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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 13445 次 历史版本 1个 创建者:又是一年芳草绿 (2010/2/16 16:28:58)  最新编辑:又是一年芳草绿 (2010/2/16 16:29:33)
民族
拼音:mín zú
英文:nation
  民族,指人們在一定的歷史發展階段形成的有共同語言、共同地域、共同經濟生活以及表現於共同的民族文化特點上的共同心理素質的穩定的共同體。民族有“客觀”的特質,這些特質可能包括地域、語言、宗教或共同祖先,也包括“主觀”的特質,特别是人們對其民族性(nationality)認知感情

  雖然中國古籍中早已有“民族”一詞來指涉人群共同體,早在公元六世紀《南齊書》列傳之三十五《高逸傳·顧歡傳》中,有“今諸華士女,民族弗革”語句,但中國現代民族(nation)觀念主要受到日譯西書的影響,據中國民族學人類學學者郝時遠考據,古漢語“民族”有可能在近代傳入日本,然而現代意義的賦予主要是在日譯西書(主要是德人著作)中對應了volk、nation、ethnos等名詞。

  葛林費爾德曾經對“nation”這個英文字在語義學上的演變情形,提供了一個明晰而完整的說明。她將nation這個字在意義上的演變分成以下五個階段:(1)在羅馬時代,nation指的是一群從同一個地域來的外國人(a group of foreigners);(2)在中世紀的大學興起以後,nation的意義變成了一個意見的社群(a community of opinion);(3)接下來,nation的意義又和教會委員會(church council)的參與者有了連結關係,而有了精英份子(an elite)的意涵;(4)在十六世紀初期的英國,nation的意義又有了變化,變爲對具有主權之人民(a sovereign people)的指涉;以及(5)一直到其他的國家人民也用nation這個字來指涉他們自己以後,nation的指涉對象再度轉變,成爲一群獨特之人民(a unique people)的意思(Greenfeld 1992, 4-9)。

  如果就“nation”這個字在現代英文中的意義而言,“nation”不僅指涉中文的“國家”(即英文的同義字state, country, commonwealth),也可以指涉“民族”(即英文的同義字people, tribe, nationality),而當一個“民族”以追求獨立自治、建立“國家”爲政治目標時,“nation”亦可以被理解成“國族”或“族國”(即nation-state或national state)(江宜樺 1998,7)

關於民族概念

 
  中國學術界由於學術觀點不同,在使用“民族”一詞時所表達的含義也有所不同。

  一種是廣義的,認爲民族一詞的含義包括處於不同社會發展階段的各種人們共同體,如原始民族古代民族近代民族現代民族,甚至氏族部落也可以包括在内;還有人在習慣上把民族一詞用以指一個國家或一個地區的各民族,如中華民族阿拉伯民族等。

  另一種含義是狹義的民族概念,即指資產階級民族和社會主義民族。
  
  漢語中“民族”一詞出現的年代較晚。在中國古籍里,經常使用“族”這個字,也常使用民、人、種、部、類, 以及民人、民種、民群、種人、 部人、族類等字。但是,“民”和“族”組合爲一個名詞則是後來的事。1903年中國近代資產階級學者梁啟超把瑞士-德國的政治理論家、法學家J.K.布倫奇利的民族概念介紹到中國來以後,民族一詞便在中國普遍使用起來,其含義常與種族或國家概念相混淆,這與西歐的民族概念的影響有密切關係。
  
  布倫奇利認爲民族有8種特質:①其始也同居一地;②其始也同一血統;③同其肢體形狀;④同其語言;⑤同其文字;⑥同其宗教;⑦同其風俗;⑧同其生計(經濟)。意大利有的學者認爲:民族是“具有土地、起源、習慣、語言的統一,以及生命和社會意識共同一致的人類的自然社會”。孫中山提出了形成民族的五個力:第一血統、第二生活、第三語言、第四宗教、第五風俗習慣。孫中山提出的民族概念爲不少辭書收爲定義,影響頗爲廣泛。
  
  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勝利之後,馬克思列寧主義著作逐漸介紹到中國來,學術界才開始接觸馬克思主義的民族理論。中國共產黨建立後,特别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隨着民族工作的開展,尤其是民族識别工作的進行,對И.Β.斯大林概括的民族定義及民族形成問題的研究討論,便逐漸廣泛深入,對民族與氏族、部落,民族與種族,民族與國家的區分才愈加具體。
  
