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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 17896 次 历史版本 1个 创建者:蓝点 (2010/8/30 0:30:39)  最新编辑:蓝点 (2010/8/30 0:31:00)
周禮
同义词条:《周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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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禮》,儒家經典之一,又稱《周官》,有時也稱作《周官禮》,細致詳實地叙述了據稱是周朝官職的結構和組織。關於《周禮》一書的成書年代與國别問題的爭議甚大。其成書年代有周公制作說、西周說、春秋成書說、戰國成書說、之際說、初成書說、劉歆偽作說等不同認識,紛爭不已,一直未得到切實的解決。又由於東周時期各諸侯國的制度多有不同,《周禮》成書之“春秋說”與“戰國說”往往與國别問題聯繫在一起,僅戰國成書說就有齊國說、秦國說、三晉說等區别。可以說,從未有過一部文獻的時代及國别問題像《周禮》這樣,歧見疊出,爭論不已,且曆久而不決。《周禮》具有十分明顯的理想藍圖的設計性質,這是《周禮》作者對未來社會的理想化設計。雖然包括有作者的主觀設計成分,但書中的各項制度與職官不可能都是憑空想象,作者或多或少參考了現實中的職官與制度。所以說,《周禮》是一部内容豐富的關於上古政治制度的資料匯編。

  經文分六大部分,每部分都對應着周朝等級制度中六種首要官職之一,它們又分别相應地負責一大類政務,如下:

  (一)天官塚宰:首相(掌管全面政務)。
  (二)地官司徒:公眾事務官(掌管教化)。
  (三)春官宗伯:負責祖先事物的族長(掌管祭祀)。
  (四)夏官司馬:軍事官員。
  (五)秋官司寇:掌管刑罰事物的官員。
  (六)冬官考工記:工藝審核記錄。

  除第六部分外,每部分的開始都依等級從高到低列擧各種屬官及其爵級,如第一部分最先列擧塚宰——其職權跨越於各專司之上的國家最高官員,最後列擧宮廷的日常小官如閽人、縫人、染人和履人。接下來,是對爵位不同的各級官員職責的系統而詳盡的記述。這類叙述的措辭顯得公式化:先記述官名,後接動詞“掌”,然後是所討論隻管的明確職責。顯然,六部分分别被設計有60個官職,整個《周禮》的官職總數便是 360.郭沫若認爲,這種6×60的官職結構具有春秋末及戰國時代的天文學及宇宙論的意義。因此他力駁把此書的本源定得很早的觀點。無論如何,根據司文· 布勞曼的列表統計,各部分官職的實際數字不是理想的60,而是都或是超過或是少於此數。

  原第六部分經文(《冬官》)本是關於司空(公共工程監工)官屬的記載。《周禮》在西漢爲人所知時,這部分經文就已經佚失,遂用《考工記》來替補。這一文獻和前五部分的格式多少有點不同,它不列擧屬官及其爵等、職責,而列擧並叙述隸屬於宮廷的各色工匠及他們技藝的技術細節,例如,馬車、武器、船隻的制造等。它相當詳細地描繪了所討論器物的組成部件。它叙述不同類型的名稱及尺寸大小,明確記載負責建造工程各部件的工匠。江永(1681-1762)認爲,《考工記》是一本戰國晚期齊國人編著的書。他立論的根據是書中發現了戰國時代的地名和齊國的方言,參見他的《周禮疑義擧要》卷六。

本源及真偽


  《周禮》直至西漢才爲人所知。《史記·封禪書》首先以《周官》爲題提到它,然後,《漢書》卷三十著錄了“《周官經》六篇”;《漢書》卷九十九下也述及它,書題爲《周禮》。荀悦(148-209)認爲,書名《周官》變爲《周禮》是劉歆(公元前46- 公元23)所爲。陸德明(556-627)《經典釋文·叙》重申了這個觀點。荀悦認爲,劉歆還提議稱此書爲《禮經》,但對《周禮》來說,這一書題隻是偶爾使用。劉歆也試圖立《周禮》於學官。由於《漢書》著錄時已題爲《周官經》,據此可知從劉歆起,《周禮》已經被當爲一種經書。

