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絡百科新概念
提示
 正文中的藍色文字是詞條,點擊藍色文字可進入該詞條頁面;
 正文中的紅色文字是尚待創建的詞條,點擊紅色文字可進入創建詞條頁面;
 歡迎參與詞條創建或編輯修改!人人為我,我為人人。共同建設中文百科在線,共創知識文明!
zwbkorg
關註微信,獲取更多資訊
阅读 4747 次 历史版本 11个 创建者:蓝色忧郁 (2010/12/26 16:08:04)  最新编辑:流星的雨季 (2011/12/9 17:04:52)
梁漱溟
拼音:Liáng Shùmíng (Liang Shuming)
  
梁漱溟
 梁漱溟
 
  梁漱溟(1893-1988),原名煥鼎,字壽銘、蕭名、漱溟,後以其字行世,廣西桂林人,出生於北京。著名的思想家、哲學家、教育家、社會活動家、愛國民主人士,著名學者,主要研究人生問題和社會問題,現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有“中國最後一位儒家”之稱。主要著作有《中國文化要義》、《東西文化及其哲學》、《鄉村建設理論》、《印度哲學概論》、《唯識述義》等,今編有八卷本的《梁漱溟全集》。
 
 
 

生平簡述

  
  梁漱溟出身於“世代詩禮仁宦”家庭,1899年,6歲入中西小學堂讀書。14歲開始讀梁啟超主編之《新民叢報》和《新小說》等出版物。自稱此時開始思考苦樂問題。早年頗受其父梁濟(巨川)的影響。青年時代又一度崇信康有爲、梁啟超的改良主義思想影響。辛亥革命時期,參加同盟會京津支部,曾熱衷於社會主義,著《社會主義粹言》小冊子,宣傳廢除私有財產制。二十歲起潛心於佛學研究,幾度自殺未成,經過幾年的沉潛反思,重興追求社會理想的熱情,又逐步轉向了儒學。1918年,受蔡元培之聘任北京大學講師,後升爲教授,發表《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一書,闡發其“東方精神文明論”和新儒家思想,在學術界頗有影響。梁漱溟自稱“是一個有思想,又且本着他的思想而行動的人”。1924年,他辭去北大教職,到山東菏澤辦高中,又創辦了山東鄉村建設研究院,發表《中國民族自救運動之最後覺悟》、《鄉村建設大意》、《鄉村建設理論》等著作,推行鄉村建設運動。抗日戰爭爆發,參加抗戰活動,曾在重慶北碚辦勉仁書院。1940年,參加發起“中國民主同盟”,次年赴香港辦《光明報》,爲“民盟”言論機關。1946年,參加重慶政治協商會議,並代表“民盟”參與國共兩黨的和談。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從四川北上,出任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委員。1955年,由於批評當時的農民政策等,遭到政治批判。以後主要在家從事理論研究,發表了《人心與人生》、《東方學術概觀》等著作。八十年代後期,九十多高齡的他仍著文和演講,繼續宣傳他的中國傳統文化複興的思想。1988年6月23日,95歲,梁漱溟在北京逝世。

  梁漱溟一生充滿了傳奇色彩:6歲啟蒙讀書,但還不會穿褲子;上了四所小學,學的是ABCD;隻有中學畢業文憑,卻被蔡元培請到全國最高學府北京大學印度哲學;在城市出生成長,然而長期從事鄉村建設;一生致力於研究儒家學說和中國傳統文化,是著名的新儒家學者,可是卻念念不忘佛家生活……一生不斷追求的兩個問題:一是人生問題,即人活着爲什麼;二是中國問題,即中國向何處去。主要著作有《中國文化要義》、《東西文化及其哲學》、《鄉村建設理論》、《印度哲學概論》、《唯識述義》等,今編有八卷本的《梁漱溟全集》。

