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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 11844 次 历史版本 2个 创建者:一个人的盛宴 (2010/11/14 0:15:18)  最新编辑:流星的雨季 (2012/3/5 11:29:24)
班固
拼音:Bān Gù(Ban Gu)
  班固,東漢史學家、文學家,字孟堅,漢族,扶風安陵人(今陝西鹹陽)。生於漢光武帝建武八年,卒於漢和帝永元四年,年六十一歲。
班固像
班固像

  其九歲能誦讀詩賦,13歲時得到當時學者王充的賞識,建武二十三年(公元47年)前後入洛陽太學,博覽群書,窮究九流百家之言。建武三十年,其父班彪卒,自太學返回鄉里。居憂時,在班彪續補《史記》之作《後傳》基礎上開始編寫《漢書》,至漢章帝建初中基本完成。

  明帝時,曾任蘭台令史,與陳宗、尹敏、孟異共同撰成《世祖本紀》,升遷爲郎,負責校定祕書。又與人共同記述功臣、平林、新市、公孫述事蹟,作列傳、載記二十八篇奏上。

  章帝時,班固職位很低,先任郎官。建初三年(公元78年)升爲玄武司馬,是守衛玄武門的郎官中的下級官吏。由於章帝喜好儒術文學,賞識班固的才能,因此多次召他入宮廷侍讀。章帝出巡,常隨侍左右。奉獻所作賦頌。對於朝廷大事,也常奉命發表意見,與公卿大臣討論,曾參加論議對西域和匈奴的政策。

  建初四年,章帝效法西漢宣帝石渠閣故事,在白虎觀召集當代名儒討論五經同異,並親自裁決。其目的是廣泛動員經今古文學派的力量,促進儒家思想與讖緯神學緊密結合,加強儒家思想在思想領域的統治地位。在這次會議上,班固以史官兼任記錄,奉命把討論結果整理成《白虎通德論》,又稱《白虎通義》。

  漢和帝永元元年(公元89年),大將軍竇憲奉旨遠征匈奴,班固被任爲中護軍隨行,參預謀議。竇憲大敗北單於,登上燕然山(今蒙古境内的杭愛山),命班固撰寫了著名的燕然山銘文,刻石記功而還。班固與竇憲本有世交之誼,入竇憲幕府後,主持筆墨之事,關係更爲親密。永元四年,竇憲在政爭中失敗自殺,洛陽令對班固積有宿怨,借機羅織罪名,捕班固入獄。同年死於獄中。
 

個人成就

開創了正史地理志的先例


  在正史中專列《地理志》是從班固的《漢書•地理志》開始的。班固生活的時代是漢朝已建立了200多年之際,王朝空前統一和強盛,經濟發達,版圖遼闊,陸海交通發達。地理知識的積累遠非《山經》和《禹貢》時代可比,社會生活和管理對地理知識的需要也空前迫切。地理撰述不再近則憑證實,遠則憑傳聞,而是國家掌握的各地方當局的直接見聞,乃至相當准確的測繪和統計了。記錄大量實際地理資料的地理著作的出現雖是那個時代的要求,但是,在正史中專列《地理志》卻是班固對後世的重大貢獻。封建時代,一般的地理著作很難流傳到今天,但正史中的《地理志》,在後世王朝的保護下,較易流傳下來。班固在正史中專列《地理志》的作法,被後世大部分正史及大量的地方志所遵奉。這樣就爲我們今天保留了豐富的地理資料,爲研究中國古代地理學史及封建時代的社會、文化史提供了重要條件。班固對正史《地理志》的開創之功不可忽視。
《漢書.地理志》
《漢書.地理志》
 

