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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 2840 次 历史版本 1个 创建者:Gnian (2010/9/5 0:39:05)  最新编辑:Gnian (2010/9/5 0:39:11)
陝西富縣秦直道遺址
發掘單位:陝西省考古研究院
陝西富縣秦直道遺址
陝西富縣秦直道遺址

考古領隊:張在明


  2009年3月至7月,承擔國家文物局大遺址項目的陝西省考古研究院秦直道考古隊,爲配合國家青(島)蘭(州)高速公路建設,對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秦直道遺址陝西富縣樺溝口段進行了考古發掘,同時,還對富縣以南的陝西黄陵、甘肅合水的直道進行了調查。

點評人:王子今(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教授)


  秦始皇朝代修築的秦直道,是由秦王朝執政中樞地方直通北邊長城防線的高速道路。它是中國交通史中值得珍視的存留。交通史學者、歷史地理學者和考古學者以秦直道爲對象的考察曆時多年,對於某些路段的走向尚存在明顯的分歧,秦直道的具體形制亦不明朗。本次對秦直道富縣樺溝口段進行的考古發掘,是對這條重要古代道路的第一次科學發掘。發掘以斷代明確的出土資料否定了以爲 “秦直道並非南北筆直,而推斷其路線向西北迂回至於華池、定邊,再東北摺向烏審旗”的意見。對於路基結構、路面狀況、護坡形式、排水系統等遺存的全面揭露和分析,充實了我們對於秦漢交通建設成就的認識。

秦直道簡況


連續車轍(陝西富縣秦直道遺址)
連續車轍(陝西富縣秦直道遺址)
  秦直道始修於秦始皇三十五年(前212年),“始皇欲游天下,道九原,直抵甘泉,迺使蒙恬通道,自九原抵甘泉,塹山堙穀,千八百里。”秦代經營的交通大道多利用戰國原有道路。隻有直道是在秦統一後規劃施工,開拓出可以體現秦帝國行政效率的南北大通道。

  秦直道自陝西淳化(古雲陽)北部的秦林光宮(即漢甘泉宮)北門始,向北,經旬邑、黄陵、富縣、甘泉、志丹、安塞、榆林等地,再經内蒙古伊金霍洛旗、東勝、達拉特旗至包頭。道路全程直線距離約700公里,已發現遺蹟的道路全長約750公里。

  秦直道西側的甘肅正寧、寧縣、合水、華池等地,也發現了可連成一線的道路遺蹟、烽燧及故城,一說爲秦直道的支線。

  與常規道路沿河穀選線不同,秦直道的設計者巧妙地利用了陝甘交界處的子午嶺,以及陝北、隴東及内蒙古南部黄土高原特有的地形地貌,建成了中國古代唯一沿山脊和高地選線的國家級交通大道。修成的直道線形顺直,彎道很大,道路標准很高,被譽爲中國高速公路之祖。

  秦直道修築方式以塹山爲主,僅在河穀或低凹處墊方夯築(《史記》中稱爲“堙穀”)。在山區,直道路面一般寬10-30米,部分路段寬40-50 米。秦直道一線兩側,共發現秦漢時期的宮殿、城址、兵站、關隘、烽燧等遺址及墓葬百餘處,出土大量建築材料、陶器、銅器、鐵器及兵器等遺物。

  東漢以後,佛教沿絲綢之路向東傳播,到達隴東後與秦直道交匯。再向東,則呈放射狀傳播,佛教遺存猛增。至今,秦直道兩側共發現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宋、元各代石窟數十處,說明秦直道在佛教傳播中的重要作用。

  秦直道自秦至隋唐一直沿用,整體路段宋代以後開始廢棄。千餘年間,它不僅是中原王朝北方防禦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中國北方經濟文化交流、民族融合的重要紐帶和橋梁。

  秦直道的研究、保護和開發,對於中國古道路考古、中國秦漢史、中國古代民族融合史、佛教傳播史和交通史,乃至對黄土高原及沙漠草原地區環境變遷的研究,具有重要價值。

  布線於山脊和高地的秦直道修築艱難,工程量極大,但一旦修成,卻較少河流沖毁和水土流失的侵蝕。對於今天的考古界,地處僻遠、人蹟罕至、多被林木掩蓋、而絕少與現代道路重叠的秦直道,又恰恰成爲人類文明幹擾最少、原始遺蹟保存最多、最接近兩千年前風貌的古道路標本。

