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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 8199 次 历史版本 0个 创建者:伊布 (2010/12/20 13:00:06)  最新编辑:伊布 (2010/12/20 13:00:06)
葉挺
 
葉挺
葉挺
  葉挺是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創始人和新四軍重要領導人之一,是聞名國内外的軍事家,他帶領的獨立團在北伐中被譽爲“鐵軍”,他參與指揮南昌起義並出任前敵總指揮,參加廣州起義時任起義軍工農紅軍總司令,抗日戰爭中又出任新四軍軍長,後在皖南事變中被國民黨扣押,他拒絕蔣介石的威逼利誘,寫出了著名的《囚歌》以明志;抗戰勝利後,葉挺穫救出獄後被中國共產黨重新接納爲黨員,他與夫人李秀文以及秦邦憲鄧發王若飛等同志在返回延安途中,因飛機失事而不幸遇難;1988年他被中央軍委確定爲36位開國軍事家之一。

 

個人簡介


  葉挺(1896.9.10—1946.4.8),中國共產黨黨員,新四軍的領導人,傑出的軍事家,原名葉洵,字希夷,1896年9月10日(清光緒二十二年八月初四)生於廣東省惠陽縣周田村,先後畢業於廣東陸軍小學堂、武昌陸軍第二預備學校和保定陸軍軍官學校;1919年初在粵軍中任支隊副官,同年加入中國國民黨,1921年任孫中山陸海軍大元帥府警衛團第二營營長,1922年6月,粵軍總司令陳炯明叛變時奉命守衛總統府前院,掩護孫夫人宋慶齡脱險;1924年赴蘇聯,入莫斯科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東方大學)和紅軍學校中國班學習,同年先後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和中國共產黨,由信仰三民主義轉而信仰共產主義。

  1925年回國後擔任國民革命軍第四軍(粵軍)12師36團團長,獨立團團長;隨第四軍12師師長張發奎參加湖北汀泗橋和賀勝橋等戰役,穫“北伐名將”之美譽,第四軍亦有“鐵軍”之稱,北伐軍占領武漢後,部隊大規模擴編,升任第十一軍第二十四師師長;南昌起義爆發後,任前敵總指揮兼第十一軍軍長,所屬三個師中,一個師(蔡廷鍇)率部叛變,親率一個師在湯坑被薛嶽打垮,另一個師自師長周士第以下全部團以上軍官離隊出走,隻剩滇軍老將朱德率800人堅持了下來,後來成了中國工農紅軍的火種。1927年12月隻身潛入廣州,參加領導廣州起義,任起義軍工農紅軍總司令,起義失敗後,遭受共產國際的嚴厲批判,與黨脱離關係,流亡歐洲,後到澳門隱居。1933年11月到福州幫助蔡廷鍇、蔣光鼐等人在“福建事變”後成立的“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1934年在香港加入了李濟深、陳銘樞等組織的以抗日爲主旨的中華民族革命同盟。
葉挺
葉挺

  抗日戰爭爆發後,葉挺出任新四軍軍長,他雖未重新加入中國共產黨,但他堅決貫徹執行黨中央的正確路線,堅持華中敵後抗戰,雖與政委項英多次發生矛盾導致其出走數次,但在抗日大局以及周恩來的勸導下最終返回新四軍軍部;1941年1月,國民黨頑固派制造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在遭國民黨軍重兵包圍的嚴重情況下,葉挺指揮部隊奮起突圍,浴血奮戰8晝夜之久,在奉派與國民黨軍交涉時被扣押。

  葉挺將軍嚴詞拒絕了蔣介石的威逼利誘,婉拒了好友陳誠勸其前往緬甸禦敵的請求,先後被囚於江西上饒,湖北恩施,廣西桂林等地,最後移禁於重慶“中美特種技術合作所”集中營,他在牢房中書寫《囚歌》以明志:“我希望有一天,地下的烈火,將我連這活棺材一齊燒掉,我應該在烈火與熱血中得到永生!

  1946年3月4日,經中共中央多方努力,葉挺始穫自由,他出獄後第二天即電告中共中央,請求重新加入中國共產黨:“我已於昨晚出獄。我決心實行我多年的願望,加入偉大的中國共產黨,在你們的領導之下,爲中國人民的解放貢獻我的一切。我請求中央審查我的歷史是否合格,並請答複”;3月7日,中共中央、毛澤東主席電告葉挺批准其加入中國共產黨,以“親愛的葉挺同志”相稱;4月8日,葉挺自重慶飛返延安,途中飛機失事,於山西省興縣黑茶山附近不幸遇難;同機的遇難者還包括葉挺的夫人李秀文和女兒葉颺眉、尚未取名的孩子“阿九”以及王若飛、博古(秦邦憲)、鄧發等中共重要領導人。

  1988年10月,葉挺被中央軍委確定的我軍36名開國軍事家之一;2009年9月,新中國成立60周年之際,葉挺被評爲“新中國百位英雄模範人物”之一。

 

生平大事記


 

人生早期


  葉挺年輕時留影葉挺,1896年9月10日生於廣東歸善(今惠陽)周田村一個農民家庭。7歲入本村小學讀書,1911年入惠州府立蠶業學校。
1914年12月,葉挺到湖北陸軍第二預備學校攻讀軍事知識。