開創了政區地理志的體例


  班固《漢書•地理志》的結構内容共分三部分:卷首(從“昔在黄帝”至“下及戰國、秦、漢焉”) 全錄《禹貢》和《周禮•職方》這兩篇,並依漢代語言作了文字上的修改;卷末(從“凡民函五常之性”至卷終)輯錄了以《史記•貨殖列傳》爲基礎的劉向《域分》和朱贛《風俗》;正文(從“京兆尹”至“漢極盛矣”)主要寫西漢政區,以郡爲綱,以縣爲目,詳述西漢地理概況。這部分是以漢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 的全國疆域、行政區劃爲基礎,叙述了103個郡國及所轄1578縣(縣1356,相當縣的道29,侯國193)的建置沿革、戶口統計、山川澤藪、水利設施、古蹟名勝、要邑關隘、物產、工礦、墾地等内容,篇幅占了《漢書•地理志》的三分之二。正文這種以疆域政區爲框架,將西漢一代各種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現象分系於相關的政區之下,從政區角度來了解各種地理現象的分布及其相互關係的編寫體例,可以稱之爲政區地理志。這種體例創自班固,表現了他以人文地理爲中心的新地理觀。班固以前的地理著作,如《山海經》《職方》等,一般都以山川爲主體,將地理現象分列於作者所擬定的地理區域中,而不注重疆域政區的現實情況。《禹貢》雖然有了地域觀念,以山川的自然界線來劃分九州,分州叙述各地的地理。但“九州”僅是個理想的制度,並沒有實現過。所以《禹貢》還不是以疆域、政區爲主體、爲綱領的地理著作。班固之所以形成以人文地理爲中心的新地理觀,除了他本人的原因之外,還因爲他生活在東漢這個具體的歷史時代。我國行政區劃起始於春秋戰國之際,但尚未有統一四海的封建國家出現。隨後的秦代雖然一統天下,但曆時很短。自漢朝建立到班固生活的東漢,已經有了200多年長期穩定的歷史,在疆域廣袤的封建大帝國内,建置並完善了一套郡(王國) —縣(邑、道、侯國)二級行政區劃。長期實施的社會制度,促成了新地理觀念的產生。班固的這種新地理觀隨着大一統觀念的加強,隨着重人文、輕自然、強調天人合一的中國傳統文化精神的鞏固而一起被長期繼承下去。不但各正史地理志都以《漢書•地理志》爲藍本,而且自唐《元和郡縣志》以下的曆代全國地理總志也無不仿效其體例。班固的地理觀及其《漢書•地理志》模對中國古代地理學的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一方面是爲我國保留了一大批極有價值的人文地理資料,另一方面也妨礙了自然地理觀念的發展。直到明末《徐霞客游記》問世之前,我國始終缺乏對自然地理現象進行科學描述和研究的專著,至多隻有記錄自然地理現象分布和簡單描述的作品,往往還是像《水經注》那樣以人文地理資料的記錄爲主。之所以出現這種情況,班固的地理觀及其《漢書•地理志》模式的影響不能不說是其重要原因之一。
 

開沿革地理之始


  班固不僅在《漢書•地理志》中首創了政區地理志的模式,同時也完成了首例沿革地理著作。《漢書》雖然是西漢一朝的斷代史,但《漢書•地理志》記述的内容超出西漢一朝。它“因先王之蹟既遠,地名又數改易,是以采穫舊聞,考蹟詩書,推表山川,以綴《禹貢》、《周官》、《春秋》春秋,下及戰國、秦、漢”。它是一部西漢的地理著作,又涉及到各郡國的古代歷史、政區沿革等。比如,卷首寫漢前曆代疆域沿革,除全錄《禹貢》、《職方》兩篇外,班固還在《禹貢》前增以黄帝至大禹、《禹貢》與《職方》間加以大禹至周、《職方》後綴以周至秦漢的簡略沿革,保持了漢以前區域沿革的連續性。又比如,卷末輯錄了劉向的《域分》和朱贛的《風俗》,分述以秦、魏、周、韓、鄭、陳、趙、燕、齊、魯、宋、衛、楚、吳、粵(越)等故國劃分的各地區概況,其中沿革是重要内容之一。再比如,班固在正文中於政區地理的框架中納入其他門類的地理現象,將其分系於各有關的郡國和縣道之下,並主要采取注的形式叙述各郡國從秦代到王莽時的建置沿革。縣一級政區並載明王莽的改名。班固在《漢書•地理志》中注重地理沿革的做法被以後的正史地理志、全國地理總志和大量的地方志所沿用,使後世的沿革地理著作成爲中國古代地理學的重要部分。
 

記錄了大量的自然和人文地理資料


  班固的《漢書》是我國西漢的斷代史,其中記載了當時大量的自然和人文地理資料,尤其集中在其中的《地理志》以及《溝洫志》和《西域列傳》等篇目中。例如,僅《漢書•地理志》的正文中就記載川渠480個,澤藪59個,描述了全國300多條水道的源頭、流向、歸宿和長度,是《水經注》出現以前内容最豐富的水文地理著作。正文中還記載有153個重要山嶽和139處工礦物產位置分布情況;有屯田的記錄;有水利渠道的建設;有各郡國及首都長安、少數重要郡國治所及縣的戶數和人口數統計資料113個,是我國最早的人口分布記錄,也是當時世界上最完善的人口統計資料。書中有陵邑、祖宗廟、神祠的分布;有具有歷史意義的古國、古城及其他古蹟記錄;有重要的關、塞、亭、障的分布以及通塞外道路的内容等。總之,《漢書》中所記載的自然地理、經濟地理、人口地理、文化地理、軍事交通地理等内容爲今天研究漢代的社會提供了寶貴的資料。
 

