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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 3483 次 历史版本 0个 创建者:o藍调尐喕怉o (2011/4/29 16:12:15)  最新编辑:o藍调尐喕怉o (2011/4/29 16:12:15)
中國佛教(當代)
拼音:Zhōngguó fójiāo (Zhongguo fojiao)
同义词条:当代中国佛教,中国当代佛教
 
中國佛教協會首任會長圓瑛法師
中國佛教協會首任會長圓瑛法師
  新中國的成立,是中國歷史上一個偉大的轉變。民族的獨立、國家的統一和全國各民族的團結,爲中國人民過上安寧和平的生活奠定了基礎,同時也爲中國的佛教徒過上正常有序的宗教信仰生活提供了根本保證。

  中國佛教界在積極接受政府開展的引導宗教界愛國愛教、共同建設新中國活動的同時,也顺應時代潮流,自覺進行制度改革,邁出了與新中國相適應的嶄新步伐。可以說通過宗教界的努力,中國宗教既達到了反帝、反封建的目的,又實現了中國宗教的新生。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各個層面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也帶有了人們精神世界的變化,這爲佛教的發展帶來了新的活力,並改變着佛教傳統的存在方式。改革開放所創造的物質財富,促進了社會的繁榮昌盛,同樣也爲佛教的複興提供了強大的經濟後盾。從“文革”廢墟中走出的中國佛教正是隨着國力的強盛、經濟的發展、市場的繁榮,一步一步從寺廟的殘垣斷壁、殿堂的穿風漏雨、佛像的殘缺不全走向道場的金碧輝煌、法相的清淨莊嚴和僧眾的和合共住。  

中國佛教與當代中國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中國政府制定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第五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有思想、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通訊、人身、居住、遷徙、宗教信仰及示威游行的自由”。當時新中國的《憲法》尚未制定,《共同綱領》與《憲法》起着相同的法律作用。

  這一開明的宗教政策,促使很多宗教領袖帶動信教群眾加入到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運動中來,成爲強大的進步力量,與中國共產黨風雨同舟,患難與共。

  1952年,毛澤東主席在會見西藏致敬團時的談話中明確指出:“共產黨對宗教采取保護政策,信教的和不信教的,信這種教和信别種教的,一律加以保護,尊重其信仰。今天對宗教采取保護政策,將來也仍然采取保護政策。”這個談話深刻總結了中國共產黨幾十年來正確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成爲建國初期處理宗教事務的指導方針,爲《憲法》宗教信仰自由條文的制定奠定了理論基礎。

  1954年9月,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88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這一條文將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用國家憲法的形式加以條文化和法律化。從此,宗教信仰自由作爲公民的一項基本權利,得到憲法的確認與保護。

  1957年,毛澤東主席作了“我們不能用行政命令去消滅宗教,不能強制人們不信教。不能強制人們放棄唯心主義,也不能強制人們相信馬克思主義”的著名講話。

  1966年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期間,全國人民遭受了一場深重的災難。在這期間,中國佛教協會的工作被迫停頓,佛教組織陷於癱瘓,寺院遭到破壞,整個佛教界同各項事業一樣遭受了一場浩劫。

  1976年“文革”結束,各級政府和佛教界聯手開展落實宗教自由政策、恢複寺院功能的工作。此後二三十年中,由於政府對佛教事業的支持,佛教得到飛速的恢複和發展。不僅佛寺得到重光,而且在法務、僧伽教育、佛教文化、佛教對外交往方面的發展與規模都是數百年來所不曾達到的。同時,中國佛教界也提出了一條在當代中國的發展之路:中國佛教必須與中國當代社會相適應;中國佛教必堅持佛教正統的緣起性空,諸行無常的宇宙觀;無我利他、度生無倦的人生觀;諸惡莫做、眾善奉行的道德觀。還要在哲學、文學藝術、論理道德、自然科學、生命科學發揮優良傳統,爲社會文明作貢獻。此外,佛教界還發颺“愛國愛教”的精神,積極響應政府“與時俱進”的號召,做推動社會前進的積極力量。

  正是由於政府與佛教界關係的空前融洽,宗教政策的正確與寬松,佛教才得以在當代中國社會蓬勃發展,出現了數百年來不曾出現過的大好局面。  

中國佛教的統一組織—中國佛教協會

 
  中國佛教協會是全中國各民族佛教徒的聯合組織,關於中國佛教協會的基本情況,可從中國佛教協會第七次代表大會(2002年9月召開)通過的新《中國佛教協會章程》的《總則》中了解。《中國佛教協會章程》第一章《總則》:

  第一條 本會定名爲中國佛教協會。

  英文譯名:THE BUDDHIST ASSOCIATION OF CHINA。

  英文縮寫:B。A。C。

  第二條 本會是全國各民族佛教徒聯合的愛國團體和教務組織。其宗旨爲:協助人民政府貫徹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維護佛教界的合法權益;弘颺佛教教義,興辦佛教事業,發颺佛教優良傳統,加強佛教自身建設;高擧愛國愛教旗幟,團結各民族佛教徒,倡導人間佛教思想,積極參加社會主義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設,開拓創新,與時俱進,莊嚴國土,利樂有情,爲祖國統一、世界和平作貢獻。

  第三條 本會任務
 
  (l)根據憲法和有關法律、政策的規定,維護佛教徒宗教信仰自由的權利和佛教團體、佛教活動場所、佛教文化教育機構及佛教自養服務事業的合法權益;密切聯繫各民族佛教徒,深入調查研究,如實反映情況,就落實宗教政策等問題,向有關部門提出建議和意見。

  (2)加強對憲法和有關法律、法規、政策的學習,提高佛教徒愛國主義覺悟和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的自覺性,做到愛國愛教,遵紀守法。
 
喜饒嘉措大師
喜饒嘉措大師
  (3)支持地方佛教協會開展會務,並對各省、自治區、直轄市佛教協會(分會),在佛教事務上實行指導和檢查。各級地方佛教協會(分會)、各佛教寺院、各佛教院校和其他佛教組織有義務貫徹執行本會的決議和決定。

  (4)督導佛教寺院搞好自身建設和管理,嚴肅清規戒律,樹立優良的道風學風,開展正常的法務活動,制定寺院管理、教制儀規等規章制度和具體辦法。指導和督促居士團體健全組織,完善制度,加強團結,協調關係,精進學修,護持三寶,遵紀守法,服務社會。

  (5)興辦佛教教育事業,培養佛教四眾人才,提高佛教界的整體素質;開展佛教文化學術研究,編印流通佛教書刊,保護佛教文物古蹟。

  (6)引導佛教徒在各自崗位上努力工作,興辦符合佛教特點的自養服務事業,支持、參與社會公益事業,造福社會,利益人群。

  (7)開展同台灣同胞、港澳同胞、海外僑胞中佛教徒的聯誼工作,增進相互了解,加強團結合作,促進祖國統一和佛教事業的發展。

  (8) 發展同各國佛教界、國際佛教友好組織、國際宗教和平組織的交往與合作,促進中外佛教文化交流和世界和平。

  第四條 本會會址設在北京。

  中國佛教協會成立於1953年。發起人是虛雲法師、喜饒嘉措大師、圓瑛法師,趙樸初居士等。在50年的歷史中,一共召開了七次全國代表大會。2002年9月16-20日,中國佛教協會召開了自成立以來最隆重的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這次大會上,除中國佛教協會常務副會長聖輝法師、副會長兼祕書長學誠法師外,還有一批充滿朝氣的中青年僧人進入領導層,這標志着中國佛教協會已開創一個新的歷史時期。少壯派將會使中國佛教與現代社會更加融合,佛教事業的開展也必將更加全面與深入。  

代表人物  

喜饒嘉措

  喜饒嘉措(1883—1968年)是中國現代着名的藏族佛學大師,出生於青海省循化縣的一個藏族家庭中。他自幼學習佛經,先後就學於家鄉的吉雷寺、甘肅的拉蔔楞寺和西藏的哲蚌寺。他精心苦讀,潛心佛事,精研經典,使他終於成爲譽滿藏區的大學者,1916年他穫得了西藏佛學界的最高學位——格西拉仁巴。1918年至1932年間,喜饒嘉措大師應十三世達賴喇嘛之邀,在羅布林卡行宮主持編訂出版了藏文《布敦全集》和《大藏經·甘珠爾》。

  1936年,國民黨政府禮聘喜饒嘉措大師爲國立五大學——即中央大學、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中山大學、武漢大學的西藏文化講座講師。1937年喜饒嘉措大師離開西藏,假道印度到南京,開始進行宣傳西藏文化和維護民族團結的工作。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喜饒嘉措堅持留在大陸,他曾擔任過青海省副省長、全國政協常委等職務。但他的主要工作還是擔任中國佛教協會會長和中國佛學院院長。喜饒嘉措擔任中國佛教協會第一、二、三屆會長,在此期問,喜饒嘉措大師爲推動民族團結平等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做了大量的工作,對維護國家統一,弘颺傳統文化,也作出了很多貢獻,多次受到黨和國家領導人的接見。他還多次率領中國佛教代表團出訪緬甸、尼泊爾、印度等國,爲增進中國佛教界與周邊國家佛教界的友誼作出了貢獻。  

班禪額爾德尼

第十世班禪額爾德尼·確吉堅讚大師
第十世班禪額爾德尼·確吉堅讚大師
  班禪額爾德尼·確吉堅讚(1938—1989年),青海省循化縣溫都多人,原名溫都·貢布才旦,出生於一個農民家庭。父親名古公才旦,母親名索南卓瑪,家里還有一個弟弟。1937年12月1日,九世班禪圓寂於青海玉樹寺,班禪堪布會議廳開始尋找轉世靈童,貢布才旦與其他幾個孩子被選中,經抽籤,貢布才旦被確定爲九世班禪的轉世靈童,供養在塔爾寺中。1949年6月3日經國民黨政府代總統李宗仁批准, “免於掣簽,特繼任爲第十世班禪”。同年8月在塔爾寺普觀文殊殿前大講經院擧行了隆重的坐床大典,取法名爲“洛桑赤烈倫珠確吉堅讚”,簡稱“確吉堅讚”。

