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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 20501 次 历史版本 3个 创建者:于归 (2010/12/1 17:07:17)  最新编辑:于归 (2010/12/1 19:36:41)
沈約
同义词条:沈休文,沈腰
 
沈約
沈約
  沈約(441~513年),字休文,吳興武康(今中國浙江省德清)人,南朝史學家、文學家。出身於門閥士族家庭,歷史上有所謂“江東之豪,莫強周、沈”的說法,家族社會地位顯赫。祖父沈林子,宋征虜將軍。父親沈璞,宋淮南太守,於元嘉末年被誅。 沈約孤貧流離,篤志好學,博通群籍,擅長詩文。
 
 
 

簡介

 
沈約
宋書
  沈約(441~513),南朝文學家字休文吳興武康(今浙江吳興)人曆仕宋齊梁三朝他的父親沈璞,在宋文帝元嘉末年皇族爭奪帝位的鬥爭中被殺沈約的少年時代家境貧困,他刻苦攻讀,博通群籍劉宋時代,任蔡興宗記室,人朝爲尚書度支郎齊初,爲文惠太子蕭長懋家令,深見寵信後來又在竟陵王蕭子良門下,爲竟陵八友之一隆昌元年(494),出爲東陽太守齊明帝蕭鸞即位,任五兵尚書,遷國子祭酒齊末,他積極參預蕭衍密謀代齊自立的活動,曾經爲蕭衍擬定即位詔書蕭衍建立梁朝後,沈約被任爲尚書僕射,封建昌縣侯,後遷尚書令,領太子少傅死後諡隱,故後人也稱他爲隱侯沈約政治地位很高,加上耆年碩望,深於世故,所以成爲當時公認的文壇領袖沈約是講求聲律的永明體的創始人之一齊梁之際,漢語音韻學已經有了相當的發展沈約把同時人周發現的平上去入四聲用於詩的格律,歸納出了比較完整的詩歌聲律論,要求在詩歌中使高低輕重不同的字音互相間隔運用,使音節錯綜和諧,即後世所謂調和平仄除了四聲說以外,他還提出了八病說,即平頭上尾蜂腰鶴膝大韻小韻旁紐正紐八種聲律上的毛病八病這一名詞最早見於唐朝人的記載,因而有人懷疑沈約本人並沒有明確地提出過這一說法但據郭紹虞的考訂,認爲唐朝人把八病說的首創者歸於沈約,應當是有根據的至於八病的具體内容,後人的解釋雖有不同,但大抵是詩歌聲律上的各種禁忌,其規定極爲苛細,連沈約自己都不能做到,不過更重要的是,詩歌聲律論的提出,爲五言律詩的正式形成開辟了通途,而且影響到駢體文,促使作者更加注意音節的鏗鏘優美他的存世之作,張溥輯爲沈隱侯集,收入漢魏六朝百三家集。

人物生平

 
沈約
沈約
  沈約是南北朝時期吳興武康人。他的父親曾擔任淮南太守,後來被南朝宋文帝殺害。宋文帝還下令把沈約的全家抄斬,沈約聽到了消息,同母親連夜逃走了,躲過了一場災難,這時沈約隻有十來歲。

  後來,沈約母子二人開始了流浪的生活,他們東躲西藏,直到趕上朝廷大赦,才敢公開定居下來。他們母子二人相依爲命,家里生活十分貧苦,隻是靠母親出去做活維持生活。

  艱苦生活的磨鍊,使沈約形成了堅強的意志,他發憤讀書,立志改變自己的生活境況。平日,他幫助母親做活,夜里就專心讀書。有時讀書着了迷,連飯都顧不上吃了。他的母親很心疼兒子,怕沈約累壞了,就每天把油燈里的油倒出來一些,這樣晚上一兩個時辰燈油用完了,燈就滅了。母親用這樣的辦法想讓沈約少看一些書,多休息一些。沈約很理解母親的心情,母親讓熄燈就熄燈。可是熄燈以後,他卻沒有休息,而是把白天所學的内容在心里反複地背誦複習,直到把文章背熟記牢才肯休息。第二天再學習新的課程,晚上再反複誦記。

  就這樣,由於他刻苦學習,通讀了諸子百家的經典著作,並研究了司馬遷、班固等史學家的歷史典籍,終於成爲一名歷史上著名的學者、文學家。

  後來,沈約被齊朝召進宮里輔導文惠太子學習,兼任東宮的步兵校尉。由於沈約學識淵博,而且口才也很好。文惠太子非常喜歡聽他講歷史故事和天文地理知識,不論遇到什麼疑難問題都向他請教,文惠太子對沈約也很尊敬。

  文惠太子有個習慣,就是早晨愛睡懶覺,有些大臣早晨來禀報政事,往往要等到中午才能見到他,有時遇到緊急的公務也往往被耽誤了。所以,大臣們對文惠太子很有意見。

  沈約聽說這件事以後,有一天,就趁輔導太子學習的時候,把這件事跟太子說了,同時,還給太子講了許多歷史上由於帝王不理朝政而給國家帶來危害的事。文惠太子聽了,對沈約說:“讓我早起,這也好辦,我非常喜歡聽先生講故事,每次聽了收穫都很大,甚至忘記了疲勞。所以,我希望你早晨起來,先來見我,給我講些東西,我也就可以改掉早上睡懶覺的習慣了。”

  沈約一生寫了很多書,其中《晉書》、《宋書》、《齊紀》、《梁高祖紀》、《宋文章志》等,都是十分重要的史學著作。沈約是我國歷史上享有盛名的史學家和文學家。

  齊初,爲文惠太子蕭長懋家令,深見寵信。後來又在竟陵王蕭子良門下,爲“竟陵八友”之一。隆昌元年(494年),出爲東陽太守。齊明帝蕭鸞即位,任五兵尚書,遷國子祭酒。齊末,他和範雲積極參預蕭衍密謀代齊自立的活動,蕭衍稱帝後謂約、雲曰:“我起兵三年,功臣謀將,實有其勞,然成帝業者,卿二人也。”蕭衍建立梁朝後,沈約先後被任爲尚書僕射,封建昌縣侯,後遷尚書令,領太子少傅。死後諡隱,故後人也稱他爲“隱侯”。

  沈約是講求聲律的“永明體”的創始人之一。齊、梁之際,漢語音韻學已經有了相當發展。沈約把同時人周颙發現的平、上、去、入四聲用於詩的格律,歸納出了比較完整的詩歌聲律論。除了四聲說以外,他還提出了八病說,即“平頭、上尾、蜂腰、鶴膝、大韻、小韻、旁紐、正紐”八種聲律上的毛病。據郭紹虞的考訂,認爲唐朝人把八病說的首創者歸於沈約,應當是有根據的。

  另外,對沈約應該大書的是他對史學的貢獻。青年時期的沈約,已經博通群籍,寫得一手好文章,並且對史學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他從二十幾歲的時候起,用了整整 20年時間,終於寫成一部晉史。可惜,這部晉史沒有能夠流傳下來。在沈約之前,已經有人開始撰寫南朝劉宋皇朝時期的歷史了,這些都爲沈約撰《宋書》提供了文獻資料。

