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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 18138 次 历史版本 1个 创建者:冰菊物语 (2010/11/24 17:13:42)  最新编辑:冰菊物语 (2010/11/24 17:17:45)
董必武
拼音:dǒng bì wǔ

簡介


  董必武是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之一,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傑出的無產階級革命家,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元勳,黨和國家的卓越領導人,中國社會主義法制的奠基者。他爲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作出了卓越的貢獻,建立了不朽的功勳。
 

人物生平

 
董必武
董必武
  1911年參加辛亥革命,加入同盟會

  1914年留學日本,加入中華革命黨。

  1915年夏回國策動討袁軍事活動,曾兩次被捕入獄。

  1917年至1918年,曾入川到萬縣、成都重慶等地活動。

  1920年7月,與陳潭秋籌建武漢共產主義小組,次年7月,出席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第一次國共合作時,負責籌建湖北省國民黨組織,從事統一戰線工作。

  1926年1月,在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當選爲中央執委會候補委員。

  1927年大革命失敗後,到蘇聯莫斯科中山大學特别班學習。

  1932年回到中央蘇區工作,曆任中共中央黨校副校長、中央工農民主政府執行委員、最高法院院長、工農檢察委員會代表主席等職。

  1934年秋參加長征。次年到陝北後任中共中央黨校校長,陝甘寧邊區代主席。

  1937年底至1938年秋,任中共中央長江局委員兼民運部部長,在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上增補爲中央委員。

  1938年10月,以中共代表和《新華日報》董事會董事的身份到重慶,參與了中共與國民黨的談判,並指導《新華日報》和八路軍駐重慶聯絡處的工作。

  1939年1月,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慶建立,他任委員、常委,後又任南方局統一戰線工作委員會書記,南方局政治研究室主任等職,協助南方局書記周恩來領導國統區中共黨組織的活動,並開展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工作。他主要做民主黨派領袖沈鈞儒張瀾黄炎培章伯鈞等人的工作,向他們宣傳中共的政治主張和救國政策,出席他們擧辦的各種團結抗日的集會,支持他們發表的抗戰言論,逐漸將他們之中的大多數人吸引到中共的旗幟下。還積極做國民黨開明派和西南地方實力派的統戰工作,對國民黨中主張團結抗日的馮玉祥張冶中邵力子於右任等人開誠布公,坦誠相待,與他們結下友誼;對劉文輝鄧錫侯龍雲盧漢等地方實力派代表人物或親自交談,或派幹部聯繫。作爲曆界國民參政會參政員,常在參政會上宣傳中共抗日救亡的主張,揭露汪精衛等親日派的投敵賣國罪行和國民黨頑固派的消極抗日、積極反共的活動。在1938年10月底擧行的參政會一屆二次會議上,爲了督促蔣介石繼續抗日,他和陳紹禹秦邦憲林伯渠吳玉章鄧穎超等中共參政員聯名提出《擁護蔣委員長和國民政府,加緊全民族團結,堅持持久抗戰,爭取最後勝利案》。與其他中共參政員聯合張瀾、沈鈞儒、章伯鈞、黄炎培、史良等民主人士提出《加強國民外交案》、《嚴懲漢奸傀儡案》等一系列抗戰提案。
董必武
董必武

  1941年1月,國民黨軍隊制造“皖南事變”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時,對國民黨頑固派進行了針鋒相對鬥爭,拒絕出席國民參政會二屆一次會議,繼周恩來在《新華日報》題詞之後,寫下了“江南一葉是奇冤”的詩句,控訴國民黨頑固派同室操戈的罪行。他還約見民主人士,向他們介紹皖南事變的真相。在中共和愛國民主人士的努力下,迫使蔣介石集團停止了軍剿共,表示國共關係問題仍用政治方式解決。

  1941年秋,兼任南方局宣傳部長。

  1943年6月,周恩來回延安整風,他留重慶主持南方局工作。同年9月,他在國民參政會三屆二次會議上,擺事實,講道理,逐條駁斥了何應欽軍事報告中對八路軍新四軍和中國共產黨的污蔑,贏得愛國民主人士和國民黨開明人士的支持。

  1944年,在其60歲生日時,中共中央讚颺他“代表着站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前沿地位,高擧着毛澤東同志的旗幟,不屈不撓地奮鬥着”。

  1945年4月,他作爲中共和解放區的代表,參加了中國代表團,赴美國舊金山出席聯合國成立大會,並在聯合國憲章上簽字。同年11月回到重慶,12月出任中共代表團代表出席了政治協商會議。其間,協助周恩來促成《停戰協定》簽訂並促使政協會議成功。領導南方各省中共地下黨組織恢複活動,發展力量,推進和平民主運動。

  1946年5月,率中共代表團離重慶前往南京,並擔任中共代表協和駐南京辦事處主任。

  1947年3月回延安,在解放區先後擔任中共中央工作委員會常委、華北財經辦事處主任、華北人民政府主席。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曆任政務院副總理,政務院政法委員會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全國政協副主席,中華人民共和國副主席、代主席,全國人大副委員長等職。是中共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共第十屆政治局常委。

  1975年4月在北京逝世。
 

主要貢獻

 
董必武
董必武
  董必武同志在本世紀初參加過辛亥革命,又是中國最早的共產主義者之一。他的一生,是同中國近百年幾個重要歷史時期的人民革命鬥爭緊緊相聯繫的,是同中國共產黨的產生和發展、黨的主要領導活動緊緊相聯繫的。中國近代急劇變化的歷史潮流,淘汰了多少顯赫一時的風雲人物。但是,董必武同志始終站在偉大歷史變革的前列。他在中國的舊民主主義革命和新民主主義革命,在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歷史發展中,不斷地隨着時代前進。他是中國共產黨的創建人之一,卓越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和法學家,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黨和國家的重要領導人。他爲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爲偉大的共產主義事業,畢生奮鬥不息,建立了不可磨滅的巨大功勳。

  董必武同志於1886年3月5日出生在湖北黄安縣(今紅安縣)一個清貧的教師家中。十八歲考取秀才。中學讀書時接受革命團體日知會的影響,擁護孫中山的民主主義革命綱領。1911年參加辛亥革命,加入同盟會,並在武昌軍政府中擔任工作。1914年他在東京私立日本大學學習法律,曾會見亡命日本的孫中山先生。在反對袁世凱的二次革命失敗後的險惡環境下,他毅然參加孫中山重建的中華革命黨。1915年回國,策動討袁的軍事活動,兩次被捕入獄。出獄後繼續堅持鬥爭。這些,都表現了一個革命民主主義者頑強的戰鬥精神。在十月革命和五四運動的影響下,他開始接受馬克思主義。他總結中國舊民主主義革命的教訓,對比俄中兩國革命成敗的經驗,從中認識到,“中國的獨立,走孫中山的道路是行不通的,必須走列寧的道路”。由此,他逐步實現由激進民主主義到共產主義的重大思想轉變。1920年,他和陳潭秋等同志共同創建武漢共產主義組織。1921年,他出席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隨後,任中共武漢地方委員會書記、中共湖北省委委員。作爲無產階級革命政黨的一名優秀戰士,董必武同志走上在中國爭取民主革命的徹底勝利並進而實現社會主義的新的革命征途。