  民族不同於氏族部落。氏族、部落是以血緣關係爲紐帶的人們共同體,而民族則是以地緣關係爲基礎的人們共同體。民族是由不同部落的人們混合形成的,不是一個純血統的人們共同體。
  
  民族不同於種族。種族也稱人種,是在人類歷史的早期形成的。種族屬於生物學範疇,而民族則屬於歷史範疇。劃分種族的標志是體質形態上的某些共同的遺傳特征,一般是以膚色、頭髮的形狀和顏色、眼色、面容等生理特征爲標志。而民族則是以語言、地域、經濟生活和心理素質爲特征的,所以,生理特征不能作爲識别民族的科學依據。
  
  民族也不同於國家。國家是階級矛盾不可調和的產物,是階級統治的工具。國家不一定必須有共同語言,如多民族國家,而民族則必須有共同語言。除了階級的因素以外,單一民族國家,在語言、地域、經濟生活和心理素質方面,民族與國家是基本一致的。
  
  1913年,斯大林在與崩得分子進行關於民族問題的理論鬥爭中,爲民族下了科學定義:“民族是人們在歷史上形成的一個有共同語言、共同地域、共同經濟生活以及表現於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質的穩定的共同體。”對斯大林的民族定義,中國學術界在認識上存在分歧:一種觀點認爲,斯大林的這個定義是給現代民族亦即資產階級民族定的,隻屬於資本主義上升時代這一特定的歷史範疇,隻適用於資本主義上升時期及其以後形成的現代民族即資本主義民族和社會主義民族。民族的4個特征,隻是隨着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產生和發展,才由一種潛在因素變成了現實。在此以前的社會發展階段,不可能具備民族的4個特征。另一種觀點認爲,現代民族的4個特征,並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而是早在資本主義以前的社會發展階段開始萌芽並逐漸形成的,現代民族與古代民族相比,在民族的 4個特征上,隻存在發展程度的不同,不存在有無的差别。因此,斯大林的民族定義,既適用於現代民族,也適用於人類歷史上各個不同發展階段的一切民族,具有普遍意義。

民族的形成

 
  民族屬於一定社會發展階段的歷史範疇,不是在人類社會一開始就有的,而是當人類歷史發展到一定時期的才產生;同樣,在將來當人類歷史發展到一定時期時,民族就會消亡。這是不以人們的意志爲轉移的客觀規律。
  
  “從部落發展成民族和國家”,這是馬克思主義關於人類歷史上最初形成民族的基本原理。在民族形成以前,人類結成以血緣關係爲紐帶的氏族、部落,過着集體群居、共同勞動、平均分配的原始共產生活。隨着生產的發展,人口逐漸增加,部落也愈來愈多,親屬部落之間就結成了部落聯盟。部落聯盟是朝民族形成跨出的第一步。
  
  由若幹部落(或部落聯盟)發展成爲一個民族,須具備4個條件。首先必須有共同的地域,這是形成一個民族的基礎。每個部落(或部落聯盟)本來就有自己的居住地域,這些地域連接起來,自然就形成了民族的共同地域。其次是需要形成共同的語言。當時,每個部落各有自己的方言,但在一般情況下,還有作爲各部落之間交際工具的共同語言。這種共同語言或者是一個人口眾多的大部落使用的方言,或者是經濟和文化比較發達的部落使用的方言。這種部落方言容易被周圍的其他部落所接受,就變成了各部落之間的共同語言。在各部落的共同語言的基礎上,逐漸形成了共同的民族語言。形成共同的民族語言的物質因素是,部落之間的需要──特别是交換方面的需要。當人類的生產品除了自己消費之外還有剩餘,可以用以交換時,商業就產生了。最初的商業是“日中爲市”,“以物易物”,這就需要溝通彼此的語言。由於有了共同的市場,必然產生共同的經濟聯繫與共同的經濟生活。隨着共同的地域、共同的語言和共同的經濟生活的形成,自然就逐漸形成了共同的風俗習慣、共同的宗教信仰,等等,進而逐漸形成了表現於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質。由部落發展成爲民族,要經過一個漫長的歷史發展過程。
  