生平經歷

  
  1893年 1歲 夏曆癸巳年九月初九出生於北京

  1898年 5歲 由孟老師講授《三字經》、《地球韻言》。

  1899年 6歲 入中西小學堂讀書。

  1901年 8歲 入南横街公立小學堂讀書。

  1902年 9歲 入蒙養學堂讀書。

  1903年 10歲 在家隨劉訥讀書。

  1905年 12歲 入江蘇小學堂讀書。

  1906年 13歲 入顺天中學堂讀書。

  1907年 14歲 本年開始讀梁啟超主編之《新民叢報》和《新小說》等出版物。自稱此時開始思考苦樂問題。

  1910年 17歲 甄元熙來顺天中學讀書,梁漱溟與其討論中國政治改造問題。本年開始閱讀立憲派之《國風報》、革命派之《民立報》。

  1911年 18歲 中學畢業。畢業前參加了京津同盟會。

  1912年 19歲 任《民國報》編輯兼外勤記者。總編輯孫炳文爲其擬“漱溟”作筆名。 本年開始讀佛典。

  1913年 20歲 正月赴西安期間開始素食。年初,讀幸得秋水《社會主義之神髓》,年末寫出《社會主義粹言》。7月,向父兄表示志願出家爲沙門。

  1914年 21歲 2月,在《正誼》發表《談佛》。

  1916年 23歲 9月,在《東方雜志》發表《究元決疑論》。蔡元培聘請先生到北京大學任教。

  1917年 24歲 欲往衡山出家爲僧,未能成志。12月5日到北京大學任教,爲哲學門三年級講授印度哲學概論。

  1918年 25歲 3月,在北大哲學門研究所開始講授佛教哲學。10月,在研究所開設孔子研究。11月,在北大出版部出版《印度哲學概論》。

  1919年 26歲 1月,與陳大齊等人在北大發起組織哲學研究會。5月,北京爆發學生運動,先生在《國民公報》發表《論學生事件》。6月,開始寫作《東西文化及其哲學》,欲以此書爲《孔家哲學》、《唯識述義》兩書 之“引子”。

  1920年 27歲 1月,《唯識述義》第一冊出版。本年春,閱讀《東崖語錄》有感,遂放棄出家之念。暑假,訪問金陵刻經處研究部,向歐陽竟無介紹熊十力。秋,在北京大學講演《東西文化及其哲學》,講演記錄自10月始刊於《北京大學日刊》 。

  1921年 28歲 暑假間應山東省教育廳邀請赴濟南講演《東西文化及其哲學》。10月, 該講演由北京財政部印刷局初版。本年四、五月間決定過農家生活,年末與黄靖賢女士結婚。

  1922年 29歲 年初訪太原,結識衛中並參觀其所辦學校。12月,發表《曲阜大學發起和進行的情形並我所懷意見之略述》。

  1923年 30歲 9月,在北京大學開設“孔家思想史”課程。

  1924年 31歲 8月,發表《重華書院簡章》。秋,應邀前往山東菏澤任省立第六中學高中部主任。熊十力偕往。

  1925年 32歲 春,返回北京。後與熊十力及山東六中部分學生住什刹海講學。

  1926年 33歲 1月,與師友遷居萬壽山北大有莊同住共學。講《人心與人生》。

  1927年 34歲 1月,應邀爲北京高校講演《人心與人生》、《我對於心理學上見解的變遷》等。

  1928年 35歲 春,訪南京陶行知所辦曉莊師範學校。7月,任廣東省立第一中學校長。在廣州期間,代李濟深任廣東政治分會建設委員會主席。提出請辦鄉治講習所建議案及試辦計劃大綱。9月,發表《請辦鄉治講習所建議書》,並爲廣東地方警衛隊編練委員 會講演鄉治問題。

  1929年 36歲 2月,北大考察江蘇、河北、山西等處的村政實驗。秋,赴河南輝縣參與籌辦村治學院。11月,發表《河南村治學院旨趣書》。

  1930年 37歲 1月,河南村治學院開學,任教務長。6月,主編《村治》,於該刊發表《主編本刊之自白》、《中國民族自救運動之最後覺 悟》等文。11月,發表《山東鄉村建設研究院設立旨趣及辦法概要》。

  1931年 38歲 1月,赴山東鄒平籌辦山東鄉村建設研究院。6月,該院成立,任研究部主任。

  1933年 40歲 2月,教育部召開民眾教育家會議,推選先生等五人起草民眾教育在教育 系統中的地位的草案,先生負責執筆,寫成《社會本位的教育系統草案》。同時,被教育部聘爲民眾教育委員會委員。10月,接任山東鄉村建設研究院院長。

  1937年 44歲 3月,《鄉村建設理論》出版。8月,作爲國防參議員出席參議會。

  1939年 46歲 11月,與黄炎培等人發起“統一建國同志會”。

  1940年 47歲 夏,在四川璧山來鳳驛創辦勉仁中學。

  1941年 48歲 3月,中國民主政團同盟成立,任常務委員,並代表民盟前往香港創辦《 光明報》,途經桂林時在廣西大學講學兩個月。

  1942年 49歲 2月,赴桂林,開始寫作《中國文化要義》。

  1946年 53歲 5月,任民盟祕書長,參與國共和談。9月,勉仁國學專科學校在重慶北碚成立,1948年改爲勉仁文學院。11月,國共和談破裂。先生回北碚,重新寫作《中國文化要義》。

  1949年 56歲 夏秋間,晉謁貢嗄上師,領取無上大手印,接受灌頂。自8月初至9月初 ,與羅庸、謝無量等在北碚縉雲山上修習藏密功法。11月,《中國文化要義》出版。

