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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 8224 次 历史版本 0个 创建者:小白不白 (2011/4/8 22:17:13)  最新编辑:小白不白 (2011/4/8 22:17:13)
《明夷待訪錄》
拼音:Míngyí dàifǎnglù (Mingyi daifanglu)
同义词条:《待访录》,待访录,明夷待访录
 
黄宗羲《明夷待訪錄》
黄宗羲《明夷待訪錄》
 
 
  《明夷待訪錄》是黄宗羲的一部具有啟蒙性質的批判君主專制,呼喚民主政體的名著。《明夷待訪錄》該書有《原君》、《原臣》等論文21篇。主張君主開明立憲制,加強平等因素,擴大社會對執政者的監督權力,有近代民主政治的思想。這種思想並非受西方文明的影響,而是從中國傳統文化中發展出來的,因而更加可貴。
 
 
  

作者介紹

 
黄宗羲
黄宗羲
  明末清初,有位大思想家宣布皇帝是“天下之大害者”,主張“無君”。他就是近代民主主義思想的啟蒙者、愛國者黄宗羲。他的代表作《明夷待訪錄》,比盧騷的《民約論》還要早100年光景,有人稱它爲“人權宣言”。黄宗羲同時代的思想家顧炎武說:“讀了這部書,可以知道過去歷史上所有帝王制度的弊端。”《明夷待訪錄》反對君主專則,主張民權,對清末的維新變法運動影響很大。梁啟超在《清代學術概論》一文中說過:“梁啟超譚嗣同輩倡民權共和之說,則將其書節抄,印數萬本,祕密散布,於晚清思想之驟變,極有力焉。”黄氏的民權思想,一直影響到辛亥革命時期的孫中山鄒容陳天華等愛國志士。
 
  黄宗羲(1610-1695年),字太沖,號梨洲,又號南雷,浙江餘姚人。他父親黄尊素,是有名的“東林黨人”。黄宗羲14歲時考中秀才,就到北京和父親住在一起。1645年,當清兵大擧南下時,黄宗羲憤而毁家紓難,和浙東人民團結在一起,展開轟轟烈烈的抗清運動。他組織起一支抗清的“世忠營”,有3000多人。後來他又聯合了太湖一帶的豪傑,抗拒清兵達半年之久。當他扼守的四明山寨被攻破後,宗羲渡海到舟山,和張煌言等繼續搞複國活動。1664年,張煌言殉難後,宗羲遂改名換姓回到故鄉,聚眾講學,著書立說。
 
  黄宗羲學識廣博,研究過天文、地理、算學、音樂、歷史和哲學等。他留下了許多著作,有《南雷文定》、《南雷詩曆》、《明夷待訪錄》,《明儒學案》、《宋元學案》等。  

成書背景

 
《明夷待訪錄》
《明夷待訪錄》
  黄宗羲青中年時代生活的明朝,君主專制政治發展到登峰造極程度,病端也愈益昭著,以天下國家爲己任的士子批評時政的黨社活動因時而醒。與此同時,東南地區的工商業有長足進步,又遭到礦監、税監一類虐政的摧殘,謀求生存與發展的工商業者與黨社士人聯繫漸趨緊密,其共同願望是舒緩專制的高壓,這便招致朝廷對士人黨社活動和市民抗爭的殘酷鎮壓。與此同時,明清間的民族戰爭、遍及南北的農民戰爭愈演愈烈,各種社會矛盾空前激化,統治者無法照舊統治,被統治者也無法照舊被統治。從精神領域而言,皇帝、朝廷、理學教條的權威發生動搖,朝野間的認識形成巨大反差,“外論所是,内閣必以爲非,外論所非,内閣必以爲是。”爭取參政權、非議君主專制的思想言行日漸張大,被士子中的“正人”視作楷模的顧憲誠等人“公是非於天下”的號召,馮琪等人對君主斂財的抨擊,李三才制服内監淫威的業績,楊漣對宦官幹政危害的揭示,葉向高還實權於宰相的讜議,陳龍正、劉宗周以分治不獨治的倡言,都啟迪着青年黄宗羲,成爲他日後創作《明夷待訪錄》的直接前導。
 