  沈約接受撰寫宋史的任務,是在南齊永明五年(487年)的春天。他用了不到一年的時間,即在第二年二月,就首先撰成《宋書》紀、傳七十卷。起於東晉安帝義熙之初,終於宋顺帝昇明三年(479年),記東晉末年及劉宋一代史事。這是沈約撰寫《宋書》的第一個階段。第二個階段,是《宋書》八志三十卷的撰成。從《宋書》志避梁武帝父親和梁武帝本人的諱來看,它的撰成,很可能是在梁武帝時期。
宋書
宋書
  《宋書》在反映時代特點方面是很突出的。比如《宋書》的傳,與以前“正史”相比,就有幾個值得注意的特點。第一,創立家傳的形式。以前史書列傳所記人物,一般不附記傳主後人之傳,而《宋書》則改變此例,開以子孫之傳附父、祖之傳的先聲。故《宋書》所記人物,多爲門閥地主,而且把門閥士族所重視的家傳也引入正史了。第二,創《索虜傳》以記北魏史事,正如北齊人魏收撰《魏書》以《島夷傳》記南朝史事一樣。這是南北分裂的政治局面在史學上的一種不正確的反映。第三,在類傳中增立《孝義傳》,標榜所謂“孝行”“孝廉”。這是魏晉統治者鼓吹“以孝治天下”的遺風。爲什麼要強調以孝治天下呢?正如魯迅所說,這可以掩蓋統治者的不忠,掩蓋皇位是“巧取豪奪而來”的不光彩的歷史。

  《宋書》的志,也很有特色。一是八志多從三國講起,有的更追述到東漢,表明作者極重視典章制度的沿革流變。這是中國史學的一個優良的傳統。八志之首有一篇《志序》,概述志的源流和《宋書》志的緣起,也講到志的撰述之不易,所謂“淵流浩漫,非孤學所盡;足蹇途遙,豈短策能運”。梁朝江淹說過:“修史之難,無出於志。”他的這句話被後來的史家一再引用,說明中國古代史學家在這個問題上都有一種共同的感受。二是《宋書》的《禮志》和《樂志》分别占了五卷和四卷,幾乎占了整個志的篇幅的1/3,這在以前的“正史”中也是不曾有的。東晉南朝門閥士族十分講究“禮法”。《宋書》重視禮志、樂志,正是這種社會風氣的反映。三是《宋書·州郡志》詳盡地記述了東晉以來北方人口南遷及僑置郡縣的具體情況,是一篇反映人口變動和區域建置變動的重要文獻。四是創立《符瑞志》,從遠古到劉宋,曆擧許多神怪荒誕之事,宣颺所謂“有受命之符,天人之應”,目的是要爲統治者的統治編織神聖的外衣。因而它的封建糟粕就更多一些。不過,它也講到一些自然現象,如果用今天的科學眼光來看待的話,也不是完全沒有價值的。

  在沈約同時及之後,還有一些人撰寫過劉宋皇朝時期的歷史,但都失傳了。因此,《宋書》的價值就越發顯得重要。 (中國文化報 )

沈約瘦腰

  著名詞人李煜詞中有“沈腰潘鬢消磨”一句,指的便是沈約。後來,明代詩人夏完淳也有“酒杯千古思陶令,腰帶三圍恨沈郎”之詩句,這個細腰男子指的也即沈約。

沈約“八詠樓

  南宋詞人“韓元吉”,在《極目亭詩集序》中說:“婺城臨觀之所凡三:中雙溪樓,西爲八詠樓,東則此亭(指極目亭),皆盡見群山之秀。兩川貫其下,平林曠野,景物萬態。”

  可見南宋時,金華城登高望遠的佳處,有“雙溪樓、八詠樓、極目亭”。

  “八詠樓”原來並不叫“八詠樓”,而是叫“玄暢樓”,南北朝時期,梁朝人“沈約”任東陽郡守(郡治金華)時建造。齊梁禪代之際,沈約幫助梁武帝蕭衍謀劃並奪取南齊,建立梁朝。曾爲梁武帝連夜草就即位詔書。感恩戴德的蕭衍,封他爲“建昌縣侯”,官至尚書左僕射。

  沈約著有《宋書》一百卷,詩文兼備,在齊梁間的文壇上有重望。他登“玄暢樓”,並賦詩八詠,唐朝人就因他的“八詠詩”,更樓名爲“八詠樓”。“八詠詩”中的代表作是,“危峰帶北阜,高頂出南岑。中有凌風謝,回望川之陰。岸險每增減,湍平互淺深。水流本三派,台高乃四臨。上有離群客,客有慕歸心。落暉映長浦,煥景燭中潯。雲生嶺作黑,日下溪半陰。信美非吾土,何事不抽簪。”

  在“永明體”詩人中,沈約占有重要地位。鍾嶸在《詩品》中,用“長於清怨”概括沈約詩歌的風格,這主要表現在他的山水詩和離别哀傷詩中。《别範安成》是沈約的代表作,全詩爲,“生平少年日,分手易前期。及爾同衰暮,非複别離時。勿言一樽酒,明日難重持。夢中不識路,何以慰相思?”這是一首離别詩,作者把少年時的離别和暮年時的離别相對比,少年離别尚有相會之期,暮年離别就是生離死别了!“夢中不識路,何以慰相思?”一句,實在是道盡了離人的肝腸寸斷,是至哀至痛之語。

  一個幫助梁武帝成就帝業的人,指點江山、慷慨豪邁還來不及,爲什麼會以“長於清怨”,著稱於世?原來,沈約晚年與梁武帝產生了嫌隙。梁武帝十二年(公元513年),憂懼而死,時年七十三歲。他死後,有司請諡沈約爲“文”,梁武帝說:“懷情不盡曰隱。”(沈約的才情,還沒全部表達出來,應該用 “隱”字)故改諡號爲“隱”。所以後人,又稱沈約爲“沈隱侯”。“狡兔死,走狗烹;敵國破,謀臣亡”,概括了多少新興皇朝的歷史!沈約當然也沒能例外。於是沈約,隻能縱情山水之間,感時傷世,寫盡“萬事無不盡,徒令存者傷”之苦。

  後人很難知道,沈約具體爲什麼失寵,也不太想知道,我們更關心的是,詩酒風流,吟詩作賦的沈約。他和他興建的“八詠樓”,吟唱的《登玄暢樓》詩,一直流傳下來,傳唱不息。
沈約瘦腰
沈約瘦腰
  唐代詩人崔顥有《題沈隱侯八詠樓》詩,

  “梁日東陽守,爲樓望越中。

  綠窗明月在,青史古人空。

  江靜聞山狖,川長數塞鴻。

  登臨白雲晚,留恨此遺風。”

  “綠窗明月在,青史古人空”,說得是樓閣依舊,明月依舊,但當年的築樓之人,卻消失在歷史的長河中,隻能引得後人無限歎惋。人在與時間的拔河中,總是失敗者居多,唯有那些倜儻非常之人,才能青史流名,千古傳頌。而沈約,無疑是一個“成功者”,雖然他在血腥的政治鬥爭中,落敗了,還搭上一條性命,但他和他的《宋史》、“八詠詩”、八詠樓,永遠傳承了下來。

  “悵不見夫子,神期遙相望”(我悵然見不到沈約,隻能心神相約遙遙相望),一千五百年後的我,登臨“八詠樓”,擧目遠眺無限江山,無限繁華,真是令人生出,今昔何昔之感。

  〖出處〗《後漢書·侯霸傳》:“篤志好學,師事九江太守房元。”

原文

  沈約孤貧,篤志好學,晝夜不釋卷。母恐其以勞生疾,常遣減油滅火。而晝之所讀,夜輒誦之,遂博通群籍,善屬文。濟陽蔡興宗聞其才而善之,及爲郢州,引爲安西外兵參軍,兼記室。興宗常謂其諸子曰:“沈記室人倫師表,宜善師之。”

