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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 25140 次 历史版本 4个 创建者:烟波钓叟 (2010/12/14 11:52:47)  最新编辑:汤麦伦 (2011/11/4 9:26:50)
文化大革命
拼音:wén huà dà gé mìng
英文:Cultural Revolution
同义词条:文革,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宣傳畫)
文化大革命(宣傳畫)
  文化大革命,又稱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簡稱文革,常常被稱爲“十年動亂”或“十年浩劫”。是指從1966年5月到1976年10月,在中國發生的給黨、國家和人民造成建國以來最嚴重挫摺和損失的一場内亂。這場“文化大革命”是毛澤東發動和領導的。它的“理論基礎”是所謂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該理論由張春橋炮制而成)。“文化大革命”名義上是直接依靠群眾,實際上既脱離了黨的組織和廣大群眾,結果給林彪江青一夥投機分子、野心分子、陰謀分子以可乘之機,造成全面内戰,天下大亂。“文化大革命”,實際是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全國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内亂,沒有任何積極意義。


文化大革命爆發


  1966年5月4日至26日,爲全面發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北京擧行。會前,毛澤東對會議的議題、文件作了具體指示和安排。會議期間毛澤東在外地,劉少奇主持會議,康生負責向毛澤東請示匯報。參加會議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員和有關方面負責人76人,其中包括“文件起草小組”(即會後正式成立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的江青張春橋等8人。會議有兩大主要議題。主要議題之一是批判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的所謂“反黨錯誤”。會議的主要議題之二,是通過由毛澤東主持起草並親自修改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16 日,會議通過這一通知(這一文件簡稱《五·一六通知》)。《通知》說,“中央決定撤銷1966年2月12日批轉《文化革命五人小組關於當前學術討論的提綱》”(又稱《二月提綱》),“撤銷原來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組’及其辦事機構,重新設立文化革命小組,隸屬於政治局常委之下”。《通知》列擧了《二月提綱》的十大“罪狀”,並強調:《二月提綱》“是反對把社會主義革命進行到底,反對以毛澤東同志爲首的黨中央的文化革命路線,打擊無產階級左派,包庇資產階級右派,爲資產階級複辟作輿論准備。”《通知》爲“文化大革命”確定了理論、路線、方針和政策,是“文化大革命”的綱領性文件。這次會議標志着“左”傾方針在黨中央占據了統治地位,從此正式開始了“文化大革命”。

毛澤東爲什麼發動“文化大革命”?


 
從1966年8月至11月,毛澤東先後八次接見紅衛兵,接受檢閱者達上千萬之多
從1966年8月至11月,毛澤東先後八次接見紅衛兵,接受檢閱者達上千萬之多
 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有一個過程。1962年,重提階級鬥爭,經過不斷升級的中蘇論戰,特别是經過“四清”運動,毛澤東越來越感到中國有出修正主義和複辟資本主義的危險。他認定,中國有走修正主義道路的社會階層,而且相當廣泛,人數不多,但有影響。他還認定,中國會不會放棄社會主義而走上資本主義道路,關鍵不在基層,而是在上層,尤其是中央。他說:“領導人、領導集團很重要。……六二年刮歪風,如果我和幾個常委不頂住,點了頭,不用好久,隻要熏上半年,就會變顏色。許多事情都是這樣:領導人一變,就都變了。”(1965年8月11日聽取羅瑞卿匯報時的插話)就在1965年八九月間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毛澤東第一次提出 “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義,應該造反”的問題。從此以後就不斷講這個事。

  防止出修正主義、防止資本主義複辟,成爲毛澤東晚年思考和擔心的焦點。怕黨和國家改變顏色,這就是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根本出發點和主觀動機。有一次他對身邊護士說:“我多次提出問題,他們接受不了,阻力很大……要是按照他們的做法,我以及許多先烈們畢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諸東流了。我沒有私心,我想到中國老百姓受苦受難,他們是想走社會主義道路的。所以我依靠群眾,不能讓他們走回頭路。”歷史和現實的事實越來越使他感到問題的緊迫性。
毛澤東接見紅衛兵
毛澤東接見紅衛兵


  毛澤東覺得時不我待,就在73歲那年毅然發動了“文化大革命”。批判《海瑞罷官》隻不過是一個突破口。

  但是,毛澤東對黨内和國内的政治情況作了不符合實際的、過於嚴重的估計,把持不同意見的各級領導幹部看成是“修正主義分子”、“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把許多不屬於階級鬥爭的問題也說成是階級鬥爭,嚴重地混淆了是非,混淆了敵我。

