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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 13621 次 历史版本 0个 创建者:碧海蓝天 (2010/12/14 14:59:27)  最新编辑:碧海蓝天 (2010/12/14 14:59:27)
焚書坑儒
拼音:fén shū kēng rú
      焚書坑儒是秦始皇公元前213年和公元前212年焚毁書籍、坑殺術士、儒士的事件。

 

詞典解釋


【解釋】:焚:燒;坑:把人活埋;儒:指書生。焚毁典籍,坑殺書生。                     
秦始皇
秦始皇

【出自】:漢·孔安國《〈尚書〉序》:“及秦始皇滅先代典籍,焚書坑儒,天下學士逃難解散。”

【示例】:滿清入主中原,~多少次,殺了民族思想的人。 ◎梁斌《紅旗譜》四二

【近義詞】:焚典坑儒

【語法】:連動式;作主語、謂語、定語、賓語;含貶義

 

焚書坑儒事件簡介


  
焚書坑儒
焚書坑儒
       焚書坑儒發生在中國古代的秦朝。在秦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213年),博士齊人淳於越反對當時實行的“郡縣制”,要求根據古制,分封子弟。丞相李斯加以駁斥,並主張禁止百姓以古非今,以私學誹謗朝政。秦始皇采納李斯的建議,下令焚燒《秦記》以外的列國史記,對不屬於博士館的私藏《詩》、《書》等也限期交出燒毁;有敢談論《詩》、《書》的處死,以古非今的滅族;禁止私學,想學法令的人要以官吏爲師。此即爲“焚書”。第二年,兩個術士(修鍊功法鍊丹的人)侯生和盧生暗地里誹謗秦始皇,並亡命而去。秦始皇得知此事,大怒,派御史調查,審理下來,得犯禁者四百六十餘人,全部坑殺。此即爲“坑儒”。兩件事合成“焚書坑儒”。

 

焚書坑儒的原因


  1.是秦朝建立專制主義政治體系的需要

  2.一些儒生和游士引用儒家經典,借用古代聖賢的言論批評時政(隻是對於坑儒,史學家們現在仍有爭論。一般來說有三種看法:

         (1)、歷史上並無焚書坑儒一事,這純屬後人的杜撰;

         (2)、的確坑了一些人,不過那隻是些方士,或稱術士;

         (3)、秦始皇的確活埋了許多秦朝學術界、諸子百家的代表人物)。

  3.在關於郡縣制的辯論中,丞相李斯斥責儒者依古制實行分封制的主張不合時宜。
 

焚書事件

  中國的春秋戰國時期(公元前771年-前221年)由於社會逐漸進入青銅時代,中國的社會生產力得到了較大的發展,一些平民百姓逐漸從體力勞動中解放出來。他們面對紛亂的社會狀況,希望通過思索和鑽研前人治世理念尋找到一條可以使社會安定,百姓不再流離失所的救世之路。於是產生了諸多的學派學說,並撰寫出無數著作,史稱諸子百家。
陝西渭南傳說中的秦朝“焚書堆”遺址
陝西渭南傳說中的秦朝“焚書堆”遺址

  公元前221年,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大一統的中央集權王朝——秦朝建立。由於當時社會上百家爭鳴,嚴重的阻礙了秦始皇對征服的原六國民眾思想的統一,並威脅到了秦朝的統治。公元前213年秦丞相李斯進言,說愚儒“入則心非,出則巷議,非主以爲名,異趨以爲高,率群下以造謗。”於是,秦始皇爲了統一原六國人民的思想,於當年開始銷毁除秦記以外的所有六國史書和私藏於民間的《詩》《書》,一直到公元前206年秦朝滅亡,史稱“焚書”(《史記》卷六《秦始皇本紀》:臣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等燒之。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擧者與其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爲城旦。所不去者,醫藥、蔔筮、種樹之書。若欲有學法令,以吏爲師)。需要特加注意的是,從李斯的上書可知,當時帝國所有的書籍,包括明令燒毁的在内,在政府中都留有完整的備份。朱熹也雲:秦焚書也隻是教天下焚之,他朝廷依舊留得;如說“非秦記及博士所掌者,盡焚之”,則六經之類,他依舊留得,但天下人無有。

  隋朝牛弘提出“五厄”之說,論中國曆代圖書被焚毁,首當其沖即爲秦始皇焚書,二是西漢末赤眉起義軍入關,三是董卓移都,四是劉石亂華,五是魏師入郢。而劉大魁作《焚書辨》,毫不客氣地指出:書之焚,非李斯之罪,實項羽之罪也。據《史記·項羽本紀》,“項羽引兵西屠鹹陽,殺秦降王子嬰,燒秦宮室,火三月不滅”。帝國的珍貴藏書,就此付之一炬。可憐唐、虞、三代之法制,古先聖人之微言,最終隻化爲若幹焦耳的熱量而已。
 