  黄宗羲三十五歲時發生明清更革,這不僅是一般的改朝換代,還是少數民族入主中原的華夷劇變,有着強勁的文化沖擊力,士人們尤覺創巨痛深。黄氏把自己所處的時代稱之“天崩地解”,同時的王夫之則稱之“天崩地裂”,都是身曆巨大歷史性震撼之後的概括。時至清初,當明清更革戰爭的塵埃落定後,從烈火硝煙中退回書齋的士人,於痛定思痛間紛紛著述以總結歷史教訓。承襲着東林、複社議政傳統,反映着早期市民掙脱君主專制的政治憧憬的黄宗羲,近取對明季弊政的切膚感受,又遠納三代以下的思想資源,並放眼來世,成就一部兼具現時性、超越性、前瞻性的政治哲學傑作。 是書原名《待訪錄》,黄氏生前及辭世後的一個世紀,此書僅有抄本流傳於少數士子間。全祖望撰《梨洲先生神道碑文》,始稱該書名爲《明夷待訪錄》,乾隆年間,慈溪鄭性訂定、其子鄭大節刊刻是書,此即二老閣刻本,題名《黄梨洲先生明夷待訪錄》,共21篇。  

内容介紹

 
  《明夷待訪錄》計有《原君》、《原臣》、《原法》、《置相》、《學校》、《取士上》、《取士下》、《建都》、《方鎮》、《田制一》、《田制二》、《田制三》、《兵制一》、《兵制二》、《兵制三》、《財計一》、《財計二》、《財計三》、《胥吏》、《奄宦上》、《奄宦下》,共21篇。《明夷待訪錄》成書於康熙二年公元663年“明夷”是《周易》中的一卦,其爻辭有日:“明夷於飛垂其翼,君子於行三日不食。人攸往,主人有言。”所謂“明夷”指有智慧的人處在患難地位。“待訪”,等待後代明君來采訪采納。
 
《明夷待訪錄》—黄宗羲
《明夷待訪錄》—黄宗羲
  《明夷待訪錄》成書於康熙二年(1663年),“明夷”是《周易》中的一卦,其爻辭有曰:“明夷於飛垂其翼,君子於行三日不食。人攸往,主人有言。”所謂“明夷”指有智慧的人處在患難地位。“待訪”,等待後代明君來采訪采納。該書有《原君》、《原臣》等論文21篇。這部書受到清朝統治者的查禁,直至清末才重見天日,受到譚嗣同、梁啟超等人的重視和讚許。今據通行本整理。
 
  黄氏在《原君》篇中,無情地揭露了封建帝王的罪惡,指出帝王是唯一的害民之贼。他說:“凡天下之無地而得安寧者,爲君也。是以其未得之也,屠毒天下之肝腦,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產業,曾不慘然,曰:我固爲子孫創業也。其既得之也,敲剝天下之骨髓,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樂,視爲當然,曰:此我產業之花息也。然則爲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向使無君,人各得自私也,人各得自利也,嗚呼!豈設君之道固如是乎!”這些話在300年前,是沒有人敢說的,黄宗羲卻大聲疾呼:皇帝是“天下之大害者”、“敲剝者”。因此有人稱讚《明夷待訪錄》是“人權宣言”。
 
  他對封建專制進行猛烈的批評,說它是公私不分,權利義務不平,沒有公法可言。因此他反對“一家之法”,主張“天下之法”,“有治法而後有治人”(《原法》)。他爲了求得人權平等,主張非廢除秦漢以來的“非法之法”不可;要求得天下太平,非廢除專制的君本制度,而改爲民本制度不可。
 
  他理直氣壯地呼籲,現今應當是“天下(人民)爲主,君爲客”(《原君》)。他同時也提醒封建時代的臣僚,不要再是皇帝“敲剝”百姓的服役者,而應該是“爲天下,非爲君也;爲萬民,非爲一姓也。”“天下之治亂,不在一姓之興亡,而在萬民之憂樂”。他得出這樣的結論:做官的人如果“不以天下爲事,則君之僕妾也;以天下爲事,則君之師友也。”(《原臣》)
 
  黄宗羲的思想意識中已有責任内閣制的因素,他認爲宰相,一是賢人,二是有職有權的人;而君主的職位不過是虛名罷了。他在《置相》篇中闡述了這一觀點,他認爲宰相既當責任内閣之權,“四方上書言利弊者……皆集焉,凡事無不得達”。黄氏也有近代代議制的意識,他在《學校》篇中,已流露出議會政治的萌芽思想。
 
