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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 18005 次 历史版本 4个 创建者:Beckham (2010/11/8 16:45:05)  最新编辑: (2012/11/17 17:09:24)
《資治通鑒》
拼音:《Zī Zhì Tōng Jiàn 》(《Zi Zhi Tong Jian》)
同义词条:资治通鉴
目錄[ 隱藏 ]
  《資治通鑒》,簡稱“通鑒”,是北宋司馬光所主編的一本長篇編年體史書,共294卷,三百萬字,耗時19年。記載的歷史由周威烈王二十三年(紀元前403年)寫起,一直到五代的後周世宗顯德六年(紀元959年)征淮南,計跨16個朝代,包括隋唐統一王朝和戰國七雄、魏蜀吳三國五胡十六國南北朝五代十國等等其他政權,共1362年的逐年記載詳細歷史。它是中國的一部編年體通史,在中國史書中有極重要的地位。

成書

  《資治通鑒》是繼《春秋》後的一部以編年體的史學巨著,司馬光自幼好讀《左氏春秋》,喜歡編輯舊事以成編。宋英宗治平元年(1064年)呈《曆年圖》五卷,治平三年(1066年),又呈《通志》八卷,作品涵蓋周、秦二朝,當時的皇帝宋英宗看了很滿意,於是下令在崇文院内設置書局,將穎邸舊書2400卷,賞賜給司馬光參考,並供給筆墨、繒帛、費用、餐點、果物等服務,要他繼續寫下去,並准許他借閱皇家龍圖閣、天章閣、昭文館、史館、集賢院、祕閣的藏書。
  於是司馬光就在洛陽編修《資治通鑒》,居家極其簡陋,夏天悶熱難堪,汗水常滴在草稿上,請匠人另辟一地下室,“常讀書於其中”,“日力不足,繼之以夜”,每夜秉燭著書,生病時亦不休息。好友勸他“宜少節煩勞”,他說:“先王曰,死生命也。”就這樣過了15年不問政事的著書歲月。
  書名爲宋神宗所定,取意“有鑒於往事,以資於治道”。“資治”兩字意謂著“幫助”“治理”。“通”則意謂著博通古今的“通史”,“鑒”則有引爲“借鏡”之意(以史爲鏡)。宋神宗親自作了一篇序,賜給司馬光。這篇序後來保護《通鑒》免遭毁版的災難。
  《資治通鑒》編修工作艱巨,先由助手蒐集資料和編寫初稿,然後由司馬光綜合全書,加以增刪,再由司馬康檢訂文字。首先,在資料蒐集方面,單是正史有十七種,參考的野史,譜錄,别集,碑志等雜史有三百多種,加上龍圖閣等藏書,可以想見當時資料之豐富。清人袁枚稱:“李鄴侯北伐之謀,保儲之諫,辨建寧之冤,保李晟、馬燧之功,新、舊兩《書》俱不載入……微溫公《通鑒》取李繁《家傳》大爲闡颺,則鄴侯一代偉人,幾乎黯然無色。”。南宋洪邁更進一步考證:
  “ 如《資治通鑒》則不然,以唐朝一代言之:叙王世充、李密事,用《河洛記》;魏鄭公諫爭,用《諫錄》;李絳議奏,用《李司空論事》;睢陽事,用《張中丞傳》;淮西事,用《涼公平蔡錄》;李泌事,用《鄴侯家傳》;李德裕太原、澤潞、回鶻事,用《兩朝獻替記》;大中吐蕃尚婢婢等事,用林恩《後史補》;韓偓鳳翔謀畫,用《金鑾密記》;平龐勳,用《彭門紀亂》;討裘甫,用《平剡錄》;記畢師鋒、呂用之事,用《廣陵妖亂志》。皆本末粲然,然則雜史、瑣說、家傳,豈可盡廢也!”
  《資治通鑒》述龐勳時,除用鄭樵《彭門紀亂》,亦引韋昭度《續皇王寶運錄》、賈緯唐年補錄》等私家著述;又如《平剡錄》專記“太和末擒越盜裘甫、平剡縣”之事,溫公雖用《平剡錄》,卻不提詐降及計誘,又兼存《玉泉子見聞錄》之論。《資治通鑒》大量描述地方史觀與社會史觀,而别於官修新舊唐書之中央史觀。
  《資治通鑒》在撰寫前先由天文學家劉羲叟編訂正確年曆,以夏曆爲主,作爲全書的骨幹,若同年有二年號以上,則以後來者爲定。首先把史料摘錄下來,按年代顺序,編成“叢目”,各人先修“長編”,編寫“長編”時常在每一事中間空一行以備剪貼,務求其詳盡,“寧失於繁,毋失於略”,接下來由司馬光就長編所載,考其同異,刪其繁冗,如範祖禹的〈唐紀〉成書六百餘卷,經司馬光剪裁、編定爲八十一卷。如果發現匯集的史料互有出入,便要進行“考異”工作,最後方能定稿。司馬光一生不寫草字,《資治通鑒》草稿全部以正楷寫成,史載:“張新甫見洛陽有資治通鑒草稿,盈兩屋。”。
  《資治通鑒》寫作時間據資料記載一共花了19年,從宋英宗治平二年(1065年)開始一直到宋神宗元豐七年(1084年)才完成。由於過度勞累,元豐五年秋天,司馬光已罹患“語澀疾”(清朝陳弘謀謂“疑當中風”),乃預作遺表,内容提及反對變法事。元豐七年十一月司馬光《進通鑒表》自叙曰:“臣今骸骨臒瘁,目視昏近,齒牙無幾,神識衰耗,目前所爲,鏇踵遺忘。臣之精力,盡於此書。”書成之後,隻有他的朋友王勝之看過一遍,其他的人隻翻一頁,就哈欠連連,欠伸思睡。此書完成後兩年,司馬光逝世。
  此書引起司馬光之後許多史學家的省思,史學家面臨改朝換代,君臣異位的尷尬時期時,往往以《資治通鑒》的撰寫精神爲原則,強調君臣處理事情與一般人處理事情有所不同與學習思考。