  第一次國共合作的北伐戰爭期間,董必武同志是湖北省和武漢地區轟轟烈烈大革命運動的核心領導人物之一,在湖北和全國都很有聲望。他以國民黨中央候補執行委員、湖北省黨部和湖北省政府主要負責人的身份,作了大量艱苦的工作。在發動工農群眾、創辦革命報刊、爭取軍閥部隊起義、支援北伐勝利進軍等等方面,都取得出色的成績。特别是放手發動擁有二百幾十萬農協會員的湖北農民運動,形成強大的革命聲勢,同湖南農民運動交相輝映,對促進大革命迅速向長江流域發展起了重要的作用。雖然在當時他的工作中也難免帶有黨的幼年期的弱點,但是,他對國民黨右派作鬥爭和支持工農運動的堅定的原則立場,是同黨内右傾機會主義領導人的立場相對立的。

  1927年大革命失敗後,國民黨反動當局以重金懸賞通緝董必武同志。他毫不畏懼,迅速轉入祕密活動。1928年受黨的派遣到蘇聯學習。他抓緊在那里的三年多時間,刻苦攻讀馬克思列寧主義著作,注意聯繫中國的國情和革命實踐經驗,取得優異的學習成績。這爲他後來堅持毛澤東思想和提高領導工作水平打下良好的基礎。1932年他回國進入中央革命根據地,先後擔任馬克思共產主義學校副校長、中央黨務委員會書記、最高法院院長等職。1934年10月起,他參加中央紅軍的兩萬五千里長征。年近半百,曆盡千難萬險,一直保持着高度的革命樂觀主義精神。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同志在黨中央的領導地位,實現黨的歷史上具有深遠意義的轉摺,他更是熱烈擁護和堅決支持。在黨中央同張國燾的右傾分裂主義的鬥爭中,他旗幟鮮明地批判張國燾的錯誤,維護中央的統一領導。長征到達陝北後,他擔任中央黨校校長,爲培養大批黨的骨幹、迎接抗日民族解放鬥爭的新高潮付出巨大的精力。
 
董必武
董必武
  第二次國共合作的抗日戰爭時期,董必武同志作爲中共代表團的成員和中共中央長江局、南方局的主要領導人之一,長期在國民黨統治區工作。他協助周恩來同志,參加同國民黨當局的談判,領導我們黨在國民黨統治區的工作。抗戰初期在武漢,他利用合法身份和他在湖北廣泛的社會影響,大力開展黨的統一戰線工作,宣傳毛澤東同志提出的黨的全面抗戰路線和持久戰的人民戰爭思想。他直接領導中共湖北省委,抵制王明右傾投降主義的幹擾,團結當地愛國人士,創辦七里坪、湯池等訓練班,爲開展華中敵後抗日游擊戰爭、創建華中抗日根據地培養大批骨幹。到重慶後,他作爲中共參加國民參政會的參政員,或是同我黨其他參政員一道,或是單鎗疋馬,在這個會議上對國民黨頑固派的反共、投降活動進行英勇機智的鬥爭。他模範地執行黨中央的方針政策,廣泛團結各民主黨派、各階層愛國人士、地方實力派和國際友好人士,爲堅持國共合作,鞏固和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深入開展大後方的抗日民主運動,作出重大貢獻。1944年黨中央提前爲他作六十大壽,對他的功績作了高度的評價。黨中央在賀電中說:“現在你正代表着黨站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前衛地位,高擧着毛澤東同志的旗幟,不屈不撓地奮鬥着。你是中國民族解放、社會解放的老戰士,你是中國共產黨的模範的領導者之一。中國共產黨、中國人民爲慶祝你的生日,將感到光榮。”1945年4月,董必武同志代表中國共產黨和解放區軍民,參加中國代表團,出席在美國舊金山擧行的聯合國制憲會議,並向旅美僑胞和國際人士介紹中國共產黨的綱領和解放區各方面的成績,擴大了中國人民革命的影響。

  抗日戰爭勝利後,董必武同志繼續在國民黨統治區工作。他作爲中國共產黨代表團成員參加政治協商會議,爲爭取和平民主、制止内戰進行複雜艱巨的鬥爭。1947年春,國共兩黨談判破裂,他率領中共代表團駐南京上海辦事處的同志撤返延安。隨後,前往華北,任中共中央工作委員會常委和華北財經辦事處主任,緊張地投入支援解放戰爭的工作。1948年8月,他主持召開華北臨時人民代表大會。經過這次大會,成立華北人民政府,他當選爲華北人民政府主席。接着,他參加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籌備工作,主持起草《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組織法(草案)》,爲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積極進行立法方面的准備。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董必武同志先後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政務院副總理兼政治法律委員會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長,中國人民政協第二屆全國委員會副主席,中華人民共和國副主席、代主席,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等職。他同毛澤東同志爲首的黨和國家領導人親密團結,積極參與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重要決策,爲新中國的鞏固和發展竭盡了自己最大的努力。

  董必武同志在1938年中共六屆六中全會和以後的曆屆代表大會上被選爲中央委員。從1945年中共七屆一中全會起,曆屆被選爲中央政治局委員。1973年在十屆一中全會上被選爲中央政治局常委。他在黨和國家領導工作中的建樹甚多。尤其是在政權建設、法制建設、農民運動、統一戰線工作、反動統治區黨的祕密工作這些方面,都有突出的貢獻。
 
董必武
董必武
  董必武同志是我們黨的一位法學專門家。他不但長期從事法制建設的實際工作,而且根據馬克思主義關於國家和法的學說,結合我國法制建設的具體實際,提出許多獨創性的見解。他認爲,法制和國家是緊相連屬的,沒有法制就不能成爲一個現代國家。無產階級領導人民奪取政權後,必須迅速創立人民民主的法制,以促進和保障經濟建設的發展。在國家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主要的任務已經由解放生產力變爲保護和發展生產力的時候,不能再經常搞群眾運動,必須進一步健全法制。他針對五十年代我國法制工作中的問題明確地指出,加強法制的中心環節是依法辦事,一是要有法可依,二是要有法必依。要根據我國的實際情況逐步制定出必要的法規。特别要抓緊刑法、民法等基本法律的制定工作。要加強法制建設和法制宣傳,提高人民當家作主的思想,培養人民的法律意識,使人民信法、懂法、守法。黨員和幹部首先要模範地遵守法制。凡自命特殊、置國法於不顧而犯了法的人,不管他地位多高,功勞多大,一律要追究法律責任。董必武同志的馬克思主義法學思想,對於今天我們加強社會主義法制建設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導意義。這是他留給我們的極爲珍貴的精神遺產。
 

傳記紀實


  舊中國的湖北黄安,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的縮影。那年月,這里天災頻襲,兵匪横行。帝國列強,封建軍閥和當地土豪劣紳互相勾結,狼狽爲奸。他們憑借官兵之勢,在政治上掌管着鄉民生殺於奪之權,在經濟上施行苛捐雜税和重租高利的殘酷剝削,廣大勞動群眾饑寒交迫,在死亡線上掙紮。許多破產農家流離失所,怨聲載道,黄安全縣都布滿了幹柴,隻要有人播下火星,很快就會燃成烈火。