  用什麼辦法才能夠徹底解決黨内和社會上存在的一些陰暗面的問題,毛澤東想了很多,也想了很久。他說:“隻有發動群眾才有辦法,沒有群眾毫無辦法。”

 
文革中的群眾游行
文革中的群眾游行
 但是毛澤東對群眾運動產生了一種片面的看法。他說,“我們有一部分幹部不接近人民群眾,做官當老爺,對付這些人,我毫無辦法。這回好,群眾就整他了”。這樣,在放棄了黨的領導的情況下,各種社會矛盾,人與人之間平時的積怨,就在自發的、失控的群眾運動中,以革命的名義和極端的形式,集中地爆發出來,造成社會動亂。

  綜上所述,毛澤東發動的“文化大革命”,是出於反修防修的目的,在“階級鬥爭爲綱”的錯誤指導思想下,由於對黨内和國内的政治狀況作了錯誤的估計,又采取了一種錯誤的方法,所進行的一場所謂的“革命”。有人把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說成是個人的權力之爭,歸結爲毛劉之爭,這是不符合實際的。

“文化大革命”的過程


第一階段


  
“文化旗手”江青接見演員
“文化旗手”江青接見演員
  從“文化大革命”的發動到1969年4月黨的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1966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和同年8月八屆十一中全會的召開,是“文化大革命”全面發動的標志。這兩次會議相繼通過了《五·一六通知》和《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對所謂“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反黨集團”(簡稱“彭羅陸楊反黨集團”)和對所謂“劉少奇、鄧小平司令部”進行了錯誤的鬥爭,對中共中央領導機構進行了錯誤的改組,成立了所謂 “中央文革小組”並讓它掌握了中央的很大部分權力。毛澤東的“左”傾錯誤的個人領導實際上取代了黨中央的集體領導,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被鼓吹到了狂熱的程度。林彪、江青、康生、張春橋等人主要利用所謂“中央文革小組”的名義,乘機煽動“打倒一切、全面内戰”。1967年2月前後,譚震林、陳毅、葉劍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聶榮臻等政治局和軍委的領導人,在不同的會議上對“文化大革命”的錯誤作法提出了強烈的批評,但被誣爲“二月逆流”而受到壓制和打擊。朱德、陳雲也受到錯誤的批判。各部門各地方的黨政領導機構幾乎都被奪權或改組。派人民解放軍實行三支兩軍(支左、支工、支農、軍管、軍訓),在當時的混亂情況下是必要的,對穩定局勢起了積極的作用,但也帶來了一些消極的後果。中共“九大”使“文化大革命”的錯誤理論和實踐合法化,加強了林彪、江青、康生等人在中共中央的地位。“九大”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組織上的指導方針都是錯誤的。

第二階段


  從中共“九大”到1973年8月中共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1970年至1971年間發生了林彪反革命集團陰謀奪取最高權力、策動反革命武裝政變的事件。這是“文化大革命”推翻黨的一系列基本原則的結果,客觀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論和實踐的失敗。毛澤東、周恩來機智地粉碎了這次叛變。周恩來在毛澤東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使各方面的工作有了轉機。1972年,在批判林彪的過程中,周恩來正確地提出要批判極左思潮的意見,這是1967年2月前後許多中央領導人要求糾正“文化大革命”錯誤這一正確主張的繼續。毛澤東卻錯誤地認爲當時的任務仍然是反對“極右”。中共“十大”繼續了“九大”的“左”傾錯誤,並且使王洪文當上了中共中央副主席。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在中央政治局内結成“四人幫”,江青反革命集團的勢力又得到加強。