  1950年 57歲 9月,向中共建議設置中國文化研究所。10月,寫作《中國建國之路》。

  1952年 59歲 8月,向毛澤東提出去蘇聯作學術研究,未果。

  1956年 63歲 8月,居京西八大處習靜。

  1960年 67歲 開始寫作《人心與人生》。

  1966年 73歲 “文化大革命”開始。8月,先生被趕出居室,暫住小屋内。9月至11月寫出《儒佛異同論》。

  1974年 81歲 1月,寫作《今天我們應當如何評價孔子》,並在政協學習會上講演。

  1975年 82歲 7月,完成《人心與人生》。重新寫作《東方學術概觀》。

  1984年 91歲 《人心與人生》出版。中國文化書院於北京成立,先生任院務委員會主席。

  1985年 92歲 3月,在中國文化書院第一屆講習班上講演。

  1986年 93歲 11月,《東方學概觀》出版。

  1988年 95歲 6月23日,先生在北京逝世。 墓地在桂林市穿山公園。 

婚姻狀況

第一次婚姻

  梁漱溟和妻子黄靖閑1921年5月,時年已28歲的梁漱溟開始了第一次婚姻。廣東的伍庸伯介紹了一位名叫黄靖賢的滿族姑娘。黄姑娘也已28歲了。1921年冬天,梁漱溟與黄姑娘在相識不久就結了婚。黄氏梁夫人的“靖賢”名字據說爲梁漱溟所改,原名婧女卷。黄姑娘家是北京漢軍旗籍人。婚後,黄氏生了一個男孩、一個女孩,均先後夭摺,後又生兩個兒子培寬、培恕,撫養成人。

  由於文化水平差異,婚後十年内,二人彼此感情都不算好,經過十年的相處,梁漱溟漸漸體會到了妻子絕好的人品,此後4年,二人感情甚篤。黄氏於1934年8月20日在山東鄒平去世,兩人共同生活了14年。 

第二次婚姻

  1944年,梁漱溟有了第二次婚姻。1943年夏天,在桂林老家的梁漱溟經人介紹,認識了在當地做教師的陳淑芬女士。陳女士是北京師範大學畢業生。陳女士年已47歲了,但從未婚配。年已51歲的梁漱溟似乎完全忘記了過去的誓言,居然熱烈地愛上了陳淑芬女士。 1944年1月23日,梁漱溟與陳淑芬女士在桂林友人家中擧行了傳統的婚禮,結婚後,梁漱溟一改過去嚴肅顯得有點古板的性格,從此竟然也談笑風生,幽默了許多。陳淑芬女士於1979年去世。 

學術思想

  
  他自雲是:“中國儒家、西洋派哲學和醫學三者,是我思想所從畫之根柢”(《朝話》),把孔子、孟子王陽明的儒家思想,佛教哲學和西方柏格森的“生命哲學”糅合在一起。他把整個宇宙看成是人的生活、意欲不斷得到滿足的過程,提出以“意欲”爲根
梁漱溟
梁漱溟
本,又賦予中國傳統哲學中“生生”概念以本體論和近代生物進化論的意義,認爲“宇宙實成於生活之上,托乎生活而存者也”,“生活就是沒盡的意欲和那不斷的滿足與不滿足罷了”

  梁漱溟著中國文化要義(《東西文化及其哲學》)。在東西文化觀上,把人類文化劃分爲西洋、印度和中國三種類型,稱“中國文化是以意欲自爲調和、持中國其根本精神的”,與向前看和向後看的西方和印度文化有别。中國文化以孔子爲代表,以儒家學說爲根本,以倫理爲本位,它是人類文化的理想歸宿,比西洋文化要來得“高妙”,認定“世界未來的文化就是中國文化複興”,認爲隻有以儒家思想爲基本價值取向的生活,才能使人們嚐到“人生的真味”。斷定中國是一個“職業分途”、“倫理本位”的社會,缺乏“階級的分野”(《中國文化要義》),因此反對階級鬥爭的理論,以爲應該通過恢複“法制禮俗”來鞏固社會秩序,並“以農業引導工業的民族複興”(《鄉村建設理論》)。 

