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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 3031 次 历史版本 4个 创建者:小白不白 (2011/4/9 22:09:28)  最新编辑:5月桂湖 (2011/5/28 22:00:54)
中國古代書院
拼音:ZhōngGuó GǔDài ShūYuàn (zhongguo gudai shuyuan)
英文:chinese ancient academy
同义词条:古代书院,书院
  書院,是出現的一種獨立的教育機構,是私人或官府所設的聚徒講授、研究學問的場所。書院與藏書閣,是千百年前的高等學府與圖書館。書院在中國古代所承載的精神氣質和文化使命大約與現代的大學類似,但是現代的書院早已失去它直接的思想傳播功能,隻能成爲後人精神瞻仰的指引性符號。書院對中國古代教育、學術的發展和人才的培養,都產生過重要的影響。

  書院的名稱始於唐代,最初是官方修書、校書和藏書的場所,如麗正修書院(後改名爲集賢殿書院)建於唐玄宗開元十一年 (723年),書院主管人員的職責是“掌刊輯古今之經籍,以辨明邦國之大典,而備顧問應對”,兼作皇帝的侍讀,“以質史籍疑義”。此外,唐代有些私人讀書講學之所,也稱爲書院,如:皇□書院,在江西吉水縣,唐通判劉慶霖建以講學;松州書院,在福建漳州府,唐陳□與士民講學處;義門書院,在江西德安縣,唐義門陳袞即居左建立,聚書千卷,以資學者,子弟弱冠,皆令就學;梧桐書院,在江西奉新縣, 唐羅靜、羅簡講學之處。

  書院盛於初。唐末五代時期,由於連年戰亂,官學廢弛,教育事業多賴私人講學維持,宋初的統治者仍在忙於軍事征討,無暇顧及興學設教,於是私人講學的書院遂得以進一步發展,形成影響極大、特點突出的教育組織。宋呂祖謙在《白鹿洞書院記》中說:“國初斯民,新脱五季鋒鏑之厄,學者尚寡。海内向平,文風日起,儒生往往依山林,即閑曠以講授,大率多至數十百人。嵩陽、嶽麓、睢陽及是洞爲尤著,天下所謂四書院者也。”書院設置地點多在山林僻靜處,後世認爲這是受了佛教禪林精舍的影響。

  宋代著名的四大書院是:江西廬山白鹿洞書院湖南善化嶽麓書院河南省登封嵩陽書院和河南商丘應天書院

嶽麓書院
嶽麓書院
白鹿洞書院
白鹿洞書院
嵩陽書院
嵩陽書院
應天書院
應天書院







概述

 
  書院盛於宋初。唐末五代時期,由於連年戰亂,官學廢弛,教育事業多賴私人講學維持,宋初的統治者仍在忙於軍事征討,無暇顧及興學設教,於是私人講學的書院遂得以進一步發展,形成影響極大、特點突出的教育組織。宋呂祖謙在《白鹿洞書院記》中說:“國初斯民,新脱五季鋒鏑之厄,學者尚寡。海内向平,文風日起,儒生往往依山林,即閑曠以講授,大率多至數十百人。嵩陽、嶽麓、睢陽及是洞爲尤著,天下所謂四書院者也”宋初最著名的書院,除公認的白鹿洞嶽麓睢陽(應天府)、嵩陽之外,還有茅山、石鼓等。這些書院一般是由私人隱居讀書發展爲置田建屋,聚書收徒,從事講學活動;設置地點多在山林僻靜處,後世認爲這是受了佛教禪林精舍的影響。
 
  書院是我國封建社會獨具特色的文化教育模式。作爲中國教育史上與官學平行交叉發展的一種教育制度,它萌芽於唐末,鼎盛於宋元,普及於明清,改制於清末,是集教育、學術、藏書爲一體的文化教育機構。它在系統地綜合和改造傳統的官學和私學的基礎上,建構了一種不是官學,但有官學成分,不是私學但又吸收私學長處的新的教育制度,它是官學和私學相結合的產物。自書院出現以後,我國古代教育便發生了一個很大變化,即出現了官學、私學和書院相平行發展的格局,三者成鼎立之勢,直到清朝末年,它們之間具有排斥,但更多的是互相滲透與融合,促進了我國古代文化教育的發展和繁榮。書院在中國大地上存在了1000餘年,成爲中國文化史和教育史上引人注目的一大奇觀。 