第三階段


  
1977年8月,在中共十一大上,中共中央正式宣布文化大革命結束
1977年8月,在中共十一大上,中共中央正式宣布文化大革命結束
  從中共“十大”到1976年10月。1974年初,江青、王洪文等提出開展所謂“批林批孔”運動;同有的地方和單位清查與林彪反革命集團陰謀活動有關的人和事不同,江青等人的矛頭是指向周恩來的。毛澤東先是批准開展所謂“批林批孔”運動,在發現江青等人借機進行篡權活動以後,又對他們作了嚴厲批評,宣布他們是“四人幫”,指出江青有當中共中央主席和操縱“組閣”的野心。1975年,周恩來病重,鄧小平在毛澤東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召開了軍委擴大會議和解決工業、農業、交通、科技等方面問題的一系列重要會議,着手對許多方面的工作進行整頓,使形勢有了明顯好轉。但是毛澤東不能容忍鄧小平系統地糾正“文化大革命”的錯誤,又發動了所謂“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全國因而再度陷入混亂。1976 年1月周恩來逝世。周恩來對黨和人民無限忠誠,鞠躬盡瘁。他在“文化大革命”中處於非常困難的地位。他顧全大局,任勞任怨,爲繼續進行黨和國家的正常工作,爲盡量減少“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損失,爲保護大批的黨内外幹部,作了堅持不懈的努力,費盡了心血。他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破壞進行了各種形式的鬥爭。他的逝世引起了全黨和全國各族人民的無限悲痛。同年4月間,在全國範圍内掀起了以天安門事件爲代表的悼念周總理、反對“四人幫”的強大抗議運動。這個運動實質上是擁護以鄧小平爲代表的黨的正確領導,它爲後來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團奠定了偉大的群眾基礎。當時,中共中央政治局和毛澤東對天安門事件的性質作出了錯誤的判斷,並且錯誤地撤銷了鄧小平的黨内外一切職務。1976年9月毛澤東逝世,江青反革命集團加緊奪取黨和國家最高領導權的陰謀活動。同年10月上旬,中央政治局執行黨和人民的意志,毅然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團,結束了“文化大革命”這場災難。這是全黨、全軍和全國各族人民長期鬥爭取得的偉大勝利。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團的鬥爭中,華國鋒葉劍英李先念等起了重要作用。

對“文化大革命”的十年的評價


  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七日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一致通過《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歷史問題的決議》,在關於《“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中指出:

  一九六六年五月至一九七六年十月的“文化大革命”,使黨、國家和人民遭到建國以來最嚴重的挫摺和損失。這場“文化大革命”是毛澤東同志發動和領導的。他的主要論點是:一大批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已經混進黨里、政府里、軍隊里和文化領域的各界里,相當大的一個多數的單位的領導權已經不在馬克思主義者和人民群眾手里。黨内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在中央形成了一個資產階級司令部,它有一條修正主義的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在各省、市、自治區和中央各部門都有代理人。過去的各種鬥爭都不能解決問題,隻有實行文化大革命,公開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發動廣大群眾來揭發上述的黑暗面,才能把被走資派篡奪的權力重新奪回來。這實質上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政治大革命,以後還要進行多次。這些論點主要地出現在作爲“文化大革命”綱領性文件的《五·一六通知》和黨的“九大”的政治報告中,並曾被概括成爲所謂“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從而使“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一語有了特定的含義。毛澤東同志發動“文化大革命”的這些“左”傾錯誤論點,明顯地脱離了作爲馬克思列寧主義普遍原理和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的毛澤東思想的軌道,必須把它們同毛澤東思想完全區别開來。至於毛澤東同志所重用過的林彪、江青等人,他們組成兩個陰謀奪取最高權力的反革命集團,利用毛澤東同志的錯誤,背着他進行了大量禍國殃民的罪惡活動,這完全是另外一種性質的問題。他們的反革命罪行已被充分揭露,所以本決議不多加論列。

  “文化大革命”的歷史,證明毛澤東同志發動“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論點既不符合馬克思列寧主義,也不符合中國實際。這些論點對當時我國階級形勢以及黨和國家政治狀況的估計,是完全錯誤的。

  一、“文化大革命”被說成是同修正主義路線或資本主義道路的鬥爭,這個說法根本沒有事實根據,並且在一系列重大理論和政策問題上混淆了是非。“文化大革命”中被當作修正主義或資本主義批判的許多東西,實際上正是馬克思主義原理和社會主義原則,其中很多是毛澤東同志自己過去提出或支持過的。“文化大革命”否定了建國以來十七年大量的正確方針政策和成就,這實際上也就在很大程度上否定了包括毛澤東同志自己在内的黨中央和人民政府的工作,否定了全國各族人民建設社會主義的艱苦卓絕的奮鬥。

  二、上述的是非混淆必然導致敵我的混淆。“文化大革命”所打倒的“走資派”,是黨和國家各級組織中的領導幹部,即社會主義事業的骨幹力量。黨内根本不存在所謂以劉少奇、鄧小平爲首的“資產階級司令部”。確鑿的事實證明,硬加給劉少奇同志的所謂“叛徒”、“内奸”、“工贼”的罪名,完全是林彪、江青等人的誣陷。八屆十二中全會對劉少奇同志所作的政治結論和組織處理,是完全錯誤的。“文化大革命”對所謂“反動學術權威”的批判,使許多有才能、有成就的知識分子遭到打擊和迫害,也嚴重地混淆了敵我。

