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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少奇
拼音:Liú Shǎoqí (Liu Shaoq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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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少奇
劉少奇
 劉少奇(1898~1969),中國馬克思主義者,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和理論家,中國共產黨中華人民共和國主要領導人之一。湖南寧鄉人。1898年11月24日生。少年時期在家鄉上過私塾和小學,1919年中學畢業。1920年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1921年到蘇俄莫斯科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學習。同年轉爲中國共產黨黨員。
  
  1922年回國從事工人運動,在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中華全國總工會的前身)工作。不久,受黨的委派領導安源路礦工人大罷工,任安源路礦工人俱樂部代主任、主任。1925年5月在第二次全國勞動大會上當選爲中華全國總工會副委員長。1927年5月在中共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當選爲中央委員。第一次國共合作破裂後,在上海天津、北平、哈爾濱等地從事祕密工作。1930年夏赴莫斯科出席赤色職工國際第五次代表大會,當選爲執行局委員。
 
1925年,從事工人運動時的劉少奇
1925年,從事工人運動時的劉少奇
 
  1931年1月在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上當選爲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同年秋回國,任中共中央職工部部長、中華全國總工會組織部長。1932年冬進入中央革命根據地,先後任中華全國總工會蘇區中央執行局委員長、中共福建省委書記。1934年10月參加長征,任中國工農紅軍第八軍團、第五軍團中共中央代表和第三軍團政治部主任。1935年1月在貴州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即遵義會議)上支持毛澤東的正確主張。1936年春赴華北,任中共中央代表,執行中共中央關於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對過去中共黨的祕密工作中的關門主義和冒險主義進行了系統的批評,提出了關於白區工作的正確的理論和策略。
  
  抗日戰爭爆發後,他擔任中共中央北方局書記,堅持黨的深入敵後、發動群眾、開展游擊戰爭的方針,領導了華北抗日根據地和山西抗日新軍的創建工作。1938年11月中共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後,任中共中央中原局書記,組織力量深入華中敵後,開展游擊戰爭。1941年皖南事變後,出任新四軍政治委員、中共中央華中局書記和中央軍委新四軍分會書記,同陳毅等一起重建新四軍軍部,扭轉了新四軍的困難處境,恢複和發展了長江中下游地區的抗日武裝力量,擴大了華中抗日根據地。1942年底回到延安。1943年3月任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和中央軍事委員會副主席。1945年5月在中共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作《關於修改黨的章程的報告》,科學地概括毛澤東思想的主要内容,精辟地提出毛澤東思想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與中國革命的實踐之統一的思想。在中共七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爲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和毛澤東朱德周恩來任弼時組成以毛澤東爲核心的黨的第一個穩定成熟的領導集體。
  
  抗日戰爭勝利後,在毛澤東重慶談判期間,他代理中共中央主席職務,主持作出“向北發展、向南防禦”的決策。1947年3月任中共中央工作委員會書記,同朱德等轉移到華北,負責中央委托的工作。7月,在西柏坡主持召開全國土地會議,制定《中國土地法大綱》,確定了解決中國土地問題的基本方針,進一步推動了共產黨領導地區的土地改革運動。1949年3月,出席中共七屆二中全會,參與制定奪取解放戰爭的徹底勝利及黨的工作重心由鄉村轉向城市的重大戰略決策。4月、5月間,受毛澤東的委托,赴天津調查研究,扭轉天津經濟恢複工作中的混亂局面。6月,率中共代表團赴蘇聯訪問,同斯大林商談兩黨關係和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有關問題。
  
 
1965年7月,毛澤東、劉少奇在中南海
1965年7月,毛澤東、劉少奇在中南海
 1949年9月,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上當選爲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隨後被任命爲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他在制定國家政治、經濟、文化、教育、外交等方面的方針政策中發揮了重要作用。1950年他主持制定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等文件,成爲建國初期指導全國各地土地改革健康發展的基本依據。1954年9月在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一次會議上作《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草案的報告》,並當選爲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長。1956年9月在中共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他代表中共中央作政治報告,提出把中國盡快從落後的農業國變爲先進的工業國,爲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和黨的建設規定了方向。在中共八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爲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中央副主席。1959年4月,在第二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當選爲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國防委員會主席。60年代初期,中國的經濟發生了嚴重的困難,他深入實際,進行了大量的調查研究,明確提出要按經濟辦法管理經濟,並與周恩來、陳雲、鄧小平一起制定了一系列注重實效的政策措施,支持和指導實施“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正確方針,使國民經濟得到恢複和發展。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他長期主持中央一線的工作,同中共中央其他領導人一起,爲尋找一條適合中國國情的建設道路進行了深入的探索,提出了許多獨具特色的思想理論。他對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建立和施行進行了開拓性的工作。他在黨的建設方面有突出的重要建樹,所著的《論共產黨員的修養》,《論黨》等,豐富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關於黨的建設的理論。1960年、1963年和1964年他先後出訪蘇聯、印度尼西亞、緬甸、柬埔寨、越南、朝鮮、巴基斯坦、阿富汗、東巴基斯坦(今孟加拉國)等國,發展了同這些國家的友好關係。1965年1月在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一次會議上再次當選爲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國防委員會主席。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後,他受到錯誤的批判,被撤銷一切職務。1969年11月12日在河南開封病逝。1980年2月中共十一屆五中全會爲恢複劉少奇的名譽作出專門的決定。主要著作收入《劉少奇選集》(上下兩卷)。