  陝西境内已發現遺蹟的秦直道全長498公里,其中富縣段長125公里,其路面一般寬30—40米,最寬處達58米,是直道全程十餘個縣中路段最長、遺存最典型的地區。

  樺溝口段直道位於富縣張家灣鄉五里鋪村的陝甘交界處,是自南而北沿盤山道下子午嶺支脈後過葫蘆河前的一段,地處葫蘆河與其支流樺溝河交匯地帶,呈西北—東南走向。發掘中心區地理坐標北緯36°04′135″,東經108°41′26″,海拔1103米。共鑽探1.2萬平方米,開5米×5米探方 68個,探溝9條,發掘面積約2050平方米。

主要遺蹟


  地層關係較單純,大部分地點分爲3層。第1層爲耕土或植被層(擾動層),厚15-30釐米;第2層爲自然堆積層,厚25-60釐米;第3層爲路土碾壓層,一般厚15-35釐米。再下即爲生土層。該地的生黄土純淨,質地細密、堅硬,不少地點夾雜有大小不等的礓石(鈣結核)。

1、路面、車轍


  在坡度爲6°~8°的發掘中心區(暫命名爲直道關卡遺址),揭露出道路路面總長71米,大部分爲上層路面。出於對上層路面的保護,其下一層的路面絕大部分沒有發掘。下層路面中,除原上層路面已破壞,直接揭露出的5-6處路面外,僅對兩個地點的上層路面進行了解剖,並發現其下的道路。

  在中心區的整體平面上,兩層路面的車轍均呈放射狀分布。中心區的下方(東南方)有11—13道車轍轍梁,分布寬度約24米。隨着上坡向前,路面變窄,車轍轍梁合並減少。至中心區西北方的咽喉處,車轍僅有6—7道,分布寬度僅約10米。

  咽喉處的關卡地勢極爲險要。靠山一側的西南方,緊貼人工開鑿的高10餘米的陡峭塹山面;靠河一側的東北方,下臨高出葫蘆河20多米的絕壁。關卡上方轉彎處的路面更窄,僅5—6米,殘存的一段路面的車轍距塹山面山根僅1米餘。

  車轍間的轍梁系經過車輪反複碾壓、擠迫形成。大多數轍梁剖面略呈梯形,個别的呈半圓弧形。一般上部寬20-45釐米,下部寬30—55釐米,高(也即轍溝深)4 -11釐米。由於碾壓過甚,個别轍梁呈扁平狀,高僅2—3釐米,上部寬達80釐米,下部寬達88釐米。這一類轍梁上,往往又重新碾壓出車轍印(轍溝)。

  轍梁及踩踏面與上層剝離明顯、層次分明,表面呈深褐色,質地堅硬。經對轍梁解剖,其厚度一般爲15-35釐米,最厚處達53釐米。其結構呈斜坡向千層餅狀,每層厚2-3毫米。爲了加強路面的強度,一些轍梁上還鋪墊有經過加工的礓石碎塊。不少轍梁上還殘存有類似馬、牛的蹄印,以及用金屬工具剷挖的痕蹟。

  對T309的解剖得知,上下層路面相距12釐米左右。其他探方的上下層路面相距一般在20—25釐米。下層路面的土質一般較上層更黑、更堅硬。從成組或對稱的車轍印判斷,當時的車輛輪距有3種,即110釐米、130釐米和140釐米。下層路面的輪距多爲110釐米和130釐米,上層路面的的輪距多爲140釐米,其中上層路面的輪距,與西漢景帝陽陵陵園發現的輪距大致相當。

  重要的是,多處路面上叠壓有秦代和西漢時期的繩紋筒瓦、板瓦,兩處路面上還出土了戰國晚期至西漢年間使用的三翼銅鏃和西漢末年的“大泉五十”銅幣,爲道路的絕對年代提供了可靠依據。

2、路面腳印


  在4個探方或探溝里,共揭露出方向雜亂(有東、南、西、北、東北、東南、西南七個方向)的腳印21個,腳印分爲成年男子、女子和兒童。腳印一般長20-25釐米,寬9-10釐米,深2-6釐米。其中最大者(成年男子)長28釐米,寬12釐米;最小者(兒童)長17釐米,寬7釐米。判斷爲女子的腳印長19-22釐米,寬10-12釐米。