譯文

  沈約家境孤苦貧寒,志向堅定而且熱愛學習,日日夜夜不知疲倦。他的母親擔心他因爲太勞累而生出疾病,時常讓他少添燈油(熄燈)。而(沈約)白天所誦讀過的文章,晚上就能夠背誦,於是精通眾多典籍,能夠寫出很好的文章。從家中被起用接受朝廷征聘。濟陽蔡興宗聽說了他的才能很賞識他。蔡興宗時爲郢州刺史,引薦沈約爲安西外兵參軍,兼任記室(官名)。蔡興宗曾經對他的幾個兒子說:“沈約的爲人堪稱師表,你們應該好好地向他學習。”
沈約像
沈約像
  臨高台

  作者:沈約 朝代:南北

  高台不可望。

  望遠使人愁。

  連山無斷乚包。

  河水複悠悠。

  所思竟何在。

  洛陽南陌頭。

  可望不可見。

  何用解人憂。

史學成就


  在沈約之前,已經有人開始撰寫南朝劉宋皇朝時期的歷史了。最早撰寫劉宋國史的是何承天。他在宋文帝時以著作郎身份,起草了宋史的紀、傳和《天文》、《律曆》、《五行》等志,其中人物列傳隻寫到宋武帝時期的一些功臣。後來,又有山謙之、蘇寶生等相繼續作宋史,但都中途而廢。宋孝武帝大明六年(462年),徐爰負責修撰宋史。他在前人撰述的基礎上,寫成國史六十五卷,上起東晉末年,下迄大明時期。所有這些,都爲沈約撰《宋書》提供了文獻資料。

  沈約接受撰寫宋史的任務,是在南齊永明五年(487年)的春天。他用了不到一年的時間,即在第二年二月,就首先撰成《宋書》紀、傳七十卷。起於東晉安帝義熙之初,終於宋顺帝升明三年(479年),記東晉末年及劉宋一代史事。這是沈約撰寫《宋書》的第一個階段。第二個階段,是《宋書》八志三十卷的撰成。從《宋書》志避梁武帝父親和梁武帝本人的諱來看,它的撰成,很可能是在梁武帝時期。沈約撰《宋書》的經過大致如此。

  《宋書》在反映時代特點方面是很突出的。比如《宋書》的傳,與以前正史相比,就有幾個值得注意的特點。第一,創立家傳的形式。以前史書列傳所記人物,一般不附記傳主後人之傳,而《宋書》則改變此例,開以子、孫之傳附父、祖之傳的先聲。故《宋書》所記人物,多爲門閥地主,而且把門閥士族所重視的家傳也引入正史了。如《宋書》卷四十二《劉穆之傳》,後面就附有“長子慮之”、“慮之子邕”、“穆之中子式之”、“式之子瑀、“穆之少子貞之”、“穆之女婿蔡佑”等人的傳;卷七十七《沈慶之傳》,後面附有“子文叔”、“慶之弟劭之”、“慶之見子僧榮”、“僧榮子懷明”、“慶之從弟法系”等傳。這種家傳式的列傳,在《宋書》里是不少的。這是魏晉南北朝時期門閥地主居於統治地位,社會風氣崇尚門第、家族史和譜系之學在史學上的反映。第二,創《索虜傳》以記北魏史事,正如北齊人魏收撰《魏書》以《島夷傳》記南朝史事一樣。這是南北分裂的政治局面在史學上的一種特殊的反映。第三,在類傳中增立《孝義傳》,提倡“孝行”、“孝廉”。這是魏晉統治者鼓吹“以孝治天下”的遺風。

  《宋書》的志,也很有特色。一是八志多從三國講起,有的更追述到東漢,表明作者極重視典章制度的沿革流變。這是中國史學的一個優良的傳統。八志之首有一篇《志序》,概述志的源流和《宋書》志的緣起,也講到志的撰述之不易,所謂“淵流浩漫,非孤學所盡;足蹇途遙,豈短策能運”。梁朝江淹說過:“修史之難,無出於志。”他的這句話被後來的史家一再引用,說明中國古代史學家在這個問題上都有一種共同的感受。《宋書》的《志序》是一篇不可不讀的好文章。二是《宋書》的《禮志》和《樂志》分别占了五卷和四卷,幾乎占了整個志的篇幅的三分之一,這在以前的正史中也是不曾有的。東晉南朝門閥士族十分講究禮法。《宋書·王弘傳》記王弘說:“弘明敏有思致,既以民望所宗,造次必存禮法,凡動止施爲,及書翰儀體,後人皆依仿之,謂爲‘王太保家法’。”有的史書還說;“弘每日對千客,可不犯一人諱。”真不愧是門閥土族講究“禮法”的楷模。《宋書》重視禮志、樂志,洽是這種社會風氣的反映。三是《宋書·州郡志》詳盡地記述了東晉以來北方人口南遷及僑置郡縣的具體情況,是一篇反映人口變動和區域建置變動的重要文獻。《州郡志》序說;“地理參差,其詳難擧,實由名號驟易,境土屢分,或一郡一縣,割成四五,四五之中,亟有離合,千回百改,巧曆不算,尋校推求,未易精悉。”當時社會的動盪於此可見一斑。四是創立《符瑞志》,從遠古到劉宋,曆擧許多神怪荒誕之事,宣颺“有受命之符,天人之應”。因而它的糟粕就更多一些。不過,它也講到一些自然現象,如果用今天的科學眼光來看待的話,也不是完全沒有價值的。

  在沈約同時和沈約以後,還有一些人撰寫過劉宋皇朝時期的歷史,但都失傳了。因此,《宋書》的價值就越發顯得重要了。

  除《宋書》外,沈約還著有《晉書》一百一十卷,《齊紀》二十卷,《高祖紀》十四卷。

對沈約思想與生平的文化考察

 
沈約故里
沈約故里
  曆仕宋、齊、梁三代的吳興武康人沈約(441—513),以其多方面的才學、成就和歷史影響,頗爲當下學界所矚目。論述其史學者有之,評騭其詩文者有之,全面考訂其生平、思想者亦不乏人。然則既有的研究成果固然令人欣喜,卻也存在着不少有待彌補的不足,並突出地表現爲缺乏對沈約治學曆程、仕途進退之蹟及其内在關聯的動態考察。從總體上看,沈約爲學確乎出入經史子集之間,也曾兼治道教釋宗義理之學,但他對於各類學問的研討,既有其時序上的先後之别,在他治學重點不斷轉移的背後,又隱藏着值得深究的内因、外緣。茲本諸相關史傳,旁參沈約及其友人所作之詩文,勾勒其治學重點轉移和仕途進退的軌蹟,並分析這兩者之間的互動關係,進而探討其中所隱含的文化意義。

  一

  吳興沈氏雖世尚戎武,但自東晉末年以來,在席卷江左的右文思潮的深刻影響下,其部分族人產生了偃武修文的内在沖動。譬如沈演之雖“家世爲將”,卻“摺節好學,讀《老子》日百遍,以義理業尚知名”[1]。諸如此者,盡管隻是少數族人的個人行爲,卻無疑是沈氏門風由斥力尚武轉向銳意崇文的先聲。同時也不難發現,那些内具崇文沖動的沈氏族人,實則各有其學術偏好,或如沈正“好老、莊之學”,或如沈伯玉“以文義見知”(《宋書》卷一百《自序》),或如沈麟士“博通經史”[2]。惟其如此,此期的沈氏家學體系顯得散漫蕪雜。也主要因此之故,沈約早年雅“好百家之言”[3],其爲學並不固守一門。

