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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 11234 次 历史版本 1个 创建者:Beckham (2010/12/23 10:58:56)  最新编辑:流星的雨季 (2011/11/30 14:07:13)
利瑪竇
拼音:lì mǎ dòu
  
利瑪竇像(利瑪竇死後不久在北京所畫,現保存於羅馬的耶穌會總部耶穌教堂。)
利瑪竇像(利瑪竇死後不久在北京所畫,現保存於羅馬的耶穌會總部耶穌教堂。)
  
 
 
 
  
  利瑪竇(意大利文:Matteo Ricci,1552年10月6日~1610年5月11日),耶穌會意大利傳教士、學者。1583年(明神宗萬曆十一年)來到中國居住。其原名中文直譯爲馬泰奧·里奇,利瑪竇是他的中文名字,號西泰,又號清泰、西江。在中國頗受士大夫的敬重,尊稱爲“泰西儒士”。他是天主教在中國傳教的開拓者之一,也是第一位閱讀中國文學並對中國典籍進行鑽研的西方學者。他除傳播天主教教義外,還廣交中國官員和社會名流,傳播西方天文、數學、地理等科學技術知識。他的著述不僅對中西交流作出了重要貢獻,對日本朝鮮半島上的國家認識西方文明也產生了重要影響。
 
 
 
 
 

利瑪竇生平

成爲耶穌會士

  1552年,利瑪竇出生於教皇國馬切拉塔城(現屬意大利馬爾凱州)。他家里經營利氏藥房,是當地的名門。利瑪竇在這里一直在一所耶穌會開辦的中學學習,他的父親一直很擔心利瑪竇加入耶穌會。
 
  利瑪竇十六歲來到羅馬,在聖湯多雷亞的學院學習預科,並於1571年的聖母升天節那天加入了耶穌會。1572年在耶穌會主辦的羅馬學院學習哲學和神學,並師從數學家克拉烏學習天算,其時範禮安也是他的老師。在這段時期,他還學會了拉丁文和希臘語,而且也會使用葡萄牙語和西班牙語。

印度之旅

  
《利瑪竇像》(明,1610年.游文輝.布.梵蒂岡-耶穌會總部檔案館藏)
《利瑪竇像》(明,1610年.游文輝.布.梵蒂岡-耶穌會總部檔案館藏)
  1577年利瑪竇穫准赴遠東傳教。1578年3月24日,利瑪竇從里斯本出發乘船和其他14名耶穌會士一起前往印度傳教。一路上繞過好望角,途經莫桑比克,經過6個月的航行,終於在9月13日到達印度果阿——葡萄牙在亞洲最重要的殖民地。路途非常辛苦,在到達果阿前,船上來自莫桑比克的400名奴隸死了13名。
 
  利瑪竇在來到印度之前,由於沙勿略之前對印度的讚美以及教會的神化,他所聽說的印度非常令人神往,在這里傳教也比較容易。但是現實的反差令他大惑不解。1580年,他在給耶穌會的歷史學家瑪菲用葡萄牙語寫的信中說道:“查看一下有關印度、日本的注釋書和地圖類,會發現明顯的謬誤比比皆是。”但是耶穌會在日本布教非常顺利,而且在印度還發現了聶斯托里教派(景教)的信徒。這使得利瑪竇他們精神上非常振奮。
 
  利瑪竇在印度交趾支那傳教四年。其間在果阿的神學院還學習了人文學科,在1580年7月26日晉升爲司鐸後,又學習了神學。他在印度認識到,應該允許當地人也學習哲學、教理和神學等歐洲文化,並且寫信給耶穌會總部提出了這個問題。他認爲:“如果阻攔他們與他人爲伍擔任職務——通過學問而出人頭地——,我擔憂他們會憎恨我們,而我們耶穌會在印度的主要目的,感化異教徒使他們皈依我們神聖信仰的使命,將會化爲泡影。”這也是利瑪竇進入中國後所持的態度,並終其一生一直維持這個看法。羅光所寫的《利瑪竇傳》中說,這是“他能贏得我國士大夫的尊敬亦以此精神故。”