  他把東漢的太學清議的歷史意義理解爲近代的議會政治,這是托古改制。黄宗羲的理想是,在中央政府,天子以至公卿都要在太學祭酒的面前就弟子之列,祭酒(類似議長)有權批評政治的得失。在地方政府,郡縣官都要在地方學官的面前就弟子之列,學官對於地方政事缺失,“小則糾繩,大則伐鼓號於眾”。明、清之際,隨着都市經濟的成長,出現了資本主義的工場手工業,反映到意識形態上,產生了黄宗羲具有資本主義萌芽思想的市民政治學說。我國封建社會,一向是“重農抑商”的。而黄宗羲鑒於社會的變動,面對現實,卻提出“工商皆本”的學說。
 
  他說:“今夫通都之市肆,十室而九,……世儒不察,以工商爲末,妄議抑之。夫工固聖王之所欲來,商又使其願出於途者,蓋皆本也。”(《財計三》)在經濟學說上,黄氏也反映市民的要求,主張廢止金銀貨幣,使用“寶鈔”,而以金銀作爲寶鈔的基金。他這種經濟思想,有利於商品流通,有利於工商業的發展,並啟發了近代的經濟政策。在黄氏看來,明朝末年是封建制度崩潰的前夜,此時,“土力日竭”了,市場停頓了,人民生活的條件被皇帝奪去了,加税加餉永沒有限制了。他站在市民的立場,還呼籲減輕軍費負擔,主張實行征兵制度;反對募兵制。
 
  當時農民無地可耕,而土地都被皇室、外戚、閹宦和地方的豪強所霸占,賦税苛役特重,就拿江南一帶來說,“一困於賦,再困於役,蓋已皮盡而骨存矣”(《複社紀略》)。黄氏爲了減輕農民的負擔,主張減賦税。爲了使人民能生活下去,他又提出“天下大公”的制度。在黄宗羲看來,土地制度的改革,其理想是恢複井田制度。所以他主張“齊之均之”,認爲土地應收回爲國家所有,然後再平均分配給農民耕種。他還主張“授田於民,以什一爲則。未授之田,以二十一爲則。
 
  宗羲“齊之”而“均之”的改革論,是在土地制度上的民主主義。他所憧憬的前途是“富民”的世界。他認爲,如果按他的想法去做,這就可以取消封建土地的占有,給農民以土地,使之成爲自由人。  

民主思想

 
  黄宗羲是我國封建社會末期民主思想啟蒙的重要人物,他的啟蒙思想主要體現在《明夷待訪錄》中,這部書的後世影響非常巨大。黄宗羲在對封建君主專制制度進行剖析和批判的基礎上,提出了“天下爲主,君爲客”的著名思想和“人各得自私,人各得自利”的口號,動搖了封建統治的思想基礎。黄宗羲還大膽設想了民主政治的藍圖:用“天下之法”代替“一家之法”,“學校議政”,限制君權,廢除科擧,工商皆本等。
 
  《明夷待訪錄》是黄宗羲唯一的政治專著,是他結合自己幾十年鬥爭實踐的研究成果,全書分爲原君、原臣、原法、置相、學校、取士、建都、方鎮、田制、兵制、財計、胥吏、奄宦等十三個部分。《明夷待訪錄》“明夷”一詞取自《周易》“明夷卦”,是由晦而明之意,黄宗羲認爲自己的學說能把國家由黑暗引向光明。在這本書中,黄宗羲深刻地批判了君主專制和封建法統的罪惡,探討了社會治亂的根源,大膽設想了民主政治的藍圖。  

對封建君主專制制度進行了猛烈的揭露和批判

《明夷待訪錄》書影
《明夷待訪錄》書影
  自封建社會產生之時起,專制作爲伴生物就深深地紮根於封建制度的土壤中。秦始皇爲加強中央集權而采取的廢封建立郡縣爲專制制度開了先河。隨着封建社會的發展,專制統治也愈來愈發展。黄宗羲對此進行了深入的揭露和批判。黄宗羲揭露了封建君主專制制度的内在矛盾,明確提出合理的君、臣、民關係。
 