坑儒事件

      
      而在焚書開始的第二年,即公元前212年,秦始皇在當時秦首都鹹陽將四百六十餘名術士坑殺,即爲所謂的“坑儒”。

  這件事是由兩個術士的畏罪逃亡引起的。原來,秦始皇十分迷信方術和方術之士,以爲他們可以爲自己找到神仙真人,求得長生不死之藥。他甚至宣稱:“吾慕真人, 自謂‘真人’,不稱‘朕’。”而一些方士,如侯生、盧生之徒,也投其所好,極力誑稱自己與神相通,可得奇藥妙方。但時間一長,他們的許諾和種種奇談總是毫無效驗,騙局即將戳穿。而秦法規定:“不得兼方,不驗,輒死。”因此,侯生、盧生密謀逃亡,在逃亡之前,《史記》記載的侯生、盧生非議始皇的話來看,諸如:“始皇爲人……專任獄吏,獄吏得親幸。博士雖七十人,特備員弗用”,“上樂以刑殺爲威”,明顯是用儒家口吻批評偏重法家的秦始皇。未可爲之求仙藥。始皇知道後大怒道:“盧生等吾尊賜之甚厚,今乃誹謗我,是重吾不德也。諸生在鹹陽者,吾使人廉問,或爲妖言以亂黔首。”遂下令拷問鹹陽400多名書生,欲尋侯生、盧生。事後,將相關460名書生全部坑殺。此一事件,後世往往和焚書並列,合稱爲焚書坑儒。但究其原委,所謂坑儒,本隻是對方士的一次坑殺而已。當然不能說被殺的四百六十餘人中沒有儒生,而全是方士,但是由其代表人物可推知,被殺的主體應該是方士,但被殺者也有儒生。司馬遷在《史記·儒林列傳》中也有明言:“及至秦之季世,焚詩書,坑術士。”說明秦始皇主要坑殺乃方士術士,並非儒生。

  除了坑殺在鹹陽的四百六十餘人外。同時還謫遷了一批人至北方邊地。事情發生後,始皇長子扶蘇進諫道:“天下初定,遠方黔首未集,諸生皆誦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繩之,臣恐天下不安,唯上察之。”(既然扶蘇以術士法孔子替術士求情,更加有力的說明了坑的是“術士”)始皇不僅怒而不聽,還使扶蘇離開鹹陽,北卞的宋志輝被秦始皇給誅殺九族。史稱斬宋叼,誅九族。

 

影響與評價


  雖維持了秦朝的統治,但也加速了其政權的滅亡 秦始皇焚書坑儒,意在維護統一的集權政治,進一步排除不同的政治思想和見解,但並未收到預期的效果。這一點和秦始皇采用的其他措施有所不同,是秦始皇、丞相李斯所始料不及的。
 
鉗制了當時人們的思想
 
  雖然是爲了加強思想控制,並在短時間内得到了成功;但不利於國家長治久安,不利於社會發展,鉗制了當時人們的思想,並且手法殘忍,殘暴。

  荀子學派法家學派與孔孟正統派儒學的鬥爭,集中表現在中央集權(地主政治)與分封諸侯(領主政治)的爭論上,終於爆發了焚書坑儒的大破裂。前二二一年,初並天下,以丞相王綰爲首的群臣,都主張在離秦較遠的燕齊楚等地分封皇子爲王,獨廷尉李斯反對分封。秦始皇從李斯議,確定行施郡縣制度。前二一二年,秦始皇大宴群臣,博士齊人淳於越倡議,主張學古法,分封皇子功臣爲諸侯。丞相李斯斥儒生不師今而學古,各尊私學,誹謗朝政,惑亂民心,建議禁私學。辦法是除了史官所藏秦國史記以外,别國史記一概燒毁;除了博士官所藏圖書,私人所藏儒家經典和諸子書一概送官府燒毁。下今後三十天不送所藏私書到官府,罰築長城四年。聚談詩書的人斬首,是古非今的人滅族,隻有醫藥、占蔔、農作書不禁。民間求學以吏爲師。秦始皇從李斯議,實行了焚書法令。前二一一年,方士求神仙不得,畏罪逃走,秦始皇大怒,活埋術士四百六十餘人。這個焚書坑儒的野蠻行爲,反映出當時統治階級内部鬥爭的極端尖銳。李斯主張中央集權,是適合時宜的,他所代表的儒家荀子學派(與韓非派法家合流)卻是一種極端壓制人民的政治思想。王綰、淳於越主張分封諸侯,是違反時宜的,他們所代表的儒家孔孟正統派(包括陰陽家與神仙家)卻是講仁義的政治思想。政治上學派上的鬥爭一直發展到大慘殺,把孟子學派的儒生大體殺盡(東漢趙岐說),李斯算是取得了勝利。但是,焚書坑儒,絲毫也不能消滅學派上的分歧,而且還促成了秦朝的滅亡。秦始皇實行李斯的主張,皇位的當然繼承人長子扶蘇,替孔孟派儒生說話,秦始皇發怒,使扶蘇到上郡(在陝西綏德縣)監蒙恬軍。前二一○年,秦始皇出巡,在路上病死。李斯怕扶蘇繼位,自己不得寵信,與宦官趙高用陰謀抑立秦始皇第十八子胡亥爲秦二世,偽造遺詔殺扶蘇、蒙恬。不久,胡亥趙高又殺李斯。秦失去頗得民心的扶蘇與擁有威望的大將蒙恬、丞相李斯,政權落在胡亥、趙高手中。胡亥厲行督責,昏暴無比,是完全的獨夫,秦崩潰的條件全部成熟了。

