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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 11950 次 历史版本 8个 创建者:**传说 (2010/3/14 12:45:02)  最新编辑:冰菊物语 (2011/11/3 15:36:23)
柳宗元
  柳宗元,字子厚,河東人。登進士第,應擧宏辭,授校書郎,調藍田尉。貞元十九年,爲監察御史里行。王叔文韋執誼用事,尤奇待宗元,擢尚書禮部員外郎。會叔文敗,貶永州司馬。宗元少精警絕倫,爲文章雄深雅健,踔厲風發,爲當時流輩所推仰。既罹竄逐,涉履蠻瘴,居閑益自刻苦,其堙厄感鬱,一寓諸文,讀者爲之悲惻。元和十年,移柳州刺史。江嶺間爲進士者,走數千里,從宗元游,經指授者,爲文辭皆有法。世號柳柳州。元和十四年卒,年四十七。集四十五卷,内詩二卷。今編爲四卷。
 

生平簡介

 
柳宗元
         柳宗元
  柳宗元(773~819年),中國唐代文學家、哲學家、詩人,唐宋八大家之一。字子厚,唐代河東郡(今山西省永濟市)人,後遷長安(今陝西西安),世稱柳河東。著名作品有《永州八記》等六百多篇文章,經後人輯爲三十卷,名爲《柳河東集》。因爲他是河東人,人稱柳河東,又因終於柳州刺史任上,又稱柳柳州。與韓愈同爲中唐古文運動的領導人物,並稱“韓柳”。柳宗元的八世祖到六世祖,皆爲朝廷大吏,五世祖曾任四州刺史。入唐後,柳家與李氏皇族關係密切,隻高宗一朝,柳家同時居官尚書省的就達22人之多。但到了永徽年間,柳家屢受武則天的打擊迫害。到柳宗元出生時,其家族已衰落,從皇親國戚的特權地位跌入一般官僚地主階層之中。柳宗元曾祖、祖父也隻做到縣令一類小官。其父柳鎮,官秩一直很低。安史之亂使柳家又受到一次巨大沖擊。戰亂中,柳鎮送母親入王屋山避難,自己擕着一家匯入逃亡人流,逃到吳地。

  柳宗元出生於“安史之亂”後,他的幼年便是在窮困艱難中度過的。柳宗元九歲時,又一次大規模的割據戰爭--建中之亂爆發,使柳宗元一家再一次飽嚐戰亂之苦。貞元九年(793年)春,20歲的柳宗元考中進土,貞元十二年(796年)任祕書省校書郎,算是步入官場。兩年後,中博學宏詞科,調爲集賢殿書院正字,得以博覽群書,開闊眼界,同時也開始接觸朝臣官僚,了解官場情況,並關心、參與政治。到集賢殿書院的第一年,他便寫了《國子司業陽城遺愛碑》,頌颺了在朝政大事上勇於堅持己見的諫議大夫陽城,第二年寫了《辯侵伐論》,表明堅持統一、反對分裂的強烈願望。貞元十七年(801年),柳宗元調爲藍田尉,兩年後又調回長安任監察御史里行,時年31歲,與韓愈同官,官階雖低,但職權並不下於御史,從此與官場上層人物交游更廣泛,對政治的黑暗腐敗有了更深入的了解,逐漸萌發了要求改革的願望,成爲王叔文革新派的重要人物。永貞革新失敗,憲宗八月即位,柳宗元九月便被貶爲邵州(今湖南邵陽市)刺史,行未半路,又被加貶爲永州(今湖南零陵)司馬。永州之貶,一貶就是10年,這是柳宗元人生一大轉摺。永州十年,他廣泛研究古往今來關於哲學、政治、歷史、文學等方面的一些重大問題,撰文著書,《封建論》《非〈國語〉》《天對》《六逆論》等著名作品,大多是在永州完成的。元和十年(815年)正月,柳宗元與劉禹錫等被召回京。但並未被重用,由於武元衡等人的仇視,他們二月到長安,三月便宣布改貶。柳宗元改貶爲柳州(今廣西柳州市)刺史,劉禹錫爲播州刺史。柳州四年,柳宗元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内,進行了一番興利除弊的改革,遺惠一方。元和十四年憲宗因受尊號實行大赦,經裴度說情,憲宗同意召回柳宗元。然而詔書未到柳州,柳宗元便離開了人間,當時年僅47歲。臨死前,柳宗元寫信給好友劉禹錫,並將自己的遺稿留交給他。後來劉禹錫編成《柳宗元集》(《河東先生集》)。宋代注本較多,韓醇《詁訓柳先生文集》爲現存柳集最早本子。明蔣之翹輯注有《柳河東集》。事蹟見韓愈《柳子厚墓志銘》、新、舊《唐書》本傳、文安禮《柳先生年譜》。