  一九二零年前後,董必武同志親手在這里播下了革命火種。當時,他幾次寫信回家,請親屬和鄉友推薦社會青年和黄安高等小學堂的畢業生,赴漢報考武漢中學及其他進步學校。因此,黄安、麻城兩縣每年報考和被錄取武漢中學、共進中學、崇實中學、啟黄中學、省第一師範和中華大學的人數逐漸增多。這些學生在校期間,接受董必武、陳潭秋等同志革命思想的教育,有的確立了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擁護黨的政治主張,先後被吸收參加了黨、團組織,有的積極投身青年運動、婦女運動,帶頭抨擊反動政治,成爲每次學潮的骨幹和策動者。後來,經董必武和陳潭秋同志提議,黨組織決定把進步學生分批派往全省各地,從事黨團工作,開展革命活動。於是,每年寒暑假,那些修業期滿的學生和回鄉度假的師生,遵照黨的指示,紛紛奔赴鄉村,進行革命宣傳,組織和發動農民的革命鬥爭,成爲傳播馬克思主義的紐帶和橋梁,反帝反封建鬥爭的中堅和核心。
 
周恩來、董必武、鄧穎超在八路軍駐重慶辦事處
周恩來、董必武、鄧穎超在八路軍駐重慶辦事處
  一九二三年冬的一個晚上,董必武同志把黄安赴漢求學的大、中學生邀請到自己在彭楊公祠(武漢中學第二部)的住所,籌組赴黄安黨團工作組,他們當中有五名黨員,七名團員。董必武代表省委和學校黨組織,提出了希望和要求。經過醞釀,大家共同推選年歲稍長的王健和董必武同志的胞弟董賢珏(覺生),分别擔任黨團工作組的組長。當晚,一切布置完畢,准備就緒,第二天清早乘船取道陽邏前往黄安,董必武同志親自到武昌碼頭送行。

  赴黄安黨團工作組回到故鄉大别山麓,很快在鄂東北的沃土上深深紮下了根。到一九二四年春夏,在黄安縣的城鎮和農村。馬列主義的書刊《共產黨宣言》等油印、傳抄本廣爲流傳,十月革命的信息被當作“庶民的勝利”受到工農群眾的推崇,黨的宗旨和主張與“三民主義”之類的標語,傳單路人可見;“打倒帝國列強”、“反對不平等條約”、“禁銷洋煙洋貨”的口號,伴着文明戲的台詞和山歌,民謠的傳唱,此起彼落……董必武同志接讀來自家鄉的封封家書,總是感到十分激動和興奮。

  “帆張必遇風”。馬克思主義的傳播從來就不是一帆風顺的。黄安農村反帝反封建鬥爭的序幕拉開不久,各處阻力較大。尤其宣傳婦女剪發、放足一事,“時有族中大戶肇事生端,栽樁發難”,他們“甚至不惜用假人命案往赤色分子臉上抹黑”。黄安黨團工作組在上級黨組織的鼓勵和支持下,廣泛開展了青年運動與新文化活動,組織社會各界有知識的青年和學校師生,集會講演,擴大宣傳。按照黨的要求,結合農村實際,揭露反動當局,抨擊封建勢力,在農村興辦平民夜校,在縣城擴充寒暑假青年進修班,等等,沖破各種阻力,不斷擴大革命影響和革命勢力。

  一九二五年夏,董必武同志從北京返漢後,在准備赴廣州之前,專程回黄安檢查和指導工作。那是六月上旬的一天,董必武同志在張培鑫同志的陪同下,從横店下火車抄近路,步行到高橋的黄家田,和村中老幼談叙到深夜,次日又去王興六村找王健同志了解情況。一進村,就聽書聲琅琅。董必武同志走進這所新辦的平民學校,站在一位蓄着短發的女同學身邊問:“你叫麼名字?多大年紀?”那個女同學很有禮貌地站起來回答:“我叫王亞華,才滿十八。”董必武同志點了點頭,又轉向另一個男同學:“這是你讀的書?”說着,隨手拿過他的課本。那個男同學忙解釋:“我們讀的書,都是王先生編的哩!”“好哇!”董必武同志興致更濃,就翻開課本細瞧了下去。當翻到其中的一課,董必武同志停住了,嗬,果真是自編的油印課本,隻見上面全是韻白文。董必武同志輕聲念了起來,“長工苦,苦難言,吃了年飯賣犁彎。肩膀之上當大路,腳板底下冒青煙。五黄六月汗洗臉,十冬臘月伴牛眠。長年累得觔骨斷,到頭難紮活命錢。”
 
毛澤東主席與董必武同志
毛澤東主席與董必武同志
  “寫得不錯,寫得不錯。”董必武同志讚不絕口。 這時,黄安縣黨組織的負責人王健同志氣喘籲籲地走進教室。他,中等身材,虎實墩墩,高興地向董必武同志介紹說:“這所平民學校,是按你信中的意見開辦的,也是全縣辦得最早的。爲了傳授新思想、新文化,現在我們區的高橋河,栗林嘴、喻家垸、張家田、楊二港、帥家畈等地,也都辦起了平民學校”。

  “好,好。”董必武同志一邊稱讚着,一邊和同學們招手告别。在一片掌聲中,他步出這所平民學校。接着,董必武同志來到王健同志的住屋,高橋區的黨團骨幹分子早已等候在那里,大家熱情地向董必武同志迎上來。他們之中有王秀松、江竹青、鄧用忠、田開壽,夏國儀、熊幫山、帥瀚卿,餘澤賢、占才芳、占憲庭、王實橋等,還有十幾個叫不出名的,董必武同志和他們一一握手問好。

  會議開始後,有五六個同志首先匯報情況,當有位同志提到舊縣教育局多次阻撓青年運動和新文化運動時,王健插話道:“他們把我們各地辦的平民夜校污蔑爲‘煽動宣傳’。”王秀松也插話說:“他們不准辦夜校班,我們就辦白日班,他們不發教材,我們就自己編,他們不給師資,我們就自己選派。”

  “對!”董必武同志聽到這里,高興地讚許說:“你們的辦法好!如果各地都象你們高橋區,那些想阻撓的人,無非是水里按葫蘆罷了!”通過高橋區的黨團骨幹分子會,董必武同志了解到很多情況,對全縣的黨團活動有了一個比較全面的摸底。在晚上的會議開始時,董必武同志講了話。他把當時全國的形勢和武漢地區的消息報告之後,又針對高橋區和黄安各地的實際,提出了一個新問題:“怎樣有效地聲援‘五卅’慘案的鬥爭?”在講到革命的“新策略”和“新方法”時,他特别提醒大家:我們要把學生運動、新文化運動與農民運動結合起來,才有廣泛的社會基礎,才有人民群眾力量的支持。這樣,鄉村大革命,既可以初具聲威,又可以深深紮根,縱然封建勢力企圖擋路,也休想拖住時代的潮流。至於舊縣教育局反動局長之類,我們如何對付爲妙?還得認真研究。

  會議按照董必武同志的講話和提議,又進行了一番認真討論。最後,大家就鬥爭的“新策略”、‘新方法”廣泛交換了意見,並一一作出了決議,形成了方案。董必武同志親自主持的高橋區黨團骨幹分子會結束後,黄安黨組織負責人王健和高橋地區的黨小組長王秀松同志,又邀請董必武同志去楊二港、帥家畈。董必武同志也欣然答應了,並叮囑張培鑫:“你明天先回縣城,告訴鄭位三和董賢珏他們,就說我把到城區的日程往後推遲一天。”