到達澳門

  1581年,羅明堅神父向東方總巡察使範禮安擧薦了利瑪竇。1582年(萬曆十年)利瑪竇應召前往中國傳教,8月7日到達澳門
傳教士們想通過漢語著述天主教義來吸引中國人,“練習用他們的語言寫作,作爲一種吸引捕捉他們心靈的手段。”因此他們先在澳門努力學習漢語。開始學習漢語的利瑪竇對完全與拼音文字不同的漢字感到很興奮,覺得非常不可思議。此外,在澳門的時候正好有來自日本的天正遣歐使節團路過,利瑪竇趁此機會還學了一點日語。

進入中國的第一站:肇慶

  1583年,利瑪竇穫准與羅明堅神父入居廣東肇慶,穫得兩廣總督郭制台和肇慶知府汪太守的接待。他們對中國官員自稱來自“天竺”,致使中國人以爲他們是佛教徒。利瑪竇解釋來中國的原因:“我們是從遙遠的西方而來的教士,因爲仰慕中國,希望可以留下,至死在這里侍奉天主。”他不敢直接回答傳教的目的,否則他可能會被驅逐。爲了傳教,他們從西方帶來了許多用品,比如聖母像、地圖、星盤和三棱鏡等。其中還有歐幾里得《幾何原本》。利瑪竇帶來的各種西方的新事物,吸引了眾多好奇的中國人。特别是他帶來的地圖,令中國人眼界大開。
 
  進入了中國的利瑪竇對中華文化非常稱讚:除了還沒有沐浴“我們神聖的天主教信仰”之外,“中國的偉大乃是擧世無雙的”“中國不僅是一個王國,中國其實就是一個世界。”他感歎“柏拉圖在《理想國》中作爲理論叙述的理想,在中國已被付諸實踐。”而且他還發現中國人非常博學,“醫學、自然科學、數學、天文學都十分精通。”但是他也發現“在中國人之間科學不大成爲研究對象。”
 
  這一年的8月在肇慶建立了“仙花寺”("仙"音:仙"),開始傳教工作。起初傳教十分低調。神父們行事小心謹慎,主要精力都在學習漢語和中國的禮節習俗,以博得中國人,尤其是官員們的信任。他們身穿佛教僧侶的服飾,認爲這樣能夠博得人們的好感,而且他們也覺得這與天主教神父的裝束相差不大。這也使中國人更加相信他們是遠道而來的僧人。他們在這里掛上了聖母瑪利亞的畫像,許多士人官吏,甚至僧人都來跪拜,他們感到非常興奮。但是從中國人的角度來講,這更多是出於禮節性的,而沒有宗教意義。也有記述說,他們擔心中國人看到瑪利亞的畫像會誤認爲他們的神是女性的,而改掛了基督像。
 
  1584年,利瑪竇制作並印行《坤輿萬國全圖》,這是中國人首次接觸到了近代地理學知識。利瑪竇利用解釋各種西方事物的機會,同時介紹了他們的天主教信仰。他們翻譯了《十誡》、《主禱文》和《聖母讚歌》,以及《教理問答書》。很快亦有中國人對天主教產生興趣。於是利瑪竇開始派發羅明堅撰寫的《天主實錄》,以中文解釋天主教的教義。許多中國人都對這部書產生了很大的興趣。但是無論如何,無論是“仙花寺”的創立,還是《天主實錄》的刊行,中國人始終是把它當作佛教流派而已,中國人對於基督教還沒有多少實質的認識。

第二站:韶州

  1589年(萬曆十七年)夏天,廣東新任總督將利瑪竇所住的西式建築據爲己有,於是利瑪竇移居韶州。在韶州的時候,利瑪竇遇到了一次意外。他們遇上了強盜打劫,雖然利瑪竇受了一點傷,但是幸好他們嚇退了強盜,而且這些強盜很快就被逮捕歸案。在韶州期間,另外一個不幸是利瑪竇的兩名部下相繼逝世。1591年麥安東神父逝世;1593年石方西神父也辭世了。而另外一名羅明堅神父則早已返回了歐洲,現在隻剩下利瑪竇一人從事在中國的傳教事業。感到欣慰的是,他在肇慶結識的士人瞿汝夔(太素)成爲了他的好友和弟子,還幫助利瑪竇翻譯了歐幾里得《幾何原本》的第一卷。借着瞿汝夔的宣傳,以及贈送高官們利瑪竇自己制作的天體儀、地球儀和計時用的日晷等西洋物品,利瑪竇的名聲逐漸在當地的達官貴人中傳開,其間他還被瞿汝夔的朋友邀請去了一趟南雄。
 