中國古代書院發展之軌蹟

書院制度的起源

古代書院
古代書院
  書院之名始於唐代,分官私兩類,但都不是聚徒講學的教育組織,前者如集賢殿書院爲藏修書之所,後者爲文人士子治學之地。唐朝“安史之亂”以後,國家由強盛走向衰落,政治腐敗,民生凋敝,文教事業也受到嚴重沖擊,官學廢馳,禮義衰亡。於是一些宿學鴻儒受佛教禪林的啟發,紛紛到一些清靜、優美的名勝之地讀書治學。此後,歸隱山林、論道修身,聚徒講學之風逐漸興起。真正具有聚徒講學性質的書院至五代末期也基本形成,北宋初年才發展成爲較完備的書院制度,成爲中國傳統教育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

書院制度的確立

  到了宋代,國家重歸統一,社會生產得到了恢複和發展,人民生活相對穩定,士心開始向學,由於統治者忙於拓疆守土,無暇顧及興學建校之事,隻重科擧對現有人才的選拔和吸收,以滿足立國之初的一時之需。因此在建國近百年的時間里,官學一直未得到應有的重視。正是在此背景下,書院才以其強大的生命力穫得較大的發展,並確立了自己作爲一種重要的教育組織形式的地位。宋代書院的發展軌蹟,大致可分爲三大階段:
 
  宋初的勃興
 
  宋立國後,暫時無力顧及振興官學,因而對著名私學采取“贖買”政策,始爲官私聯營的學校模式出現。宋初的六大著名書院即爲代表。
 
  中期的消沉
 
  北宋三次興學期間,官學空前興盛;且重在改革的實踐理性成爲主流,純學術的研究日漸消沉,因而書院不彰,連著名的六大書院也破敗停辦或改爲官學。
 
  南宋的大盛
 
  外族的入侵,内部的傾軋和科擧的腐敗,致使南宋的官學形同虛設。更由於朱熹等人對書院卓有成效的複辦和理學的流行,書院又日漸昌熾。
 
  宋代書院普遍訂立了比較完備的條規,這是書院制度化的重要標志,其中朱熹親自擬訂的《白鹿洞書院揭示》,成爲書院學規的典範。

書院制度的官學化

  到了元代,統治者爲緩和蒙漢民族的矛盾,籠絡漢族士心,對書院采取保護提倡的政策,同時也逐漸加以控制,使元代書院日益呈官學化趨勢。
 
  控制書院辦學的領導權
 
  元代書院的中後期,其山長或洞主由朝廷或地方政府委任,或派員出任,他們是朝廷命官,納入官制系統。
 
  控制書院師資延聘權
 
  元代書院的直學、教授等須經禮部、行省或宣慰司延聘、審批或在朝廷備案。
 
  控制書院經費使用權
 
  元政府通過給書院調拔錢物,遣員到書院監督使用,對經費進行控制。
 
  此外,元政府還對書院的招生、考試、畢業後的出路等方面嚴格控制。元政府采取這些措施,逐漸使書院失去了其自由講學的特質,最後與官學無異。它賴以生存,飲譽於世的學術特色逐漸由淡化到消失,最後淪爲科擧的附庸。不過,元代政府對書院改造所持的極爲審慎的理性克制態度,值得注意。

書院制度的勃興與毁禁

  明代書院的發展“經歷了沉寂——勃興——禁毁的曲摺道路”。
  
  明初的沉寂
 
  明初因政府重視發展官學,提倡科擧取士,使官學興極一時,書院備受冷落,近百年不興。
 
  中期的複興
 
  明中葉以後,因官學空疏,科擧腐化,書院教育由此複蘇,嘉靖以後,發展到極盛。
 
  後期的沉淪
 
  由於書院研究學術特質的複歸,書院講學的政治色彩愈來愈濃,“諷議朝政、裁量人物”,統治者深感“搖撼朝廷”。明代後期,當權者先後四次禁毁書院,嚴重地戕害了學術思想的發展。尤其是,“洞學科擧”的創設,使書院、官學、科擧逐漸融爲一體。

書院特質的消失與改制

  清初,統治者爲壓制輿論,消除南明的複國情緒,對書院嚴加限制,但禁而不絕,不過這時的書院已經同官學沒有什麼區别,從元代開始的書院官學化傾向,到清代達到極致。清代書院學習的主要内容是八股文制藝,目的是參加科擧考試,穫取功名,完全喪失了書院原有的教學風格與學術研究的性質,其獨立性和自主性已所剩無幾。
 
