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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 22892 次 历史版本 5个 创建者:套马的汉子 (2010/5/28 14:40:57)  最新编辑:yyyy (2012/8/8 14:46:41)
王安石
拼音:wáng’ānshí (Wang Anshi)
  
王安石像
王安石像
  王安石(1021年12月18日-1086年5月21日),字介甫,號半山,諡文,封荆國公。世人又稱王荆公。北宋臨川人(今江西省撫州市臨川區荆公路鄧家巷人)。中國歷史上傑出的政治家、文學家、思想家、改革家。北宋帝國首相、新黨領袖。歐陽修稱讚王安石:“翰林風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老去自憐心尚在,後來誰與子爭先。”有《王臨川集》、《臨川集拾遺》等存世。

  王安石出生在一個小官吏家庭。慶曆二年(1042)登楊鎮榜進士第四名,先後任淮南判官、鄞縣知縣、舒州通判、常州知州、提點江東刑獄等地方官吏。治平四年(1067)神宗初即位,詔安石知江寧府,鏇召爲翰林學士。熙寧二年(1069)提爲參知政事,從熙寧三年起,兩度任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推行新法。熙寧九年罷相後,隱居,病死於江寧(今江蘇省 南京市)鍾山,諡文。

  嘉佑三年(1058)王安石在《上仁宗皇帝言事書》中系統地提出了變法主張,要求改變北宋“積貧積弱”的局面,抑帛大官僚地主的兼並和特權,推行富國強兵政策。在他任參知政事和宰相期間,取得神宗的支持,抓住“理財”和“整軍”兩大課題,積極推行農田水利、青苗、均輸、方田均税、免役、市易、保甲、保馬等新法,史稱“王安石變法”或“熙寧變法

  王安石不僅是一位著名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同時也是一位卓越的文學家,爲“唐宋八大家”之一,他的散文,雄健簡練,奇崛峭拔,大都是書、表、記、序等體式的論說文,闡述政治見解與主張,爲變法革新服務。這些文章針對時政或社會問題,觀點鮮明,分析深刻,長篇則横鋪而不力單,短篇則紆摺而不味薄。《上仁皇帝言事書》是主張社會變革的一篇代表作。王安石的一些小品文,膾灸人口,《鯀說》《讀孟嚐君傳》《書刺客傳後》《傷仲永》等,評價人物,筆力勁健,文風峭刻,富有感情色彩,給人以顯豁的新鮮覺。他還有一部分山水游記散文,《城陂院興造記》簡潔明快而省力,酷似柳宗元《游褒禪山記》亦記游,亦說理,二者結合得緊密自然,既使抽象的道理生動、形象,又使具體的記事增加思想深度,顯得布局靈活並又曲摺多變。王安石的詩歌,大致可以罷相(1076年左右)劃界而分爲前、後期,在内容和風格上有較明顯的區别。王安石的詞,今存約二十餘首。雖不以詞名家,但其“作品瘦削雅素,一洗五代舊習”(劉熙載《藝概.詞曲概》)。《桂枝香.金陵懷古》一詞,通過描寫金陵(今江蘇南京市)壯景及懷古,揭露六朝統治階級“繁華兢逐”的腐朽生活,豪縱沉鬱,被讚爲詠古絕唱。它同範仲淹的《漁家傲》“塞下秋來風景異”一詞,開了蘇東坡豪放的先聲,給後來詞壇以良好的影響。

王安石生平


  王安石父親爲王益,於宋仁宗慶曆二年(1042年)曾考中進士第四名,去鄞縣當知縣。“起堤堰,決陂塘,爲水陸之利”。十九歲前的王安石隨父四處游曆,接觸社會現實,深深了解民間疾苦。嘉祐二年(1057年),任常州(今江蘇省常州縣)太守,得與周敦頤相知,聲譽日隆。嘉祐三年十月下旬,被召回京。
 
  嘉祐三年(1058年),王安石向宋仁宗上萬言書針砭時弊、要求改革,“因天下之力以失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嘉祐五年(1060年),爲三司度支判官,“聞者莫不喜悦,”。熙寧變法時,王安石提出“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1069年宋神宗時,王安石任參知政事,推出了青苗法農田水利法募役法等新法。1070年升任宰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熙寧五年(1072年)八月,派秦鳳路沿邊安撫使王韶用兵西夏,發動“熙河戰役”,收複了河湟(青海省東北部)失土。對外戰爭轉敗爲勝。
 
  由於新法中關於土地改革影響到地主與相關的官僚,變法遭到他們的強烈抵制,在民間由於改革推行難度大,反而對一般民眾的生活產生不利影響,又遭到知識分子的敵視。司馬光去信叫王安石不要一意孤行,停止變法。王安石在回信中說:“人習於苟且非一日,士大夫多以不恤國事,同俗自媚於眾爲善。”《宋史》上說:“於是呂公著、韓維,王安石藉以立聲譽者也;歐陽修、文彥博,薦己者也;富弼、韓琦,用爲侍從者也;司馬光、範鎮,交友之善者也:悉排斥不遺力。”慈聖、宣仁兩太後也在宋神宗前哭說:“王安石亂天下。”使得他在民間形象一直不佳。在1074年、1076年兩次被罷免職務。宋神宗死後,原反對派司馬光(曾因與王安石政見相左而被排擠)任宰相,幾乎廢除了所有法案。變法失敗後,退居江寧(今江蘇南京)。元祐元年,王安石在江寧府的半山園去世,皇帝趙煦追贈王安石爲太傅,並命中書舍人蘇軾撰寫《王安石贈太傅》的“制詞”。
 
