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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 5380 次 历史版本 0个 创建者:abc (2011/2/9 1:13:11)  最新编辑:abc (2011/2/9 1:13:11)
大躍進
同义词条:“大跃进”运动
 
“大躍進”運動
“大躍進”運動
 “大躍進”運動,指1958年至1960年間,在全國範圍内開展的極“左”路線的運動,是在中共八屆三中全會及其以後不斷地錯誤批判1956年反冒進的基礎上發動起來的,是“左”傾冒進的產物。

  在社會主義改造與第一個五年計劃取得偉大勝利的情況下,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會議正式通過了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號召全黨和全國人民,爭取在15年或者更短時間内,在主要工業產品的產量方面趕上和超過英國。會後,全國各條戰線迅速掀起了“大躍進”的高潮。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擧行擴大會議,確定了一批工農業生產的高指標,提出1958年鋼產量要在1957年535萬噸的基礎上翻一番,達到1070萬噸,作爲1958年實現“大躍進”的主要步驟。會議還決定在農村普遍建立人民公社。會後,全國開始了全民鍊鋼和農村人民公社化運動。同時,交通、郵電、教育、文化、衛生等事業也都開展“全民大辦”,把“大躍進”運動推向了高潮。這就使經濟建設中的高指標、瞎指揮、浮誇風泛濫開來。直到1960年冬,中共中央和毛澤東開始糾正農村工作中的“左”傾錯誤,“大躍進”才被停止。“大躍進”造成了國民經濟比例嚴重失調,使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受到重大損失。

“大躍進”運動的起點


  “大躍進”運動是從農業開始的。學者們普遍認爲,“大躍進”這一口號源於1957年10月27日《人民日報》發表的社論《建設社會主義農村的偉大綱領》。也有觀點認爲,是始於1958年5月的中共八大二次會議。還有學者認爲,1958年8月的北戴河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是“大躍進”運動正式發動的標志,因爲在這次會議以後,全國掀起了以大鍊鋼鐵爲中心的“大躍進”運動高潮。

“大躍進”運動的起因


 
大躍進運動 宣傳畫
大躍進運動 宣傳畫
 “大躍進”運動的起因是複雜的,學術研究大多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

  國際因素 學者普遍認爲:一方面,在當時東西方冷戰的背景下,中國共產黨人有一種緊迫感,中國的經濟建設就不能按部就班以一般的速度前進,就必須有一個打破常規的經濟建設的“大躍進”。另一方面,中蘇兩黨關係的非正常發展,又刺激了運動的進一步發展,“超英趕美”的“大躍進”也隱含着“超蘇”的動機。

  主觀因素 有學者認爲:第一,長期落後挨打的歷史與遭受包圍封鎖的現實,使黨的領導人急於改變中國貧窮落後的面貌。第二,過分誇大了人的主觀能動作用和社會主義制度對生產力發展的促進作用。第三,在缺乏經驗的情況下,不切實際地套用了革命戰爭年代的成功經驗。

  體制因素 新中國成立後“一邊倒”的政治政策,也使中國的政治、經濟制度出現許多弊端,有學者指出,權力過分集中,領導體制缺乏必要的可靠的監督機制。當時這種政治體制的弊端,導致黨内民主作風遭到破壞和毛澤東個人專斷作風的形成。也有學者從社會心理、領導人的複雜個性等方面進行了分析。總之, “大躍進”的發動是一種合力的結果,更是一個複雜的歷史事件。

“大躍進”運動的歷史成因


 
大躍進時期的宣傳海報:“以鋼爲綱,全面躍進”
大躍進時期的宣傳海報:“以鋼爲綱,全面躍進”
 “大躍進”運動發生在20世紀50年代末的中國,有其深刻的國際背景。當時,無論是以美國爲首的資本主義陣營,還是以蘇聯爲首的社會主義陣營,基本上都完成了戰後艱難的經濟恢複階段,轉入了經濟發展時期。與此同時,兩大對立陣營的緊張對峙局面相對緩和。因此,毛澤東當時認爲:“現在,新的侵華戰爭和新的世界大戰,估計短時期内打不起來,可能有十年或者更長一點的和平時期。”應該說,世界局勢的相對緩和爲各國集中精力搞好本國的經濟建設提供了一個良好的國際環境,也給社會主義各國的發展提供了契機。