助手

  雖然此書中司馬光自己的意見皆以“臣光曰”出現,但並非司馬光一人完成,據資料記載,司馬光編集此書,朝廷許他“自辟屬官”,他邀請了劉攽、劉恕、範祖禹成爲助手,這些人都是當時著名史家,可謂一時之選。其中劉攽負責兩漢史,範祖禹負責唐代及五代史,魏晉南北朝歸劉恕,司馬光的兒子司馬康也加入一起編修《資治通鑒》,負責檢訂文字。刪改定稿則完全由主編司馬光一人完成,故行文頗爲一致。劉恕之子劉羲仲說:“先人在書局,隻類事蹟,勒成長編,其是非予奪之際,一出君實筆削。”
此外,司馬光又出版了《資治通鑒考異》三十卷、《資治通鑒目錄》三十卷、《通鑒擧要曆》八十卷三書來替這本巨著做說明。

評注

  元初,胡三省著《資治通鑒音注》,被認爲是曆代注釋《資治通鑒》最佳者。

體裁

涵蓋年代

  《資治通鑒》全書共294卷,約300多萬字,書中記載的歷史由公元前403年,也就是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寫起,一直到959年,五代的後周世宗顯德六年征淮南爲止。是司馬光以爲君親政,賢明之道爲出發點所編寫成的一本巨著,所謂“刪削冗長,擧撮機要,專取國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爲法,惡可爲戒者,爲編年一書,使先後有倫,精粗不雜。”。
  在横跨中國16個朝代,一共1362年的歷史中,詳近略遠,隋唐五代371年,占全書四成,史料價值最高。很明顯的他多次着墨在其中的賢明政治時期,如文景之治,貞觀之治等。