  十世班禪坐床後,初隨九世班禪的經師拉科活佛學習,因拉科歲數太大,主要由喇嘛嘉雅指導。1949年10月1日,年僅11歲的班禪致電中央,明確表示擁護中央人民政府,願爲解放西藏、實現祖國統一作出貢獻。1950年1月31日,他致電中央人民政府,對“西藏獨立”的行徑進行譴責。1951年4月 27日,他率領堪布會議廳45人抵達北京,參與中央人民政府與西藏地方政府關於和平解放西藏的談判。中央人民政府與西藏地方政府於5月23日簽署了《中央人民政府與西藏地方政府關於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5月29日班禪發表聲明,對《協議》的簽定表示熱烈擁護。次日致電十四世達賴喇嘛·丹增嘉措,表示願與之精誠團結,共商國是。1954年9月,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在北京擧行,班禪當選爲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同年12月,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二屆全國委員會第一次會議召開,班禪當選爲全國政協副主席。當時他才16歲。從此,班禪不僅是西藏的政治領袖,同時也成爲國家的領導人。1956年4 月,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成立,他又相繼擔任了第一副主任委員、代主任委員等職。1956年11月,他應印度政府邀請,赴印度出席釋迦牟尼涅2500周年紀念活動,並在印度各地進行了友好訪問,貝納勒斯佛教大學授予他榮譽佛學博士學位。

  1979年7月,班禪在第五屆全國政協委員會第二次會議上當選爲副主席,1980年又當選爲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在此後的10 年時間里,他加倍努力,勤奮工作,對西藏的建設以及佛教事業的恢複和發展作出了極大的貢獻。他特别關心佛教的教育事業。在他的倡導和主持下,1987年在北京創辦了中國藏語系高級佛學院,並親自擔任院長。

  1989年1月,班禪大師離開北京前往西藏,參加五世班禪至九世班禪合葬靈塔的開光典禮,28日凌晨8點35分,因操勞過度,心髒病突然發作圓寂,終年51歲。  

趙樸初居士

  趙樸初居士,1907年 11月 5日生於安徽太湖縣。早年就學於蘇州東吳大學。1928年後,任上海江浙佛教聯合會祕書,上海佛教會祕書,“佛教淨業社”社長。1938年後,任上海文化界救亡協會理事,中國佛教會祕書、主任祕書,上海慈聯救濟戰區難民委員會常委兼收容股主任,上海淨業流浪兒童教養院副院長。1953年後,任中國佛教協會副會長兼祕書長,中國作家協會理事,中日友好協會副會長。1980年後,任中國佛教協會會長,中國佛學院院長,中國藏語系高級佛學院顧問,中國宗教和平委員會主席,中國書法家協會副主席。

  他是第一、二、三、四、五屆全國人大代表。作爲愛國宗教界的代表,他參加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曆任第一、二、三屆全國政協委員,第四、五屆全國政協常委,第六、七、八屆全國政協副主席。

  趙樸初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中國佛教界的主要領導人。在長達半個世紀的時間里,趙樸初始終在探索佛教如何與中國當代社會相適應,佛教如何在愛國與愛教道路上達到統一,佛教如何爲現代社會服務。幾十年來,他領導中國佛教界在協助政府落實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方面、在健全僧伽制度方面、在佛教對外交往方面都作出了突出貢獻。他不僅成爲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肝膽相照、榮辱與共的朋友,也是中國廣大佛教信眾崇敬的領袖。此外,趙樸初還是一位受人尊敬的社會活動家、詩人和作家。趙樸初於2000年5月21日逝世,享年93歲。趙樸初晚年體弱多病,但他關心慈善事業,經常爲遭受自然災害地區籌集救災資金。他本人的稿酬和一生積蓄都用於慈善事業。在他生前寫下的遺囑中要求將他的遺體貢獻給醫學機構使用。他要求死後不留骨灰,不要骨灰盒。他在遺囑中還寫了一首四言詩:“生固欣然,死亦無憾。花落還開,水流不斷。我兮何有,誰歟安息。明月清風,不勞尋覓”表現出佛教徒的死亡觀。  

松列·阿戛木尼

  阿戛木尼是傣地佛教中最高級别的僧人,相當於僧王、國師之類的稱號。松列·阿戛木尼,傣族,南傳佛教潤派高僧,西雙版納

  景洪市人,人們習稱他爲祜巴勐。生於1899年12月9日,圓寂於1974年10月12日,世壽75歲。1913年,祜巴勐在景洪窪龍(大佛寺)受戒爲帕(沙彌),1923年升爲都( 比丘),公元1936年受具足戒爲祜巴(長老),1947年升爲沙密(沙門統長老),1956年由中國佛教協會主持,晉升爲松列·阿冥木尼(大僧正長老)。

  松列·阿戛木尼是南傳佛教近代人物中的一位愛國愛教的大長老,德行高潔,精通佛典。曆任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委員、中國佛教協會副會長、中國佛教協會雲南省分會會長、西雙版納傣族自治州佛教協會會長。1956年,應緬典政府和緬甸聯邦佛教協會的邀請,他以中國佛教代表團團長身份,率領中國佛教代表團前往緬甸參加佛涅盤2500年紀念活動及第6次結集大會閉幕典禮。在緬期間,他受到緬甸政府領導人的接見和朝拜。在此之前,緬甸佛教界曾在北京迎奉佛牙至緬甸供人瞻拜。中國佛教代表團將佛牙又迎接回國,並到雲南南傳佛教地區,供信眾觀瞻膜拜。l960年,他又應緬甸政府邀請,隨周恩來總理參加緬甸聯邦第十三屆獨立節慶祝大典。  

伍並亞·溫撒

趙樸初居士
趙樸初居士
  伍並亞·溫撒德,宏州瑞麗縣人,傣族。1949年在瑞麗縣喊沙寺任第五代住持。1958年至1982年在緬甸講經弘法。1983年回到瑞麗罕撒寺繼續擔任住持,並任瑞麗市佛教協會會長,中國佛教協會理事、政協全國委員會委員。自緬甸回國後,他發颺佛教優良傳統,弘颺人間佛教思想,爲當地辦了很多好事。  

一誠大和尚

  一誠大和尚,俗名固榮生,漢族,1927年2月生於湖北省望城縣。1949年6月出家,曾追隨中國近代禪宗泰鬥虛雲老和尚數十年。虛雲老和尚於20世紀中葉圓寂,此後一誠大和尚繼承虛雲遺風,住錫江西省雲居山,弘颺禪宗,成爲一代禪師。一誠大和尚戒行精嚴,道風端正。雲居山有山林200餘公頃,都由僧人種植保養,體現了禪宗“農禪並擧”的優良傳統。一誠大和尚擅書法,喜作詩。佛法知識淵博,在佛教界享有很高聲譽。

  一誠大和尚現任江西省佛教協會會長、中國佛教協會會長、江西省政協副主席和全國政協常委。  

聖輝法師

  聖輝法師,俗名盛清輝,1951年生於湖南省湘潭,1981年在江西披剃出家並受具足戒,1982年考入中國佛學院,1989年研究生畢業後在中國佛學院任教。當時,中國佛教協會會長趙樸初居士慧眼識英才,委派聖輝法師在佛教聖地九華山主持培訓全國寺院管理人才的工作。1993年聖輝法師任中國佛教協會副會長後,曾出席多次重大國際會議,特别是赴日内瓦出席世界人權大會。他在大會上介紹了中國宗教界的人權現狀,得到與會各國代表的歡迎與讚同。聖輝法師戒律精嚴,道風端正。爲人耿直剛正,表里一致。既有慈悲寬厚的心腸,又有匡正驅邪的勇氣,深得佛教界愛戴。聖輝法師現任中國佛教協會常務副會長,協助一誠會長主持全會工作。此外,聖輝法師還任福建省廈門市南普陀寺方丈、湖南省佛教協會會長、長沙市麓山寺方丈、北京靈光寺方丈以及全國政協常委等職。  

學誠法師

  學誠法師,俗名傅瑞林,1966年8月19日生於福建省仙游縣。少年出家,依當代高僧圓拙法師出家。1989年畢業於中國佛學院,同年入研究生班。1990年任福建省莆田市廣化寺方丈,時年24歲,爲全國最年輕的方丈。學誠法師領導的廣化寺,重學風道風,多次擧行傳授比丘戒的大法會,全國各地受戒的出家人,都以到廣化寺受戒爲榮。

  學誠法師不僅常識淵博,而且經常以佛教的慈悲精神關注世界和平,環境保護等影響人類文明與進步的大問題,爲此他發表了一系列很有深度的文章,受到各界的好評。2003年,學誠法師在中國佛教協會第七次代表大會上當選爲副會長兼祕書長,成爲中國最年輕的一位佛教領袖。學誠法師現任全國政協委員。  

法事活動  

四眾弟子與佛教寺院

東方持國天王
東方持國天王
  漢傳佛教的信眾以漢族爲主,很多人信仰佛教,但沒有辦理任何入教手續,也未參加任何入教的宗教儀式,這樣的佛教徒占佛教徒人數的絕大部分。另外一小部分人受過“三皈五戒”的佛教儀式,這樣就成爲了正式的佛教徒,相當於入教儀式。“三皈五戒”的“三皈”是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也叫皈依佛法僧三寶。佛,指釋迦牟尼佛以及十方世界一切佛;法,指佛的教誨及一切佛教理論;僧,指出家僧人。皈依了佛法僧,就成爲了佛的弟子,成爲信徒。“五戒”是入教者必須遵守的五種戒律,這五種戒律依次爲戒殺——不許殺害生命;戒盜——不許偷竊他人財物;戒淫——不許與夫妻之外的異性發生關係;戒妄——不許說謊話;戒酒——不許飲酒。這五種戒律從重至輕。犯殺戒最嚴重,犯酒戒較輕。傳授“三皈五戒”的儀式一般由寺院中德高望重的僧人主持,接受這一儀式的人,少則僅可一人,多則上萬人。受過“三皈五戒”的人都會得到一張“皈依證”,證上有像片、有姓名、法名(教名),皈依師的法號、所在寺院以及皈依日期等。

  正式佛教徒也稱居士,男居士在古印度稱“優婆塞”,意思是在家男修行者;女居士稱“優婆夷”,意思是在家女修行者。這是和出家男修行者—比丘、出家女修行者—比丘尼相對應的稱呼。四者合稱四眾弟子。

  佛教徒進行宗教活動的地方一爲自己家中,一爲佛教寺院。在家中僅可自我禮佛誦經,但若參加大規模的佛教活動或遇到佛教節日就須到寺院去。佛寺是有佛法僧三寶的地方,因此被信徒看重。盡管家中供有佛像,但信徒們仍很喜歡到寺院去感受宗教氣氛。漢傳佛教寺院的建制有較嚴格的規定,近代佛寺的第一層建築一般是山門,也稱山門殿,山門殿外或門内供奉着兩尊天神,一尊閉口,好像在發出“哼”的聲音,另一尊張口,好像發出“哈”的聲音,所以又稱爲“哼哈”二將。這兩尊天將,所起的作用相當於門神。