生平年譜


1898年
1943年,劉少奇在延安
1943年,劉少奇在延安

  11月24日,誕生在湖南省寧鄉縣花明樓炭子沖的一個農民家庭。

1906年
  開始上私塾,先後在柘木沖、羅家塘、洪家大屋讀了六年私塾。

1913年
  考入寧鄉縣第一高等小學(玉潭學校)。

1915年
  參加在縣城擧行的反對袁世凱與日本簽訂喪權辱國的“二十一條”的愛國運動。爲了表示保衛中華民族的決心,將名字“渭璜”改爲“衛黄”。

1916年
  夏,考入設立在長沙的寧鄉駐省中學。

1917年
  3月,受武力救國思想的影響,到譚延闓在長沙開辦的湖南陸軍講武堂學習軍事。半年後,講武堂被軍閥解散,回家自修中學課程。

1919年
  春,插入長沙私立育才中學畢業班。以畢業考試第一名的成績,取得中學畢業文憑。
  夏,在長沙和北京先後參加五四愛國運動。
  在北京,投考北京大學等幾所學校,均被錄取,但因交不起學費和思想有了變化,決心留法勤工儉學。
  9月,入保定育德中學附設高等工藝預備班(即留法預備班)半工半讀。

1920年
  6月,在育德中學留法預備班畢業。因受俄國十月革命和社會主義進步書刊的影響,逐漸萌發了赴俄國學習的念頭。
  8月,返長沙,經長沙俄羅斯研究會和船山學社賀民範的介紹,到上海進入上海外國語學社學習俄文和馬克思主義知識。
  本年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

1921年
  春,赴蘇俄入莫斯科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學習。
  冬,由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團員轉爲中國共產黨黨員。

1922年
  春,根據組織決定回國。先到上海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工作,後調湖南領導粵漢鐵路工人運動。
  9月,到江西安源煤礦,協同李立三領導安源路礦工人大罷工。經過一系列鬥爭,迫使路礦當局接受工人提出的條件,使罷工鬥爭取得了勝利。
  10月,任安源路礦工人俱樂部窿外主任。
  12月,漢冶萍總工會成立,先後被選爲執行委員、會長。

1923年
  8月,任安源路礦工人俱樂部總主任。
  撰寫《對俱樂部過去的批評和將來的計劃》一文,論述工人經濟鬥爭同改造社會的關係。同朱少連合著《安源路礦工人俱樂部略史》。

1924年
  6月,撰寫《救護漢冶萍公司》一文。
  11月,撰寫《整頓萍礦意見書》,指出:煤鐵事業爲一切事業之基礎,國家之盛衰,國民之生死均系之。漢冶萍存在與否既關係國民之生死與國家興亡,故凡中國國民皆應盡責救護。
  冬,中共安源地委和團地委決定合辦黨校。劉少奇負責黨校的工作。

1925年
  春,調離安源。來往於上海和廣州兩地,籌備第二次全國勞動大會。
  4月,在《中國工人》第四期發表《“二七”失敗後的安源工會》,總結安源工人運動的經驗。
  5月,出席第二次全國勞動大會,作《第二次全國勞動大會籌備經過的報告》。大會決定成立中華全國總工會。在會上當選爲中華全國總工會執行委員、副委員長。會後,赴青島領導工人大罷工。然後赴上海,籌組全國總工會上海辦事處,並參與領導五卅運動。
  11月,由上海回湖南養病。
  12月16日,在長沙被湖南省軍閥趙恒惕逮捕。經全國各地工會紛紛通電救援,於1926年2月上旬穫釋出獄。

1926年
  2月,赴廣州。
  3月,出席中華全國總工會擧行的歡迎會,鄧中夏稱他是工人階級最奮力最勇敢的一位戰士。不久,代理中華全國總工會委員長的職務。在此期間,參與領導省港工人堅持反帝大罷工和支持北伐戰爭。
  5月,出席第三次全國勞動大會,作《一年來中國職工運動的發展》的報告,闡述五卅運動後中國工運的概況及發展趨勢。在會上當選爲中華全國總工會執行委員會常委兼祕書長。
  10月,離廣州抵武漢,兼任全國總工會武漢辦事處祕書長,爲全總遷址作准備。
  冬,在中共湖北區委推動下,“湖北全省工人運動講習所”成立。劉少奇先後到講習所講授《工會組織法》、《工會經濟問題》等課程。
  12月,爲適應職工運動發展的需要,編寫《工會代表會》、《工會經濟問題》、《工會基本組織》三本小冊子。

1927年
  1月,出席湖北省總工會第一次代表大會,作組織報告,並被選爲湖北全省總工會執行委員兼祕書長。在此期間,參與領導武漢工人群眾收回漢口英租界的鬥爭。
  3月17日,在漢口《民國日報》發表《論陳讚賢同志在贛被害事》,指出:在蔣總司令坐鎮的江西,竟有軍官鎗殺工會委員長之事,值得國民政府及全國革命民眾的嚴重注意。
  4月27日至5月9日,出席在武漢擧行的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當選爲中央委員。
  5月23日,在漢口擧行的太平洋勞動大會上,代表中華全國總工會發表演講,指出中國工人階級要繼續奮鬥,打破帝國主義和國内反動派的聯合進攻。
  6月,出席第四次全國勞動大會,作《全國總工會會務報告》,並當選爲中華全國總工會執行委員會委員。
  7月,離武漢到廬山養病。
  10月,離廬山到上海,在中央工人運動委員會工作。