  在元嘉三十年(453)的“二凶之亂”中,時任淮南太守的沈約之父沈璞,因追隨故主始興王劉浚而“不從義師”[4]之故,爲起兵討逆的孝武帝劉駿所誅。受此株連,其時年方十三的沈約,始則被迫潛竄避難,繼而雖穫赦免,卻仍在較長時期内無從穫致功名,遂廣事幹謁,既攀附貴爲始興郡公的族人沈慶之(386—465),爲之捉刀代撰《讓儀同表》[5],同時又出入於西陽王劉子尚門下,以期從中開辟仕途。其作於孝武帝大明四年(460)的《麗人賦》,就較爲隱晦地透露出他此際急於從政的心態,以及此種心態支配下的政治鑽營:“有客弱冠未仕,締交戚里,馳騖王室,遨游許史。”

  在《宋書·自序》中,沈約自稱“常以晉氏一代,竟無全書,年二十許,便有撰述之意”。誠然,時至大明四年,其能囊括兩晉史事以成一代之典的完作,確實付諸闕如,但早年泛覽百家的沈約,之所以在此時特别致意史學,顯然不可能僅僅緣自他所謂的對於“晉氏一代,竟無全書”的抱憾。如所周知,傳統史學發展到劉宋中葉,不但早已突破經學的藩籬而獨立成宗,而且已然成爲當時的顯學。當此之際,沈約致趣其中的目的,很可能就是想通過修史邀名取譽,進而改變其“弱冠未仕” 的現狀。但實際上,他並未如願。

  《梁書》卷十三本傳稱沈約起家奉朝請,但究竟何時,未予交代。近者,劉躍進、林家驪皆系之於大明五年(461),姚振黎、陳慶元則以爲其時至遲不過宋明帝泰始二年(466)[6],筆者以爲當在宋前廢帝景和元年(465)八月至十一月之間。彼時,沈慶之在告發顏師伯等人的廢立之謀後被倚爲股肱,凡“朝廷諸所行造”“悉豫之”[7],從而極大地拓展了沈氏族人的政治發展空間,其弟子沈文秀在該年八月由射聲校尉出爲青州刺史[8],即其顯例。在此期間,沈約之能釋褐爲奉朝請,無疑也主要得益於此,而並非其文才使然。

  沈約文才的被認可,不僅時在起家奉朝請之後的泰始(465—471)初年,而且彼時予以認可者似乎僅蔡興宗(415—472)一人而已。也正是在蔡氏的支持下,沈約方才着手撰寫《晉書》,此觀其《宋書·自序》可知:

  史臣……常以晉氏一代,竟無全書,年二十許,便有撰述之意。泰始初,(征)[安]西將軍蔡興宗爲啟明帝,有敕賜許,自此迄今,年逾二十,所撰之書,凡一百二十卷。條流雖擧,而采掇未周,(永)[升]明初,遇盜失第五帙。

  由此也不難發現,至少在“有敕賜許”之後,沈約的興趣其實已不在史學。惟其如此,其《晉書》晚至宋顺帝升明(477—479)初年仍未定稿。

  二

  對於沈約解褐後直至劉宋末年的行蹟,《梁書》卷十三《沈約傳》的相關記載比較模糊,其詞曰:

  起家奉朝請。濟陽蔡興宗聞其才而善之;興宗爲郢州刺史,引爲安西外兵參軍,兼記室。……及爲荆州,又爲征西記室參軍,帶厥西令。興宗卒,始爲安西晉(安)[熙]王法曹參軍,轉外兵,並兼記室。入爲尚書度支郎。

  事實上,這段文字不但闕載了沈約追隨蔡興宗游宦會稽郡的歷史,而且虛構了他就任“征西記室參軍,帶厥西令”的經歷,更有意隱瞞了他在劉宋末年親齊反宋的政治立場。

  後廢帝元徽二年(474)六月之後的劉宋政局,其實已爲蕭道成所把持。期間,蕭氏不但權傾朝野,而且包藏不臣之志,從而與心系宋室安危的荆州刺史沈攸之產生了不可調和的矛盾。爲鉗制沈攸之這支異己勢力,蕭道成大致從元徽二年十二月開始,着力加強對横亙在荆州、建康之間的郢州的經略。自從蔡興宗去世後未聞有入仕爲官經歷的沈約,很可能因爲黨附蕭氏,而在此時被充實到晉熙王劉燮的安西將軍府。其被收錄於《藝文類聚》卷二十七的《愍途賦》,就披露了他此前仕途受阻時的惶,以及此際赴任郢州時的愉悦:

  結榜窮渚,思臨長嶼。情依舊越,身經故楚。彼長路之多端,伊客心之無緒。歡因情而易失,悲由心而難拒。此江海之信遼,知餘思之方阻。……依雲邊以知國,極鳥道以瞻家。免淒愴於羈離,亦殷勤於行路。歎餘途之屢蹇,奚前芳之可慕。

  對於族人沈攸之,沈約頗爲憎惡,此觀其《齊司空柳世隆行狀》可知。這其中既有情感因素,畢竟他最初的政治靠山沈慶之是被沈攸之“以被掩殺”[9]的,當然更多的則是在權衡利弊得失後對自身政治前途的考慮。沈約在鎮壓沈攸之事件中究竟扮演了何種角色,史無明文,但他後來之能入爲尚書度支郎,應和他參與鎮壓有關,其時當在升明二年(478)正月沈攸之戰敗自縊後,而且很可能與蕭道成之孫蕭長懋(458—493)同時返回京城建康。

  蕭長懋於元徽四年(476)來到郢州,此後直至升明二年正月,始終不曾離開夏口,沈約與蕭長懋的結識理當始於此際。也正因爲有着這層關係,他大致在齊高帝建元元年(479)六月,被時任雍州刺史的蕭長懋引爲征虜記室、兼襄陽令,在建元四年(482)六月蕭長懋被立爲太子之後,更得以曆任步兵校尉、太子家令等東宮要職,繼續爲之主管文書工作。與此同時,其文才經由文惠太子的稱許,並通過《爲柳世隆讓封公表》、《爲南郡王讓中軍表》等文的創制,得到了朝野上下較爲廣泛的肯定,也因此得以在建元四年、永明二年(484)、永明五年(487),先後被賦予撰寫蕭齊國史、起居注和《宋書》的重任。

  《南史》卷七十七《恩幸·劉系宗傳》稱齊武帝嚐雲:“學士輩不堪經國,唯大讀書耳。經國,一劉系宗足矣。沈約、王融數百人,於事何用。”然而,盡管齊武帝傾向於將沈約定位爲“學士”,但僅僅扮演這種角色,顯然絕非沈約所希冀的目標和結果,其《宋書》紀傳在短短一年内的撰寫完畢,就頗能說明問題。在唐代史家劉知幾看來,該書之所以能在短期内定稿,其因就在於沈約隻不過是“補綴”徐爰《宋書》的“所遺”部分而已(《史通》卷十二《古今正史》),而劉氏此說又疊經後世史家的確認和發揮,幾成定讞。但此種推論其實很難成立,這首先是因爲沈、徐兩《宋書》,無論史書體例抑或叙事斷限均多有差異,此則僅需對比沈約、徐爰上表自述即可推知[10];其次是因爲兩書在具體内容的表述上也存在着較大的出入,譬如同爲宋武帝作本紀,沈約《宋書·武帝紀》的相關記載,就不同於爲《藝文類聚》卷十三“宋武帝”條所收錄的徐爰《宋書》佚文。因而筆者認爲:第一,憑沈約的博學多識和足智多能,完全可能在短期内,在參考包括徐爰《宋書》在内的既有撰述的基礎上,獨力完成對全部劉宋史事的編撰工作;第二,沈《書》紀傳部分在短期内的成文,正好表明他當時的主要興趣並不在史學領域。