   第二天,董必武同志從高橋區趕往楊二港河棚里,先後組建了十餘個由我黨領導的、有群眾基礎的村農民協會(第一批祕密農協)。董必武同志在高橋河畔連續工作了五天六夜,於第七天頭上才進家門和親人團聚。就是在縣城停留的七、八天中,他也是不分日夜緊張地工作。他發動各界人士組織了黄安縣“五卅”慘案後援委員會,成立了黄安女子天足委員會和旅省青年協進會,還到倪趙家、王祥畈、羅家坡、郭受九等村莊,參加了又一批祕密農協籌建的准備工作。
左起:董必武、周恩來、李濟深、劉少奇、毛澤東、朱德
左起:董必武、周恩來、李濟深、劉少奇、毛澤東、朱德

  在這個基礎上,一九二五年六月中旬,在縣城南門外的羅家坡羅南基同志的家里,董必武同志親自主持召開了全縣黨團員代表會議。會上,董必武同志根據鬥爭形勢和工作進程,明確提出了具體要求;第一,主辦一個刊物《黄安青年》,傳播馬列主義,交流反帝反封建鬥爭的經驗,第二,把全縣教育權迅速掌握在黨的手里,以便往各區鄉派送更多的骨幹。

  會後不久,黄安縣的革命鬥爭得到迅猛的發展。這年秋天,《黄安青年》在武漢中學油印出版,黄安黨團工作組擴建爲“中共黄安黨團特别支部”,並很快巧妙地控制了國民黨縣黨部,又采取有力措施奪得了偽縣教育局的領導權,撤換了反共老手程汝懷安插的反動的縣教育局長。其後,黄安黨團特别支部趁熱打鐵,抓住暑假時機,用“師資統考鑒定”的辦法,把一些爲封建勢力效勞的私塾教員,大部革職清洗,把從鬥爭中湧現出來的一批黨團骨幹和其他革命分子選派到教育戰線,輸送給各區鄉充實基層力量。因此,這年秋後和第二年上半年,黄安各地的祕密農協有了較快的發展,工會、商會、婦女會以及少年兒童、青年等群眾組織,也都開始建立起來。

  一九二六年秋至一九二七年六月,隨着北伐戰爭的勝利進軍和省農協章程及懲治土豪劣紳條例的下達和貫徹,紛紛走向公開的工會,農會迅猛發展。在此時期,董必武同志以中共湖北省委委員和國民黨中央後補執委、省政府農工廳長的合法身份,一方面把黄安黨組織的負責人王健等推薦爲省農協特派員派駐鄂東北地區,加強對農民運動的組織領導,另一方面,他又多次寄信回鄉指導工作,並提議黄安黨組織選派優秀黨員王秀松、戴克敏,汪奠川等,先後兩批赴廣州和武昌中央農民運動講習所學習,直接聆聽毛澤東同志的教誨。

  在董必武同志的直接指導和推動下,黄安地區反帝反封建鬥爭的浪潮逐步高漲,鄉村大革命席卷而起的農民運動,燃起了通天烈火。黄安十個區,共二百一十個鄉,普遍建立了農民政權,農民協會會員人數達十五萬之眾。他們伴着呼啦啦的犁頭大旗,擁護清算,平糶委員會,接二連三地打開了座落在縣城、七里坪、八里垮三處屯糧萬擔的“豐豫倉”(又名義倉),賑救了大批的饑餓災民,取締了“緝私隊”,公判了吳惠存,大鬧了龍潭寺,鎮壓了李介仁等反動惡霸鄉紳,一時人心大快!

  在鬥爭烈火中,中共黄安縣委員會誕生了I在各地區、鄉農民協會代表大會先後召開的基礎上,緊接着審判土豪劣紳委員會建立之後,縣農民協會建立了,各地工人糾察隊、農民自衛軍的武裝組織,按縣爲大隊、區爲中隊、鄉爲分隊的建制,也相應地組織建立起來,真是“山回水應銅鑼響,萬壑千村擧紅纓”。他們匯成一股銳不可擋的鐵流,強制施行農會諸禁、充當各級政權的強大支柱,保衛群眾生命財產(主要是勝利果實)以及社會秩序,打擊不法的,頑固的封建勢力及其反動分子的囂張氣焰,大長了革命人民的志氣,大滅了土劣官紳的威風,從而保障了轟轟烈烈的農民運動沿着黨所指引的方向健康地發展。

  正當農運猛烈高漲,革命烈火燒得全縣一片紅時,晴天一個霹靂傳來,蔣介石發動了 “四/一二”反革命政變。接着,夏鬥寅也相繼叛變。一時間,湖北地區許多黨團骨幹和工農群眾倒在血泊中1在這個節骨眼上,董必武同志於一九二七年初夏趕回故鄉,面對高橋區反動的西寨會首妖言惑眾、搗毁農會、拼湊反動地主武裝准備向革命人民大擧反撲的緊急情況,挺身而出,在黄安黨組織負責人鄭位三同志的陪同下,與偽縣長李墨林(又名李西元)當面談判,嚴厲訓斥他們“認清時局,顺應潮流”,“不能站在封建勢力一邊”,“否則,黄安人民不會答應1”

  五、六月間,武漢的形勢急轉直下。各地反動勢力也伺機蠢蠢欲動。黄安的反動頑固勢力串通流氓地痞,收買反動會道門的大小頭目,再樹旗幟,紛紛拉起諸如紅鎗會、黑旗會、大刀會、扇子會、挺肚子會等名目繁多的反動武裝,暗中與蔣、夏呼應,和鄰省豫南光山縣的反動紅鎗會相勾結,對革命人民大肆進行“血洗火焚”式的瘋狂報複。

  故鄉人民在流血,黄安黨組織在請援,革命處於成敗的危急關頭1董必武同志一面派他的得力助手、共產黨員張培鑫星夜返回故鄉,指示黄麻兩縣黨組織,按“新策略”和“新方法”之要求,植根於“真正的群眾基礎”之上,“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另一方面,和在身邊的同志一道,通過黨的組織和可靠的社會關係,祕密購買了一百二十支“漢陽造”和“九子連”的長短鎗支(其中十二支短鎗)以及一批彈藥,派人及時運回黄安,從實力上加強縣農民自衛軍的武裝力量。
 
董必武在聯合國憲章上簽字
董必武在聯合國憲章上簽字
  由於國内外反革命勢力的強大,也由於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的危害,第一次大革命遭到失敗。“七。一五”後的黄麻地區處於反革命燒殺搶掠的白色恐怖之中。革命營壘内部的不堅定分子,也接連發生動搖,脱逃、甚至叛變等問題。這時,董必武同志雖被迫轉入地下活動,但暗中仍與家人保持祕密聯繫,化名指示黄安縣委“要注意提高鬥爭策略”,依靠有群眾基礎、有革命堅定性的幹部黨員,盡可能保存武裝力量和黨的組織機構。於是,中共黄安縣委在遷到七里坪之前,選擧了鄭位三同志爲代理縣委書記。不久,國民黨反動派及地方土豪劣紳大肆“清黨,剿共”,新上任的偽黄安縣知事賀守忠懸示布告,張貼四鄉,通緝追捕董必武、王健王秀松戴克敏汪奠川曹學楷等九十二名所謂‘共產頭子”。