  鴉片戰爭之後,閉關鎖國百餘年的“天朝大國”的大門終於被西方列強的“堅船利炮”所打破。在“師夷制夷”的洋務運動中,洋務學堂如雨後春筍般興起,改革舊式書院就成爲大勢所趨。在此情形下,清政府終於采納了張之洞劉坤一的建議,於光緒二十七年(1901)下詔將各省城書院改爲大學堂,各府書院改爲中學堂,各州縣書院改爲小學堂,並多設蒙養學堂。至此書院制度走完了近千年的曲摺曆程之後,最終匯入了近代學校教育的洪流之中。

中國古代書院制度之評價

形成機制

  書院的出現絕非偶然,它不僅與中國傳統思想文化源流密切相關,而且與封建經濟的發展及期獨特的政治結構緊密相連。
  
  思想文化因素
 
書院
書院
  中國封建社會以儒家文化爲核心,孔子首創儒學,後經漢代“獨尊儒術”後,儒家思想由此成爲官方哲學和統治方略。隋唐以後,儒、佛、道三教鼎立局面形成。爲與佛、道抗爭,再創儒家教育的真精神,宋代新儒家無可避免地要擔此重任。當然,宋代理學家,並非盲目的排斥佛、道,而是理智地吸收佛、道的某些思維。
 
  到了南宋,由於外族的入侵,内部的傾軋,科擧的腐敗,導致社會動盪不安,有識之士,紛紛避居鄉野民間,創辦書院,潛心研究學問,力圖再造先秦儒學的自由講學之風,借以化解各種社會矛盾,矯治社會弊病,以複興華夏民族。
 
  正是由於上述因素,書院才在宋代形成而勃興,它是中國古代私學發展到高級階段的產物,是私學的制度化階段,爲中國傳統文化教育的傳承和傳播做出了歷史貢獻。

辦學特質

  書院是介於私學與官學之間的一種特殊的教學組織形式,它具有“非官非私”、“既官既私”的特征。具體而論,其辦學特質可以歸納爲:
 
  官方的認可、扶助
 
  從曆代書院的確立來看,往往與皇帝賜匾額,經書或學 有關。宋初的六大書院皆是如此。
 
  注重藏書、讀書
 
  宋代“書院之所以稱名者,蓋實爲藏書之所” ,而藏書的目的自然是爲了讀書。
 
  自由講學,研討學術
 
  宋明的書院,更多地承襲了私學講學自由、各有所本之風習,以傳播學術思想爲職志,宋代理學的流行與書院自由講學,研討學術的追求密不可分。
 
  堅守儒理,與佛、道爭勝
 
  書院是“三教”鼎立、爭鬥和兼容的產物之一,可爲印證的是書院的確立正好是佛、道式微的開始。書院大多選址於名山大川、風景優美之地,這與佛、道的抗爭與影響不無聯繫。

教學方式

  講演辯論
 
  中國書院十分重視學術講演,其形式有“升堂講說”、“學術會講”等。書院大師除了闡發自己的學術見解外,還十分重視不同學術觀點的論辯交流。明代後期的顧憲成、高攀龍就特别制訂了書院會講制度、規定:“每年一大會”,“每月一小會”,並訂有“會約”、“會規”,以道義相磋磨,學術相珍重。
 
  自修問難
 
  除學術講演外,書院教學的另一個重要特點就是注重學生自修研究和質疑問難。書院藏書豐富,這爲學生自由讀書和獨立鑽研提供了方便。朱熹認爲,除集體講演外,書院的老師的職責就是指導學生自修讀書,強調讀書須有疑,有疑而又深思未得者即當請教大師,這就叫做“質疑問難”。朱熹創造的讀書六條(循序漸進,熟讀精思,虛心涵泳,切己體察,著緊用力,居敬持志)對後世產生深遠影響。
 
  研究探討
 
  書院以學術探究和理智訓練爲根本。無論是大師講演,還是學生自修,都十分明顯地體現了注重學術探討的研究精神。書院作爲知識分子求知問學的精神家園,努力將學術研究與教育活動結合起來,他們一方面通過學術研究深化學理探討,促進教學活動;另一方面又通過教學和學術研究培養人才,擴大學派影響。正是這樣交互遞進,極大地推動了中國封建社會思想和學術的發展。