  實際情況也確實如此。沈約在撰述《宋書》的同時,不但創制了諸如《與範述曾論竟陵王賦書》、《擬風賦》、《爲晉安王謝南兗州章》等爲數眾多的阿諛應酬之作,而且致力於弘颺佛法,這在其《宋書》之中也有所體現,“全說文體,備言音律”[11]的《宋書·謝靈運傳論》,就較爲清晰地反映出沈約此際的興趣所在。從文學史的角度來看,該篇傳論以其對此前文體變遷的歷史分期及其視角,深刻地影響了包括《詩品》、《文心雕龍》在内的後世文論;假如從更爲深層的角度加以把握的話,《宋書·謝靈運傳論》所討論的重點,顯然是主要由轉讀佛經問題而逐漸形成的聲律諧和論,從中既可見出日益中國化的佛教對於沈約文學觀的影響,同時也可將該篇傳論的寫作,視爲沈約治學重點由史學轉向佛學和文學的標志。

  雖然在此之前,沈約早已涉足文學領域,並創制了諸如《麗人賦》、《梁父吟》、《愍途賦》等詩文,但他對文體理論尤其是聲律諧和論的探究和實踐,卻始於永明中葉,此則見諸《梁書》卷四十九《文學傳上》,即有“齊永明中,文士王融、謝朓、沈約文章始用四聲,以爲新變”的記載。而與此同時,他既積極參與事佛禮佛活動,又通過撰寫諸如《形神論》、《神不滅論》等崇佛之文,將其對“空有之說”[12]的伏膺和體悟,具體落實爲對範縝“神滅論”的賣力圍剿。

  沈約治學重點的再次轉移,就其外因而言,不能不主要歸結爲竟陵王蕭子良(460—494)的崇文和佞佛。正是蕭子良的雅好文學和“禮才好士”,推動了西邸文學集團的塊然崛起及其商榷學問、酬唱詩文,而他對於佛教的“敬信尤篤”[13],既使得匯集沙門以造經唄新聲成爲可能,也是西邸文士禮敬釋氏、推闡佛理的切實的動力所在,從而最終促成了“四聲說”的定型及其被運用於詩文創作。

  相比較而言,沈約治學重點轉移的内因更值得關注。勿庸置疑,以蕭子良爲核心、以“竟陵八友”爲中堅的西邸文學集團的生成,絕非僅僅緣自文人的聲氣相投,而是有其學術之外的目的。作爲其中的組織者,蕭子良固然缺乏政治才幹,但從他多次上書論議時政、指點朝綱的言行擧止來看,顯然並不像《南齊書》本傳所宣稱的那樣,乃“不樂世務”之輩。事實上,好文佞佛隻是他用以吸納黨羽的手段而已。當此之際,沈約對於佛學的崇敬和對於文學的關注,以及緣此派生而來的對於聲律諧和論的探討,無疑具有強烈的政治投機色彩,其真實意圖,正是借此接近蕭子良以期獵取更爲廣闊的仕進前途。他本人在作於永明七年(489)的《高松賦》中,也曾含蓄地表達了願效法當年鄒陽、枚乘之事奉梁孝王,以擁戴蕭子良的意向[14]。也大抵因此之故,得以曆任司徒右長史、黄門侍郎、御史中丞等職。

  三

  在齊武帝身後原本最有可能繼承皇位的蕭子良,既因爲自身政治才幹的嚴重缺乏,更由於西昌侯蕭鸞的積極介入尤其是蕭衍(464—549)的臨陣倒戈,最終在永明十一年(493)的帝位爭奪戰中徹底落敗,釀成了難以挽回的政治悲劇。沈約是否參與了這場宮廷政變,因史無明言而不得其詳,所能確認的隻是:在蕭子良失勢之後,盡管他試圖另覓政治靠山,並代爲起草了《南齊廢帝改元大赦詔》等詔書,卻終究無法否認自己曾爲蕭子良黨羽的經歷,因而在蕭鸞全然操縱朝政進而黨同伐異之際,被外放爲東陽太守。至於其離京時間,當如林家驪《沈約事蹟二考》所雲,約在鬱林王隆昌元年(494)春二月底至三月間。

  沈約雖然被排擠出京城,卻並未因此意氣消索,而是依然心向魏闕、纓情好爵,且對此頗爲自信而敢行。他的這種内心企望,在作於趕赴東陽途中的《循役朱方道路詩》中表現得較爲明顯,《初學記》卷二十四載該詩曰:

  分濡出帝京,升裝奉皇穆。洞野屬滄溟,聯郊溯河服。日映青丘島,塵起邯鄲陸。江移林岸微,岩深煙岫複。歲嚴摧磴草,午寒散嶠木。縈蔚夕飆卷,蹉跎晚雲伏。霞志非易從,旌軀信難牧。豈慕淄宮梧,方辭兔園竹。羈心亦何言,迷蹤庶能複。

  也因此,他在得知蕭鸞登基之後,特地上書以示衷心擁戴。通觀《藝文類聚》卷十四所載之沈約《賀齊明帝登祚啟》,其欲取悦蕭鸞以蒙擢用之意可謂昭然若揭:

  伏惟陛下,大聖在躬,君德夙表。……睿化神行,無思不洽,獄訟允歸,天人戴仰。……雖中宗之興殷道,宣後之隆漢德,異世同符,千載一揆。刑措之業方遠,隆平之基在焉。率土含欣,懷生戴賴。況臣早蒙覆潤,夙荷恩靈,踴躍外畿,心不勝慶。

  爾後當建武元年(494)十一月,沈文季(沈慶之子)、江祏受詔巡視至東陽,沈約乘機加以極力巴結,在所作《贈沈錄事江水曹二大使》一詩中,不但將齊明帝的這兩位寵臣諛爲“二秀”,而且特意強調了他與沈文季的同祖共宗關係,從而露骨地表達了求薦希用之意。

  當沈約離京赴任東陽之時,尚擕草堂寺沙門釋慧約同行,但在蒞職後不久,就對道教表示出前所未有的興致,並“累書”邀請當時隱居在句曲山的上清派道士陶弘景[15]。對於此期沈約致意道教的原因,時人謝(464—499)將之歸結爲“悟寰中之迫脅,欲輕擧而舍旃;離寵辱於毁譽,去夭伐於腥膻”(《謝宣城集》卷一《酬德賦》);近來,又有學者在汲取謝舊說的基礎上,推論它與吳興沈氏信仰道教的家族傳統有關[16]。但諸如此類的詮釋,不能不說是主觀臆測。這一則因爲沈約的任職東陽,完全是受排擠所致,而非旨在避禍遠害的主動選擇,二則由於吳興沈氏其實並非道教世家。

