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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 5218 次 历史版本 1个 创建者:gentlts (2011/8/15 14:33:25)  最新编辑:于归 (2011/8/15 18:41:23)
北京協和醫院
英文: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Hospital
目錄[ 隱藏 ]
  北京協和醫學院附屬的協和醫院已有85年歷史,以其出色的醫療服務而享有盛譽,每天來此求醫問藥的人成千上萬。但是,這家開創性醫療中心問世的經歷卻鮮爲人知,而了解20世紀初葉中國飽受戰爭蹂躪的年代里,中美兩國人士如何齊心協力,克服種種艱難險阻,將其建成世界一流醫院的人,更是寥寥無幾。雷蒙德·福斯迪克(Raymond Fosdick)是洛克菲勒基金會(Rockefeller Foundation)負責爲北京協和醫學院基金提供資助的官員,他對這所學校曾作過如下描述:“激動人心的故事——人與命運搏鬥,失敗摧不毁的理想。”在這個令人激奮的故事中,一些歷史上的風雲人物扮演的角色至關重要。其中最重要的人物是石油巨頭約翰·D·洛克菲勒(John D. Rockefeller),正是這位富商慷慨解囊提供了這筆資金。這位慈善家親自趕赴中國,主持了北京協和醫學院的開辦儀式。胡適是這所學校的首批中方董事之一。這個故事中其他引人入勝的部分包括進行了一項導致“北京人”出土的最初發掘工作,該院並成爲“北京人”頭蓋骨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失蹤前最後的存放場所。這所學校開風氣之先,成爲中國第一所招收女生的醫學院校,並在中國各地改進科學教學工作中發揮了頗有影響的重要作用。北京協和醫學院早年也是獻身於爲中國服務和促進中國發展的中美人士之間緊密合作關係的明證。洛克菲勒基金會在這所醫學院建立後的頭30年中投入了數千萬美元,使其成爲該基金會受援最多的唯一機構。1937年,隨着與日本的緊張關係日益加劇,美國官員敦促美國人離開中國,但協和醫學院的所有美國工作人員都決定留下來。結果,他們中的許多人在日本拘留營中被關押多年,直到戰爭結束才穫得自由。故事始於上個世紀初期,當時,洛克菲勒基金會由於有洛克菲勒的標准石油公司(Standard Oil) 龐大財富撑腰,開始資助符合社會利益的一些大型的長期項目。弗雷德里克.蓋茨(Fredrick Gates) 是洛克菲勒基金會的顧問,傾向於先在遠東實施一項計劃。他先是提出在中國建一所大學。但是,洛克菲勒基金會經過考慮否定了這個建議,認爲這是“一個當時無法實現的夢想”。他們的注意力很快轉向了醫學,特别是公共衛生和醫學教育及研究。蓋茨和另位董事傑爾姆.格林(Jerome Greene)對以遠東爲用武之地極感興趣。中國哈佛醫學院(Harvard Medical School of China)行政委員會已提出特别呼籲要求援助,這是一個由一些利他主義的哈佛畢業生建立的羽翼未豐的新機構。該機構雖得到哈佛大學 (Harvard University)的賞識,但與之並無真正的組織關係,也未穫得其財政支持。1914年1月,在一次爲期兩天的會議後,洛克菲勒基金會決定在中國開展醫學工作,並派遣一個代表團來華。代表團受到袁世凱總統、黎元洪副總統及其他高級政要的接見。代表團迅即投入工作,參觀了北京和天津的醫學院及醫院,隨後又奔赴中國各地的許多地方- 濟南、漢口。長沙、南京、蘇州、上海、香港、廣州、廈門和台灣。所有這些地方至少有一名代表團成員去過,每個人都寫下了詳細的日記。代表團的成果是一份名爲“中國的醫學”的詳細報告,報告於10月底呈交紐約洛克菲勒基金會董事會。這份報告包羅萬象,從中國的總體衛生條件到女醫生的教育、在外國教會組織和非教會組織控制下的醫學院的標准、法醫學以及中國政府和人民對西方醫學的態度等等。報告還列入了行動建議。這一建議雄心勃勃,敦促洛克菲勒基金會在華大規模開展醫學工作,“同時要認識到,這需要一段很長的時間,在此期間,基金會在中國醫學教學工作中應是一個重要因素”,教學應基於“最高的實用標准”,在今後一段時間内,英語將是主要的教學語言。