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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 5243 次 历史版本 1个 创建者:且听东歌 (2010/11/27 8:40:53)  最新编辑:且听东歌 (2010/11/27 9:19:23)
文心雕龍·情采
拼音:wén xīn diāo lóng qíng cǎi
同义词条:情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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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心雕龍·情采
          《文心雕龍》目錄

 《情采》是《文心雕龍》的第三十一篇,主要是論述文學藝術的内容和形式的關係。

原文

情采第三十一

  聖賢書辭,總稱文章,非采而何?夫水性虛而淪漪結,木體實而花萼振,文附質也。虎豹無文,則鞟同犬羊;犀兕有皮,而色資丹漆,質待文也。若乃綜述性靈,敷寫器象,鏤心鳥蹟之中,織辭魚網之上,其爲彪炳,縟采名矣。

  故立文之道,其理有三∶一曰形文,五色是也;二曰聲文,五音是也;三曰情文,五性是也。五色雜而成黼黻,五音比而成韶夏,五性發而爲辭章,神理之數也。

  《孝經》垂典,喪言不文;故知君子常言,未嚐質也。老子疾偽,故稱“美言不信”,而五千精妙,則非棄美矣。莊周雲“辯雕萬物”,謂藻飾也。韓非雲“豔乎辯說”,謂綺麗也。綺麗以豔說,藻飾以辯雕,文辭之變,於斯極矣。

  研味《孝》、《老》,則知文質附乎性情;詳覽《莊》、《韓》,則見華實過乎淫侈。若擇源於涇渭之流,按轡於邪正之路,亦可以馭文采矣。夫鉛黛所以飾容,而盼倩生於淑姿;文采所以飾言,而辯麗本於情性。故情者文之經,辭者理之緯;經正而後緯成,理定而後辭暢:此立文之本源也。

  昔詩人什篇,爲情而造文;辭人賦頌,爲文而造情。何以明其然?蓋風雅之興,志思蓄憤,而吟詠情性,以諷其上,此爲情而造文也;諸子之徒,心非鬱陶,苟馳誇飾,鬻聲釣世,此爲文而造情也。故爲情者要約而寫真,爲文者淫麗而煩濫。而後之作者,采濫忽真,遠棄風雅,近師辭賦,故體情之制日疏,逐文之篇愈盛。故有志深軒冕,而泛詠皋壤。心纏幾務,而虛述人外。真宰弗存,翩其反矣。

  夫桃李不言而成蹊,有實存也;男子樹蘭而不芳,無其情也。夫以草木之微,依情待實;況乎文章,述志爲本。言與志反,文豈足征?

  是以聯辭結采,將欲明理,采濫辭詭,則心理愈翳。固知翠綸桂餌,反所以失魚。“言隱榮華”,殆謂此也。是以“衣錦褧衣”,惡文太章;賁象窮白,貴乎反本。夫能設模以位理,擬地以置心,心定而後結音,理正而後攡藻,使文不滅質,博不溺心,正采耀乎朱藍,間色屏於紅紫,乃可謂雕琢其章,彬彬君子矣。

  讚曰∶言以文遠,誠哉斯驗。心術既形,英華乃贍。
            吳錦好渝,舜英徒豔。繁采寡情,味之必厭。

譯文

     古代聖賢的著作,都叫做“文章”,這不是由於它們都具有文采嗎?虛柔的水可以產生波紋,堅實的樹木便能開放花朵:可見文采必須依附於特定的實物。虎豹皮毛如果沒有花紋,就看不出它們和犬羊的皮有什麼區别;犀牛的皮雖有用,但還須塗上丹漆才美觀:可見物體的實質也要依靠美好的外形。至於抒寫作者的思想情感,描繪事物的形象,在文字上用心琢磨,然後組織成辭句寫在紙上;其所以能夠光輝燦爛,就因爲文采繁茂的原故。所以,文學藝術創作的道路有三種:第一是表形的創作,是依靠各種不同顏色而成的;第二是表聲的創作,是依靠各種不同的聲音而成的;第三是表情的創作,是依靠各種不同的性情而成的。各種顏色互相錯雜,就構成鮮豔的花紋;各種聲音互相調和,就構成動聽的樂章;各種性情表達出來,就構成優美的作品。這是自然的道理所決定了的。
 
  如《孝經》教導後人:“哀悼父母的話,不需要什麼文采。”由此可見,人們平時說話不是不要文采的。又如老子反對虛偽,所以說:“華麗的語言往往不可靠。”但他自己寫的《道德經》五千言,卻是非常美妙的;可見他對華美的文采並不一概反對。此外,莊子也曾說過“用巧妙的言辭來描繪萬事萬物”,這是講辭采的修飾。韓非又曾說過“巧妙的議論多麼華麗”,這是說文采太多了。文采太多的議論,修飾得很巧妙的描寫,文章的變化這就達於極點了。