  稱沈氏家族爲道教世家的推論,爲陳寅恪先生所首倡。陳先生在論證時,主要以《宋書·自序》所載之沈警“累世事道”及《梁書》本傳稱沈約臨終時“呼道士奏赤章於天”兩例爲據,後又援引沈僧昭“少事天師道士”事(《南史·沈慶之傳》),加以補充說明[17]。但按照這種邏輯,吳興沈氏無疑又該也更應被稱爲佛教世家,因爲信佛的沈氏族人不但其數更多,且曆南朝四代而史不絕書,見諸《宋書》卷九十三《隱逸傳》,即有沈道虔“累世事佛”的記載,時至陳代,複有貴爲皇后的沈婺華,終日但以“尋閱圖史、誦佛經爲事”(《陳書》卷七《後主沈皇后傳》),至如宋、梁之間的法朗,更於宋孝武帝大明七年(463)出家爲僧[18]。因此,將吳興沈氏定性爲道教世家的結論不能成立。其實,無論是沈警、沈僧昭,抑或沈道虔、沈婺華,他們對於道教或佛教的敬奉與家族傳統無關,都隻是根據自身生存環境而做出的個人選擇。沈約亦複如此,建武年間的他之所以熱衷於道教,關鍵就在於齊明帝“潛信道術”(《南齊書》卷六《明帝紀》)。換言之,對於道教的敬奉充其量隻是他用以取悦、接近齊明帝的手段而已。南宋孝宗淳熙十四年(1187),婺州人唐仲友(1136—1188)從沈約任職東陽時所作的《八詠》組詩中,准確地解讀出他的“慕君戀闕之意”,萬曆《金華府志》卷三十載唐氏《續八詠序》雲:

  齊(禮)[吏]部郎沈休文,出守東陽,爲《八詠》。詞祖《騷》而義本於《詩》。諄諄乎,慕君戀闕之意,非特流連光景之文也。

  而潛藏於沈約皈依道教表象之下的,無疑也正是其“慕君戀闕之意”。事實上,沈約之所以能在齊明帝建武三年(496)入爲五兵尚書,正得益於他對於道教的敬奉,此則其《金庭館碑》言之甚明:“高宗明皇帝以上聖之德,結宗元之念,忘其菲薄,曲賜提引。”

  晚年的沈約在所作《與徐勉書》中,曾追憶及於他在齊明帝駕崩而東昏侯繼立之際的心態,自稱“及昏猜之始,王政多門,因此謀退”(《梁書·沈約傳》),但事實上他既無必要也不可能“謀退”,因爲期間他頗受東昏侯的眷顧,並因此仕途大暢,剛被提拔爲左衛將軍,未久又加通直散騎常侍。而他本人也顯然樂於效勞,從永泰元年(498)七月東昏侯即位到永元三年(501)十二月被廢的短短三年間,至少爲東昏侯起草了諸如《改元大赦詔》、《立太子赦書詔》、《劉領軍封侯詔》等十幾道詔書,此期其實也是他政治上最爲得意的歲月。

  沈約之所以得到東昏侯的眷顧,關鍵還在於他對道教的敬奉迎合了後者的心意。較諸齊明帝,東昏侯對道教“留信彌密”,既曾在桐柏山建金庭館並“置道士十人”[19],又曾“拜蔣子文神爲假黄鉞、使持節、相國、太宰、大將軍、錄尚書、颺州牧、鍾山王”,甚至將之“尊爲皇帝”(《南齊書》卷七《東昏侯紀》)。在此期間,沈約不但一度被指定爲金庭館十道士之首,而且爲配合東昏侯改造、弘宣道教,着手從理論上加以闡發,其《金庭館碑》雲:

  夫生靈爲貴,有識斯同。道天雲及,終天莫及。故仙學之祕,上聖攸尊。……出沒無方,升降自己,下棲洞室,上賓群帝。……道無不在,若存若亡。……其久如地,其恒如日。壽同南山,與天無卒。更生變鍊,外示無功。

  與此同時,他又積極“尋師請道,結友問津”(沈約《金庭館碑》),其《游沈道士館》、《華陽先生登樓不複下贈呈》兩文大抵就作於此際。而就在他協助東昏侯改造、倡導道教,並自稱也願“銳意三山上,托慕九霄中”之時,卻依然與釋慧約過從甚密,甚至於每“臨宮蒞職,必同居府舍”[20]。這種看似矛盾的行爲,正充分顯示出沈約曲學阿世的治學旨趣。

  四

  雍州刺史蕭衍在起兵造反之初,其前景並不樂觀,卻由於措置得當,故得以在齊和帝中興元年(501)九月兵臨建康城下。而就在台城被圍期間,當時身陷孤城之中的沈約曾作《憫國賦》一首,《藝文類聚》卷五十九載其詞雲:

  餘生平之無立,徒跅弛以自閑。處圍城之惵惵,得無用於行間。對僚友而不怡,鹹悄顏而相顧。畏高沖之比擬,壯激天之南度。駭潛師之夜過,驚躍馬之晨呼。矛森森而密豎,旗落落而疏布。時難紛其未已,歲功迫其將徂。育素蟣於玄胄,垂葆發於縵胡。

  該賦雖名爲《憫國賦》,但充盈全文的,卻是對自身功名前途的憂愁,事實上也可將之視爲沈約政治立場由附齊轉爲黨梁的標志,因爲此後不久,他就背棄東昏侯而轉投蕭衍,並毛遂自薦,爲作《除東昏制令》,對待己不薄的故主極盡痛詆鞭撻之能事。

  沈約時任驃騎司馬、征虜將軍,原本無權起草文書,也未曾被要求承擔這一工作(《南史》卷五十九《任昉傳》),其之所以如此主動地要求參與其事,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想“攀龍附鳳”,“望有尺寸之功,以保其福祿”(《梁書·沈約傳》)。也正是基於這種考慮,他此後又多次極力敦促蕭衍把握有利時機,立即改朝換代。這對於加速篡齊建梁進程,起到了莫大的推動作用,因而招致明人張溥(1602—1641)的譏評,《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卷八十七《梁沈約集題詞》雲:

  梁武篡齊,決策於沈休文範彥龍,時休文年已六十餘矣。抵掌革運,鼓舞作贼,惟恐人非金玉,時失河清,擧手之間,大事已定,竟忘身爲齊文惠家令也。

  即便是蕭衍,也因此十分鄙夷甚至嫌惡其人品而加以疏遠、限制。這正是沈約在梁武帝天監年間(502—513),始終虛荷崇位而未得參議政要、與聞機要的重要原因之一。梁朝草創之初典制未備,其國樂甚至不得不沿用蕭齊之舊。爲宣颺功德偉業,梁武帝於天監元年(502)詔令百官各陳所聞。時爲尚書僕射的沈約,隨即予以積極響應,既稱“陛下以至聖之德,應樂推之符,實宜作樂崇德,殷薦上帝”,又建議“委一舊學,撰爲樂書,以起千載絕文,以定大梁之樂”,並因此受詔制定“郊宗廟及三朝之樂”[21]凡三十一曲。幾乎與此同時,他又忙於參議五禮、擬定律令[22]。從總體上看,爲天監初年的沈約所關注的,主要是如何遵照儒家德治教化原則,用以構建梁朝的禮樂制度和人文秩序。不過,在天監三年(504)四月梁武帝下詔皈依佛教之後,其興趣又很快從爲新朝制禮作樂定律,轉變爲對佛教的崇敬和對佛法的弘颺。

  史稱梁武帝“弱年好事,先受道法,及即位,猶自上章”(《隋書》卷三十五《經籍志四》),並於天監二年(503)“置大、小道正”[23]。但或許是有感於道術過於消極無助於治世,故在天監三年佛誕日下詔舍道歸佛,宣稱從此“寧在正法中長淪惡道,不樂依老子教暫得生天”,三日後更明確宣布“道有九十六種,唯佛一道,是於正道,其餘九十五種,名爲邪道”,並號召其“公卿百官侯王宗族,宜反偽就真,舍邪入正”(《廣弘明集》卷四《叙梁武帝舍事道法》)。當此之際,沈約承顺上旨,即刻撰就《均聖論》,力倡“内聖外聖,義均理一”,爲佛教國教化運動搖旗呐喊,這雖然受到了陶弘景的駁難[24],但他此後仍然“禪筆紛作”,撰寫了諸多“逢時之意多”而“覺性之辭少”的崇佛之文(《漢魏六朝百三家集·梁沈約集題詞》),甚至發願要“誓心克己,追自悔責,收遜前愆,洗濯今慮,校身諸失,歸命天尊”(《廣弘明集》卷二十八下沈約《懺悔文》)。