1928年
  2月,參加中共中央召開的談話會,對中央提出的革命潮流是高漲還是低落的問題,回答說:“依鄉村來看是高漲的,依城市看是低落的趨勢。”
  3月,赴天津,以全國總工會特派員的身份參加全國鐵路工會的領導工作,並參與指導中共顺直省委的工作。
  7月,在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當選爲中央審查委員會委員。
  11月1日,在《布爾什維克》雜志上發表《論口號的轉變》一文,指出要根據群眾鬥爭的任務,來規定我們的口號,決不可單純憑我們腦子里的想象,隨便規定出實際上不能真正代表群眾的甚至與群眾要求相左的口號。
  11月16日,在顺直省委機關刊物《出路》上發表《客觀環境很好,但是黨沒有出路嗎?》的文章,對一些悲觀失望的同志進行了批評。

1929年
  春,由天津調上海工作。
  6月4日,經中共中央政治局決定,出任中共滿洲省委書記。
  7月14日,抵奉天(沈陽),三日後與滿洲省委接上關係。
  8月22日,在奉天被捕。因反動當局未穫證據,隨後被釋放。繼續擔任中共滿洲省委書記。
  9月,赴哈爾濱巡視黨的工作和指導中東路工人鬥爭。
  10月18日,主持中共滿洲省委會議。討論並通過《滿洲黨目前政治任務決議案》。

1930年
  1月,再次赴哈爾濱指導中東路工人鬥爭,並具體領導失業工人的複工鬥爭,取得初步勝利。
  3月13日,向中共中央提交中東路工人鬥爭總報告,全面總結中東路工人鬥爭的經驗教訓,闡述黨在領導工人鬥爭過程中所遇到的一些實際問題和理論問題。
  3月下旬,在中共中央來信催促下,離奉去滬。
  6月,率領中國工人代表團赴莫斯科。
  8月,出席在莫斯科召開的赤色職工國際第五次代表大會,並當選爲職工國際執行局委員。會後,留在職工國際工作。

1931年
  1月7日,在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上,當選爲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
  3月31日,在莫斯科出席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十一次全會第九次會議,並就中國革命性質以及白區工運、蘇區工作等問題作了發言。
  秋,由莫斯科回到上海,任中共中央職工部部長。
  11月,在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當選爲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

1932年
  1月至3月,在《紅旗周報》、《工運指南》上,先後發表《罷工策略》、《國民黨封閉永安二廠工會及逮捕工人,我們應否號召工人反對?》、《批評“退出黄色工會”的策略》和《一九三一年職工運動的總結》等文章。在這些文章中批評白區職工運動中“左”的傾向,闡述應采取的正確方針。
組織領導了以上海滬西17家日本紗廠爲主的反對日本帝國主義進攻上海的罷工鬥爭,聯絡各階層群眾組織義勇軍,支援十九路軍抗戰。
  3月14日,出席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會議。會議討論了工會工作問題,認爲劉少奇在領導職工運動中存在着“右傾機會主義”的錯誤。會上傳達了共產國際關於劉湘(劉少奇)不能擔任領導工作的指示。會議決定,撤消劉少奇中央職工部部長職務。
  5月2日,在《紅旗周報》上發表《蘇區階級工會的會員成份》一文。針對蘇區把一切“沿門賣工”的個人勞動者排除在工會之外的做法,提出凡屬以出賣自己勞動力爲生活主要來源的工人、職員、僱農、苦力,都是階級工會的會員成份,都可加入工會。
  冬,離開上海,進入江西中央革命根據地。

1933年
  春,任中華全國總工會蘇區中央執行局委員長。執行局的任務是領導蘇區和白區的工運工作。
  4月1日至7日,在瑞金主持召開中國農業工人第一次代表大會。在會上作《目前的政治形勢與中國農業工人的任務》的報告。
  5月1日,在瑞金主持召開中國店員手藝工人第一次代表大會。在會上作《關於革命形勢和工會工作任務》的報告。
  5月10日,在馬克思共產主義學校(即中央學校)講授《中國職工運動史》。5月至7月,共講12講。
  11月5日,在中央蘇區農業工會十二縣查田大會上作《農業工會十二縣查田大會總結》報告,指出在查田工作中將中農當作富農來侵犯,將富農當作地主階級來消滅是錯誤的。

1934年
  1月,出席在瑞金召開的中共六屆五中全會,再次當選爲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
  出席在瑞金召開的中華蘇維埃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再次當選爲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
  3月31日,在《鬥爭》第53期上發表《論國家工廠的管理》一文。文章要求提高工人的勞動熱忱,建立完備的工廠制度,科學地組織生產。
  4月7日,在《鬥爭》第54期上發表《用新的態度對待新的勞動》一文。
  7月,任中共福建省委書記。
  9月,主持召開中共福建省委、省蘇維埃政府、省軍區緊急會議,針對敵人第五次“圍剿”的嚴重局勢,作了工作部署。
  10月,隨中央紅軍開始戰略轉移。在長征中,先後任中國工農紅軍第八軍團、第五軍團黨中央代表,第三軍團政治部主任,籌糧委員會主任等職。
  冬,劉少奇夫人何寶珍被國民黨反動派殺害於南京雨花台。劉少奇稱讚她“英勇堅決,爲女黨員之傑出者”。

1935年
  1月,出席在貴州遵義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會上堅決支持毛澤東的正確主張。
  6月26日,出席在四川懋功縣兩河口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在會上發言支持北上的戰略方針,分析了在甘川陝建立根據地的有利條件,希望各部隊做好動員解釋工作。
  11月3日,出席在下寺灣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會議決定劉少奇分工主管工會工作。會後組建中華全國總工會西北執行局,任委員長。
  12月,出席在陝北瓦窯堡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就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反對關門主義等問題作了發言。