  腳印數量最多的是T309,該探方位於靠近直道關卡的下方,共有腳印13個。

  值得注意的是,以上腳印全部分布在上層路面。我們的初步解讀是:在秦直道剛剛廢棄的一個雨夜,很可能是中原方面(漢族)的一兩個家庭成員從這里匆忙行走所遺留。他們走後不久,山體滑坡,泥石流掩蓋了直道。

3、建築遺蹟


  在發掘中心區直道最狹窄處兩側的建築基址中,揭露出數處夯土磉墩和置於磉墩之上的石柱礎。夯土磉墩呈圓柱形,直徑約55—65釐米。其上的石柱礎僅存一件,系用當地的灰砂岩略經加工而成,向上的一面平整,直徑44—46釐米,高22釐米。從殘存磉墩的布局看,在道路兩側,各建有一排房屋,房屋面寬約3.5米。由於葫蘆河沖刷和人工的破壞,每排的間數和房屋進深不詳。基址中,有大量秦漢時期的繩紋筒瓦、板瓦,及陶罐、盆、甑等殘片堆積。

  在這段直道的外側,即靠葫蘆河一側,還發現基本連成一片的多處同期建築基址。基址的基礎均爲夯土,最大者面積達200餘平方米。

  據推斷,該建築基址是秦直道上規格較高的關卡性質的遺址。

4、靠河護坡


  以往的調查和試掘發現,秦直道靠河或靠溝一側,一般都建有夯土護坡。此次發掘,在中心區及其上、下方,都發現了與直道平行(也與葫蘆河平行)且規格很高的夯土護坡。

  中心區的夯土護坡在直道外側均有發現。其剖面略呈倒梯形,靠外一側高3米以上,整個護坡向里(靠山一側)延伸5—6米以上,厚度遞減。夯土細密、堅硬,夯層厚6—8釐米。

  由於葫蘆河、樺溝河的沖毁及人爲破壞,中心區下方的夯土護坡保存較差。但在靠葫蘆河一側高速公路建設方的施工溝里,仍然發現了長達66.5 米、向里延伸4米以上的夯土護坡。該護坡靠外一側殘留高度1.4—1.6米,夯層厚12—24釐米,其硬度和細密程度不及中心區的夯土護坡。

  中心區上方的夯土護坡也遭嚴重破壞,但仍然在四個地點有發現。這些護坡的夯土殘留高度爲1.2—1.8米,夯層厚6—10釐米,硬度和細密程度與中心區相當。

  上方夯土護坡有兩點值得關注。

  其一,在探溝3里,直道外側夯土護坡的剖面呈直角梯形,而不像中心區那樣呈倒梯形。也即在修築護坡時,先將道路外側挖出垂直的生土面,再緊貼生土面夯築出護坡。

  其二,在直道轉彎處,路面外側夯土護坡以外20餘米,又發現與之平行的夯土,兩道夯土並不相連,這可能是類似陝西甘泉縣方家河秦直道的夯土隔牆。即在需要大面積夯築墊方(“堙穀”)的直道外側,顺路夯築出數個平面方形隔牆,隔牆内填土以形成護坡或路面。(方家河的夯土隔牆,顺路的每邊長12— 15米,與路垂直的每邊長6—9米,牆基寬2-3米,殘高5—8米,甚至10餘米)。以最外側夯土爲邊測量,這段直道轉彎處的寬度達61米,符合曆次調查所見:直道轉彎處彎道大、路面特寬闊。

5、靠山護坡


  曆次調查和2006年、2007年春試掘,均未在直道靠山一側發現護坡,此爲首次發現。

  靠山護坡位於中心區關卡的内測,對其解剖的探溝顯示,夯土護坡外側較陡,高約4—5米,夯層厚6—8釐米。夯土純淨、細密、堅硬。夯土護坡包裹形成的高台長約20米,寬約15米,台面較平整。高台居高臨下,正對着下方直道路面出土銅鏃所指的方向,關卡、直道、葫蘆河歷歷在目。初步判斷,該高台是直道關卡上的一處哨卡遺址。