  然而,1956年對於整個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來說,是一個多事之秋。該年2月,蘇共召開二十大,揭露了斯大林在領導蘇聯社會主義建設中的嚴重失誤和對他的個人祟拜產生的嚴重後果,並進而全盤否定斯大林。這引起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内部的混亂,國際上出現了一股股反共逆流。雖然中國共產黨不贊成全盤否定斯大林,但是又認爲,揭開斯大林的蓋子,對於“破除對斯大林和蘇聯經驗的迷信,解放被教條主義繩索束縛的思想,努力尋求適合本國情況的革命和建設道路,有重要的意義。”同年6月和10月,東歐相繼發生了波蘭事件和匈牙利事件,使得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國家深刻認識到正確處理人民内部矛盾、加速發展經濟、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發颺社會主義民主等的必要性。從50年代中後期開始,蘇聯和東歐國家掀起了一輪改革浪潮。這場改革克服過去重視重工業的片面性,開始加強輕工業和農業;注重在發展經濟的基礎上改善人民生活;並對高度集中的政治經濟體制進行了某些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當時“左”的思想仍然禁錮着人們的頭腦,高度集中的斯大林模式尚未打破。相反,在經濟領域内也出現了一些極端的口號,如蘇聯領導人赫魯曉夫提出在一二十年内過渡到共產主義。

 
1958年大躍進運動,“衛星田”的稻穗竟能托往一位小姑娘
1958年大躍進運動,“衛星田”的稻穗竟能托往一位小姑娘
 同時,中國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事業也是凱歌高奏。1956年底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社會主義的基本制度在我國已經確立。中國共產黨也開始探索符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毛澤東在《論十大關係》中已指出:“最近蘇聯方面暴露了他們在建設社會主義過程中的一些缺點和錯誤……過去我們就是鑒於他們的經驗教訓,少走了一些彎路,現在當然更要引以爲戒。”然而當時我們黨對此認識並不深刻,甚至“毛澤東同志、中央和地方不少領導同志在勝利面前滋長了驕傲自滿情緒,急於求成,誇大主觀意志和主觀努力的作用。”毛澤東對1956年中共八大前後提出並反複強調的既反保守又反冒進,在綜合平衡中穩步前進的經濟建設方針一直持保留態度。從1957年起他在黨内多次會議上對反冒進進行批評,並逐步提出了在盡量短的時間内“超英趕美”的“躍進”式發展目標。促使這一目標提出的,則是1957年11月在莫斯科召開的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在這次會議上,蘇聯提出在15年内在主要工農業產品產量方面趕上和超過美國。毛澤東參加了這次會議,在會上也提出中國在15年内在鋼鐵和其他主要產品方面趕上或超過英國的口號。後來這一口號不斷修改,並把趕超時間提前。1958年5月明確提出:“七年趕上英國,再加八年或者十年趕上美國”。同年8月和9月毛澤東又提出:“兩三年超過英國”和“五至七年接近和超過美國”,更爲脱離中國國情的主觀目標。

  因此,可以說,中國的“大躍進”運動是當時國際大氣候與國内小氣候交互作用的產物。如果沒有50年代中後期國際局勢的相對緩和,也就不會有中國及其周邊局勢的穩定,不會有一個適合經濟發展的穩定的國際國内環境。如果沒有從50年代開始的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國家試圖打破斯大林模式的改革浪潮,也就不會使中國共產黨在借鑒蘇聯和東歐經驗的同時,更加注重總結本國的成敗得失,從而 “走出一條不同於蘇聯模式,適合中國國情的高速發展經濟的新路。”三年“大躍進”運動就是爲了探索中國經濟高速發展之路。如果沒有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内部根深蒂固的“左”傾思潮,尤其是受當時蘇聯“超美”目標和急於向共產主義過渡思想的影響,也就不會使中國黨内“左”傾思想加速發展。從1957年上半年反右派鬥爭擴大化和下半年公開批判反冒進,到1958年大辦鋼鐵,搞人民公社化,不久蔓延到國民經濟各個領域和社會各個部門的全行業“大躍進”,都是這一方面的體現。

 
大躍進宣傳畫:比人更大的冬瓜
大躍進宣傳畫:比人更大的冬瓜
 “唯物辯證法認爲外因是變化的條件,内因是變化的根據,外因通過内因而起作用。”因此,“大躍進”的發動固然有國際背景作爲外在因素的推動,但是,隻有國内因素才是推動“大躍進”發生的根本原因。