1936年
  1月,離瓦窯堡去華北,3月抵達天津,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身份,主持中共中央北方局的工作。
  4月10日,在《火線》第55期上發表《肅清立三路線的殘餘--關門主義冒險主義》一文。文章指出:當前“黨的策略任務,就是要用極廣泛的民族統一戰線,去團聚各階級、階層、派别及一切抗日反賣國贼的分子和力量,開展神聖的民族革命戰爭”。
  在同期《火線》上發表《論北平學生紀念郭清烈士的行動》一文,指出追悼郭清擧行抬棺游行是一種“左”的偏向,應予糾正。
  4月,撰寫《關於白區職工運動工作的提綱》,總結大革命失敗後白區職工運動的經驗,闡述了白區職工運動應采取的正確方針和策略原則。
  5月24日,以莫文華的化名寫信給鄒韜奮,希望在組織人民陣線時,“更大膽些,更放手些,把門完全打開”,在抗日救國共同目標下,把一切可能抗日的黨派團體聯合起來。
  6月中旬,根據全國抗日救亡運動高漲的新形勢,在研究了宋哲元有可能轉向抗日後,及時地將一二·九運動初期群眾喊出的“打倒賣國贼宋哲元”的口號,轉變爲“擁護宋委員長抗日”的口號。
  7月,撰寫《公開工作與祕密工作的區别及其聯繫》一文,發表於《火線》第58期。
  8月5日,中共中央書記處寫信給北方局和河北省委,指出:“北方黨的工作,自胡服同志(即劉少奇)到後,有了基本上的轉變,……這些主要轉變足以奠定勝利的基礎,開展着光明燦爛的偉大前途。”
  秋,在日軍進攻華北的前夕,經中共中央批准,組織營救薄一波等61人出獄,有效地保護了這批黨的重要幹部。
  11月至12月,在《火線》第65期、67期上發表《民族統一戰線的基本原則》一文,論述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策略轉變和戰略任務的關係,民族鬥爭和階級鬥爭的關係,特别着重闡明了領導權問題是民族統一戰線的中心問題。

1937年
 
1937年劉少奇回延安時留影
1937年劉少奇回延安時留影
 2月,寫信給張聞天,談關於大革命歷史教訓中的一個問題。信中說大革命失敗無疑是由於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的錯誤(除客觀原因外),但在失敗以前很久,並不是沒有“左”傾錯誤,尤其在工人運動中,“左”傾錯誤是很嚴重的。率領北方局機關,由天津遷往北平。
  4月,離北平回延安。
  5月2日,出席在延安召開的中共蘇區代表會議,就爭取全國民主統一與黨在統一戰線中的領導權問題作了發言。
  5月17日,出席在延安召開的中共白區工作會儀,作《關於黨與群眾工作的報告》。報告全面總結了黨在白區工作中的經驗教訓,批評“左”的錯誤,提出了白區工作的基本方針和策略原則。
  6月1日至3日,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在討論白區工作問題時,着重闡述了對過去白區工作的看法,認爲“左”傾關門主義的傳統是頑固的,是基本問題上的錯誤。
  7月下旬,由延安到達山西太原,重新組建北方局機關,任北方局書記。
  8月3日,向華北各地黨的組織發出指示,要求在平津附近和日軍後方普遍發動游擊戰爭,在我軍後方,加緊統一戰線活動,在戰區准備建立戰地委員會等抗日政權。
  10月16日,發表《抗日游擊戰爭中各種基本政策問題》一文,強調要使華北游擊戰爭取得最後勝利,必須建立能夠正確執行各種政策的游擊隊,建立鞏固的抗日根據地,並在這些根據地里建立有能力領導游擊戰爭的抗日政權。
  11月上旬,太原失守前夕,率領北方局機關移駐臨汾劉村。
 
1937年12月,劉少奇在延安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圖爲與會人員合影。前排右起:劉少奇、陳雲、王明、凱豐、項英。後排右起:毛澤東、周恩來、秦邦憲、林伯渠、張國燾、張聞天、彭德懷、康生
1937年12月,劉少奇在延安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圖爲與會人員合影。前排右起:劉少奇、陳雲、王明、凱豐、項英。後排右起:毛澤東、周恩來、秦邦憲、林伯渠、張國燾、張聞天、彭德懷、康生
 11月15日,爲中共中央北方局起草《關於目前形勢與華北黨的任務的決定》,提出動員最廣大的群眾參加游擊戰爭,爭取廣大的鄉村成爲游擊戰爭的根據地。
  12月9日至14日,出席在延安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在會上闡述了在統一戰線中必須堅持獨立自主的原則。
  12月中旬,離延安到臨汾。
  12月31日,主持召開山西省黨的活動分子會議。在會上作關於鞏固和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堅持全面抗戰與爭取抗戰勝利的報告。

1938年
  3月,奉調回延安,繼續領導華北地區黨的工作。
  4月21日,毛澤東、洛甫、劉少奇聯名發出在河北、山東平原地區,廣泛開展抗日游擊戰爭,創建和發展平原抗日根據地的指示。
  9月29日至11月6日,出席中共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在會上作《華北三年來工作的基本總結報告》和《關於黨規黨法的報告》。會議決定成立中共中央中原局,被任命爲中原局書記。
  12月20日,在河南澠池八路軍兵站,召開豫西特委和中心縣委負責同志會議,傳達中共六屆六中全會精神。
1939年6月1日,劉少奇在延安出席抗日軍政大學成立三周年紀念大會,並發表講話。右起:劉少奇、王明、陳雲、王稼祥、張聞天、毛澤東
1939年6月1日,劉少奇在延安出席抗日軍政大學成立三周年紀念大會,並發表講話。右起:劉少奇、王明、陳雲、王稼祥、張聞天、毛澤東