  柳宗元卻在文學上創造了光輝的業績,在詩歌、辭賦、散文、游記、寓言、小說、雜文以及文學理論諸方面,都做出了突出的貢獻。柳宗元主張“文以明道”,‘道’指的是儒、佛、道三家。在散文及詩歌創作上尤其出色。古文方面,他大力提倡並擅寫政論(如:《封建論》)、傳記,如《捕蛇者說》 、山水游記,其中山水游記最爲出色,爲山水游記之宗,如《永州八記》 。詩歌方面,著名的有《江雪》、《漁翁》等。也善寫寓言,如《三戒》 (臨江之麋、永某氏之鼠、黔之驢)、《羆說》、《蝜蝂傳》。
 

早期生活

  唐代宗大曆八年(773年)柳宗元生出生於京城長安。建中四年(783年),柳鎮調任閿鄉(今河南省靈寶市)縣令,柳宗元隨父來到河南。784年,柳宗元又隨父親來到湖北夏口(今武昌西)。785年,柳宗元又隨父親來到長沙,13歲的柳宗元與禮部、兵部郎中楊憑之女訂婚。

  792年,柳宗元被選爲鄉貢,得以參加進士科考試。793年,21 歲的柳宗元進士及第,名聲大振。不久,柳宗元的父親柳鎮去世,柳宗元在家守喪。796年,柳宗元被安排到祕書省任校書郎,同年,與楊憑的女兒結婚。798年,26 歲的柳宗元參加了博學宏詞科考試,並中榜,授集賢殿書院正字(官階從九品上)。同年柳宗元妻子楊氏因足疾過世。

  801年,柳宗元被任命爲藍田尉(正六品)。803年閏十月,柳宗元被調回長安,任監察御史里行。這個職位使得柳宗元可以結識官場上層人物,如王叔文等。
 

永貞革新期間

  貞元二十一年(805年)正月二十六日,唐德宗崩,皇太子李誦即位,改元永貞,即顺宗。顺宗即位後,重用王伾、王叔文等人。二月,封王叔文爲翰林學士,任度支使、鹽鐵轉運副使加戶部侍郎;王伾任左散騎常侍和翰林學士;韋執宜任尚書中丞和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相當於宰相。柳宗元由於與王叔文等政見相同,也被提拔爲禮部員外郎,掌管禮儀、享祭和貢擧。此時,在王叔文周圍還有許多相同政見的政治人物,包括韓泰韓曄、劉禹錫、陳諫凌准程異陸質呂溫李景儉房啟等人,他們形成了一個政治集團。

  由於顺宗在即位前就患中風症,不能親理朝政,因此王叔文等掌管朝政,並積極推行革新,采取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史稱永貞革新。主要采取的革新措施有,抑制藩鎮勢力,加強中央的權力;廢除宮市,罷黜雕坊、鶻坊、鷂坊、狗坊、鷹坊的宦官(稱爲五坊小兒);貶斥貪官污吏;整頓税收,廢除地方官吏和地方鹽鐵使的額外進奉,並試圖收回在宦官和藩鎮手中的兵權。

  王叔文等的改革措施觸犯了藩鎮和宦官集團的利益,王叔文的獨斷專行和打擊異己,又在大臣中間樹立了敵人,後來,王叔文又與藩鎮交惡。由於王叔文的權力來自於皇帝,而皇帝又中風失音,隻能通過一牛氏昭容和宦官李忠言來傳達意見,所以隨着顺宗的病情加重,以俱文珍爲首的宦官集團,朝臣聯合外藩劍南節度使韋皋、荆南節度使裴均、河東節度使嚴綬聯合反對改革派向皇帝施加壓力,要其引退。

  永貞元年(805年)四月,宦官俱文珍、劉光琦薛盈珍等立廣陵郡王李淳爲太子,改名李純。五月,王叔文被削翰林學士一職。七月,宦官,大臣請太子監國。同月,王叔文因母喪回家守喪。八月五日,顺宗被迫讓位給太子,史稱“永貞内禪”。李純即位,即憲宗。憲宗一即位就打擊以王叔文和王伾爲首的政治集團。八月六日,貶王叔文爲渝州(今重慶市巴南區)司戶,王伾爲開州(今四川省開縣)司馬,王伾到任不久後病死,王叔文不久也被賜死。永貞革新宣告失敗,前後共180多天。
 

永州期間

  永貞革新失敗後,九月,柳宗元被貶爲邵州(今湖南省邵陽市)刺史,十一月,在赴任途中,柳宗元被加貶爲永州(今湖南省永州市)司馬。王叔文政治集團的其他人也被貶爲遠州的司馬:韋執誼被貶爲崖州(今海南省瓊山區)司馬、韓泰被貶爲虔州(今江西省贛州)司馬、陳諫被貶爲台州(今浙江省臨海市)司馬、劉禹錫被貶爲郎州(今湖南省常德市)司馬、韓曄被貶爲饒州(今江西省上饒市)司馬、凌准被貶爲連州(今廣東省連州市)司馬、程異被貶爲郴州(今湖南省郴州市)司馬,與王叔文和王伾一起被稱爲二王八司馬。