  1840年鴉片戰爭以後,中國社會逐漸淪爲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經濟文化十分落後,人民生活極端貧困。落後就要挨打。中國自近代以來長期遭受資本主義列強侵略與蹂躪的歷史便是雄辯有力的證明。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中國的歷史翻開了新的一頁。解放了的億萬中國人民意氣風發,革命和建設的熱情高漲。這就導致了人們在主觀迫切需要擺脱長期落後和貧困的狀態,強烈希望發展經濟,改善物質生活,使國家迅速富強起來。長期落後的陰影使毛澤東等黨的領袖們產生了一種巨大的壓抑感和趕超西方先進國家的緊迫感。在這種觀念的驅使下,加上又受蘇聯“趕超美國”口號的影響,毛澤東提出“超英趕美”的“躍進”式發展戰略。毛澤東發動“大躍進”正是爲了實施這一戰略,也是廣大人民群眾“使偉大祖國繁榮富強的強烈意願在經濟建設上的反映。”從而在很大程度上迎合了人民群眾的社會心理,使他們熱火朝天地投身到“大躍進”洪流中去。

  1956年底,三大改造基本完成,1957年“一五”計劃提前超額完成,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事業取得了輝煌成就,這是無可非議的。但是,這也導致了中央和地方不少領導人在巨大勝利面前逐漸滋長了驕傲自滿情緒。大家都堅信,在取得接二連三偉大勝利的中國人民面前,幾乎沒有什麼目標是達不到的。“我們既然已經建立起優越的社會主義制度,人民群眾既然已經在社會關係方面得到解放,做了主人,那麼,動員和依靠人民群眾來進行經濟建設,就能夠取得我們所希望的、世界上從來沒有過的高速度。”然而,黨對在經濟文化落後的大國内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複雜性、曲摺性和艱巨性認識嚴重不足。“把建設社會主義,把根本改變中國的貧困面貌看得太簡單,太容易了。這不僅表現在‘苦戰三年’的口號之中,而且也表現在一系列美好的憧憬和宏大的規劃中間。”在實踐過程中片面強調人的主觀能動性的作用,而“對於掌握經濟規律和科學知識的必要性認識不足。”
蘇聯放了人造衛星,於是毛澤東也要中國農業放衛星
蘇聯放了人造衛星,於是毛澤東也要中國農業放衛星
從1957年八屆三中全會開始公開批判反冒進,不斷修改業已制定的各項經濟計劃指標,要求各行各業來一個大的“躍進”,到1958年“大躍進”正式發動以後出現所謂“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的荒唐口號等等,都是片面強調人的主觀能動性而忽視客觀規律的具體表現。

  新中國從1949年成立到1956年才有7年時間,而這7年大部分時間用在了改造生產關係、建立社會主義制度上,真正用於社會主義建設的時間和精力並不多。因而在1957年全面建設社會主義開始以後,黨對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尤其是在中國這樣一個長期“一窮二白”的國家進行現代化建設的經驗尤爲缺乏。在實踐中,容易把過去的革命經驗教條化,從而犯了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的錯誤。“大躍進”中套用幹革命靠組織群眾運動、開展政治鬥爭的辦法進行經濟建設就是證明。毫無疑問,動員廣大群眾積極投身經濟建設,集中力量辦大事,正是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之所在。“但是,當我們把經濟建設事業歸結爲群眾運動,把群眾路線等同於群眾運動,並把
大躍進-鍊鋼鑪遍布全國
大躍進-鍊鋼鑪遍布全國
它強調到不適當地步的時候,嚴重的問題就發生了。”1958年8月以後黨中央發動了全民大鍊鋼鐵運動,就是把戰爭年代搞群眾運動的經驗全盤移植到經濟建設中去,企圖用這種辦法一下子把經濟搞上去,結果得不償失。對此,在黨的十三大報告中有較爲深刻的論述:“從五十年代後期開始,由於‘左’傾錯誤的影響,我們曾經急於求成,盲目求純,以爲單憑主觀願望,依靠群眾運動,就可以使生產力急劇提高,以爲社會主義所有制形式越大越公越好。”