  三、“文化大革命”名義上是直接依靠群眾,實際上既脱離了黨的組織,又脱離了廣大群眾。運動開始後,黨的各級組織普遍受到沖擊並陷於癱瘓、半癱瘓狀態,黨的各級領導幹部普遍受到批判和鬥爭,廣大黨員被停止了組織生活,黨長期依靠的許多積極分子和基本群眾受到排斥。“文化大革命”初期被卷入運動的大多數人,是出於對毛澤東同志和黨的信賴,但是除了極少數極端分子以外,他們也不贊成對黨的各級領導幹部進行殘酷鬥爭。後來,他們經過不同的曲摺道路而提高覺悟之後,逐步對“文化大革命”采取懷疑觀望以至抵制反對的態度,許多人因此也遭到了程度不同的打擊。以上這些情況,不可避免地給一些投機分子、野心分子、陰謀分子以可乘之機,其中有不少人還被提拔到了重要的以至非常重要的地位。

  四、實踐證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義上的革命或社會進步。它根本不是“亂了敵人”而隻是亂了自己,因而始終沒有也不可能由“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在我國,在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政權建立以後,尤其是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剝削階級作爲階級已經消滅以後,雖然社會主義革命的任務還沒有最後完成,但是革命的内容和方法已經同過去根本不同。對於黨和國家肌體中確實存在的某些陰暗面,當然需要作出恰當的估計並運用符合憲法、法律和黨章的正確措施加以解決,但決不應該采取“文化大革命”的理論和方法。在社會主義條件下進行所謂“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政治大革命,既沒有經濟基礎,也沒有政治基礎。它必然提不出任何建設性的綱領,而隻能造成嚴重的混亂、破壞和倒退。歷史已經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内亂。

    “文化大革命”的過程分爲三段。

  一、從“文化大革命”的發動到一九六九年四月黨的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一九六六年五月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和同年八月八屆十一中全會的召開,是“文化大革命”全面發動的標志。這兩次會議相繼通過了《五·一六通知》和《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對所謂“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反黨集團”和對所謂“劉少奇、鄧小平司令部”進行了錯誤的鬥爭,對黨中央領導機構進行了錯誤的改組,成立了所謂“中央文革小組”並讓它掌握了中央的很大部分權力。毛澤東同志的“左”傾錯誤的個人領導實際上取代了黨中央的集體領導,對毛澤東同志的個人崇拜被鼓吹到了狂熱的程度。林彪、江青、康生、張春橋等人主要利用所謂“中央文革小組”的名義,乘機煽動“打倒一切、全面内戰”。一九六七年二月前後,譚震林、陳毅、葉劍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聶榮臻等政治局和軍委的領導同志,在不同的會議上對“文化大革命”的錯誤作法提出了強烈的批評,但被誣爲“二月逆流”而受到壓制和打擊。朱德、陳雲同志也受到錯誤的批判。各部門各地方的黨政領導機構幾乎都被奪權或改組。派人民解放軍實行三支兩軍(支左、支工、支農、軍管、軍訓),在當時的混亂情況下是必要的,對穩定局勢起了積極的作用,但也帶來了一些消極的後果。黨的“九大”使“文化大革命”的錯誤理論和實踐合法化,加強了林彪、江青、康生等人在黨中央的地位。“九大”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組織上的指導方針都是錯誤的。