6、之字形盤山道


  發掘中心區向上轉彎後,進入上山的之字形盤山道。盤山道一共5條,典型的之字形。第一條向西,盡頭後轉向東,進入第二條。前行,再轉向西,再向東、再向西,盤山道結束,向南,攀上子午嶺支脈的山脊,群山在眼底。

  自下而上,5條盤山道分别長約260米、310米、290米、210米和170米。

  對第二條盤山道進行了解剖,探溝開於盤山道中部偏東(上)處,由於路面遍布林木,稱之爲結森林探溝。探溝總長47米,揭露出的直道路面(含排水溝)寬約45米,可見當時的規模。

  探溝内發現了殘存的路土、高約4.1米的夯土護坡和排水溝。排水溝位於路面靠山一側,與直道平行。排水溝寬約1.3米,深30-50釐米。溝内上層爲斜坡狀叠壓堆積土,下層爲淤土,溝底鋪墊有碎礓石。

  盤山道探溝的發掘,印證了2006年和2007年直道發掘的總結,即直道道路的三要素:路土(包括車轍)、夯土護坡和排水溝。

  探溝中部還發現了人工開挖的溝槽,見下述。

7、人爲破壞道路現象


  此次發掘,至少發現三處明顯的人爲破壞直道路面現象。三處現象分布範圍在300米以内。

  其一在關卡遺址。路面揭露出人工開挖的溝槽寬4米以上,深約30-70釐米。溝槽與道路同一個方向,上部較窄、較淺,下部較寬、較深,顯然是利於流水的沖刷。溝槽打破了上層路面和房屋基址,直道兩側建築倒塌後,大量筒瓦、板瓦覆蓋在溝槽内。

  經對溝槽底部的進一步發掘,其下發現了下層路面,說明溝槽的時代晚於上層路面,但稍早於路旁建築的毁壞、廢棄。

  其二在關卡遺址上部轉彎處的直道探溝内。人工溝槽寬1.6米,深約30釐米,溝壁較陡直,溝壁依稀可見人工鑿痕。

  其三位於第二條之字形盤山道的探溝(森林探溝)内。人工溝開鑿於直道路面中部,呈槽型,與直道平行。發掘顯示,最初開挖的溝槽寬約4.5米,深約20-45釐米,兩側溝壁陡直,與地表幾呈90度,溝壁上有人工鑿痕。經過近2000年的沖刷,溝底已呈尖底,深度距當時的路面已達1.8米。

  在黄土高原地帶,山水對地貌的沖刷帶有強烈的加速度特征。可能在不長的時間里,人工溝槽的威力就在其下方約80米處顯現了出來:寬僅4米多、深不到半米的人工溝在此引發了南、西、北三個方向的水土流失和山體滑坡,形成了最寬近100米,最深達30多米的深溝。不僅寬40餘米的第二條之字形直道在此嘎然中斷消失,還波及其下方的第一條之字形直道,以及兩條路的轉彎連接處(“≯”的右半部)。

  小小一條人工溝造成的損壞:上下兩段國家級道路的徹底沖毁,總長度約230米。

  道路的破壞者,很可能是中原(漢族)一方。原因是:兩漢至南北朝的數百年間,他們基本處於被動的守勢。另外,作爲修路和道路養護的一方,他們更了解直道的弱點。

遺物


1、銅鏃


  1件,出土於直道關卡下方約50米的直道上層路面車轍上。銅鏃爲三棱三翼形,銳部鋒利,鋌部缺失,長2.9釐米,寬約1.2釐米,保存完好。銅鏃方向向上,指向守軍的一方,據此判斷,爲北方(匈奴或其他少數民族)軍隊發射。

  一般說來,此類三棱三翼銅鏃出現在戰國晚期,沿用至兩漢。考慮到銅鏃使用者是北方少數民族,比起中原有一個時間差,結合銅鏃的出土地層,我們將時代定在兩漢之間或稍晚。

  可資對比的是,2007年春,在車路梁直道出土的一件銅鏃與此迥異,爲三棱形,鐵鋌,與秦始皇兵馬俑坑所出的相同,應是秦朝軍隊所用。2007年發掘地點位於此處以北,直線距離僅約2.2公里,說明地處要津的該關卡周邊,曾經發生過多次漢族與少數民族的南北戰爭。