  從部落發展成民族,這是人類最初形成民族的規律。民族並不是一旦形成就凝固不變了,由幾個民族中分化出來的一部分人,長期生活在一起從而形成一個新的民族,則是民族形成的又一條規律。這種現象越是到近代越普遍。例如美利堅人即由英國人和許多國家的移民溶合在一起形成的。從幾個民族中分化出來的部分人形成爲新民族,一般情況下有一個人口眾多的民族成分作爲新民族的主體。例如美利堅人主要是以英國的移民爲主體而形成的一個新民族。 

現代民族的兩種類型

 
  16~17世紀,西歐許多國家產生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逐漸形成了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資產階級爲了發展資本主義經濟,打開商品銷路,要求建立統一的民族市場和統一的民族國家。於是,這些國家就產生了近代的民族運動。這個運動的領導者是民族資產階級。隨着資本主義的發展,資產階級逐漸打破了封建割據局面,而把民族集合爲一體並使它凝固起來,形成了現代民族,亦即資產階級民族。斯大林說:“民族不是普通的歷史範疇,而是一定時代即資本主義上升時代的歷史範疇。封建制度消滅和資本主義發展的過程同時就是人們形成爲民族的過程。例如西歐的情形就是如此。英吉利人、法蘭西人、德意志人、意大利人等都是在資本主義打破封建割據局面而勝利前進時形成爲民族的。”這里所講的民族,乃是具有特定意義的民族,即現代民族。
  
  十月革命勝利以後,俄國的情況發生了根本變化,民族問題也開始了一個新紀元,舊的現代民族亦即資產階級民族的含義,已不能正確地反映十月革命以後國内民族問題方面所出現的新情況。因此,斯大林對現代民族的含義又作了新的闡述,提出了“社會主義民族”這個概念。他認爲在俄國資本主義被推翻,資產階級及其民族主義政黨被消滅,蘇維埃制度確定以後,在舊式民族即資產階級民族基礎上發展、形成了新式民族,即蘇維埃民族。工人階級及其國際主義的政黨是團結和領導這些新式民族的力量,這種民族應該評定爲社會主義民族。這樣,斯大林就把現代民族區分爲兩種類型:一種是資產階級民族,即資本主義民族;另一種是社會主義民族。資產階級民族和社會主義民族的4個特征基本上相同,但它們的本質不同,主要表現在社會制度和領導力量兩個方面:資產階級民族所處的是資本主義社會,領導力量是資產階級及其政黨;社會主義民族所處的是社會主義社會,領導力量是無產階級及其政黨。
  
  當時蘇聯的東方和北方,還存在一些比較落後的還沒有來得及進入或沒有完全進入資本主義的民族,十月革命勝利時,這些民族還停留在資本主義以前的歷史發展階段。十月革命勝利以後,Β.И.列寧在1920年召開的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上所作的關於《民族和殖民地問題提綱初稿》中說,對於落後民族,如果革命勝利了的無產階級對他們進行系統的宣傳,各國蘇維埃政府盡自己的能力給他們幫助,那末說他們無法避免資本主義發展階段就不對了。“在先進國家無產階級的幫助下,落後國家可以不經過資本主義發展階段而過渡到蘇維埃制度,然後經過一定的發展階段過渡到共產主義。”社會主義國家,在共產黨領導和先進民族的無產階級幫助之下,原先還沒有來得及進入或沒有完全進入資本主義的民族,可以從他們原來所處的歷史階段出發,經過必要的民主改革和社會主義改造,直接過渡到社會主義。這些民族就可以不經過資產階級民族這個發展階段,而直接發展成爲社會主義民族,這是社會主義民族形成的另一條道路。

民族繁榮與民族融合

 
  各民族在共同發展和共同繁榮的過程中,共同性必然越來越多,差别性越來越少,民族融合的因素也就逐漸增長起來。
  
  十月革命勝利後,蘇聯共產黨内有人認爲社會主義在一國勝利以後,在一國之内可以實現民族融合。斯大林認爲,在一國範圍内不能實現民族融合,隻有當全世界建成共產主義社會以後才能實現。社會主義在一國内勝利的時期,是各民族共同發展和共同繁榮的時期,不是民族差别消失和民族融合的時期。就是在全世界實現無產階級專政以後,民族差别也還要保留很長的時期。
  