組織管理

  在組織管理上、書院也與普遍學校有所不同:
 
  管理機構精簡化
 
  與私學一樣,書院隻有一位明確的主持人。其名稱有洞主、山長、堂長、院長等,主持人往往是學派宗師,講學釋難爲主要職責,而管理實爲兼領。有些規模較大的書院,雖增設副講、管幹、典謁等職,但專職人員極爲有限,往往由書院學生輪流分任,相較於官學,書院冗員極少,且有吸收學生參與管理的特點,或稱“高足弟子代管制”。
 
  管理原則民主化
 
  與普通私學一樣,書院師生均可來去自由,較少專制性的處罰。書院主持人的產生,多爲公推,而非官委。有些書院曾明文規定。主持者“不稱職則更易”,還有“按季更易”的條例,不搞終身制。
 
  管理方式學規化
 
  由於書院的管理人員少,而師生又朝夕相處,所以制訂一套共同遵守的學規來進行自我約束,自我教育實屬必要。書院的學規大體包括三方面的基本内容:一是指出爲學的方向;二是爲學、修養和待人處事的准則、方法;三是規定犯過的懲治。
 
  最負盛名的學規有:朱熹所訂《白鹿洞書院教條》和呂祖謙所訂《麗澤書院學規》。

書院與官、私學之比較分析

 
  由於書院具有“非官非私”和“既官既私”的特點,因而書院與官學相比,多有不同;與私學相較,也有所别。

與官學之比較

  與官學相比,書院從以下幾個方面與官學多有不同:
  
  從教師來
 
  官學的教師都是由朝廷任命,屬封建王朝的官吏;書院的教師則由地方聘請推薦,多爲德才兼備的學者、士大夫,有的雖是朝廷命官,但作書院教師僅爲兼職。
 
  從學生來看
 
  官學學生來源多爲官宦子弟,等級性強,且需嚴格考試方能入學;書院的學生則來去自由,沒有等級尊卑之别,入學也無須什麼考試。
 
  從教育内容來看
  
  官學教授的内容多爲朝廷核定的教材,内容較爲固定、單一;書院教學内容取決於該書院的特點及山長,主講教師的所長,一般山長或主講教師的講授内容,決定於書院傳授知識及學術的主流,因而教學内容較爲靈活、寬泛。
 
  從教學組織形式來看
 
  官學的教學比較呆板、單調;書院教學比較靈活、多種多樣。特别是書院的“講會”制度,成爲書院的重要教學形式,這也是書院區别於官學的重要標志。

與私學之比較

  書院自產生之日起,便與私學有天然的聯繫,其共通點表現在以下四個方面:其一,它同私學一樣,是由民間集資創辦的,不屬官方之列,具有很強的獨立自主性;其二,同私學一樣,書院是向下層社會開放,面向鄉間的;其三,同私學一樣,書院是以平民子弟爲培養和教育對象;其四,與私學一樣,書院主要是一種素質教育,不以科擧仕進爲辦學目的。
 
  在這些帶根本性的問題上,書院與私學有着不可分離的内在聯繫,從一定意義上說,書院是從私學脱胎而來,但書院又不是一般的私學,這已不是對私學經驗的直接搬用,而是對私學進行了深刻的變革,是一種獨立於官學和私學兩大教育系統之外的另一種新的教育系統。
 
  誠如前述,作爲一般的私學,基本上都處於一種自發性的狀態,它還未形成一套長期穩定的完備的教育規則,具體表現爲:其一,沒有固定的校舍和教育設施;其二,沒有固定的經濟來源;其三,沒有專門的圖書藏所,更不具備印刷圖書、講義的條件;其四,沒有相應的教學計劃和規章制度;其五,是一種手工業式的辦學方式,因此不可能像官學那樣進行分班教學;其六,沒有任何形式的考核體系,缺乏強有力的教育管理制度,學校處於一種無組織的松散狀態等等。而書院則不同,它站在當時歷史的高度上,對官學和私學進行了全面的審視,並進而對這兩種教育制度進行了綜合與改造,從而形成了一種既非私學又非官學的獨具特色的教育組織形式。
 
  書院與一般私學不大相同的是:
 
  1)書院既有固定的校舍和教學設施,又有專門的圖書藏所,不僅校舍宏偉,而且藏書極爲豐富,這是一般私學所難以達到的。
 
  2)書院有固定的教育經費作保障,建立了類似於官學的以學田爲中心的教育經費體系。書院穫取學田的渠道有二:一是民間捐獻,二是政府拔賜。這是書院生存和發展的重要前提,這也是一般私學所不具備的。
 