  董必武同志親自培育起來的黄安革命者,遵循董必武同志的一貫教導,奮起以革命的武裝反抗反革命的武裝。黄安黨組織和潘忠汝、戴克敏、吳光浩、曹學楷等同志堅決響應黨中央“八七”緊急會議的號召,按照湘、鄂、贛、粵四省暴動大綱,帶領群眾“揭竿而起”,擧行了震撼全國的黄麻起義,奪取了黄安縣城,建立了工農民主政權。由董必武同志親手播下的革命火種,愈燒愈旺,愈燒愈猛,燒紅了黄安,燒紅了大别山麓。黄麻起義後,這支革命武裝以井岡山爲榜樣,走上了工農武裝割據的道路,開辟和創建了鄂豫皖革命根據地。
 

董必武的廉政


  仔細研究董必武同志,不難發現功勳卓著的董老不僅是一位出色的革命家兼詩人,而且還是一位少有的“清官”。

  1957年,董老做了最高人民法院院長。當時,他家住在北京鍾鼓樓後的一個昔日王府的大院里。院子很大,有花園有水池,很氣派。他的兒女們也都樂意住在這里。由於“高院”離此很遠,每天往返不僅不方便,而且還需要很多人來送文件,花費了不人力物力。董老考慮着搬到離“高院”較近的中南海去居住,盡管當時中南海的房子較爲窄舊,但他仍不改初衷。一天晚上,董老和盤托出自己的主意,卻立即遭到尚在讀書的子女們的反對。董老耐心細致地對全家人說:“第一,爲我一個人,要有警衛排,要燒鍋鑪,要煤,要人跑這麼遠送文件,搬到中南海,這些都統一解決了,爲國家節省了人力物力。我不該搬嗎?該搬。這二呢?”稍作停頓後,他更深沉地繼續說道:“我上班太遠,要坐很長一段距離的汽車,要用掉不少汽油。如果家在中南海,再到高院上班,近了一半路程,也就節約了一半汽油。我們國家還窮啊。”

  1958年初春的一天晚飯時,還在讀初中的女兒董楚青養成了一種不好的吃飯習慣。吃飯時,董楚青急於扒飯,三扒兩趕地吃完了,掉了不少飯粒在桌上。小楚青丟碗就想跑,結果被董老叫住。“你看看,你看看。”董老連連說道。年歲還小的女兒楚青茫然不知所措,怔怔地望着飯粒,默不作聲。一生慣讀詩書的董老馬上聯想起古老的“鋤禾日當午”詩句,繪聲繪色地對女兒說道:“碗里、桌上有多少飯粒? ‘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啊,粒粒不能丟啊。”接着又嚴肅地說:“揀起來吃了。”此後,女兒楚青再也不浪費糧食了。
 
左起:董必武、周恩來、李濟深、劉少奇、毛澤東、朱德
左起:董必武、周恩來、李濟深、劉少奇、毛澤東、朱德
  1964年春,董老的一個侄孫子去北京看他,一是想見見世面;二是特别想通過他的關係謀得一份較中意的工作。董老一面熱情地接待了侄孫子,一面又對他施以嚴格的要求,在北京逛逛可以,但不准租用小車,更不許在外面暴露與董老的親戚關係。那位侄孫子在北京住了大約一個星期,董老即要求他回家投入生產勞動。臨别的頭一天,董老給侄孫一些路費和小禮物,並把他叫到跟前說:“我在政府里的地位很高,但我們都是供給制,除了個人生活、住宅不成問題外,不能亂開支。你家的困難,主要靠自己克服,實在克服不了的,可以找當地政府。”早就在尋找提出自己想法時機的侄孫子趕忙說道:“你沒錢給我不要緊,那你寫個‘條子’給我,我拿你的‘條子’去找縣政府,很見效。”董老嚴肅地說:“那怎麼能行?我不能插手地方政府的事,更不能要求地方政府給你特殊照顧,你要相信地方政府會秉公辦事的。”他語重心長地勉勵年輕的侄孫子要安心農村工作,要走出一條自己的路,不要向政府亂伸手,也不要向他提出不符合政策的要求。
 

婦女隊的男隊長


  1944年1月,中共中央在延安爲董必武擧辦60華誕祝壽活動時,鄧穎超看到徐特立、謝覺哉爲他撰寫的“生平簡曆”,非常認真地說,你們漏落了董老的重要一節,長征時他還擔任過婦女隊的隊長呢。在場的周恩來當即詮釋並作證:這確實是董老不尋常的職務,應該濃墨重彩寫一筆。

  1933年10月,紅軍北上長征時,中央縱隊成立了一個幹部休養連,共有100餘人。目的是照顧那些年老體弱、生病負傷的幹部、戰士以及30多位女同志。當時,董必武已年近半百,亦編列在内。

  可是,從瑞金出發不久,蔡暢賀子珍等人向周恩來提出,女人有女人的特點,不便與“休養隊”混雜。另外,女戰士多系青年,應該與男戰士一視同仁,最好單獨編隊。

  於是,中央縱隊總衛生部衛生支隊決定創編一支婦女隊。在考慮隊長人選時,周恩來先是提名李堅真。但是,幹休連連長侯真有異議,因爲作爲指導員的李堅真本身工作就十分繁重,而且一時難以物色其他人頂替。

  後來,周恩來又與任弼時楊尚昆等人商議,楊尚昆認爲婦女隊隊長不一定要女性擔任。董必武德高望重,又曾任過中央黨校副校長,在女同志心目中威信頗高,他是最合適的人選。
 
董必武
董必武
  周恩來將此意征求董必武看法時,董必武回答說,男人負責女人的工作,想必要碰上難以想象的困難。但是,長征是特殊的戰鬥,在這特殊的戰線中,我絕對聽從黨的安排。

  從此,董必武便成了婦女隊的“胡子隊長”。

  婦女隊一路要運載60副擔架,每人肩扛兩副。而且,爲恐敵機襲擊,全是夜行軍,還不准點火把。董必武便把婦女隊按體力大小分成了兩組,弱組一人扛一副,強組兩人抬五副。雖然當時的擔架不太重,隻用兩根木棍,中間用布條網成,但是每逢天雨路滑,還是寸步難行。董必武在途中,要前後往返跑别人幾倍的路,既要鼓勵,又要換肩。經常摔在泥坑里,滿身皆是泥漿,還逗幾句“泥人董”的笑話,惹得大家興奮不已。董必武爲激勵隊員,還編唱了一首《擔架歌》:“擔架擔架,既擔又架。巾幗好英雄,鬚眉也認下……”

  部隊到了瓦窯堡休整時,大家見到董必武面黄肌瘦,疲憊不堪,都不忍心,感歎不已。董必武卻哈哈大笑地說:“老蔣(蔣介石)想逼死我們,可他做夢也想不到,我董胡子還要感激他這一招呢,要不,我哪有這麼多可愛可親的女兒,還添了孫子當上爺爺呢。”

  婦女隊的隊員,亦個個將董必武當作“慈父”一樣看待。她們中還流行幾句顺口溜:有了必武,我妮必勝。夜行八百,有盞明亮。日思萬里,笑望前程。

  長征到黎平縣後,毛澤東知悉董必武所經歷的艱難困苦,覺得有疚於這位年事較高的老戰友,決定不再讓他擔任婦女隊長,將其調至林伯渠主管的“沒收征集委員會”任委員,兼任中央縱隊幹部休養連黨支部書記。毛澤東還將一雙未舍得穿的膠鞋,送給董必武,略表由衷的敬意。
董必武
董必武

  1935年年初,紅軍勝利到達陝北後,平時滴酒不沾的董必武,卻特地邀請婦女隊的隊員喝酒慶賀。他讚許這些“長征中的女英雄”,並即興作詩曰:

    四渡赤水若等閑,大渡天險亦心坦。
    夾金山上積雪奇,茫茫草原何足難。
    紅軍女英爽夙志,風卷神州紅爛漫。
    古來舊觀須推翻,巾幗敢頂半片天。
 

參加舊金山制憲會議


  1945年6月26日,聯合國制憲會議在舊金山退伍軍人紀念大廈的大禮堂進行最後的、也是此次大會最莊嚴的議程:參加會議的五十個會員國的代表(波蘭政府代表於10月15日在聯合國憲章上簽字,故後來一般說五十一國代表簽字),在聯合國憲章和另一個包括過渡辦法的文件上簽字。簽字儀式在肅穆的氣氛中進行。按照大會商訂的程序,中國代表團第一個在憲章上簽字。正午時分,董必武同志用毛筆代表中國共產黨簽上了“董必武”三個剛勁有力的楷體字。

  這是歷史上不同尋常的鏡頭,又是激動人心的時刻!董老能夠作爲一名中國代表團的成員來到舊金山參加具有歷史意義的盛會,也是經過一番不小的鬥爭才得以實現的。
 
董必武在聯合國憲章上簽字
董必武在聯合國憲章上簽字
  1944年8月27日至10月7日,美英蘇三國和中英美三國的代表,先後在華盛頓附近的敦巴頓橡樹園擧行會議,根據全世界愛好和平人們的願望,爲避免再罹致世界戰爭的劫難,擬定成立一個國際性機構,來負責維護世界的和平與安全,並建議機構的名稱叫聯合國。1945年2月,美英蘇三國首腦在雅爾塔會晤,決定4月25日在舊金山擧行聯合國憲章制憲會議。中國是聯合國的發起國之一。那時的中國,抗日戰爭已打了七年多,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力量,正在飛速的成長壯大。當時美國駐華使館的一些外交官員在寫給美國國務院的備忘錄中,也承認“中國共產黨已成爲最活躍的力量”,抗日戰爭“是成功的”。(謝偉思:1944年10月9日備忘錄)但當時國際國内形勢錯綜複雜。國民黨當局曾想一手包辦代表團的組成,這當然是中國共產黨、民主黨派和全國人民不能接受的。1945年2月18日,周恩來同志代表中共中央多次致函“調停”國共關係的美國駐華大使赫爾利,強調指出:“決不能僅由國民黨政府的代表參加會議”,“設若國民黨獨占代表名額,將不僅爲不公平與不合理,並將表示他們的見地是要分裂中國。”經過多方幾次交涉,國民黨當局才不得不允許中國共產黨和解放區軍民派人參加代表團,但僅給了一個名額。黨中央經過周密研究之後,決定派德高望重的董老作爲代表團的成員赴舊金山參加制憲會議。

  1945年4月6日,董老從延安乘飛機抵達重慶。當天,中國民主同盟擧行茶會。沈鈞儒、黄炎培、章伯鈞、陶行知、史良等四十餘位著名人士到會。會上,董老激動地說:這次舊金山會議代表的決定,我黨中央是極不滿意的,而我們所以出席,則全爲吾人之愛好和平,力求民主團結的委屈求全精神,並爲國際和平而奮鬥。沈鈞儒、黄炎培、章伯鈞等在發言中強調指出,董必武先生是代表勞苦大眾,歡送董必武先生是歡送中國人民的代表。重慶婦女界也擧行茶話會,歡送董老。

  4月12日晨,年逾花甲的董老帶着全國人民的心願,在祕書章漢夫、陳家康的偕同下,乘飛機離渝赴美。當時處在戰爭環境,途中交通條件很差,乘坐的是沒有座位的軍用機。飛機要首先飛到印度的加爾各答,然後轉飛中東,跨非洲,横渡大西洋,到巴西,再北飛紐約。旅途的辛苦和勞頓是可想而知的。21日,董老乘坐的飛機終於在紐約的萊加弟機場降落,在紐約小住休息之後,在舊金山會議正式開幕的頭一天(6月24日)到達了舊金山。

  “金門朗月窺窗隙,照見離人徹夜蘇。”“熱鬧文明誇富麗,緊張生活鬥新奇。”這是董老在舊金山所賦《旅居美國舊金山雜詩五首》中的兩句,也是董老及其隨行人員在舊金山緊張工作情況的寫照。

   舊金山制憲會議於4月25日下午4時半正式開幕。這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已經取得決定性勝利、全部戰爭即將結束的前夕,反法西斯各國擧行的盛會,五十個國家二百八十多名代表和一千七百多名顧問、專家、記者聚集一堂,會場周圍還擠滿了關心這次大會的人群,氣氛十分熱烈。中國代表團中的中國共產黨代表,更引起新聞界的興趣。5月1日,在中國代表團擧行的記者招待會上,董必武同志自然成了記者們注目的對象。美國記者好奇且友好地請董老站起來同大家認識。董老當即落落大方,微笑起立。記者們看見站到他們面前的是一位溫文爾雅、令人起敬的長者,頓時響起一陣熱烈的掌聲。一位記者詢問董老:舊金山會議的成功,是否將有助於造成中國内部團結與和諧?董老欣然回答:“是,但非是直接的。”語言准確、簡潔而有分寸。他的答複由譯員譯成英文後,主持招待會的宋子文高聲重複了一遍,聽眾均鼓掌歡迎。
董必武等接見美軍陸戰隊卡而遜
董必武等接見美軍陸戰隊卡而遜

  董老到美國,是中國共產黨人第一次以公開身分在美國活動,他非常珍惜這個難得的機會。在舊金山,除了參加會議之外,他還廣泛地接觸美國的朋友和我們的僑胞,向他們介紹中國解放區軍民進行經濟、政權建設的情況,介紹抗日的戰況和取得的輝煌戰績,闡述中國共產黨堅持抗戰、堅持團結、堅持進步的方針以及要求民主、爭取團結、建立聯合政府的統一戰線政策。爾後又訪問了舊金山市唐人街,先後參觀了中華會館、中華學校和東僑醫院等,還在中華學校向熱情的學生們發表了講話。聯合國大會閉幕後,7月初,董老一行離舊金山赴紐約,更廣泛地會見了當地的僑胞,拜訪了中國人民的朋友史沫特萊、史迪威的女兒和賽珍珠等。此外,在舊金山期間,董老還要章漢夫、陳家康和在美國工作的徐永瑛等同志一起,利用當時的有利條件,撰寫出版了近三萬字的《解放區實錄》(用英文發表),在聯合國的各代表團、新聞記者及一些外國朋友中廣爲散發。一家華僑報紙在顯著位置刊登了他的講話——《中國共產黨的基本政策》的全文(已收入《董必武選集》)。美籍華人鄺治中曾寫道:“1945年聯合國在舊金山成立,當國民政府出席成立儀式的代表宋子文前來訪問紐約時,他住在一家豪華的旅館里,拒絕邀請去唐人街發表演說。相反,出席聯合國會議的中共代表董必武(他那時在舊金山)卻在華僑主持的許多集會上講話。這給紐約的華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所以後來在考慮中國在戰後世界中的前途時,華人中間幾乎沒有人認爲國民黨的獨裁統治繼續下去會有什麼好處。”(《紐約唐人街》第151頁)總之,我們的董老不愧爲人民的真正代表和使者,他卓有成效地完成了黨中央、民主人士和全國人民賦予的重任。董老勝利地完成任務後,於11月20日回國,26日抵達重慶。

