頸交同赴泉台,漫贏將去楚孤臣簫聲嗚咽;甘永抛四百兆爲奴種長埋地獄,隻留得扶桑三傑劍氣摩空。”譚嗣同在北京就義後,尚有“七星劍”、“蕉雨琴”等遺物留存其故居“大夫第”,被李閏悉心封存保管在閣樓之上。上世紀60年代,縣文化館對瀏陽古樂進行搶救性保護,在征集古樂器時了解到,“土改”時譚家曾將部分譚嗣同遺物交由佃戶譚某保管。當時在文化館工作的潘信之老師說,工作人員多方輾轉,終於找到了譚某,不但在那里找到了24根銅制鳳簫,還找到了“七星劍”,但令人十分遺憾的是,譚某出於擔心將譚嗣同遺物埋在了地下,“蕉雨琴”已經腐爛成爲一堆木屑。“七星劍”由此被文化館收藏,潘信之老師於1965年調到外地工作,1981年重回文化館工作時卻再也見不到那把“七星劍”了。通過多方打聽,潘老師得知了“七星劍”遺失的過程:“文革”動盪中,縣花鼓劇團造反派一頭目闖進文化館,拿走了“七星劍”,經常佩帶在身招搖過市,用“七星劍”進行“文攻武鬥”,很多人都看見。但潘老師找此人詢問了幾次,此人始終不承認拿走了“七星劍”,在譚嗣同手中叱咤風雲的“七星劍”竟然就此不知下落。

譚嗣同與佛教


  在中國歷史上,有兩個人被譽爲“佛學彗星”,一個是東晉時期鳩摩羅什的弟子僧肇,他隻活了三十歲,但卻留下一部佛學經典之作《肇論》,奠定其在佛教史上不可撼動的地位;另一位是晚清的譚嗣同,他活了三十三歲,但卻賦佛學予現代的精神,如果說僧肇是“理論佛學”,那麼譚嗣同卻爲現代人開拓了“應用佛學”的領域,將佛法精神貫注於現實社會,使大乘佛教走出深深鎖居的圍牆,重現其剛健雄猛的精神。佛教不是圍簇於一堵紅牆之内,不是一片讓心靈逃亡的淨土,而是一種責任,一種不僅對於自己的生命,同時也對於他人生命的責任,這就是佛教的大乘精神。還記得人間的佛陀嗎?當他逃離王室,放棄權力與富貴之時,包納他那顆心的,是對生命無限的悲憫與愛。這種對眾生的悲憫與愛,就是責任。但是長期以來,號稱尊大乘的中國佛教,其實千百年來,卻多落於空談卻使人難以體察其大乘的精神,大乘的救度眾生成爲無可實現的一紙空言。譚嗣同即生於中華大地千百年來未嚐經歷之嚴峻時刻,外辱内亂,蹂躪着流離失所的黎民蒼生,而此間此刻,佛法的悲憫的關懷,體現在哪些佛教徒身上呢?擧目所望,誠令人大失所望,若佛法隻是一種心性上的象牙塔,而非體用於社會之改善,那麼其鼓吹的平等無差别,勢必成爲蒼白的字眼。譚嗣同正是於此種現狀下,揮舞佛學之劍,劈荆斬棘、勇往無前地開拓出一條指向社會人生的佛法之路。

  譚嗣同的彗星之路,並不在於他短暫的三十三歲的生命,更令人驚歎的是,他是直到生命的最後幾年進入佛學之殿堂。1896年,譚嗣同三十一歲,這年春於京城結識了吳雁舟、夏曾佑、吳季清等人,吳、夏諸人均爲一代佛學名宿,譚嗣同由此而傾心於佛學;同年夏,在南京認識著名近代佛學家楊文會居士,從楊文會學佛。譚嗣同曾說道:“吳雁舟先生嘉瑞爲餘學佛第一導師,楊仁山先生爲第二導師,乃大會於金陵,說甚深微妙之義,得未曾有。”譚嗣同雖學佛甚晚,然其爲學根基極其厚實,早年所學駁雜博深,孔孟墨莊、理學心學、耶教科學等無所不窺,及至學佛,方才可以佛學統攝諸學問,漸漸以佛學爲本,而引導其“仁學”之義理。譚嗣同學佛時間雖晚,然其以發宏願,以精進心而後來居上,雖然從楊文會學佛,總計不會一年有餘,而能遍覽三藏,尤其於法相、華嚴二宗最有心得。楊文會弟子,一代佛學宗師歐陽漸在回憶其師的文章中,列擧楊文會門下有大成就的佛學弟子,裒然首座者正是譚嗣同:“唯居士之規模弘廣,故門下多材。譚嗣同善華嚴,桂伯華善密宗,黎端甫善三論,而唯識法相之學有章太炎、孫少侯、梅擷芸、李證剛、蒯若木、歐陽漸等,亦雲夥矣。”