  湯用彤先生曾經斷言“梁時佛教常微有華而不實之嫌”,期間“朝臣信佛,自常附和人主”[25]。沈約之皈依釋氏,即其顯例。律動於其好佛表象之下的,仍是對仕途利祿的強烈渴求。但即便如此,梁武帝並未因此改變對他的成見而委以要職,此則見諸《梁書· 沈約傳》,即有“約久處端揆,有志台司,論者鹹謂爲宜,而帝終不用,乃求外出,又不見許”的記載。沈約既受梁武帝的刻意壓制,爾後又爲同僚所讒譖,最終在抑鬱難釋的情懷中憂愁而卒(唐無名氏《灌畦暇語》)。其臨終時的“呼道士奏赤章於天”,與其說出自内心深處的對於道教的服膺,毋寧說表達了他無可奈何的壓抑和難以排遣的哀怨,以及追憶往事之後的些許懺悔之意和自我慰藉。

  近來,姚振黎在所著《沈約及其學術探究》一書中,倡言沈約内具隱逸情結之說,並從外緣、内因兩端分析了其成因。然而,盡管沈約確實作了不少諸如《郊居賦》之類的意欲高蹈遠去的篇什,卻終究不能據其興寄感念之詞而斷言他内具隱逸思想。對於歷史人物思想曆程的梳理,理當以具體的生平行蹟爲據,而傳世文獻的相關記載,顯然構成了對姚氏之說的反證,譬如唐賈嵩《華陽陶隱居内傳》卷中雲:

  沈約嚐因疾,遂有掛冠志。疾愈,複流連簪紱。先生封前書以激其志。約啟雲:“上不許陳乞。”先生歎曰:“此公乃爾蹇薄。”

  而《梁書》本傳亦稱沈約“及居端揆,稍弘止足,每進一官,輒殷勤請退,而終不能去,論者方之山濤”。執此而論,沈約的意欲歸隱,充其量隻是他仕途不得意時,釋放在詩文之中的短暫的情感沖動。《宋書·隱逸傳論》雲:“夫獨往之人,皆禀偏介之性,不能摧志屈道,借譽期通。若使值見信之主,逢時來之運,豈其放情江海,取逸丘樊,蓋不得已而然故也。”這段史論雖就劉宋隱逸之士而興發,卻也未嚐不是沈約本人無心此道的自白。從沈約的詩文中,唐仲友體悟出他的“慕君戀闕之意”,而姚振黎則解讀出其隱逸情結。姑且不論此類解讀是否准確,解讀結果的截然相反,恰好表明解讀對象的多變。但沈約的多變隻是表象的多變,潛藏於其内心深處的對於權勢爵祿的渴求和對於功成名就的期盼,卻始終未變。這種強烈渴望落實在學術領域,就在總體上表現爲其治學重點隨着人主的好惡趨尚而不斷變更。對他來說,學術研究歸根到底隻是一種手段、方式和工具,服從並服務於他的仕進前途。《梁書》本傳稱其“自負高才,昧於榮利,乘時借勢,頗累清談”,此種評說洵爲的論,其間顯然又頗有深意。

  五

  在南朝政治生活史上,沈約無疑是以文才見長的士人的典型代表。他雖然出身士族,也曾得到宗族貴要的援手,但從總體上說,並無政治背景可言。也正因爲沒有穩固的政治倚托,以追逐世俗功業爲人生目標的他,始終處於持續的緊張和焦慮之中。梳理他的仕途進退之蹟,尋繹其宦海生涯中的心路變化,無疑有助於了解並理解南朝文士的生存狀態及其作爲取舍,進而對於探析南朝皇權漸趨強化的歷史動因,也當不無意義。

  自從晉末宋初以來,江南地域的政治權力結構逐漸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即在皇權日益增強的同時,士族對於政治的作用力卻轉趨弱化。時至梁代,皇權已在較大程度上具備了整合社會的能力,遂有策試入仕制度的實施、官班制的創設和諸如此類的政策調整。士權和皇權的此消彼漲,其因固然不一而足,卻無疑主要得益於以下兩點:一是舊姓高門的盛極而衰,二是無論新興的軍功受益階層抑或不斷崛起的寒人,幾乎都將依附皇權當作實現自身士族化的終南捷徑,周盤龍的以兜鍪換貂蟬[26]、紀僧真的“唯就陛下乞作士大夫”[27],就是其中的兩個顯著實例。

  盡管沈約以文才爲憑借的求仕方式,既不同於周盤龍的以軍功起家,也有别於紀僧真的以吏幹發蹟,但他的政治取向與周、紀兩人其實並無任何差别,並同樣表現爲對皇權的依附。史稱沈約在梁武帝天監年間“用事十餘年,未嚐有所薦達,政之得失,唯唯而已”,《梁書》本傳的這一評判,固然反映出其實際政治作用的乏善可稱,但換個角度來看,卻也未嚐不可將他的“唯唯而已”理解爲對皇權的服從。南朝時期,雖然忠君觀念尚未爲人臣所全盤接受,傳統意義上的以皇權爲核心的官僚政治體制也尚未最終確立,但士大夫階層向帝國官僚的轉化,確已成爲此期歷史發展的確定不易的方向,這相當典型地體現在沈約的身上。

  沈約不但隨人主的好惡趨尚而不斷轉移治學重點,他的學術思想其實也特重變易。其論史,往往通過追溯、對比史實,用以稽考並分析現實與歷史之間的因果關聯。譬如其論劉裕篡晉自立,不僅將之與漢魏更替、魏晉革命相類比,而且特意強調“誅内清外”之功的積累和民心的漸次轉變,以此論證晉宋嬗代的合理性(《宋書》卷三《武帝紀下》“史臣曰”),這既有助於對相關問題的深入認識,也使得他的史論深具通論色彩。其論文,亦強調“漸變”,《宋書·謝靈運傳論》對於曆代文學傳承變易的概述,即其顯例。至於其詩文創作實踐,實際上也處於不斷的變動之中,譬如他在永明年間,尚偏重於講究聲律諧和,而至天監初年,卻已轉爲對“文章當從三易”[28]說的身體力行。變易觀作爲沈約學術思想的主要特征,無疑是他多變、善變的爲人處世原則的外在表現。

  沈約在《宋書》中雖未曾專立“儒學傳”或“儒林傳”,卻不僅在該書卷五十五“史臣曰”中,評述了儒家經學在兩漢至劉宋之間的演變軌蹟,而且謹守儒家的華夷界限,既置《索虜傳》以貶斥北魏爲僭越,又設《符瑞志》以渲染江左政權乃膺受天命的正朔所在,因而從本質上說,他是一個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儒生。如所周知,儒家學說原本就具有較大的開放性和較強的包容性,這不但使之處於不斷的變化之中,也使之自然而然地對變化和如何變化的問題給予了密切的關注乃至理論思考,並早在漢代已就士人的仕途窮達、出處立身之道,提出了諸如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之類的解答。執此而論,沈約爲人處世的多變和善變,其實也未嚐不契合於儒家的說教。