  1945年4月,抗日戰爭勝利前夕,董必武同志代表中國共產黨出席了在美國舊金山擧行的聯合國制憲會議。這是董必武同志在聯合國憲章上簽名。
 

董必武隻寫“群言堂”


  新中國成立後,董必武擔任過政務院副總理、政法委員會主任,領導過司法工作。後因年歲已高,主要擔負名譽性職務,1959年任國家副主席,“文革”中還代國家主席。

  因惟有他與毛澤東在黨内資格最老,受命主持黨史編寫,在極“左”環境中卻難下筆。他在毫無實權的情況下,潔身自律,應邀題詞時總大書“群言堂”三字,種種心曲盡在不言中。1975年4月2日,董老以89歲高齡因肝癌去世,病榻上的毛澤東聞訊連續幾日傷感不已。開天辟地一代英傑雖相繼凋零,黨的事業卻後浪推前浪,不久神州巨變便足慰英靈。
 

知情人回憶董必武

董老過雪山讓馬救"小鬼"

  長征時期曾任董必武先生勤務兵的鍾珠瑞老人回憶:1934年,他十五六歲,當時在紅一方面軍九軍團下面一個師的衛生隊工作。當年11月的一天,正准備突破敵人的第三道封鎖線,當時師直屬隊政治協理員通知他去“紅星”縱隊工作,委派給董必武當勤務兵。
 
陳雲和董必武
陳雲和董必武
  當時的董必武已經49歲了,是中央黨校校長、中央黨務委員會書記、中央臨時政府執行委員、蘇區最高法院院長。

  進入貴州後,天天下雨。董老有兩塊油布,一塊搭在馬背上遮書籍,一塊披在肩上擋雨,因爲他深愛自己的書。他俄語很好,戰鬥間隙經常學俄文馬列著作,又讀又背,中間還用毛筆小楷批注。“我沒有文化,看不懂,董老就告訴我說,‘等你以後有了文化,就知道沒書讀的滋味了’。”

過雪山董老兩次讓馬

   過夾金山時,臨近下山時候,董老的馬夫掉隊了,由鍾珠瑞臨時牽馬。當時要過一條冰河溝,鍾在前面拉着馬,董老跟在馬後,鍾介紹:“我當時往前一跳,馬韁繩一拽,馬受驚把我就拉到河溝里,當時河那里是塌方的,水流又急,一下子被沖出五六十米,最後被毛主席的擔架隊救上來,之後,董老就把自己的馬讓給我騎。”

  此後鍾珠瑞又面臨一次危險:翻第二座大雪山時,鍾凍得雙腳不聽使喚了。鍾對董老說:“我走不動了,你們别管我,先走吧!”說罷大哭。

  董老叫鍾珠瑞把背在身上的暖瓶取下來,倒了一碗熱水給鍾喝,這個時候,徐老、謝老、成仿吾幾個老人也過來了,成仿吾把萬金油給鍾珠瑞塗,謝老從懷里摸出一小塊生薑,徐老也摸出一個幹辣椒。

  “這麼一來,我才漸漸緩過來。”之後,又是騎着董老的馬前進。

“沒有照顧好董老,他從來不怪,我很内疚”

  “長征四老,當時年齡都很大了,但在長征中,除了組織配給他們每人一疋馬和一個勤務兵之外,其餘都和大家一樣,翻雪山過草地,沒有哪一樣拉下。”鍾老回憶說。

   他介紹,徐特立作爲毛主席的老師,當時在半路上自己的馬的腿被拗斷了,他沒馬了,就一直走到了陝北。

  “我在長征中,1934年那個時候我年紀小,每次都掉隊,當隊伍到達後,都吃完飯了,我才遲遲趕到,但董老從來沒有怪過我。沒有照顧好董老,是我經常覺得對不住他老人家的,他從來不怪我,但我很内疚,這是我一輩子最遺憾的。”一說到這個時候,鍾老的聲音慢慢低了下去,老人的心思漂遠,一直漂到了苦難的長征歲月,戰火紛飛的年代和回憶里。
 

憶在董老身邊的日子——劉國安

  我原在河北省武強縣游擊大隊,1942年“五一”大掃盪前調冀中部隊,1946年初調北平軍調處執行部中共代表團保衛部工作,6月初的一天,李克農和我談,交我一個重要任務,去南京將一個密件交周恩來副主席。6月7日,我從北平乘飛機抵達南京,驅車到達梅園新村,把密件交邱南章同志,轉呈中共代表團團長周副主席。在一周之内,又跟隨首長的車出出進進,我心里想這是看我當警衛員是否合格,來後聽董必武同志的警衛員說我要接替他的工作。果然,邱南章組長找我談話,說我機警能幹,留在南京給董老當警衛員,隨後引我去見董老。當時我心情很緊張。進門一看,卻是一位慈祥的老人,董老留着胡子,穿一件長衫。那時董老年逾半百,見我們進來,立即熱情打招呼,走到我跟前笑着說:“你是來給我幫忙的吧,歡迎,歡迎。”我忙說: “我是北方人,聽不懂您的話,您的生活習慣我也不熟悉,恐怕難以適應。”董老說:“不要緊,慢慢地我們會互相熟悉了解的。”

  盡管如此,但我心里忐忑不安,怕做不好本職工作。過去在抗日前線打過仗,在北平協和醫院(北平軍調部)站過崗,僅懂得一般保衛知識。現在來到蔣管區,警特猖狂,憲兵遍布,情況十分複雜,但那時董老天天外出,臨出發前,我總是先請教王炳南同志,弄清會見什麼人,在什麼場合,哪些人參加,車應該走什麼路線,並與司機老段同志商量怎樣做好安全保衛工作。
 
董必武作《學焦裕祿同志》
董必武作《學焦裕祿同志》
  中共代表團駐在南京辦事處梅園新村,四周被特務包圍,他們在辦事處周圍設立許多特務點,從高樓房的明窗暗洞里用望遠鏡、照相機對我們院里了望、拍照。院外地面上,有各種擺攤設點、補鍋釘鞋、算命蔔卦、說書賣唱、照相繪畫、談情說愛以至乞討要飯的等等,許多都是由特務偽裝的。特别是那些戴着墨鏡腰間藏着手鎗、插着匕首的公開特務,四處亂竄。我們每行動一步,他們都時時尾隨,有時費很大勁才把他們甩掉。