  王安石是唐宋八大家里唯一沒有遭逢貶謫他處命運的。

王安石個人生活

  王安石是一個很隨便的人,他隻愛讀書,不拘小節,也是一個臭男人。年輕的時候,他在韓琦手下做事。讀書到天亮,洗漱來不及,就蓬頭垢臉地去上班。韓琦見了,就說:“年輕人,要多讀書,别夜生活太豐富了!”王安石就很鬱悶,說:“領導不了解我啊!”後來,錦袍玉帶,出入朝堂,也是一副邋遢相。一天,一隻虱子從王安石的衣領里跳出來,沿他的胡須往上爬。皇上看見了,偷着樂;而王安石還蒙在鼓里。退朝時,同事趕緊告訴他,說這一隻虱子啊,高貴至極,不可輕去,它“屢游相須,曾經禦覽”,說得他哈哈大笑,彷佛真得了捫虱而談的魏晉風度。王安石面色比較黑,有個同道勸他去做美容,說用一種香菜可以去黑增白,王安石笑笑說:“我天生是個黑炭,香菜能把我怎麼樣呢?”
 
  王安石對吃也很隨便。他到中央工作後,有人說他愛吃獐肉幹。他的夫人說:“誰說的啊,我們老王從不挑食的。”就問僕人怎麼知道的。僕人就說,他吃飯時,别的菜動都不動,獐肉幹卻吃得底朝天。夫人問,你把那碗獐肉幹擺在哪里,僕人說擺在最靠近王安石的地方。夫人就讓他們明天換一換,把别的菜靠近些。結果,别的菜吃完了,獐肉幹一動都沒動。可見,王安石對吃是多麼不上心。一次,兒媳婦家的親戚到京城來,王安石約他吃飯。他原先以爲宰相要盛宴款待他,結果到了中午還不開飯,餓得肚皮咕咕叫。好不容易開席了,結果沒什麼菜。先上了兩隻胡餅,又端來幾碟豬肉,就開飯了,旁邊隻有一碗菜羹。親戚很不高興,就不動筷,隻吃胡餅的中心,把四邊的皮剩在桌上。王安石也不說什麼,就自己拿來吃了。那個親戚見了,又是尷尬又是慚愧。真是沒想到啊,身居高位的宰相,對人對己竟這麼“摳門”!
 
  是的,王安石律己甚嚴。詞是宋代的流行歌曲,可王安石不大作詞的,詞多少是靡靡之音。可是,那些所謂有情調的高官,卻總是依紅偎翠,與娛樂圈眉來眼去,而一邊卻寫道德文章。王安石不一樣,家里高掛紅旗,卻從不樹彩旗。大概夫人都覺得相府門第沒有一面彩旗太寒磣了,就買了一個妾給他侍奉左右;可王安石卻不要,還問人家是怎麼一回事。那女子說自己原先是軍中大將之婦,由於丈夫運官糧翻了船,按規定須賠償,而抄沒全部家產還不夠,隻好將她賣掉抵債。王安石很是同情,就讓她回去,夫妻團聚,還把夫人買妾的九十萬錢也盡賞給她。你看,這樣的模範丈夫,這樣富有同情心的高官,就是如今,又有幾個呢?但是,王安石並非不解風情。有一次午睡醒來,他告訴朋友,剛才做了一個夢,夢見了自己當年的初戀情人,他還寫了一首詞送給她,前面的忘了,還記得後半闋:“隔岸桃花紅未半,枝頭已有蜂兒亂。惆悵武陵人不管。清夢斷,亭亭伫立春宵短。”王安石也就是這樣柏拉圖一下,點到爲止,在娛樂事業發達的宋朝,真是難得啊!
 
  晚年的王安石是寂寞的。他的兒子死了,這讓他心灰意冷。下野之後,爲了求得心靈的寧靜,他幾乎皈依了佛教。他兩次把家產捐給寺廟,都向皇上詳細報告財產的來曆和數目。其中一個奏章里更是詳盡:“臣相次用所得祿及蒙恩賜雱銀置到江寧府上元縣荒熟田,元契共納苗三百四十二石七鬥七升八合,一萬七千七百七十二領,小麥三十三石五鬥二升,柴三百二十束,鈔二十四貫一百六十二交省,見托蔣山太平興國寺收歲課,爲臣父母及雱營辦功德……”對於這樣清楚申報財產的大臣,皇上哪會不同意呢?何況,皇上與王安石也是龍虎風雲,千載一時,君臣情分不淺。可惜,皇上先他而逝,改革大業最終毁於一旦。
 
  司馬光不問是非,是個凡是派,凡是新法,一概廢除,就像他當初砸缸一樣。王安石聽說最後連免役法都要廢除時,不由長歎:“此法終不可罷!安石與先帝議之二年乃行,無不曲盡!”可是,此時那些人不來反攻倒算你就不錯了,一個失勢的前宰相,還能有什麼作爲呢?一年後,王安石也追隨先帝而去。當權的司馬光,雖肯定王安石“文章節義過人處甚多”,但其它幾乎就是一無是處。隻是爲了防止小人反複,維護朝廷的體面,維護一個宰相的死後尊嚴,乃決議贈與“太傅”。蘇東坡爲之起草《王安石贈太傅制》,春秋筆法,褒中寓貶;可是,司馬光還是覺得太客氣,連帶對蘇也不以爲然了。

王安石墓

  1086年5月21日,王安石病死於鍾山,葬鍾山南麓東三里,原寶公塔與草堂寺之間。宋時南京地位較低,六朝時期那樣的厚葬已不盛行。王安石墓前有華表、墳庵,兩側有樹木拱抱。王安石家人,除父親王益和大哥王安仁葬牛首山外,其生母吳氏,弟王安國、王安禮,子王雱也葬於鍾山南麓。明初,鍾山南麓獨龍阜玩珠峰被朱元璋選爲陵寢之地後,靠近陵寢的蔣山寺寶公塔、八功德水等古蹟被遷走。王安石及其家族墓被遷走。一說是遷至麒麟門,另一說是遷回老家江西。