  永州員外司馬是一個閑官,沒有具體職權,柳宗元到職後,也沒有居住的地方,隻能暫居在龍興寺。柳州的生活艱苦,到柳州半年母親就因病去世,艱苦生活環境,水土不服,親人離世的打擊,加上政治上失意,嚴重損害了柳宗元的健康,"百病所集,痞結伏積,不食自飽。或時寒熱,水火互至,内消肌骨"。直到815年離開永州,柳宗元在永州生活了10年,在這期間,柳宗元轉而在哲學,政治,歷史,文學等方面進行鑽研,並游曆永州山水,結交當地士子和閑人,他寫下《永州八記》,《柳河東全集》得540多篇詩文中有317篇創作於永州。

  元和十年(815年)正月, 柳宗元接到詔書,要他立即回京。二月,經過一個多月的跋涉,柳宗元回到了長安。在長安,柳宗元沒有受到重用,由於武元衡等人的仇視,不同意重新啟用。三月十四日,柳宗元被改貶到柳州(今廣西柳州市)任刺史。
 

柳州期間

  元和十年(815年)三月底,柳宗元從長安出發,赴柳州,六月二七日抵達。

  元和十四年(819年),憲宗實行大赦,憲宗在裴度的說服下,召柳宗元回京。十一月初八,詔書還未達柳州,柳宗元卻因病在柳州去世。享年47歲。
 

軼事拾遺

 
柳宗元
           柳宗元像
  唐憲宗元和l0年(公元815年)6月,柳宗元被貶官來到柳州任刺吏,至元和14年(公元 819年)11月8日,病逝於柳州。他在柳州的時間雖然僅有4年,但卻爲柳州黎民百姓辦了很多好事,如重修孔廟、興辦學堂書院、破除巫神迷信、開鑿飲用水井、釋放抵債奴嬸、植樹造林等,促進了柳州地方文明的發展,在歷史上留下了深遠的影響。柳州的百姓非常懷念他,給他立祠,千百年來一直祭祀他。有關他的傳說廣爲流傳。

  柳宗元致力改革的都是與人民生活息息相關的地方。最明顯的成效主要在以下幾個方面:釋放奴婢,開鑿水井,興辦學堂,開荒建設,等等。

  首先是釋放奴婢。柳州原先是一個原始的荒蠻之地,當時沿襲一種殘酷的風俗,“以男女質錢,約不時贖,子本相侔,則淪爲奴婢。”相當於欠錢不還則淪爲奴婢,而一旦爲奴則終身爲奴。柳宗元發布政令,“革其鄉法”,使得那些淪爲奴婢者,仍可出錢贖回。政令中制定了一套釋放奴婢的辦法,規定已經淪爲奴婢的人,在爲債主服役期間,都可以按勞動時間摺算工錢。工錢抵完債後立即恢複人生自由,回家與親人團聚。這一擧動受到廣大貧困百姓的歡迎,後來推行到柳州以外的州縣。

  柳宗元在柳州做的另一件大事就是大力擧辦和發展文化教育事業。由於地處偏僻的少數民族區域,遠離文明發達的都市,柳州一直以來處於封閉落後的環境里,弊風陋俗長期控制着人民的思想和心靈。柳宗元上任後,親手創辦了很多學堂,並采取各種方法鼓勵小孩積極念書,從根本上提高民族的素質。在政事之餘,柳宗元還耐心接受青年學子的拜訪,對他們循循善誘。針對當地百姓迷信落後的習俗,柳宗元嚴令禁止江湖巫醫騙錢害人。同時推廣醫學,培養出當地自己的醫生爲民眾服務。柳宗元不僅僅滿足於知識的傳播,更致力於改變陳舊的思想觀念和思維方式。他使從來不敢打井的柳州,接連打了好幾眼井,世世代代靠天吃飯,靠喝雨水和河水長大的柳州人,從此喝上了幹淨甘甜的地下水,這不能不說是柳州人民的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喝水的方式改變是生活方式改變的反映,從而也帶動了人們思維方式的更新 。

  而後,柳宗元又把目光投向農業落後的問題上。當地是丘陵地區,城外有着大片大片的荒地。看到百姓艱苦貧困的生活,柳宗元下決心改善這樣的面貌。他以父母官的身份,號召、組織鄉間的閑散勞力,開荒墾地,種樹種菜,鼓勵發展生產。有了足夠的土地才能生產出足夠的糧食和蔬菜,人民的生活才能走出饑餓和貧窮。在柳宗元的努力下,柳州可耕種土地面積大增。僅大雲寺一處開出的荒地就種下了竹子三萬竿,種菜百畦。他爲改造一方水土,立下了不滅的功勳。