  在韶州,利瑪竇攻讀《四書》,並首次將之譯爲拉丁文。而通過與瞿汝夔和其他許多中國上流社會人士的接觸,利瑪竇才知道佛教僧侶裝扮在當時的中國社會並不受到尊重,社會地位比較低下。爲了更方便與中國的官員交往,在征得範禮安的同意後,從1594年起,利瑪竇開始蓄發留須,並穿起了當時儒士的服裝。

第三站:南昌

  1595年(萬曆二十三年)利瑪竇借口爲一位北上任職官員之子治病,而穫得了去南京的機會。但是到了南京以後,利瑪竇陪同的官員對他逐漸失去了興趣,利瑪竇隻好自己設法留在南京。然而這一次失敗了。他隻好摺返南昌,並穫得批准在此居住。1596年9月22日,利瑪竇成功的預測了一次日食,使他很快成爲了一個有名的人物,期間結交了章潢等儒士權貴,曾登堂講學於白鹿洞書院,並受到建安王的熱情款待。他在寫給耶穌會的報告中解釋了自己出名的理由:一是因爲當地從沒有見過外國人;二是利瑪竇的記憶力非常好,以至於許多中國人都想學習,他也因此用漢語寫了一本《西國記法》的書來介紹他的記憶方法;三是他能夠運用四書五經來宣講基督教的教義;四是他的自然科學知識;五是傳說他會鍊金術;六是有人向他求教基督教。另外在這一年利瑪竇爲了練習用漢語寫文章,寫了一部談論友情的著作《交友論》而意外的穫得士人的欣賞。
 
  1596年利瑪竇被範禮安任命爲耶穌會中國教區的負責人,由利瑪竇全權負責在中國的傳教活動。並且指示利瑪竇想辦法到北京去覲見中國的皇帝,以達到在中國傳教的有力保障。而且還從澳門送去了許多准備送給中國皇帝的禮物。

第四站:南京

  接受了新任務的利瑪竇開始策劃北京之行。沒過多久,他就聯繫了北上任南京禮部尚書的王忠銘一起帶他去南京,而且王忠銘還表示要帶他去北京。於是1598年6月25日,利瑪竇與另一位郭居靜神父同王忠銘一起離開南昌奔赴南京。7月初,他們一行到達南京,9月7日抵達北京。但當時正值日本侵犯朝鮮,爆發萬曆援朝之役,利瑪竇作爲外國人無法在北京久留,而且又遇到了財政上的困難,僅住一個多月便隻好返回,次年2月6日再度到達南京。
 
  在南京居住期間,利瑪竇通過瞿太素的幫助,結交了不少名士,如南京禮部侍郎葉向高、思想家李贄、徐光啟等。當然這主要還是人們對於他的自然科學知識的傾慕。值得一提的是,在南京利瑪竇還與一位三淮和尚(即大報恩寺僧雪浪)進行了一場辯論,在這次辯論中,利瑪竇憑借其科學性的思辨明顯占了上風。他還在正陽門(今光華門)内洪武崗西崇禮街(今尚書巷)建成内地第四座天主教堂,他在城西羅寺轉灣的住址後來也成爲著名的天主教堂——石鼓路天主教堂。這些活動使南京成爲中國天主教史上最重要的傳教中心之一。

長住北京

  1600年5月18日(萬曆二十八年),利瑪竇帶着龐迪我神父和准備好獻給皇帝的禮物再度赴京,並於1601年1月24日抵達北京。進呈自鳴鍾、聖經、《坤輿萬國全圖》、大西洋琴等方物,得明神宗信任。同年,明神宗下詔允許利瑪竇等人長居北京。但中國的朝廷根本沒有注意到,利瑪竇長住北京的目的是爲了傳播基督教。
 
  之後利瑪竇在北京以豐富東西學識,結交中國的士大夫。常與賓客談論天主、靈魂、天堂、地獄。同時編撰新書,包括以中文寫成的《二十五言》等,得到不少中國知識分子的尊重。到了1605年,北京已有200人信奉天主教,當中有數名更是公卿大臣。這當中最著名的,也是後來影響最大的是進士出身的翰林徐光啟。
 
