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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 10852 次 历史版本 1个 创建者:Gnian (2010/9/1 18:07:27)  最新编辑:Gnian (2010/9/1 18:07:34)
毛詩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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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詩正義》,毛亨傳,鄭玄箋,孔穎達疏。唐貞觀十六年 (642)孔穎達(574~648)等奉唐太宗詔命所作《五經正義》之一,爲當時由政府頒布的官書。其時撰《五經正義》,孔穎達以年輩在先,名位獨重,受命主持其事,諸儒分治一經,《毛詩正義》出於王德韶齊威等人之手,而孔穎達總其成。《毛詩正義》是對於《毛傳》及《鄭箋》的疏解,“傳”“箋”被稱爲“注”,“正義”被稱爲“疏”,合稱《毛詩注疏》。《四庫全書總目》說:“其書以劉焯《毛詩義疏》、劉炫《毛詩述義》爲稿本,故能融貫群言,包羅古義,終唐之世,人無異詞”說明此書内容取材之廣和在唐代影響之大。其中包括了時期學者對《詩經》的各種解釋,匯集了兩晉南北朝學者研究《詩經》的成果,有的地方並能提出一些新的看法,如對於《史記·孔子世家》所載孔子刪《詩》之說表示懷疑等,但其書遵循“疏不破注”的原則,未能越出《毛傳》、《鄭箋》的範圍,對二者的分歧也不敢加以判斷,因而不可避免地承襲了《毛傳》、《鄭箋》的某些錯誤;在疏解方面此書頗多煩言贅語。