  1918年,畢業於保定陸軍軍官學校。

  1919年,追隨孫中山革命,在福建漳州加入建國粵軍,並加入中國國民黨。

  1920年,孫中山命令建國粵軍攻打桂系軍閥莫榮新,黄皮徑戰役,葉挺一擧擊潰了四倍於己的敵人,聲名大振。同年十月就任工兵營副營長。

  1921年,調任孫中山之建國陸海軍大元帥府警衛團第二營營長。

  1922年6月,粵軍總司令陳炯明的部隊炮轟總統府,葉挺奉命守衛總統府前院,掩護孫夫人宋慶齡脱險。 1924年,在蘇聯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和紅軍學校學習。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同年12月加入中國共產黨。

 

北伐期間


  1925年9月,回國任國民革命軍第四軍參謀處處長,鏇調任第四軍獨立團任團長。

  1926年5月,率部北伐,擔任先遣隊,從肇慶、新會出發,向湖南前線挺進,討伐吳佩孚。6月5日,獨立團經過兩天的戰鬥,攻占湖南攸縣城,7月20日攻占瀏陽。8月,攻占湖北鹹寧汀泗橋。隨後連克桃林鋪、印鬥山等地,8月30日占領賀勝橋。9月,率部圍困武昌。10月10日,率部攻入武昌。葉因此被譽爲“北伐名將”,所隸屬之第四軍也被稱爲“鐵軍”,此時,第四軍軍長爲張發奎。

  1927年1月,國民政府從廣州遷到武漢辦公,國民革命軍進行了擴編或改編,葉挺被任命爲第二十五師副師長,第十一軍第二十四師師長,兼任第十一軍副軍長。

  1927年5月,夏鬥寅叛變,襲擊武昌。葉挺率部奮勇作戰,打垮夏鬥寅。
葉挺銅像
葉挺銅像

 

廣州起義


  1927年8月1日與周恩來、賀龍朱德劉伯承等領導南昌起義,任前敵總指揮兼第十一軍軍長。起義軍進入潮州、汕頭地區,在寡不敵眾而遭失敗的情況下,葉挺等護送病中的周恩來轉移到了香港

  1927年12月11日,葉挺從香港回到廣州領導廣州起義,出任工農紅軍總司令。

  1928年廣州起義失敗後經香港、馬來西亞日本蘇聯。由於先後受到李立三王明的無端指責而決定退出共黨,加入由國民黨左派鄧演達陳友仁、宋慶齡發起組織的“第三黨”。先後流亡德國、法國等地,以翻譯德文文章爲生,成爲素食主義者。

  1932年到澳門隱居。

  1933年11月到福州幫助蔡廷鍇、蔣光鼐等人在“福建事變”後成立的“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

  1934年在香港加入了李濟深陳銘樞等組織的以抗日爲主旨的中華民族革命同盟。

 

抗日戰爭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後,於1938年1月出任國民革命軍新編第四軍軍長,被授予國民革命軍中將軍銜。

  1938年,葉挺親率部粉碎了日軍對皖南的“掃盪”,得到了蔣介石的致電嘉獎。

  1941年1月,皖南事變中被國民黨扣押,之後入獄五年。在獄中作《囚歌》:“我希望有一天/地下的烈火/將我連這活棺材一齊燒掉/我應該在烈火與熱血中得到永生!”

 

飛機失事遇難


  1946年3月4日,在多方面的努力下,葉挺穫釋,第二天,他就要求加入中國共產黨,很快就得到了批准。葉挺參加了國共談判三人軍事會議。4月8日,他乘飛機由重慶回延安,飛機在山西興縣黑茶山失事,遇難身亡,同機遇難的還有王若飛、博古、鄧發以及葉挺的妻子李秀文、五女兒颺眉和幼子阿九。

  死訊傳出後,毛澤東在《解放日報》上發表悼詞說:“爲人民而死,雖死猶榮。”朱德提詞:“爲全國人民和平民主團結而犧牲。”周恩來寫了《“四八”烈士永垂不朽》的悼念文章。遺體葬於延安"四八"烈士陵園。

 

葉挺流亡生涯


  這位曾被毛澤東稱爲“共產黨第一任總司令”的名將曾經有過一段海外流亡生涯,而這段經歷對葉挺日後的人生道路產生了重要影響。

 

從蘇聯出走西歐


  1927年12月11日,張太雷、葉挺等中國共產黨人領導發動了廣州起義。由於敵我力量懸殊,起義在兩天後失敗。隨後,國民黨反動派在廣州掀起白色恐怖,到處蒐捕起義領導人。葉挺機智地化裝成盲人,到了香港。

  葉挺到香港後,迅速和黨組織建立了聯繫。當時,廣州起義的消息已震驚全世界,許多香港報刊也發表文章,稱頌這場偉大的起義。葉挺感到由衷地欣慰。但他沒想到,在黨的内部,迎接他的不是鮮花,而是批判。由於廣州起義較爲短暫,又損失較大,很多人都要求追究責任,結果葉挺受到不公正的處理,情緒一度十分低落。

  1928年春,葉挺接到黨的通知,要他去蘇聯休養,同時討論廣州起義的問題。這個消息自然給苦悶中的葉挺帶來了新的希望。他立刻假道日本,前往蘇聯。

  1928年6月,中國共產黨莫斯科召開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會議雖充分肯定了廣州起義的偉大意義,卻沒有給葉挺平反。與此同時,共產國際東方部的領導人米夫聽信了王明的讒言,對葉挺產生了偏見。於是,葉挺離開了莫斯科,開始了流亡西歐的生涯。對於此事,周恩來後來作了客觀的評價:“廣州起義失敗後,葉挺到了莫斯科,共產國際代表還說他政治動搖。共產國際沒有人理他,東方大學請他作報告,共產國際也不允許他去。這樣,他就離開黨跑到德國去了。這件事我們應該給葉挺申冤。”