  斯大林把無產階級專政在全世界範圍勝利以後的時期,又分爲兩個階段。他認爲在第一階段,民族壓迫將被徹底消滅。這個階段將是以前被壓迫的民族和民族語言的發展、繁榮階段,將是確定各民族平等權利、消滅民族互相猜疑、建立和鞏固各民族間國際聯繫的階段。在第二階段,隨着統一的世界社會主義經濟的逐漸形成而代替世界資本主義經濟,類似共同語言的東西才會開始形成,因爲隻有在這個階段,各民族才會感覺到除了自己的民族語言以外,還必須有民族間的一種共同語言,以便進行經濟、文化和政治方面的合作。當世界社會主義經濟體系已經充分鞏固,社會主義已經深入到各民族的日常生活中,各民族已經在實踐中深信共同語言優越於民族語言的時候,民族差别和民族語言才開始消亡而讓位於一切人們的共同語言。根據斯大林的論述,各民族的民族語言的消失的全人類共同語言的形成,乃是民族差别消失和民族融合實現的主要標志。
  
  斯大林還預言,在全人類的共同語言產生以前,世界上將先產生一批區域語言,即若幹國家的若幹民族共同使用的語言。當然,區域語言將來和民族語言一樣,也是要消失的。
  
  當民族語言的差别消失的時候,民族的共同地域、共同經濟生活和表現在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質方面的差别就會隨之消失,民族就逐漸消亡了,全世界也就實現了民族融合,人類又恢複到無民族差别的狀態。但這不是恢複到史前時期那種無民族差别的狀態,而是在高級形態上的恢複。

對“民族”進行研究的基本難題


  在過去的兩百年當中,作爲一種政治力量的民族主義(nationalism),在形塑世界歷史上所扮演的角色,遠比其他的思想——比如說自由或者是民主——要強大的多。在二十世紀初期,英國的公眾人物諾曼·安及爾(Norman Angell)就曾經戲劇性地論道,“對我們這個時代的歐洲人而言,政治民族主義是全世界最重要的東西,不但比人道精神、禮節、康慨、同情更重要,甚至於比自己的生命本身都還重要”(引自Snyder 1990, vii)。

  然而,關於民族和民族主義的定義到底是什麼,相關内容應該是什麼,在歷史上又曾經有過什麼變化,卻一直是相關學者爭論不休的問題。多數的學者都同意,民族主義是一種自決的政治主張(political doctrine of self-determination)。但是,到底什麼樣的人類集團可以被授與這種自決的權利,在什麼樣的情況下才可以宣稱這種自決的權利,卻一直是一個爭辯中的問題。當試着要替民族主義下一個定義的時候,德國學者亞特就無奈地表示,“在當今的政治分析的詞匯當中,[民族主義]是最混淆的一個概念之一”(Alter 1994,1)。凱克門諾必克也這樣宣稱,“從來就沒有兩個作者 --- 不論他們是社會學家、歷史學家、政治學家、或者是心理學家 --- 會用同樣的方式來定義民族主義”(Kecmanovic 1996,15)。

  相關學者之所以會有這種無法對民族和民族主義的基本定義產生共識的局面,有以下幾個可能的原因。
  

高度的政治意涵


  一個最根本的原因,當然是這些語匯充滿了高度的政治意涵(e.g., McKim and McMahan 1997, 156-7; Smith 1998, 223)。葛納就曾經這樣表示,“理論上[研究民族主義]最困難的地方,就在於我們必須在視民族主義爲‘民族的(national)’和‘自然的(natural)’的虛假解釋 --- 通常它們都隻是虛構出來正當化民族主義的 --- 以及視民族主義爲受到時間和脈絡制約的真正解釋之間,做一個清楚的劃分”(Gellner 1964,151)。

  事實上,盡管葛納區辨“民族主義宣傳”和“民族主義研究”的諄諄教誨尤在耳際,但是,民族主義的研究卻在本質上和知識的實踐脱離不了關係。正如詹姆士所提醒的,第一,所有從事民族主義研究的人,在“定義”上就已經是在從事一種知識的實踐了。即使你是有意識地坐在平靜的研究室中和政治運動者相互隔離,你的研究成果卻無可避免地會影響到你的研究對象 --- 和這個民族主義運動相關的每一個活生生的人。第二,從民族主義過去的發展歷史來看,文化菁英 --- 尤其是社會科學的工作者 --- 一直都處在民族主義風暴的最前線。無論是官方版的民族主義,或者是反對運動的民族主義,幾乎都是透過知識份子在意識型態上掌旗和操盤。第三,自從民族主義在十九世紀末開始襲卷整個世界以來,透過國家機器所掌控之教育體系的運作,知識份子一直都在“民族文化”的生產和複制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James 1996,193)。
  