  趙政的極端做法,導致的是秦王朝的短祚,僅持續了15年。晚唐詩人章碣在其《焚書坑》一詩中寫道:“坑灰未冷山東亂,劉項原來不讀書。”
 
造就了中國大統一格局
 
  “焚書坑儒”一直是秦始皇殘酷暴戾的證據,被後世天下學人唾罵了兩千多年,以至於現在某些人一想到這個歷史事件,仍然耿耿於懷,恨不能掘墓鞭屍,恨不能穿透兩千多年的時空,對秦始皇敲骨吸髓。這種仇恨實際上是後來的文人們潛意識里面的集體恐懼,是一代代傳承下來的。從感情上來說,老僧也覺得秦始皇焚書坑儒的手段過於激烈,對當時的儒生們的確是太過殘酷,他完全可以采取更緩和的一些方法。不過如果要評價一個歷史事件,最好從該事件產生的效果來評價,而不要采用道德或者感情的標准。那麼焚書坑儒的歷史效果是什麼呢?我認爲通過這件事情之後,造就了中華民族大一統的歷史格局。
 
實質
 
  先來看看“焚書坑儒”的實質,“焚書坑儒”的實質其實是統一思想的運動。當年秦始皇統一六國之後,在政治結構上,廢除了分封制,在全國範圍内施行郡縣制;在文化上,統一了文字,以小篆爲標准的官用文字;在經濟領域内,統一貨幣,統一度量衡。這些措施都是國家大一統的基本要素,是國家強暴力能夠控制的要素。但有些東西是國家強力結構很難駕馭的,特别是在秦朝初年,戰國時期剛結束,百家仍然在爭鳴中,思想領域内極度混亂,而一個國家能在多大程度上統一,最主要的條件是能在多大程度上形成共同的價值觀,而思想混亂是形成共同價值觀的大敵。因此,光在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有大一統措施還不行,最關鍵最長遠的統一要素是思想的統一,形成統一的核心價值觀念,才能讓政治、經濟、文化等領域内的統一措施有效。而當時最大兩種思想潮流就是儒家和法家,儒家是尊古的,而秦始皇統一中國偏偏是新事務,他采取的措施也都是些新措施,這些東西都是不符合儒家理念的,而當時六國貴族,也借着儒家的“克己複禮”妄圖恢複周朝的分封制,從而取得失去的權勢。所以,對於剛剛統一的秦朝來說,統一思想就是維護大一統的關鍵措施。因此,秦始皇在找到了幾個儒生茬之後,一場統一思想的文化運動就開始了,手段是激烈了點,但客觀效果明顯的。雖然統一的秦朝隻持續了十幾年,但秦朝以後的所有統治者,無一不把統一思想看成維護統治的關鍵手段,到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中國大一統思想正式形成。此後所有的統治者,基本上都把儒家思想作爲國家的核心思想。這里需要特别說明一下,秦朝“坑儒”,和漢朝的“尊儒”,其實質是一樣的,都是要統一思想。實際上從漢朝以來,所有的封建統治者,基本上都是施行的“陽儒陰法”,或者是“實法名儒”,就是表面上是采用儒家觀點,實際上卻是法家的手段。皇帝用法家的方法統治天下,而用儒家的學說教化百姓。法家強調的是權、術、勢,古人把這些東西當成是帝王術,作爲駕馭百姓群臣的方法;而儒家學說主要是強調仁和禮,仁和禮最大的益處就是從道德上形成行爲自覺,而不用采取暴力措施,是維護等級制度的好工具,所以曆代統治者都用儒學教化天下。而當年秦始皇由於沒有認識到可以儒學是可以利用的,所以采取了激烈手段。焚書坑儒這種手段是愚蠢而又殘暴的。它毁滅了古代許多典籍,造成文化史上難以彌補的損失。