  此外,這位柳刺史還十分注重城市美化。他重視植樹造林,雖然身體不好也親自參加植樹活動。當時城里、河邊都種了許多柳樹。他的文明觀念還滲透到城市的建設和規劃上。柳宗元在位期間,整治了不少街巷,修築了一些廟宇,並開發了不少自然景觀。

水井故事

  傳說柳宗元到柳州以前,柳州找不到一口水井,千戶人家,萬餘人口,吃水用水都背負着小口大肚子的罌瓶,極其艱難地沿着狹窄的崖路上下往返到柳江邊汲水。如果天旱水淺,到江邊的距離就更遠了;到了雨季,路險泥滑,汲水更加危險,稍有不慎,腳下一滑,汲水的人就會從陡坡上翻滾下去,輕者跌斷手足,重者還會送命。

  柳宗元到柳州後,體察民情,決定鑿井供居民飲用。他命令部下蔣晏,率領數十名軍士,在城北隍上開鑿第一口水井。經過一段時間不分白天黑夜緊張的施工,一直鑿到66尺深,才打出井水來。這時,柳州城里的百姓,都扶老擕幼跑來觀看這一奇蹟。在這些百姓當中有的活到七、八十歲都還沒有見過井的,當他們喝到清冽的井水時,都不禁高興得歡呼雀躍起來。

  柳宗元鑿井之前,也曾有人試挖,但都崩塌,說是傷了“龍脈”,破壞“風水”,因此,都不敢繼續開鑿。柳宗元不信“訛言”投入大量人力物力,終於鑿井穫得成功,做了一件流傳千古的利民好事。從此柳州才有了水井。

  在柳州度過的餘生最後的風雨四年里,柳宗元作爲一個地方官,鞠躬盡瘁,用自己畢生的才華和心血,爲當地人民鋪築了一條通往文明社會的大道。柳宗元在柳州的四年,從他個人的角度來說,是他政治生涯中令人歎息的結尾。但作爲柳州歷史上名垂青史的好官,他付出的精力和做出的貢獻,卻是令人懷念,不能遺忘的。柳宗元就像一根風中的殘燭,頑強地燃燒自己,盡其所有的光芒,照亮了一方荒蕪。
 

政治、哲學思想


  柳宗元是一位著名的思想家。一個積極投身於政治革新的人,必然是一個思想家。柳宗元的哲學論著有《非國語》、《貞符》、《時令論》、《斷刑論》、《天說》、《天對》等。在這些論著中,柳宗元對漢代大儒董仲舒鼓吹的“夏商周三代受命之符”的符命說持否定態度,把董仲舒這樣的大人物斥爲“淫巫瞽史”,指責他“誑亂後代”。他反對天符、天命、天道諸說,批判神學,強調人事,用“人”來代替“神”,這在一千多年前神學迷信思想占統治地位的封建社會中,是十分難能可貴的。柳宗元還把對神學的批判變成對政治的批判,用樸素唯物主義觀點解說“天人之際”即天和人的關係,對唯心主義天命論進行批判。他的哲學思想,是同當時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自然科學所達到的水平相適應的。他把古代樸素唯物主義無神論思想發展到了一個新的高度,是中唐時代傑出的思想家。

  柳宗元所寫的一些關於社會政治的論著,是他的政治思想的具體反映,是他參與政治鬥爭的一種手段。《封建論》是柳宗元最著名的政治論文。針對分封制和郡縣制兩種制度之爭,柳宗元認爲整個社會歷史是一個自然發展的過程,有其不以人們的意志爲轉移的客觀發展的必然趨勢。分封制暴露出種種嚴重弊端,而新的郡縣制能克服分封制弊端,有優越性和進步性,因而極力支持郡縣制。對秦始皇的評價,也反映出柳宗元政治思想的進步性。《六逆論》、《晉問》等政論文,主張任人唯賢,反對世襲特權,甚至認爲天子在用人問題上有了錯誤,也應改正。他重視農戰的思想也比較突出,重視勸農耕,修水利,以利民、安民。柳宗元推崇儒學,但不主宗一家。他的不少言論,往往從摺衷調和的立場,來對儒、法、釋、道等各家學說作調和的解說,這是他思想異於其他思想家之處。

  天和人的本原及其相互關係,一直是中國古代哲學史上爭論不休的問題。其爭論的焦點:⑴天是什麼?天是自然界和人類社會有意志的最高主宰,還是無意志、無感知的自然物?⑵天體和人類分别處於什麼地位?⑶有無“天命”?“天命”與人們的努力的關係如何?⑷“天”能夠向人們禀賦什麼?人的“天性”如何?“天性” 與後天實踐的關係怎麼樣?等等。柳宗元的哲學思想,是在對前人哲學思想分析批評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他的天人“相分”的自然哲學思想,走的是樸素唯物主義這樣一條路。