  據文獻記載,正德四年(一五零九),太監石岩爲自己建墓時缺磚,故拆了附近的一座古墓,一看墓志才知道是王安石墓,可惜文獻中沒有留下墓葬所遷位置的線索。另據訊,民國初年,江寧麒麟門外發現一座古墓,墓志上寫:安石三蒞江寧,蔔居鍾山,子姓兄弟,多著籍焉。考古專家認爲,先後在南京生活二十多年,從這點來看,王安石及其家族墓可能在明初遷至麒麟門外的說法比較令人信服。但麒麟門並沒有發現多少文物線索,因此不排除遷往江西老家的說法。據王氏家譜記載,明洪武年間營建孝陵時,王安石墓被遷葬到江西臨川月塘。

王安石紀念館

  
王安石紀念館
王安石紀念館
      王安石紀念館坐落在撫州市贛東大道的南端,是爲了紀念北宋著名政治家、思想家、文學家,中國十一世紀改革家王安石而建,爲江西省十大歷史名人紀念館之一,王安石紀念館籌建於1985年初,1986年11月11日於“江西省紀念王安石逝世900周年學術討論會”召開之際揭幕開館。該館占地面積二十畝,建築面積1560平方米,陳列廳600平方米,是一座具有江南園林意境和宋代建築遺韻的仿宋府第園林式建築群。古色古香的園林建築風格秀逸超脱,與館内門樓、隱壁、水榭、游廊、碑廊、亭台、荷池、曲橋等景致渾然天成,翹角飛檐,圓柱簡瓦,綠木蔥蔥,修竹掩映,飽含傳統文化内涵,處處散發出濃鬱的書卷氣。
 
  該館主體建築熙豐樓是一座仿宋式的兩層樓閣,爲王安石的生平史蹟展覽廳,一樓陳列“故里情深”、“治善州邑”、“荆公新學”、“熙寧變法”,二樓陳列“文學造詣”、“人文品格”、“終老金陵”、“千秋評說”共八個部分。整個展廳主要通過精美的照片、繪畫、雕塑、實物等,展示了王安石一生業績和其改革家的膽魄、文學家的風貌,另外還展出了王安石在元豐八年親筆書寫的《愣嚴經旨要》影印件,州縣府志,家譜複印件,王安石不同時代各版本著作,國内外學者有關王安石的評論著述,全國各地名人、學者、畫家、書法家爲王安石紀念館題贈的書畫件等。半山堂辟有第二展室,專門用於臨時展覽,曾先後展出過“撫州宋代墓葬出土文物”、“宋代遺珍”等,讓人們領略到撫州古代燦爛的文化藝術。

王安石年譜


  宋真宗天禧五年辛酉(1021) 一歲
  是年十一月十二日出生於臨江軍(今江西清江)。
  仁宗天聖八年庚午(1030) 十歲
  王益以殿中丞知韶州(今廣東韶關),王安石隨父至韶州。
  明道二年癸酉(1033) 十三歲
  王益回臨川(今江西臨川)母報喪,王安石隨行。
  景祐三年丙子(1036) 十六歲
  王益服滿赴京,王安石隨行。
  景祐四年丁丑(1037) 十七歲
  四月,王益通判江寧府(今江蘇南京),王安石隨行。
  寶元二年己卯(1039) 十九歲
  二月,王益卒於江寧任上。
  慶曆二年壬午(1042) 二十二歲
  三月,王安石登楊寘榜進士第四名。以祕書郎簽書淮南節度判官廳公事。
  慶曆六年丙戌(1046) 二十六歲
  自臨川(今江西臨川)赴京,不求館職,改大理評事,知鄞縣。
  皇祐三年辛卯(1051) 三十一歲
  以殿中丞通判舒州(今安徽潛山)。
  至和元年甲午(1054) 三十四歲
  自舒州赴京,特授集賢校理,辭不受,九月除群牧司判官。
  嘉祐二年丁酉(1057) 三十七歲
  五月改太常博士,知常州。
  嘉祐三年戊戌(1058) 三十八歲
  二月提點江東刑獄。十月回京,任三司度支判官。
  嘉祐六年辛醜(1061) 四十一歲
  爲工部郎中、知制誥、糾察在京刑獄。
  嘉祐八年癸卯(1063) 四十三歲
  三月仁宗卒,英宗(趙曙)立。八月,母吳氏卒於京師,十月歸葬江寧。
  治平四年丁未(1067) 四十七歲
  正月,英宗卒,神宗(趙頊)立。詔以故官知江寧府。九月,召爲翰林學士。
  神宗熙寧元年戊申(1068) 四十八歲
  四月,自江寧入京。神宗詔越次入對。
  熙寧二年己酉(1069) 四十九歲
  二月,以諫議大夫參知政事。頒行均輸法、青苗法、農田水利法等。
  熙寧三年庚戌(1070) 五十歲
  十二月,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史館大學士,與韓絳並相。立保甲法。
  熙寧五年壬子(1072) 五十二歲
  行市易法、保馬法。
  熙寧六年癸醜(1073) 五十三歲
  提擧經義局。九月,熙河大捷,神宗解身上玉帶賜之。
  熙寧七年甲寅(1074) 五十四歲
  三月,行方田均税法。四月以吏部尚書、觀文殿大學士出知江寧府,新法遭遇首次挫摺。十月,行手實法。
  熙寧八年乙卯(1075) 五十五歲
  二月,複拜同平章事、昭章館大學士。六月,進加左僕射,兼門下侍郎。
  熙寧九年丙辰(1076) 五十六歲
  六月,子雱卒。十月,罷爲鎮南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江寧府。
  元豐元年戊午(1078) 五十八歲
  正月,進尚書左僕射,封舒國公。
  元豐三年庚申(1080) 六十歲
  九月,加特進尚書左僕射、門下侍郎,改封荆國公。
  元豐七年甲子(1084) 六十四歲
  乞以宅爲寺,賜名“報寧”。
  元豐八年乙醜(1085) 六十五歲
  三月,神宗卒,哲宗(趙煦)即位。新法先後廢罷。
  哲宗元祐元年丙寅(1086) 六十六歲
  四月初六病逝,贈太傅。