  道學家把 封建 君主美化爲“居天下之至中”,“有天下之純德”,足以爲“至極之標准”的“聖王” (朱熹皇極辯》 ) 。黄宗羲則縱觀歷史,力 陳 君主專制主義的危害,公開指出:“爲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爲什麼長期以來,“天下之人,怨惡其君,視之如寇仇,名之爲獨夫” ( 《明夷待訪錄》·《原君》,以下凡引此書,隻注篇名 ) 呢?黄宗羲說:
 
  後之爲人君者不然,以爲天下利害之權皆出於我,我以天下之利盡歸於己,以天下之害盡歸於人,亦無不可;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爲天下之大公。……視天下爲莫大之產業,傳之子孫,受享無窮;……是以其未得之也,屠毒天下之肝腦,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產業,曾不慘然,曰:“我固爲子孫創業也。”其既得之也,敲剝天下之骨髓,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樂,視爲當然,曰:“此我產業之花息也。” (《原君》)
 
  君享其利,民受其害,君主一人之享樂建立在萬民的痛苦之上,這本來是“私中之大私”,卻被美化爲“天下之大公”。不言而喻,對於這樣的君主,人們理所當然地應敵視他們、抛棄他們。就這樣,黄 宗羲用 君民之間現實的利害矛盾戳穿了所謂“天生蒸民而立之君”,“教之以相生相養之道”之類的神話,進而提出了“天下爲主君爲客”的著名思想。他認爲,遠古同 後世的 君民關係不同,具體表現在於:“古者以天下爲主,君爲客,凡君之所畢世而經營者,爲天下也。今也以君爲主,天下爲客,凡天下之無地而得安寧者,爲君也。” ( 《原君》 ) 黄宗羲理想中的君主,是“以天下萬民爲事”,“其人之勤勞必千萬於天下之人”,而不是剝削壓迫人民的公敵。這種君民關係的新解釋和主客地位的再顛倒,是對君貴民賤、“ 屈民伸 君”的傳統觀念的大膽否定。
 
  漫長的封建社會,統治階級殘酷地剝削壓迫廣大人民,還要人民“懲忿窒欲”,“安貧樂道”,心甘情願地忍受剝削壓迫。宋明理學家們否定人民爭生存、爭溫飽的權利,叫嚷“存天理,去人欲”。黄宗羲針鋒相對地提出了“人各得自私、人各得自利”的口號,把滿足個人利益看作人們的基本權利。這一沖破封建思想藩籬的主張同李贄把“穿衣吃飯”看作是“人倫物理”的觀點一樣,是早期市民階級爭取平等權利的功利主義的明確反映。爲了恢複人民的這種權利,黄宗羲大膽提出了廢除封建君主專制的設想。他說:向使無君,人各得自私也,人各得自利也。 (《原君》)
 
  黄宗羲進一步分析到,君主專制下的整個官僚機構 都是 君主的爪牙、幫凶,他們全不顧人民的死活,把“民生之憔悴”,視爲“纖芥之疾”;卻把人民創造的財產看作君主的私產,“視天下人民爲人君橐中之私物” ( 《原臣》 ) 。黄宗羲認爲,君和臣都應爲萬民的利益各盡職守,彼此是平等的師友關係,而不是主僕關係。他把一姓之君主同天下萬民看作社會的兩極,把天下萬民看作社會的主體,黄 宗羲的 君、臣、民關係圖是:民——爲主非爲客,君——爲客非爲主,臣——爲民非爲君。這種君民、君臣關係的新見解,是黄宗羲社會史觀中最富於民主性的思想精華。  