  應當看到,中國古代文、史、哲不分家,哲學與史學、文學並無嚴格的區别。即使要回答關於世界的本原這樣的哲學根本問題,哲學思想也往往與作者對社會理想的認識、歷史變遷的評價集合在一起。這一特征在柳宗元的《非國語》這部批判著作中表現得尤爲突出。柳宗元在《非國語序》中寫道:“左氏《國語》,其文深閎傑異,固世之所耽嗜而不已也。而其說多誣淫,不概於聖。餘懼世之學者溺其文采而淪於是非,是不得由中庸以入堯、舜之道。本諸理,作《非國語》。”柳宗元在此說得很明白,《國語》這部書的文章寫得很好,但觀點謬誤很多,與堯、舜之道不符,不指出來會誤導人,所以要寫文章進行批駁。成書於春秋戰國時代的資治通鑒《國語》,究竟什麼地方不符合聖人之道呢?檢閱《非國語》一書共六十七篇,柳宗元的批判矛頭直指天道、天意、天命、神靈、蔔筮、怪異、報應諸說,認爲“山川者,特天地之物也。陰與陽者,氣而游乎其間者也。自動自休,自峙自流,是惡乎與我謀?自鬥自竭,自崩自缺,是惡乎爲我沒”(《非國語·三川震》)。這是就,天地、陰陽、山川的變化,都是物質性的元氣的自然而然的運行,並不以人們的意志轉移。關於哲學的問題,實際上在這里邊轉了一個很大的彎,先從社會現象、歷史發展談起,最後歸結到自然哲學來說明。盡管如此,它仍然不僅是對先秦萌芽狀態的自然哲學思想的訂正,也是對漢代王充元氣自然說的繼承和發揮。關於《非國語》,柳宗元還寫了《與呂道州溫論非國語書》、《答吳武陵論非國語書》。從這些書信往來可以看出,柳宗元曾作了比較充分的醞釀。因而,《非國語》是從社會歷史發展方面展示柳宗元天人“相分”自然哲學思想的代表之作。

  柳宗元的《天對》是中國古代哲學中的一部奇書。它進一步反映了作者對宇宙萬物的認識水平和自然哲學思想。《天對》在形式上是爲回答偉大詩人屈原的著作《天問》而寫的。屈原在《天問》中,一共發出170多個質疑性的問題,從天上問到地下,從萬物問到人間,從自然現象到社會現象,從歷史事件到現實問題,真是 “放言無憚,爲前人所不敢言”(魯迅語)。但屈原所提出的這170多個問題,從戰國時期到唐代,沒有一人作出回答。隻有到了唐代中期,貶於永州的柳宗元才把它概括爲122條,逐個作了精辟的回答。對於柳宗元的哲學名著《天對》,毛澤東十分欣賞。毛澤東說,“屈原寫過《天問》,過了一千年才有柳宗元寫《天對》,膽子很大”(《毛澤東在上海》第143頁,中國黨史出版社1993年版)。“天”是什麼?有人說天是神靈,是上帝,宇宙間的一切是上帝神靈創造的。柳宗元從元氣—元論的自然哲學觀出發,徹底否定了上帝神靈。他在《天對》中說:“曶黑晰眇,往來屯屯,龐昧第化,惟元氣存,而何爲焉!”他認爲,日月晝夜,交替運行,永不停息,宇宙從蒙昧混濁的狀態變化發展產生萬物,隻是因爲有“元氣”存在的緣故,哪里是由誰造成的呢?在他眼里,“天”是自營自成的自然界,是宇宙,不是虛無縹緲的神。“天”是物的天,是客觀存在的天,沒有意識,沒有感知。“天”並不是誰經營創造的,而是由元氣的無限積聚而形成的。元氣是一切自然現象發生之源,一切自然現象統一於元氣。這一思想從根本上否認了造物主的存在,堅持了世界的物質性,表示了鮮明的無神論立場。