  《周禮》出現在公元前二世紀中葉,這是傳統觀點,《漢書》卷三十、卷五十三、《隋書》卷三十二和部分保存在賈公彥(650年在世)的《周禮廢興》(一般視爲《周禮疏》的序言)中的馬融(79-166)的概述都不同程度地表達了這一看法。直至某一姓李的人將《周禮》獻於河間獻王(公元前155-前129在位),該書才爲人所知。河間獻王即劉德,漢景帝之子,漢武帝之弟。他還是古籍的熱情收藏家。她得到《周禮》時,第六部分(《冬官》)已經佚失,因此,他以千金求購,但仍然未能買到,於是用《考工記》來代替。據說,河間獻王後來又把它獻於其兄武帝的祕府。

  那時,它不僅沒有受到官方學者的認真對待,而且,實際上遭到了他們的批駁和蔑視,原因可能是它與其他占統治地位的經文表達的觀念不同。這一批判的細節沒有保留下來,但是可以推測,至少可以說它與很快就要被稱爲“今文學派”的官方學術把持了學術界這一事實有關。作爲古文經,《周禮》不可能引起當時官方學者的多少好感,也不太可能得到他們的客觀對待。

  馬融說,秦始皇公元前213年焚書時,《周禮》是要特别留意銷毁的一本書,因爲它如此全面地體現着周王室的傳統的、正宗的官制,因之是公然和他的中央集權的政府體制對抗的。這就意味着,無論誰膽敢有意收藏被禁止的《周禮》,他就有生命之虞。這可用來揭示它在河間獻王之前失載的現象。

  河間獻王將它獻於祕府後,《周禮》好像除偶爾遭人蔑視外,一直躺在祕府,不爲人接觸。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王莽時期。到王莽時,由於他有意仿周公確立的政府模式設官以使自己的統治具有合法性,也由於《周禮》已被視作周公的著作,它自然被當作記載國家機構的權威著作看待。在爲王莽效力時,劉歆不僅提倡《周禮》,使它擺脱了湮沒於祕府的惡運,而且,如前文所述,他還努力使其被確立爲一種學官。

  隨着王莽統治的終結,《周禮》失去了黄帝的青睞,這並不令人驚奇。但是,後漢正統的儒家學者,特别是鄭玄(127-200)還極爲重視它。這不是出於政治原因,主要是因爲它本身是一種重要的古代文獻,至少在某些人看來,它是周公所著,因此,它就處於正統觀點的中心地位。劉歆的弟子杜子春曾准備爲《周禮》作注。鄭興(30年在世)、其子鄭眾(83年卒)和賈逵(30-101)都曾編撰過《周禮》的注釋,這是人們所知的事實,但是,除見於其他文獻中的一些引文外,它們都失傳了。

  王莽之前,已有人持周公撰寫《周禮》的觀點,但是,第一次正式表述的是鄭玄《周禮注》。一直到宋代,這一觀點都廣爲流行。但是,鄭玄在世時,就有何休(129-182)等懷疑論者。現在,已經沒有人堅持《周禮》爲周公所著的觀點了。這有許多明確具體的文獻依據,其中最重要的兩大證據是:(1)它的語言顯然是春秋晚期和戰國時代的古典漢語,不是西周時代的前古典語言。(2)它多處出現確切具有春秋晚期和戰國時代特征的概念和思想,如“五行”、“五帝”和“五嶽”等就屬此類,它們至早也不應該見於公元前四世紀的文獻。這與它的西周早期的出處相矛盾再者,《周禮》記述的祭祀、法律、喪服、農業技術、分封過程和信仰等大體上與已知其爲戰國時代的而不是西周時代的其他原始材料相一致。