  佛學使譚嗣同學風丕然一變,然而早年所學,又使譚嗣同嚐試將佛學引導向社會之路,成爲近代佛學變革的急先鋒。在學佛之前,譚嗣同以儒家爲學,而以墨家爲行;從年輕時代始,譚嗣同便崇尚重“行”的墨家,他在《仁學·自序》中寫道:“吾自少至壯……私懷墨子摩頂放踵之志矣。”在《與唐紱丞書》中又說:“自惟年來挾一摩頂放踵之志,抱持公理平等諸說,長號索偶,百計以求伸,至爲墨翟、禽滑釐之徒之強聒不舍。”從墨子的“兼愛”到佛陀的“慈悲”、“眾生平等”,宗教與大哲們從來不是關起門來大談人生的終極之路,但歷史卻悄然使“慈悲”成爲一句無關痛癢的空話,而不是一種事實上的行動,隻是心靈上的安慰,而不是社會人生的大改造。譚嗣同決心來改變佛教在人心中出世、消極、與社會脱離的形象。

  及從楊文會學佛,譚嗣同也正逐漸地構築其理論的大廈。古今中外的種種學說真理,在其心中交匯奔騰激盪,但如百溪歸大海,大海就是博大淵深的佛學,而貫注其中的,是悲天憫人的博大胸懷。從譚嗣同發心學佛始,他便有一種強烈的預感,感知自己生命所剩下的時日不多,雖然當時他正值盛年。這種念頭常縈繞於心頭,使得譚嗣同更加勇猛精進地學習。在寫給恩師歐陽中鵠的信中,譚嗣同寫道:“於是重發大願,晝夜精持佛咒,不少間斷:一願老親康健,家人平安;二願師友平安;三知大劫將臨,願眾生鹹免殺戮死亡。”梁啟超在《仁學序》中記錄了譚嗣同爲學上的勤奮:“每共居,則促膝對坐一榻中,往複上下,窮天人之奧,或徹夜廢寢食,論不休。每十日不相見,則論事論學之書盈一篋。”良師益友與自己深思精進,譚嗣同開始構思並寫作最重要的一部著作:《仁學》。

  譚嗣同寫作《仁學》,正是他學佛最精進的那段時間,此書粗看時,甚覺揉雜,好像成了中外思想大雜燴一樣,孔、孟、老、莊、墨,禮、易、春秋公羊,周、張、陸、王、船山、梨洲等,加上西方天文、地理、生理、心理諸科學,幾何算學還有基督教等等,一時間讓人眼花了亂,其實細看時,便知全書思想乃是以佛學貫穿起來。譚嗣同稱其學爲“沖決網羅”之學:“網羅重重,與虛空而無極,初當沖決利祿之網羅,次沖決俗學若考據、若詞章之網羅,次沖決全球群學之網羅,次沖決君主之網羅,次沖決倫常之網羅,次沖決天之網羅,次沖決全球群教之網羅,終將沖決佛法之網羅。然真能沖決,亦自無網羅,真無網羅,乃可言沖決。”這是要對古今學術來一次價值的重估,其深邃的見識與雄渾的膽魄,使人不得不相信,如果不是譚嗣同英年早逝的話,那麼他的學術成就,絕對不會在康有爲與梁啟超之下。然而,即便隻是這部《仁學》,譚嗣同亦足以在中國近代史上留下他才氣縱横的一筆。更重要的是,《仁學》與譚嗣同之死交相輝映,構築着一個偉大的人格象征,這,便是真正立足於中國大地的精神。