  在對“天”、“人”及天人關係的認識上,柳宗元天人“相分”的觀點與劉禹錫是基本一致的,並且共同與韓愈開展過爭論。他們之間的這場爭論是唐代思想史上很有意義的一件事情。此事由韓愈給柳宗元的一封書信而起。由於韓愈的這封書信未能保存下來,其主要内容隻能從柳宗元作答的《天說》一文轉述中可以見證。根據韓柳兩人以往的濃厚交情和當時不同的處境,韓愈給柳宗元的寬慰轉到了“天”的緣故,認爲天是有意志的,能夠根據“人擧”(人的行爲)而行“賞”、“罰”。這種戴有神祕面紗的理想的世事哲學思想,使柳宗元對韓愈的友情問候信產生了另外的思想導向,“激”起了他對“天命觀”毫不留情地予以否定。盡管柳宗元在永州身負重辱,但他並不認爲這是天命所致。他認爲:“功者自功,禍者自禍,欲望其賞罰者大謬”。爲了求證同道,柳宗元把這封答書《天說》轉給了一同受貶的好友朗州(常德)司馬劉禹錫。劉禹錫非常讚同柳宗元的觀點,隨即參與進來寫作《天論》三篇“以極其辯”,柳宗元又寫了《答劉禹錫<天論>書》。這樣一種多角色的哲學通訊,在當時的確是一件很新鮮有趣的事情。柳、劉兩人都堅決地批判了韓愈所持的“天命觀”,認爲“天”有“生植”之能,也有災荒之能;“人”有“法制”之能,也有“悖亂”之能。但是,承認“天”的“生植”與“災荒”,並非“天”能夠有意幹預“人”的“法制”與“悖亂”,也並非“人” 能夠幹預“天”;天與人“相分”,“各行不相預”。這就是說,柳、劉已經意識到自然規律與社會規律的不同,這在當時是一種很獨到的見解。劉禹錫對柳宗元的自然哲學元氣論還進行了補充和發展,認爲天人不僅“相分”,各有自己的特殊規律,還互相影響、互相制約、互相聯繫,天人相關,“交相勝”、“還相用”。應該說,經過劉禹錫的補充,柳宗元天人“相分”的自然哲學思想更爲深刻全面。
 

佛學思想

 
柳宗元塑像
            柳宗元塑像
  韓愈激烈反佛,柳宗元卻信佛,曾多次反駁韓愈,認爲佛教讓人“樂山水而嗜閑安”(《送僧浩初序》)因此,他雖然常常壓抑不住心頭激情而寫出激烈的作品,但也常常克制自己,寫一些感情深沉含蓄的散文。柳宗元推崇儒學,但不主宗一家。他的不少言論,往往從摺衷調和的立場,來對儒、法、釋、道等各家學說作調和的解說,這是他思想異於其他思想家之處。尤是政治失意時,往往向佛教尋找精神上的解脱。毛澤東:“柳子厚出入佛老,唯物主義。”
 

佛教出世法則

  柳宗元一生好佛,他曾說:“吾自幼好佛,求其道,積三十年。”柳宗元被貶爲永州司馬後,與龍興寺長老重巽交誼深厚,對天台宗的佛理特别感興趣,天台宗是佛教南宗支脈。南宗禪學主張在與自然的融合中穫得永恒的人生,這給了内心的極度痛苦、渴望尋求出路與解脱的柳宗元以無盡的心靈慰藉與智慧的啟迪。而他之所以將精力傾注到山水景物的描繪刻畫中去,也與重巽的師祖、天台宗第九祖湛然大師所提出的“無情有性”說,即主張無生命的物體也有佛性,磚石礫草木等均能成佛的理論密切相關。因此,受佛禪影響,他悠游山林,並於自然山水中體味到了“與萬化冥合”的禪意。

  在《始得西山宴游記》中感歎道:“洋洋乎與造物者游,而不知其所窮。” 他仿佛覺得腳下的西山與元氣混而爲一,自己也仿佛消融在這邈遠無垠的大自然中。在《鈷鉧潭西小丘記》中感受着“悠然而虛者與神謀,淵然而靜者與心謀”的境界,這種“心凝神釋,與萬化冥合”的物我兩忘境界的穫得,也正是受佛教影響所致。
 

對佛教的獨特理解

  柳宗元絕不是生性淡泊之人,他對待人生的態度是積極執着的。他雖然好佛,但他的思想基本上還是儒家的。事實上他認爲儒佛都具有濟世的功用,這就和佛教本質上的“出世”思想必然會有着深刻的矛盾,他創作中流露出來的的許多深刻的矛盾也正源於此。
 

佛禪對柳宗元創作的影響

  1、清冷幽寒的畫面:沒有塵世的車馬喧鬧,遠離人事的紛爭,這種清靜的自然環境,同佛教追求的“禪定”境界、清靜心境,達到了天然的默契與和諧,使他忘懷世事,把思想和意念導引到“清靜無爲”的境地。在生滅不已的朝暉夕陰、花開花落的大自然永恒寧靜中妙悟禪機。佛門以“空”爲本,即世間萬事萬物都沒有常住不變的本相。“空”爲一法印,是佛教第一要義。在佛家看來,“四大皆空”,一切事物都既非真有,又非虛無,隻有把主體與客體盡作空觀,方能超脱生死之緣。