  1610年5月11日(萬曆三十八年)利瑪竇病逝於北京,享年58歲。賜葬於平則門外的二里溝滕公柵欄。逝世前指定龍華民接任教會中職務。

利瑪竇成就

傳播天主教

  
《幾何原本》内利瑪竇(左)和徐光啟(右)的插圖。
《幾何原本》内利瑪竇(左)和徐光啟(右)的插圖。
  中國在唐朝時曾一度流行基督教的聶斯脱利派(景教),元朝時天主教進入中國,但是到了明朝建立以後,中國基本上已沒有基督徒。利瑪竇可以說是天主教在中國傳教的開創者之一。他成功在北京覲見皇帝,而且在士大夫中建立良好聲譽和關係,開啟了日後其他傳教士進入中國之門,而且也開創了日後200多年傳教士在中國的活動方式:一方面用漢語傳播基督教;另一方面用自然科學知識來博取中國人的好感。
 
  利瑪竇對中國傳統的習俗保持寬容的態度。他容許中國的教徒繼續傳統的祭天、祭祖敬孔。據他的了解,這些隻屬尊敬祖先的儀式;隻要不摻入祈求、崇拜等迷信成分,本質上並沒有違反天主教教義。利瑪竇主張以“天主”稱呼天主教的“神”(拉丁文的Deus);但他亦認爲天主教的“神”早已存在於中國的思想,因爲中國傳統的“天”和“上帝”本質上與天主教所說的“唯一真神”沒有分别。利瑪竇本人更穿着中國士人服飾。利瑪竇的傳教策略和方式,一直爲之後跟隨他到中國的耶穌會傳教士所遵從,稱爲“利瑪竇規矩”。
 
  利瑪竇等意大利傳教士在中國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南明永曆帝的皇后在清軍入關時曾寫信准備皈依天主教並請求教皇支援(此信尚保存在梵蒂岡)。清朝康熙仍然重用意大利傳教士。但後來歐洲其他天主教各教會之間對中國傳統祭祖敬孔習俗的爭論,削弱了利瑪竇等人本已取得的成功。康熙時代,多明我會傳教士爲了在中國排擠耶穌會傳教士,向教皇申訴並取得教皇敕令,宣稱利瑪竇等人允許中國教徒崇拜祖先違背了天主教教義,並派特使到中國晉見皇帝,態度驕横,和康熙爭辯。康熙認爲“天下沒有不忠不孝的神仙”,說這個特使“不可理喻”,下令囚禁到澳門,使其病死獄中。此即中國禮儀之爭事件,從此,中國皇帝和羅馬教廷關係急劇惡化,禁止了西班牙傳教士在中國的活動,並進一步嚴格的實行了閉關鎖國政策。而祭祖敬孔的禁令直到數百年後的1939年12月8日由教宗碧嶽十二世(即庇護十二世)廢除,這也側面顯示出了利瑪竇對中國文化的了解。

西學東來

  帶着西學而來的利瑪竇開展了晚明士大夫學習西學的風氣。由明萬曆至清顺治年間,一共有一百五十餘種的西方書籍翻譯成中文。
 
  利瑪竇撰寫的《天主實錄》以及和徐光啟等人翻譯的歐幾里得《幾何原本》等書不僅帶給中國許多先進的科學知識和哲學思想,而且許多中文詞匯,例如點、線、面、平面、曲線、曲面、直角、鈍角、銳角、垂線、平行線、對角線、三角形、四邊形、多邊形、圓心、外切、幾何、星期等等詞匯就是由他們創造並沿用至今。
 
  利瑪竇制作的世界地圖《坤輿萬國全圖》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世界地圖,在中國先後被十二次刻印。而且問世後不久,在江戶時代前期也被介紹到了日本。該地圖使得日本人傳統的崇拜中國的“慕夏”觀念因此發生根本性的變化。對日本地理學的發展,有着很重要的影響。北極、南極、地中海、日本海等詞匯皆出於此地圖。至今,日本仍稱17世紀至18世紀的地圖爲利瑪竇系地圖。