 

“焚書坑儒”新說

 
  秦始皇“焚書坑儒”,早就定格爲文化摧殘的象征符號。天下擧凡讀書人皆好稱引,魯迅用它來和希特勒焚書相比,博爾赫斯用它和造長城來對始皇帝大發議論。獨立的史家偏生有其獨特的癖好,他不敢就在假設的基石上撲扇想象的翅膀,更不屑於人雲亦雲,總是費盡心機試圖描繪一個更詳細的過程或者尋找一個更合適的理由,而孜孜以求的結果常常竟真與所謂的“常識”大相徑庭。
 
(  一)
 
  就人類文明史而言,對書籍和讀書人的迫害時時都在發生從未中止。類似“焚書坑儒”這樣的擧動在中國歷史上既非第一次,更遠遠算不上最大的一次。史上大“革”文化之“命”的慘烈事曆曆可數,固不待言;而“焚書”更早在秦始皇之前一個半世紀即已發生:在商君教引下秦孝公“燔《詩》、《書》而明法令”。(《韓非子·和氏》)如果我們重新查賬的話,秦始皇“焚書坑儒”的直接後果其實真算不得十分嚴重。
 
  所謂的“焚書坑儒”實際上是兩個獨立的事件。
 
  公元前213年(秦始皇34年),在秦始皇的鹹陽宮酒會上,70博士爲這位始皇帝祝壽。僕射周青臣大拍馬屁,說什麼“自上古不及陛下威德”,被書呆子型的博士淳於越直斥爲面腴;淳於越大唱“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的儒家老調,卻惹得身爲丞相的法家李斯大爲不滿,認爲“今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因此倡言:“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史記·秦始皇本紀》)秦自商鞅變法後,依靠法家的嚴刑峻法大大提高了它的軍事實力和行政效率,並最終得以並吞六國、統一宇内,因此秦始皇自然批准了李斯的建議。
 
  比較可惜的是各國的史書,燒了個精光,大大增加了司馬遷寫《史記》的難度,《史記·六國年表序》:“惜哉!惜哉!獨有《秦記》,又不載日月,其文略不具。”也使得西晉挖出的魏國史書《竹書紀年》身價倍增。國家史志盡記些個頒曆告朔、戰爭祭祀的大事,事關王統,秦始皇此擧完全可以理解。
 
  《詩》、《書》、百家語非博士官所職皆燒之,“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爲城旦。”也就是說,民間不許再收藏、傳授《詩》、《書》、百家語,但博士職掌的這些書籍還是被保留的。“若欲有學法令,以吏爲師”,儒、道、名、墨等諸家學說在民間被禁,唯法令可學,鼓勵向“吏”學習各種法令。此外,“所不去者,醫藥、蔔筮、種樹之書”,各種相關實用技藝的書籍也都受到保護。
  項羽火燒鹹陽,包括《詩》、《書》、百家語在内的博士官職掌的國家圖書在劫難逃。但《詩》、《書》之類終究還是很好地得到了傳存。《六國表序》:“《詩》、《書》所以複見者,多藏人家,而史記獨藏周室,以故滅。”秦始皇焚書令下,象伏生這樣的讀書人抱着簡冊就跑掉了。漢惠帝“除挾書律”後,文、景、武帝時各種秦際遭禁的《詩》、《書》、百家語在民間大量出現。其稱大宗者如魯共王壞孔子宅而得的孔壁書,河間獻王蒐集的古文書,河内女子發老屋而得的古文書。漢以後《詩》、《書》等儒家經典更是發颺光大。
 
  反倒是秦際特准保護的醫藥、蔔筮、種樹這些相關實用技藝的書籍滅絕失傳。要不是這些年陸續發現了不少簡帛日書、式法、五星占、養生方、病方、脈經、胎產書、導引圖、美食方(最近在虎溪山沅陵侯吳陽墓中發現)等等,我們對古代偉大的實用技藝知識就隻能永遠停留在《漢書·藝文志》的那張書目單上。
 