1939年
  1月,到達中共中央中原局駐地河南確山縣竹溝鎮。
  3月,由竹溝鎮返回延安。
  5月,在延安工人學校作《中國工運簡史》的講演,全面系統地介紹了中國工人運動的歷史。
  7月8日、12日,在延安馬列學院作《論共產黨員的修養》的報告。毛澤東認爲這是一篇“提倡正氣,反對邪氣”的好文章。《解放》雜志第81至83期發表了報告的前兩部分。
  9月,離延安回竹溝鎮。
  12月,率領中原局機關到達皖東津浦路西藕塘地區新四軍江北指揮部。

1940年
  3月,領導皖東新四軍在反磨擦鬥爭中創建津浦路西、路東敵後根據地。
  7月1日,在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19周年大會上作題爲《作一個好的黨員、建設一個好的黨》的報告,進一步闡述加強共產黨員意識修養的重要性。
  12月,在《江淮》創刊號上發表《論抗日民主政權》一文,論述了敵後抗日民主政權的性質、任務和組織原則。
1941年,任中共華中局書記、新四軍政治委員時的劉少奇
1941年,任中共華中局書記、新四軍政治委員時的劉少奇

1941年
  1月20日,任新四軍政治委員。
  4月下旬,中共中央東南局與中原局合並爲華中局,任華中局書記。
  5月15日至19日,主持召開華中局高級幹部會議。在會上作《皖南事變的經驗教訓》的報告。
  6月3日,在鹽城第二屆參議會上作《我們在敵後幹些什麼?》的演說。提出我們在敵後隻幹兩件事:一件是抗日;一件是民主。也就是說,要爲中華民族的完全獨立與中國人民的完全解放而奮鬥,要爲新的中華民主共和國--真正的中華民國而奮鬥。
  7月2日,在華中局黨校作《論黨内鬥爭》的報告,闡述開展黨内鬥爭的正確方針和方法。
  10月10日,在《真理》第2期上發表《答宋亮同志》一文,闡述理論學習與實踐的關係,指出,我們有極豐富的實際鬥爭經驗,目前必須以極大的努力來克服缺乏理論的弱點。

1942年
  1月20日至3月5日,主持召開中共中央華中局第一次擴大會議。在會上作《目前形勢,我黨我軍在華中三年工作的基本總結及今後任務》的報告。
  3月15日,複信薛暮橋,回答他提出的有關戰略與策略方面的理論和實踐問題。
  3月中旬,離開蘇北,回延安。途中受中共中央委托,檢查指導山東根據地的工作。幫助中共山東分局總結抗戰四年來的鬥爭經驗,確定今後鬥爭的方針任務。
  10月10日,在北方局黨校作《中國革命戰略與策略問題》的報告,闡述黨在執行戰略策略上的經驗教訓。
  12月9日和10日,在晉西北幹部會議上作《關於放手發動群眾,開展減租減息運動》的報告。
  本月底回到延安。

1943年
  3月,任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和中共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
  撰寫《六年敵後工作經驗的報告》,對華北、華中敵後工作作了全面系統的總結。
  7月6日,在延安《解放日報》發表《清算黨内的孟什維主義思想》一文,論述毛澤東及其思想在中國革命歷史中的作用和地位。

1944年
  5月20日,在陝甘寧邊區工廠職工代表會議上講話,闡述發展工業生產的重要性和遠大前途。
  12月9日,在延安青年紀念一二·九運動大會上講話,高度評價一二·九運動在中國革命史上的地位。
1945年5月,劉少奇在中共七大作《關於修改黨的章程的報告》
1945年5月,劉少奇在中共七大作《關於修改黨的章程的報告》

1945年
  春,參與《關於若幹歷史問題的決議》的起草工作。
  4月23日至6月11日,出席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在會上作《關於修改黨章的報告》,代表中共中央正式提出以毛澤東思想作爲黨的指導思想,並對毛澤東思想作了全面、科學的概括和論述。當選爲中央委員。
  6月19日,在中共七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爲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
  8月23日,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被任命爲中共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
  8月下旬至10月上旬,在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離延安赴重慶談判期間,代理中共中央主席職務。
  9月19日,爲中共中央起草並發出關於“向北發展,向南防禦”戰略方針及其部署的指示。
  11月20日,爲中共中央起草致東北局電,要求迅速在東滿、北滿、西滿建立鞏固的基礎,並加強熱河、冀東的工作。
1946年1月27日,劉少奇同毛澤東、朱德、彭德懷等到機場迎接周恩來等從重慶返回延安
1946年1月27日,劉少奇同毛澤東、朱德、彭德懷等到機場迎接周恩來等從重慶返回延安

1946年
  2月,爲中共中央起草《關於目前形勢與任務》的指示,並向幹部作《時局問題》的報告。
  5月,主持起草中共中央《關於土地問題的指示》(即“五四指示”),堅決支持群眾在反奸、清算、減租、減息、退租、退息等鬥爭中,從地主手中穫得土地,實現“耕者有其田”,並給群眾運動以正確的指導。

1947年
  2月27日,爲中共中央起草《關於軍隊中建立黨委的指示》。
  3月中旬,率領中共中央機關先行撤離延安。
  3月下旬,參加中共中央在陝北清澗縣棗林溝召開的會議。在毛澤東等留陝北指揮全國解放戰爭的情況下,任中共中央工作委員會書記,轉移到華北,負責中共中央委托的工作。
  5月上旬,率領中央工委到達河北省平山縣西柏坡村。隨後組織工作團,在平山、建屏兩縣搞土地改革試點。
  7月17日至9月13日,主持召開全國土地會議,制定《中國土地法大綱》,部署解放區的土地改革運動,並決定結合土改普遍整頓黨的組織。
1948年8月21日,劉少奇同王光美在河北省建屏縣西柏坡村(今屬平山縣)結婚時合影
1948年8月21日,劉少奇同王光美在河北省建屏縣西柏坡村(今屬平山縣)結婚時合影