學術地位

  
  1917-1924年受蔡元培之聘任北京大學印度哲學講師,後升爲教授,發梁漱溟(6張)表《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一書,闡發其“東方精神文明論”和新儒家思想,在學術界頗有影響。1924年,他辭去北大教職,到山東菏澤辦高中,又創辦了山東鄉村建設研究院,發表《中國民族自救運動之最後覺悟》、《鄉村建設大意》、《鄉村建設理論》等著作,推行鄉村建設運動。1925年任山東省立六中(今菏澤一中)高中部主任。1928年至1929年,梁漱溟擔任廣東省立第一中學(今廣雅中學)校長,他將廣雅精神提鍊爲“務本求實”四個字,並成爲延續至今的校訓。1931年在鄒平創辦山東鄉村建設研究院。抗日戰爭爆發後,參加抗戰活動,曾在重慶北碚辦勉仁書院。1939年發起組織“統一建國同志會”;1940年,參加發起“中國民主同盟”,任中央常務委員。次年赴香港辦“民盟”刊物《光明報》並出任社長。1946年,參加重慶政治協商會議,並代表“民盟”參與國共兩黨的和談。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從四川北上,出任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委員。1950年後任全國政協常委、中國孔子研究會顧問、中國文化書院院務委員會主席等職。 1955年,由於批評當時的農民政策等,遭到政治批判。以後主要在家從事理論研究,發表了《人心與人生》、《東方學術概觀》、《中國人》等著作。八十年代後期,以九十多歲高齡仍然著文、演講,繼續宣傳複興中國傳統文化的思想。梁漱溟先生與山東鄒平有着不解之緣,在遺囑中表示把自己的骨灰安放於鄒平,現梁漱溟紀念館坐落於鄒平一中圖書實驗樓。 

鄉村建設理論

中國“村落社會”論與“合作”主義的闡述

梁漱溟
梁漱溟
  “中國社會一村落社會也,求所謂中國者,不於是三十萬村落,其焉求之?”梁漱溟說,世界上有兩種社會,一個城市社會,一個是村落社會。中國屬於後一種社會。歐洲也有村落,但它們在社會中的作用不大,沒有成爲社會的基礎。尤其在發達國家,村落作用逐步消失。而對於中國來說,農村是中國的根基,農民是人口的主體,村落也就成了社會的基礎,因此就應該把中國稱爲“村落社會”。中國社會是千萬村落的組合,由此識别中國社會的性質。

  梁漱溟認爲,中國村落沒有“個人”私有制。農民“沒有把財產看作是個人的,都看成是一家的;而家的範圍又常常是不定的”。“村落”有“共財”的概念,否定財產的個人所有,而主張家族内的財產公有。這表現在三個方面,第一是家族“共財”,“夫婦、父子共財乃至祖孫、兄弟等亦共財,若義莊、義田一切族產等亦爲共財之一種”。夫婦共財自不必說,另有父子、祖孫、兄弟共財。第二是家族“顧恤”,“自家人兄弟以訖親戚、朋友,在經濟上皆彼此顧恤,互相負責,有不然者,群指目以爲不義”。第三是中國沒有長子繼承制,父親的遺產不同於西方,獨傳長子,而是所有的男子平均分配。而在中國的家庭中,財產“繼承”意義也全然不同,這不是所有權的繼承,隻是使用權的繼承。梁漱溟把中國這樣的經濟資源模式的分配方式,稱作爲“倫理本位的經濟”,西方則是“個人本位的經濟”。應該說梁漱溟對中國村落社會經濟關係的觀察是比較深刻與准確的。艾愷發表《最後的儒家——梁漱溟與中國現代化的兩難》,就很認同梁漱溟的觀點:傳統的中國家庭與宗族中不承認個人財產權,中國的倫理也不承認這樣的財產權,因此,中國的倫理關係中養育出了一種“趨向於公共財產的勢態。”

  梁漱溟著鄉村建設理論中國社會的“村落”特點,影響着中國發展道路的設計。因爲是“村落社會”,所以不適宜走“資本”道路,“擧資本主義的經濟組織之產物悉以置辦於村落社會,而欲範之爲近代國家。近代國家未之能似而村落社會之毁其幾矣!”相反,中國“村落社會”倒可以和“社會主義”接軌:中國村落社會本來就存在着無私與“共財”的社會,況且與這個無私社會相配合的還有主張“天下爲公”的儒家思想。中國村落的“共財”制度一旦恢複與健全,“社會主義”也就不召自來。“吾爲農國,農業根本不適於資本主義而適於社會主義”。梁漱溟感慨從前的中國人沒有看出這個道理,也沒有提出“明白顯著的共產的要求主張”,這是因爲他們從事的生產“簡拙”、“零碎”而“小規模”。如果要改變這樣的情況,讓中國走上“社會化”道路,就應該組織起來“大生產”,這是實行“共產”的必要條件。他又看到“組織”的重要,中國從村落社會過渡到“社會主義”,惟“求其進於組織的社會而已”。組織起來,實現“社會化”,即生產的社會化與分配的社會化,這樣的社會可名之爲“社會主義的經濟組織之社會”。他很滿意這番設想,一旦夙願成真,“其美善不度越於歐人乎?”