瀏陽河與譚嗣同


  瀏陽河,一本古老的書,一幅滄桑的畫。風和日麗,鳥語花香,我們漫步瀏陽河畔的譚嗣同祠,聞着墨香,貼着文脈,用心靈感悟大自然的神奇造化,用腳步輕叩歷史先賢的名河之蹤,萬般情思隨波盪漾。祠中梁啟超手書的“民國先覺”横匾,令人肅然起敬。兩側乃康有爲的挽聯,其間爲譚嗣同照片,左手叉腰,右手持劍,濃眉峻目,閃閃似電,一派立山嶽傲死神的凛然正氣。

  瀏陽河帶着遠古精魂奔騰着。也許是它百摺不回、勇往直前的精神,釀就了譚嗣同變法維新的驚世之作。

  河水奔流到光緒二十四年九月二十八日,北京菜市口,譚嗣同面對萬人疾呼:“有心殺贼,無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大刀一閃,血光如炬,直沖九天,中國的歷史長空留下一道氣壯山河的彩虹。

  瀏陽河水聲喋喋,如訴如歌。譚嗣同生命的意義,有如這萬古不息的河水。他出身官宦人家,本可倚紅偎翠,行樂市井,可有着瀏陽河“變革”基因的他,偏偏遇上了一個“我以我血薦軒轅”的時代。面對山河破碎,譚嗣同矢志變法,救民於水火。1896年7月,譚嗣同深思精進撰成5萬字巨著《仁學》,構建了中國變法的全新理論體系。《仁學》博采《論語》《禮記》《莊子》《史記》等儒、佛、道、墨改革之長,廣納西方民主、自由、人權等變革之道,提出“酌取西法,以補吾中國古法之亡”,被中國思想界譽爲“駭俗之文”、“人權宣言”。

  《仁學》之後,譚嗣同開始了變法的實踐活動。1897年,譚嗣同創辦時務學堂,興建瀏陽文廟算學館,出版《湘學新報》,廣傳維新思想。譚嗣同說:“民爲本,君爲末。如果君主驕淫縱欲,不能替天下辦事,老百姓就有權廢掉他。實行變法,就是要廢掉君主專制,還政於民,這才是救國的根本之道!”康有爲從譚嗣同的“澄清天下之志”看到了湖湘文化的魅力,揮毫留下“複生奇男子,神劍吐光瑩”的詠譚絕唱。歐陽中鵠感慨萬分:中國有救了,自己的學生不就是一道民族複興的曙光嗎?

  然而,救亡圖存是一條血腥之路,就像故鄉的瀏陽河,要彎多少道灣?光緒二十四年六月,譚嗣同受光緒帝召進京推行新政,慈禧盛怒。九月二十一日,慈禧囚光緒帝於瀛台,下令捕殺新黨。梁啟超力勸譚嗣同出走,譚曰:“不有行者無以圖將來,不有死者無以酬聖主。”京師大俠王五複勸譚嗣同改變初衷,譚擲地有聲:“各國變法無不以流血而成。今日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國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請自嗣同始!”二十四日,譚嗣同因袁世凱告密被捕,留下生命絕唱:望門投止思張儉,忍死須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昆崙。”二十八日就義,由瀏陽會館長班李鳳池收留遺體。次年魂歸故里,葬於瀏陽牛石鄉翟水村,墓聯雲:“亙古不磨,片石蒼茫立天地;一巒挺秀,群山奔赴若波濤。”

謁譚嗣同墓


  正是在青山綠水之間,臥着一個年輕的靈魂。

  我來的時候,陽光燦爛,綠草如茵。我來的時候,一百年的歲月隔在我們之間,這個國度里,許多東西發生了變化,許多東西依然如故。我是來祭拜一位烈士,他的受難,賦予中國近代第一次偉大的變革以純潔的品格;我來探尋一方水土,這片土地,孕育出“掃盪桎梏,沖決羅網”般的中國自己的人權宣言。