1948年
  1月18日,致信毛澤東,提出糾正土改、整黨工作中“左”傾偏向的幾點意見。毛澤東完全同意這些意見。
  5月9日,兼任中共中央華北局第一書記。中央工委的工作宣告結束。
  7月,中共中央決定在華北創辦高級黨校,仍沿用馬列學院的名稱。劉少奇兼任院長。
  9月,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發表關於新民主主義經濟建設的講話。
  12月14日,對馬列學院第一班學員講話,指出我們黨的幹部理論修養不夠,要求大家認真讀書,提高馬列主義水平,以適應革命發展的需要。

1949年
  3月5日至13日,出席中共七屆二中全會。在會上作《關於城市工作的幾個問題》的發言。
  3月25日,隨同中共中央機關和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部進入北平。
 
1949年3月下旬,劉少奇在北平西苑機場檢閱中國人民解放軍
1949年3月下旬,劉少奇在北平西苑機場檢閱中國人民解放軍
 4月至5月,在北平、天津視察工作。召開各種座談會、報告會,闡述黨對城市管理的基本政策。解除民族資本家的各種顧慮,鼓勵他們大膽開辦工廠,積極從事經濟建設。
  5月5日,在華北職工代表會上作關於工會工作的報告。
  6月,撰寫《關於新中國的經濟建設方針》一文,認爲新中國成立後,國民經濟主要由國營經濟、合作社經濟、國家資本主義經濟、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小商品經濟和半自然經濟等五種經濟成分所構成,分析了這五種經濟的狀況、性質和發展趨勢,闡述了黨應采取的方針。在世界工聯第二次代表大會上,當選爲世界工聯副主席。
  6月下旬至8月,率領中共中央代表團訪問蘇聯。
  9月21日至30日,出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代表中國共產黨發表《加強全國人民的革命大團結》的講話。在會上當選爲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
1949年10月1日,劉少奇在天安門城樓上出席開國大典。右起:劉少奇、張瀾、朱德、毛澤東
1949年10月1日,劉少奇在天安門城樓上出席開國大典。右起:劉少奇、張瀾、朱德、毛澤東
  10月1日,出席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大典。
  10月5日,在中蘇友好協會成立大會上當選爲中蘇友好協會總會會長。
  11月16日至12月1日,以世界工聯副主席、亞澳工會會議主席團主席的身份,出席在北京擧行的亞澳工會會議,並致開幕詞。
  12月,由於毛澤東訪問蘇聯,代理中共中央主席、中央人民政府主席。

1950年
  6月6日至9日,出席中共七屆三中全會。會議決定成立由劉少奇負責的中央土地改革委員會,指導全國的土地改革工作。
  6月14日,出席政協第一屆全國委員會第二次會議,在會上作《關於土地改革問題的報告》。
  7月至10月,主持《中華人民共和國合作社法(草案)》的起草工作。
  9月10日,在馬列學院第二、三班開學典禮上講話,論述加強黨的理論工作的重要意義。

1951年
 
1951年10月,劉少奇在全國政協一屆三次會議上同包爾漢交談
1951年10月,劉少奇在全國政協一屆三次會議上同包爾漢交談
 2月20日,主持召開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十一次會議。會議批准《中華人民共和國懲治反革命條例》。
  2月28日,在北京市第三屆人民代表會議上講話,論述我國人民政權建設問題。
  3月28日至4月9日,主持召開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組織工作會議。在會上作報告和總結,闡述共產黨在執政後面臨的新形勢和新任務,提出了共產黨員標准的八項條件,要求“爲更高的共產黨員的條件而鬥爭”。
  5月7日至23日,主持召開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宣傳工作會議。在會上作報告和總結,要求宣傳戰線大力學習、研究和宣傳馬列主義,用馬列主義教育人民,提高全國人民的階級覺悟和思想水平。
  7月3日,對中共山西省委關於“把老區互助組織提高一步”的指示作批示,指出在土地改革後的農村中,急於“把農業生產互助組織提高到農業生產合作社”是“一種錯誤的、危險的、空想的農業社會主義思想”。

1952年
  8月26日,在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第一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會議上作政治報告。
  10月,率領中共代表團參加蘇聯共產黨第十九次代表大會和蘇聯十月革命三十五周年慶祝活動。
1953年1月11日,劉少奇在率中共代表團參加蘇聯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後,回到北京。圖爲朱德、周恩來等在機場迎接劉少奇
1953年1月11日,劉少奇在率中共代表團參加蘇聯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後,回到北京。圖爲朱德、周恩來等在機場迎接劉少奇

1953年
  5月2日,代表中共中央向中國工會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致詞。
  5月12日,在全總七屆一次執委會上,再次被推選爲中華全國總工會名譽主席。
  7月18日,在中共中央統戰部召開的全國統一戰線工作會議上講話,提出加強新時期統一戰線工作的任務。

1954年9月,劉少奇當選爲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
1954年9月,劉少奇當選爲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
1954年
  2月6日至10日,主持中共七屆四中全會。受中央政治局的委托,在會上作《關於爲增強黨的團結而鬥爭》的報告。
  9月15日至28日,出席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代表憲法起草委員會向大會作《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草案的報告》。在會上當選爲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長。

1955年
  3月21日至31日,出席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在會上作《關於目前國際形勢》的報告。
  4月2日至9日,先後邀集西北、西南、中南、華東、華北、東北各省、市、自治區黨的負責同志座談,了解各地情況,並就工作中的問題提出建議。
  11月16日,在中共中央召開的有各省、市、自治區黨委代表參加的會議上講話,系統論述了我國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12月至1956年3月,分别約請國務院所屬三十幾個部門的負責人匯報工作,爲召開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作准備。
1956年2月,劉少奇同科學家錢學森在一起
1956年2月,劉少奇同科學家錢學森在一起