著作

   
《天主實錄》手稿,現藏於羅馬中央國立圖書館
《天主實錄》手稿,現藏於羅馬中央國立圖書館
  《天主實錄》:利瑪竇翻譯了羅明堅編《新編西竺國天主實錄》。起名爲《天主實義》,亦名《天學實錄》,這本書第一次系統地向中國人論證了上帝的存在、人的靈魂不朽大異禽獸和死後必有天堂地獄之賞罰,報世人所爲善惡的天主教教義。《天主實義》 亦是最早把星期制度引進中國的。《天學實義》後來被乾隆皇帝收錄在四庫全書中,並有蒙、滿、朝鮮、越南及日文譯本。
  《幾何原本》(譯本):利瑪竇與徐光啟合譯了歐幾里得《幾何原本》的前六卷。利瑪竇使用《幾何原本》是他在羅馬學院學習用的課本,由利瑪竇的恩師——當時歐洲著名的數學家克拉維烏斯神父整理編纂。克拉維烏斯神父在原本後又增添了兩卷注釋,總共十五卷。
  《坤輿萬國全圖》:世界地圖。
  《西字奇蹟》:(今改名《明末羅馬字注音文章》),是中國漢字拉丁化道路之始。
  《二十五言》:關於天主教道德信念、准則和修養的書。
  《畸人十篇》:利瑪竇同十位中國士大夫的對話集。
  《交友論》:收入了古羅馬西塞羅入文藝複興時期人文主義大師愛拉斯謨等人論友誼的格言上百則。也有利瑪竇根據他對中國人的思想了解而編寫的。這是利瑪竇所寫的第一部華文著作。
  《西國記法》:一本介紹利瑪竇本人如何能有過目不忘的能力的書。
  《辯學遺牘》:1635年出版,收錄了利瑪竇以天主教觀點與明末淨土宗袾宏和其門生虞淳熙的佛教觀點交流的信件。
  《同文算指》:介紹歐洲算術,根據克拉烏維斯所著的《實用算術概論》(Epitome arithmeticae practicae,1583年)譯成。内容由基本四則運算、分數至比例、開方、正弦餘弦等三角幾何。由李之藻筆錄,清朝時錄入四庫全書。
  《測量法義》:關於應用幾何、測量,由徐光啟筆錄,附《勾股義》。
  《圜容較義》:李之藻筆錄。
  《渾蓋通憲圖說》:天文學知識,李之藻筆錄。

  此外,他還寫過或參與寫過《西琴八曲》、《齋旨》、《乾坤體義》等著作。
 
  利瑪竇用意大利文寫的日記後經比利時耶穌會士金尼閣(Nicolas Trigault)整理翻譯爲拉丁文,出版於1615年,取名《基督教遠征中國史》,漢譯名爲《利瑪竇中國劄記》。
 
  1910年,汾屠立神父(Pietro Tacchi Venturi)將耶穌會羅馬檔案館中發現的利瑪竇意大利語原文手稿同其他書稿以題名《利瑪竇神父歷史著作集》(Opere Storiche del P. Matteo Ricci)刊行,共上下兩卷。1942年,德禮賢神父(Pasquale d'Elia)將其編入《利瑪竇全集》(Fonti Ricciane)。

利瑪竇身後事

  
利瑪竇墓
利瑪竇墓
  依照明朝的慣例,客死中國的傳教士必須遷回澳門神學院墓地安葬。1610年5月利瑪竇病逝於北京後,其他傳教士和利瑪竇受洗的教徒都希望可以得到皇帝的恩准,讓利瑪竇安葬於北京,借此來認可教會和天主教在中國的合法存在。爲此,耶穌會士龐迪我神父向萬曆皇帝上呈奏疏,希望能破例賜地埋葬利瑪竇。龐迪我在奏章里稱:
 
  “ 利瑪竇以年老患病身故,情實可憐,況臣利瑪竇自入聖朝,漸習熙明之化,讀書通理,朝夕虔恭,焚香祝天,頌聖一念,犬馬報恩忠赤之心,都城士民共知,非敢飾說。生前頗稱好學,頗能著述,先在海邦,原系知名之士,及來上國,亦爲縉紳所嘉。臣等外國微臣,悲其死無葬地,泣血祈懇天恩,查賜閑地畝餘,或廢寺閑房數間,俾異域遺骸得以埋瘞,而臣等見在四人,亦得生死相依,恪守教規,既享天朝樂土太平之福,亦畢螻蟻外臣報效之誠。 ”
 