  《毛詩正義》通行的有《十三經注疏》本,以阮元所刻爲佳,書後附阮元的《毛詩校勘記》。

概述


  《毛詩正義》,漢毛亨傳,鄭玄箋,唐孔穎達疏。案《漢書·藝文志》、《毛詩》二十九卷,《毛詩故訓傳》三十卷。然但稱毛公,不著其名。《後漢書·儒林傳》始雲:“趙人毛長傳《詩》,是爲《毛詩》。”其長字不從“草”。《隋書·經籍志》載《毛詩》二十卷,漢河間太守毛萇傳,鄭氏箋。於是《詩傳》始稱毛萇。然鄭玄《詩譜》曰:“魯人大毛公爲《訓詁傳》於其家,河間獻王得而獻之,以小毛公爲博士。”陸璣《毛詩草木蟲魚疏》亦雲:“孔子刪《詩》授蔔商,商爲之序,以授魯人曾申,申授魏人李克,克授魯人孟仲子,仲子授根牟子,根牟子授趙人荀卿,荀卿授魯國毛亨,毛亨作《訓詁傳》以授趙國毛萇。時人謂亨爲大毛公,萇爲小毛公。”據是二書,則作《傳》者乃毛亨,非毛萇,故孔氏《正義》亦雲大毛公爲其《傳》,由小毛公而題毛也。《隋志》所雲,殊爲舛誤。而流俗沿襲,莫之能更。朱彝尊《經義考》乃以《毛詩》二十九卷題毛亨撰,注曰“佚”。《毛詩訓故傳》三十卷題毛萇撰,注曰 “存”。意主調停,尤爲於古無據。今參稽眾說,定作《傳》者爲毛亨。以鄭氏後漢人,陸氏三國吳人,並傳授《毛詩》,淵源有自,所言必不誣也。鄭氏發明毛義,自命曰《箋》。《博物志》曰:“毛公嚐爲北海郡守,康成是此郡人,故以爲敬。”推張華所言,蓋以爲公府用記、郡將用箋之意。然康成生於漢末,乃修敬於四百年前之太守,殊無所取。案《說文》曰:“箋,表識書也。”鄭氏《六藝論》雲:“注《詩》宗毛爲主。毛義若隱略,則更表明。如有不同,即下己意,使可識别。(案此論今佚,此據《正義》所引。)”然則康成特因《毛傳》而表識其傍,如今人之簽記,積而成帙,故謂之《箋》,無容别曲說也。自鄭《箋》既行,齊、魯、韓三家遂廢。(案此陸德明《經典釋文》之說。)然《箋》與《傳》義亦時有異同。魏王肅作《毛詩注》、《毛詩義駁》、《毛詩奏事》、《毛詩問難》諸書,以申毛難鄭。歐陽修引其釋《衛風·擊鼓》五章,謂“鄭不如王”(見《詩本義》。)王基又作《毛詩駁》,以申鄭難王。王應麟引其駁《芣苡》一條,謂“王不及鄭”。(見《困學紀聞》,亦載《經典釋文》。)晉孫毓作《毛詩異同評》,複申王說。陳統作《難孫氏毛詩評》,又明鄭義。(並見《經典釋文》。)袒分左右,垂數百年。至唐貞觀十六年,命孔穎達等因鄭箋爲正義,乃論歸一定,無複歧途。毛傳二十九卷,《隋志》附以鄭箋作二十卷,疑爲康成所並。穎達等以疏文繁重,又析爲四十卷。其書以劉焯《毛詩義疏》、劉炫《毛詩述義》爲稿本,故能融貫群言,包羅古義,終唐之世,人無異詞。惟王讜《唐語林》記劉禹錫聽施士丐講《毛詩》所說“維鵜在梁”、“陟彼岵兮”、“勿翦勿拜”、“維北有鬥”四義,稱毛未注,然未嚐有所詆排也。至宋鄭樵,恃其才辨,無故而發難端,南渡諸儒始以掊擊毛、鄭爲能事。元延祐科擧條制,《詩》雖兼用古注疏,其時門戶已成,講學者訖不遵用。沿及明代,胡廣等竊劉瑾之書作《詩經大全》,著爲令典,於是專宗朱《傳》,漢學遂亡。然朱子從鄭樵之說,不過攻《小序》耳。至於《詩》中訓詁,用毛、鄭者居多。後儒不考古書,不知《小序》自《小序》,《傳》、《箋》自《傳》、《箋》,哄然佐鬥,遂並毛鄭而棄之。是非惟不知毛、鄭爲何語,殆並朱子之《傳》亦不辨爲何語矣。我國家經學昌明,一洗前明之固陋。乾隆四年皇上特命校刊《十三經注疏》,頒布學宮,鼓篋之儒,皆駸駸乎研求古學。今特錄其書與《小序》同冠《詩類》之首,以昭六義淵源,其來有自;孔門師授,端緒炳然,終不能以他說掩也。

《毛詩正義》對《詩經》章法結構的分析


  孔疏在《詩經》首篇《關雎》之後,用了字數是《詩大序》倍的篇幅,對《詩經》的字句篇章作了集中討論,成爲《詩經》經學闡釋中最爲突出的現象。首先總體概括了《詩經》中字、句、章、篇的關係,其雲:句必聯字而言,句者局也,聯字分疆,所以局言者也。章者明也,總義包體,所以明情者也。篇者遍也,言出情鋪,事明而遍者也.然後具體總結了《詩經》中句式的各種情況,雲:

  句者聯字以爲言,則一字不制也。以詩者中志,一字則言蹇而不會,故《詩》之見句,少不減二,即“祈父”、“肇裎”之類也。三字者,“綏萬邦”、 “婁豐年”之類也。四字者,“關關雎鳩”、“窈窕淑女”之類也。五字者,“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之類也。六字者,“昔者先王受命”、“有如召公之臣” 之類也。七字者,“如彼築室於道謀”、“尚之以瓊華乎而”之類也。八字者,“十月蟋蟀入我床下”、“我不敢效我友自逸”是也。其外更不見九字、十字者。……句字之數,四言爲多,唯以二三七八者,將由言以中情,唯變所適,播之樂器,俱得成文故也。