釋例

  帝後死稱“崩”,王公死稱“薨”。天子近出稱“還宮”,遠出稱“還京”,列國諸侯遠出稱“還某郡”。
  《資治通鑒》具有強烈的正統立場,在分裂時代,如三國,魏有〈紀〉,蜀、吳無〈紀〉;南北朝時代,南朝有〈紀〉,北朝無〈紀〉;五代有〈紀〉,而十國無〈紀〉。又如《通鑒》載魏明帝太和五年:“ (諸葛)亮帥諸軍入寇,圍祁山,以木牛運。”對此朱熹曾表達他的不滿曰:“三國當以蜀漢爲正,而溫公乃雲,某年某月‘諸葛亮入寇’,是冠履倒置,何以示訓?緣此遂欲起意成書。推此意,修正處極多。若成書,當亦不下通鑒許多文字。但恐精力不逮,未必能成耳。若度不能成,則須焚之。”

史事評論

  《資治通鑒》於叙事之後,皆有附論,共186篇[18]。其中“臣光曰”有102篇,其餘84篇是各家評論,其中裴子野的論占了10篇,司馬遷的論隻有1篇。以篇數看來,〈漢紀〉所占篇幅最多、其次爲〈唐紀〉。
  陳垣胡注通鑒表微》曰:“《通鑒》書法,不盡關褒貶,故不如《春秋》之嚴。溫公謙不敢法《春秋》,而志在續《左氏傳》,有所感觸,亦仿左氏設辭‘君子曰’而稱‘臣光曰’以發之。餘則據事直書,使人隨其實地之異而評其得失,以爲鑒戒,非有一定不易之書法也。”
  從今日來看,“臣光曰”充滿封建色彩,黄盛雄將其歸納“誠”與“禮”,“禮之綱紀”這個概念,可謂貫穿《通鑒》之核心。張須在《通鑒學》雲:“《春秋》之意,最重名分,名分所在,一字不能相假,封建之世,以此爲綱維。名分既壞,則綱維以絕,政權崩潰,恒必由之。溫公以此事兆東周之衰,與七國之分立,而又系論以見托始之意。”司馬光本人的思想並沒有跨越時代,故其論述沒有太大價值。例如:司馬炎因守三年之喪被司馬光稱讚是“不世之賢君”。事實上,司馬炎在中國歷史上並不能與漢武帝唐太宗等相提並論。黄義剛朱熹:“溫公力行處甚篤,隻是見識淺”時,答曰:“是”。
 

原稿

  《資治通鑒》殘稿今存僅8卷,目前藏於北京圖書館。手稿的最後一段是司馬光用範純仁寫給司馬旦的書劄起草,原信用墨筆抹去,字蹟依稀可辨:“純仁再拜,近人回曾上狀,必計通呈,比來伏惟尊候萬福,伯康必更痊平。純仁勉強苟祿,自取疲耗……”,卷後有多人題跋;曾題跋的韓性說:“其以牘背起稿,可見其儉;字必端謹,可見其誠;事而書之,該以一二字,可見其博;紙尾謝狀詞,雖平常字,亦出於手書,可見其遇事之不苟也。”