  2、寧靜淡遠的意境:佛教的出世間法,慰藉着詩人孤獨寂寞的靈魂,不時地淡化着他的自我情志,使他步入淡泊寧靜、與世無爭之途,使他暫時忘卻人生的恩怨得失,泯滅了是非榮辱的感受。這種寧靜、淡遠的意境,是以柳宗元對世俗的淡漠爲前提,而對世俗的淡漠正是佛教的出世思想作用於他的結果。因而,他能夠空諸一切,心無掛礙,和世俗事務暫時絕緣,本着一種超功利、超現實的心境,從自然中體會到了禪意,又以禪意去體味人生,從而達到了與自然純然合一的閑散悠然的境界,放下爭逐之心、功利之念,泯是非,同善惡,一死生。

  3、山水景物人格化的表達形式:在作者的眼中,愚溪是一個與自己擁有同樣的品質,同樣遭遇的天涯知己,他與它對話,傾訴自己的情懷和不平,從而穫得心理上的暫時平衡和安慰。我們很難分清作者是寫山水,還是在寫自己。可以說,它們句句是景語,字字是情語。作者在觀照自然時把自己的感情移入了眼前的景物,使得山水景物無不帶有抒情主人公的感情。這種物我一體的審美移情表達方式,正是受佛門物我同根的思想影響所致。

  4、欲求解脱而不能的寂寞情懷:柳宗元由於對世事的系念難忘,致使佛教的精神藥方難以徹底醫治他心靈的痛苦,山水的寧靜反而引發他寂寞的情懷。他在佛教與山水中得到了暫時的慰藉與沉迷,卻很快被現實的劇痛喚醒。於是他的山水詩形成蘇軾所說的:“柳儀曹詩,憂中有樂,樂中有憂”的模式。他的心靈在這短暫的歇息之後,又回到令他痛苦不堪的現實社會中來,表現出難耐的寂寞。

  沈德潛《說詩晬語》:“愚溪諸詠,處連蹇困厄之境,發清夷淡泊之音,不怨而怨,怨而不怨,行間言外,時或遇之。” 他始終徘徊於自然與社會之間。王國維《人間詞話》說:“詩人對宇宙人生,須入乎其内,又須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寫之;出乎其外,故能觀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氣;出乎其外,故有高致。”柳宗元可以說是到了“入乎其内”,“出乎其外”了。入世與出世在他身上是矛盾的,也是統一的。這使他既不完全入世,如身投汨羅的屈原,又不完全出世以青燈古佛爲伴。他的山水詩留下了“統合儒釋”的鮮明印蹟,是其“統合儒釋”思想鮮明的注腳。
 

文學觀

“文以明道”說

  “文以明道” 說是柳宗元在《答韋中立論師道書》一文中提出來的。“明道”一詞,南朝齊梁時期傑出的思想家劉勰早就提到過。柳宗元對劉勰“明道”說作了更進一步的發揮: “始吾幼且少,爲文章,以辭爲工。及長,乃知文者以明道,是固不苟爲炳炳烺烺,務彩色、誇聲音而以爲能也。凡吾所陳,皆自謂近道,而不知道之果近乎遠乎?”

  “及長,乃知”的意思,一是說明他通過自己的寫作與文學實踐,才慢慢地明白了這個道理;二是說明他通過後天的學習與借鑒,才逐漸地明白了這個道理。

  柳宗元的“文以明道”說,是一種文、道並重的“二元論”觀點。寫文章的目的是爲了“明道”,“道”借助於文章而更加鮮明,文章因爲“道”而更加顯著。它與北宋時期理學的代表人物周敦頤所講的“文以載道”觀點,把“文”當作“道”的載體,甚至看作純粹的輿論工具,有着很大的不同;跟南宋時期理學的代表人物朱熹所講的“文便是道”觀點,主張“文道一體”,混淆了“文”與“道”的界限,有着更加明顯的區别。

  非常難能可貴的是,柳宗元不僅在口頭上宣講“文以明道”,而且將其付諸於實踐。柳宗元在《寄許京兆孟容書》中指出:“唯以中正信義爲志,以興堯、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爲務。”他堅信自己和王叔文等人所實行的政治改革,是正義的事業,是符合國家與老百姓利益的行動,始終不願改變自己的政治主張和遠大的理想,更爲廣泛地鑽研古今典籍,並加以批判性地吸收與借鑒,因而大大提高了自己的思想水平和文學修養。他勇敢地拿起筆來,寫下了大量的理論著作,憤怒批判黑暗的社會現實,大膽宣傳進步的政治觀點;並繼續高擧散文革新的大旗,寫出了許多優秀的山水游記、詩歌和辭賦,從而在思想史和文學史上,留下了光華璀璨的一頁。
 

“輔時及物”說

  “輔時及物”說,是柳宗元在《答吳武陵<非國語>書》一文中提出來的。“輔時”——即有利於、有助於時代;“及物”——即跟事物相聯繫。所謂的“輔時及物”,是在“文以明道”的基礎上,要更進一步地貼近現實,用現在的話來說,就是要與時俱進,服務時代、服務社會、服務人民。

  “輔時及物”說,在文學實踐上具有重要的意義。因爲文學創作的根本源泉是生活,而不應是某種理論概念的教條。如果文章所表現的隻是作爲觀念的空疏的 “道”,而沒有生活實踐爲基礎,那怎麼能創造出真正優秀的文學作品呢?