保存了寶貴的邊疆地理資料


  班固的《漢書》在《地理志》《西域列傳》等篇中記載了大量的邊疆地理資料。西漢是我國歷史上最強盛的王朝之一,幅員遼闊,交通、文化、經濟發達。經過武帝時張騫的幾次出使西域和漢軍的幾次出征,開通了絲綢之路;經過張騫等人的“通西南夷”,對當時西南地區有了一定了解。此外,西漢時對東南沿海、南海及印度洋的地理也有一定認識。這些在《漢書》中有豐富的記載。如《漢書•地理志》最早記載了一條從今徐聞西出發到印度南部和斯里蘭卡的航海線,對沿途各地的地理現象做了記錄。又如,《漢書•嚴助傳》記載淮南王說閩越(即福建)的情況是“以地圖察其山川要塞,相去不過數寸,而間獨數百千里,阻險林叢弗能盡著。視之若易,行之甚難”。再如,《漢書•匈奴傳》記載漢元帝時候應上書說:匈奴“外有陰山,東西千餘里,草木茂盛,多禽獸”。又說:“幕北地平,少草木,多大沙。”這些描述蒙古高原的内容說明漢代人們對邊疆地理已有相當程度的認識,給我們今天留下了豐富的研究材料。

  班固是我國東漢著名的學者,《漢書》中有關地理方面的記述是他根據檔冊進行抄錄、編纂而成的,特别是《地理志》博采西漢以前的地理著作匯爲一篇。著書的宗旨是“追述功德”、表彰漢朝使之“颺名於後世”,同時爲當時行政管理服務。因此,地理的内容以政區沿革地理爲框架,自然地理内容排在其次。這樣以人文地理爲主的地理觀與中國傳統文化精神一致,《漢書•地理志》的模式容易被後世的正史地理志、全國總志、地方志仿效,從而對中國古代地理學的發展產生很大影響。班固所開創的《漢書•地理志》模式對後世沿革地理的蓬勃發展起了促進作用,但也阻礙了自然地理的進步;它記錄了大量的人文和自然地理資料,但也阻礙了理論的發展,特别是自然地理學理論的發展。從《漢書•地理志》的内容來說,它是從事中國疆域政區沿革研究的基礎,是研究我國疆域地理必讀的書,是研究漢代地理必讀的書。

  總之,班固在沿革地理學的開創和地理資料的保存方面都是卓有成就的,他是中國封建社會頗有影響的歷史地理學家。
 

關於《漢書》

  
  《漢書》在體制上全襲《史記》,隻改“書”爲“志”,取消“世家”,並入“列傳”。有十二本紀、人表、十志、七十列傳,共一百篇。它叙述自漢高祖元年至王莽地皇四年共二百二十九年的斷代歷史。
班固《漢書》
班固《漢書》
 
  班固出身於仕宦家庭,受正統儒家思想影響極深,因此,他缺乏司馬遷那樣深刻的見識和批判精神,他站在封建統治階級立場來評價歷史事件和人物,特别由於他奉旨修書,所以《漢書》雖多半取材於《史記》,卻沒有《史記》那樣強烈的人民性和戰鬥精神。但班固作爲一個歷史家,還是重視客觀歷史事實的,因此,在一些傳記中也暴露了統治階級的罪行,如《外戚列傳》寫了宮闈中種種穢行,特别是成帝和昭儀親手殺死許美人的兒子一段,充分暴露了統治階級殘忍險毒的本質。在《霍光傳》中揭發了外戚專横暴虐及其爪牙魚肉人民的罪行,在一些字里行間表示了對他們的譴責。在《東方朔傳》中抨擊了武帝微行田獵和擴建上林苑擾害人民、破壞農業生產的行爲。在《漢書》的一些傳記中也接觸到了人民的疾苦,像《龔遂傳》中他寫了人民“困於饑寒而吏不恤”,因而鋌而走險,流露了作者對人民的同情。也正是從這一點出發,他對那些能體恤人民疾苦的正直官吏如龔遂、召信臣等都特爲表颺,對酷吏則肯定其“摧摺豪強,扶助貧弱”的進步一面,斥責其殘酷凶暴的一面。此外,班固對司馬遷的不幸遭遇,東方朔的懷才不遇,也都寄予同情,表現了他的愛憎。所有這些都是《漢書》值得肯定的地方。
 