寫作風格

  司馬光撰《資治通鑒》,略依《左氏春秋傳》體,重視戰爭之描寫,是一本道地的“相斫書”,如對戰國時代孫臏龐涓的“馬陵之戰”,東漢末年曹操袁紹官渡之戰”,三國時代曹魏與蜀、吳的“赤壁之戰”,東晉謝玄苻堅的“淝水之戰”,皆詳細生動,如曆其境。“赤壁之戰”寫“時東南風急,蓋以十艦最著前,中江擧帆,馀船以次俱進。操軍吏士皆出營立觀,指言蓋降。去北軍二里馀,同時發火,火烈風猛,船往如箭,燒盡北船,延及岸上營落。”,語言生動活潑,躍然紙上;又寫曹操的機智,“操引軍從華容道步走,遇泥濘,道不通,天又大風,悉使羸兵負草填之,騎乃得過。羸兵爲人馬所蹈藉,陷泥中,死者甚眾。”。“淝水之戰”寫慕容垂勸苻堅出兵是别有用心:“慕容揩、慕容紹言於慕容垂曰:‘主上驕矜已甚,叔父建中興之業,在此行也!’垂曰:‘然。非汝,誰與成之。’”又寫兩軍對峙時,秦軍未戰先懼:“秦王堅與陽平公融登壽陽城望之,見晉兵部陣嚴整,又望見八公山上草木,皆以爲晉兵,顧謂融曰:‘此亦勁敵,何謂弱也!’憮然始有懼色。”東晉取得勝利後,“謝安得驛書,知秦兵已敗,時方與客圍棋,攝書置床上,了無喜色,圍棋如故。客問之,徐答曰:‘小兒輩遂已破贼。’既罷,還内,過戶限,不覺履齒之摺。”
  司馬光留意軍事,嚴夷夏之防,目的用以積極態度抵禦外侮。同時司馬光也以大量篇幅描述曆代農民戰爭,例如對於黄巢起義就用了五卷的篇幅記載前後經過,嚴明紀律,及其成功與失敗之處,遠比兩《唐書》(各3000字與7000字)完備。黄巢軍進入長安,向百姓發告“黄王起兵,本爲百姓,非如李氏不愛汝曹,汝曹但安居無恐。”之語,隻有《通鑒》保存了這條寶貴的材料。
司馬光大量的從正史中節錄史料,又能隨時加以剪裁陶鑄,文字風格如出一手。《通鑒》並沒有太多僻字,以簡潔明白爲主[28]。例如《後漢書》宦者列傳第六十八記載鄭眾:
  “ 眾獨一心王室,不事豪黨,帝親信焉。及憲兄弟圖作不軌,眾遂首謀誅之,以功遷大長秋。策勳班賞,每辭多受少。由是常與議事。中官用權,自眾始焉。 ”
  《資治通鑒》卷第四十八則改爲:
  “ 鄭眾,謹敏有心幾,不事豪黨,遂與眾定議誅憲……鄭眾遷大長秋。帝策勳班賞,眾每辭多受少,帝由是賢之,常與之議論政事,宦官用權,自此始矣。 ”
  《資治通鑒》加強了“帝由是賢之”一句,使得行文流暢,更具可讀性。《資治通鑒》強調防微杜漸,因此認爲東漢的宦官爲害之烈,實肇始於鄭眾受到重用,“宦官用權,自此始矣”。《資治通鑒》這種強調“前因後果”的概念,貫穿全書,又如司馬光認爲漢武帝逼死戾太子,實肇始於堯母門。中唐時,平盧節度使王玄志病死,高麗人李懷玉殺玄志之子,推侯希逸爲平盧軍使。朝廷姑息,以希逸爲節度副使,“節度使由軍士廢立自此始。”這時司馬光發表議論:“由是禍亂繼起,兵革不息,民墜塗炭,無所控訴,凡二百餘年。”。《通鑒》又記牛李黨爭的開端。長慶元年(821年),禮部侍郎錢徽主持進士科考試,李宗閔之婿蘇巢、楊汝士之弟楊殷士皆登第,前宰相段文昌向穆宗奏稱禮部貢擧不公,翰林學士李德裕和李紳說段文昌所言是實情。結果錢徽、李宗閔、楊汝士都因此被貶官。李、楊大恨,從此“德裕、宗閔各分朋黨,更相傾軋,垂四十年”。《通鑒》又認爲朱溫篡唐乃宦官弄權所致。