  第二層爲天王殿,殿内供奉四大天王。一位叫東方持國天王,意思是能夠保護國土的天王。他的形象是左手拿刀,右手用長矛柱地,身體是白色的;第二是南方增長天王,意思是能使人增長善良的心性,他的形象是手拿寶劍,身體呈青色;第三是西方廣目天王,意思是能夠用寬廣眼光去體察眾生的生活,他的形象是左手拿矛,右手拿紅色繩索,身體呈紅色;第四是北方多聞天王,意思是福德很大,聞名於世界。他的形象是身配長刀,左手托寶塔,右手執三叉戟或長矛,足下踏着夜叉鬼。四大天王原來都是古印度人,在中國被漢化,手中所持之物也都有了變化。南方增長天王手中改爲持劍,東方持國天王手抱琵琶,北方多聞天王手中拿傘,西方廣目天王手中握蛇。如今漢傳佛教四大天王的形象大多如此。在天王殿正中迎門處,是一尊笑容可掬的胖大和尚雕像,據說是彌勒菩薩的化身。這形象很有點笑臉迎客的意思,胖和尚的背後,是一位身穿甲胄的天神,名韋陀。韋陀是佛教寺院的護法神,起着保護寺院的作用,他手中有一把利器——金剛杵。天王殿之後是寺院最主要的建築——大雄寶殿,大雄指釋迦牟尼佛,大雄寶殿内主要供奉的是釋迦牟尼佛,有的殿内還供有佛的弟子十八羅漢等。此外,根據寺院規模的大小還建有觀音菩薩殿等。在中軸線建築的最後一層爲藏經樓,這是收藏佛經的地方。寺院的東西配殿和附屬院落有的供奉其他佛菩薩像,有的作客堂,有的作禪堂或齋堂以及僧人居住的寮房等。一些特别古老的寺院還建有塔,例如河北柏林寺、陝西法門寺等。 

佛像開光

  寺院是供奉佛像的地方,新塑的佛像或佛像重新修複後,都要擧行開光儀式。所謂開光是“開眼光”的略稱,就是擧行宗教儀式使佛像或菩薩像的“慧眼”具有觀察世事的能力。如此,信徒的願望及行爲都可以被佛與菩薩“看”見。中國的佛寺以木結構爲主,須經常進行修繕,佛像每修一次,便要進行一次開光法會,所以開光法會也就永無休止。凡有開光活動,寺院僧人就邀請各地寺院的僧人前來“隨喜”—共同祝賀,當地的信徒也會進寺“隨喜”。人數多時,十多萬人,人數少時也會有數千之眾。開光的儀式除拜佛、誦經外,還要由主法的法師手執毛筆遠遠的對着佛、菩薩像的眼睛描劃,意思是在“點睛”。過去匠人造佛和菩薩像時不畫眼珠,眼珠要留給主法的法師在“開光”時畫上去。後來因爲現場“點眼”有很多困難,就改爲象征性的望空描劃了。  

方丈升座

韋馱像
韋馱像
  每座佛教寺院中都有一位“方丈”,“方丈”是寺院最有權威的人,負責全寺法務方面的工作。傳統的做法,方丈要由全體僧眾推擧。“方丈”確定後,要擧行隆重的“升座”儀式。新方丈要從山門依次進入每一重殿宇,每進入一重殿門,都要口誦偈語。升座必須請一位德高望重的法師“送座”,即送新方丈登上方丈寶座。2003年9月6日中國佛教協會常務副會長聖輝大和尚榮任北京靈光寺方丈,由中國佛教協會會長一誠法師送座,各地僧人及北京佛弟子數千人參加了升座儀式。2003年9月8日,中國佛教協會會長一誠法師榮任北京法源寺方丈,廣東省雲門大覺禪寺佛源法師送座,也有數千人參加這一法會。  

僧尼傳戒

  出家爲僧者必須受戒。戒,就是戒律,通俗說法是佛教徒在日常生活和修行中必須遵守的規定和對行爲的限制。戒律有多種,有五戒、八戒、十戒及兩百多條的比丘戒、四百多條的比丘尼戒等。一個想出家當和尚的人,必須經過三壇大戒、三壇大戒就是依次受三種戒,叫“具足戒”。第一種戒叫“ 沙彌戒” ,第二種戒叫“ 比丘戒” 或“ 比丘尼”戒,第三種戒叫“菩薩戒”,比丘或比丘尼戒是最重要的戒,隻有出家爲僧的人才受比丘或比丘尼戒。受具足戒是出家人最重要的一件事,過去用的時間很長,要40幾天,近年作了精簡,日期也減少了一些,但受比丘戒或比丘尼戒期間仍然是異常艱苦並且令人難忘的。過去漢傳佛教僧人受比丘或比丘尼戒,頭頂要用線香點燃後燒出黄豆大小的疤痕,一般爲9粒,亦有3粒者。這是在佛前發的誓願,表示永修佛法的決心。但20世紀80年代,中國佛教協會向全國佛教徒發出通知,要求寺院廢除這一不符合戒律的習俗。但現在仍有少數人仍希望燒香疤以明志。尤其在台灣地區,至今仍在流行。古代不僅有在頭頂燒香疤的僧人,燒斷手指,燒斷手臂的僧人也不鮮見。受過比丘戒或比丘尼戒的人,都可以得到一張戒牒,這是證明僧人身份的文件。度牒上寫明受戒者籍貫、法號、俗名、年齡、受戒寺院、受戒日期以及三位法師七位尊證(證人)的法號。現在無論在何地何寺擧行授戒儀式,均須事先在中國佛教協會備案並由中國佛教協會派人發放戒牒。這樣做是爲了保證授戒儀式的嚴肅性和正規性。  

浴佛節

  浴佛節是在釋迦牟尼佛誕辰日擧行的大法會。漢傳佛教、藏傳佛教、南傳佛教對於釋迦牟尼佛的誕辰有不同說法,每年4月15日是雲南南傳上座部佛教潑水節,也是浴佛節。漢傳佛教浴佛節在每年的農曆四月初八,一般是五月份的某一天。這一天,信眾從四面八方湧進寺院,先進行誦經法會,然後魚貫來到太子佛前浴佛。太子佛是釋迦牟尼佛初生時的形象,站立式,一手指天,一手指地。有的太子佛像全身赤裸,有的以小布圍腰。太子佛站在一水盆内,盆上以樹枝花卉搭成小篷,有如佛龕。信徒用小勺舀水從佛像頭頂淋下,這是爲佛洗浴之意。這一節日的來曆是根據佛傳故事上的記載,佛傳說佛降生時有天龍自空吐水爲佛沐浴。信徒視佛像沐浴過的水爲聖潔之水,常常浴佛之後,自己也在頭頂淋上一勺水,浴佛的日子常常伴隨有放生儀式,所放的動物多爲鳥類和魚類。魚類中以泥鰍、鱔魚爲多,還有烏龜,據說這些水生動物很有靈性,它們有知恩報恩的傳統。  

放焰口

  放焰口是在中國流行很廣、較爲着名的一種佛教儀式。“焰口”是佛教用語,形容餓鬼渴望飲食,但因罪業未消而口吐火焰無法進食。放焰口所采用的書就是《瑜伽焰口》,其文字部分包括詩詞、文賦和散文,也包括一部分無法譯成漢語的真言、咒語,全書有1.8萬餘字,書中收有手印等圖片130餘幅。

  放焰口是寺廟中主要的佛事。其宗教意義是超度亡靈。如某戶死了人,於是請和尚來放焰口,使死者亡靈早升西方極樂世界。生前有惡行的,也可免墜地獄。

  放焰口時正座(主持放“焰口”的和尚)的背後要掛起面燃鬼王像,正座面前放一張桌,桌上擺着幡門、五方佛、香、燭及一些法器;桌兩旁坐着其他幾位和尚。規模比較大的焰口有三個正座,設三張桌子,三個幡門等。三個正座稱“三大士”。過去有錢人家放焰口也有同時請兩個寺廟的和尚,東一台西一台,稱爲 “對棚”。“對棚”時各放各的焰口。另有一供桌設死者靈位。

  另外一種焰口不是專門爲某一家某一個死人放的,而是爲許多鬼放的。如陰曆七月十五是佛“歡喜日”,也叫孟蘭盆節。民間稱爲“鬼節”,按傳統是要爲死去的親人燒紙誦經,超度亡靈。這時寺里往往要放焰口,任何人都可以出一點錢,爲自己死去的親人設一個牌位。牌位可以擺放得成百上千,每個牌位上可以寫上多位亡者姓名。  

水陸法會

  水陸法會是爲超度亡靈、拔救幽冥、普濟水陸一切鬼神而擧行的一種佛事活動,其内容主要爲設齋誦經、禮懺施食,屬中國佛教盛行的一種重要佛事。現行水陸法會,分設内壇與外壇,法事以内壇爲主,正中懸毗盧遮那佛、釋迦牟尼佛、阿彌陀佛三像,下置供桌,陳設香花燈燭等供品。還有專放法器的台子,台上分置銅盤、鬥鼓、鐃鈸、手鈴等。

  水陸法會普供十方世界的佛和菩薩,救助在生死中輪回的生靈。把福澤恩惠施與眾生,大家一起走向成佛之路。水陸法會被認爲具有無邊不可思議的功德。 

活佛轉世

  活佛是指藏傳佛教僧人中已經修行成佛的人。他的肉體在圓寂後雖然化爲烏有但本性依然沒有泯滅,並通過他人之身而投胎轉生,使生命重新開始,故稱爲活佛轉世,這是藏傳佛教中特有的一種承襲制度。

  活佛制度最早於13世紀時開始出現。藏傳佛教的噶瑪噶擧派的噶瑪拔希喇嘛居住在西藏粗樸寺,他在圓寂前,對弟子鄔堅巴說;“拉朵方面必出一位繼承黑帽系者(噶瑪噶擧派戴黑帽),彼未來之前,汝當代理一切。”鄔堅巴根據噶瑪拔希的遺囑,在後藏貢塘找到了幼童攘回多吉,確認他是噶瑪拔希喇嘛的前身轉世,從此開始了藏傳佛教歷史上的活佛轉世。攘回多吉5歲被接進寺院,18歲受大戒。曾被元顺帝封爲灌頂國師。他圓寂後,弟子(兗)傑哇等人又認定乳必多吉爲攘回多吉的轉世,活佛轉世的制度正式形成。以後格魯派及其他的派别,也接受了這一制度,並且將其進一步完善,成爲擧世聞名的藏傳佛教特有的活佛轉世制度。  