  譚嗣同的墓在瀏陽郊區,一路上,陪同我的是譚嗣同的侄孫譚恒旭先生,譚先生告訴我,由於譚嗣同墓地偏遠,一般旅游者不會前來,所以反倒還讓主人擁有了一分寧靜。

  半山坡上的烈士墓,造型不同於一般的墓地。上下兩段圓弧狀的石板組成眼睛狀的圍欄,拱衛着烈士的屍骨。墓的面積不大,其表面用指頭大小的卵石一顆顆地鑲嵌而成。百年風雨,卵石已經變成了黑土的顏色,遠遠看去,渾然一體,隻有走到近處,才會發現個中奧祕。墓後是三塊相對獨立又合在一起的雪白的碑石。最右邊的輔碑寫着立碑的時間:“光緒二十七年辛醜夏”。中間的主碑寫着:“清故中憲大夫譚公複生之墓”。最左邊的輔碑則寫着立碑人的姓名:“兼祧子譚煒立”。譚恒旭先生詳細地向我解釋了三塊碑石的情況。關於立碑的時間,是在烈士遇難以後的第三年。其實,在譚嗣同死後的第二年,也就是1898年(光緒二十五年)譚氏家族就將他的屍骨收斂埋葬。但是,後黨勢力猖獗一時,對維新人士繼續采取高壓手段。爲了避禍,譚家沒敢立碑。直到1901年義和團之亂以後,清廷被迫更弦易轍,出現改革動向,譚家這才公開爲譚嗣同立碑。主碑上的“中憲大夫”,是譚嗣同生前的最高官職。雖然他在政變後被處死,但朝廷並沒有剝奪他的官位,所以在立碑的時候,族人依然使用。而譚嗣同生前並無子嗣,因此譚家決定讓他的侄子譚煒充當其“兼祧子”,爲其繼承香火。墓地兩邊的石獸都有不同程度的損壞,這里的青草卻尤其繁密,是否草亦有靈,自願來點綴烈士的墓地,來安慰烈士的孤寂?

  譚嗣同就義的時候,據在現場親眼目睹的一個老家人描述,死狀極其慘烈。臨刑前,譚嗣同大呼:“有心殺贼,無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行刑手一連三刀都沒有將頭顱砍斷。監斬大臣剛毅驚惶失措,命令將譚嗣同直接按倒在地上,行刑手又連續剁了幾刀。那一年,譚嗣同剛剛三十四歲,正准備在維新變法中大展身手。下半夜,老管家花了十多兩銀子僱了幾個苦力,從刑場上將遺體抬回,放在瀏陽會館譚家後院的老槐樹下。當人們縫合頭頸的時候,發現肩胛上也留下了深深的刀痕。

  我在墓前的草地上向烈士深深三鞠躬,而譚恒旭先生在墓地右前側向我鞠躬回禮。禮畢,老先生老淚縱横,情不能自已。率性爲人,真情流露,真乃譚家人之遺風也。我與老先生談及我最看重的譚嗣同遺著《仁學》,老先生大喜,說這本巨著長期被忽視,其實它堪稱近代史上中國人自己的人權宣言。這部巨著“寫出數千年之禍象”,鮮明地指出:“天下爲君主囊橐中之私產,不始今日,固數千年以來矣。”幾千年以來,中國傳統政治與倫理感情巧妙地攪和在一起,導致了血淋淋的殘暴被掩蓋在溫情脈脈的人倫關係的面紗背後。在許多讀書人的筆下,漫長的專制社會成了一曲怎麼也唱不完的田園牧歌。繼李贄、黄宗羲、戴震之後,譚嗣同在《仁學》中對東方專制主義提出了最強有力的批判,這一批判遠遠超越了與他同時代的其他維新派思想家。他敏銳地觸摸到中國這個病入膏肓的病人的脈搏,認爲大病應下猛藥,“救天下亟待之大病者,用天下猛峻之大藥也;拯天下垂絕之大危者,斥天下沉痼之大操也”。

  王船山所說的“曆憂患而不窮,處生死而不亂”,是對人的胸襟和氣量的最高要求。自古以來,能夠做到這兩點的人有幾個呢?無疑,譚嗣同就是其中的一個。康有爲曾經這樣讚颺譚嗣同:“挾高士之才,負萬夫之勇,學奧博而文雄奇,思深遠而仁質厚,以天下爲己任,以救中國爲事,氣猛志銳。”然而,我們的民族爲什麼偏偏容不下這樣的天才和英雄呢?譚嗣同必須以自己的被殺戮來證明自己的正義,這又是怎樣悲哀和荒謬的現實啊!這塊墓地,既是我們的光榮,難道不也是我們的恥辱嗎?

  我們緩緩走下山坡,心口像堵了一大塊鐵。回首墓地,它已經隱沒在一戶農家的白牆青瓦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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