1956年
  3月5日,同中國作家協會負責人談關於作家的修養等問題。
  3月8日,在聽取文化部黨組匯報工作時,談對於文藝工作的幾點意見。
  9月15日至27日,出席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中共中央向大會作政治報告,爲新時期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和黨的建設規定了方向。在會上當選爲中央委員。
  9月28日,出席中共八屆一中全會,當選爲中央政治局委員、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員會副主席。
  11月10日至15日,出席中共八屆二中全會。在會上就目前時局問題作報告,提出要規定一些必要的制度,使黨和國家機關的各級領導人員不要脱離人民群眾。

1957年5月1日,毛澤東、劉少奇同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克·葉·伏羅希洛夫在天安門城樓上
1957年5月1日,毛澤東、劉少奇同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克·葉·伏羅希洛夫在天安門城樓上
1957年
  2月至4月,到河北、河南、湖北、湖南、廣東等省視察,就人民内部矛盾問題進行了廣泛深入的調查,沿途同各地幹部、群眾進行座談,並作了多次重要講話。
  5月7日,對高級黨校學員作報告,提出要注意研究社會主義的經濟問題,特别是要好好研究如何使社會主義的經濟,既要有計劃性,又要有多樣性和靈活性。
  5月17日,接見北京地質勘探學院應屆畢業生代表,在講話中勉勵同學們做建設時期的“開路先鋒”。
1958年3月,劉少奇同王光美在成都
1958年3月,劉少奇同王光美在成都


1958年
  1月11日至22日,出席在南寧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
  2月19日至3月8日,到河北、山西、陝西、四川等省視察工作。沿途談到改革不合理的規章制度、做好分配工作及發展生產力等問題。
  3月8日至26日,出席在成都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在會上談了社會主義建設速度問題,強調注意“慢性病”,同時也提出不要急於將集體所有制轉化爲全民所有制。
  3月28日,在四川省勞動工資座談會上作報告,提出勞動工資、勞動制度要進行改革和調整,要找出適合於中國情況的辦法。
  5月5日至23日,出席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代表中共中央向大會作工作報告。
  5月30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發表講話,提出我國應有兩種教育制度和兩種勞動制度的設想。
  10月中旬至11月初,到安徽、上海、浙江等省、市視察工作。沿途談到勤工儉學、不能降低教學質量以及工人農民知識化等問題。
  11月6日至10日,出席在鄭州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
  11月28日至12月10日,出席在武昌召開的中共八屆六中全會。
1959年10月26日,劉少奇同勞動模範時傳祥握手
1959年10月26日,劉少奇同勞動模範時傳祥握手

1959年
  2月27日至3月5日,出席在鄭州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即第二次鄭州會議)。
  3月25日至4月5日,出席在上海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和中共八屆七中全會。
  4月18日至28日,出席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在會上當選爲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並擔任國防委員會主席。
  5月5日,主持國防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
  7月2日至8月16日,出席在廬山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和中共八屆八中全會。
  11月,在海南島組織讀書會,學習研究政治經濟學理論。

1960年10月,毛澤東、劉少奇同美國作家、記者斯諾親切交談
1960年10月,毛澤東、劉少奇同美國作家、記者斯諾親切交談
1960年
  6月10日,在上海召集中央和地方一些主要負責人座談經濟問題,指出當前要注意糾正“計劃偏大”、“浮誇”的傾向,做到“實事求是,冷熱結合”。
  11月5日至12月9日,率領中國黨政代表團赴蘇聯,參加十月革命43周年慶祝活動,並進行友好訪問。其間,率領中共代表團參加了在莫斯科召開的八十一國共產黨、工人黨會議。

1961年
 
1961年8月,劉少奇視察大慶油田
1961年8月,劉少奇視察大慶油田
 1月14日至18日,出席中共八屆九中全會。會議通過對整個國民經濟實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
  3月中下旬,出席在廣州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在發言中強調調查研究是今後改進工作的最根本的方法。
  4月1日至5月15日,到湖南省寧鄉、長沙兩縣農村,就經濟形勢、農民生活、幹部作風以及公共食堂、供給制等問題,進行調查研究,了解了農村的真實情況,提出了指導性意見。
  5月下旬至6月中旬,出席在北京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在講話中分析了造成國民經濟困難的原因,提出了克服困難的若幹辦法。
  7月6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關於自然科學研究機構當前工作的十四條意見(草案)》(簡稱科研十四條)。
  7月16日至8月11日,深入小興安嶺、張廣才嶺和大興安嶺林區,對我國林業資源和生產情況進行系統調查,沿途對加快林業建設和改進林區工作作了多次講話。

1962年
  1月11日至2月7日,出席在北京召開的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即“七千人大會”)。代表中共中央向大會提出書面報告,並在會上講話。報告和講話總結了1958年“大躍進”以來工作中的經驗教訓,提出了今後工作的方針和任務。
 