  梁漱溟的“社會主義”,不是科學的社會主義。一方面梁漱溟認爲,個人營利、自由競爭的路在中國走不通,然而蘇聯社會主義道路,也走不通。至於中國共產黨提出的新民主主義社會改造的道路,他認爲是犧牲農業與農村,也不宜行,因此中國“社會主義”藍圖最好是聽他設計。

   梁漱溟主張在村落的基礎上應該做好三件事: “均產” 、“公田”、“合作”。做好三件事,中國的“社會主義”也就實現了。第一是“均產”。“土地分配不均是從土地私有制來的流弊”梁漱溟認爲,平均地權原是國民黨的主張,至今未見實行,就是因爲是條件不夠,時勢不容許它。平均地權,需要一個強有力的“負責解決土地問題的政治力量”,還要從“法律上設爲種種限制,裁抑地主終使其土地出賣,而同時獎勵自耕農”。他否認這個“政治力量”是中國共產黨,而對國民黨倒是期望有先。國民黨讓他失望了,於是就把希望寄托在自己的“鄉村建設”上。第二是“公產”,“要想根本免於不均,隻有土地全歸公” 第三是“合作”。“均產” 、“公田”以後怎麼辦?梁漱溟陷入了沉思:“使耕者有其田,固已給予農業上有說不盡的好處,但如其各自經營生產,
梁漱溟
梁漱溟
還不是土地的合理的利用,我們必須更從土地的合作利用(一種利用合作社),達到土地利用的合理化,農業經營的合理化。”這個合理化就是“合作化”,土地的合作化是“我們應當積極進行,不容稍緩的”。合作化將帶動農村“從私往公里去”。這是美好未來的“總趨勢”。

  十九世紀下半葉,俄羅斯出現兩股殊途同歸的思潮——斯拉夫主義思潮與民粹主義思潮。這兩個思潮都有共同的特點,都確認俄國社會是一個區别於西方的“村社”社會。在俄羅斯普遍存在的村社中,實行的是“質樸”的土地平分的“公有制”。這原是原始落後的氏族公社制在東方國家的殘餘,而無論斯拉夫主義還是民粹主義,都把它看作是俄羅斯社會主義的“胚胎”,認爲俄羅斯可以不經過資本主義,直接“進入”他們心目中的“社會主義”。艾愷很理解梁漱溟,他把梁的思想與俄國十九世紀中葉之後的斯拉夫主義作比對思考。他認爲梁的想法和斯拉夫主義思想有太多的思想聯繫,比起斯拉夫文化優越論者把俄羅斯村社作爲俄國社會主義的天然的基礎,梁漱溟上沒有走得那麼遠,然而他已經在多處言論中暗示了一個道理,既然中國村落社會早已是一個“共財”公有的社會,那麼中國何必再去經歷資本主義的“困苦”,何不直接利用村落社會的特點迅捷走上社會主義道路?馬克思研究了印度、俄羅斯乃至於中國的情況之後,告訴恩格斯一個“發現”:組成亞洲社會的基本“原子”是“村社”或稱爲“農村公社”,了解亞洲村社結構等於找到了探覓亞洲“祕密”的“鑰匙”。梁漱溟的“村落”其實就是馬克思說的“村社”。經濟社會史家傅衣凌注意這一點:中國的村落,是一種族權社會,“即是東方村社的一種殘餘形式”。馬克思對“村社”評價不高:“農村公社最壞的一個特點”,就是“社會分解爲許多固定不變、互不聯繫的原子的現象”。村社“血緣聚居”與外界隔絕,具備着最顯明的“農業與小手工業結合”的自然經濟特點,它是原始“氏族制度”在現代的保留。“大工業在農業領域中引起的最有革命性的一件事,是剿滅舊社會的堡壘”,這樣的“堡壘”其本質則爲禁錮“農民”的“村社”。

  恩格斯與馬克思一起批判了俄羅斯民粹派試圖通過農村“村社”直接跳躍到社會主義的觀點,他在《〈論俄國的社會問題〉跋》一文中確認村社“除了本身的解體以外,都沒有從自己身上生長出任何别的東西”。列寧對民粹派的“村社主義”也給予堅決的批判。民粹派強調俄羅斯村社所謂的公有制“天生性”,主張俄羅斯從村社“直接進入”社會主義,其本質是對落後的生產形態做不切實際地高估。列寧指出,“在自然經濟下,社會是由許多單一的經濟單位(家長制的農民家庭,原始村社,封建領地)組成的”,將“村社”——由“家長制的農民家庭”組成的“原始村社”與先進的社會主義制度等同而語,並且主張從“村社”出發進入“社會主義”革命,進而反對由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革命,是對科學社會發展觀的誤讀,是對以封建農奴制度爲前提的“自然經濟”的維護。毛澤東在研究農村問題的許多文章中,都意識到“村子”在中國社會結構中的地位,認爲中國的“村子”——實則梁漱溟所謂“村落”,往往是中國家族主義的堡壘,而家族主義正是中國革命切須搬除的阻礙。在中國農村,“封建的家族組織十分普遍,多是一姓一個村子,或一姓幾個村子,非有一個比較長的時間,村子内的階級分化不能完成,家族主義不能戰勝。”梁漱溟將中國農村社會說成村落社會堪爲准確。他對中國“村落”社會性質的認定大體屬實。他對中國“村民”精神對“商品”與“競爭”如何拒絕的分析,啟人深思。然而,他高估中國“村社”的現代意義,將其與社會主義思想元素等同思考,設想經由“均產” 、“公田”、“合作”三條道路,直達“社會主義”,則凸現中國舊式“士人”的空想浪漫傳統。