  體會《孝經》、《老子》等書中的話,可知文章的形式是依附於作者的情感的;細看《莊子》、《韓非子》等書中的話,就明白作品的華麗是過分淫侈了。如果能夠在清流與濁流之間加以適當的選擇,在邪道與正路面前從容考慮,也就可以在文學創作中適當地駕馭文采了。但是紅粉和青黛隻能裝飾一下人的外容,妍媚的情態卻隻能從人固有的美麗姿容中產生出來。文采也隻能修飾一下語言,文章的巧妙華麗都以它的思想内容爲基礎。所以思想内容猶如文辭的經線,文辭好比是内容的緯線;必須首先確定了經線,然後才能織上緯線。所以寫文章也要首先確定内容,然後才能產生通暢的文辭:這就是文學創作的根本原則。

  從前《詩經》的作者所寫的詩歌,是爲了表達思想情感而寫成的;後代辭賦家所寫的作品,則是爲了寫作而捏造出情感來的。怎麼知道是這樣的呢?因爲像《詩經》中《國風》、《小雅》等篇的產生,就是由於作者内心充滿了憂憤,才通過詩歌來表達這種感情,用以規勸當時的執政者:這就是爲了表達思想情感而寫文章的。後來的辭賦家們,本來心里沒有什麼愁思哀感,卻勉強誇大其辭,沽名釣譽:這就是爲了寫文章而捏造情感。爲了表達情感而寫出的文章,一般都能做到文辭精練而内容真實;僅僅爲了寫作而勉強寫成的文章,就往往是過分華麗而内容雜亂空泛。但是後代的作家,大都愛好虛華而輕視真實,抛棄古代的《詩經》,而向辭賦學習。於是,抒寫情志的作品日漸稀少,僅僅追求文采的作品越來越多。有的人内心里深深懷念着高官厚祿,卻滿口歌頌着山林的隱居生活;有的人骨子里對人間名利關心之至,卻虛情假意地來抒發塵世之外的情趣。既沒有真實心情,文章就隻有相反的描寫了。古人曾說:“桃樹李樹不用開口,就有許多來來往往的人在樹下走出路來。”那是因爲樹上有果實的原故。古書上又曾說過:“男子種的蘭花即使好看,卻沒有香味。”那是因爲男子缺乏真誠細致的感情。像花草樹木這樣微小的東西還要依靠情感,憑借着果實;何況人們寫作文章,那就更應該以抒寫情志爲根本。如果作家所寫的和自己的情感不一致,這種作品又有什麼意義呢?

  因此,寫文章時運用辭藻,目的是要講明事理。如果文采浮泛而怪異,作品的思想内容就必然模糊不清。這就好比釣魚的人,用翡翠的羽毛做釣繩,用肉桂做魚食,反而釣不到魚。《莊子·齊物論》中說“言辭的涵義被過繁的文采所掩蓋了”,指的大約就是這類事情。《詩經·衛風·碩人》說“穿了錦繡衣服,外面再加上罩衫”,這就是因爲不願打扮得太刺眼。《周易》中講文飾的《賁卦》,最終還是以白色爲正,可見采飾仍以保持本色爲貴。進行創作應該樹立一個正確的規範來安置作品的内容,擬定一個適當的基礎來表達作家的心情;隻有作品中所體現的思想感情確定了,才能據以配上音節,綴以辭采;從而做到形式雖華美,但不掩蓋其内容;辭采雖繁富,但不至埋沒作家的心情:要使赤、青等正色發颺光大,而把紅、紫等雜色抛棄不用:這才是既能美化作品,又能使内容形式都符合理想的作家。

  總之,語言要有華美的文采才能流傳久遠,這確是不錯的。運用文思的方法既然明確,作品中的文采就能適當豐富了。但吳地出產的錦繡容易變色,木槿花雖美而不能持久;寫文章如果類似這樣,隻有繁麗的文采而缺乏深刻的思想情感,看起來必然令人生厭。

内容分析

  全篇分三個部分。

  第一部分論述内容和形式的相互關係:形式必須依附於一定的内容才有意義,内容也必須通過一定的形式才能表達出來,二者實際上是一個相依相存的統一體。劉勰認爲文學作品必然有一定的文采,但文和采是由情和質決定的,因此,文采隻能起修飾的作用,它依附於作者的情志而爲情志服務。

  第二部分從文情關係的角度總結了兩種不同的文學創作道路:一種是《詩經》以來“爲情而造文”的優良傳統,一種是後世“爲文而造情”的不良傾向。前者是“吟詠情性,以諷其上”,因而感情真實,文辭精練。後者是無病呻吟,誇耀辭采,因此,感情虛偽而辭采浮華。劉勰在重點批判了後世重文輕質的傾向之後,進一步提出了“述志爲本”的文學主張。