1962年,毛澤東看望劉少奇一家
1962年,毛澤東看望劉少奇一家
 2月21日至23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即“西樓會議”),指出我國的經濟形勢處於非常困難的時期,必須以農業爲基礎,對國民經濟進行堅決的全面的調整。
  3月13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在會上提議陳雲任中央財經小組組長。
  5月7日至11日,主持中央工作會議。在講話中強調要把當前的困難估計夠,切實做好國民經濟調整工作和精簡工作。指出搞了這麼多年高指標,搞一年低指標行不行?今年要把高指標的尾巴割掉才好。會議進一步分析了經濟形勢,落實了調整措施。
  8月1日,《人民日報》和《紅旗》雜志重新發表經作者修訂的《論共產黨員的修養》。
  9月24日至27日,出席中共八屆十中全會。在這次會議上,毛澤東接受劉少奇等的建議,提出“不要因強調階級鬥爭放松了經濟工作,要把工作放在第一位”。
  10月10日,聽取國家經委黨組匯報物資管理試點工作,對物資管理工作發表了重要意見。提出物資部門也是商業部門,是管理生產資料的商業部。
  11月12日,在中央組織部召開的組織工作會議上,同部分與會同志談話,闡述關於執政黨建設的若幹問題。

1963年
 
1963年1月26日,劉少奇同董必武、李四光在全國科協擧辦的春節聯歡晚會上
1963年1月26日,劉少奇同董必武、李四光在全國科協擧辦的春節聯歡晚會上
 4月12日至5月16日,出訪印度尼西亞、緬甸、柬埔寨、越南。
  9月15日至27日,訪問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
  11月14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會議通過《中共中央關於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一些具體政策的規定(草案)》和有關經濟工作的文件。

1964年12月21日至1965年1月4日,劉少奇出席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在會上再次當選爲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
1964年12月21日至1965年1月4日,劉少奇出席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在會上再次當選爲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
1964年
  6月28日至7月25日,到河北、山東、安徽、江蘇、上海、河南等省、市視察地方和軍隊的工作。
  8月1日,在中共中央召集的黨内報告會上,向中央各部門的負責幹部做社會主義教育問題和兩種勞動制度、兩種教育制度問題的報告。
  8月5日至26日,到湖北、湖南、廣東、廣西、雲南等省和自治區視察工作。在廣西壯族自治區幹部會議上提出實行固定工和合同工並存的勞動制度。
  12月21日至1965年1月4日,出席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在會上再次當選爲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並擔任國防委員會主席。

1965年
  6月1日,聽取“托拉斯試辦工作座談會”領導小組的匯報,並談了對試辦托拉斯工作的意見。
  7月31日,接見從海外歸來的國民黨前代總統李宗仁及其夫人郭德潔。
1965年10月1日,毛澤東、劉少奇同柬埔寨國家元首西哈努克親王在天安門城樓上
1965年10月1日,毛澤東、劉少奇同柬埔寨國家元首西哈努克親王在天安門城樓上

  10月31日,主持孫中山先生誕辰一百周年紀念籌備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並發表講話。
  11月18日,會見參加中日青年友好大聯歡的日本各青年代表團團長和其他日本朋友。

1966年
  3月26日至4月19日,出訪巴基斯坦、阿富汗、緬甸。
  6月初,中共中央在劉少奇、鄧小平主持下,決定向北京的大學和中學派出工作組,領導各單位的“文化大革命”。
  6月20日,代中共中央起草批語,將北京大學工作組制止亂打亂鬥事件的簡報轉發全國。
  8月1日至12日,出席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在會上受到錯誤的批判。全會改組了中央領導機構,劉少奇在黨内的地位由第二位下降到第八位。
1966年秋,劉少奇、王光美同小女兒瀟瀟在中南海家中
1966年秋,劉少奇、王光美同小女兒瀟瀟在中南海家中
  8月5日,會見參加北京1966年暑期物理討論會的33個國家和地區的科學家及其他外國朋友。
  10月,出席中共中央工作會議。在會上繼續受到錯誤批判。

1967年

  3月,致信毛澤東,駁斥張春橋等人在電影《清宮祕史》評價問題上的造謠誣蔑。
  7月18日,江青、康生、陳伯達趁毛澤東離開北京之機,擅自組織批鬥劉少奇和王光美的大會。

1968年
  10月,中共八屆擴大的十二中全會在極不正常的情況下,批准在江青、康生、謝富治等人主持下用偽證寫成的《關於叛徒、内奸、工贼劉少奇罪行的審查報告》,作出了把劉少奇“永遠開除出黨,撤消其黨内外一切職務”的錯誤決定。

1969年
  10月17日,在重病中被強行從北京送到河南開封“監護”。
  11月12日6時45分,在河南開封含冤逝世。

1980年
  2月29日,中共十一屆五中全會一致通過了《關於爲劉少奇同志平反的決議》。
  5月17日,劉少奇追悼大會在北京人民大會堂隆重擧行。
  5月19日,遵照劉少奇生前的遺言,他的骨灰撒在祖國的大海里。  

劉少奇同志紀念館
  

劉少奇同志紀念館
劉少奇同志紀念館
 
  劉少奇同志紀念館是爲紀念中國共產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導人劉少奇而修建的。位於劉少奇故鄉湖南省寧鄉縣花明樓鄉。1984年籌建,1988年開放。有8個展室、1個聲像廳和2個懷念亭,主體建築3100平方米。紀念館西南面的山地上,有高7.1米(基座高3.1米,銅像高4米)的劉少奇銅像。故居在紀念館北面約250米的地方,是一棟半茅半瓦的土木結構農舍,爲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全館陳列面積約爲900平方米。有藏品3000多件,其中劉少奇生前使用過的遺物近800件。這些遺物中,有生活用品,辦公用品,有劉少奇青少年時代用過的農具,1961年5月回鄉考察時睡過的床鋪和用過的草帽、眼鏡、公文包等。特别珍貴的有劉少奇赴蘇訪問時穿過的水獺皮大衣和用過的袖珍收音機,還有一對一直使用到逝世前的海綿枕頭。另有反映劉少奇生平業績的照片1000餘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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