批判封建的禮法

  東漢白虎通義·三綱六紀》雲:“三綱者何謂也?謂君臣、父子、夫婦也。”孔穎達疏引《禮緯·含文嘉》雲:“君爲臣綱,父爲子綱,夫爲妻綱。”這是關於封建禮法的明確表述。到了唐代,韓愈在《原道》中對君主專制和封建法統進一步作了闡述,“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者也。”韓愈認爲,君爲整個國家的主宰,臣、民都是遵守君的號令的,而且 都是爲 君服務的。在漫長的封建社會里,統治階級就是利用這種封建法統殘酷地剝削壓迫廣大人民的。“君爲臣綱、父爲子綱、夫爲妻綱”是封建禮法的基本原則。封建政權確立後,統治者一方面高談禮樂的妙用:“禮隻是一個序,樂隻是一個和。” ( 《河南程氏遺書》卷十八 ) 極力掩蓋等級差異和階級對抗的現實矛盾;另方面,所謂神學倡導的“三綱可求於天”,何晏、王弼之玄學的“名教本於自然”,佛學的“貴賤來自因果”,理學的“倫理通乎天理”,使維護封建統治秩序的等級法權成爲“天生鐵定底道理”,成爲不能違抗的威臨人類的異己力量。黄宗羲揭開了其神學、哲學的外衣,一針見血地指出,所謂“王法”,不過是保護封建統治者的既得利益的手段。封建法權的特點在於維護封建等級特權,實質上是“一家之法”,在廣大民眾看來,都是“非法之法”。
 
  他說:“後世之法,藏天下於筐篋者也;利不欲其遺於下,福必欲其斂於上;用一人焉則疑其自私,而又用一人以制其私;行一事焉則慮其可欺,而又設一事以防其欺。天下之人共知其筐篋之所在,吾亦鰓鰓然日唯筐篋之是虞,故其法不得不密。法愈密而天下之亂即生於法之中,所謂非法之法也。” (《原法》) “後之人主,既得天下,唯恐其祚命之不長也,子孫之不能保有也,思患於未然以爲之法。然則其所謂法者,一家之法而非天下之法也。” (《原法》)
 
  “一家之法”企圖把天下的“福利”壟斷於“筐篋”之中,而天下之人則把仇恨集中於“筐篋”,於是法網愈密,疑懼愈多,禍亂愈深,治亂之法成爲興亂之因,統治者從制法者變爲制於法者。黄宗羲從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利益對抗看到了產生“非法之法”和“天下之亂”的社會根源 , 這一認識是比較深刻的。
 
  黄宗羲認爲同“非法之法”相對立的是“天下之法”,“天下之法”應該取代“一家之法”。那麼,何謂“天下之法”呢?黄宗羲的“天下之法”有如下規定性: (1) 立法的根本目的是爲百姓休養生息,而不是爲了對百姓巧取豪奪,是爲民,而不是爲君主;這是“天下爲主,君爲客”原則的進一步體現。 (2)立法的原則是平等,“貴不在朝廷,賤不在草莽”,根據“天下之法”,朝廷與“草莽”是平等的,更 何況 君臣呢? (3) “天下之法”還爲百姓樹立道德倫理規範,對其進行禮法方面的教育和引導,以防其亂和淫。 (4) “天下之法”的特點是“無法之法”,而“法愈疏而亂愈不作”。這實際上是休養生息的思想。  

對民主政治制度的勾畫和設想

  爲實現“天下爲主,君爲客”的政治思想,黄宗羲總結歷史經驗,開創性地提出了新的民主政治方案。
 
  限制君權,學校議政
 
  他主張: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於學校……;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爲非是而公其非是於學校。” (《學校》)
 
  限制君權的具體辦法是,由國家設立“太學” ( 類似西方的議會 ) ,太學設有“祭酒” ( 類似議長 ) ,天子應當受太學祭酒的監督。太學祭酒有權直接批評朝廷政事;郡縣設立學校,學校設有學官,郡縣官吏應受學校監督,郡縣學官有權“糾繩”直至驅逐郡縣官吏。這種學校議政的主張,是對“庶民不議”的傳統觀念的否定,是對自孔子開始的隻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儒家愚民思想的否定,也是對東林黨和複社政治鬥爭經驗的繼承。在《明儒學案·東林學案》中,他對東林黨人的“清議”作了極高的評價,說:“清議者天下之坊也。”黄宗羲的這種思想萌芽是光輝的,但帶有幻想成份和封建雜質。
 
  計戶授田,工商皆本
 
  明代末年,土地高度集中,“屯田”占去耕地的十分之一,“官田”又占去十分之三,豪紳地主的莊園,動輒占地千萬頃,落到中小地主及農民手中的土地,爲數少得可憐。在這種情況下,黄宗羲主張恢複古代井田制,“丈量天下田土” (《田制》三) ,“以實在田土均之” (《田制》二) ,改變土地過分集中的現狀。這種自上而下的平均授田制度,目的在於讓百姓穫得一定土地作爲發展小農經濟的基礎,客觀上爲資本主義萌芽的發展提供有利的條件。
 