  又如司馬光改爲《後漢書》卷四十七的班梁列傳:
  “ 慬(梁慬)受詔當屯金城,聞羌轉寇三輔,迫近園陵,即引兵赴擊之,轉戰武功美陽關。慬臨陣被創,不顧,連破走之,盡還得所掠生口,穫馬畜財物甚觿,羌遂奔散。 ”
  東漢與羌族之間的戰爭維持百餘年,直到建寧二年(169年)東羌始爲段颎平定。《資治通鑒》卷49改“羌遂奔散”爲“羌稍退散”,更符合史實:
  “ 滇零自稱天子,於北地招集武都參狼、上郡、西河諸雜種羌斷隴道,寇鈔三輔,南入益州,殺漢中太守董炳。梁慬受詔當屯金城,聞羌寇三輔,即引兵赴擊,轉戰武功、美陽間,連破走之,羌稍退散。 ”
  司馬光引用《三國志·張飛傳》之言,寫定關羽張飛兩人的性格缺陷,並認爲張飛之所以被殺,是因爲喜虐待士卒:
  “ 張飛,雄壯威猛亞於關羽;羽善待卒伍而驕於士大夫,飛愛禮君子而不恤軍人。漢主常戒飛曰:“卿刑殺既過差,又日鞭撾健兒而令在左右,此取禍之道也。”飛猶不悛。漢主將伐孫權,飛當率兵萬人自閬中會江州。臨發,其帳下將張達、範強殺飛,以其首顺流奔孫權。漢主聞飛營都督有表,曰:“噫,飛死矣!” ”
  另外,司馬光《答範夢得書》論修書事說:
  “ 其修長編時,請據事目下所記新舊紀志傳及雜史、小說、文集,盡檢出一閱。其實錄、正史未必皆可據,雜史、小說未必皆無憑,在高鑒擇之。詩賦等若止爲文章,詔誥若止爲除官,及妖異止於怪誕,詼諧止於取笑之類,便請直刪不妨。或詩賦有所譏諷,詔誥有所戒諭,妖異有所儆戒,詼諧有所補益,並告存之。
 ”
  《資治通鑒》不書奇節,對往昔史料上所載奇節偉行而超乎常情者,如“商山四皓”羽翼儲君,屈原自沉汨羅江,嚴光足加光武帝腹諸事,姚崇的“十事要說”,悉闕而不錄,但對吳起舟中議事、魏文侯不失虞人之約則取之。《通鑒》對於迷信、怪誕、符瑞、圖讖亦不取,如劉邦入秦,有五星聚東井之;但對於破除迷信之事則取之,如劉裕伐南燕,或勸以“往亡不利”,劉裕以“我往彼亡”對之而最終大勝;又如呂才受命刊定〈陰陽雜書〉、範縝作〈神滅論〉等皆取之。宋人邵博《邵氏聞見後錄》雲:
  “ 司馬文正公修《通鑒》時,謂其屬範純父曰:“諸文中有詩賦等,若止爲文章,便可刪去。”蓋公之意欲士立於天下後世者不在空言耳。 ”
  司馬光思想保守,主張政簡刑輕、輕徭薄賦,對於一切急進改革,均予以否定,詆毁商鞅變法,說“此四君者(四位諸侯),道非粹白,而商君尤稱刻薄……”“商君相秦,用法嚴酷,嚐臨渭論囚,渭水盡赤。”,對李悝變法更是隻字未提,並且盛讚曹參謹尊蕭何律。溫公非議變法,不滿王安石之新政,他請求出任西京御史台,退居洛陽十五年(1069年—1084年),以書局自隨,繼續編纂《資治通鑒》;盡管司馬光認爲“王安石等所立新法,果能勝於舊者存之”,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重新執政之後,卻盡廢新法,蘇軾無奈的說:“又是一個拗相公”,雖然司馬光將曆朝黨爭提寫的一清二楚,可惜自身卻深陷於黨爭之中不可自拔。
 