  關於《周禮》的年代還有另一個極端觀點。自宋開始,有人主張,《周禮》是劉歆所偽造的,這是他給王莽統治披上合法性外衣而在文獻方面所作的一種努力。早期倡議這種觀點的是司馬光(1019-1086)、洪邁(1123-1202)和蘇轍(1039-1112),較近的擁護者則有改革者康有爲(1858-1927)。這一懷疑的總依據是下述一事:《周禮》在劉歆校書祕府時發現它之前,它幾乎不爲人所知。實際上,在劉歆之前,全然沒有關於它的資料。而《周禮》被劉歆所效力的王莽垂青也鼓勵了關於劉歆偽造此書的懷疑。

  許多有名望的學者都反對它是劉歆偽作這一觀點。陳振孫(約1190-1249後)指出,《周禮》使用了漢代罕爲人知的古字及事物名稱,者清楚說明其起源早於漢代(《直齋書錄題解》《四庫全書珍本》本,卷二,21b-22b)。毛奇齡(1623-1716)也反對劉歆偽造《周禮》的說法。他提出,《漢書·藝文志》記載,早在魏文侯(前445-前396)時,魏國有一個名叫竇公的樂師就有一篇稱作《樂書》的古書,此書在漢文帝(前180-前157)時獻出。她被證明就是《周禮·大宗伯》中的音樂部分(《大司樂》章,見經文,《皇清經解本》,卷163,第12-22上)。

  爲反駁康有爲對許多漢代之前文獻(包括《周禮》)真偽的嚴厲攻擊,幾位現代學者已論政劉歆並不像他們所攻擊的那樣是個大作偽家。就《周禮》而論,最重要的西方學者對這一問題的研究當推高本漢的論文《〈周禮〉和〈作傳〉的早期歷史》。通過證明大量《周禮》文字見於劉歆之前的其他文獻(即《史記》,《毛詩注》和《爾雅》),高本漢得出結論說,如果不會更早,那麼,在公元前二世紀中葉,《周禮》就已經以現代人所知的形式與内容相近似的本子存在了,它不是劉歆的偽作。這個年代與傳統記載此經首次出現的時間相合。

  顧頡剛(1893-1980)和郭沫若(1892-1978)同樣認定《周禮》是戰國晚期的真文獻,他們甚至就其作者的具體身份和籍貫作了推測。郭沫若以高本漢所忽略的東周青銅器銘文爲依據得出《周禮》可能是晚周荀卿的一位趙國弟子編著的結論。但與此相反的是,顧頡剛提出了它是齊國某人所作的看法,但沒有與具體個人相聯繫。雖然此類假設仍屬推測,但《周禮》是一部真正的前-漢代文獻的結論仍然有說服力。

《周禮》成書的時代和作者問題


  《周禮》全書共有四萬五千餘字。它以記叙各種官職的形式來闡明制度,所以曆來又稱作《周官》。這本書中的官職,用天、地和四時劃分爲六個部門。在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六個部門中,各有首長和下屬官吏數十人,構成一個嚴密的官僚體制。據說這本古書在漢代發現時,就缺掉冬官這一部分,於是就用一本類似的書《考工記》補上,成爲現在這樣子。那麼,這本書究竟成於什麼時代?出於何人之手?曆來說法分歧很大。

西周周公所作


  漢代劉歆宣傳《周禮》是“周公太平之蹟”,後來學者如鄭玄等多信之。《隋書·經籍志》稱:《周禮》是“周公所制官政之法”。但是,這種說法可疑的地方很多。首先從文體上看,春秋以前不會出現如此洋洋灑灑,詳密而有組織的巨制;再從官職名稱來看,郭沫若曾作《周官質疑》,把西周銅器銘文中的官職和《周禮》比較,發現很多矛盾;三從田制來看,《詩經》、《孟子》、《禮記·王制》中都說西周有“公田”,而《周禮》中根本沒有;四從封國面積來看,《周禮》說“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顯然太大,與周初情況不合;此外,《周禮》中常見“祀五帝”、“掌五刑之法”,這都是戰國中期五行學說興起後的說法。

西漢末劉歆偽造


  從漢代出現此書開始,到清代的康有爲等許多學者認爲:《周禮》是劉歆在王莽的篡位當國師時,爲了配合王莽的政變處心積慮地偽造出來的。《漢書·王莽傳》雲:“攝皇帝(指王莽)遂開祕府,……發得《周禮》。”可見這是王莽當政時的產物。但也有人不同意這種看法。如宋代陳振孫認爲:“此書多古文奇字”(《直齋書錄題解》),其他名物度數,也可與周制相參證,應該是先秦古籍。