  建國以後由於受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傳統和蘇聯斯大林模式的影響,我國建立了以高度集中爲特征的政治經濟體制。權力過分集中,黨政不分,以黨代政的現象比較嚴重。黨和國家的民主制度極不健全,法制建設嚴重滯後,民主生活也不很正常。這些客觀因素使黨内最高決策缺乏科學化和民主化,“一言堂、個人決定重大問題、個人崇拜、
大躍進中,北京工商界私方人員紛紛表決心,要“進行脱胎換骨的改造”
大躍進中,北京工商界私方人員紛紛表決心,要“進行脱胎換骨的改造”
個人凌駕於組織之上一類家長制現象,不斷滋長。”毛澤東和中央政治局、中央書記處的關係實際上成了一種領導與被領導、指示與被指示的關係。這種領導體制本身缺乏一種有效的監督與制約機制。一旦黨的領導人在最高決策方面發生失誤甚至是嚴重失誤的時候,領導體制本身對此無力去進行糾正。這些都爲“大躍進”運動的輕率發動和延續提供了肥沃的政治土壤。在1958年1月南寧會議和3月成都會議上,毛澤東對主張反冒進的幾位副主席的批評,措辭相當嚴厲,無限上綱上線,如說“反冒進離右派隻有50米遠了”等等。1958年的鋼產量,2月定爲620萬噸,5月改爲800-850萬噸,6月宣布爲1070萬噸 。這樣的計劃指標不經過科學論證和民主協商,隨意更改,發生錯誤當不可免。而這些都是由於當時高度集中的政治經濟體制造成的。因此,鄧小平說: “制度是決定因素,那個時候的制度就是那樣。那時大家把什麼都歸功於一個人。有些問題我們確實也沒有反對過,因此也應當承擔一些責任。當然,在那個條件下,真實情況是難於反對。”

爲了解決鍊鋼原料不足,群眾把家里的鐵器獻出來
爲了解決鍊鋼原料不足,群眾把家里的鐵器獻出來
  從以上幾個方面看出,“大躍進”運動是由國内各種客觀因素與主觀因素交互作用後而造成的。正是由於長期貧窮落後導致急於改變這一面貌,進而提出 “超英趕美”戰略;三大改造基本完成和“一五”計劃成功實現導致急於求成,進而忽視客觀規律,片面強調人的主觀能動性的作用;建國初一直致力於改造生產關係而忽視經濟建設,導致在1957年以後缺乏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的經驗,因而把戰爭年代大搞群眾運動的經驗教條化;高度集中的政治經濟體制導致最高決策缺乏民主化和科學化,如此等等,多種客觀與主觀因素交互作用,使得當時在經濟領域内業已存在的“左”傾思想逐漸理論化、系統化,進而形成了一整套的“左”傾躍進理論。例如:以鋼鐵等重工業爲中心,以“超英趕美”爲目標、以各種“大辦”爲經濟建設方法、以兩本帳制度爲計劃方法、以“一大二公”爲特征的人民公社等等。實踐證明,這種理論指導下的“大躍進”,嚴重忽視了重工業與輕工業、農業的協調發展,導致了國民經濟比例嚴重失調和積累與消費關係的處理嚴重不當;趕超目標沒有標准且不斷提前,以致使“指標越提越高,頭腦越弄越熱”;各種“大辦”遍地開花,浪費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兩本帳制度“爲高指標、層層加碼、朝令夕改開了綠燈”,這些都是最終導致一場延續3年之久的“大躍進”錯誤,並難以糾正之症結所在。

“大躍進”運動的經驗教訓


  “大躍進”運動在經過1958年的發動與開始躍進、1959年的“反右傾”繼續躍進和1960年的持續躍進三個階段之後,逐漸沉寂下來。它引起我們深刻的反思。不可否認,三年“大躍進”期間,也取得了一些成績,如“建立了一批工業基地、工業部門,從反面爲社會主義建設積累了經驗等。”但是,它給我們國家造成的損失是十分嚴重的。

  首先,由於片面重視重工業,尤其是“以鋼爲綱,元帥升帳”,輕工業和農業嚴重滯後,導致了國民經濟比例嚴重失調。1960年農產品產量大幅度下降,糧食隻有2870億斤,比1957年的3900億斤下降26.4%;棉花2126萬擔,比1959年下降37.8%,都跌倒1951年的水平。農業三年大倒退,而重工業卻畸形發展、“一枝獨秀”。1960年重工業產值1100億元,比1959年增長25.9%,比1957年增長2.3倍。

  其次,“大躍進”期間,基本建設投資規模過大,戰線拉得太長;積累和消費的關係處理不當,積累率過高,導致經濟效益下降;人民生活水平並未因爲經濟發展而提高反而下降。1960年基本建設投資爲389億元,比1959年增加39億元,1958年至1960年三年總投資額爲996億元,比“一五”計劃的五年總和還多81%。1958年至1960年三年的積累率分别達到33. 9%、43.9%和39.6%,大大超過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已經較高的平均積累率24.2%。