質疑“強國之道”與自然自足的“農國”之道

  梁漱溟如果梁漱溟所追求的是“社會主義”,那麼就要提問,社會主義的“本質”是什麼?對於科學社會主義來說,這個問題已經由鄧小平來回答了,“社會主義的本質是發展生產力”,是以社會主義的制度方式發展生產力,達到“強國富民”的目的。因此,社會主義的本質又是“強國富民”。在考慮現代化問題的時候,生產力發展、國家強大、人民富裕是主題詞。“國家強大”,又處在關鍵的位置,國家強大是生產力國家發展的標志,是人民富裕的唯一途徑。

  梁漱溟不這樣認爲。“自來所誤,但以爲彼強我弱而已,曾不知固其異也,又不知其強未必良,其弱未必惡,而務爲強國之道以自救。”在梁漱溟看來,檢驗百年來一部中國近現代史,最大的思想誤區,是把“彼強我弱”四個字看得太重,探討近代悲情歷史的根源,不在積弱積貧,不在“落後挨打”。他看穿“秋水”,振振有辭:一個國家強未必是好事,弱也未必是壞事,強扭住一個“弱”字,標識“強國之道”,以圖民族的“自救”,“自來所誤”!

  他告誡人們,追求“強國”之夢,後患無窮。他感慨萬千,大發悲聲:“嗚呼!斯則今日大亂之所由致也。乍見其強在武力,則摹取之。乍見其強在學校,則摹取之。乍見其強在政治制度,則摹取之。乃其餘事,凡見爲歐人之以致富着,罔不摹取之。”追求“強國之道”對中國隻有壞處而絕無好處,世界大亂肇始於此,中國大亂也起源於此。一個“強”字引發了世界的戰爭,同樣一個“強”字引致中國的競爭與内亂。中國爲求一個強,對於西方無不“描摹”, “摹其學校、摹其軍事、摹其制度”,尤其壞者,引進市場制度而致社會以不均、不公、不平,結果人心失序,社會紛擾。

  “列強”就是“強國”;“強國之道”,就是“列強”之道。列強之道學不得,強國之道要不得。這是梁漱溟在發展論上的認識邏輯。梁漱溟盡把“富強”看作西方資本主義的“專利”,反對中國參照世界“工商道路”之陳蹟。工商業道路爲“私人各自營謀而相顧”,不合統制計劃經濟的新趨勢;國際間盛行傾銷,威脅太大,中國工商道路堪少發展餘地;發展工商道路所需要的政治條件,中國也不具備。“吾爲農國”,農業根本不適於“工商道路”,他引黄文山的話說:“深信中國的家族倫理,實在是使我們停留在農業生產”;中國民眾因工商化而受害,農村破產、農民痛苦。梁漱溟要人們在以下兩個問題上做出選擇,一個是強國富民的工商之道,一個是“自然自足”的農業之道。他堅持這樣的態度:中國的建國方針有違於農業文明傳統,有悖於“村落社會”秩序,爲中國根本“前途”計,中國寧可犧牲“富裕”與“強盛”。
  
  事實上,進入近代以來,中國有兩群人做着兩個“夢”,一個是“強國夢”,一個是“懷古夢”。強國夢是積極的,進取的,求富強的與跟上世界與時代的。梁啟超也做過這樣的“夢”。他1897年就說過:“西士講富國學,倡論日益盛,皆合地球萬國土地人民物產而以比例公理。贏虛消息之,彼族之富強,潯有由哉。” 懷古夢則是安寧的,舒緩的,安於貧弱的,用脊背對着世界與時代。探視梁漱溟一生所“夢”,他的“強國夢”不是沒有,但入夢很淺,太多的時間,沉酣於“複古”求“道”的追想之中。