失誤

  《資治通鑒》雖被譽爲“體例嚴謹,脈絡清晰,網羅宏大,體大思精,史料充實,考證稽詳,叙事詳明,繁簡得宜”,但《資治通鑒》本身也有不少錯誤,如《通鑒》載商鞅變法:“告奸者與斬敵首同賞,不告奸者與降敵同罰。”《史記·商君本傳》原文爲:“不告奸者腰斬,告奸者與斬敵首賞,匿奸者與降敵同罰”,二者有不小出入,又商鞅變法實行“明尊卑爵秩等級,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的政策,《通鑒》刪“以家次”三字。史家嚴耕望指出《資治通鑒》對雲台二十八將的排列顺序有誤;兩《唐書》將“特勤”之誤爲“特勒”,《資治通鑒》對此並無糾正,將錯就錯,《資治通鑒》卷一六四:“土門自號伊利可汗,號其妻爲可賀敦,子弟謂之特勒。”《通鑒考異》:“諸書或作特勤,今從劉昫舊唐書》及宋祁新唐書》。”。《資治通鑒》卷十七:“(石慶)慶嚐爲太僕,禦出,上問車中幾馬,慶以策數馬畢,擧手曰:‘六馬。’慶於諸子中最爲簡易矣。”這段文字取自《史記·萬石君列傳》,卻把最後一句“然猶如此”削去,盡失司馬遷的原意。《後出師表》並非出自諸葛亮文筆,而《資治通鑒》全文照錄。《資治通鑒》記載:“(慕容俊)俊大赦,立閔而責之曰:‘汝奴僕下才,何得妄稱帝?’”《晉書》從未記載慕容俊大赦冉閔,《資治通鑒》時特意加上“大赦”一詞與《晉書》原文不合。《資治通鑒》卷200永徽六年十一月條載“武後數見王、蕭爲祟,被發瀝血如死時狀。後徙居蓬萊宮,複見之,故多在洛陽,終身不歸長安。”這是錯誤的,終高宗之世,在長安居多。
  高安陳汝奇在《陳氏甘露園長書四論》認爲《資治通鑒》將隻見諸野史的楊貴妃安祿山之事納之正史而失之客觀。又如唐代宦官魚弘志,《新唐書》仇士良傳作“魚弘志”,《舊唐書》偶有誤爲“魚志弘”,《資治通鑒》卷245大和九年十一月壬戍作魚志弘,《資治通鑒》卷246作開成五年正月己卯又作魚弘志,相互混淆。《晉書》載呂光的第一個年號“太安”,而《資治通鑒》記載爲“大安”。再如《資治通鑒》記年方式多有不當之處,如齊人伐燕的時間(前313年),司馬光舍《史記》的編年,未據《紀年》詳加考查,隻增加齊威王十年,減少齊湣王十年,以求與《孟子》記載齊宣王伐燕的事蹟相同,宋朝朱熹經考訂認爲是齊湣王十年,據今人考證,實際上爲齊宣王七年,另樂毅伐齊中也有不少錯誤。又如《資治通鑒》在記述隋煬帝西巡行程中均出現諸多失誤,六月二十三日以後由張掖前往焉支山的時間提前到高昌王六月十七日到達張掖的當天。《通鑒》卷十五(漢紀七)文帝後二年:“八月,戊戌,丞相張蒼免。”但據《二十史朔閏表》文帝後二年八月丁卯朔,月内無戊戌。吳玉貴著有《資治通鑒疑年錄》歸納出《通鑒》紀時所發生錯誤,共計得出八百八十八例,可補此方面的缺失。
  另外通鑒在剪裁上也有一些失誤。卷第四十五載
  “ 帝覽章,深自引咎,以所上班示百官。詔曰:群僚所言,皆朕之過。民冤不能理,吏黠不能禁;而輕用民力,繕修宮宇,出入無節,喜怒過差。永覽前戒,辣然兢懼;徒恐薄德,久而致怠耳!”
  “永覽前戒”一語很明顯是摘錄了《後漢書·明帝紀》:“永覽前戒,竦然兢懼。”,但何謂“前戒”,通鑒並無說明。查《後漢書》顯宗孝明帝紀第二原文爲
  “ 詔曰:“群僚所言,皆朕之過。人冤不能理,吏黠不能禁;而輕用人力,繕修宮宇,出入無節,喜怒過差。昔應門失守,《關睢》刺世;飛蓬隨風,微子所歎。永覽前戒,竦然兢懼。徒恐薄德,久而致怠耳。” ”
  “昔應門失守,《關睢》刺世;飛蓬隨風,微子所歎。”即是“前戒”之語被司馬光所誤刪。
  宋朝的朱熹在《朱子語類》的〈曆代一〉中,有直接的批評:“溫公不喜權謀,至修書時頗刪之,奈當時有此事何?隻得與他存在。若每處刪去數行,隻讀著都無血脈意思,何如存之,卻别作論說以斷之。”又說:“溫公修書,凡與己意不合者,即節去之,不知他人之意不如此。《通鑒》之類多矣。”明代嚴衍熟讀《資治通鑒》,著有《資治通鑒補》,列擧通鑒有七病(漏、複、紊、雜、誤、執、誣)。
  近人岑仲勉認爲《通鑒》對牛僧孺說“失一維州,無害其(吐蕃)強”的評價有偏頗之嫌,司馬光還不惜歪曲事實,玩弄文字游戲。岑仲勉還寫有《通鑒隋唐紀比事質疑》,自稱糾正《通鑒》的謬誤,共670餘條。