王安石變法

内容

  王安石變法主要有富國之法、強兵之法、取士之法

“富國之法”的主要内容是:
  青苗法。宋仁宗時,陝西百姓缺少糧、錢,轉運使李參讓他們自己估計當年穀、麥產量,先向官府借錢,穀熟後還,官稱“青苗錢”。王安石、呂惠卿等據此經驗,制定青苗法。它規定把以往爲備荒而設的常平倉、廣惠倉的錢穀作爲本錢。每年分兩期,即在需要播種和夏秋未熟的正月和五月,按自願原則,由農民向政府借貸錢物,收成後加息,隨夏秋兩税納官。實行青苗法的目的,在於使農民在青黄不接時免受兼並勢力的高利貸盤剝,並使官府穫得一大筆“青苗息錢”的收入。
  募役法。又稱免役法。免役法規定:廢除原來按戶等輪流充當衙前等州、縣差役的辦法,改由州縣官府出錢僱人應役,各州縣預計每年僱役所需經費,由民戶按戶等高下分攤。上三等戶分八等交納役錢,隨夏秋兩税交納,稱免役錢。原不負擔差役的官戶、女戶、寺觀,要按同等戶的半數交納錢,稱助役錢。此法的用意是要使原來輪充職役的農村居民回鄉務農,原來享有免役特權的人戶不得不交納役錢,官府也因此增加了一宗收入。
  方田均税法。熙寧五年八月司農寺制定《方田均税條約》頒行。此法分“方田”與“均税”兩個部分。“方田”就是每年九月由縣令負責丈量土地,按肥瘠定爲五等,登記在帳籍中。“均税”就是以“方田”的結果爲依據均定税數。凡有詭名挾田,隱漏田税者,都要改正。這個法令是針對豪強隱漏田税、爲增加政府的田賦收入而發布的。
農田水利法。熙寧二年十一月頒布農田水利法,獎勵各地開墾荒田興修水利,建立堤坊,修築圩埠,由受益人戶按戶等高下出資興修。如果工程浩大,受利農戶財力不足,可向官府借貸“青苗錢”,按借青苗錢的辦法分兩次或三次納官,同時對修水利有成績的官吏,按功績大小給予升官獎勵。凡能提出有益於水利建設的人,不論社會地位高低,均按功利大小酬獎。此法是王安石主張“治水土”以發展農業,增加社會財富的重要措施。
  市易法。在東京設置市易務,出錢收購滯銷貨物,市場短缺時再賣出。這就限制了大商人對市場的控制,有利於穩定物價和商品交流,也增加了政府的財政收入。
  均輸法。主要内容有:要求發運使必須清楚東南六路的生產情況和北宋宮廷的需求情況,依照“徙貴就賤,用近易遠”的原則,必須在路程較近的生產地采購,節省貨款和轉運費。另外,還賦予發運使一定的權力,使他們能夠斟酌某時某地的具體情況適當地采取一些權宜措施。這就減輕了納税戶的額外負擔,限制了富商大賈對市場的操縱和對民眾的盤剝,便利了市民生活。
強兵之法”
 
“強兵之法”具體措施有:
  保甲法。熙寧三年司農寺制定《畿縣保甲條例頒行》。其主要内容是鄉村住戶,不論主客戶,每十家(後改爲五家)組成一保,五保爲一大保,十大保爲一都保。凡家有兩丁以上的出一人爲保丁,以住戶中最有財力和才能的人擔任保長、大保長和都保長,同保人戶互相監察。農閑時集中訓練武藝,夜間輪差巡查維持治安。王安石推行保甲法的目的主要是爲了防範和鎮壓農民的反抗,以及節省軍費。
  將兵法。作爲強兵的措施,王安石一方面精簡軍隊、裁汰老弱,合並軍營。另一方面實行將兵法。自熙寧七年始,在北方各路陸續分設100多將,每將置正副將各1人,選派有武藝又有戰鬥經驗的軍官擔任,專門負責本單位軍隊的訓練,凡實行將兵法的地方,州縣不得幹預軍政。將兵法的實行,使兵知其將,將練其兵,提高了軍隊的戰鬥素質。
  保馬法。規定百姓可自願申請養馬,每戶一疋,富戶兩疋,由政府撥給官馬或給錢自購。養馬戶可減免部分賦税,馬病死則要賠償。
  設置軍器監,監督制造兵器,嚴格管理,提高武器質量。從此,武器生產量增加,質量也有所改善。
 
“取士之法”:
  王安石在進行政治、經濟和軍事體制改革的同時,也非常關注人才的選拔、培養和使用,主要是爲變法造輿論。主要有改革科擧制度、整頓太學、重視對中下級官員的提拔和任用這三個具體措施。
  熙寧四年(1071年),頒布改革科擧制度,廢除以空洞的華而不實的詩賦詞章取士的舊制,恢複以《春秋》,三傳明經取士。即要求考生聯繫當前實際采取參加經義策論的考試。這就把科擧的立足點放在選拔具有經綸濟世之志和真才實學的天平上,從而擴大了考選名額,使一大批新進之士取代反對改革的舊官。