   二、從黨的“九大”到一九七三年八月黨的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一九七零年至一九七一年間發生了林彪反革命集團陰謀奪取最高權力、策動反革命武裝政變的事件。這是“文化大革命”推翻黨的一系列基本原則的結果,客觀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 的理論和實踐的失敗。毛澤東、周恩來同志機智地粉碎了這次叛變。周恩來同志在毛澤東同志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使各方面的工作有了轉機。一九七二年,在批判林彪的過程中,周恩來同志正確地提出要批判極左思潮的意見,這是一九六七年二月前後許多中央領導同志要求糾正“文化大革命”錯誤這一正確主張的繼續。毛澤東同志卻錯誤地認爲當時的任務仍然是反對“極右”。黨的“十大”繼續了“九大”的“左”傾錯誤,並且使王洪文當上了黨中央副主席。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在中央政治局内結成“四人幫”,江青反革命集團的勢力又得到加強。
  三、從黨的“十大”到一九七六年十月。一九七四年初,江青、王洪文等提出開展所謂 “批林批孔”運動;同有的地方和單位清查與林彪反革命集團陰謀活動有關的人和事不同,江青等人的矛頭是指向周恩來同志的。毛澤東同志先是批准開展所謂“批林批孔”運動,在發現江青等人借機進行篡權活動以後,又對他們作了嚴厲批評,宣布他們是“四人幫”,指出江青有當黨中央主席和操縱“組閣”的野心。一九七五年,周恩來同志病重,鄧小平同志在毛澤東同志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召開了軍委擴大會議和解決工業、農業、交通、科技等方面問題的一系列重要會議,着手對許多方面的工作進行整頓,使形勢有了明顯好轉。但是毛澤東同志不能容忍鄧小平同志系統地糾正“文化大革命”的錯誤,又發動了所謂“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全國因而再度陷入混亂。一九七六年一月周恩來同志逝世。周恩來同志對黨和人民無限忠誠,鞠躬盡瘁。他在“文化大革命”中處於非常困難的地位。他顧全大局,任勞任怨,爲繼續進行黨和國家的正常工作,爲盡量減少“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損失,爲保護大批的黨内外幹部,作了堅持不懈的努力,費盡了心血。他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破壞進行了各種形式的鬥爭。他的逝世引起了全黨和全國各族人民的無限悲痛。同年四月間,在全國範圍内掀起了以天安門事件爲代表的悼念周總理、反對“四人幫”的強大抗議運動。這個運動實質上是擁護以鄧小平同志爲代表的黨的正確領導,它爲後來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團奠定了偉大的群眾基礎。當時,中央政治局和毛澤東同志對天安門事件的性質作出了錯誤的判斷,並且錯誤地撤銷了鄧小平同志的黨内外一切職務。一九七六年九月毛澤東同志逝世,江青反革命集團加緊奪取黨和國家最高領導權的陰謀活動。同年十月上旬,中央政治局執行黨和人民的意志,毅然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團,結束了“文化大革命”這場災難。這是全黨、全軍和全國各族人民長期鬥爭取得的偉大勝利。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團的鬥爭中,華國鋒、葉劍英、李先念等同志起了重要作用。

  對於“文化大革命”這一全局性的、長時間的“左”傾嚴重錯誤,毛澤東同志負有主要責任。但是,毛澤東同志的錯誤終究是一個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所犯的錯誤。毛澤東同志是經常注意要克服我們黨内和國家生活中存在着的缺點的,但他晚年對許多問題不僅沒有能夠加以正確的分析,而且在“文化大革命”中混淆了是非和敵我。他在犯嚴重錯誤的時候,還多次要求全黨認真學習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的著作,還始終認爲自已的理論和實踐是馬克思主義的,是爲鞏固無產階級專政所必需的,這是他的悲劇所在。他在全局上一直堅持“文化大革命”的錯誤,但也制止和糾正過一些具體錯誤,保護過一些黨的領導幹部和黨外著名人士,使一些負責幹部重新回到重要的領導崗位。他領導了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團的鬥爭,對江青、張春橋等人也進行過重要的批評和揭露,不讓他們奪取最高領導權的野心得逞。這些都對後來我們黨顺利地粉碎“四人幫”起了重要作用。他晚年仍然警覺地注意維護我國的安全,頂住了社會帝國主義的壓力,執行正確的對外政策,堅決支援各國人民的正義鬥爭,並且提出了劃分三個世界的正確戰略和我國永遠不稱霸的重要思想。在“文化大革命”中,我們黨沒有被摧毁並且還能維持統一,國務院和人民解放軍還能進行許多必要的工作,有各族各界代表人物出席的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還能召開並且確定了以周恩來、鄧小平同志爲領導核心的國務院人選,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根基仍然保存着,社會主義經濟建設還在進行,我們的國家仍然保持統一並且在國際上發揮重要影響。這些重要事實都同毛澤東同志的巨大作用分不開。因爲這一切,特别是因爲他對革命事業長期的偉大貢獻,中國人民始終把毛澤東同志看作是自己敬愛的偉大領袖和導師。