局限

  《資治通鑒》也有不少缺點,如《資治通鑒》着重於政治與軍事的着墨,對於經濟方面記載不多,如載“租庸調制”僅“初定租、庸、調法,每丁租二石,絹二疋,綿三兩,自茲以外,不得横有調斂。”二十餘字,《通鑒記末本末》隻收錄兩則與經濟有關的史料,至於文化、藝術、宗教談得更少。項羽的垓下歌、劉邦的大風歌等,《通鑒》皆不取,但對於“詩賦有所譏諷”者則采之,如卷一百四趙整作歌、卷一三四百姓爲袁粲作歌。杜甫這樣的人物,甚至隻提到一次。柳宗元是政治人物,文學地位雖小於杜甫,司馬光卻把他的《梓人傳》、《種樹郭橐駝傳》兩篇大作收錄起來。《通鑒》寫白居易很多,因爲他是翰林學士,多次上書,時時評論朝政。晚唐藩鎮割據,朝廷姑息,司馬光對杜牧的文章十分欣賞,曾將《注孫子序》、《罪言》、《原十六衛》、《戰論》、《守論》五文摘入《資治通鑒》卷二百四十四。又如韓愈,乃“文起八代之衰”,積極捍衛儒家道統的文人,但卻對其學術文化貢獻隻字不提,隻收錄其《諫迎佛骨表》及《送文暢師序》。司馬光尤重陸贄議論,采其奏疏三十九篇。《資治通鑒》又專記鳩摩羅什譯經,卻不記玄奘譯經,又詳細記載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以及唐武宗三次大規模的禁佛毁佛事件;記陳群的九品中正制,卻不記隋代開進士科取士,凡與政治無關者,多不錄取。顧炎武說:“此書本以資治,何暇錄及文人?”。劉宋文帝元嘉十五年(438年)立儒、玄、文、史四學,司馬光發表評論,四學其實是等而下之,不值得重視,“臣光曰:《易》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孔子曰:‘辭達而已矣。’然則史者儒之一端,文者儒之餘事;至於老、莊虛無,固非所以爲教也。夫學者所以求道;天下無二道,安有四學哉!”