  雖然朝廷中有人反對,但該事在内閣大學士葉向高等人的多方努力下,還是很快得到了萬曆皇帝的照准。1611年,由徐光啟主持,皇帝賜物利瑪竇安葬於平則門外二里溝的滕公柵欄。教會無需付款便可擁有這份產業。至19世紀末,安葬於“滕公柵欄”的歐洲傳教士已逾百名。1900年墓地被義和團砸毁。墓穴被掀,碑石被砸。其後清政府依《辛醜條約》出資重修了被毁墓地,而且還立了一塊道歉的石碑。20世紀初此地已經成爲天主教的公共墓地。墓地面積也不斷擴大。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柵欄墓地已先後埋葬了數百名西方傳教士,成爲明清以來西方傳教士在東方安息的一個最爲集中的所在。
  
利瑪竇墓碑
利瑪竇墓碑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外國神父被迫撤離了中國,1954年,墓地内的墓碑隻有利瑪竇、湯若望、南懷仁三塊依照國務院宗教事務管理處指示被保留在原地。文化大革命期間,利瑪竇墓碑被平埋於地下讓其“永世不得翻身”。1973年,馬尾溝教堂被拆,墓碑無人照管。1978年10月,鄧小平、李先念等五位中國中央領導“批准”重修利瑪竇墓。1979年後墓地得到了修複,並列入了北京市文物保護單位。
 
  利瑪竇墓現位於北京西城區阜成門外的北京市市委黨校院内。
 
  如今公墓東邊墓碑數十塊。西邊有墓碑三塊:面向墓穴,中間爲利瑪竇,左右首分别爲湯若望、南懷仁。利瑪竇的墓碑上刻着“耶穌會士利公之墓”,有拉丁文和中文兩種文字:
 
  “ 利先生,諱瑪竇,號西泰,大西洋意大里亞國人。自幼入會真修,明萬曆壬午年航海首入中華行教。萬曆庚子年來都,萬曆庚戍年卒,在世五十九年,在會四十二年。”

紀念

  利瑪竇宿舍,又稱利瑪竇堂,是香港大學唯一的天主教男宿舍,1929年由耶穌會建立。
  台灣台北天主教輔仁大學的“利瑪竇樓”(耶穌會所有)。
  在台北、舊金山、巴黎和澳門有“利氏學社”。

評價

  長期以來,西方許多人,尤其是天主教徒將他視爲令人景仰的,“誘導異教徒皈依的”傳教士。而東方卻將他視爲促進東西方交流的科學家。這種評價主要是因爲他向東亞地區傳播了西方的幾何學、地理學知識,以及人文主義和天主教的觀點,同時他又向西方介紹了中國文化。也因此,有人將他視爲一位漢學家。
 
  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在《利瑪竇到北京四百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致詞》中對利瑪竇的評價可以代表天主教會的觀點:
 
  “ 利瑪竇神父最大的貢獻是在“文化交融”的領域上。他以中文精編了一套天主教神學和禮儀術語,使中國人得以認識耶穌基督,讓福音喜訊與教會能在中國文化里降生……由於利瑪竇神父如此道地的“做中國人中間的中國人”,使他成爲大“漢學家”,這是以文化和精神上最深邃的意義來說的,因爲他在自己身上把司鐸與學者,天主教徒與東方學家,意大利人和中國人的身份,令人驚歎地融合在一起。 ”
 
  《利瑪竇傳》一書的日本作者平川佑弘稱利瑪竇是“人類歷史上第一位集歐洲文藝複興時期的諸種學藝,和中國四書五經等古典學問於一身的巨人。”他還將利瑪竇看作是“地球上出現的第一位‘世界公民’(homo universale)”。美國《生活》雜志亦將他評爲公元第二千年内(1000年 - 1999年)最有影響力的百名人物中的一員。
 
  但是,對於日後康熙禁止天主教的傳教活動,利馬竇的傳教手法亦要負上部份責任。故日本學者中村久次郎在《利瑪竇傳》一書中說:“以基督教之本義密觀之,利氏之調和法,乃功過相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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