  3)書院有自己一套完整的管理體系,建立了類似於官學人員編制和崗位。每人根據自己的崗位職責,分别負責學生的授課、考核,生活和書院的經費、祭祀、保衛安全等。特别值得提及的是書院的學生也參與管理,如直接管理學生的學習和生活的堂長、管幹、學長、齋長等,都由學生擔任。
 
  除此之外,書院還制定了一系列獨有的頗具特色的教條、學規、學訓等,把得之於管理實踐的一系列經驗上升到一定的理論高度,這是書院走上了制度化的重要標志。
 
  綜上所述,書院雖與私學有着天然聯繫,但又與私學有别;它既與官學有質的區别,但又吸取了官學中的許多積極成分,與官學有一定聯繫,書院正是在廣泛吸取了私學和官學的有益經驗基礎上進行成功的改造之後,才形成的一種具有相對獨立性的教育制度,它是中國生活發展緊密 古代社會近千年來一種重要而特殊的教育組織形式,它在教育中所起的極其重要的作用,始終是官學和一般私學所不能達到,也是它們所不能取代的。  

嶽麓書院

 
嶽麓書院
嶽麓書院
  嶽麓書院,北宋時期書院曾一度衰落,這是由於統治者爲了更直接地控制教育,一方面大力興辦官學,一方面推重科擧。讀書士子就學門路增多,而且非經科擧,難得入仕之途,因而不願長守山林,對書院失去了興趣,以至“書院至崇寧末乃盡廢”。然而北宋的官學很快變成科擧的附庸,日漸腐敗,因此,南宋時期興辦書院之風再起南宋書院發達同理學的盛行有密切關係。書院成爲研究和傳播理學的重要基地。朱熹對南宋書院的複興起了重要的作用,並對後世書院的發展有着深刻的影響。他在淳熙六年(1179)守南康軍時,在廬山發現白鹿洞書院故址,申請興複,於次年告成。朱熹爲書院確定了條規,對書院的宗旨,爲學之序以及修身、處事、接物之要作了系統而詳細的規定,名曰《白鹿洞書院學規》,後世書院大都仿此辦理,對中國封建社會教育事業的發展也產生了相當大的影響。
  

白鹿洞書院

 
  元朝的書院,據稱“幾遍天下”,但受官方控制甚嚴,缺乏論辯爭鳴的氣氛。書院雖多,卻無書院講學的特點,幾乎與官學無大區别,這是書院官學化的開端。延至明初,依然如此。直到正德(1506~1521) 嘉靖(1522~1566)之際,書院講學論辯之風才又興盛起來。王守仁、湛若水和他們的弟子對明朝書院發展有重要的影響。王守仁講學,“流風所被,傾動朝野,於是紳之士,遺佚之老,聯講會,立書院,相望於遠近”。湛若水是著名學者陳獻章(白沙)的學生,他所到之處必建書院講學授徒40多年。這時的書院把學術研究和講學活動更緊密地結合起來,而且不同學派各標其宗旨,各講其主張,往往超出書院講壇的範圍,發展成爲規模相當大的地區性的學術活動,形成獨具特色的書院“講會”制度。  

嵩陽書院

 
  嵩陽書院,原名嵩陽寺,位於河南省登封市區北2.5公里嵩山南麓,背靠峻極峰,面對雙溪河,因坐落在嵩山之陽而得名。嵩陽書院是中國古代著名高等學府,在歷史上以理學著稱於世。北宋儒教洛派理學大師程顥程頤在此聚眾講學,使書院名聲大振。北宋名儒司馬光範仲淹、韓維、李剛、朱熹、呂晦等也曾在此講學。嵩陽書院一直是重要的儒學傳播聖地。
 
  嵩陽書院在古代並不是單純的指一個院落而言,而是由一個主體院落和周圍多個單體建築群組合而成,其地域分布比較廣闊。大至而言,除今天我們看到的嵩陽書院建築外,屬於書院的建築物,比較有名的還有位於嵩陽書院東北逍遙穀叠石溪中的天光雲影亭、觀瀾亭、川上亭和位於太室山虎頭峰西麓的嵩陽書院别墅-君子亭;書院西北玉柱峰下七星嶺三公石南的仁智亭等建築。  