影響

  司馬光的《資治通鑒》與司馬遷的《史記》並列爲中國史學的不朽巨著,所謂“史學兩司馬”。宋末元初胡三省評價此書:“爲人君而不知《通鑒》,則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惡亂而不知防亂之術,爲人臣而不知《通鑒》,則上無以事君,下無以治民,爲人子而不知〈通鑒〉,則謀身必至於辱先,作事不足以垂後。”“《通鑒》不特記治亂之蹟而已,至於禮樂、曆數、天文、地理、尤致其詳。讀者如飲河之鼠,各充其量而已。”清代顧炎武在《日知錄·著書之難》中高度評價《資治通鑒》和馬端臨的《文獻通考》,稱讚這兩部著作“皆以一生精力成之,遂爲後世不可無之書”。王鳴盛認爲:“此天地間必不可無之書,亦學者必不可不讀之書”“讀十七史,不可不兼讀《通鑒》。《通鑒》之取材,多有出正史之外者,又能考諸史之異同而裁正之。昔人所言,事增於前,文省於舊,惟《通鑒》可以當之。”《通鑒》亦有高度文學價值,曾國藩撰成《經史百家雜鈔》一書,其中選錄《資治通鑒》11篇。
  《通鑒》成書不久,其體例後世仿效亦眾,著名的有南宋金屐祥作《資治通鑒前編》、南宋李燾的《續資治通鑒長編》、秦緗業的《資治通鑒長編拾補》,李心傳的《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專記宋高宗一朝史事,此書是爲續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而作,徐夢莘的《三朝北盟會編》,專記宋徽宗宋欽宗宋高宗三朝與金人和戰之事。南宋史家袁樞讀《資治通鑒》,因分事立目,共記二百三十九事,另附錄六十六事,鈔輯成書《通鑒紀事本末》,開創“紀事本末體”之先河;朱熹著《資治通鑒綱目》,用意在標榜“正統”、“名教”之思想;王夫之著《讀通鑒論》,清代徐幹學的《資治通鑒後編》、畢沅的《續資治通鑒》。王應麟有書《玉海》,書里面有一部《通鑒答問》。伍耀光輯《通鑒論》,前有史事簡介,季亮時輯《司馬溫公通鑒論》,宋晞《司馬光史論》專輯“臣光曰”,最爲簡略。曆代研究者不乏人,使其成爲一門專門學問,即“通鑒學”。金朝人亦好讀《通鑒》,完顏璹與蔡圭、蕭貢並稱金源一代《通鑒》三大名家。完顏璹“讀《通鑒》至三十馀過”,元好問說他“於書無所不讀,而以《資治通鑒》爲專門,馳騁上下千有三百馀年之事,其善惡、是非、得失、成敗,道之如目前,穿貫他書,考證同異,雖老於史學者不加詳也”。
  由於《資治通鑒》着重政治軍事方面,所以後世有稱之爲“帝王之書”,即使中國帝王制度已不存在,仍有一些人鑽研《資治通鑒》作謀略上研究。如八十年代日本便掀起一片通鑒熱,研究者主要都是借此書作商戰之用。毛澤東善讀中國古書,尤其是通鑒,他看了十七次。
  台灣作家柏楊將《資治通鑒》重新以現代白話文翻譯成爲《柏楊版資治通鑒》,他曾提及:“感謝司馬光先生和他的編輯群,把這個最混亂的時代,整理出一個綱要,在浩如煙海的史籍中,《資治通鑒》是唯一的一部,使人對五胡亂華留下深刻印象的巨著。除了《通鑒》,全世界還沒有第二部書,有這麼大的功能。”。

《資治通鑒》目錄

  全294卷:
  1.《周紀》,五卷。
  2.《秦紀》,三卷。《周紀》與《秦紀》原爲《通志》卷。
  3.《漢紀》,六十卷。
  4.《魏紀》,十卷。蜀漢及東吳無紀。
  5.《晉紀》,四十卷。
  6.《宋紀》,十六卷。
  7.《齊紀》,十卷。
  8.《梁紀》,二十二卷。
  9.《陳紀》,十卷。北朝的北魏、北齊、北周無紀。
  10.《隋紀》,八卷。
  11.《唐紀》,最多,凡八十一卷。
  12.《後梁紀》,六卷。
  13.《後唐紀》,八卷。
  14.《後晉紀》,六卷。
  15.《後漢紀》,四卷。
  16.《後周紀》,五卷。五代有紀,而十國無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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