  秦始皇在“收天下書不中用者盡去之”之後,“悉召文學方術士甚眾,欲以興太平”,雖屬冠冕堂皇的門面話,但儒生和方士事實上確實還是相當自在甚至可以說很活躍。公元前212年(秦始皇35年),秦始皇羨慕長生不死的“真人”,用侯生、盧生等方士以求靈芝仙藥。方士以無法交差而“亡去”。“始皇聞亡,乃大怒曰:‘……方士欲練以求奇藥。今聞韓眾去不報,徐市等費以巨萬計,終不得藥,徒奸利相告日聞。盧生等吾尊賜之甚厚,今乃誹謗我,以重吾不德也。諸生在鹹陽者,吾使人廉問,或爲妖言以亂黔首。’於是使御史悉案問諸生,諸生傳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餘人,皆坑之鹹陽,使天下知之,以懲後。益發謫徙邊。”(《史記·秦始皇本紀》)
 
  同樣值得細細分析的一次事件。首先,令秦始皇憤然的候、盧、韓、徐諸生皆是方士。被逮着的諸生及其“傳相告引”而供出的“犯禁者”中或有些是儒生,但確確實實司馬遷時代,並沒有“坑儒”一說。《史記·儒林列傳》明言:“及至秦之季世,焚《詩》、《書》,坑術士,六藝從此缺焉。”其次,方士以所謂仙藥誘惑人主並造謠誹謗,罪當殺。“皆坑之鹹陽,使天下知之,以懲後”,處置亦未見得有什麼特别過分處;如果我們同樣相信《史記》的話,比起長平之戰大將白起坑殺40萬降卒來,堂堂始皇帝坑殺460餘人又算得了什麼。
 
  既然是兩個實際影響並不算太大的事件,爲什麼會給國人世人如此深刻的印象,以至固定地作爲文化摧殘的象征符號?我一直懷疑有人作了手腳,進行了故意的誇大。
 
(二)
 
  首先應該考察的是司馬遷。《史記·儒林列傳》:“及至秦之季世,焚《詩》、《書》,坑術士,六藝從此缺焉。”正是司馬遷最早把兩個事件聯繫在一起。
 
  司馬遷本人“年十歲則誦古文”,爲太史令又“由石室金匱之書”,他學《書》從孔安國,《詩》當宗今文,《春秋》主公羊學,其父又是楊何《易》的傳人,焚《詩》、《書》之痛在司馬遷時代已經消釋。至於“坑術士”,且不說主要的肇事者事發之前早就逃亡,坑殺的460餘人也是多在鹹陽。再者說秦始皇不久下世,秦二世時天下紛亂,很快秦亡,秦針對方士的報複再也看不出還有些什麼。相反,最近在湖南、湖北大量出土的秦漢簡帛中日書、式法之類的方術書特别的多,說明坑術士對楚地流行方術沒有什麼不利影響;很多簡帛延用楚系文字,甚至表明秦滅楚也未完全消弭楚地方性格的存在。
 
  實際上,根本上戕害了文化的是秦嚴厲實行的以吏爲師、嚴禁私學的文化專制政策。顏之推對此或有所察覺,《顏氏家訓·書證》:“史之闕文,爲日久矣;加複秦人滅學,董卓焚書,典籍錯亂,非止於此。”說董卓“焚書”而秦“滅學”,其有意乎?法家倡導並推行了以吏爲師、嚴禁私學的文化專制政策。商鞅將《詩》、《書》、禮、樂看成是病國之虱,以爲國家必去虱才可富強。(《商君書·去強》、《商君書·靳令》)韓非子完整提出了法、術、勢一整套強化君主統治的理論,站在極端擴張君主權力和威勢立場上的韓非子激烈反對“藏書策、習談論、聚徒役、服文學而議說”的“學士”,“夫冰炭不同器而久,寒暑不兼時而至,雜反之學不兩立而治。”(《韓非子·顯學》)“故明主之國,無書簡之文,以法爲教;無先王之語,以吏爲師。”(《韓非子·五蠹》)
 
  西周時,學在王官,各種知識都掌握在官府中,同各種官守之職的實踐活動相聯繫;教育隻在貴族中進行,各項專門的技藝在王官職掌的職業内部傳承。孔子創辦私學,有教無類,從而開創了傳播知識、普遍教育、自由學術的新時代。其後,原來有各門王官之學淵源的諸家紛紛辦學授徒。春秋戰國“禮崩樂壞”,各諸侯國爲圖王霸稱雄而革新變法;而亂世之際,各家各派之思想學說又都特别重視國家政治思想,因此備受君王重視。諸子百家以此而興。
 