佛教教育

 
1959年9月10日,中國佛學院第一期學習班擧行結業典禮。
1959年9月10日,中國佛學院第一期學習班擧行結業典禮。
  從釋迦牟尼成道以後爲五位比丘說法開始,寺院傳統的授徒方式一直持續了二千多年。但這樣的教育對於現代佛教人才的全面培養有很大局限性。

  20世紀初,現代佛教教育的開啟者太虛法師就和著名佛學家楊仁山居士一起籌建佛教大學。他們既重視培養佛教僧才,也重視培養佛教“通才”。1922年太虛法師在湖北武昌創辦武昌佛學院,太虛任院長,梁啟超任董事長。武昌佛學院所走的是一條傳統與現代相結合的道路,堅持以佛法爲根本,吸收國内外近現代僧伽教育的經驗。1925年閩南佛學院成立,太虛法師任南普陀寺方丈兼閩南佛學院院長。1932年8月20日,四川漢藏教理院成立,這是一座漢傳佛教教育與藏傳佛教教育相結合的新興佛學院,體現了太虛法師的辦學理念。1956年中國佛教協會在北京法源寺創辦了中國佛學院,當時的院長是喜饒嘉措。中國佛學院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建立的第一座佛學院,也是1980年以前中國惟一一座正規佛學院。中國佛學院開設漢語系學習班、專修班、本科班、研究班,1962年9 月又增加了藏語班,但開辦時間不長。1966年,“文革”爆發,全國教育工作癱瘓,中國佛學院也被迫停辦,1980年12月10日,中國佛學院複辦。同時,中國佛學院蘇州靈岩山分院開辦;1984年12月,中國佛學院南山棲霞山分院開辦。更具有特殊意義的是,1987年9月1日,十世班禪和趙樸初居士共同發起成立了中國藏語系高級佛學院的倡議,受到中央政府的重視。佛學院開學當日,鄧穎超(時任全國政協主席),習仲勳、胡啟立等黨政領導十餘位出席開學典禮。中國藏語系高級佛學院的學員都是來自藏傳佛教地區重要寺院的活佛、喇嘛。學員在當地的身份、地位都很高。由於這些活佛、喇嘛從小接受的是傳統寺院教育,隻在經典和佛教儀式上有研究,在知識的全面掌握方面還很欠缺。讓他們接受學院式教育,有助於應對現代社會的種種問題。除藏語系高級佛學院外,1992 年在雲南省西雙版納總佛寺還創辦了一座雲南上座部巴利語系佛學院。至此,中國三大語系佛教都有了正規佛學院。

  中國佛學院是以培養僧才爲目標的高等佛教院校,在中國佛教協會的領導下,走過了40多年的風雨道路,爲中國佛教界造就了大批優秀僧才,他們大多數成爲中國佛教事業繼往開來的中堅力量。40年來,喜繞嘉措大師、法尊法師、趙樸初居士、一誠法師先後擔任了中國佛學院院長。中國佛學院在教學和管理上,不斷地探索和完善,形成了優良的院風。如注重培養德才兼備的人才,要求僧人繼承和發颺中國佛教農禪並重、學術研究、國際交往的優良傳統。學院推行學修一體化和學僧叢林化,倡導戒定慧三學,兼修文史哲學、法律及宗教政策等。

  中國佛學院不僅是培育中國佛教人才的搖籃,而且還成爲與各國佛教徒友好往來的重要窗口。50年來,印度柬埔寨斯里蘭卡泰國越南老撾尼泊爾緬甸美國日本新加坡韓國朝鮮等國家的佛教徒和各界人士先後前來學院參觀訪問。在增進世界佛教徒友好往來的同時,中國佛學院亦積極努力加強與香港澳門台灣等佛教四眾弟子的聯繫,以增進彼此之間的情誼。

  中國藏語系高級佛學院是在第十世班禪額爾德尼·確吉堅讚大師和中國佛教協會原會長趙樸初居士倡導下,經中共中央和國務院批准創辦的藏傳佛教最高學府。1987年9月1日,佛學院在西黄寺成立。

  西黄寺是北京有名的藏傳佛教寺院,歷史上的地位很高,它相當於達賴和班禪在北京的府邸。此寺建於1652年,當年,五世達賴喇嘛帶了三千多僧俗人員從西藏出發來北京西黄寺,在路上走了九個月方才到達。以後曆世達賴、班禪來北京朝貢都住在這里。

  西黄寺有一座“班禪塔”,其内藏有六世班禪衣冠,這座石塔是清代乾隆皇帝爲緬懷六世班禪而建造。塔身爲漢白玉雕刻,佛像、菩薩像、人物、花草、瑞獸、圖案都極精美,建築風格爲印度、西藏建築風格的融合,西黄寺是藏傳佛教建築藝術和雕刻藝術中的精品。

  學院是以佛學專業爲主,以社會其他學科爲輔的藏傳佛教綜合學院。中國藏語系高級佛學院的學員來自西藏青海四川甘肅雲南内蒙新疆等藏蒙地區的轉世活佛和品學兼優的年輕僧人。  

佛教文化


  佛教是外來宗教,它帶來了外來文化,但在漫長的傳播歷史中,外來佛教文化與中國本土文化相融合並成爲中國傳統文化的組成部分。近二三十年來,佛教界人士、科學家乃至政治人物都認識到佛教的文化特性以及佛教與佛教文化之間的概念差異。這樣就推動了佛教文化的繼承和發展,促使佛教文化穫得新的生命力。  

佛經印制

 
金陵刻經處珍藏的經版
金陵刻經處珍藏的經版
  佛經印制既是弘法事業也是文化事業。采用古代印刷技術印制佛經,在繼承傳統文化方面有特殊意義。現在仍采用古代印刷術的,有三個典型例子。一是金陵刻經處的本版印刷;二是房山石經的拓印;三是藏文德格木版印經。

  (1)金陵刻經處

  金陵刻經處位於江蘇省南京市,是一所以古老的雕版技術手工印制佛經的場所,同時也是一所佛學研究機構。金陵刻經處的創辦人是19世紀中葉著名佛學家楊仁山居士。楊仁山居士以自建私宅爲刻經處地址,在此刻經講學40多年。終其一生,楊仁山居士一共主持刻制了木雕經版47000餘片,成爲中國木制經版的一座寶庫。除刻經以外,這里還是百餘年來著名佛教僧人和居士開展佛教教育與佛學研究之地。金陵刻經處所印之經,很多都是經過楊仁山居士及當時著名學者選編校勘過的,具有極高學術價值。

  “文革”(1966—1976年)中,金陵刻經處的經書被毁,十萬餘經版被踐踏破碎。但直到1981年才得以正式開展修複金陵刻經處的工作。20多年來,金陵刻經處將經版恢複到12萬多片。這里印制的古典線裝書籍受到國内外佛教徒及文化界的讚賞。日本佛教90多歲的天台宗座主山田惠諦生前參觀這一寶藏之地時說:“這是你們的國寶,也是我們的國寶”。

  (2)房山石經

  在北京西南75公里的群山峻嶺中,有一座雲居寺,寺西南有一釋迦牟尼佛舍利塔,塔下有一地穴,内藏刻有佛經的石板10082塊。此外,在附近山中有九個山洞,每個山洞中都藏有石經,總計4978塊。這些石板佛經的始刻者是隋代高僧靜琬。靜琬刻經於石板,是擔心歷史上滅佛事件重演。過去的佛經多爲紙印,極易毁壞,一旦寶法不存,佛教何以弘傳?靜琬於是決心把佛經刻在石頭上,再深藏山洞中,以備日後發生滅法,可以使佛經保存下來。這部石經被稱爲房山石經,從隋代始刻,曆經唐、宋、遼、金、元、明、清,代代相傳,不斷續刻達千餘年。這是人類文明史上的奇蹟,也是中華民族文化史上值得謳歌的事。

  1956年,中國佛教協會着手將所有山洞和地穴中的石經進行徹底的清理和拓印。在極爲艱苦的條件下,拓印出三萬張拓片,並以佛經顺序編號存檔。中國佛教協會所屬的中國佛教圖書文物館對房山石經進行了長期不懈的研究整理,出版了34冊影印本精裝書籍,海内外宗教界、文化界皆認爲房山石經是中國文化史上的瑰寶。

  1999年北京雲居寺將出土10000多塊的石經板回藏洞内,佛教界爲此擧行了隆重的宗教儀式。

  (3)德格印經院

  德格印經院是中國藏傳佛教規模最大的印經中心之一,位於四川省德格縣更慶寺内。清雍正七年(1729年)德格土司卻吉登巴澤仁創建。現占地1600 多平方米,大小藏式房屋數十間。德格印經院在歷史上與拉薩布達拉宮印經院、日喀則那土唐印經院並稱三大藏文印經院,也是現存的惟一藏傳佛教印經院。經歷代增刻,現保存藏文典籍書版217000多塊和少數藏畫版。德格印經院印有各種佛教譯着、傳記、歷史、文學、藝術、醫學、天文、曆算等圖書大小82部586 冊。着名的有《甘珠爾》、《丹珠爾》、《薩迦全書》、《四部醫典》、《醫學總集》、《西藏王統明鑒》、《宗喀巴全集》、《兩藏宗教源流》、《唐東王傳》、《佛教源流》、《詩例》、《衛藏神山寺》等,是研究西藏宗教文化的豐富寶庫。所印典籍不僅發行藏、川、滇、甘,而且遠播印度、日本、尼泊爾、東南亞和西歐各地區,促進了與各國之間的文化交流。  

佛教石窟

 
  中國的佛教石窟是隨着佛教的東傳,逐步東移,最後進入中原的。中國的石窟造像和壁畫是佛教藝術中最重要的寶藏,不僅是中國的文化遺產,也是世界文化遺產的重要組成部分。其中敦煌石窟、雲岡石窟、龍門石窟、麥積山石窟等都是中國石窟藝術寶庫中的傑出代表。  

敦煌石窟

敦煌石窟外景
敦煌石窟外景
  敦煌石窟爲甘肅省敦煌縣境内的莫高窟、西千佛洞的總稱,一般指莫高窟。莫高窟位於敦煌東南25公里處,創鑿於前秦建元二年(366年),後經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宋、西夏、元諸代相繼鑿建,現存洞窟492個、壁畫45萬多平方米,彩塑2400餘軀,内容豐富,歷史悠久,位居全國石窟之冠,也是世界聞名的藝術寶庫。

  敦煌位於河西走廊最西端,是古代的絲綢之路的重鎮,自古是東方和西方經濟往來、文化交流的必經之路。敦煌石窟的形制一爲長方形受印度“支提窟”影響的中心柱窟,一爲方形受印度“毗訶羅窟”影響的中國式的佛窟,這些洞窟並不用作打坐修禪,而是供奉佛和菩薩。此窟形出現於北魏末、西魏初,一直沿襲到元代,後代隻是在龕的形制和位置上略有變化。