2、錢幣


  出土於關卡遺址中部的直道上層路面。古道路上發現錢幣的幾率,等於今天在高速公路上撿到錢包,極爲意外。出土銅幣爲西漢末年王莽時期的“大泉五十”。直徑2.2釐米,厚0.3釐米。方穿,未剪輪,有鏽蝕。

3、筒瓦、板瓦、陶器


  出土大量繩紋筒瓦、板瓦,及少量陶罐、盆、甑等器物殘片。

  筒瓦、板瓦的外面多飾粗繩紋、細繩紋,還有在繩紋上用手指抹成的與繩紋垂直的帶狀紋(簡稱抹帶繩紋)。内面紋飾多爲布紋,也有大麻點紋、光面、席紋、方格紋,還有極少量的粗繩紋、細繩紋等。

  陶罐、盆、甑等均爲泥質灰陶,器表多爲素面,有少量弦紋、細繩紋等。

時代判斷


  此次出土的遺物中,銅鏃和錢幣的時代較明確,在兩漢之間或稍晚。

  在陝西關中的秦漢考古中,一般說來,筒瓦、板瓦外面的抹帶繩紋,時代早於一般的繩紋;筒瓦、板瓦内面的大麻點紋,時代早於布紋和其他紋飾。

  秦始皇陵及西漢陽陵等地的發掘資料顯示,抹帶繩紋和大麻點紋大量使用在戰國晚期和秦代,西漢早期也有沿用,但不見於西漢中期及以後。筒瓦、板瓦内面的布紋,雖在戰國晚期和秦代也少量出現,但大量使用一般在西漢早中期及以後。

  經初步統計,此次出土的筒瓦、板瓦中,抹帶繩紋和大麻點紋約占紋飾總數的8~9%。在筒瓦、板瓦和陶器中,尚未發現明確的東漢及其以後者。

  總之,發掘出土的所有證據都支持這樣一種判斷:樺溝口段直道及其附屬建築,始建於秦代,沿用至兩漢之間或稍晚,廢棄。其中,直道下層路面的時代約爲秦代和西漢早期,上層路面的時代約爲西漢中晚期。

小結


  1、古道路考古,是中國田野考古的薄弱環節。秦直道的研究,始於内蒙古自治區考古所的田廣金先生(1974年)和著名歷史地理學家史念海先生(1975年)。三十多年來,參與者不少,但僅限於史料考證和實地踏查,幾乎從未進行過考古鑽探和發掘。這次考古發掘,是對秦直道遺址及其上下山盤山道的首次大面積發掘,具有突破性意義。

  秦直道全程,上下山、過河(較大的河)有六、七次,遺留下來的上下山盤山道和過河遺蹟也有六、七處。此次發掘地點是上述遺址中最典型、保存較好的一處。對於了解以山脊和高地布線的秦直道如何解決上下山和過河的難題,同樣具有重要價值。

  2、秦直道中段的走向,學術界一直有兩種觀點。其一認爲走陝北,其二認爲走甘肅。此次發掘,以多處准確的地層叠壓關係,第一次卡住了秦直道(即下層路面)的絕對年代,爲前一種觀點的確認提供了科學依據。

  如此,甘肅古道路的性質就有了三種可能。一、它也修築於秦代,是秦直道的支線,因爲,甘肅古道路的寬度及附屬遺址的規模均不及陝西。二、陝西中段的秦直道廢棄後,自興隆關(位於陝西黄陵與甘肅合水交界處的子午嶺上)新辟之路。三、前兩種可能的結合:開始是支線,陝西段廢棄後變爲主線。不過,這些都要通過考古發掘來認定,特别是對甘肅古道路的發掘。

  3、秦直道旁的同期建築遺址的發掘,也屬首次。爲了解秦直道附屬設施的分布和内涵,提供了重要資料。

  4、近年來,在各級政府的重視下,秦直道熱方興未艾。此次發掘,也爲秦直道的科學保護和合理利用,提供了可資借鑒的基礎。

  鑒於此,從發掘開始不久,考古隊就與建設方交涉,要求保護這段秦直道。經過陝西省、延安市文物局等方面的努力,以及國家文物局專家組成員、大遺址項目秦直道考古隊顧問葉學明先生等專家的呼籲,建設方已將這段高速公路改線,爲子孫後代永久保下了這段秦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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