  作爲史傳文學,《漢書》有不少傳記也寫得十分成功。《朱買臣傳》寫朱買臣在失意和得意時不同的精神面貌以及人們對他的不同待遇,從那些具體的描寫中,充分揭發了封建社會中世態炎涼的現象。《陳萬年傳》通過陳鹹頭觸屏風的細節,寫出了陳萬年謅媚權貴、卑鄙無恥的醜態;《張禹傳》也隻通過了張禹自己的行爲、生活和談話,寫出了張禹虛偽狡詐、貪財圖位的醜惡形象。最著名的是《蘇武傳》。它表颺了蘇武堅貞不屈的民族氣節和高尚的品德,通過許多具體生動情節的描寫,突出了蘇武視死如歸,不爲利誘,艱苦卓絕的英雄形象,特别是李陵勸降時,表現了蘇武始終如一凛然不可犯的嚴正態度,更給人以深刻的印象。盡管李陵動之以情義,誘之以利害,娓娓動聽,但蘇武卻絲毫沒有動搖。他的言語不多,卻字字有力,表示了爲國家寧願肝腦塗地的堅決信念。因此,當蘇武說出“自分已死久矣,王必欲降武,請畢今日之歡,效死於前”的話時,李陵竟不禁自慚形穢而喟然歎息地說:“嗟乎!義士!陵與衛律之罪,上通於天!”兩兩對照,形象是異常鮮明的。最後寫李陵送蘇武返漢也很精采:——於是李陵置酒賀武曰:“今足下還歸,颺名於匈奴,功顯於漢室,雖古竹帛所載,丹青所畫,何以過子卿?陵雖駑怯,令漢且貰陵罪,全其老母,使得奮大辱之積志,庶幾乎曹柯之盟,此陵宿昔之所不忘也!收族陵家,爲世大戮,陵尚複何顧乎?已矣!令子卿知吾心耳!異域之人,一别長絕!”陵起舞,歌曰:“徑萬里兮度沙幕,爲君將兮奮匈奴。路窮絕兮矢刃摧,士眾滅兮名已胄,老母已死,雖欲報恩將安歸?”陵泣下數行,因與武決。—— 這又是極其鮮明的對照。雖然這里隻寫了李陵向蘇武表白自己内心悲痛的一段談話,但其中所流露的重個人恩怨得失而輕國家民族的思想,卻更加反襯出蘇武留居匈奴十九年堅持民族氣節的高尚品格。
 
  《漢書》的許多“紀”、“傳”大都采用《史記》原文,但作者在取舍之間也費了一番整理剪裁的工夫,不能完全看作鈔襲。《漢書》叙事一般說來不如《史記》的生動,但簡練整飭,詳贍嚴密,有自己的特點。《漢書》中附錄了大量的辭賦和散文,這是它爲後來文章家愛好的一個原因,但因此也影響了它叙事的集中和人物特征的鮮明、突出。
 

東漢辭賦大家


  班固又是東漢前期最著名的辭賦家,著有《兩都賦》、《答賓戲》、《幽通賦》等。東漢建都洛陽,關中父老猶望複都長安,而班固持異議,因作《兩都賦》。賦中假設西都賓向東都主人誇耀西漢都城(長安)的繁盛,宮苑的富麗,東都主人則責備他“馳騁乎末流”,轉而向他稱說今朝的盛事。他先頌颺光武帝的建國,繼述明帝修洛邑(東都),“備制度”,再稱田獵、祭祀、朝會、飲宴的盛況,以顯示今朝的聲威,最後歸於節儉,“以摺西賓淫侈之論”。《兩都賦》體制宏大,亦有不少警句,但他竭力模仿司馬相如,仍舊是西漢大賦的繼續,沒有自己的獨特風格。《答賓戲》仿東方朔《答客難》、颺雄《解嘲》,表現作者“篤志於儒學,以著述爲業”的志趣。《幽通賦》仿《楚辭》,也是述志之作。
 
  班固在《兩都賦序》、《漢書》一些傳讚和《藝文志.詩賦略》中表達了自己對辭賦的看法。他認爲辭賦源於古詩,要求辭賦應有《詩》的諷諫作用。但由於東漢初期社會還比較穩定,他陶醉於“海内清平,朝廷無事”的歌頌,因此,就不可能看到漢賦的根本弱點。他不同意颺雄對辭賦的看法,他說:“相如雖多虛辭濫說,然要其歸,引之於節儉,此亦《詩》之風諫何異。颺雄以爲靡麗之賦,勸百而諷一,猶騁鄭、衛之聲,曲終而奏雅,不已戲乎!”(《漢書.司馬相如傳讚》)這就未免誇張司馬相如賦的諷諫作用。班固還從“潤色鴻業”出發,把言語侍從之臣日月獻納和公卿大臣時時間作的辭賦都說成是“或以抒下情而通諷諭,或以宣上德而盡忠孝”,這些看法代表了封建統治階級對文學的要求和正統儒家一般的文學觀點,對東漢辭賦的泛濫文壇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影響後世文學亦不小。不過,我們也正從這里看到漢代辭賦爲統治階級服務的本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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