  黨和人民在“文化大革命”中同“左”傾錯誤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鬥爭是艱難曲摺的,是一直沒有停止的。“文化大革命”整個過程的嚴峻考驗表明:黨的八屆中央委員會和它所選出的政治局、政治局常委、書記處的成員,絕大多數都站在鬥爭的正確方面。我們黨的幹部,無論是曾被錯誤地打倒的,或是一直堅持工作和先後恢複工作的,絕大多數是忠於黨和人民的,對社會主義、共產主義事業的信念是堅定的。遭到過打擊和摺磨的知識分子、勞動模範、愛國民主人士、愛國華僑以及各民族各階層的幹部和群眾,絕大多數都沒有動搖熱愛祖國和擁護黨、擁護社會主義的立場。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而犧牲的劉少奇、彭德懷、賀龍、陶鑄等黨和國家領導人以及其他一切黨内外同志,將永遠被銘記在各族人民心中。正是由於全黨和廣大工人、農民、解放軍指戰員、知識分子、知識青年和幹部的共同鬥爭,使“文化大革命”的破壞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我國國民經濟雖然遭到巨大損失,仍然取得了進展。糧食生產保持了比較穩定的增長。工業交通、基本建設和科學技術方面取得了一批重要成就,其中包括一些新鐵路和南京長江大橋的建成,一些技術先進的大型企業的投產,氫彈試驗和人造衛星發射回收的成功,秈型雜交水稻的育成和推廣,等等。在國家動亂的情況下,人民解放軍仍然英勇地保衛着祖國的安全。對外工作也打開了新的局面。當然,這一切決不是“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如果沒有“文化大革命”,我們的事業會取得大得多的成就。在“文化大革命”中,我們盡管遭到林彪、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的破壞,但終於戰勝了他們。黨、人民政權、人民軍隊和整個社會的性質都沒有改變。歷史再一次表明,我們的人民是偉大的人民,我們的黨和社會主義制度具有偉大而頑強的生命力。
 
  “文化大革命”所以會發生並且持續十年之久,除了前面所分析的毛澤東同志領導上的錯誤這個直接原因以外,還有複雜的社會歷史原因。主要的是:

  一、社會主義運動的歷史不長,社會主義國家的歷史更短,社會主義社會的發展規律有些已經比較清楚,更多的還有待於繼續探索。我們黨過去長期處於戰爭和激烈階級鬥爭的環境中,對於迅速到來的新生的社會主義社會和全國規模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缺乏充分的思想准備和科學研究。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科學著作是我們行動的指針,但是不可能給我國社會主義事業中的各種問題提供現成答案。從領導思想上來看,由於我們黨的歷史特點,在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後,在觀察和處理社會主義社會發展進程中出現的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的新矛盾新問題時,容易把已經不屬於階級鬥爭的問題仍然看做是階級鬥爭,並且面對新條件下的階級鬥爭,又習慣於沿用過去熟習而這時已不能照搬的進行大規模急風暴雨式群眾性鬥爭的舊方法和舊經驗,從而導致階級鬥爭的嚴重擴大化。同時,這種脱離現實生活的主觀主義的思想和做法,由於把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中的某些設想和論點加以誤解或教條化,反而顯得有“理論根據”。例如:認爲社會主義社會在消費資料分配中通行的等量勞動相交換的平等權利,即馬克思所說的“資產階級權利”應該限制和批判,因而按勞分配原則和物質利益原則就應該限制和批判;認爲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後小生產還會每日每時地大批地產生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因而形成一系列“左”傾的城鄉經濟政策和城鄉階級鬥爭政策;認爲黨内的思想分歧都是社會階級鬥爭的反映,因而形成頻繁激烈的黨内鬥爭,等等。這就使我們把關於階級鬥爭擴大化的迷誤當成保衛馬克思主義的純潔性。此外,蘇聯領導人挑起中蘇論戰,並把兩黨之間的原則爭論變爲國家爭端,對中國施加政治上、經濟上和軍事上的巨大壓力,迫使我們不得不進行反對蘇聯大國沙文主義的正義鬥爭。在這種情況的影響下,我們在國内進行了反修防修運動,使階級鬥爭擴大化的迷誤日益深入到黨内,以致黨内同志間不同意見的正常爭論也被當作是所謂修正主義路線的表現或所謂路線鬥爭的表現,使黨内關係日益緊張化。這樣,黨就很難抵制毛澤東等同志提出的一些“左”傾觀點,而這些“左”傾觀點的發展就導致“文化大革命”的發生和持續。