 

以翻譯德文爲生,賣水果、青菜貼補家用


  離開蘇聯後,葉挺在德國和法國度過了5年時間。1928年秋,葉挺到了德國首都柏林。葉挺很早就想到德國學習軍事。早在1916年,還在保定軍校學習的葉挺就選修了德文,准備將來到德國學習。12年後,他雖然如願來到德國,但此時的葉挺卻沒有了當年的豪情壯志。他甚至打算放棄自己的軍事政治生涯,專心搞德文翻譯。他還參加過德國一個提倡吃素的流派,專心吃起素來。

  初到德國時,葉挺的生活很困難,除了靠翻譯德文,他還到處找些零工做,以貼補家用。在那段日子里,他賣過青菜、水果,幫人摘過果子,還在柏林等地開過小吃店,主要賣油條、燒餅和粥。顧客多是住在附近的華工,但誰也不知道他就是大名鼎鼎的北伐名將。葉挺利用賺到的錢接濟一些貧困的中國留學生和年老多病的華工,自己也買了一些德文書籍,其中光百科全書就有幾十本。在此期間,他還曾到法國短暫生活過一段時間。

  1930年春,周恩來來到柏林,發現葉挺對革命失去了信心,與葉挺進行了促膝長談,告訴他幹革命不能考慮自我。周恩來的話對葉挺啟發很大,旅居德國的廖承志等人也不斷鼓勵葉挺。1928年底,葉挺接待了一位老朋友、廣州起義領導人之一黄平。黄平在廣州起義後受的打擊最大,處分也最重,但黄平卻沒有喪失對革命的信心,這使得葉挺的思想再一次受到觸動。

 

專心研究德國軍事在家里搞爆破試驗


  在朋友們的幫助下,葉挺逐漸擺脱了失敗的情緒,他認識到,革命不是一蹴而就的,個人的榮辱同整個革命事業相比算不了什麼。此時,中國國内的革命形勢也在向好的方向發展。毛澤東在井岡山創立了第一個農村革命根據地後,星星之火逐漸向全國擴展。中國革命的前景振奮了葉挺,使他重新燃起了希望。他決定多學些本領,爲回國重新參加革命做准備。

  當時,德國軍隊被稱爲世界最強大的陸軍,爲了研究德國軍隊,葉挺經常到圖書館等處翻閱報刊資料。他潛心鑽研軍事,希望回國後能派上用場。鑒於廣州起義失敗的教訓,葉挺重點研究了軍事工程學和軍事化學,他不斷做爆破試驗,經常把家里弄得一團糟。葉挺對軍事的刻苦鑽研引起了德國人的敬佩。一位德國軍事家還送給他一根特殊手杖以示鼓勵,這根手杖可以當作長劍和手鎗使用,深得葉挺喜愛。

  1931年,國内形勢的發展使得葉挺再也不能呆在國外了。當時,日本悍然發動“九一八”事變,占領了東三省,而蔣介石對日本一味退讓,卻不斷調兵“圍剿”紅軍。蔣介石的倒行逆施使葉挺十分氣憤,恨不得立刻返回祖國參加抗日。他每天翻閱大量報刊,密切注意國内局勢。但遠居海外,消息畢竟太少,也來得太慢。爲此,他離開了德國,來到澳門,結束了海外流亡生涯。

 

葉挺與項英的矛盾


  抗日戰爭期間,新四軍軍長葉挺和副軍長(實爲政治委員)項英之間,出現了嚴重的矛盾,雖經黨中央以及毛澤東、周恩來等人的多次調解,仍然沒有完全解決。後來皖南事變悲劇的釀成,與新四軍最高領導層的失和不無關係。

  新四軍的前身是項英、陳毅領導的南方八省紅軍游擊隊。作爲中共六大選出的中央政治局委員,項英成爲新成立的中共中央東南分局和軍委新四軍軍分會書記,同時兼任新四軍唯一的副軍長。在實行黨委負責制的新四軍軍中,項英享有至高無上的權力和權威。而作爲國共兩黨商定的新四軍軍長人選、非黨軍事幹部葉挺,在新四軍里的地位則有些尷尬,無法參與黨委的決策,他作出的決定沒有大權獨攬的項英的點頭是無效的。這樣,葉挺、項英二人的矛盾就不可避免地產生了。

  葉挺、項英二人在新四軍創建初期的合作還是很愉快的。他們在新四軍的改編、組建、集整訓等工作中,有過密切的配合。這一時期,他們的分工很明確,葉挺主要管外,跟國民黨打交道,爭取港澳和海外僑胞的支持,軍内工作則側重軍事訓練、作戰指揮。項英主要管内,與黨中央、東南分局的直接上級長江局打交道,軍内主要抓幹部配備、黨的建設等。