戰國策士的建國方略,或說是戰國法家謀求統一、富國強兵之書


  《周禮》每一部分的開頭都這樣寫道:“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可見這是一部建國方略。戰國時的游說之士,一定要有偉大的治國計劃,方能打動諸侯國君,穫取高位。《周禮》建立起一個強大的封建帝國,國内分布着許多大小不等的諸侯,實行中央集權。《周禮·天官·大宰》雲:“以八柄詔王馭群臣。”這就是說:國王可以用爵、祿、誅、奪等八種手段來操縱群臣的行動。《周禮》中又詳細講述了軍隊的編制、賦税的征收,特别講到要用刑法來控制人民。《周禮·地官·族師》中說:“五家爲比,十家爲聯……使之相保相受”;《秋官》中又說:每年正月,“布刑於邦國都鄙”,“禁庶民之暴亂力正者。”這和商鞅的變法措施甚爲接近。

戰國時齊國人所作的記叙現實的書


  《周禮》和齊國的文獻《管子》有密切的關係。《周禮》雲:“五家爲比,十家爲聯”;《管子·立政》也說:“十家爲什,五家爲伍”;《管子·禁藏》又說: “輔之以什,司之以伍。”《管子》有“相壤定籍”之法,《周禮》也有“鄉遂分上、中、下授田”之制。《周禮·大司寇》說:“禁民訟,入束矢於朝,然後聽之。”這又是齊國規定的“足甲兵”的法令,見於《國語·齊語》。齊國是東夷少數民族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封建國家,一直保持着氏族公組織和奴隸制的殘餘。這些在《周禮》一書中都有充分的反映。

戰國時儒家所編的政典


  它是以西周、春秋的制度爲基礎,經過整齊劃一,加以系統化和理想化而編成的。《周禮》中記述農民有自己的份地,有比較完備的水利系統,但他們一無耕牛,二無鐵器,生產工具是很原始的。《周禮》中的軍隊編制:“王六軍,大國三軍”,也與《左傳·襄公十四年》所記的西周、春秋的軍制:“周爲六軍,諸侯之大者三軍”相當。從思想傾向來看,《周禮》中有濃重的儒家思想。《天官》中明言:“儒以道得名”;《地官》中又講要以“六德”、“六藝”教萬名。當然,法家思想也有想多的影響。所以有人認爲,他的作者是接近法家的儒家,或許是筍卿弟子所編。

非出於一時一人之手


  西漢未公布時又經過竄改,因此,其中有不少抵牾的地方,彼此缺乏照顧,沒有精密計算。如《遂人》中所“十夫有溝”,百夫有洫”是十進位制;而《小司徒》卻說“九夫爲井,四井爲邑”。這如何能配合起來?書中還有上帝高於五帝的說法,南北郊祀之制,三皇五帝的史統,這些都是西漢時代熱烈討論的問題。

  《周禮》成書於什麼時代,作者是誰,它是一部什麼性質的書,約可以擧出上述六種說法。究竟哪一種說法爲近似,讀者宜細心鑒别,反複思考而慎擇之。

注釋及版本


  現存時代最早又保存最完整的《周禮》注釋鄭玄注,其中引用了數種年代較早的《周禮》注的一些内容。所有漢代學者注釋《周禮》的佚文都已經輯入馬國翰(1794-1857)的《玉函山房輯佚書》。王謨(1778年進士)在《漢魏遺書鈔》也輯錄了馬融注。下一部現存的重要注解是賈公彥疏。這兩種注和陸德明的《音義》和在一起是清代之前的此經的重要的注疏。

  清代對《周禮》的研究很廣博,其中有三位學者特别值得介紹:阮元(1764-1846),他的成績是其校勘記;江永(1681-1762),他除在文字學和音韻學的總體研究外,特别對三禮的經文感興趣,結果是他撰寫了《周禮疑義擧要》;孫詒讓(1848-1908),他編著了78卷本《周禮正義》。