  再次,三年“大躍進”導致了大量農村人口的非正常死亡。由於農業虛報高產,搞高征購,導致農村糧食短缺,食品供應緊張。1960年同1957年相比,城鄉人民的平均糧食消費量減少了19.4%,其中農村人均消費量減少23.4%。許多地區因營養不良發生浮腫病,農村人口的非正常死亡增加。據推算,1959年至1961年的非正常死亡和減少出生人數在4000萬人左右。  

  三年“大躍進”給我們的國家和廣大人民帶來了切膚之痛。根據李先念在1979年12月全國計劃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三年“大躍進”的經濟損失估算爲1200億元,這個數字相當於我國1959年或1960年的國民收入,等於當時六億五千萬中國人民一年的辛勤勞動成果付之東流。因此,我們不得不說,三年“大躍進”實爲得不償失。“大躍進”運動的歷史經驗教訓值得我們今天認真總結。

  首先,發展社會主義國民經濟要有計劃、按比例,做到綜合平衡。這也是任何一個國家發展經濟必須遵循的基本客觀規律。“大躍進”運動片面強調重工業而忽視農業和輕工業,如1958年的大鍊鋼鐵運動,導致了國民經濟的畸形發展。這就要求我們,在經濟建設中,“做好計劃工作,必須注意綜合平衡,恰當地安排農業、輕工業、重工業和運輸業之間的比例關係,以及這些部門内部的比例關係。”相反地,“如果片面地‘突擊’某一個部門,從而使各部門之間必要的比例關係遭到破壞,不但這個部門將不能得到正常的發展,並且可能損害其他部門,因而是錯誤的。”

  其次,要力戒驕傲急躁情緒,虛心學習和研究國内外經濟建設中一切成功的經驗和失敗的教訓;絕不能自以爲是,想入非非,更不能把革命戰爭年代的經驗當作教條照搬套用到經濟建設中去。實踐證明,“任何一個國家的無產階級事業都需要吸取其他國家的經驗,也需要其它國家的無產階級和人民的支援。”[15](P366)但是,“照抄照搬别國經驗、别國模式,從來不能得到成功。這方面我們過去有過不少教訓。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同我國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走自己的道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就是我們總結長期歷史經驗得出的基本結論。”  

  再次,社會主義建設必須從自身的客觀實際出發,堅持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必須尊重客觀規律,堅持調查研究和一切經過試點的原則,把路線、方針、政策都建立在科學的基礎之上。我們要科學地分析國情,認清自己所處的發展階段。“我們要從國内外、省内外、縣内外、區内外的實際情況出發,從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規律性,即找出周圍事變的内部聯繫,作爲我們行動的向導。”“大躍進”運動中,片面求快,盲目求純,任意誇大人的主觀能動性的作用,“完全違背客觀規律,企圖一下子把經濟搞上去。主觀願望違背客觀規律,肯定要受損失。”這些都是主觀唯意志論的表現。這就從反面要求我們,“在每一個時期,處理各種方針政策問題時,都堅持從實際出發。”

  最後,必須大力發颺社會主義民主,健全社會主義法制。無產階級奪取政權以後,必須堅持和完善民主集中制原則,實行“在高度民主基礎上的高度集中和在高度集中指導下的高度民主”的有機統一。“不論黨内黨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都要認真實行民主集中制。”而在1957年以後,隨着黨内個人專斷作風的滋長和個人崇拜現象的逐漸形成,黨内的民主生活逐漸不正常起來,民主和法制建設嚴重滯後。這些都是後來“大躍進”輕率發動和難以控制的重要因素。因此必須大力加強社會主義民主與法制建設,健全黨規黨紀;除了制定《憲法》外,還要制定各項專門法規,做到有法可依;實行依法治國而不能以人治國。

  歷史證明,“大躍進”運動是我們黨在探索符合自身國情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過程中的一次嚴重挫摺,也是一場全局性的戰略失誤。對此,萬里在1984年8月的一次講話中說得很明確:“‘多快好省’本來是毛主席提的,這是很好的提法,但犯了戰略錯誤,結果卻是少慢差費。‘大躍進’不就是少慢差費?‘大躍進’是很大的戰略錯誤。”它是一場欲速反而慢的不成功的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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