  第三部分講“采濫辭詭”的危害,提出正確的文學創作道路,是首先確立内容,然後造文施采,使内容與形式密切配合,而寫成文質兼備的理想作品。

  本篇是針對當時“體情之制日疏,逐文之篇愈盛”的創作風氣而發的。爲了探索正確的創作道路,劉勰對内容和形式的關係,從理論上進行了初步的研究。他認識到文學藝術的内容和形式是相互依存的,因而應該文質並重。他也強調文必有采,但必須以“述志爲本”,不能以文害質。這些意見基本上是對的。但他的所謂“情”與“采”,其内容有一定的局限,在理論上的闡述,也還是比較粗略的。

後人解讀

  作爲我國第一部系統闡述文學理論的專著,《文心雕龍》體例周詳,論旨精深。書中不僅有對文學的基本原則的論述和對各種文體的淵源和流變的闡明,更有對文學創作中的藝術規律和方法的揭示,爲全書的精華所在。而情采說,關於文學創作中内容和形式問題的見解,作爲劉勰文學理論體系的基本觀點之一,構成了全書重要部分,它集中體現在第三十一篇——《情采》。

  在《情采》篇中,作者在繼承基礎上超越了前人的成果,成就了自己犀利而獨到的見解,又輔以批評家公正客觀的眼光,針對當時“體情之制日疏,逐文之篇愈盛”的形式主義的創作風氣發己之議論,強調“爲情而造文”,強調“述志爲本”,反對“爲文而造情”,反對“苟馳誇飾,鬻聲釣世”,提出了“情者文之經”、“聯辭結采”的審美論。

  文章主要包含以下方面的内容:

  “情”“采”的涵義——内容與形式

  首先要明確的是“情”“采”概念所指。“情”指情理,即文章的思想内容;“采”指文采,即文章的表現形式。這一點上研究界多已達成共識。近年來,隨着研究方法的不斷更新和研究的不斷深入,學術界出現了一些不同的聲音,認爲概括地用内容——形式來理解“情采”過於簡單化、表面化了。例如童慶炳先生就提出,應把“情”到“采”作爲一種動態的過程。即“情”的產生有一個過程,從“情”呼喚“采”,並賦予以“采”也是一個過程。提出情感的兩度轉換說。另外,有人認爲,“情”當釋爲誠信的“誠”,指人内心真實的心意狀態,即作家臨文時的真情實感;“采”不是指整個藝術表現形式,而單指文辭的使用。這多是些後期之輩,聲音雖微弱但勇氣可嘉。其實這些觀點與傳統的意見並未相悖,隻是在細枝末梢上有所改進和創新。劉勰將孔子“文”“質”的觀念援引至文學,表達爲“情”“采”。無論“情”是情理還是誠信,“采”是文采還是文辭,都不出内容和形式這個大的範圍,作家要表達的——情采並茂、質文並重的整體思想是沒有異議的。筆者立足原文,出於自己的理解,對“情采”概念持傳統說法:“情”爲情理,或日情性、情志,都是由創作者思想感情所決定的文章的思想内容;“采”爲文采,包括對偶、聲律、辭藻,還包括不講對偶、聲律、辭藻的經書的散行文——“精理爲文,秀氣成采”(《征聖》)的理精氣秀之文章。
二.“情”“采”的辯證統一——“文附質”與“質待文”

  再則來看劉勰對情采辯證關係的理解

  首先,劉勰認爲一篇文章的思想内容和表現形式是辯證統一的,内容決定形式、形式反作用於内容。“聖賢書辭,總稱文章,非采而何?夫水性虛而淪漪結,木體實而花萼振,文附質也。虎豹無文,則蔣同犬羊;犀兕有皮,而色資丹漆,質待文也。”這里,劉勰用水、木、虎豹、犀兑等自然之物的文質相附相待來喻示文學中的文質關係。“質”突出的是“情”,“文”強調的是“采”,所以“情”“采”關係也應該是“采“附與“情”,“情”待與“采”。

  其次,劉勰認爲文章的思想内容居於主要地位,是“立文之本源”。所謂“情者文之經,辭者理之緯;經正而後緯成,理定而後辭暢。”内容是一篇文章的經線,形式是表達内容的緯線。經線端正,緯線才能織成;内容確定,形式才能暢達。這是創作的根本道理。