  葉挺、項英的分歧,是從怎樣執行黨中央有關迅速挺進敵後,獨立自主發展游擊戰爭這個決策開始的。葉挺認爲這一決策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非常正確,應該及早執行,但項英對此猶豫不決。令葉挺最難以接受的是,對這類與軍事作戰密切相關的問題,項英在與中央磋商的過程中,根本不征求他這個軍事首長的意見,也不向他通報中央的有關指示,好像這是什麼“黨内機密”,對他這個“黨外人士”和“統戰對象”需要保密。葉挺的處境是困難的,正如陳毅在《1938年至1943年華中工作總結報告》中說的一句十分尖銳且貼切的話:“項英對葉挺軍長不尊重,不信任,不讓其獨任軍部的工作,一直到包辦戰場指揮,強不知以爲知。”項英不僅在軍事上不尊重葉挺,在日常工作和生活方式上,對葉挺也頗多微詞。葉挺到部隊視察時,喜歡以馬代步,帶的副官、參謀、衛士等隨行人員也比較多,前呼後擁一大幫。項英到部隊去則習慣於輕車簡從,所以他認爲葉挺是擺官架子,舊軍人作風,不符合紅軍官兵一致的作風。葉挺儀表堂堂,穿着整潔,平時不是穿黄呢將軍服,就是穿皮夾克、西裝等便衣,很少穿新四軍的深灰色制式軍裝。項英則剃光頭,無論冬夏,新四軍制式軍裝不下身,隆冬時節也隻是穿一件舊棉大衣。葉挺單獨吃小竈,還從廣東帶來一個廚師。他的交際活動較多,常叫他的廚師做些廣東客家名菜,邀請軍部領導同志、來訪的國内外人士、國民黨三戰區駐新四軍的聯絡參謀,以及隨他來新四軍工作的老朋友一起聚餐。項英也被邀去吃過一兩次,但後來感到“不妥”,就再也沒去過。項英對此頗有微詞,認爲這不是無產階級的生活作風。

  葉挺是一個自尊心極強、性格極倔強的人。廣州起義失敗後他不服從中央李立三和駐共產國際代表王明的壓制,憤然脱黨出走,就是這種性格的典型反映。葉挺的這一瑕疵,在他出任新四軍軍長前夕,幾乎淹沒了他過去的光榮和貢獻。項英一看到葉挺,就用有色眼鏡看他:“他對黨對革命還能忠誠嗎?”“他能接受黨的領導嗎?”這些想法,中共中央領導人開始也有過,項英也知道毛澤東、黨中央開始對葉挺並不信任,可是經過面談和一段時間的觀察,中共中央對葉挺已經完全信任。可項英的思想一直沒有轉過彎來,一直把葉挺作爲統戰對象來看待。所以在新四軍中出現了軍長的命令,需要副軍長批准的怪現象。

  毛澤東曾多次致電項英,提醒他“對新四軍的政治領導不能改變,但應尊重葉挺的地位和作用”,“軍事指揮交由葉挺來辦”,“在新四軍中進行教育,以確定對葉挺的正確態度”,“請始終保持與葉挺同志的良好關係”。

 

葉挺與高敬亭之死


  1939年春,抗日戰爭已進入了相持階段。4月底,葉挺、鄧子恢賴傳珠等從皖南軍部出發渡江北上,到達四支隊留守處所在地舒城縣西蔣沖。葉挺等人一到西蔣沖就召開連以上幹部會議傳達中共中央關於四支隊必須向敵後、向皖東發展的指示。會上高敬亭擧手表示服從中央的決定。會後5月中旬,新四軍江北指揮部成立,張雲逸、賴傳珠、鄧子恢分别擔任指揮、參謀長和政治部主任,葉、張、鄧等人於5月22日東進八團駐地青龍廠。四支隊主力除八團已東進敵後外,七、九團繼續東進。

  這時,高敬亭犯了一個致命的錯誤:命令正在東進途中的七團、九團停止東進——恰恰禍不單行,七團團長楊克志、政委曹玉福逃跑叛變,投靠國民黨桂系頑軍。

  葉、張、鄧等人在未報請中央同意的情況下一邊發動部隊展開批判“楊、曹叛逃事件”,一邊決定將隨後到達青龍廠的高敬亭拘押審訊,在部隊中展開批判高敬亭的“反高鬥爭”。

  6月21日致23日,在青龍廠附近的一個大樹林里連續3天召開有近千名指戰員參加的公審高敬亭大會,鄧子恢主持大會決定對高處以死刑並報國共兩黨中央;6月24日,江北指揮部根據國民黨政府軍委會所謂“奉委座電令,所請將高敬亭處以鎗刑照准”的電報將高敬亭處死,由葉挺帶到江北的警衛班執行;高敬亭屈死青龍廠,年僅32歲。

  中央發現了新四軍在處理高敬亭問題上的失誤,對此提出了批評。主要當事人葉挺、張雲逸、鄧子恢在事後都嚴肅檢討了自己的責任;葉挺在得知中共中央曾有“對高采取過渡辦法”的指示後心情十分沉重和後悔,一再說:“遲了!遲了!”張、鄧二人在一次新四軍軍部會議上討論到這一問題時,都主動承擔了責任。

  葉挺軍長僅依據個别人的誣告,就以“違令”罪名將高敬亭拘捕。事後瞞過新四軍實際領導人項英和延安的我黨中央,直接向蔣介石請求處死高敬亭(這是這位“北伐名將”的最大失誤)。蔣介石可能一生中再也沒有象這次這樣痛快地答應了:“所請將高敬亭處以鎗決刑照准。”事後,新四軍領導人項英私下強烈地譴責了葉挺的行爲,但爲了大局,無論是新四軍内部還是我黨中央,都默認了葉軍長殺害革命功臣、革命英雄的無法原諒的過失。可是這個事件卻使新四軍的正副軍長之間形成了永遠也無法磨滅的裂痕。