  敦煌地區地質屬沙礫岩,軟松易碎,不利雕刻,因此發展了絢麗多彩的塑像和壁畫。塑像多爲彩型。莫高窟保存完整的塑像1400多尊,殘缺的70多尊,經後代修補的有720餘尊。其中大的有15米,小的僅20多釐米,雖經千餘年,至今仍堅硬如石,色澤也還豔麗。現存最早的塑像是北魏時期的作品,風格與印度的造像藝術相似,鼻高且直,眉眼分明,螺鏇發髻,十分莊嚴。塑像着彩常見的顏色有白、土紅、石綠等色。塑像後背貼於壁面,類似深浮雕效果。到了隋代,瘦削清臒的塑像轉向雍容渾厚。佛像面容豐滿,耳垂增大,手足肌體豐腴。彩繪手法日趨細膩精巧,衣着表現追求華麗,衣褶線紋清晰柔和。那些袒露胸臂的菩薩形象多爲女性,寧靜、秀美,象征着美麗和智慧。袒露部分雖很少,但菩薩冰肌玉膚的細膩潤澤卻躍然欲現;力士則肌肉凸起,青觔暴露,動作剛健,面容可畏,體現出習武者的剛毅和力量。塑像的服飾紋路自然,絲綢的質感亦能體現。

  莫高窟的壁畫,很多已經毁於風沙烈日,兵災人禍,有些甚至連洞窟都盪然無存了。但是至今保存下來的492個洞窟,仍存壁畫45萬平方米,這些壁畫的面積如果展開排列起來,長度可達30公里。各個時代不同風格的壁畫,内容豐富,有經變、本生故事、尊像圖、供養人像和裝飾圖案等。

  經變就是佛經的圖像。經變是莫高窟壁畫的主體,面積最大、數量最多。佛教經典很多,莫高窟壁畫中的經變題材也很豐富。其中最多的是西方淨土變,達120多壁。莫高窟早期的壁畫,經變並不多,北魏隻有本生變、降魔變、涅變數種,形式也很簡單,當時還處在萌芽狀態中。到了隋代,經變題材漸漸多起來了,畫面也開始脱卻質樸粗獷的氣息,進而追求華麗的效果。到了唐代(618—907年),經變畫有一種昂然向上,歡快熱烈的風格。宋代(960—1279 年)中期以後的經變,逐漸格式化,圖案化,標志了佛教經變畫的極盛時期已經過去。

  本生故事:本生指釋迦牟尼的前生。佛教徒相信輪回,認爲釋迦牟尼在降生前經歷了許多世,他做了許多善行功德,這些善行功德就是本生故事的内容。

  尊像圖:包括佛、菩薩、阿羅漢、小千佛、說法圖等圖像。尊像圖中最惹人注目的是“飛天”像。“飛天”經常在天空中飛舞。但莫高窟里“飛天”身上隻畫上兩根飄帶,兩根飄帶呈現隨風飄曳之狀,現出上下飛騰的身姿,這種畫法非常富於想象。

  供養人像:供養人主要指出錢修窟的人,他們把自己的像畫在牆壁上,表示這個窟内的佛是他們所供養的,希望以此功德得到佛、菩薩的保佑。這些供養人都是現實社會的人,有真名實姓,他們之中有王公貴族,也有地位卑微的人。

  敦煌藝術寶庫,是研究中國古代宗教、繪畫、雕塑、建築、服飾、音樂舞蹈、天文曆法等廣泛領域的珍貴依據。清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在莫高窟發現的“藏經洞”,出土曆代寫經,文書和文物4萬餘件。這一擧世矚目的重大發現,更把對敦煌的研究推向了世界。  

雲岡石窟

  雲岡石窟山西大同市城西16公里處的武周山北崖,由東向西排列着53個洞窟,綿延1公里長。這些洞窟依山而鑿,占據了半壁大山。整個窟群内共有大小造像51000餘尊,大小佛龕1100多個。這巨大的石窟群就是聞名世界的佛教藝術寶庫——雲岡石窟。雲岡石窟開鑿於公元5世紀的北魏文成帝和平初年,是國内第一處由皇室顯貴主持開鑿的大型國家級石窟。

  雲岡石窟分東、中、西三區,三區中絕大部分石雕造像皆爲公元5世紀時的作品,爲北魏石雕造像的典型作品。窟中部的曇曜5窟的窟頂爲穹窿頂,與印度草廬相似。中間爲三世佛,深目高鼻,有明顯犍陀羅風格,雲岡石窟最大的一尊佛,是第5窟後室西壁17米的釋迦佛,這已成爲雲岡石窟的代表。第6窟内部高大宏偉,雕飾豐富精美,這里既有中國建築風格的窟檐、龕室,也有印度建築風格的柱頂。5至13窟是彩繪洞窟,窟内創造了一個豐富多彩的佛教世界,天上有各種身姿美妙的飛天,她們手中拿着排簫琵琶箜篌等樂器,同時灑下花雨。北魏晚期造像風格爲面龐清瘦、脖頸較細、削肩,與當時的士大夫形象相似。此時的造像,印度犍陀羅風格已不明顯,中國佛教造像完成了漢化的過程。  

龍門石窟

龍門奉光寺大佛
龍門奉光寺大佛
  龍門石窟是與敦煌莫高窟雲岡石窟齊名的佛教石窟藝術寶庫,位於洛陽城南13公里處,開鑿於北魏遷都洛陽(公元494年)前後,曆經北魏、西魏、北齊、隋、唐、北宋。大規模營造時間達500年之久,特别是北魏和唐代達到了高潮。其中北魏窟龕約占三分之一,唐代窟龕約占三分之二,現存窟龕總數爲 2100多個,造像10萬餘軀,碑刻題記3600多件,龍門石窟的主要洞窟大多分布在伊河西岸的龍門山上,著名的窟龕有古陽洞、賓陽洞、蓮花洞、藥方洞、潛溪寺、萬佛洞、看經寺、奉先寺等。史載景明初,宣武帝下令仿照代京靈岩寺石窟(即雲岡石窟),於龍門爲孝文帝和文昭皇太後營建石窟各一所。永平中,又爲宣武帝造石窟一所。這三大窟即今之賓陽三洞,也是龍門石窟大規模開窟造像之始。龍門石窟早期雕像受雲岡石窟影響,風格爲瘦骨清相,身材也趨清瘦細長。尤其是菩薩像,十分秀美。與雲岡石窟造像不同之處在於雲岡石窟造像具有北方民族的雄壯之美,而龍門石窟的早期雕像較爲清秀。但到了唐代,人物形象崇尚豐滿,體現在佛造像上也趨於健美華貴。龍門石窟最大的一尊造像爲奉先寺大佛。像高17。14米,如此高大的佛像不僅雕造比例合度,而且神態絕佳,在威嚴中透出智慧與慈悲,與一些表情呆板的佛陀造像相比要生動得多。可惜的是此像腿部和蓮座遭到人爲破壞,已經破損不堪。隻萬幸的是臉部位置較高,歹人無法攀登,而得以保存。另外,龍門石窟雖號稱有10萬造像,但完整無損的卻隻占極小部分了。  

麥積山石窟

  麥積山石窟位於甘肅天水市的深山之中,在古代,這里曾是絲綢之路的必經之地。麥積山是一座孤立的山峰,山體陡峭如壁,其頂有寶塔及雜樹。遠望有如當地麥垛,故名麥積山。麥積山石窟開鑿時間較敦煌晚三四十年。

  麥積山石窟是中國佛教大石窟群中雕塑保存得最完好的石窟,這不能不歸功於當初開窟造像之人。如果不是選在如此陡峭的石壁上開鑿洞窟,如果不是洞窟之間的木棧道年久朽壞,麥積山石窟中的泥塑也難保存到今天了。2003年,中國佛教文化研究所與麥積山藝術研究所合作出版了一本大型畫冊《佛國麥積山》。畫冊以佛教的觀點,圖文並茂地介紹了麥積山石窟的歷史、現狀以及雕塑、壁畫中的精品。

  此外,位於四川省的大足石窟、雲南省的劍川石窟等都具有獨特的藝術風格。  

佛教建築


  佛教自印度傳入中國最早的建築當爲佛窟寺,或叫禪窟的洞穴。印度僧人攝摩騰、竺法蘭來洛陽弘法,當時未及研究佛寺究竟應當建成什麼樣子,就以當時的官署作爲道場。這些官署都以寺爲名,如鴻臚寺、太常寺等,寺就成了佛教道場。中國人的性格内斂,城池觀念就很強。皇宮要用城牆圍起來,官府也要以高牆圍起。寺院更是要用圍牆圍護起來有如官府。而中軸線一重又一重建築及兩側配殿等級觀念又很強。後來爲逃避塵俗,寺院便逐漸建在山林中風景優美處。這些寺院依山就勢錯落而建。不僅借助周圍自然環境,而且有的還把寺院修建成園林式,例如挖鑿池塘,栽種蓮花,謂之蓮池或放生池。蓮花爲佛教最推崇的花卉,有明確的宗教含義。信佛的人可以在池中放養魚蝦龜鱉等水生動物以體現慈悲精神。寺中或種植菩提樹等有宗教意義的植物或移石刻字,寫些佛言祖語。漸漸佛寺就成爲了園林,可供游人游覽。中國有句古話叫“天下名山僧占多”,事實的確如此,凡風光絕佳之處,一定會建有寺院。如今的寺院兼顧了佛教道場、公園、旅游等功能。寺院的建築也迎合着這些方面的需要。近些年,中國建了許多新寺院,最南端的海南島新建的南山寺,就是園林、道場和大海的自然景致結合爲一體。中原的無錫靈山建了祥符寺及露天大佛,也是寺院園林一體。北部遼寧鞍山建玉佛寺,情況也大同小異。  

佛教音樂

 
智化寺音樂的藝僧在演奏佛樂
智化寺音樂的藝僧在演奏佛樂
  佛教音樂出現在佛陀時代。當時的佛弟子常常以音樂舞蹈供養佛陀。音樂、舞蹈像鮮花、食品一樣可以作爲供養物。其後又出現了讚頌佛陀功德的唱誦和宣講佛教道理的唱誦,這就是印度的“梵唄”。“梵唄”傳入中國後,在用中文譯配過程中遇到了語言與鏇律不協調的問題,所以印度的“梵唄”沒有像其他形式的藝術那樣被中國佛教完整接受。但印度唱誦的影響還是融入了中國民族音樂。歷史上佛教中的音樂是以法事的形式出現的,也就是說有些宗教儀式是通過歌唱形式表現,有些還要加入樂器。這些音樂應屬於“音聲佛事”的範疇,其曲調多移植於戲曲音樂、民間音樂、宮廷音樂等,隻是歌詞爲創作。20世紀30年代,著名高僧太虛法師弘一法師合作創作了《三寶歌》等歌曲,真正意義上的佛教音樂創作才開始出現,但在當時隻是鳳毛麟爪而已。