  齊國的稷下學宮最生動反映了諸子百家各種學說爭鳴的盛況。田齊桓公午光大齊桓公小白設“庭燎”、“嘖室”之美,更設稷下學宮;齊威王、宣王禮賢下士,包容百家,言論學術充分自由,齊國也因此步入最強盛時期。儒、道、名、墨、法各家學者雲集稷下,著名學者如淳於髡、彭蒙、田駢、尹文、鄒衍、接子、田巴、魯仲連、慎到、宋研、環淵,晚期的荀子曾三爲祭酒。稷下學者在互相探討、爭論中,直陳己見,博采它長,學術自由而昌盛。
 
  惜乎齊之亡於秦。秦國任用法家,法家專制集權、鉗制思想的政策對於戰時經濟和軍事來說行之有效,秦始皇在統一天下後很自然地繼續延用法家治國,並在全國範圍内實行以吏爲師、嚴禁私學的文化專制政策。而對此政策負有根本責任的韓非子、李斯竟然就是提倡誦《詩》、《書》隆禮樂的稷下祭酒、儒學大師荀子的學生。法家主張法今反對法古,但其文化政策恰恰就是在複辟學在王官愚昧黔首的舊時代。
 
  司馬遷寫《史記》正值“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政策初倡,比較秦始皇的以吏爲師、嚴禁私學,兩項政策如出一轍。除了儒家代替法家而外,兩代的文化政策竟是同樣專制霸道。常說儒法鬥爭,質其實,漢代儒家就是秦代法家文化政策的傳承者。
 
  漢武帝即位之初,即用衛涫等人建議,罷黜黄老刑名。但通常都認爲董仲舒是“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政策的倡導者。漢武帝擧賢良文學,董仲舒以賢良對策曰:“臣愚以爲:諸不在六藝在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漢書·董仲舒傳》)這一對策得到漢武帝肯定。《漢書·武帝紀讚》:“孝武初立,卓然罷黜百家,表章六經。遂疇咨海内,擧其俊茂,與之立功。興太學,修郊祀,改正朔,定曆數,協音律,作詩樂,建封譚,禮百神,紹周後,號令文章,煥焉可述。”
 
  漢武帝時,國家已從極度貧弱中恢複過來,代之而起的是旨在強化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的政治、經濟大變革;對外政策也一改與匈奴委屈求全的和親政策而爲主動出擊,在西域張騫鑿空,開疆拓土。相應的,在文化上,原來無爲而治的黄老思想已不再需要。因此,“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實際是這樣一個時代的產物。
 
  司馬遷固然有古史官的背景並受其父道家學說影響而有不同於董仲舒,以身遭摧殘而怨恨於漢武帝;但作爲那個時代的人,他身上同樣濃厚地具有着那個時代的氣息。《史記·太史公自序》:“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後,至今五百歲,有能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焉。”司馬遷以六經爲治國之根本,效法《春秋》而作《史記》以爲後世立王法,爲人倫立准則。司馬遷之作《史記》,旨在“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而其所謂“一家之言”,正是“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太史公自序》)“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雲雲,正與“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若合符契。
 
  司馬遷最早將秦始皇“焚《詩》、《書》”和“坑術士”兩個事件聯繫在一起,並誇張地認爲至使了“六藝從此缺焉”;而針對孔子正定的治國之本六經的破壞,在自負承繼人的司馬遷眼中,其罪莫大。“焚《詩》、《書》”和“坑術士”兩次後果本不算嚴重的事件被聯繫,並由此自然推衍而誇大,從而實質性掩蓋了秦始皇實行的危害極大的文化專制政策。於是秦始皇對文化之摧殘成了個人的行爲、孤立的事件。曆代無數文人對秦始皇個人的暴戾行徑痛加斥責,卻無視文化專制政策的危害,可以說完全就是被故意導引的結果。
 
自漢武帝時始,掩蓋秦始皇文化專制政策的危害的行爲是個相當長期的過程,而這種行爲的根本目的是因爲同樣的政策正在被實施中。漢代自武帝始逐步實施“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文化專制政策,漢元帝、漢成帝時已達極至,諸子百家語及各種實用技藝遭毁禁而大量絕亡。
 
(三)
 
      司馬遷“有良史之才”,《史記》更是“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的“實錄”,(《漢書·司馬遷傳讚》)司馬遷說的“焚《詩》、《書》”,“坑術士”兩件事本身也確是歷史的真實;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也隻是罷黜不治五經的太常博士,“諸子傳說,皆充祕府”。(《漢書·藝文志序》)一直到東漢末年,儒家而外的各家學說還是傳存不少。
 
      真正歹毒無比的是將“焚《詩》、《書》,坑術士”改成“焚書坑儒”的人。偽孔傳本《古文尚書》全書之前有一篇假冒孔安國作的《序》,“焚書坑儒”最早出現在其中:“及秦始皇,滅先代典籍,焚書坑儒,天下學士,逃難解散。”
 