  這段話結合實例全面總結了《詩經》句式變化的各種情況,歸納了《詩經》的句式規律,認爲《詩》是以四言句式爲多,其餘二至八言句式則是爲了適應情感表達的特殊效果和合樂歌唱藝術形式而運用的,是四言句式的有益補充。孔疏明確指出句式的各種變化都隻不過是爲了“申情”而“唯變所適”,也就是說,詩歌的句式變化都是出於“抒情言志”的需要。

  孔疏對篇章的論述最爲詳細,全面總結和論述了《詩經》的章中句數和篇中章數:

  章者,積句所爲,不限句數也,以其作者陳事,須有多少章總一義,必須意盡而成故也。累句爲章,則一句不可,二句得爲之,《盧令》及《魚麗》之下三章是也。其三句則《麟趾》、《甘棠》、《騶虞》之類是也。其多者,《載芟》三十一句,《宮》之三章三十八句,自外不過也。篇之大小,隨章多少。風、雅之中,少猶兩章以上,即《騶虞》、《渭陽》之類是也。多則十六以下,《正月》、《桑柔》之類是也、唯《周頌》三十一篇,及《那》、《烈祖》《玄烏》,皆一章者。以其風、雅叙人事,刺過論功,志在匡救,一章不盡,重章以中殷勤,故風、雅之篇無一章者。頌者,太平德洽之歌,述成功以告神,直言寫志,不必殷勤,故一章而已。章組成。疏看到,在《詩經》中一章不少於兩句,最多是38/口J。之所以每章句數不能夠限定,是因爲據表達内容不同,需要的句數多少亦不同。 “必須意盡而成”,講清楚所要表達的意思,一章也即結束。結合孔疏於前所叙章者明也,總義包體,所以明情也”,章這種結構形式同樣是服務於抒發情志、叙述事件這一目的,所以其句數自然要隨表達需要而定。孔疏在論及章數之時尤其注意到了風、雅與頌在一篇章數上的區别,其立足於詩歌重在抒情的藝術本質,對篇内章數的多少問題予以理論的思考和闡釋。孔疏認爲,“風、雅少猶兩章以上”,“多則十六以下”,是因爲“風、雅叙人事,刺過論功,志在匡救,一章不盡,重章以申殷勤”,故“無一章者。”而“《周頌》三十一篇,及《那》、《烈祖》、《玄鳥》,皆一章者”,則是“頌者,太平德洽之歌,述成功以告神,直言寫志,不必殷勤,故一章而已”之故。展讀《詩經》,不難發現,風、雅之詩,廣寫世間人事百態,小到男女婚戀,大到刺過論功,志在匡世的政治熱情,更爲追求詩人主觀情志的抒發,所以極盡深婉之能事,一章言之,意猶未了,故非二章或多章不足以盡興。而《周頌》眾詩,述功告神,不必殷勤,缺乏反複訴說的情感動力,故多爲一章。孔疏之論在相當程度上符合《詩經》藝術的真實狀態,可謂有理。

《毛詩正義》對《詩經》用韻情況的分析


  孔疏雲:詩之大體,必須依韻,其有乖者,古人之韻不協耳。之、兮、矣、也之類,本取以爲辭,雖在句中,不以爲義,故處末者,皆字上爲韻。之者, “左右流之”、“寤寐求之”之類也。兮者,“其實七兮”、“迨其吉兮”之類也。矣者,“顏之厚矣”、“出自口矣”之類也。也者,“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之類也。《著》“俟我於著乎而”,《伐檀》“且漣猗”之篇,此等皆字上爲韻,不爲義也。然人志各異,作詩不同,必須聲韻諧和,曲應金石,亦有即將助句之字,以當聲韻之體者,則“彼人是哉,子日何其”;“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是究是圖,蠱其然乎”;“其虛其徐,既亟隻且”之類是也。
 