富蘭克林·麥克萊恩(Franklin McLean) 當年28歲,是洛克菲勒學院(Rockefeller Institute) 的科學家和助理住院醫生,被任命爲北京協和醫學院的第一任負責人。麥克里恩從醫學院畢業剛6年,他擔任這項職務年薪爲2400美元,“外加必要的差旅費”。與他同行到達北京的還有查爾斯·柯立芝(Charles Coolidge),是當時美國的着名建築師之一。柯立芝曾參與波士頓(Boston)的哈佛醫學院(Harvard Medical School) 和紐約洛克菲勒學院的設計工作。老協和醫學院的占地面積和建築規模顯然太小,不能適應中國醫學委員會計劃發展的學校的要求。因此,洛克菲勒基金會很快便以12萬5千美元的價格另外購買了老協和醫學院附近的豫親王的地產。北京協和醫學院不久便被人稱爲“豫王府”。對許多中國人來說,洛克菲勒這個名字等同於他們用來點油燈的標准石油公司的煤油,由於石油的中文發音“油”與豫親王的名稱“豫”相似,因此中國人容易一語雙關地稱豫王府爲“油王府”,這是一種樂趣來自中國人幽默感的文字游戲。當時,中國的大多數護士都是男性,因爲中國人敏感地認爲,讓婦女去照顧男患者不適宜。那些在婦女醫院中工作的婦女隻接受過極少的初等教育和最低程度的護理培訓,基本上爲外國護士作助手,與幹最繁重的粗活的僕人無異。上海的哈佛中國醫學院已提出要使護士成爲一種受人尊敬的職業,從而可以吸引來自社會上有地位家庭中受過良好教育的年輕婦女,並放心安排她們工作,除婦幼患者,並護理男性患者。這項工作在哈佛醫學院教學醫院的開展使人看到了希望。麥克萊恩博士認爲,當務之急應該是任命一位護士主管,以組織新醫院的護理服務,並按爲中國協和醫學院制訂的同樣的高標准,做好護校培養女生的准備。在隨後的6個星期中,麥克萊恩博士前往華北和華中進行實地調查,會晤了中國醫學界的大部分領導人—既有中國人也有外國人,視察了這些地區所有重要的醫學工作。洛克菲勒基金會批准爲北京協和醫學院的土地、建築和設備費用撥款100萬美元。柯立芝先生爲傳統中國建築的壯麗所傾倒。在初次目睹豫王府風貌幾天後,他寫道:“從那時起……我一想到所有這些有着雕梁畫棟,絢麗色彩設計的建築竟然要被毁掉,便感到難過。”柯立芝先生10月返回紐約後,立即向中國醫學委員會提交了他的初步報告,其中討論了拱項和琉璃瓦,並附有一些草圖,展示了傳統的中國瓦房屋頂。柯立芝先生希望,委員會能將所謂的“日本人地產”(這塊地產上有一家日本人的醫院,一所學校和俱樂部)買下,因爲這塊地產隔在豫王府和英家大院之間。買下後將使北京協和醫學院建築的場地連成一體,從哈德門大街延伸到西側的帥府園,將來可作進一步擴展。委員會投票表決反對爲買地花更多的錢,認爲在地產上花的錢已經夠多了。(但是,這里不妨指出,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將北京協和醫學院收歸國有之後,“日本人的地產”被劃歸它,該醫學院現在已包括了當年柯立芝先生初次展望的整個街區。)來自洛克菲勒基金會賬簿的最終數字表明,北京協和醫學院的土地、建築和設備的全部費用達到了在當時令人瞠目結舌的750萬美元。這是因爲大多數買賣是在物價飛漲的戰時進行的。越洋貨運的費用比任何時候都高,有些材料在運往中國的路上丟失,這意味必須重新購買。向中國主要的大學和中學發出的信宣布預科部將於1917年9月開學,協和醫學院將於1919年開學。宣布的事項中還包括一項重要說明:盡管“北京協和醫學院此時還不准備招收女生……但董事會的目標是在適當的時候按照與男生同樣的標准,允許合格的女生進入北京協和醫學院。”1919年9月,第一批女生真正地踏入了預科學校,並於1921年進入了中國協和醫學院,從而使它成了中國第一所男女合校的醫學院。1920年,該醫學院的護校開學,這一屆隻有3名學生。這所學校還得益於經常來訪的科學家和教師,他們在北京時很高興來北京協和醫學院講課,並與該校教師展開討論。這些訪問學者使他們工作的各個系增強了實力,對消除北京在科學上與世隔絕的感覺來說也至關重要。他們回國後,還可以使整個西方世界對這一教學項目有更好的了解,有助於使這所學校成爲全亞洲一所科學中心。第一屆學生於1924年畢業,總共隻有3名醫生和1名護士。