結果

  王安石變法的目的在於富國強兵,借以扭轉北宋積貧積弱的局勢,鞏固地主階級的統治。王安石明確提出理財是宰相要抓的頭等大事,闡釋了政事和理財的關係,指出“政事所以理財,理財乃所謂義也”。更重要的是,王安石在執政前就認爲,隻有在發展生產的基礎上,才能解決好國家財政問題:“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執政以後,王安石繼續發揮了他的這一見解,曾經指出:“今所以未擧事者,凡以財不足故,故臣以理財爲方今先急”,而“理財以農事爲急,農以去其疾苦、抑兼並、便趨農爲急”。在這次改革中,王安石把發展生產作爲當務之急而擺在頭等重要的位置上。王安石認爲,要發展生產,首先是“去(勞動者)疾苦、抑兼並、便趣農”,把勞動者的積極性調動起來,使那些游手好閑者也回到生產第一線,收成好壞就決定於人而不決定於天。要達到這一目的,國家政權需制定相應的方針政策,在全國範圍内進行從上到下的改革。王安石雖然強調了國家政權在改革中的領導作用,但他並不贊成國家過多地幹預社會生產和經濟生活,反對搞過多的專利征榷,提出和堅持“榷法不宜太多”的主張和做法。在王安石上述思想的指導下,變法派制訂和實施了諸如農田水利、青苗、免役、均輸、市易、免行錢、礦税抽分制等一系列的新法,從農業到手工業、商業,從鄉村到城市,展開了廣泛的社會改革。與此同時,王安石爲首的變法派改革軍事制度,以提高軍隊的素質和戰鬥力,強化對廣大農村的控制;爲培養更多的社會需要的人才,對科擧、學校教育制度也進行了改革,王安石親自撰寫《周禮義》、《書義》、《詩義》,即所謂的《三經新義》,爲學校教育改革提供了新教材。
 
  變法觸犯了保守派的利益,遭到保守派的反對。因此,王安石在熙寧七年第一次罷相。特别是由於變法的設計者王安石與變法的最高主持者宋神宗在如何變法的問題上產生分歧,王安石複相後得不到更多支持,不能把改革繼續推行下去。加上變法派内部分裂,其子王廠廠的病故,王安石於熙寧九年第二次辭去宰相職務,從此閑居江寧府。宋哲宗元佑元年(1086),保守派得勢,此前的新法都被廢除。政局的逆轉,使王安石深感不安,當他聽到免役法也被廢除時,不禁悲憤地說:“亦罷至此乎!?”不久便鬱然病逝。

王安石的文學成就

  王安石不僅是一位傑出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同時也是一位卓越的文學家。他爲了實現自己的政治理想,把文學創作和政治活動密切地聯繫起來,強調文學的作用首先在於爲社會服務。他反對西昆派楊億、劉筠等人空泛的靡弱文風,認爲“所謂文者,務爲有補於世而已矣。所謂辭者,猶器之有刻鏤繪畫也。誠使巧縣華,不必適用;誠使適用,亦不必巧且華。要之以適用爲本,以刻鏤繪畫爲之容也。”(《上人書》)正因爲安石以“務爲有補於世”的“適用”觀點視爲文學創作的根本,他的作品多揭露時弊、反映社會矛盾具有較濃厚的政治色彩。今存《臨川集》、《臨川集拾遺》、《臨川先生歌曲》等。
 
  王安石爲“唐宋八大家”之一,他的散文,雄健簡練,奇崛峭拔,大都是書、表、記、序等體式的論說文,闡述政治見解與主張,爲變法革新服務。這些文章針對時政或社會問題,觀點鮮明,分析深刻,長篇則横鋪而不力單,短篇則紆摺而不味薄。《上仁皇帝言事書》,是主張社會變革的一篇代表作,根據對北宋王朝内外交困形勢的深入分析,提出了完整的變法主張,表現出作者“起民之病,治國之疵”的進步思想。《本朝百年無事劄子》,在叙述並闡釋宋初百餘年間太平無事的情況與原因的同時,尖銳地提示了當時危機四伏的社會問題,期望神宗在政治上有利建樹,認爲“大有爲之時,正在今日”。它對第二年開始施行的政,無異吹起了一支前奏曲。《答司馬諫議書》,以數百字的篇幅,針對司馬光指責新法爲侵官、生事、征利、拒諫四事,嚴加剖駁,短小精悍,言簡意賅,措詞得體,體現了作者剛毅果斷和堅持原則的政治家風度。安石的政論文,不論長篇還是短制,結構都很謹嚴,主意超卓,說理透徹,語言樸素精練,“隻用一二語,便可掃卻他人數大段”(劉熙載《藝概.文概》),具有較強的概括性與邏輯力量。這時推動變法和鞏固北宋詩文革新運動的成果起了積極的作用。安石的一些小品文,膾炙人口,《鯀說》、《讀孟嚐君傳》、《書刺客傳後》、《傷仲永》等,評價人物,筆力勁健,文風峭刻,富有感情色彩,給人以顯豁的新鮮覺。他還有一部分山水游記散文,《城陂院興造記》,簡潔明快而省力,酷似柳宗元;《游褒禪山記》,亦記游,亦說理,二者結合得緊密自然,即使抽象的道理生動、形象,又使具體的記事增加思想深度,顯得布局靈活並又曲摺多變。
 