  懷古派想具有太多的浪漫空想成分。他們不去了解當下世界的形勢,從愛國救亡的思路出發,將中國放在世界政治經濟的大格局中作理性的思考。古代中國,“國家”(state)概念薄弱,說起中國,即爲“本朝”,即爲“天下”。他們遵循“古訓”卻忘記一個處在世界格局中的中國,總遭遇列國競爭的緊張與壓力,忘記現代化,就是采用一種最具效益(效率與收益)的制度體系,在世界坐標中嬴得“強國”的地位,成爲獨立自主的主體國家。自強方能自主,貧弱招致亡國。強國路線就是愛國路線,強國之道就是愛國之道。他們不去了解後進國社會經濟發展的必由之“道”,乃爲工商建國之“道”,而非“農國”之道。“小農必然滅亡”,消除自足的自然經濟是農民與農村“唯一得救的途徑”。這樣的道理,“適用於處在資本主義以前的階段的一切國家”。工商建國,“這一社會形式是使社會生產力發展到這樣高度的水平所必需的;在這個水平上,社會全體成員的平等的、合乎人的尊嚴的發展,才有可能。”。任何一個民族都要適時地進入工商社會,以此實現“國強民富”,達至生產力的高度的水平,隻有在這個“水平”上,“社會全體成員的平等”才有可能,“人的尊嚴的發展,才有可能”。 

鄉約、鄉學與“主善”的“孔家生活”

  從1840 的鴉片戰爭直到梁漱溟生活的年代,中國經過了數千年從未有過歷史“變局”,這就是世界進入了以市場、資本爲特征“現代”世界,每個民族都面臨着文化更新與社會轉型的重大考驗。因此,農業中國如果要在此“現代”世界求得生存的權利,就要適合“世界”,從根本上改變原有的生活方式與生產方式。這里,文化就是“方式”的精神沉澱,並用這個國家的宗教與哲學表達出來。在中國,儒家思想就是亞洲式的生產與生活“方式”的集中體現。從這個意義上說,民族與國家的進步也就是文化的進步。梁漱溟認識到這一點,他認爲近百年中國的失敗,是文化上的失敗,民族複興,有待於文化之重新建造,民族複興之關鍵在於文化之重建。中國如果要在政治上找出路,就必須在文化上找出路,經濟上找出路,問題也是文化。那麼,到哪里去找這個文化的出路呢?梁漱溟說:一切都“不能離開自己的固有文化”,否則中國的出路“必無法找尋得出”。中國人要走的是“自家的路”,不是旁人的路。西方的路明確是走不通的,這個文化“一面制造罪惡,一面更妨礙人類美德的發揮”。

  梁漱溟借鑒中國傳統的“鄉約”文化,設計農村社會的基層組織——“鄉農學校”。“鄉農學校”由四部分人構成:校董會(日常行政管理),校長(監督、訓導),教員(外來者),學生(全體鄉民)。除教員外,鄉農學校的成員都是當地的居民。這樣的“鄉學”有兩個功能,第一具有教育的功能,第二具有組織的功能。教育的目的乃是改造鄉村文化,鄉村文化的改造有了希望,中國文化改造即可迎刃而解。

  “單靠鄉村人自己是解決不了鄉村問題的,因爲鄉村人對於問題隻能直覺的感覺到,而對於問題的來源他不能了解認識。”鄉村的文化改造是“外面”來的,“是通過外界的力量引進來的”,新文化無法從“自己的土地上生長出來”。梁漱溟的“外面”有兩個意思,一個是外國的“外面”,一個是鄉村以外的“外面”。這里說的“外面”,不是外國,而是他自己,以及他所帶領的團隊。他們是“有知識、有眼光、有新方法、新的技術(這些都是鄉村人所沒有的)的人”,而農民則不是。他感慨道:西學有人提倡,佛學有人提倡,隻有孔子人們羞澀不能出口。“孔子之真若非我出頭倡導,可有那個出頭?這是迫得我自己來做孔家生活的緣故。”他的孔子生活即是主“善”的生活。梁漱溟鄉村建設思想縱有千頭萬緒,“善”是精神源頭。他要農民去過孔子的生活也就是去過“善”的生活。他要把握一個“善”字,去做鄉村教育的總綱領。

  梁漱溟先生家庭照他的主善的思想體現於他的名作《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他在書中指證,西方文化是主利的文化,東方文化則是主善的文化,這是中國文化本質與文化制度的根基,也是中國社會經濟制度的根基。梁漱溟在這樣的判斷之上,形成他的儒家“社會主義”思想。他認爲中國主善的思想存在於古代“鄉約”中,這其中“有一個標准的禮俗”。在這“禮俗”中,“善是一個無窮的時時在開展中的”。善,將在他設計的“新社會”中得到“永遠的開展”,從而形成新社會的道德基礎與精神動力。

  他認爲,善是東方人的“道德”本能,意識到這個本能與意識不到這個本能,結果不一樣。認識不到,就會出現“人性本惡”的誤識,結果對中國的文化國情也誤識了,對中國的制度設想也發生錯誤。錯誤的“人性”判斷是錯誤的制度設想的思想本原。意識到人性本善則有“社會主義”的制度設想,意識不到必做出資本主義的制度設想。善,即是“主公棄私”,即是公與私“利益之間關係”的調適,即是“個人”與“組織”相處時,絕對地舍棄“個人”,隨時“意識到組織的需要”。
 