     爲什麼最早改作“焚書坑儒”的是偽孔傳《古文尚書》的前序,其實並不難理解。司馬遷說“焚《詩》、《書》,坑術士,六藝從此缺焉”,而實際情況是六經除了《樂》(因爲本來是配合《詩》演奏的樂譜而沒有文辭)以外,五經幾乎完整保留,唯一曆秦火而確實遭損的是《尚書》。因此要將秦始皇“焚書坑儒”定爲千古之罪,最有力的武器是《尚書》;而最合適的攻擊者是身爲孔子後人並傳《古文尚書》於司馬遷的孔安國。
 
    《尚書》的流傳肯定是文獻學中最複雜的一個問題。秦始皇焚書,秦博士伏生抱着竹簡跑掉了,《尚書》被藏屋壁。等漢惠帝開挾書律,伏生再從屋壁取出《尚書》,可惜已殘,拼湊僅得28篇,就在齊魯間傳授。文帝時征求能治《尚書》者,伏生已是九十多歲的老翁,於是派晁錯去學,這樣28篇《尚書》入藏祕府,是爲中祕本。(《史記》及《漢書》的《儒林傳》)伏生弟子數傳後穫立學官,是爲《今文尚書》。
 
    《尚書》在西漢就出現了古文本。《史記·儒林傳》:“伏生孫以治《尚書》征,不能明也。魯周霸、孔安國、洛陽賈嘉頗能言《尚書》事。孔氏有《古文尚書》,而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蓋《尚書》滋多於是矣。”孔安國是孔子十一世孫,家藏有《尚書》(有人說也是藏在屋壁的,因此與孔壁書相混),比起伏生的《今文尚書》多出十餘篇,這是《古文尚書》,另外河間獻王也從民間得《古文尚書》。劉歆以孔壁本《尚書》多逸書16篇,請立於學官,遭今文學家反對而引起影響久遠的今古文之爭。東漢時,杜林自西州得漆書本《古文尚書》,但並沒有逸書16篇,篇章與今文經一樣,衛宏、賈逵、馬融、鄭玄、王肅等都爲之作注。
 
     東晉時有一個豫章内史梅賾(頤)的人上獻了用“隸古定”寫的偽《古文尚書》,他把伏生的28篇析成33篇,另從當時的古籍中拼湊文句再編出25篇,以湊成劉向說的古文58篇之數。爲了這本偽《古文尚書》,唐宋以下不知多少學者費盡心機,如宋代的吳域、元代的吳澄、明代的梅族,至清代的閻若璩和惠棟,方徹底證明了這一作偽案。如果更周全地考慮到文獻傳承的複雜情況,那麼比較更合適的表述應該是:偽孔傳《古文尚書》在整體結構上是偽造的,但不排除在具體内容上對有來曆資料的使用。
 
       梅賾其實當是梅頤,《經典釋文》即作“梅頤”或“枚頤”;此人字仲真,“古名‘頤’,字‘真’也”(段玉裁《說文解字注· 部》);東晉時確有一豫章太守梅頤字仲真,《世說新語·方正》曾提及此人。
 
      雖是梅頤獻上的偽書,但作偽者卻非其人。作偽者究竟是誰,考訂者說法不一,如王鳴盛說不是王肅就是皇甫謐(《尚書後案·辨孔穎達疏》),還有人認爲出現過兩次偽孔本(程廷祚《晚書訂疑》)。王肅注經與鄭玄相對,他很有作偽的可能,但朱彝尊、程廷祚、陳澧、吳承仕、陳夢家等學者以眾多證據證明了王注《尚書》與偽孔傳本不一樣。
 
      真正的造偽者應該是鄭沖。唐孔穎達《尚書正義》卷2《虞書》大題下曰:“《晉書·皇甫謐傳》雲:‘姑子外弟梁柳邊得《古文尚書》,故作《帝王世紀》往往載《孔傳》五十八篇之書。’《晉書》又雲:‘晉太保公鄭沖以古文授扶風蘇愉,愉字休預;預授天水梁柳字洪季,即謐之外弟也;季授城陽臧曹字彥始;始授郡守子汝南梅賾字仲真,又爲豫章内史。遂於前晉奏上其書而施行焉。’”(非今本《晉書》)影宋刊本《太平禦覽》卷609引《尚書正義》:“……《古文尚書》,……至魏、晉之際,滎陽鄭沖私於人間得而傳之,獨未施行。東晉汝南梅頤奏上,始列於學官,此則古文也。”鄭沖才是偽《古文尚書》的真正始作俑者,其後的傳承譜系是:鄭沖傳蘇愉,蘇愉傳梁柳,梁柳傳臧曹,臧曹傳梅頤。梁柳是皇甫謐的外弟,故皇甫謐也得是書,所以,孔穎達還說:“晉世皇甫謐獨得其書,載於《帝紀》”。(《尚書正義序》)
 