  20世紀50年代,中國一批著名民族音樂家把眼光轉向佛教音樂。當時是以繼承民族音樂遺產的目的來收集、整理、研究、保存佛教音樂。其中對有500多年歷史的北京智化寺音樂的研究就是典型的例子。智化寺是北京一座明代寺院,原是15世紀爲明代皇帝寵信的太監王振的家廟。據說當時是把皇宮中的俗樂引入智化寺,由智化寺的和尚演奏。500多年來,這一古樂流傳了二十六七代。智化寺音樂中保存了大量古代音樂的珍貴資料和樂器實物。1980年智化寺音樂已瀕臨失傳,北京市佛教協會的研究人員又開始新的搶救、發掘和整理工作。他們先把分散各地的藝僧請回來,恢複排練曲目;接下來進行錄音錄相,以便更好保存。1984年在北京廣化寺擧行了第一次智化寺音樂演奏會。參加音樂會的有宗教界知名人士和音樂界的知名人士,新聞媒體作了詳細報道。1986年北京佛教音樂團成立,中國佛教界最高領導人班禪、趙樸初、正果及中國音樂家協會主席呂驥等音樂界權威人士出席了成立大會。不久,智化寺音樂前往德國法國瑞士等國家的7個城市訪問演出並穫得成功。此後,智化寺音樂又到新加坡比利時台灣香港等地演出。北京佛樂團成立後,全國很多地方的寺院也都相繼成立了佛樂團。比較着名的有五台山佛樂團、拉蔔楞寺佛樂團、千山佛樂團等。2003年11月,中國大陸多家佛樂團與台灣佛光山梵唄田在上海北京擧行大型音樂會。

  近年來各種佛教音樂CD盤和錄音帶紛紛問世,佛教音樂的創作呈現繁榮景象。  

佛教出版事業


  1950年新中國出現第一份佛教雜志《現代佛學》,1954年《現代佛學》成爲中國佛教協會會刊。“文革”(1966—1976年)前該雜志停刊。1981年中國佛教協會新會刊《法音》問世,目前已發行全國及世界上十多個國家和地區。1987年後,中國佛教文化研究所創辦《佛教文化》雜志,這本雜志側重於佛化藝術的傳播。20世紀90年代,全國各地陸續創辦了一些新的佛教雜志,其中《上海佛教》、《廣東佛教》、《西藏佛教》、《洛陽佛教》、《人世間》、《禪》等影響都比較大。此外各地佛學院也辦了院刊,如中國佛學院的《法源》、福建的《閩南佛學院院刊》,九華山佛學院的《甘露》、上海的《上海佛學院院刊》等都辦得很有起色。除雜志外,全國很多地方的出版社都出版佛教書籍,由於受到讀者歡迎,佛教書籍的種類和數量都在逐年增加。

  中國佛教協會和中國佛教文化研究所還經常擧辦佛教文化展。例如:清宮佛教活動祕藏檔案史料展、中國佛教文化藝術展、中國佛教書畫展、中韓日“僧侶鏡頭中的環保”攝影展、山西佛教彩塑攝影展等。有些展覽還到澳大利亞、新加坡等地擧辦。  

佛教舞蹈

 
藏傳佛教舞供養
藏傳佛教舞供養
  佛教舞蹈與佛教音樂一樣既是一種供養又是弘法。佛教題材的舞蹈非常受人歡迎。藏傳佛教有一種舞蹈叫法舞,舞者要戴面具,全身舞動的藏語叫“欠木”;僅手臂舞動的叫“尕爾”。據古書記載,公元8世紀時,蓮花生大師和寂護大師根據密宗四部中的《瑜伽部》和《無上瑜伽部》里金剛舞的一節,組織跳神法會,目的是驅鬼、酬神以及爲寺院擧行開光儀式。不僅寺院佛像開光時需有舞蹈,有時在佛經翻譯完畢後也會頭戴面具擊鼓跳舞,表示慶賀。甘肅省拉蔔楞寺跳的法舞一般是農曆一月十四日跳“恰木欽舞”;三月初跳奠基法舞;三月十五日跳時輪金剛根本續法舞;九月二十九日跳禳災法舞。北京藏傳佛教寺院雍和宮有一種面具舞,名“跳布紮”,俗稱“打鬼”。以上諸神舞蹈,在藏傳佛教中都是“羌姆”樂舞的一種。雍和宮的喇嘛每年農曆一月二十九日開始連跳三天。一月三十日是正式跳的日子。所謂“打鬼”打的是障礙修行的外道誘惑和自身,酒、色、貪、嗔、妄、殺等魔障。跳布紮一共14場,依次爲:“跳白鬼”、“跳黑鬼”、“跳螺神”、“跳蝶神”、“跳金剛”、“跳星神”、“跳天王”、“跳護法神”、“跳白救度”、“跳綠救度”、“跳彌勒”、 “斬鬼”、“送崇”、“繞寺”。

  面具中有獅、虎、象、豹、牛、狗、鹿等動物形象;人形面具中有骷髏天王、佛菩薩等。“跳布紮”有濃厚的宗教色彩,舞者全部爲喇嘛,俗人不許跳此種舞,更不可在非宗教儀式上表演。但在某種程度上“跳布紮”已成爲老百姓民俗生活的一部分,每年一次的“跳布紮”都吸引大批人來觀看,其場面熱烈而喜慶。

  雲南南傳上座部佛教的舞蹈以傣族舞蹈爲主。傣族是個能歌善舞的民族,無論是祭祀天地還是祭祀圖騰,傣族都用舞蹈表示。上座部佛教傳入傣族後,佛教題材的舞蹈迅速發展起來。由於傣族全民信仰佛教,在民俗生活和社會生活中幾乎都能體現出佛教的影響。這樣,佛教與舞蹈就結合起來了。雲南南傳上座部佛教的舞蹈與藏傳佛教舞蹈有很多不同處,一是藏傳佛教的舞蹈由僧人跳,南傳佛教不允許僧人歌舞,一律由在家信徒舞蹈;二是藏傳佛教舞蹈都與宗教儀式或宗教内容緊密結合,宗教色彩極爲濃厚;雲南南傳佛教舞蹈反映民俗生活較多,可以在任何場合下跳。有些舞蹈表現的是釋迦牟尼佛的本生故事,如《孔雀舞》,本來源自《本生經》中的《召樹屯》的故事,但現在漸漸淡化了宗教色彩,成爲傣族民族舞蹈的代表作。2003年9月23 日,雲南妙音歌舞團來北京爲中國佛教協會成立五十周年慶祝活動中演出了一個名爲《心燈獻佛》的舞蹈。舞蹈者手心握有點燃的蓮花蠟燭燈,戴着古典宮廷舞中常用的長指甲,加上民族樂器象腳鼓和葫蘆絲,令人感受到濃鬱的上座部佛教藝術魅力。  

佛教繪畫


  中國的佛教繪畫源於印度,最初的繪畫主要體現在石窟壁畫上。石窟是隨佛教東傳逐漸深入内地,石窟中的壁畫也遵循了這一走向。在佛教初傳時期,中國人對佛教這一來自異域的宗教了解不多,佛教壁畫加快了人們對佛教的理解,特别是加強了感性方面的認識。縱觀克孜爾石窟敦煌石窟龜茲石窟炳靈寺石窟麥積山石窟等石窟的壁畫,其所繪的内容都來自佛經。但後世佛教繪畫不再拘泥於壁畫形式,隻是題材内容仍主要爲佛教故事及佛教尊像,其用途也以供養爲主。隻是禪宗文化興起之後,禪意畫成爲佛教繪畫中的奇葩。中國歷史上出現了許多禪意畫家,也有一些名作傳世。20世紀末,中國出現了一位著名的畫僧慧禪法師(俗名史國良),他以西藏佛教徒爲素材畫了很多飽含宗教感情的國畫。慧禪法師作爲中國當代一流畫家,他的探索有特殊意義。佛教包括兩方面,一是信仰者,一是信仰的對象。信仰者是廣大信徒,信仰對象是佛與菩薩等。在過去漫長的歷史中,信仰者用各種美術的形式去描繪信仰對象,由於佛與菩薩的形象大多被《造像量度經》等權威書籍規範了,程式化的標准像占了很大比例。作爲佛教另一部分的信仰者卻少有繪畫作品表現他們,慧禪法師一開始就把眼睛對准了虔誠的佛教徒,爲了描繪這些全部身心沉浸在宗教境界中的信徒,慧禪法師也全身心投入了全部感情。慧禪法師在畫這些人物時,不是用普通畫家的眼光來觀察,而是用佛教大慈大悲的慧眼來觀照眾生的靈魂。慧禪法師出家前的一幅作品《刻經》榮穫第23屆蒙特卡羅國際現代藝術大獎賽“聯合國科教文組織大獎”。其實慧禪法師很多作品的高超技法與深刻意境都不在這幅穫獎作品之下。  

慈善公益事業

 
慈善公德會唯賢法師和新月法師救助困難群眾
慈善公德會唯賢法師和新月法師救助困難群眾
  中國佛教有句著名的話:“諸惡莫作,眾善奉行,自淨其意,是諸佛教。”歸納爲兩個字就叫“行善”。釋迦牟尼佛出家前看到人們在出生時遭受的痛苦,在老邁時遭受的痛苦,在生病時遭受的痛苦,在死亡時遭受的痛苦,心里非常難過,於是他毅然出家尋求徹底解除眾生痛苦的途徑。對於人們在現實生活中遭到的種種痛苦,佛教徒看作是解救倒懸之苦,是刻不容緩的。佛教雖不可能使所有人免於痛苦,但以慈悲之心,獻上一份心意,爲眾生、爲社會做一點好事,這是佛教徒的神聖職責,不僅於人有利,於己也有功德。所以佛教徒的樂善好施就成爲一種傳統。在今天的社會看來,這些美德應是“佛教的優良傳統”。“發颺佛教優良傳統”這句話是毛澤東1952年提出來的。