  二、黨在面臨着工作重心轉向社會主義建設這一新任務因而需要特别謹慎的時候,毛澤東同志的威望也達到高峰。他逐漸驕傲起來,逐漸脱離實際和脱離群眾,主觀主義和個人專斷作風日益嚴重,日益凌駕於黨中央之上,使黨和國家政治生活中的集體領導原則和民主集中制不斷受到削弱以至破壞。這種現象是逐漸形成的,黨中央對此也應負一定的責任。從馬克思主義的觀點看來,這個複雜現象是一定歷史條件的產物,如果僅僅歸咎於某個人或若幹人,就不能使全黨得到深刻教訓,並找出切實有效的改革步驟。在共產主義運動中,領袖人物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這是歷史已經反複證明和不容置疑的。但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上由於沒有正確解決領袖和黨的關係問題而出現過的一些嚴重偏差,對我們黨也產生了消極的影響。中國是一個封建歷史很長的國家,我們黨對封建主義特别是對封建土地制度和豪紳惡霸進行了最堅決最徹底的鬥爭,在反封建鬥爭中養成了優良的民主傳統;但是長期封建專制主義在思想政治方面的遺毒仍然不是很容易肅清的,種種歷史原因又使我們沒有能把黨内民主和國家政治社會生活的民主加以制度化,法律化,或者雖然制定了法律,卻沒有應有的權威。這就提供了一種條件,使黨的權力過分集中於個人,黨内個人專斷和個人崇拜現象滋長起來,也就使黨和國家難於防止和制止“文化大革命”的發動和發展。
 

文革中非正常死亡的政界人物


  文革中非正常死亡的人,主要包括由各地各級行政、司法和臨時運動組織完全不必按照法律程序和原則而判決處決的,因受迫害而得不到基本的生活所需、醫療服務等的,以及不堪受辱而自殺的。有些人的死刑沒有經過審判,往往是一個人說了算,例如:張志新

自殺身亡


  萬曉塘(1966年9月19日,天津市委第一書記)
  周小舟(1966年12月25日,湖南省委書記)
  閻紅彥(1967年1月8日,雲南省委書記)
  衛恒(1967年1月29日,山西省委第一書記)
  李立三(1967年6月22日,中國工人運動重要的領導人之一、中國共產黨早期的重要領導人)
  陳昌浩(1967年7月30日,中國共產黨早期重要人物,中共六屆五中全會增補爲中央委員)
  吳晗 (1969年10月11日,曾任雲南大學、西南聯合大學、清華大學教授,北京市副市長,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學術委員,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學部委員,北京市政協副主席,北京副市長)
戰功赫赫的彭德懷元帥在文革中慘遭批鬥
戰功赫赫的彭德懷元帥在文革中慘遭批鬥

受迫害身亡


  賈拓夫(1967年5月7日,曾任中共西安市委書記、市長,國家財經委員會副主任、國家計委副主任、輕工業部部長)
  賀龍(1969年6月9日,中國十大元帥之一,前中央軍委副主席)
  劉少奇(1969年11月12日,前中共中央副主席、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
  陶鑄 (1969年11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曾任廣東省委第一書記,國務院副總理、中央宣傳部部長)
  彭德懷(1974年11月29日,中國十大元帥之一,前國防部長)

文革中非正常死亡的知名人物


  文革對中國各界的精英造成了極大的傷害。一大批知名的作家、演員、學者、運動員等都遭到了肉體和精神上的嚴重摧殘,其中不乏不堪屈辱而自殺身亡的(用當時的語言來說是“某某某自絕於人民”)。由於文革的打擊面太廣,至今仍然無法統計出載文各種非正常死亡和失蹤的正確人數。下面隻能列擧出其中的很小一部分,多爲知名人物。其他無名無姓的,不計其數。(括號内爲去世時間,曾擔任職務,按照去世時間排列)