  同時,在重視内容的前提下,劉勰也不斷強調着形式的重要性。他的“重采”思想在文中隨處可見。開篇即有“聖賢書辭,總稱文章,非采而何?”讚頌聖賢的著作具有文采,並擧老子“不棄美”、韓非“豔乎辯說”爲例,言文章要有文采。還說文章要用心琢磨苦心經營,才能達到文采豐富最終光彩照人,“若乃綜述性靈,敷寫器象,鏤心鳥蹟之中,織辭魚網之上,其爲彪炳,縟采名矣。”文章隻有“縟采”,才能“彪炳”。

  “情”“采”的來處——“蓄憤”、“鬱陶”與“辯麗本於情性”

  既然“情者文之經”,思想感情是文章之本,創作之根,那麼,“情”從何而來呢?既然“其爲彪炳,縟采名矣”,作爲主要表現形式的文采也不可小視,那麼,“采”又要怎麼得來呢?

  劉勰說,“蓋風雅之興,志思蓄憤,而吟詠情性,以諷其上”,還說“諸子之徒,心非鬱陶,苟馳誇飾,鬻聲釣世”。稱頌先賢的佳作是因有情志懷憂憤,自然發而爲詩,即“詩人之賦麗以則”;但相反地,如果沒有鬱結的詩情,隻是爲了沽名釣譽而去虛構感情隨意誇張,那麼隻能是“辭人之賦麗以淫”。好文章的產生要“志思蓄憤”和心應“鬱陶”,他在談到“爲情而造文”還是“爲文而造情”的問題時提出來的這個觀點,正好可以作爲“情”的來處之一。他認爲詩情源於“蓄憤”,即積蓄良久的感情,亦即“鬱陶”。而且情有真偽,爲文而造的情是“偽”,即“言與志反,文豈足征”?與此相應,源於人内心的自然性情是“真”情,即“況乎文章,述志爲本”。真情產生的文章“要約而寫真”,而“偽情”所作,隻能是“淫麗而煩濫”“繁采寡情,味之必厭”。

  而對於“采”的來源,劉勰先從三方面的“立文之道”來談。他認爲造成文采的方法有三種:“一日形文,五色是也;二日聲文,五音是也;三日情文,五性是也。五色雜而成黼黻,五音比而成韶夏,五性發而爲辭章,神理之數也。”這里就談到“情文”,認爲是喜怒哀樂怨等情感的勃發而爲辭章。就是說文采應出自感情。用文中更明確的話就是“辯麗本於情性”,把真實情感抒寫出來就是文采。他以“夫鉛黛所以飾容,而盼倩生於淑姿”作比,說粉黛隻可用來美化容貌,而顧盼生色來自美女自身的豐姿,告訴我們辭藻可以潤飾言辭,而言辭的美麗卻來自人本來的性情。

  “情”“采”的運作——“述志爲本”與“聯辭結采”
 
         王元化先生說:“《情采》篇先後提出的‘爲情造文’、‘述志爲本’二語,就是企圖用‘情’來拓廣志的領域,用志來充實‘情’的内容,使‘情’和‘志’結合爲一個整體。”

  在明確了文采的辯證關係:“采附情”與“情待采”,批評了不良創作傾向:“爲文造情”,看清了正確的方向和道路:“述志爲本”之後,劉勰在如何運用文采的問題上提出要“聯辭結采”。要“設模以位理,擬地以置心”,選擇合適的體裁來安頓思想,考慮恰當的風格來表達心情,這樣才“心定而後結音,理正而後攆藻”,心情確定了才能游刃有餘地配合音律,思想端正了才能對辭藻運用自如。以使“文不滅質,博不溺心”。

  同時,文采是爲情理服務的,不能用得太過,否則“采濫忽真”隻會“言隱榮華”,“味之必厭”,還擧形象的比喻來論證:“翠綸桂餌,反所以失魚”“吳錦好渝,舜英徒豔”,翡翠裝飾的絲線做釣索,桂花作釣餌,反而釣不着魚;吳錦雖美,但容易變色;木槿花雖豔麗,但朝開暮落。因此劉勰雖主張文采,說“言以文遠,誠哉斯驗”,卻又“惡文太章”,主張“貴乎反本”,回到真性情上來。這樣以情理爲主,然後結音、搞藻,講究聲律、對偶,辭藻,講究文采,才能辨清情的真偽與采的正雜,才可謂“雕琢其章,彬彬君子矣”。這樣的“聯辭結采”才能情采並茂,文質並重。
 
  至此,劉勰將自己關於“情”與“采”的卓越而深刻的見解清晰地展示給我們,雖然囿於階級和時代的局限,劉勰的有些觀點尚欠完備,但其中的很多論述不乏深刻精准,仍具很大的現實意義,如對形式主義文風的批評,對今人的寫作爲文頗具啟示;還有作者的創新精神和懷時憂世的胸懷,都值得後人學習借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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