但是,北京協和醫學院在努力奮鬥,使將來的學生在質量和數量上都有所提高。北京協和醫學院創立後的幾年中,政治動盪,戰火紛飛。1923年,國民黨與蘇聯和中國共產黨合作。1925年3月,孫中山逝世。1925年7月1日,國民政府在廣州成立。隨後,蔣介石於1926年開始北伐。1927和1928年,國民黨内的激進派與溫和派之間發生了激烈的沖突,漢口和南京成了對立的首都。1928年6月,被國民黨擊敗的互相爭鬥的將軍和派系將漢口拱手讓給了國民黨人。在這些艱難的歲月,北京協和醫院及其門診部滿負荷運轉,顯示出北京協和醫學院已爲北京廣大市民所接受。1928年6月,新政府的教育部在其頒布的第一批政令中宣布,高等學府的校長必須是中國人,學校董事會的絕大多數董事也必須是中國人。第二年4月,在紐約擧行的北京協和醫學院董事會年會上,美國董事一個接一個地遞交了辭呈,投票選擧他們的中國繼任者。新的董事會由一些着名中國人士組成,包括胡適,他是一名出色的哲學家和外交家,在哥倫比亞大學(Columbia University) 穫得了博士學位,此外還有張伯苓博士、伍朝樞博士、施肇基博士、周詒春博士、翁文灝博士,以及曾任該校第一位中國人院長的劉瑞恒博士等醫學界泰鬥。北京協和醫學院的學生和教師小心地避免卷入政治,但卻非常積極地爲中國作出貢獻。1931年夏天,一支醫療隊前往南方,爲在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軍隊的武裝沖突中受傷的人治療。9月,應全國水災賑災委員會請求,幫助在秋季和冬季預防疾病,並治療因災難性的夏季洪水而淪爲難民中的患者。(有關查爾斯.林德伯格和1931年南方洪水,請閱2000年第一期《交流》雜志中《林德伯格夫婦協助中國抗洪》一文)。進入30年代,來自中國各地的研究生繼續湧入這所學校;門診部人滿爲患,不堪重負,醫院病床短缺。與此同時,這所學校在其他方面也給中國留下了印記。中國醫學委員會着手進行一項計劃,以幫助在現有的高等學校發展理科教學,使它們最終能爲北京協和醫學院提供足夠的人才。這些學校包括聖約翰大學、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和南開大學。這種援助包括爲新的建築和設備提供資金,爲聘用更多教學人員提供工資,並爲研究生提供獎學金。這一計劃成就卓着,以至到了1925年夏天,存在了8年的醫學預科學校已經可以關閉了。不久,中國各地的學院和大學都提高了它們的理科教學標准,這最終影響到其他領域的學科。因此,以爲北京協和醫學院收取合格學生開始的一項權宜之計,實際上對整個中國的教育產生了範圍極廣的影響。1926年,北京協和醫學院的解剖系引起了廣泛的關注。當時,戴維森.布萊克(Davidson Black) 博士根據在周口店發掘的一塊牙齒化石,確定出一個獨特的人種,隨後由於在同一地點發現了第一塊中國猿人頭蓋骨而得以證實,這即是擧世聞名的“北京人”。到那時,發掘和研究工作是在中國國家地質調查局新生代實驗室的控制下進行的,布萊克博士爲該室榮譽主任。北京協和醫學院則提供研究實驗室,這爲該院帶來極大的信譽。1934年3月15日布萊克博士去世,給北京協和醫學院帶來沉重打擊,也是布萊克博士在其中發揮至關重要作用的中國古生物研究的一大損失。1920年2月,艾達.普魯伊特(Ida Pruitt)女士被任命爲北京協和醫院的社會工作者。隨後的18年中,普魯伊特女士爲中國的醫學社會服務工作開辟了一片新天地,並在北京協和醫學院組織了一個高效率的部門。她還將工作人員派往中國各地,對全中國的社會服務發展產生了重要的影響。1937年7月,日軍士兵有意挑起與中國軍隊的戰鬥,引發了盧溝橋事變。此後有一段短暫的平靜,隨之而來的是一個緊張和焦慮的時期,所有通訊都受到了日本人的幹擾。對北京協和醫學院來說,1937年餘下的時間是令人不安的。9月9日,學校管理部門建議,工作人員中的所有美國公民,如果願意聽從美國國務院的勸告,應在條件還許可的時候考慮離開中國。沒有一個人選擇這樣做。與此同時,中方的初級和高級工作人員受到壓力,要求他們加入華北以外組織起來抗日的民政或軍事政府機構。許多人通過各種渠道前去擔任在非占領區運作的醫療和衛生機構的職務。其他一些海外歸來的學子,一到上海或香港,便被分到政府的工作部門。