  高敬亭的錯殺與葉挺等人積極執行極“左”的“肅反”政策是分不開的;但是高敬亭在鄂豫皖根據地恰恰也是一個積極執行“肅反”政策的領導人,他的肅反,使他養成了“一言堂”的習慣,使鄂豫皖根據地造成很大的損失,由於他的個性也直接致使他成爲了下一個肅反的對象。

 

葉挺之死真相

 

所謂“真相”


  “四八”空難的事實真相是什麼樣的呢?當時親自參加密謀的軍統特務、已經隱居台灣多年杜吉堂在臨死之前,終於道明了真相,讓此事大白於天下。

  在1945年國共商國是的時候,國民黨反動當局沒有誠意,不僅在軍事上破壞合作,而且在各個領域派了大量的特務破壞我黨開展工作。1946年4月,我黨將博古、葉挺等一些重要的人物從重慶送往延安,而這次轉移卻被國民黨的軍統特務盯上了。王平虎,是當時國民黨空軍調度科科長,是國民黨軍統特務安插在空軍中的眼線,在他接到上面的通知派出飛機後,知道了乘坐飛機的有共產黨擧足輕重的人物,馬上電話通知遠在南京的頂頭上司。國民黨當局得知這次飛行有我黨重要的領導人物,爲了破壞我黨的工作,打破國共兩黨談判的和諧氛圍,制造事端以麻痹我黨的談判,於是軍統特務就對這次飛行進行了精密的暗殺行動。

  軍統的頭目直接找到當時在中美特别合作所特工隊隊長杜吉堂,杜吉堂知道這次暗殺行動的重要性,其對象都是中共高級領導幹部,因此也十分慎重。他找到其下屬有關特務骨幹,商議如何使這次行動做的漂亮又不容易被察覺。其中有個略懂飛機構造的特務就說:破壞飛機的飛行儀表,使飛機迷航,自然會墜落,豈不是萬全之策。於是這幫罪惡的黑手,開始了他們的罪惡之旅。首先,他們找到在調度科任科長的王平虎,查到所擔任飛行任務的C-47運輸機的飛行記錄和檔案材料,同時讓王平虎安排人員在飛機飛行前的例行檢查中做手腳。杜吉堂找到了其手下的特務懂得機修業務的楊耀武,讓其假裝成機修人員,混到檢修的隊伍里,在檢修過程中神不知鬼不覺地在飛機的高度表和磁羅表反面放了磁鐵。

  4月8日,飛機上午准時飛離了重慶,首先要飛到西安進行加油和休息。在重慶飛西安的途中天空下起了小雨,盡管有着3000小時飛行時間美國飛虎隊飛行員覺察到稍許異樣,但並沒有多大的障礙,其實當時飛機飛行的高度有偏低的。在西安休息加油後,飛機繼續向延安方向飛去。而此時的天空下起了冰雹並刮起了大風,嚴重的影響到了飛行,在這種情況下,楊耀武放的磁鐵開始發揮更大地作用了。導航系統首先失去了作用,使飛行處於迷航狀態,飛行方向不能得到保證,本來從西安飛延安應該是一直向北飛行,可是飛機卻飛向了東北方向,向山西興縣飛去,甚至飛到了黄河以東的黑茶山,飛機就偏離了航向,可見特務的磁鐵發生了作用了。而當時的情況是黑茶山地區山上在下雪,山下面下雨,能見度比較低,但是,黑茶山高度才2000多米,C-47運輸機的正常飛行高度在6000米以上,作爲一個資深的飛行員,也不太可能出現如此低級的錯誤,可見,在高度表上的磁鐵也發揮了作用。就這樣,搭載我黨我軍眾多高級領導的C-47在一個特意的陰謀安排下發生了事故,多年來其真相鮮爲人知。

 

“真相”揭祕


  本文作者:秦鐵(秦邦憲之子)

  “四八空難”發生後,新華社當年發的消息定性爲“失事”。

  1956年,葉挺的兒子葉正大從蘇聯留學回國,周恩來和鄧穎超在中南海西花廳的家里宴請他。席間,周恩來曾告訴葉正大:當年我們懷疑是國民黨特務做的手腳,但是沒有證據。後來中共方面向國民黨政府和軍調處提出這樣一個要求:以後凡是中共中央委員和高級將領坐飛機,一定要有一位國民黨的將領陪同。國民黨方面也答應了。

  2006年,某家報紙發了篇文章,說“四八空難”是國民黨軍統特務一手制造的。文章稱,當時國民黨空軍調度科科長王平是軍統安插在空軍中的眼線,他得知共產黨擧足輕重的人物要坐飛機時,向南京的頂頭上司報告,軍統方面安排中美特别合作所特工隊隊長杜吉堂執行此次任務。他們派人假裝成機修人員,在飛機的高度表和磁羅表反面放了磁鐵,最終導致了這場空難。隱居台灣多年的杜吉堂在臨終前,最終吐露了隱藏多年的真相。

  當時很多媒體和網站都轉載了這篇文章,葉正大在廣州也看到了。他到北京來治眼睛的時候,把我和我哥、王若飛的兒子王興、鄧發的兒子鄧北生一起叫到他的住處。正大大哥說:“事情過了這麼多年,現在終於水落石出了,軍統特務死前告訴媒體,是他們幹的。”正大大哥提議我們出面給中央寫份報告,然後在“四八”烈士墓前立一座兩個軍統特務跪在他們面前的雕像,就像嶽飛廟里的秦檜夫婦一樣。