  劉勰的基本文學思想,主張文章要“銜畢佩實”,“質文並重”。爲了達到這一要求,反對“詭奇”、“淫糜”等爲爭一句之奇而窮思力索,主張“誇飾有節,飾而不誣”的寫作原則。認爲文章的寫作過程是一個自然而然的過程。文學的任務是要“寫天地之輝光,曉生民之耳目矣”。文學的社會作用在於起到“顺美匡惡”。因而反對“無所匡正”、“無益時用”的文學。

  柳宗元極力提倡“輔時及物”,他本人也撰寫了許多這樣的文章,如:膾炙人口的《捕蛇者說》,揭露暴賦酷役對人民的殘害,竟然比異蛇還要厲害“故爲之說,以俟夫觀人風者得焉。”《駁複仇議》針對徐元慶替父報仇的案件,從“刑而後旌”和“親親相仇”兩個方面,提出“刑”或“旌”必須符合國家法典,切合實際,無論官民,當刑則刑,當旌則旌,但必須刑旌分離,二者不可同用於一人;同樣“親親相仇”者也是無視國家法典、無視客觀實際的錯誤行動,爲官者隻有依法行政,爲民者隻有遵守國家法典,才能消除“親親相仇”的隱患,達到爲國分憂爲民除害的目的。《敵戒》闡明了“敵存滅禍,敵去召過”的道理,指出“敵去而舞”將會招來更大的禍害,提醒人們應當居安思危,希望憲宗不要“廢備自盈”。事態的發展果不出柳宗元在文中所料,元和十五年,唐憲宗就被宦官陳弘志等殺掉。文章反複地闡述了事物相反相成、矛盾相互轉化的道理,體現了豐富的樸素辯證法思想,對當今社會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褒貶諷諭”說

  “褒貶諷諭”說,是柳宗元在《楊評事文集後序》一文中提出來的觀點。“褒貶諷諭”說,所強調的是寫作的文體,他將所有的文章、作品,籠統地歸納爲以“褒貶”爲主的和以“諷諭”爲主的兩個大類。

  柳宗元在這篇序中指出:“文之用,辭令褒貶,導颺諷諭而已。雖其言鄙野,足以備於用,然而闕其文采,固不足以竦動時聽,誇示後學,立言而朽,君子不由也。故作者抱其根源,而必由是假道焉。”他認爲,文章的作用,就是通過言論辭語來進行表颺或批評,采用比興的手法來進行諷刺勸戒,給人以開導啟發罷了。雖然語言粗俗的文章也足以采用,然而缺少文采,畢竟難以震撼人心,不能給後世留下示範的作用。文章寫出來之後很快就淹沒無聞,君子是不願這樣做的。所以作者探求寫文章的根本,一定要在文采與内容相結合這條路上走下去才能成功。

  他接着說:“文有二道:辭令褒貶,本乎著述者也。導颺諷喻,本乎比興者也。著述者流,蓋出於《書》之謨訓,《易》之象系,《春秋》之筆削,其要在於高壯廣厚,詞正而理備,謂宜藏於簡冊也。比興者流,蓋出於虞、夏之詠歌,殷、周之風雅,其要在於麗則清越,言暢而意美,謂宜於謠誦也。”

  柳宗元這里所說的“文”,是廣義的,包括非文學的“著述”和藝術文學的“比興”之作。他把傳統的五經劃分爲兩大類,一類是《書》《易》《春秋》等政治學術著作,另一類是以《詩》爲代表的文學藝術著作,說明柳宗元對文學與非文學的界限認識比較清楚。他認爲:前者以論述政治、哲學、歷史問題爲本,必須參照或借鑒《尚書》中有關謀略、開導、教誨等方面的内容,和《易經》中有關經文的解釋,(《象傳》《系辭傳》,都是對《周易》卦爻辭的注釋)以及孔子刪削《春秋》的筆法,它的主要要求是結構完整、立意高廣而内容厚實,語言准確而說理周密完備,才適宜於作爲文獻來保存與收藏。後者以運用比喻、寄托、聯想爲本,必須參照或借鑒虞夏時流傳下來的歌謠,和殷商、周朝時的《國風》《大雅》《小雅》、“三頌”等詩歌,它的主要要求是辭彩華麗而清朗動聽,言語曉暢而意境優美,才適宜於傳歌誦與流傳。

  柳宗元覺得,這兩種類型的文章,各有其不同的寫作目的和意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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