       如果說偽孔傳《古文尚書》多少還拼湊了些零零星星的原始資料,那麼偽孔安國前序則是一篇徹頭徹尾的偽作,最可能的造偽者是鄭沖。自漢以來,《尚書》各篇原有之序都總爲《書序》一篇,附於全書之末;如果照錄,則比劉向說的58篇多出一篇,遂將各篇之序分開,按時間先後附在各篇之首或尾。書前另外再偽造了孔安國的序,也就是我們說的偽孔傳《古文尚書》的前序。
 
       偽孔傳《古文尚書》前序:“及秦始皇,滅先代典籍,焚書坑儒,天下學士,逃難解散”,將“焚《詩》、《書》,坑術士”改爲“焚書坑儒”,手段狡猾,用心歹毒。進一步考察鄭沖是人及其所處的時代背景的話,我們甚至還能發現這種惡意更改背後的現實政治目的。
 
        鄭沖(?-274),魏陳留王曹奐景元四年(263)拜太保,晉武帝受禪後拜太傅。身爲兩朝重臣,史書記載的鄭沖很有令譽,《晉書》本傳稱他“卓爾立操,清恬寡欲”,“有姿望,動必循禮,任真自守,不要鄉曲之譽”,他在曹魏時“儒雅爲德,蒞職無幹局之譽,簞食缊袍,不營資產,世以此重之”,在晉時又是“雖位階台輔,而不預世事。”看起來是個溫和清靜之人。但考慮到晉本是篡位而得天下,魏晉之際政治風雲險惡,我們對史書上的話是不能不提防的。
 
      鄭沖起自寒微而“耽玩經史,遂博究儒術及百家之言”,終“以儒宗登保傅”(《晉書?儒林傳》)。司馬氏家族是河内服膺儒教的大族,司馬懿的祖父司馬雋即“博學好古”,其父司馬防家中“父子之間肅如”;而曹魏出自寒族,且與閹宦有關,曹操“任狹放盪,不治行業”,“細政苛慘,科防互設”,節儉禮制,“唯才是擧”,根本與儒學精神相違。因此晉之篡魏實際上是儒教政治在社會穩定後對亂世所行刑法的變革。
 
      鄭沖以儒學大師而幹政,其政治面目是很清晰的。所以“率群官勸進”並“致晉公茅土九錫”的是他(《晉書?文帝紀》),代表魏元帝“奉皇帝璽綬策書,禪位於晉”的還是他(《晉書?禮志上》)。晉立國之初,鄭沖與荀顗“裁成國典”,以複古周官五禮爲標榜定立禮制,並切實行三年之喪禮(《晉書?禮志》);又助賈充重定法律(《晉書?刑法志》)。本傳所謂“文帝輔政,平蜀之後,命賈充、羊祜等分定禮儀、律令,皆先谘於沖,然後施行”,其言不虛,鄭沖是晉時制度的總設計師。
 
      鄭沖“經爲帝師”,他爲高貴鄉公講《尚書》是件很出名的事。《三國志?魏書?三少帝紀》:“講尚書業終,賜執經親授者司空鄭沖、侍中鄭小同等各有差。”《晉書》本傳亦記此事。以鄭沖與鄭小同區分而言,或恐與他們家數不同相關。鄭小同是鄭玄的孫子,曹魏時的《尚書》大師,傳鄭玄家學;懷疑鄭沖的《尚書》學與王肅相關。《晉書?刑法志》說鄭沖定晉律之前的舊晉律“諸儒章句,但取鄭氏”,“未可承用”,或可爲一旁證。
 
  鄭沖屈學幹政,爲現實之政治不惜造假作偽、刪改史說,是將儒學作爲絕對之儒教,已根本上背離了孔子開創私學、傳播知識、普遍教育、自由學術的真精神。爲文化專制的儒教政治效命服務,是鄭沖刻意厚誣秦始皇“焚書坑儒”的真正原因。
 
  歷史總是很容易就被某些有現實用意的人利用作借口或是遁詞,人雲亦雲而三人成虎。好在真正的史家堅定地相信史實的唯一存在,並習慣於處理層層歪曲刪改的史料以盡可能地複原歷史的真實,隻要不是全部史料統統被燒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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