  但是我們幾個人商量後又覺得,還是應該把事情搞得更清楚一些爲好。當時《新華每日電訊》也發了這個消息,我們找過去,對方告知:原始消息不是新華社發的,因爲2006年是葉挺誕辰110周年,所以他們就在4月8日那一天,轉了這條報道。我們幾個人分頭查找寫這篇報道的最原始出處,但是都找不到。而我們通過各種渠道詢問,答案都是根本沒有“杜吉堂”這個人。

  其實這篇文章漏洞百出:其一,國共會談期間,彼此行動都是透明的,父親他們離開重慶,報紙都有公開報道,國民黨一些官員還到重慶機場送行,所以所謂國民黨特務刺探到了這一條情報,是無稽之談。其二,駕駛這架C-47的是美國“飛虎隊”的飛行員,我想國民黨特務不會有如此膽量,連美國人也一起害吧!

  所以應該說,“四八空難”還是場意外。

  2005年的時候,我專門重訪了父親當年失事的地方——山西興縣黑茶山,那是一座2400米的山。我在山腳下的莊上村,找到了當年參加尋找飛機的民兵隊隊長張根兒。老人家向我回憶:那天天氣很不好,山上下着雪,山下下的是雨。下午兩三點鍾,有人聽到巨大的飛機轟鳴聲,然後看見一架飛機沿着黑茶山下的一條大溝,低空飛來,離地面非常近,好像是緊貼着樹梢飛了過去,緊接着是劇烈的爆炸聲。雨停了後,村里一些年輕人上了山,看到有一架飛機斜躺在一塊凸出的巨石前約20多米的山坡上,飛機殘骸四周的樹木都被燒光。飛機機頭朝上,螺鏇槳已經摔斷,飛機的碎片,還有文件紙片散落一地。

  當天晚上,村幹部們開會討論此事,因爲分不清敵我,大家決定第二天一早上山把屍體掩埋掉。會議開到一半,有幹部匆匆趕到,告訴大家有一架載有重要領導和高級幹部的飛機失事,正在尋找。黑茶山的民兵們得知此事後,嚇了一大跳,慶幸沒有掩埋掉那些遺體,否則就出大問題了。

  原來,4月9日凌晨,美軍觀察組來電話:C-47失蹤了,既沒有到北平,也沒有回重慶。他們准備派兩架飛機到延安附近蒐索。任十八集團軍總部祕書長的楊尚昆立即將這一消息向毛澤東及中央其他領導做了匯報。中共方面給所有解放區發了電報,讓軍民們協助查找飛機。

  第二天一早,黑茶山的50多個民兵們重新上了山,在失事現場附近,撿到了一個橢圓形的印章,雖然已被燒得一塌糊塗,但是依稀能辨認出“中共重慶辦事處證章”的字樣。除此之外,還撿到了兩枚印章,一枚寫着“秦邦憲”,另一枚是“黄齊生”。

  貴州籍的黄齊生先生是一位非常著名的教育家,不但與黄炎培、馬寅初、柳亞子是很好的朋友,國民黨的何應欽等高官都曾是他的學生;國共重慶談判時,黄齊生本來不需要去的,但他認爲自己在國民黨統治區有不少人脈,可以做些工作,就隨王若飛去了重慶,沒想到一起遇難;父親的政治祕書劉祖春臨行前還問我父親:“需要我也同去嗎?”父親想了一下說:“過幾天我就回來了,你就留在這里吧。”這句話,救了他一命。

  4月11日,晉綏軍區政治部派來了裴周玉調查飛機失事原因。當時一致認爲,因爲當天延安氣候惡劣,飛機准備返回西安。由於能見度差,加之飛機的導航設備比較差,在返航途中迷失航向,誤入山區。爲了尋找地面目標,飛機降低飛行高度,在濃霧中撞山爆炸墜毁。

  失事的飛機上,包括機組成員在内一共有17個人。可據老人回憶,比較完整的屍體隻有3具。晉綏分區陸續來人辨認遺體,當時也沒有先進技術,隻能通過其他一些方式來辨認。因爲父親高度近視,常年戴眼鏡,所以眼眶附近有一道很深凹痕的那一具,被確定爲博古;還有一個臉部有白胡子根楂,就確定爲年齡最大的黄齊生;剩下的一個是葉挺。

  老鄉們回憶,黑茶山地勢很陡峭,他們費了很大力量才上了山。因爲怕白天溫度太高,他們就在晚上搬運靈柩,有時因山路太窄,二人不能並行,一個人背着棺材爬着前進。

  靈柩運到嵐縣機場後,當時美國方面要求先運送那4位美國機組成員的遺體,但被中共方面拒絕;後來國民政府從重慶派來了兩架飛機,一架運送中共方面的遇難者,另一架運美國人;第一架飛機降落到了延安機場,第二架在空中盤鏇兩圈後,飛到重慶。
 葉正明回憶父親葉挺

  “父親是個軍人,從表面看他是有些不苟言笑,沉靜的。在部隊、在戰場上可能就更冷峻,但這些情況我們孩子並沒有看到。但他對特務很強硬,有時質問斥責起來口氣很凌厲,這種感知我們有。”