  1946年11月19日,周副主席根據黨中央指示飛返延安,辦事處的工作重擔落在董老身上。董老肩負着重要使命,置身於龍潭虎穴之中,與頑敵進行鬥爭。俗話說明鎗易躲、暗箭難防,擔負隨從、保衛工作的人爲首長的安全特别擔心。此時,國民黨因政治陰謀破產,軍事失敗而惱羞成怒,於是全都發泄在暗害與屠殺革命者的卑鄙勾當上,特務活動更是瘋狂猖獗。董老臨危不懼,與張牙舞爪的敵人進行了針鋒相對的鬥爭。爲了揭穿蔣介石正在醞釀的新陰謀,向各民主黨派和各界人士宣傳中共中央的方針政策,我經常跟隨董老冒着風險,闖虎狼窩,與敵特周鏇。有一次董老有事到張治中先生那里去,我們的車剛出門,特務的摩托車、三輪機動車、十輪汽車就蜂湧似地跟了下來。爲了擺脱敵人,董老親自指揮司機,時而加大油門高速前進,時而突然刹車停了下來。當我們的車行至大街十字路口時,董老要司機減速慢行,特務們的車也減速,當快接近停車線時,紅燈將亮而未亮的一刹那間,董老一揮手,我們的小車飛快地沖過了十字路口。我們的車剛一過,紅燈亮了,特務們的車隻好急刹停下來,從車旁反視鏡里,我們看到特務們氣得幹瞪眼。我們終於甩開敵人來到了張治中先生家。許久以後,特務們的車才過來。我坐在警衛室里,特務走上來拉着粗嗓子問我:“董必武在里面嗎?”我說不知道,反問:“你們是幹什麼的?”那些笨蛋以爲我是這里的門衛,拿出一張名片給我看,上寫“×××行動小組”。我說:“你們出去!”特務們隻好灰溜溜地退出門外。一會兒,張治中先生送董老出來,我拉開車門和董老一起驅車颺長而去。等特務們醒悟過來時已無可奈何了。董老在敵人包圍中,從不顧及個人安危。爲了會見民主人士,不讓特務發現,經常在晚上十二點以後乘車出門。有時會見地下黨的同志,深夜閉燈開車出去,爲了保證黨的機關和同志們的安全,董老叫司機在離到達地很遠的地方停車,讓我和司機等候,他獨自一人摸黑步行。我們常爲他老人家的安全捏着一把汗,但每次他都鎮定地回到原地。

  蔣介石玩弄的政治欺騙和軍事進攻的反革命兩手陰謀受到嚴重挫摺以後,當時的政治形勢更要求我們黨向各民主黨派廣泛宣傳中共的政治主張,揭露蔣介石假和平的陰謀。董老的工作一天比一天繁忙,又是主動找上門去做工作,又是應邀參加集會演講。民主黨派的每一次邀請,他總是欣然答應,充分利用任何一次接近群眾、宣傳群眾的機會。正如董老自己所說的:我們是黨中央、毛主席派到這里來做統一戰線工作的,不應該放棄任何一次機會。但是以往的經驗告訴我們,敵特分子往往利用公眾集會的場合,尋釁搗亂,殘害革命領導人。董老每次出去參加集會演講,我全身的弦就繃得緊緊的,百倍提高警惕,董老卻泰然自若,毫不介意。有一次,郭沫若、沈鈞儒、張瀾、史良、黄炎培等人請董老去演講,會場秩序很亂,我對董老說:“你看這多亂。”他笑着說:“這是我們的老朋友,你放心。”但我一直集中精力注視着會場及四周的情況。1946年12月10日,南京各界擧行陶行知先生追悼會,幾名知名人士邀請董老親臨會場。到那里後,董老先爲我國這位教育家寫了挽聯,發表了講話,痛斥了蔣管區的法西斯罪行。儀式結束後,許多與會者把董老團團圍住,伸出各式各樣的筆記本讓董老簽名留念。正在這時,突然擠進一些不明身份的人,我看處境危險,請董老快走,他卻堅定地說:“不去管他,這事要緊!”這可把我急壞了,忙對我代表團的郝汀同志說:“老郝,這場合太亂了,請您幫忙配合吧。”老郝說:“都是民主人士,沒事!”大家爭先恐後讓董老簽名,他一一簽完才和大家告别。事後我關切地對董老說:“這場合太危險了,以後别給他們簽字了。”董老鄭重地解釋:“搞統戰是我們的職責,要充分利用宣傳的好機會,别人找上門來,我們何樂而不爲呢?多爭取一個人就多一分力量。今後他們即使不支持我們,也要考慮是否反對我們。我們今後還應該多爭取這樣的機會,主動去做團結工作,不斷擴大我們的革命陣線。”董老一席話使我頓開茅塞。
 

社會評價

 
1975年春,董必武與何連芝及全家
1975年春,董必武與何連芝及全家
 董必武同志的一生,是光輝的革命戰鬥的一生,是不斷開拓前進的一生。他從一個清末的秀才,成長爲一個激進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者,又成長爲一個卓越的無產階級革命家,這中間走過的道路是很不平坦的。他親眼看到過舊中國幾個朝代統治的黑暗和民族災難的深重,經歷過幾個時期中國人民革命鬥爭的風雨。他對中國的歷史、文化和社會狀況有深切的了解,對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的鬥爭生活有豐富的經驗。他沒有被舊的歷史文化知識所束縛,沒有被局部經驗所限制,而是在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科學理論指導下,把這些知識、經驗提鍊、升華爲正確的思想原則,指導自己的革命行動。他不斷從毛澤東思想中吸取精神營養。他的一些獨創性的思想成果,也充實和豐富了毛澤東思想的寶庫。正是由於具有這種思想基礎,他才能夠在極其複雜的革命鬥爭中,在一些重大的歷史轉摺關頭,正確掌握並堅決執行黨的綱領和政策。他在黨内政治生活中總是立場堅定,是非分明,表現了一個無產階級革命家的高度的黨性。這是特别值得稱道的。

  董必武同志的崇高的革命精神和道德品質表現在許多方面。他一生工作勤勤懇懇、兢兢業業,從不計較個人得失,把自己的一切獻給革命事業,真正實踐了共產黨人全心全意爲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他身居高位,從不自視特殊,而是嚴格要求自己和親屬,注意以身作則,服從組織,遵守紀律,不徇私情,敢於同一切損害人民利益的違法亂紀行爲作鬥爭。他謙虛謹慎,平易近人,愛護幹部,團結同志,善於同黨外朋友合作共事,時刻關心群眾,同群眾保持密切的聯繫。他好學深思,刻苦攻讀馬克思主義和文化科學書籍,注重理論聯繫實際。他熱情獎掖青年後進,循循善誘,誨人不倦。讀書是他平生的一大嗜好。對於中國古典詩詞、書法和文化歷史有很高的造詣。他不愧是中華民族優秀文化和中國共產黨優良傳統的傑出代表之一。
 

董必武紀念館


  在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中國共產黨創始人之一董必武同志誕辰一百周年(1986年)前夕,董必武紀念館在他的家鄉湖北省紅安縣落成。紀念館建築面積1370平方米,由徐向前元帥題寫館名。
董必武紀念館
董必武紀念館

  紀念館坐落在紅安縣城東郊烈士陵園内的蒼松翠柏叢中,是一座古樸典雅的庭院式建築。大門横匾上是徐向前同志題寫的“董必武紀念館”六個金色大字。院内迎面是一尊董老安祥地坐在沙發上的兩米高的塑像。李先念同志爲紀念館的題詞爲“豐功偉績,光照千秋”。陳丕顯、程子華、韓先楚等同志也分别爲紀念館題詞。

  紀念館分三個展室,從不同方面反映了董必武同志由一名民主主義戰士向馬克思主義者轉變並成爲革命運動的先驅的經歷,記錄了董老在新中國成立之前爲黨的教育、黨的紀律和紅色政權的建立所進行的開創性工作,以及新中國成立後董老作爲黨和國家的領導人之一,爲我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作出的不可磨滅的貢獻。

  在七百四十多件展品中,有照片四百多幅,書信、手蹟及文物二百七十多件。其中包括清朝湖廣總督向皇帝保擧董必武爲“拔貢”的奏摺,董老精心修改的法律文件原稿和董老臨終前寫下的《九十初度》一詩的手蹟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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