複雜性和多重性


  研究民族主義的第二個難題在於它所涉及之經驗現象的複雜性(complexity)和多重性(multiformity)(e.g., Calhoun 1997, 20-2; Canovan 1996, 50; Smith 1998, 223)。事實上,我們常常將在不同的時間和不同的空間里面所發生的不同形式之經驗現象,一律統稱爲“民族主義”。比如說,不論是不列坦尼(Breton)的分離運動、泛阿拉伯民族主義、甚至是宣稱要爲中國的未來奮鬥不懈的1989年中國學生示威活動,通通被同一個標籤 --- 民族主義 --- 所概括,雖然這三者不但有着完全不同的歷史路徑,也發生於完全不同的政治社會結構當中。因此,亞特就曾經指出:

  事實已經清楚地擺在眼前,民族主義 --- 作爲一種涵蓋多種情形的標籤以及正當性來源 --- 本身就隱藏了極度的矛盾。它可以被視爲是一種解放,但同時卻也可以被視爲一種壓迫。就此而言,民族主義是一個同時存放著危險和機會的地方。…… 如果我們要宣稱這個詞匯真正代表什麼、或者應該指涉什麼的話,我們一定要將具體的歷史脈絡指陳出來。或許我們可以有這樣的一個初步結論,民族主義並不是隻有一種[形式],而是有很多不同的民族主義。也就是說,我們應該用複數 --- 而不是單數 --- 來描摹這個詞匯。(Alter 1994, 2;重點是加上去的)
  

跨學科本質


  民族主義研究的第三個難題在於它的跨學科本質(interdisciplinarity)(e.g., Griffiths 1993, 11; Hobsbawm 1992, 10; Kellas 1991, 1)。最早浸淫這個領域的是歷史學者,但是,由於和民族相關之經驗現象的多重性和變異性,人類學家、政治學家、社會學家、社會心理學家、語言學家、國際關係學者、以及其他社會科學和人文學領域的學者,也都陸續加入了民族主義研究的行列。

  事實上,英國學者史密斯 --- 當代民族主義研究最重要、也最多產的學者之一 --- 就曾經表示,和民族主義研究相關的題目至少包括以下這些子題:

    族群(ethnicity)的起源和形成
    造成族群中心主義(ethnocentrism)的相關條件
    族群社群(ethnic community)的本質
    族群認同的性質
    民族(nation)的起源和形成
    民族認同的本質
    民族的社會、政治、文化基礎
    民族和現代性(modernity)的關聯
    民族主義意識型態和民族運動在性别、階級、以及文化上等面向所展現出來的特質
    民族主義知識份子(nationalist intellectuals)在民族運動中所扮演的角色
    世界上現有的民族國家(nation states)在文化和社會層次所可能造成的影響
    民族和民族主義對地緣政治(geopolitics)所造成的影響等(Smith 1998,222)。

  面對這一長串琳琅滿目的題目,我們當然相信,某一個學術領域的學者通常隻能探觸到這些現象的某一部分而已。如果要對民族主義這個經驗現象有比較完整的掌握的話,一個跨學科取向的研究設計可能會是一個無法避免的結果,對從事相關研究的人而言,這當然是一項巨大的挑戰。
  

方法論上的困難


  當把像民族或民族主義這樣的概念放在一般社會科學研究的因果關係模型中的時候,無可避免地會遭遇到很多方法論上的困難。比如說,在分析民族主義的起源的時候,就會發現到,在很多時候,民族主義同時扮演着原因和結果的角色。寇克力(Coakley)就曾經這樣表示,“民族主義微妙的地方,就在於其因果關係十分地難以決定。民族主義自己本來就是難以捉摸的(amorphous),而它不但對其他的社會現象有影響力,而且自己又[同時也]是這些社會現象的結果”(引自Kecmanovic 1996, 211)。

  民族是某一類型的團體(group),這一點大致上是沒有問題的。但是,是什麼類型的團體呢?在以下的討論中,我們將依序探討定義民族的幾種不同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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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6.9.82.*在 2011/9/25 10:22:16 发表
  • 长知识了,如果能扩展到各个名族都有介绍就好了,这样有关名族的相关词条都归在一起,对我们这些来获取知识的人来说是相当便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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