  王安石的詩歌,大致可以罷相(1076年左右)劃界而分爲前、後期,在内容和風格上有較明顯的區别。荆公少以意氣自許,故詩語惟其所向,不複更爲涵蓄……後爲群牧羊官,從宋次道盡假唐人詩集,博觀而約取,晚年始盡深婉不迫之趣”(葉夢得《石林詩話》)。前期的詩歌,長於說理,傾向性十分鮮明,涉及許多重大而尖銳的社會,問題注意到下層人民的痛苦,替他們發出了不平之聲。《感事》、《兼並》、《省兵》等,從政治、經濟、軍事等方面描寫和提示了宋代國勢的積弱或内政的腐敗,指出了大地主、大商人兼並土地對於國家和人民的危害,提出“精兵擇將”的建議;《收鹽》、《河北民》等,反映了當時人民群眾備受統治者迫、害壓榨的悲慘遭遇;《試院中》、《評定試卷》等,則直接抨擊以詩,賦取士的科擧制度,要求起用具有經世濟國的人才;《元日》、《歌元豐》等,熱情地謳歌了變法帶來的新氣象和人民的歡樂;《商鞅》、《賈生》等,通過對歷史人物功過得失的價,抒發了自己的新的見解和進步意義。安石後期的隱居生活,帶來了他的詩歌創作上的變化。他流連、陶醉於山水田園中,題材内容比較狹窄,大量的寫景詩、詠物詩取代了前期政治詩的位置,抒發一種閑恬的情趣。但藝術表現上卻臻於圓熟,“雅麗精絕,脱去流俗,每諷味之,便沉沆瀣生牙頰間。”(《後山詩話》載黄魯直語)和《泊船瓜洲》、《江上》《梅花》、《書湖陰先生壁》等詩,觀察細致,精工巧麗,意境幽遠清新,表現了對大自然美的歌頌和熱愛,曆來爲人們所傳誦。
 
  從詩體說來,安石的古體詩雖然多用典故,好發議論,但象《明妃曲》、《桃源行》篇,立意新穎,充滿着情感和豐富的想象。律詩則用字工穩,對偶貼切,但有時不免失於過多的雕刻。五絕和七絕尤負盛譽,“王半山備眾體,精絕句”(《寒廳詩話》),“荆公絕句妙天下”(《艇齋詩話》)。他的詩對當代和後世都有影響,被稱爲“王荆公體”(嚴羽《滄浪詩話》)。 
 
(一)王安石的前期詩歌。
  王安石存詩一千五百多首,詩歌創作以退居江寧爲界,前後兩期詩風有很大差别。前期詩歌主要以杜甫的創作思想爲主導,以關心時事和同情勞動人民的疾苦爲主要題材,具有明顯的寫實精神。

  正因爲王安石對杜甫的崇拜,所以他在前期的詩歌創作中自覺不自覺地表現了自己的政治觀,創作了大量的政治詩,緊扣當時的時政,提出了尖銳的問題,把自己渴望濟世匡俗的理想抱負寫進了詩中,如《感事》、《河北民》、《收鹽》、《讀詔書》等詩篇,密切聯繫現實人生,涉及政治、經濟、軍事各個方面,表現了他主張革除弊政、關心民生疾苦的進步思想和博大胸懷。
如《河北民》:
  河北民,生近二邊長苦辛。家家養子學耕織,輸與官家事夷狄。今年大旱千里赤,州縣仍催給河役。老小相擕來就南,南人豐年自無食。悲愁白日天地昏,路旁過者無顏色。汝生不及貞觀中,鬥粟數錢無兵戎。

  除政治詩外,他還寫了大量的詠史詩。如《商鞅》:
  自古驅民在信誠,一言爲重百金輕。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
  這不僅是替商鞅翻案,也是爲變法正名,表現了他對於變法的堅定決心。這種以詠史和懷古爲題材的詩篇,亦不乏傳世佳作。如《賈誼》、《韓非》等,皆有感而發,寓意深刻。特别是膾炙人口、經久不衰的《明妃曲》二首,描寫細膩,形象生動,議論新穎,感情深沉,令人一灑同情淚的王昭君形象寄托了詩人懷才不遇的幽憤之情。其中第一首如下:
  明妃初出漢宮時,淚濕春風鬢腳垂,低徊顧影無顏色,尚得君王不自持。歸來卻怪丹青手,入眼平生未曾有。意態由來畫不成,當時枉殺毛延壽。一去心知更不歸,可憐着盡漢宮衣。寄聲欲問塞南事,隻有年年鴻雁飛。家人萬里傳消息,好在氈城莫相憶。君不見咫尺長門閉阿嬌,人生失意無南北!
  詩人一掃曆代描寫王昭君這位絕代佳人留戀君恩、怨而不怒的傳統偏見,具有可貴的獨創性。此詩一出,歐陽修、梅堯臣、司馬光、曾鞏、劉敞等人爭相唱和,爲以王昭君故事爲題材的詩歌開創了一個新局面。

(二)王安石後期詩歌。
  王安石後期詩歌,是指他在熙寧九年罷相後的創作。仕途的豐富經歷,變法失敗的複雜心情,使他的詩風發生很大的變化:前期詩歌中洋溢的那種政治熱情已經逐漸消退,大量的寫景取代了政治詩的位置;藝術走上了杜甫“老去漸於詩律細”之路,注重對仗、用典、聲律的精益求精,吸收王維詩歌的取境之長,追求詩歌的藝術美。他博觀約取,熔鑄前人,以獨特的抒情方式和藝術風格,創立了爲嚴羽《滄浪詩話》所標擧的“王荆公體”。名作很多,如《書湖陰先生壁》:
  茅檐常掃淨無苔,花木成畦手自栽。一分護田淨綠繞,兩山排閥送青來。
  又如《江上》:
  江北秋陰一半開,曉雲含雨卻低回。青山繚繞疑無路,忽見千帆隱映來。
  這些小詩新穎别致,鎚鍊甚工,妥貼自然,意境清麗,表現出荆公體的老練圓熟。他的《泊船瓜洲》詩亦很有名:
  京口瓜洲一水間,鍾山隻隔數重山。春風又綠江南岸,明月何時照我還。
  宋葉夢得《石林詩話》說:“王荆公晚年詩律尤精嚴,造語用字,間不容發;然意與言會,言隨意遣,渾然天成,殆不見有牽率排比處。”比較恰當地指出了王安石後期詩歌的藝術特征,在宋詩的發展過程中,他不僅推動了宋人宗杜、學杜之風的興盛,而且以其深邃的思想、新穎的見解,及後期詩歌對藝術技巧、字句鎚鍊的新的探索,乃至喜歡用典,在散文化的長篇里發議論之習,在宋詩獨特風貌的形成和發展中產生了較大的影響。
  但後期由於受韓愈、盧同詩的影響,有些作品不免生硬粗糙、喜造硬詞、押險韻,對後來也有不良影響。
 