自殺身亡


  鄧拓(1966年5月17日,人民日報總編輯、作家,服毒致死)
老舍、吳晗、傅雷相繼被迫害致死
老舍、吳晗、傅雷相繼被迫害致死

  李平心(1966年6月20日,歷史學家)
  葉以群(1966年8月2日,文藝理論家)
  老舍(1966年8月24日,北京市作家協會主席、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著名作家)跳北京太平湖溺死
  陳笑雨(1966年8月24日,文藝評論家)
  黄紹竑(1966年8月31日,政務院政務委員,原國民黨高級將領)
  傅雷夫婦(1966年9月3日,著名翻譯家)傅雷服毒自殺,妻子朱梅馥隨之上弔自殺
  陳夢家(1966年9月3日,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考古學家,詩人)
  言慧珠(1966年9月21日,京、昆劇表演藝術家,請參看章詒和條目)
  劉盼遂(1966年,古典文學研究專家、語言學家)
  李翠貞(1966年,上海音樂學院鋼琴系主任,開煤氣自殺)
  劉永濟(1966年底,武漢大學中文系古典文學教授)
  羅廣斌(1967年2月10日,共青團重慶市委統戰部長,《紅岩》作者)
  陳璉(1967年11月19日,陳布雷之女、全國婦聯執行委員)
  胡慧深(1967年12月4日,表演藝術家)
  嚴鳳英(1968年4月7日,著名黄梅戲演員)服安眠藥死於醫院,死後被解剖,造反派試圖在她的遺體體内找所謂的發報機。
  傅其芳(1968年4月16日,國家乒乓球隊教練,在北京體育館自縊而死)
  薑永寧(1968年5月16日,乒乓球國手,在拘留室上弔自殺)
  熊十力(1968年5月24日,北京大學教授,國學家) 絕食身亡
  容國團(1968年6月20日,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個世界體育冠軍──男子乒乓球單打冠軍,在北京龍潭湖畔上弔自殺)
  楊朔(1968年8月3日,中國作家協會外國文學委員會主任,著名作家)
  周瘦鵑(1968年8月11日,作家)
  戴麟經(1968年10月,前中國國家足球隊主教練)
  趙九章(1968年10月25日,中國科學院地球物理研究所所長,氣象學家)
  李廣田(1968年11月2日,雲南大學副校長,作家)
  上官雲珠(1968年11月22日,著名女電影演員)病中跳樓身亡
  翦伯讚(1968年12月18日,歷史學家,北京大學副校長,與妻子戴淑婉服安眠藥自殺)
  焦啟源(1968年,複旦大學生物系教授)
  範樂成(1968年,武漢醫學院副院長)
  沈知白(1968年,音樂理論家)
  顧聖嬰(1969年1月31日,著名女鋼琴家,與母親、弟弟開煤氣全家自殺)
  劉綬松夫婦(1969年3月16日,武漢大學中文系現代文學教授)
  吳晗(1969年10月11日,北京市副市長,歷史學家,《海瑞罷官》的作者,於獄中自殺,死前頭髮被拔光)
  顧而己(1970年6月18日,電影藝術家)
  範長江(1970年10月23日,人民日報社社長、新華社總編輯,著名記者)在河南確山跳井身亡
  聞捷(1971年1月13日,作家、詩人)

受迫害身亡


  李達(1966年8月24日,武漢大學校長)
  楊端六(1966年9月,武漢大學教授)
  向達(1966年11月24,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第二所副所長)
  馬連良(1966年12月16日,京劇表演大師)
  彭康(1968年3月28日,交通大學/西安交通大學校長兼黨委書記 被造反派鎗殺)
  林昭(1968年4月29日,被鎗決,北京大學學生)
  蔡楚生(1968年7月15日,著名電影導演)
  田漢(1968年12月10日,《義勇軍進行曲》歌詞作者)
  錢海嶽(1968年,挾持至南京明孝陵活活摔死,著名歷史學家,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
  施今墨(1969年8月22日,中國著名中醫學家)
  遇羅克(1970年3月5日,被處決,北京工人,《出身論》作者)
  陳克禮(1970年7月5日,被鎗決,回族伊斯蘭學者,譯有《聖訓經》)
  趙樹理(1970年9月23日,中國曲藝協會主席、中國作家協會理事,著名作家)
  潘天壽(1971年,著名畫家)
  蓋叫天(1971年1月15日,病逝,著名京劇演員)
  張東蓀(1973年,著名哲學家)
  顧准(1974年12月3日,病逝,經濟學家,思想家)
  張志新(1975年4月4日,遭割喉並鎗決,“五七幹校”宣傳幹事)

失蹤


  儲安平(20世紀40年代著名的“第三條路線”人物,原《光明日報》主編、著名記者。1966年9月在被紅衛兵關押時失蹤,也被認爲已經跳海自殺、或被紅衛兵打死)

其他在文革中受牽連的人物


  任毅(中國知識青年,《知青之歌》作者,1970年被監禁九年,1979年平反出獄。)
 

    13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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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72.16.32.*在 2016/12/25 11:51:49 发表
  • 毛泽东判断的正确与否,文化大革命的历史作用,同法国大革命类似,这些东西“下结论还为时过早”。
  • 116.9.81.*在 2011/11/2 15:07:53 发表
  • 68.126.251.*在 2010/12/28 13:33:42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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