  明中葉以後,東南沿海地區出現了資本主義萌芽性質的工商業。封建統治者“崇本抑末”,對工商業進行了殘酷地壓抑。黄宗羲站在城市自由民一邊,要求爲工商業的發展掃除障礙,在中國歷史上第一次提出了“工商皆本”的口號,認爲“工固聖王之所欲來,商又使其願出於途者,蓋皆本也” (《財計》三) 。爲促進工商業的發展,黄宗羲還主張改革幣制,整頓市場,調整物價,擴大貿易,以造成“封域之内,常有千萬財用流轉無窮” (《財計》二) 的經濟繁榮局面。
 
  廢除科擧,提倡“絕學”
 
  黄宗羲對明末空談性理的腐朽學術空氣以及窒息人才的科擧考試制度,進行了嚴厲的批判。他說:
 
  擧業盛而聖學亡,擧業之士亦知其非聖學也,第以仕宦之途寄蹟焉爾!而世之庸妄者,遂執其成說,以裁量古今之學術。有一語不與之相合者,愕眙而視曰:“此離經也,此背訓也”。於是六經之傳注,曆代之治亂,人物之臧否,莫不各有一定之說。此一定之說者,皆膚論瞽言,未嚐深求其故,取證於心。 (《南雷文案·惲仲升文集序》)
 
  他指出,科擧制度不隻使人們滿足於“膚論瞽言”,造成思想僵化;更大的危害在於使人不關心國家興衰、民族存亡的大事,而熱心於玩弄語錄、欺世盜名的勾當。他說:
 
  儒者之學經天緯地,而後世乃以語錄爲究竟,僅附答問一二條於伊洛門下,便廁儒者之列,假其名以欺世。……徒以“生民之極,天地立心,萬世開太平”之闊論,鈐束天下。一旦有大夫之憂,當報國之日,則蒙然張口,如坐雲霧。 (《南雷文定後集·贈編修弁玉吳君墓志銘》)
 
  黄宗羲還着眼於農業、手工業和社會發展的需要,特别主張鼓勵研究“絕學”,促進自然科學和技術科學的發展。他說:絕學者,如曆算、樂律、測望、占候、火器、水利之類是也。郡縣上之於朝,政府考其果有發明,使之待詔,否則罷歸。” (《取士》下)
 
  黄宗羲不僅提倡“絕學”,而且自己對某些“絕學”也頗有研究,寫了不少著作。如《授時曆假如》、《西曆假如》、《大統曆推》、《回曆假如》、《勾股圖說》、《開方命算》、《律呂新義》、《今水經》、《春秋日蝕曆》、《割圓八線解》、  《圓解》等,可惜這些科學著作,大都散失了。
 
  黄宗羲所處的時代是社會歷史急劇動盪、變革的時期,在這個時期,反映在社會思潮上的變化和鬥爭是十分錯綜、尖銳的。但它的基本趨勢是:在我國封建社會長期存在和演變的、代表封建文化形態的宋學走向沒落,陷入絕境;一個新興的資產階級文化形態迅猛發展起來,而黄宗羲是這一文化領域内的開拓者之一,《明夷待訪錄》可以稱爲十七世紀的中國民主宣言。   

教育思想

 
線裝本《明夷待訪錄》
線裝本《明夷待訪錄》
  黄宗羲在《明夷待訪錄》中闡述的有關教育的思想主要涉及如下幾個方面。
 
  首先,在《學校》中,黄宗羲針對學校所能起到的作用,指出,“學校,所以養士也。然古之聖王,其意不僅此也,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於學校,而後設學校之意始備。”而朝廷的理想狀態,應該是 “蓋使朝廷之上,閭閻之細,漸摩濡染,莫不有詩書寬大之氣,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爲非是,而公其非是於學校”的境界。這就是說學校不僅僅是養士的教育場所,而且應該參予議論國家的大事,提出建議,影響朝廷的決斷。天下的是非,國家的政事,不能隻有皇帝一人決定,而要吸取學校的意見。
 