  關於父親的嚴厲冷峻,葉正明印象最深的是父親給他們講過,在鏖戰激烈險惡的時候,他自己拿着手鎗往前沖,並親自參加督戰,誰臨陣退卻就鎗斃誰,他自己真的親手鎗斃過人。

  他記得父親具體講的是在北伐戰爭中攻打汀泗橋、賀勝橋的時候。兩仗都是敵守我攻、敵眾我寡的惡仗。部隊里有些人是第一次上戰場,見到這種鎗林彈雨、血流漂杵的陣勢,膽寒後退是完全可能的。但在那種情況下你不嚴峻,不采取非常手段,就壓不住陣勢,就不可能奪取戰鬥的勝利,也就不會有“鐵軍”的響當當稱號。

  然而不是在作戰的情況下,他就比較和藹溫和了。在葉挺身邊當過參謀的顏並南就回憶說:他剛到軍部的時候,不會標畫地圖,老怕挨上級的“克”。一天他正哆哆嗦嗦地畫圖,來了一位首長。當首長得知他不會畫圖,便手把手地教他,不僅教會了他畫圖,還給他講了標畫地圖的重要意義。首長走了,他一問其他參謀,才知道教他畫圖的就是葉挺。與他原來想象的威嚴的軍長大不一樣。

  “如果漸漸地和你熟了,父親還會和你講一些知心話,這時的他就變得非常體貼,和藹慈祥。像後來我們和他生活在一起的時候,他用很多時間陪我們,和我們講他過去的經歷,講他知道的事情。我們因爲對他的經歷和他所知道的事也不了解,提問常常是東一句、西一句的,他總是不厭其詳地給我們解答。”

  但總的來說,葉正明等孩子對自己的父親了解還是有限,一來是在父親身邊的時間畢竟不長;二來和父親在一起的時候尚未成人,許多事不能理解。

  “1962年的一禮拜天,周恩來總理把我們葉家在北京的三個孩子都找去,到西花廳吃飯。那時我們都成家了,所以都帶着家屬。席間拉拉雜雜談了許多話,突然,周總理語重心長地對我們說:關於你們的父親,由於你們那時年紀小,所以根本不了解。我想等個你們幾個兄弟都能集中起來的時候,我來給你們講講你們的父親。有人說他有一個時期脱黨,實際上他是被共產國際開除了黨籍。那天周總理開了個頭就刹住了,我們很想聽他給我們講講父親的事,但是我們兄弟姐妹幾個不都在北京,一直也沒有集中在一起。再後來,‘文化大革命’發生,永遠地失去了機會。”葉正明說到這兒流露出惋惜和遺憾。

  “我父親出獄後,第一個提出的請求,就是馬上加入共產黨。他擺脱囹圄的第二天一早,就提交了一份發給毛澤東和中共中央的電文:‘我已於昨晚出獄。我決心實行我多年的願望,加入偉大的中國共產黨,在你們的領導之下,爲中國人民的解放貢獻我的一切。我請求中央審查我的歷史是否合格,並請答複。’”

  由於葉正明是葉挺生命最後階段,生活在他身邊年紀最大的孩子,他對自己很長時間沒有爲留下父親歷史的文字記載做更多的工作,感到由衷的愧悔,因此現在很願意靜下心來做一番追溯,集腋成裘,搞出一個全面而系統的口述甚至文字的東西。我們真心希望他能如此,這樣,我們也能從他這里聽到更多有關葉挺的故事。

 

葉挺紀念館


 

廣東惠陽葉挺紀念館


  坐落在中國廣東惠陽淡水鎮,在1991年9月10日擧行揭幕典禮。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的題詞是:“北伐名將,抗日英雄,鐵骨錚錚,浩氣長存。”國家主席楊尚昆的題詞是:“葉挺同志一生爲正義,光明奮鬥不屈不撓,我對他無限崇敬!”國務院總理李鵬的題詞是:“學習和緬懷葉挺將軍的革命鬥志和歷史功勳。”

  葉挺紀念館是1986年4月8日奠基的。建築面積一千五百平方米,館名由葉劍英元帥題寫,紀念館正中大廳是葉挺的半身石像。紀念館根據葉挺的生平分爲:出身農家,從戎救國;赴法深造,編練新兵;北伐先鋒,保衛武漢;擧旗南昌,再戰廣州;領導抗敵,卓著勳勞;皖南浴血,鐵窗錚骨等七個部分。
湖北恩施葉挺將軍囚居舊址紀念館

  湖北省恩施市葉挺將軍囚居舊址紀念館位於葉挺路112號,占地總面積3000平方米。它是1983年經湖北省人民政府批准,由恩施市籌資21萬元,於原址處按原樣修複而成的葉挺將軍囚居舊址,並增建了紀念館,於同年12月1日正式對外開放。1992年12月和1995年3月,先後由湖北省人民政府公布爲省級文物保護單位和愛國主義教育基地。

  早在抗日戰爭時期,恩施是國民黨湖北省政府和第六戰區司令長官部駐地。

  “皖南事變”中遭國民黨無理扣押和非法拘禁的葉挺將軍曾兩度被祕密軟禁於這里,曆時2年之久,是葉挺將軍被囚禁時間最長的地方。1942年底,葉挺將軍從四川重慶押解到恩施時,被軟禁在城東門“民享社招待所”(今三義宮38號),二三個月後,陳誠爲了表示對葉挺的“寬松”和“自由”,且又易於看守,便選中後山灣這棟民房,將葉挺遷移於此軟禁。1943年8月蔣介石將葉挺轉押廣西桂林,次年1月又押至恩施,仍囚居於這棟民房,直到1945年8月抗戰勝利後被押至重慶。在葉挺將軍囚居恩施2年間,其夫人李秀文,子女葉正明、葉華明、葉颺眉先後到此同住,經陳誠特許,其子女都得以在恩施上學讀書。