  王安石的詞,今存約二十餘首。雖不以詞名家,但其“作品瘦削雅素,一洗五代舊習”(劉熙載《藝概。詞曲概》)。《桂枝香。金陵懷古》一詞,通過描寫金陵(今江蘇南京市)壯景及懷古,揭露六朝統治階級“繁華兢逐”的腐朽生活,豪縱沉鬱,被讚爲詠古絕唱。它同範仲淹的《漁家傲》“塞下秋來風景異”一詞,開了蘇東坡豪放的先聲,給後來詞壇以良好的影響。
 
  從文學角度總觀安石的作品,無論詩、文、詞都有傑出的成就。北宋中期開展的詩文革新運動,在他手里得到了有力推動,對掃除宋初風靡一時的浮華餘風作出了貢獻。但是,安石的文學主張,卻過於強調“實用”,對藝術形式的作用往往估計不足。他的不少詩文,又常常表現得議論說理成分過重,瘦硬而缺少形象性和韻味。還有一些詩篇,論禪說佛理,晦澀幹枯,但也不失大家風範,是我國詩歌史上的一顆明星。

對王安石變法的歷史評價

北宋

  元佑元年(1086年),王安石去世,司馬光曾說:“介甫文章節義過人處甚多,……方今……不幸謝世,反複之徒必詆毁百端,……朝廷宜加厚禮,以振浮薄之風。”。司馬光對王安石的道德文章進行了肯定,而對作爲政治家的王安石,進行了全盤否定。
北宋時期,其反對派就以修史的方法進行批評,朱熹多次批評王安石及其後學:“學術不正”,“壞了讀書人”,但是朱熹對王安石個人是給予了相當肯定的

南宋至晚清

  王安石本以「天命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不足法」,銳行變法,但因性格、運氣、舊黨及富豪反對和用人不當,導致變法失敗,其人亦被舊黨標上「變亂祖宗法度,禍國殃民」,所促成的黨爭更加速了北宋亡國。宋高宗爲開脱父兄的歷史罪責,以靖康元年以來士大夫們的議論,把“國事失圖”由蔡京上溯至王安石。紹興四年五月宋高宗詔命重修《神宗實錄》以否定王安石變法爲基調,這一定讞對於後世產生了深遠影響。王安石作爲北宋亡國元凶的論調,經宋國史至元人修《宋史》所承襲,成爲封建時代官方定論。
南宋以後,王安石變法總體上是被否定的,但對王安石的部分新法措施則有不同程度的肯定看法。在諸新法措施中,尤以科擧改革、免役法、保甲法、保馬法得到較多的肯定。
 
  持肯定者在南宋有陸九淵,元朝有吳澄、虞集,明朝有陳汝錡、章袞,入清後有顏元、李紱、蔡上翔、楊希閔、龔自珍、陸心源等。王夫之認爲王安石的“三不足”之說是“禍天下而得罪於名教”。如蔡上翔以為“荆公之時,國家全盛,熙河之捷,擴地數千里,開國百年以來所未有者。南渡以後,元佑諸賢之子孫,及蘇程之門人故吏,發憤於黨禁之禍,以攻蔡京爲未足,乃以敗亂之由,推原於荆公,皆妄說也。其實徽欽之禍,由於蔡京。蔡京之用,由於溫公。而龜山之用,又由於蔡京,波瀾相推,全與荆公無涉。”
 
  他們給王安石以高度評價的原因主要有兩點:其一,他們大都是江西臨川人,對王安石的褒颺,實際上是中國古代尊重和敬仰“鄉賢”優良傳統的一種表現;其二,顏元、龔自珍肯定王安石及其變法,與他們和王安石有着相近的思想理路分不開。
 
南宋至晚清最具代表性的批判意見有三點:
  一是認爲王安石變亂祖宗法度,“禍國殃民”,最終導致北宋亡國。這個觀點定於南宋初期的《神宗實錄》,後經宋國史至元朝人修《宋史》所承襲,成爲元明清時期的官方定論,不僅爲史家所認同,而且被社會普遍接受。
 
  二是對荆公新學進行了嚴厲抨擊。荆公新學是王安石變法的指導思想和理論基礎,自宋理宗取締王安石配享孔廟後,荆公新學所遭受的抨擊之嚴厲,要遠甚於對新法措施的否定。南宋理學家對荆公新學的批判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一是斥荆公新學爲異端邪說“於學不正”、“雜糅佛道”或“學本出於形名度數”,二是把新學作爲變亂祖宗法度而致北宋亡國的理論依據,予以無情打擊。由於理學在元明清被定爲一尊的統治思想,“是當時思想的主流”,荆公新學作爲異端邪說遂成不易之論。
 
  三是把王安石的諸項新法稱爲聚斂之術“聚斂害民”。把王安石的理財思想視作興利之道“剝民興利”,是北宋熙寧、元佑時反變法派批評新法的主要觀點,自南宋至晚清仍是絕大多數史家和思想家評議王安石新法的基本觀點之一。