  中國佛教界根據自身能力和條件經常做的慈善公益事業有以下幾方面:(1)賑災濟困,(2)施醫舍藥,(3)修橋鋪路,(4)植樹造林,(5)捐資助學,(6)辦養老院,(7)恤貧助殘,(8)救助野生動物等。目前中國著名的佛教慈善事業機構首推南普陀慈善事業基金會,該會以創辦人妙湛法師圓寂前留下的一句話:“勿忘世上苦人多”爲辦會宗旨。近年在會長聖輝法師領導下不斷發展壯大,救助對象遍及全國各地。該會還協助各地佛教協會成立了幾十處慈善機構。八年來,南普陀慈善基金會向社會捐資1700多萬,其中包括爲貧困地區建了19所“希望小學”。

  重慶市佛教協會成立了重慶市佛教界資助失學兒童希望工程委員會,率先支援“希望工程”。後成立專門的慈善功德會。10年來資助了24000多名失學兒童。1998年還開展了救助貧困母親及其孩子的工作。廣東佛教協會10年來用於慈善事業的款項已達一億多元人民幣,現有6個慈善基金會,一所養老院,一所棄嬰收養所。上海佛教界有兩個專項基金會,近20年來爲社會捐資達1600多萬元。湖南也是慈善事業辦得好的省份之一。  

海外聯誼


  大陸佛教與台灣香港佛教同根同源,法乳一脈,歷史上本無分彼此。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由於兩岸三地政體不同,大陸佛教界與港、澳、台灣佛教界的交往非常少。“文革”(1966—1976年)結束,改革開放的政策使兩岸三地佛教交往日益加強,宗教活動和學術文化交往,有如穿梭般多得數不勝數。但是有兩件大事卻不同一般。其一是大陸佛教界與香港佛教界聯手建造擧世讚歎的天壇大佛;其二是大陸佛教界與台灣佛教界共同將陝西扶風縣法門寺供奉的釋迦牟尼佛真身指舍利請到台灣巡禮供奉。

  天壇大佛位於香港大嶼山上,1981年,香港佛教界致電中國佛教協會會長趙樸初居士,表示要在香港大嶼山寶蓮禪寺旁建一座露天青銅佛像,佛像要坐南朝北,面向北京趙樸初居士當即表示 陸佛教界將全力支持這件事。大佛的法相設計、工藝安排、工廠選擇等,大陸佛教界都全面參與了。中國佛教協會發起成立天壇大佛隨喜功德委員會,1989年將籌集到的500萬元港幣送交香港天壇大佛籌建委員會。這尊大佛在中國鑄造工程史上堪稱奇蹟,同時也是中、國佛教史上的一件大事,更是大陸佛教界與香港佛教界親密關係的最好見證。
 
供奉在金塔中的釋迦牟尼真身指骨舍利
供奉在金塔中的釋迦牟尼真身指骨舍利
  2002年2月23日供奉在陝西省扶風縣法門寺的釋迦牟尼佛真身佛指舍利在台灣佛教界恭迎團和大陸佛教界恭送團總計四百人的護侍下繞道香港前往台灣巡禮供奉。2500多年前釋迦牟尼佛在印度圓寂時,曾留下了一些舍利(遺骨、牙齒等),被他的弟子們分别建塔供奉起來,後來印度發生“法難”,這些舍利漸漸流散到亞洲一些佛教國家。中國法門寺供奉的一截指骨舍利,是世界上留存下來的佛陀惟一真身骨舍利。這件舍利不僅是全世界佛教徒心中至高無上的佛寶,也是中國的無價國寶,在法門寺舍利塔地宮中被供奉了1000多年。唐朝的幾位皇帝從唐高宗顯莊四年(659年)至懿宗鹹通十四年(873年),6次將佛指舍利從法門寺地宮中迎請到皇宮中供奉。迎請時規模之大,場面之隆重,儀式之莊嚴,令人歎絕!1000多年後,佛指舍利被迎往台灣的規模之大、場面之隆重、儀式之莊嚴、參拜者之龐大,規格之高級,路途之遙遠,影響之深遠,費資之鴻巨同,都是唐代遠遠不能相比的。佛指舍利從2002年2月23日至3月31日在台灣供奉37天,輾轉於台灣台北大學體育館、台北金光明寺、高雄佛光山、台中梧棲體育館、中台禪寺、高雄佛光山、高雄體育館,數百萬人參加了朝拜活動。朝拜者遠遠的見到供奉舍利的金塔過來,無不伏地跪拜,激動涕零。舍利所到之處,途中都有成千上萬的人趕來朝拜,有的甚至驅車追隨。這次佛指舍利赴台灣供奉穫得了巨大成功。中國國家宗教事務局葉小文局長說:“有因就有果。有一千多年前盛唐佛指舍利藏於地下,才有今天我們來供奉佛指舍利。由此也可以看到中華文化博大精深,源遠流長。今天由於各方面的努力,包括中央政府的特别批准,佛指舍利才能顺利來台,才會有今天這樣盛大的法會。這也是有因才有果。而今天這個果又會產生以後的果。這樣的兩岸佛教界的交流,一定會爲兩岸更多的交流種出更好的果。‘因緣成萬事’是說佛教最講因緣。萬事一個緣,有因緣就能成萬事。我們兩岸佛教界同是一個信仰,同宗同祖,同根同蔓。有了這個因緣,還有什麼事不能成呢?台灣同胞求安定,求和平、求發展,我們中華民族求大同,求複興,沒有什麼不能成的。佛指舍利來台這一佛門盛事,預示着中華民族的盛唐氣象又來了!”

  台灣的星雲法師在這次活動擔任佛指舍利恭迎團團長,他說:“這次恭迎佛指舍利活動超越黨派、省籍、族群的差别,不但促成台灣佛教界大團結、大融合,也使得兩岸人民建立了和睦友善的交流典範,未來可以從文化、體育和宗教來着力。這次的恭迎佛指舍利活動,也展現‘人人平等’的佛教精神,有助於兩岸的和平統一。佛指舍利在台灣供奉37天,不僅成爲台灣最美麗的回憶,也使台灣人民體會到大陸高層的慈悲心,感到與大陸同胞同根同源、血肉相連,有不可分割的同胞愛,有助於兩岸和平的促進。希望佛光普照兩岸航路,使華夏之光與佛陀之光互相輝映。”

  聖輝法師是佛指舍利恭送團團長,他說:“台灣同胞與大陸同胞同宗同祖,台灣佛教與大陸佛教同根同源,血濃於水,法乳一脈。雖有海峽阻隔,但兩岸佛教界之間親密關係從未間斷,交流互訪,日盛一日,兩岸佛教界無不歡欣鼓舞。今天,大陸佛教界護送佛指舍利赴台灣地區供奉瞻禮,共沐佛恩,同證菩提,廣結善緣,共襄盛擧,我們感到格外親切。這就是大家的心光和佛陀的智慧和平之光相印相契融匯感應的必然結果,也是中華民族凝聚力在佛事活動和佛教文化中的生動體現,實爲中華民族一大喜事。”  

對外交往

 
  中國佛教是外來宗教,但與本土文化融匯後,成爲具有中國特色的漢語系佛教和藏語系佛教。上述二語系佛教以中國的祖庭爲起點,又向世界上其他國家傳播。現在流行在世界各地的佛教,使用的語言或許不同,但在派系上都分屬於漢語系佛教、藏語系佛教或巴利語系佛教。作爲漢語系佛教和藏語系佛教的發源地,中國佛教在世界佛教中有重要影響。

 
1995年5月22日,中、韓、日三國友好交流會議第一次大會在北京國際會議中心隆重擧行
1995年5月22日,中、韓、日三國友好交流會議第一次大會在北京國際會議中心隆重擧行
  公元3世紀末,漢語系佛教傳到朝鮮半島,秦王苻堅向高句麗國贈送了佛像和經卷,這是官方的外交行爲,因而被認爲是佛教傳入朝鮮的標志。當時朝鮮半島有三個國家——高句麗百濟新羅。高句麗與中國東北地區接壤,佛教先傳入高句麗,再傳入百濟,100多年後傳到新羅,這時整個朝鮮半島上都受到了佛教的影響。傳入百濟的佛教雖爲胡僧摩羅難陀帶入,但此胡僧傳入的是漢語系佛教,所使用經典一如鳩摩羅什。

  漢語系佛教傳到日本的時間大約是公元6世紀初,這是以司馬達在大和國建立草堂,禮拜佛像爲始。現在多數學者認爲佛教進入日本的年代應早於公元6世紀,但作爲正史所承認的說法是公元538年。當時百濟國的聖明王向日本欽明天皇進獻了一尊釋迦牟尼佛金銅像和經書與幡等。因此漢語系佛教的傳播路線就是中國——朝鮮半島——日本列島。正是由於法脈相承,中韓日這三個不同國度、不同民族的佛教才有了特殊關係。1000多年來,中國與朝鮮半島、日本半島上的佛教徒交往頻繁,建立了深厚友誼。20世紀90年代,中國佛教協會會長趙樸初先生提出了一個中國、韓國、日本三國佛教的“黄金紐帶關係”。用“黄金紐帶”來形容中朝日三國佛教界友好交往的關係是十分恰當的。

  中華人民共和國與韓國建交較晚,中韓佛教界恢複友好交往也較晚。1990年8月,中國佛教協會正式邀請韓國佛教宗團協議會徐義玄會長訪華,這是中韓尚未建交前兩國佛教界進行的民間往來。1990年10月,中國佛教協會明颺副會長率團前往漢城出席世界佛教徒聯誼會第十七屆大會,受到韓國佛教界的熱烈歡迎。1992年中韓建交,兩國佛教界交往增多,幾乎每年都有多次重要往來。

  中國佛教界與日本佛教界的關係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受到傷害。1952年,“亞洲及太平洋地區和平會議”在北京擧行,出席會議的中國佛教代表將一尊佛像送給日方代表請他們轉贈日本佛教界。日本佛教界中的友好人士收到佛像後,聯名致信中國佛教協會籌備處,對於日本佛教界未能制止日本軍國主義侵略中國,給中國人民帶來深重災難與痛苦表示懺悔,希望重新締結兩國佛教界悠久的傳統友誼。他們采取的第一個具體行動是把被日本軍隊俘虜到日本的中國軍人遇難者遺骨送回中國。從1953年起,分九批送回,曆時11年總計送回3000多位中國烈士的遺骨。1961年5月,“中國人俘虜殉難者慰靈實行委員會”委員長大穀瑩潤率團來到中國,向中國方面提交了一份6700餘人的殉難勞工名單,並向中國佛教協會贈送由日本佛教界1500餘人簽名的“日中不戰之誓”簽名簿,表示日本佛教界堅決扞衛日中兩國和平友好關係的決心。1955年“日中佛教交流懇談會”成立;1967年“日中友好宗教者懇談會”成立;1974年成立“日中友好佛教協會”等友好組織。1980年4月,在日本唐招提寺供奉千餘年之久的中國唐代高僧鑒真雕像回國巡展。這次的民間活動意義重大,遠遠超出了宗教活動的範疇,而成爲促進兩國邦交正常化的積極因素。日本佛教各宗派的祖庭都在中國,中國佛教協會投資修葺了與日本佛教關係密切的山西玄中寺、天台山國清寺、西安香積寺等;日本高僧在中國求法時的寺院也得到了妥善保護,有些寺院還建立了日本高僧紀念堂。如在廣東肇慶慶雲寺建了榮睿紀念碑;寧波天童寺建了道禪師緣法靈蹟碑;國清寺天台祖師顯彰碑;西安青龍寺惠果、空海紀念堂;山西玄中寺大穀瑩潤顯彰碑等。