梁漱溟
梁漱溟
  善,是人生的本能,但可惜的是它總在後天中“湮沒”,因此它又是“潛藏的本能”。梁漱溟不辭辛苦來到“鄉下”,就是要把農民的善的“潛能”,明明白白地激發出來,讓“鄉下人”“每人心中都明白,則你作這件事如果作的不合理,自己固然明白,人家也明白”。亞當·斯密在寫作《國富論》的時候,心里就明白人的精神本質有着兩方面的體現——善與惡,這兩個本質是分離又結合的,是對抗又融合的,由此形成人類的完整人格。在對人類本性進行考察的時候,既要承認其善的一面,又要認可其惡的一面。也就是這個原因,亞當·斯密在完成《國富論》之後,又發表《道德情操論》。他不回避“惡”即人的自利性在經濟生活中的作用。他承認人皆有的自利性可以成爲現代“理性經濟人格”的基礎。這樣的“合理性”人格,成爲市場有效運作的精神杠杆。梁漱溟的思路與亞當·斯密有違,他確認人的“自利”性,是後天的“沾染”,而非先天的“本能”。他否認人的“自利”品格存在的客觀性與合理性,也不明曉人的“自利“性格,乃是在“自身發展”與“種群發展”發展過程中“自然選擇”的結果。個人因“自利”而“自助”,達到個體的保存與發展。民族因自利而“自救”,達到民族的保存與發展。自利的“本體”的“惡”,最後引出“客體”的“善”。

  因爲僅是標榜一個善,梁漱溟的鄉村建設總是“動”不起來。他有點悲哀:“我不是說經濟不要緊,也不是說利不足以動鄉下人,我正是說你在這里動他,他當然有點動,而終歸動不起來”。他不承認群眾的動員,有其内在的規律,他不對農民的實際需要與具體利益作切實的研究,又何能把群眾“動”得起來。梁漱溟本人是一名“君子”,君子不求利,這一點是不成問題的,然而他以“君子”之心作全社會的“動員”,則肯定會遇到問題。他看不到這一點,他的“君子”之心很執拗,甚而有點不耐煩,於是就把自己的教育對象——農民,直呼爲“鄉下人”。不過,他還是四處游說:不要以利誘鄉下人,應當從根本上複蘇農民的精神,發動其進取之心,才有辦法。自然,究其結果,梁漱溟也拿不出其他什麼辦法。他的鄉村建設結果是失敗的,留下的是他的高岸、執著與“悲壯”。 

著作代表

  
  1916年 究元決疑論

  1920年 唯識述義

  1922年 東西文化及其哲學

  1937年 鄉村建設理論

  1949年 敬告中國共產黨

  1949年 中國文化要義

  1982年 中國人

  1984年 人心與人生

  1985年 今天我們應當如何評價孔子

  2006年 這個世界會好嗎:梁漱溟晚年口述 

人物評價

  
  美國五星上將馬歇爾在梁漱溟身上看見了甘地。著名學者林毓生認爲,梁漱溟與魯迅是20世紀中國最有創造力的思想家。 梁漱溟領導的鄉村建設運動,是構思宏大的社會改造試驗,嚐試將西方現代化的優點與中國文化的優點融合起來,爲此進行了積極而可貴的探索。梁漱溟開創了現代新儒家學派。他在反傳統的浪潮中挺身而出,表示中國文化經過調整還能繼續存在並複興,他相信中國本身擁有走向現代化的力量。是梁漱溟,而不是别的什麼人,更足以與魯迅構成表面對立、其實互補的兩極。他們一位是傳統文化的偉大批判者,一位是傳統文化的偉大發颺者。梁漱溟說:“我願終身爲華夏民族社會盡力,並願使自己成爲社會所永久信賴的一個人。”




    词条分类[我來完善]

  • 按学科分类: 社会学
  • 按行业分类:
  • 按地域分类:
  • 开放式分类: .

    3
    2
    申明:1.中文百科在线的词条资料来自网友(一些人是某学科领域的专家)贡献,供您查阅参考。一些和您切身相关的具体问题(特别是健康、经济、法律相关问题),出于审慎起见,建议咨询专业人士以获得更有针对性的答案。2.中文百科的词条(含所附图片)系由网友上传,如果涉嫌侵权,请与客服联系,我们将及时给予删除。3.如需转载本页面内容,请注明来源于www.zwbk.org

    词条保护申请

  • * 如果用户不希望该词条被修改,可以申请词条保护
    * 管理员审核通过后,该词条会被设为不能修改

    注意:只有该词条的创建者才能申请词条保护

联系我们意见反馈帮助中心免责声明
Copyright © 2010 zwbk.org 中文百科在线 All rights reserved.京ICP证090285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