  在囚禁恩施期間,葉挺將軍通過開荒種地,飼養家畜,培植茶園,改善自己的生活,並經常接濟附近的窮苦百姓。當人們穫知他就是戰功顯赫的新四軍葉挺軍長,都深感驚愕,更加欽佩敬重他了,而且都喜歡和他聊天,交心談心,聽他講抗日道理。如今,在葉挺將軍紀念館的展廳里,不僅陳列着葉挺將軍當年開荒種地的挖鋤、薅鋤、鐮刀等農具,還展設有將軍手捧雛雞與農民交心談心的照片。

 

葉挺故居


  葉挺故居是中國廣東省惠州首個穫得國家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位於惠州市惠陽區;惠州市愛國主義和黨史教育基地。

  葉挺故居是葉挺的祖父葉沛林所建,到上世紀90年代時,房子已有一百多年歷史了,故居里擺設了150多件珍貴的照片、實物、文物,大致概括了葉挺的一生。於1978年被列爲惠陽縣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於2001年9月開始對葉挺故居進行修繕,並於2003年5月完工,同年9月重新開放。

  葉挺紀故居自開放以來,成爲惠陽區及周邊市、縣的學校、機關、廠礦、部隊、黨組織等單位的愛國主義、革命傳統、黨史和軍事教育基地。

  相關部門於2001年9月開始對葉挺故居進行修繕,2003年5月完工,同年9月重新開放。

 

葉挺詩作《囚歌》


《囚歌》改編版

  (人民教育出版社小學《語文》課文)

  爲人進出的門緊鎖着,

  爲狗爬出的洞敞開着,

  一個聲音高叫着:

  爬出來吧,給你自由!

  我渴望自由,

  但我深深地知道——

  人的身軀怎能從狗洞子里爬出!

  我希望有一天,

  地下的烈火,

  將我連這活棺材一齊燒掉,

  我應該在烈火與熱血中得到永生!

《囚歌》原文版

  (根據作者手蹟抄錄)

  爲人進出的門緊鎖着,

  爲狗爬走的洞敞開着,

  一個聲音高叫着:

  爬出來呵,給你自由!

  我渴望着自由,

  但也深知道——

  人的軀體那能由狗的洞子爬出!

  我隻能期待着,

  那一天——

  地下的烈火沖騰,

  把這活棺材和我一齊燒掉,

  我應該在烈火和熱血中得到永生。

  六面碰壁居士

  皖南事變後,葉挺拒絕蔣介石的殷切拉攏和所謂“優待”後,被先後囚禁於湖北恩施、重慶和廣西桂林等地,這首詩就是寫於重慶“中美特種技術合作所”集中營樓下第二號牢房牆壁上的。

 

葉挺的家庭成員


  1925年,葉挺與李秀文結婚。

  長子:葉正大

  二子:葉正明

  三子:葉華明

  四子:葉正光,媳董桂芝。

  八子:葉啟光

  大女兒:葉劍眉

  小女兒:葉楊眉(周恩來曾認其爲幹女兒)

  幼子:葉阿九

  孫子:葉大鷹(著名導演,作品有《大喘氣》、《紅櫻桃》、《紅色戀人》等;並在徐靜蕾導演的電影《我和爸爸》中扮演“爸爸”一角。)

 

“鐵軍”葉挺獨立團


  國民革命軍第四軍獨立團(通稱葉挺獨立團),1925年11月21日在肇慶成立,全團2100多人,共產黨員葉挺擔任團長,是中國共產黨創建和領導的第一支正規部隊。擔任北伐先鋒,被譽爲“鐵軍”;參加“八一”南昌起義,開創了中國共產黨獨立領導革命武裝鬥爭的新時期,爲中國革命做出了不可磨滅的歷史貢獻。

  葉挺獨立團是北伐戰爭中的左路軍急先鋒。1927年8月,朱德、陳毅、葉挺、賀龍等率領北伐軍三萬多人,打響了南昌起義的第一鎗。10月,與毛澤東的秋收起義部隊在井岡山會師。隨後,改編爲國民革命軍第五縱隊,隊長是朱德,政委是陳毅。1928年1月,改編爲中國工農紅軍第一師,師長仍然是朱德,政委仍然是陳毅。1928年8月,改編爲紅四軍28團,團長是林彪,政委是何挺穎。1929年2月,又改編爲紅四軍第一縱隊,隊長一直是林彪,政委是陳毅。

  紅軍二萬五千里長征中,葉挺獨立團也是開路先鋒;1935年5月紅二連22名勇士飛奪瀘定橋,強渡烏江天險。6月12日翻越夾金山。又用六天六夜開辟出草地通道。9月17日攻打臘子口,奪取哈達鋪;抗日戰爭中,葉挺獨立團一直是八路軍的主力部隊;1937年參加平型關大戰,痛擊日寇;1945年攻打淮安,殲滅吳清泉;1946年4月,四平保衛戰;1948年10月,遼西圍殲廖耀湘兵團;解放天津;繼續揮師南下,1950年解放海南島;1951年廣西剿匪。

  1979年,是參加廣西對越自衛反擊戰的英雄部隊。1984年到1985年,是老山、者陰山的鐵軍雄獅;1998年8月,緊急奔赴長江洪湖地區高橋閘堤段投入抗洪搶險,被譽爲“鐵軍鐵人鑄鐵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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