  其次,黄宗羲強調學官應該起到對地方官吏和政事監督的作用。他指出:“郡縣公議,請名儒主之。自布衣以至宰相之謝事者,皆可當其任,不拘己任未任。”“郡縣朔望,大會一邑之縉紳士子。學官講學,郡縣官就弟子列,北面再拜。師弟子各以疑義相質難。其以薄書、期會不至者罰之。郡縣官政事缺失,小則糾繩,大則伐鼓號於眾。其或僻郡下縣,學官不能驟得名儒,而郡縣官之學行過之者,則朔望之會,郡縣官南面講學可也。”所謂“公議”也就是近於輿論監督的作用,
 
  政府的各級官吏必須像學生一樣受學官的教導,接受學官的監督,所以學校除了通過傳遞學術文化以培養經世致用的實用人才之外,還應充當監督地方政治的作用。
 
  另外,在《明夷待訪錄·學校》中,黄宗羲還提到學校應該具有管理地方風俗事務的職能。“民間吉凶,一依朱子《家禮》行事。庶民未必通諳,其喪服之制度,木主之尺寸,衣冠之式,宮室之制,在市肆工藝者,學官定而付之;離城聚落,蒙師相其禮以革習俗。”“凡一邑之名蹟及先賢陵墓祠宇,其修飾表章,皆學官之事。”禮俗在中國向來是涉及民生的大事要事,黄宗羲認爲學官應當引而領之,體現他重視學校,看重士人在百姓生活中的指導作用。
 
  在《明夷待訪錄·取士上》中,黄宗羲首先分析了科擧制度的弊病,指出“取士之弊,至今日制科而極矣。故毅宗嚐患之也,爲拔貢、保擧、准貢、特授、積分、換授,思以得度外之士。乃拔貢之試,猶然經義也,考官不遣詞臣,屬之提學,既已輕於解試矣。”“保擧之法,雖曰以名取人,不知今之所謂名者何憑也,勢不得不雜以賄賂請托。”黄宗羲成立書院,長期從事講學,對學生、科考有深刻的了解,他看到科擧考試過程中出現了種種弊端,保薦推擧的公平也名存實亡,早就成爲吸取人才的障礙。
 
  緊跟其後的《取士下》篇,黄宗羲提出他的建議,“寬於取、嚴於用”應爲取士之精神,他認爲“寬於取則無枉才,嚴於用則少幸進”。擧出前人的諸多例子,證實這種方法的得當,如歷史上的屈原司馬遷董仲舒等。他還總結了歷史上關於人才選拔的各種方法和經驗,提出了8種人才選拔之路,他指出,“吾故寬取士之法,有科擧,有薦擧,有太學,有任子,有郡邑佐,有辟召,有絕學,有上書,而用之之嚴附見焉。”並逐條進行分析,闡發其深刻的見解。
 
  黄宗羲的《明夷待訪錄》在清初廣爲流傳,其中闡述的教育思想,在中國近現代教育改革的歷史過程中影響很大,他的思想具有高度的啟發性,對教育的革新引領作用有目共睹。如清末康有爲、梁啟超在維新變法中提出以學校作爲議政的機構,其思想就受到黄宗羲的影響。時至今日,讀來黄宗羲的教育思想,仍然能夠感受到他憂國憂民的偉大情懷,時光荏苒,偉人已離我們久遠,但他的智慧,會繼續給我們以教誨。   

文字特點

 
  《明夷待訪錄》文字的特點是,他對於封建的現狀,批判很尖銳,而且是披着夏、商、周三代外衣的理想,托古改制。  

歷史評價

 
  《明夷待訪錄》對傳統的民本論和中古政治異端作了創造性颺棄,其政治理念在若幹方面直逼近代民主理念,但畢竟沒有正式跨進民主主義的門檻,故我們可以將其定位爲“新民本思想”。而它在中國近代政治運動中所發揮的銜接古今、匯通中西的樞紐作用,則表明它確乎包蘊着某種近代性基因,爲轉型時代提供了寶貴的借鑒資源。
 
  《明夷待訪錄》的民主思想雖已屬於近代民主思想的範疇,但其中還摻雜着很多封建的成份;它雖繼承了先秦儒家的民本思想,但它大大突破了民本思想。《明夷待訪錄》的思想是近代早期的民主啟蒙思想。

  黄宗羲以勇敢的“異端”精神,批判舊的,設計將來的新世界,是值得稱讚頌颺的。他不愧是中國近代民主主義思想的啟蒙者、思想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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