  此經在漢末到唐之間的流傳模糊不清。《隋書》(卷三十二,第919頁)著錄有15種書題包括馬融注和鄭玄注、王肅(195-256)注和幹寶(320年在世)注,還有沈重(570年在世)疏40卷。受陳振孫的影響,孫詒讓推測,沈重疏是一個世紀後的賈公彥疏的基礎,因爲,姑且不論其他,兩者的卷數相同。藤原佐世的書目列有9種主要著作,分别冠以《周官禮》、《周禮義》或《周禮》等不同題目;還有《周禮音》1卷,《周官圖》兩種,分别15卷、10卷。

  除書目記載外,我們還知道,《周禮》是西魏時的重要書籍。當時,宇文泰(507-556)刻意仿照它記述的官制機構來組成政府。顧頡剛說,這是《周禮》所設計的行政系統第一次付諸實踐。

  175年石經不包括《周禮》,隻是在開成年間(836—840),它才和其他11種經典一同鐫刻立碑,可見於現在西安碑林。

  《周禮》首次印刷是作爲馮道932年下令雕版印刷的九經之一。此次印刷在953年完工,其底本是唐石經本。它通稱爲五代監本《周禮》。此後,《周禮》流傳大致可以從成套儒經的印刷史之中尋找線索。第二次官方發起的儒經印刷在公元988至994年間。此次刊刻的底本是五代印本,此次印本稱國子監重行校刻九經。

  根據《玉海》記載,李沆(947-1004)和杜鎬在996年奉命校訂賈公彥的《周禮》疏和《儀禮》疏。按照當時的慣例,注疏與經文本身是分離的。我們所熟悉的明清以來將《周禮》和鄭玄注賈公彥疏一起印刷的習慣,首次出現在紹興年間(1131-1162)。這一印本統稱茶鹽司本,或稱黄唐本(這是用負責刊刻者的姓名命名的)。

  在它此後的流傳中,其影響比茶鹽司本還大的是稍晚的一個南宋本——十行本,它之所以稱作十行本是因爲它每面有十行文字。它可能印於福州,稱《(附)釋音周禮注疏》。所有後來的《周禮》注疏本的印本都源於十行本,其中最重要的有以下五種印本:

  (一)明(嘉靖:1532-1567):李元陽本,雕版印刷,每面九行,也稱九行本。它統稱閩本,以李曾作閩地御史而得名。

  (二)明(萬曆:1573-1620):監本,通稱北監本,其底本是李元陽本。

  (三)明(崇禎:1628-1644):毛晉的汲古閣本,其底本是北監本。

  (四)武英殿本,1736年,底本是北監本,此本的經文曾用其他版本校訂過,因此一些宋以來的文字訛誤被改正,優於北監本和毛晉本。

  (五)清(嘉慶:1796-1820)阮元本。它直接依據的底本是十行本,但也參考上述版本(一)、(二)、(三)及其他版本校訂。它以附校勘記而知名。它比十行本的派生本都好,但除武英殿本可能是個例外。參見加藤虎之亭《周禮經注疏音義校勘記》(東京:Kiyota Kiyoshi 1958年)。

  除上面已叙述的印本外,最著名的《周禮》的私人印本之一是嶽珂(1183-1240)本,它是著名的相台九經之一。如果相信嶽珂的《九經三傳沿革例》,他自己收藏有15中以上經書版本,他可以確定自己的經文時參照了不止一種本子。他的印本被視作最好的南宋私人印本之一。《四部叢刊》和《四部備要》的《周禮注》的底本都是相台本。

人法天的思想


  《周禮》作者的立意,並非要實錄某朝某代的典制,而是要爲千秋萬世立法則。作者希冀透過此書表達自己對社會、對天人關係的哲學思考,全書的謀篇布局,無不受此左右。儒家認爲,人和社會都不過是自然精神的複制品。戰國時期,陰陽五行思想勃興,學術界盛行以人法天之風,講求人與自然的聯繫,主張社會組織仿效自然法則,因而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之說。《周禮》作者正是“以人法天”思想的積極奉行者。
  