20世紀上半葉的評價

  爲王安石及其變法徹底翻案
 
  梁啟超《王荆公》是20世紀評議王安石及其新法影響最爲持久的著作。《王荆公》爲王安石及其變法徹底翻案。梁啟超稱王安石“三代下求完人,惟公庶足以當之矣”,他把青苗法和市易法看作近代“文明國家”的銀行,把免役法視作“與今世各文明國收所得税之法正同”“實國史上,世界史上最有名譽之社會革命”,還認爲保甲法“與今世所謂警察者正相類。”一言以蔽之,梁啟超用社會主義學說類比王安石新法措施,把王安石稱爲社會主義學說的先行者,胡適之先生亦持有相類的觀點。其後研究者雖然已涉及到王安石及其變法的方方面面,但梁啟超的肯定性評價爲大多數人所尊奉,而成爲20世紀前半葉的主流觀點。1949年以來的評價:肯定說、否定說和不完全肯定說
 
  一、對王安石及其變法亦做出了全面的肯定。最早運用唯物史觀研究王安石變法並產生較大影響的學者,當推鄧廣銘先生和他的門人漆俠先生。他們在肯定王安石及其變法的性質上與20世紀前半葉的肯定又不盡相同。其特點是:一是注重強調王安石變法的思想性和階級性,即把王安石變法置於宋代特定的封建時代的歷史環境中。指出王安石變法是地主階級的一個改革運動,王安石的新法代表着地主階級的利益,尤以持代表中小地主階級利益的學者較多,王安石在政治哲學思想上具有樸素的唯物主義。二是對王安石變法的效果基本持肯定態度,即王安石變法在實現其富國強兵,加強宋朝封建專制統治的同時,還推動了宋代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和歷史的前進。三是對司馬光及其反對派的否定,認爲以司馬光爲首的守舊派的政治運動阻礙了歷史的前進。這是對自南宋初以來是司馬光而非王安石的傳統觀點的徹底否定,也與梁啟超以來的評價有所不同,梁啟超對王安石變法的翻案並未否定司馬光。四是王安石變法的失敗原因一般歸結爲保守勢力的強大、變法派内部的分裂以及宋神宗的動搖和過早的去世。
 
  二、文革中王安石被作爲法家的傑出代表,把其變法看作是儒法鬥爭的典型事例而遭批判和否定。在1973—1976年10月發表文章150多篇。文章作者大致可分爲三類:一是“四人幫”的宣傳班子,專門爲“四人幫”篡黨奪權制造輿論,藉此攻擊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他們炮制的文章雖然不多,但分量甚重,猶如重磅炸彈,一時影響極大。羅思鼎《從王安石變法看儒法論戰的演變———讀[王荆公年譜考略]》。二是工廠、學校和部隊的理論小組和學習小組撰寫的文章,都根據“四人幫”的調子,上綱上線,無學術意義可言。三是一些專家、學者經受不住強大的政治壓力,違心地跟着撰寫了一些著作和文章。1977—1979年學界發表了二三十篇文章批判和矯正“四人幫”對王安石及其變法的扭曲,並力圖澄清一些基本史實,還歷史的本來面目。
 
  三、進入20世紀80年代以後,學界出現三種意見:肯定說、否定說和不完全肯定說。1980年,《中國社會科學》第3期發表了王曾瑜先生的《王安石變法簡論》,世界無產階級的導師列寧曾經教導說:王安石是中國十一世紀的改革家。對王安石變法的再評價隨之而熱烈地展開。肯定說基本承接了五六十年代以來的肯定性意見。否定說又有兩種不盡相同的意見,第一種是對五六十年代肯定觀點的全盤否定:王安石不應算作中小地主的政治代表,王安石變法的客觀效果是加重了對農民的剝削和壓迫,阻礙了商品經濟的正常發展,變法期間階級矛盾依然尖銳,一句話王安石“富國有術,強兵無方”,應予以基本否定。另一種否定意見是以全盤否定王安石,全面肯定司馬光,亦即“尊馬抑王”爲其特色的。不完全肯定說,一方面充分肯定王安石變法是中國封建社會統治者的一次重要改革活動,具有明顯的進步意義。變法期間生產有所發展,財政狀況好轉,基本上達到了富國的目的。另一方面亦指出新法在實施過程中給勞動人民在政治上和經濟上增加了新的負擔。對王安石變法與商品經濟發展的關係,也是既承認它對商業活動的發展有不良影響,又肯定它還有對商品經濟發展起積極影響的一面。

國外

  20世紀俄國共產黨和國家主要領導人列寧稱讚王安石爲“中國十一世紀的改革家”。
 
  美籍華裔歷史學家黄仁宇認爲,王安石的多項改革,涉及將當時的中國進行大規模的商業,以及數目字管理,但不見容於當時的官宦文化,亦缺乏有關技術能力而無法取得成功。按黄仁宇先生的說法是他可以把中國歷史一口氣提前1000年。因爲變革是對以往的體制或法律的部分否定。最初是少數敏感的發現者覺察到了原有制度中不合理的地方,通過努力,更多人有了變革要求,這種要求不隻是給朝廷方面造成必要壓力促其革新,也提示朝廷顺應多數人的要求來進行改革。王安石的變革思想,在他之前和在他之後所有的改革家的思想,是人類思想反抗的文明成果,正是這些成果,使人類有了擺脱野蠻統治的可能和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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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83.64.203.*在 2013/3/25 15:37:10 发表
  • 谢谢 资料比较全
  • 80.97.64.*在 2011/6/19 1:15:48 发表
  • At last, somoene comes up with the "right" ans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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