東林書院

 
東林書院
東林書院
  清初統治者鑒於明末書院“群聚黨徒”、“搖撼朝廷”的教訓,極力對書院采取抑制政策。直到雍正十一年(1733)才允許在政府嚴密控制下創建書院。清朝書院數量甚大,但除少數仍保留着書院講學的傳統外,多數同官學無大差别。清朝末年,隨着封建制度的日漸瓦解,書院也江河日下雖有人采取多種變應措施力加挽救,終於收效甚微光緒二十七年(1901)諭令各省所有書院,於省城均改設大學堂,各府廳直隸州均改設中學堂,各州縣均改設小學堂。
 
  東林書院是明末影響最大特點最爲突出的書院,據《無錫金匱縣志》載:“東林書院亦名龜山書院,在城東南隅,宋楊文靖(時)講學於此,後即其地爲書院”“萬曆三十二年,顧憲成及弟允成始構成之。憲成殁,高攀龍、葉茂才相繼主其事,榜其門曰東林書院”,“當憲成、攀龍講學時,……遠近名賢,同聲相應,天下學者,鹹以東林爲歸”。可知東林書院名聲之大。東林書院的重要特點是積極參與當時的政治活動,致力於諷議朝政,裁量人物。爲此,它的名聲大振;但它也由此而遭到統治者的禁毁《明史·顧憲成傳》說: “其講習之餘,往往諷議朝政,裁量人物。朝士慕其風者,多遙相應和,由是東林名大著,而忌者亦多”。明末曾四毁書院:第一次是嘉靖十六年(1537)御史游居敬上疏,指斥湛若水“倡其邪學,廣收無賴,私創書院”。第二次是嘉靖十七年(1538)吏部尚書許讚以“官學不修,别起書院,耗財擾民”爲借口,“申毁天下書院”第三次是萬曆七年(1579)張居正爲了整頓吏治、整頓教育,遂以書院多無實學,且“科斂民財”爲理由,封閉全國書院。第四次就是天啟五年(1625)魏忠賢“拆毁天下書院,首及東林”。四毁書院的根本原因都是封建統治者加強思想控制的一項政治措施。 

書院的歷史特點

 
中國古代書院
中國古代書院
  書院在中國歷史上存在了近千年,唐宋期間以私人創辦、私人講學爲主,元明時官方加強了控制,到了清代完全官學化,這是書院發展的總趨勢。書院在其長期的發展過程中,積累了許多寶貴的經驗,是中國古代教育史上的一份珍貴遺產,值得認真加以總結。
 
  第一,書院的組織機構比較精幹,一般隻設山長(或稱洞主、主洞)總理其事,規模較大的書院增設副山長、助教、講書等協助山長工作。書院的主持人多數是書院的主講,脱離講學的管理人員很少。
 
  第二,書院是教學機關,同時又是學術研究機構書院的主持人或講學者多爲當時的著名學者,甚至是某一學派的代表人物。每個書院往往就是某一學派教學和研究的中心或基地。教學活動和學術研究緊密結合、相互促進,相得益彰。
 
  第三,書院允許不同學派共同講學,重視學術的交流和論辯。特别是南宋以後書院盛行“講會”制度,成爲書院的重要教學形式,不僅師生共同參加學術爭辯,而且常與地方上的學術活動緊密結合,使書院成爲一個地區的教育和學術活動的中心。
 
  第四,書院講學實行“門戶開放”,一個學者可以在幾個書院講學,聽講者也不限於本院生徒,常有慕名師而遠道前來者,書院熱情接待,並提供各種方便。
 
  第五,書院比較重視生徒自學,提倡獨立研討,課程也較靈活,允許各人有所側重,發揮專長。一般都以自修、讀書爲主,輔以教師指導,質疑問難。成績考核多重平時表現,不僅視其學業,尤重人品與氣節的修養。
 
  第六,書院内師生關係比較融洽,師生感情相當深厚。主講書院的名師學識淵博,品德過人,並且獻身教席,熱心育人,深受學生愛戴。學生是慕名師而來,能夠虛心求教,立志成人,尊重教師。因此,中國教育史上尊師愛生的優良傳統在書院教學中體現得十分突出。
 
  第七,書院的經費多以自籌爲主,有較大的自主權,常常組織師生共同管理或監督各項開支。經費重點用於教學和學術活動,其他雜項費用所占比重甚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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