  但沈約的人生趣向又有别於漢代的儒士,他不曾以兩漢士人爲榜樣,僅僅在幹祿求進與隱遁不仕之間做非此即彼的選擇,而是始終將從政仕進作爲自己的基本出路。換言之,入世事業在他的人生實踐當中具有核心的位置和當然的意義。但與此同時,其求仕宗旨又並非修齊治平、大濟天下,而僅僅是爲了達成入仕及入仕後的通達榮顯。爲了實現這個人生目標,他積極捕捉目所能及的每一個時機,甚至求諸儒學以外的知識,既曾談空空於釋部,也曾核玄玄於道流,並因此呈現出治學重點不斷轉移的表象。沈約對於功名利祿的刻意營求,雖受到後人的非議,甚至於被隋末大儒王通(580—617)定性爲“小人”(《中說》卷三《事君篇》),但其觀時知變的處世原則和治學風格,卻也值得充分肯定。從自今而古的角度回溯,沈約的有生之年,正是業已式微的儒家經學轉趨複興之時。在此期間,他不但撰就了《諡法》等經學著作,而且一度致力於構建梁朝的典章禮儀制度。平心而論,沈約在經學理論研究上的成就委實不如賀瑒(452—510)等儒士,但他對於推動經學在梁代的繁榮,其功勞較諸賀瑒等人有過之而無不及,其影響更非後者所能比擬。在沈約之前,兼收並蓄不同學術體系和理論說教者,誠然不乏其人,但像他這樣根據某一時段的自身需要而着重關注某類知識,並以這類知識爲工具積極謀求功名利祿的做法,卻不但史無前例,而且在方法論上極大地啟發了同時代的其他學者,並因此成爲時人效仿的榜樣。而《梁書·沈約傳》也主要以此爲據,予其以“博物洽聞,當世取則”的讚譽。(收稿日期:2005年1月27日)

  [作者簡介]唐燮軍,1972年生。2003年畢業於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穫碩士學位,現爲寧波大學文學院副教授。發表過專著《細說曹操》等。

注釋

 
沈約
沈約
  [1]《宋書》卷六十三《沈演之傳》,本文引用二十四史依據中華書局標點本。

  [2]《南史》卷七十六《隱逸下·沈麟士傳》。

  [3]《梁書》卷三十三《王筠傳》。

  [4]《南史》卷三十三《裴松之傳》附《曾孫子野傳》。

  [5]梁沈約《爲始興王讓儀同表》,唐歐陽詢《藝文類聚》卷四十七,上海古籍出版社1965年版,第847頁。林家驪以爲題中“始興王”當改作“始興公”,又稱該表應作於大明三年(459),皆是,詳參《沈約事蹟二考》,《文史》總第四十一輯(中華書局,1996年)。

  [6]劉躍進《門閥士族與永明文學》下編《永明文學系年》,三聯書店1996年版,第191頁;林家驪《沈約詩文系年》,中華書局《文史》2001年第2輯;姚振黎《沈約及其學術探究》第一章《沈約年譜》,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9年版,第14頁;陳慶元《沈約集校箋》附錄《沈約事蹟詩文系年》,浙江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549頁。

  [7]《宋書》卷五十七《蔡廓傳》附《子興宗傳》。

  [8]《宋書》卷七《前廢帝紀》。

  [9]《南史》卷三十七《沈慶之傳》。

  [10]詳見《宋書》卷一百《自序》、卷九十四《恩幸·徐爰傳》。

  [11]《史通通釋》卷十八《雜說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507頁。

  [12]梁沈約《内典序》,唐釋道宣《廣弘明集》卷十九,《中華大藏經》(漢文部分),第63冊,中華書局1993年版,第164頁。

  [13]《南齊書》卷四十《竟陵文宣王子良傳》。

  [14]此說借用自劉躍進《門閥士族與永明文學》,第36頁。

  [15]《梁書》卷五十一《處士·陶弘景傳》。

  [16]孫昌武《愧悔與憂懼———沈約的宗教世界》,《華林》第一卷,中華書局2001年版。

  [17]詳參陳寅恪《天師道與濱海地域之關係》及其《〈魏書司馬睿傳〉江東民族條釋證及推論》,《金明館叢稿初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33、96—97頁。

  [18]唐釋道宣《續高僧傳》卷五《梁楊都建元寺沙門釋僧韶傳》附《法朗傳》,《中華大藏經》(漢文部分),第61冊,中華書局1993年版,第558頁。

  [19]梁沈約《金庭館碑》,南宋高似孫《剡錄》卷五,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20]《續高僧傳》卷六《梁國師草堂寺智者釋慧約傳》,《中華大藏經》(漢文部分),第61冊,第576頁。

  [21]《隋書》卷十三《音樂志上》。

  [22]詳參《梁書》卷二十五《徐勉傳》,《隋書》卷二十五《刑法志》。

  [23]《太平禦覽》卷六百六十六《道部八·道士》引《道學傳》,中華書局1960年影印本,第2973頁。

  [24]詳參《廣弘明集》卷五沈約《均聖論》、陶弘景《難鎮軍〈均聖論〉》。

  [25]湯用彤《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343頁。

  [26]《南齊書》卷二十九《周盤龍傳》。

  [27]《南史》卷三十六《江夷傳》附《曾孫·傳》。

  [28]北齊顏之推《顏氏家訓》卷五《文章第九》,王利器《顏氏家訓集解》,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53頁。林家驪以爲此說大致與聲律諧和論同時提出於永明年間,見其《論沈約的“文章三易”說》一文,《浙江大學學報》2000年第4期。但筆者傾向於認定:第一,其時當在天監初年,史稱沈約所撰的梁初郊廟樂辭,“雜用子史文章淺言”(《梁書》卷三十五《蕭子恪傳》附《弟子雲傳》),即其有力的旁證;第二,就其動因而言,則可能與梁武帝“雅不好”《四聲譜》有關(《梁書·沈約傳》)。

憂鬱而死的南朝大才子

 
沈約
沈約
  南唐後主、著名詞人李煜詞中有“沈腰潘鬢消磨”的句子,“沈腰”指的是南朝齊梁時時的一位美男“沈約”,他“一時以風流見稱,而肌腰清臒,時語沈郎腰瘦”,從此以後“沈腰”就被作爲腰圍瘦減的代稱。沈約(441 --513年),字休文,吳興武康(今浙江德清)人,出身於門閥士族家庭。沈約從少年時代起就很用功讀書,白天讀的書,夜間一定要溫習。他母親擔心他的身體支持不了這樣刻苦的學習,常常減少他的燈油,早早撤去供他取暖的火。青年時期的沈約,已經“博通群籍”,寫得一手好文章,並且對史學產生了濃厚的興趣。

  他曾幫助梁武帝(高祖)蕭衍謀劃和奪取齊朝,建立梁朝。沈約給武帝連夜草就即位詔書。蕭衍認爲成就自己帝業的,是沈約和範雲兩個人。於是沈約被梁武帝蕭衍任命做了吏部尚書、尚書僕射等官職,同時分封爲‘建昌縣侯’,把他的母親謝氏封爲‘建昌國太夫人’。朝廷大員都來祝賀他。

  梁國建立的第二年,他的母親去世,梁武帝親自上門弔喪,進行慰勉,封賞並挽留他繼續工作。沈約不喜歡喝酒,沒有什麼嗜好,他的地位極端顯赫,自己卻非常樸素,每次被加官,他總是推辭再三再四……

  沈約一直戰戰兢兢,勤謹爲官,還是不能免禍。後來,因爲幾次談話不合梁武帝的胃口,梁武帝對他很不滿,沈約於是憂懼而死。雲散風流隨他去,身後百卷由人讀。他的背影就是那時代文人的宿命,即便人生這麼輝煌精彩,依然隻能俯首帖耳做個‘皇家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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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72.11.246.*在 2020/3/23 0:25:43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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