  “詩之大體,必須用韻”,可見孔疏將用韻看作是詩體成立的必備因素。音律的最大價值自然在它的音樂性。音樂自身是一種產生濃厚美感的藝術,詩之依韻,就是爲了“聲韻和諧,曲應金石”,使聲音諧美,便於吟詠歌唱,使所要表達的情感意緒在美妙的聲韻中播颺,增強其審美濃度和感染力量。孑L疏尤其關注的是句尾語助詞與詩韻的關係。其分漢字爲“全取以制義”的實詞和“假辭以爲助”語助詞,認爲語助詞“雖在句中,不以爲義”,如果置於句末,則主要就是“爲韻”,並且依次擧了《周南·關雎》、《召南·摞梅》、《小雅·巧言》、《邶風·旄丘》、《齊風·著》、《魏風·伐檀》這些例子來說明這種情況,詳盡而確鑿。這種情況可與王力《詩經韻讀》中所說“如果句尾是一個字,韻就常常落在倒數第二字上”相印證。孔疏還提出了另外一種情況,即“將助句之字,以當聲韻之體者”,且擧《魏風·同有桃》、《衛風·氓》、《小雅·常棣》爲例,這種情況大概相當於“虛字被用作韻腳,倒數第二字不再作韻。”

  孔疏的詩韻理論常反映於其《詩經》疏解中,如《王風·采葛》“設文各從其韻,不由事大憂深也”,《鄭風·豐》“而經衣裳異文者,以其衣裳别名,詩須韻句,故别言之耳”,《魏風·碩鼠》“穀生於苗,故言苗以韻句”等等比比皆是。孔疏在《周南·漢廣》正義中甚至說:“詩之大體,韻在辭上。”對聲韻之重視超過了文辭。這種意識在《序》、《傳》、《箋》中是沒有的,應該說相當程度上這是自魏晉六朝以來中國詩歌追求聲韻的理論和實踐而對孔穎達年所產生的影響所致。

《毛詩正義》對《詩經》賦、比、興的認識


  賦、比、興是《詩經》對中國文學的表現藝術影響最大的一個方面。《詩大序》說:“詩有六義焉:一日風,二日賦,_二日比,四日興,五日雅,六日頌。”六者是並列的關係。經過東漢鄭眾和鄭玄以及齊。梁時期劉勰《文心雕龍》的闡釋,賦、比、興作爲寫作手法的認識有了明顯的增強,但論述得最完整的還是《毛詩正義》。孔穎達說:

  鄭(玄)以賦之言鋪也……則詩之直陳其事,不譬喻者,皆賦也。鄭司農(即鄭眾)雲:“比者,比方於物、諸言如者,皆比辭也。”司農叉雲:“興者,托事於物則興者起也。取譬引類,起發己心,詩文諸擧草木烏獸以見意也,皆興辭也。”賦、比、興如此次者,言事之道,直陳爲正,故《詩經》多賦在比、興之先。比之與興,雖同是附托外物,比顯而興隱,故比居興先也.

  通過以上論述,將賦、比、興的不同作用及其排列顺序先後的原因,分析得非常清楚且通俗易懂。至於何以稱之謂六義?《毛詩正義》也解釋得很明白:然則風、雅、頌者,詩篇之異體;賦、比、興者,詩文之異辭耳,大小不同而得並爲六義者,賦、比、興是詩之所用,風、雅、頌是詩之成形,用彼三事,成此三事,是故同稱爲六義,非别有篇卷也這就是說,賦、比、興是爲創作風、雅、頌服務的,故也沾了“義”寧的光。至此,作爲寫作手法的賦、比、興含義已基本確定,賦、比、興與風、雅、頌的關係也有了明確的界定。賦、比、興由濃厚的經學含義而逐步成爲文學含義,雖是漢魏六朝文學潮流潛移默化的自然趨勢,但《毛詩正義》論述畢竟起了歸於一定的總結作用,這一點功不可沒。

  《毛詩正義》對《詩經》創作藝術的系統理論總結,在倫理道德闡釋的重重掩蓋下,透露出一抹注重文本研究的氣息,這在一定程度上標志着《詩經》研究由經學向文學的轉變,是詩經學研究史上的重要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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