  《周禮》以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等六篇爲間架。天、地、春、夏、秋、冬即天地四方六合,就是古人所說的宇宙。《周禮》六官即六卿,根據作者的安排,每卿統領六十官職。所以,六卿的職官總數爲三百六十。眾所周知,三百六十正是周天的度數。《周禮》原名《周官》,此書名緣何而起,前人曾有許多猜測。依筆者之見,所謂《周官》,其實就是“周天之官”的意思。作者以“周官”爲書名,暗含了該書的宇宙框架和周天度數的布局,以及“以人法天”的原則。其後,劉歆將《周官》更名爲《周禮》,雖然有抬高其地位的用心,但卻是歪曲了作者的本意。
  
  在儒家的傳統理念中,陰、陽是最基本的一對哲學範疇,天下萬物,非陰即陽。《周禮》作者將這一本屬於思想領域的概念,充分運用到了政治機制的層面。《周禮》中的陰陽,幾乎無處不在。《天官·内小臣》說政令有陽令、陰令;《天官·内宰》說禮儀有陽禮、陰禮;《地官·牧人》說祭祀有陽祀、陰祀等等。王城中“面朝後市”、“左祖右社”的布局,也是陰陽思想的體現。南爲陽,故天子南面聽朝;北爲陰,故王後北面治市。左爲陽,是人道之所向,故祖廟在左;右爲陰,是地道之所尊,故社稷在右。如前所述,《周禮》王城的選址也是在陰陽之中。所以,錢穆先生說,《周禮》“把整個宇宙,全部人生,都陰陽配偶化了”(《周官著作時代考》)。
  
  戰國又是五行思想盛行的時代。陰、陽二氣相互摩盪,產生金、木、水、火、土五行。世間萬事萬物,都得納入以五行作爲間架的體系,如東南西北中等五方,宮商角徵羽等五聲,青赤白黑黄等五色,酸苦辛鹹甘等五味,等等。五行思想在《周禮》中也得到了重要體現。在《周禮》的國家重大祭祀中,地官奉牛牲、春官奉雞牲、夏官奉羊牲、秋官奉犬牲、冬官奉豕牲。眾所周知,在五行體系中,雞爲木畜,羊爲火畜、犬爲金畜、豕爲水畜、牛爲土畜。《周禮》五官所奉五牲,與五行思想中五畜與五方的對應關係完全一致,具有明顯的五行象類的思想。與此相呼應,地官有“牛人”一職,春官有“雞人”一職,夏官有“羊人”一職,秋官有“犬人”一職,冬官有“犬人”一職。
 
  綜上所述,《周禮》是一部以人法天的理想國的藍圖。這樣說,絲毫不意味着《周禮》中沒有先秦禮制的素地。恰恰相反,作者對前代的史料作了很多吸收,但不是簡單移用,而是按照其哲學理念進行某些改造,然後與作者創新的材料糅合,構成新的體系。
  
  蘊涵於《周禮》内部的思想體系,有着較爲明顯的時代特征。戰國時代百家爭鳴,諸家本各爲畛域,《易》家言陰陽而不及五行,《洪範》言五行而不及陰陽;儒家諱論法治,法家譏談儒學。陰陽與五行,經由鄒衍方始結合;儒與法,經由荀子才相交融。儒、法、陰陽、五行的結合,肇於戰國末期的《呂氏春秋》。《周禮》以儒家思想爲主幹,融合法、陰陽、五行諸家,呈現出“多元一體”的特點。其精致的程度,超過《呂氏春秋》,因而其成書年代有可能在《呂氏春秋》之後,而晚至西漢初。