  1993年中國佛教協會趙樸初會長率中國佛教協會代表團赴日本參加日本佛教界在京都擧行的慶祝中國佛教協會成立四十周年紀念活動,當時有韓國佛教界領導人在場,趙樸初會長提出中、韓、日三國佛教界悠久的友好交往有如“黄金紐帶”。這一比喻使三國佛教界萌生了進一步建立友好關係的想法。趙樸初會長在這次會議的開幕詞上說:“在地緣環境上,我們山水比鄰;在文化習俗上,我們同溯一源;在宗教信仰上,我們一脈相承。有許許多多的紐帶把我們緊緊聯繫在一起,不可分離。在所有的這些紐帶中,有一條源遠流長、至今還閃閃發光的紐帶,那就是我們共同信仰的佛教。我送給它一個形象名字:黄金紐帶。回溯歷史,佛教在中、韓、日三國人民的文化交流中起着媒介的作用。可以說,佛教上的合作與交流是中、韓、日三國文化交流史上最重要、最核心的内容。”他聯繫當前的世界局勢,希望三國佛教徒繼承和發颺自古以來三國友好合作的傳統,讓這條黄金紐帶“連接更多的國家和民族,爲亞洲的繁榮和穩定,爲人類的和平與幸福披精進鎧、作大功德”。

  在北京召開的這次會議認爲,中、韓、日三國佛教界友好合作對加強三國關係、維護亞洲和世界和平事業具有重大意義。會議通過了《北京宣言》,宣言指出:“會議回顧了眾所周知的在半個世紀前發生的那場戰爭給中國、韓國人民造成深重災難。”這是針對日本對中國、韓國的侵略而說的,因爲三國佛教界在這一共識下,提出三國佛教徒要提高警覺,維護公理性,伸張正義,防止歷史悲劇重演。會議決定中韓日三國佛教交流大會今後輪流在中韓日三國擧行,每年一次。1996年在韓國召開第二次大會,會議通過了《漢城宣言》;1997年在日本召開第三次大會,會議通過了《京都宣言》。兩次會議的主題是人類共同面臨的戰爭、環境保護、人心淨化、道德、教育等問題。三國佛教界爲世界和平祈禱,體現了佛教的慈悲精神。每次大會都有上千人參加,聲勢很大,在國際社會產生強烈反響。中韓日三國領導人充分肯定三國佛教界“黄金紐帶”活動的重大意義與深遠影響。1995年,時任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會見三國領導人,李鵬總理(時任)發來賀電。在漢城開會期間,韓國總理李壽成(時任)等會見了三國佛教界人士。在日本開會期間,日本首相竹下登出席開幕式並致賀詞。

  2001年,三國會議在北京召開,共同擧辦了《僧侶鏡頭中的環保》攝影展,共展出160餘幅攝影作品,全面反映了三國佛教徒對環境保護問題的獨特視角與態度。

  1956年11月24日,在印度首都新德里擧行了紀念佛陀涅盤2500年盛大典禮,各國佛教領袖大多出席了這次盛會。這是近代佛教史上一次有重要意義的大會。會議籌備時間較長,内容也很豐富。主會場設在印度,分會場由各國佛教界自定。中國佛教協會作爲佛教大國的聯合組織也參與了這次紀念活動的籌備工作。

  1956年4月10日,趙樸初居士代表中國佛教協會發表佛陀涅盤2500年向全國佛教徒廣播致詞,題目是:《我們要不愧於先人,不負於時代》。他說:
 
1997年10月27日,中、韓、日佛教友好交流會議第三次大會
1997年10月27日,中、韓、日佛教友好交流會議第三次大會
  “中國佛教徒和亞洲各國的佛教徒都有悠久深厚的關係。我們中國佛教徒不會忘記玄奘的老師、偉大的印度佛學大師戒賢;我們不會忘記到中國來傳比丘尼戒的以鐵沙羅爲首的十九位錫蘭比丘尼;我們不會忘記從柬埔寨和泰國來譯經的僧伽跋陀羅和真諦;我們不會忘記從阿諸羅達王和江喜陀王以來的中緬兩國佛教往來關係;我們也不會忘記一千數百年來我們和朝鮮日本越南尼泊爾老撾等國的佛教往來關係。我們記住這些歷史關係是有益處的,因爲這可以促進我們各國佛教兄弟姊妹們更加和合地生活。根據佛《涅盤經》的遺教,佛教徒的和合是佛法永住的一個重要的因素。那麼,讓我們各國佛教徒在這一偉大節日的感召下,努力加強我們的聯繫,更加友愛地合作與互助吧。”

  趙樸初居士清醒地認識到佛教對維護世界和平的重要作用。所以,他在《廣播致詞》結尾處強調:“爲了人類,爲了佛教,我們應該學習佛陀的偉大榜樣,致力於消弭戰爭……中國佛教徒願意在學修與弘颺經教的事業上,在促進人類友好和平的事業上和各國佛教兄弟姐妹們擕起手來,共同努力。”

  東南亞信仰上座部佛教的信眾,有佛舍利崇拜的傳統。他們認爲“見佛舍利如見佛”,特别是瞻仰朝拜釋迦牟尼佛真身牙舍利,更有不可思議之福德。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緬甸政府向中國政府和中國佛教界發出請求,希望迎請供奉於北京佛牙舍利塔内的釋迦牟尼佛牙舍利到緬甸作巡禮供奉,得到中國政府的支持,1955年10月15日,佛牙舍利抵達緬甸首都仰光。緬甸聯邦總統巴宇(時任)和總理吳努(時任)親往機場歡迎並參加盛大的佛牙舍利迎奉典禮。佛牙舍利在緬甸供奉7個多月,有100多萬人從緬甸各地到仰光朝拜佛牙。緬甸人民在頂禮佛牙的同時,也爲中緬兩國人民的胞波友情祝福。1956年6月5日,緬甸佛教會在仰光機場擧行了隆重的佛牙舍利交還儀式,巴宇總統懷着無限感激的心情親自把佛牙舍利奉還給中國佛教代表團副團長趙樸初居士。1994年趙樸初居士作爲中國佛教協會會長又積極促成了佛牙舍利第二次赴緬巡禮供奉。4月20日,緬甸”迎奉佛牙舍利赴緬代表團“來到北京廣濟寺,出席中國佛教界恭送佛牙舍利巡禮緬甸法會。趙樸初居士在歡迎奉迎團的大會上發表講話。1996年年末至1997年年初,佛牙舍利第三次赴緬巡禮供奉,再一次爲中緬兩國的傳統友誼做出了貢獻。

  佛牙舍利除三次赴緬供奉外,1961年6月,喜饒嘉措大師和趙樸初居士在周恩來總理支持下,組成中國佛牙舍利護侍團親自護送佛牙抵達斯里蘭卡首都科倫坡。班達拉奈克總理率文武官員親到機場歡迎。佛牙在斯里蘭卡巡禮兩個月,到過8個省份,9個城市,15個行政區,受到300多萬斯里蘭卡人民的虔誠瞻拜。佛牙舍利作爲智慧與和平的象征,爲異國千萬佛弟子送去無量福德。佛牙舍利所到之處都播下了和平的種子。幾十年來,這些種子已開出和平的花果,架起了友誼的橋梁。

  1956年11月9日,以喜饒嘉措大師爲團長,趙樸初爲副團長的中國佛教代表團一行15人乘飛機前往尼泊爾首都加德滿都參加第四屆世界佛教大會。參加大會的有來自40個國家的400位代表和尼泊爾各界人士25000人。會議的主題仍是宣颺佛法,倡導和平,制止戰爭。但同時也討論了釋迦牟尼佛誕生地藍毗尼遺址的複興計劃。11月20日,喜饒嘉措大師和趙樸初居士代表中國佛教協會向尼泊爾捐助10000盧比作爲藍毗尼修複用資。1967年,尼泊爾國王馬罕德拉接受聯合國祕書長吳丹建議,決定複興藍毗尼花園這一歷史文化遺蹟。1970年成立了藍毗尼開發國際委員會。1984年趙樸初居士率中國佛教代表團出席在斯里蘭卡首都科倫坡擧行的世界佛教聯誼會。尼泊爾前國王祕書、尼泊爾佛教複興會主要負責人魯克達桑先生向趙樸初團長提出,希望中國佛教界能參與藍毗尼花園遺址的複興工作。趙樸初居士當即表示,藍毗尼是佛祖釋迦牟尼的誕生地,是全世界佛教徒向往的地方。中國高僧玄奘法顯都到過藍毗尼,協助尼泊爾搞好遺址複興工作,是中國佛教界義不容辭的責任。魯克達桑先生聽了非常感動。同年12月,聯合國開發署駐華代表專程訪問中國佛教協會,請求中國參加“藍開委”。1986年,趙樸初居士與班禪大師一同出席了在尼泊爾首都加德滿都召開的世界佛教徒聯誼會第15屆大會。班禪大師代表中國政府和中國佛教界宣布,爲了支持尼泊爾藍毗尼開發計劃,中國將以援建的方式在藍毗尼興建一座佛教寺院。此後不久,趙樸初居士便將這一籌建中的寺院命名爲“中華寺”。1996年在中國政府支持下和趙樸初居士親自領導下,中華寺破土興建。

  1999年年初中華寺竣工。6月24日,中國佛教協會批准“八僧一俗”共九人進駐中華寺。經過近一年的准備,中華寺於2000年5月27日擧行盛大開光法會。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委員司馬義·艾買提、國家宗教事務局局長葉小文和尼泊爾首相柯伊拉臘及數百名中尼兩國佛教界人士出席了盛會。中華寺是中國佛教界與南亞佛教界友好交往的又一歷史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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