學術與治術兼包


  《周禮》一書,體大思精,學術與治術無所不包,因而受到曆代學者的重視,後儒歎爲“非聖賢不能作”,誠非無稽之談。所謂“學術”,是說該書從來就是今古文之爭的焦點。漢代經籍,用當時通行的隸書書寫的稱爲“今文經”,用六國古文書寫的稱爲“古文經”。漢初在孔子府宅的夾壁中發現的文獻,以及在民間征得的文獻大多是古文經,而立於學官的都是今文經。今文經與古文經的記載不盡一致,因而雙方時有爭論。漢代古文學以《周禮》爲大宗,今文學以《禮記·王制》爲大宗。爲此,《周禮》每每成爲論戰中的焦點,加之它傳授端緒不明,屢屢受到今文學家的詰難,如著名經師何休就貶之爲“六國陰謀之書”;康有爲《新學偽經考》則指斥它出於王莽篡漢時劉歆的偽造。相反,褒之者如劉歆、鄭玄等則譽之爲“周公之典”。
  
  盡管如此,《周禮》依然受到曆代學者的重視。唐人爲“九經”作疏,其中最好的一部就是賈公彥的《周禮疏》,受到朱熹的讚賞。清儒爲“十三經”作新疏,孫詒讓的《周禮正義》冠絕一世,至今無有出其右者。曆代學者圍繞《周禮》真偽等問題所作的種種考索,更是浩繁之至。
  
  所謂治術,是說《周禮》作爲一部治國綱領,成爲曆代政治家取法的楷模。古人言必稱三代,三代之英在周。古人篤信《周禮》出自周公,書中完善的官制體系和豐富的治國思想,成爲帝王、文人取之不盡的人文。
  
  《周禮》的許多禮制,影響百代。如從隋代開始實行的“三省六部制”,其中的“六部”,就是仿照《周禮》的“六官”設置的。唐代將六部之名定爲吏、戶、禮、兵、刑、工,作爲中央官制的主體,爲後世所遵循,一直沿用到清朝滅亡。曆朝修訂典制,如唐《開元六典》、宋《開寶通禮》、明《大明集禮》等,也都是以《周禮》爲藍本,斟酌損益而成。又如“左祖右社、面朝後市”的都城格局,成爲曆代帝王向往的楷模。但曆朝都城,大都沿用前朝舊址,故其格局難以刷新。元始祖忽必烈建在北京建立元大都時,得以在金的上京附近重新規劃,乃以《周禮》爲範本,建立面朝後市、左祖右社的格局。以後,明、清兩朝不僅沿用不廢,還仿照《周禮》,建天壇、地壇、日壇、月壇、先農壇等,形成今日的布局。朝鮮的漢城,同樣有面朝後市、左祖右社的格局,乃是海外依仿《周禮》建都的典範。
  
  《周禮》一書含有豐富的治國思想,《天官》概括爲“六典”、“八法”、“八則”、“八柄”、“八統”、“九職”、“九賦”、“九式”、“九貢”、“九兩”等十大法則,並在地官、春官、夏官、秋官的叙官中作了進一步的闡述,詳密嚴謹,宏纖畢貫,對於提升後世的行政管理思想,有着深遠的影響。
  
  《周禮》對官員、百姓,采用儒法兼融、德主刑輔的方針,不僅顯示了相當成熟的政治思想,而且有着駕馭百官的管理技巧。管理府庫財物的措施,嚴密細致,相互制約,體現了高超的運籌智慧。書中有許多至今猶有生命力的,可以借鑒的制度。歷史上每逢重大變革之際,多有把《周禮》作爲重要的思想資源,從中尋找變法或改革的思想武器者,如西漢的王莽改制、六朝的宇文周革典、北宋的王安石等,變法無不以《周禮》爲圭臬。清末,外患内憂交逼,爲挽救頹勢,孫詒讓作《周官政要》,證明《周禮》所蘊涵的治國之道不亞於西方。朝鮮時代後期的著名學者丁若鏞(號茶山),曾撰作三十萬言的《經世遺表》,主張用《周禮》改革朝鮮的政治制度。 任何一位空想家都不可能脱離現實來勾畫理想國的藍圖,《周禮》也是如此,在理想化的框架之下,作者利用了大量歷史材料加以填充。不過,作者在使用時往往根據需要作了加工和改造,這是讀《周禮》時必須注意的,這也正是此書的複雜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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