9月9日,北京協和醫學院又開學了,到校的學生隻占原有學生人數的65%。幾個星期後,其他學生或孤身一人或結成小組,大都繞經危險路線陸續來到學校。到10月底,可能來上學的110名學生中,已有93名前來報到,另有一些與他們的母校失去聯繫的借讀生。此時稱爲護士學校的學生人數已滿,無法返校的學生由那些受阻無法離開北京去國外或中國其他地方學習的有出息的少女所取代。第二年的6月,這所學校設法擺脱了國民黨政府要它參加鎮壓共產黨運動的壓力,借口是課程已經結束該放暑假了。北京協和醫學院有一既定政策,即不參加任何性質的政治活動。有一天,中國警方的一個“蒐查隊”及一些日本平民來校蒐查共產黨的材料,校方在這批人無法拿出必要證件的情況下將他們拒之門外。幾小時後,他們拿着合法證件返回,但並未找到“顛覆性”材料。接下來的幾年中,整個華北和東部沿海地區都被日軍占領,幾乎所有北京協和醫學院的中國人和外國人家庭都受到了影響。生活費用不斷上升,日本人加強了對生活各個方面的控制。檢查和監視無所不在。有時,朋友和同事失蹤了,沒有人敢公開詢問他們的下落,但私下傳言說他們在日本人的監獄中。此外,學校管理部門開始擔心,從紐約安全地往學校匯款的時間還能持續多久。面對這些艱難困苦,對學校及其宗旨的獻身精神仍然存在:學生在努力學習,患者繼續來此住院治療,門診部仍是人滿爲患,各研究實驗室工作積極並富有成果。實際上,醫院門診部和病房已不堪重負,隻能將患者介紹給其他醫院。但是,許多患者寧願幾乎是無限期地等着在北京協和醫學院就診。亨利.霍頓(Henry Houghton)博士當時是北京協和醫學院的常務副院長,他說:“這可能讓人感到洋洋得意,但也使我們處境尷尬,而且對患者來說也不安全。”1941年8月,霍頓博士會見中國醫學委員會的董事,討論將工作人員轉移到中國西部的想法。該學委員會擔心,日本人可能會將日本醫生安插在重要職位,達到利用這家醫院的目的。但最終,董事會決定反對這一“漫長、艱險”而且隻有男人才能“偷偷”完成的行程。有關這所學校將要關閉的流言已經傳開,因此學校發表了一個聲明:“不會考慮改變北京協和醫學院的計劃,除非出現董事會無法控制的局面而有此必要。”他們決定不作改變而繼續執行計劃,希望公開的戰爭不會爆發。但是,隨着1941年12月7日(在中國是12月8日)日本轟炸珍珠港(Pearl Harbor),上述“董事會無法控制的局面”出現了。12月7日,所有能收聽短波收音機的人都坐在收音機旁,收聽羅斯福總統(President Roosevelt)呼籲日本天皇制止軍方行動的聲明。第二天清晨,暴風雨襲來。上午8點剛過,一隊日本兵闖入北京協和醫院,關閉了所有的門,在整個建築周圍設立了警戒線,禁止所有人出入。與此同時,日本兵進入了英家大院的院長住宅,霍頓博士正在那里與其他家屬已撤走的醫生一起用早餐。哈羅德·勞克斯(Harold Loucks)博士頭天晚上曾用幾個小時與霍頓博士討論萬一日美最終決裂,應采取哪些措施的問題。早上8點,在從上海的無線電廣播中聽到了日本襲擊珍珠港事件後,匆忙打電話將這一消息通知霍頓博士。另一位職員在電話中簡單地回答說:“是的,我們已經聽到這個消息了。日本兵現在正走進大門。”霍頓博士及另兩位美國人立即被拘留。他們將在日軍的監獄中渡過4年漫長的鐵窗生涯。第二天,包括“敵對的外國人”在内的大多數工作人員都被允許報到上班,日本軍方甚至敦促這樣做。日本指揮官允許學生去上課,正常的教學工作於12月15日恢複。但是,根據日本官員的命令,12月8日後,病房不得接收任何新患者。從那天起,門診部被關閉了。前景看來不妙。1月19日,日本指揮官命令停課,所有學生必須離校。學醫療和護理的畢業班學生提前得到了通常於6月才頒發的畢業證書。北京協和醫學院完全落入了日本人手中。試圖將醫務人員轉到另一家醫院的努力毫無結果。日本人不想讓北京協和醫學院的傳統在其他地方繼續傳播。盡管如此,許多醫務人員一個接一個地被中央醫院接收。因此,在一年的時間里,他們構成了一個真正的北京協和醫學院團體。其他人則找到機會越過戰線逐漸進入中國西部。學醫療和護理的學生被轉到其他學校。到了1945年夏天,有報道說,已看到美國飛機掠過北京上空,這使身陷囹圄的醫生們深受鼓舞。8月15日,霍頓博士穫悉日本投降。幾天後,他被釋放出獄。霍頓博士迅速視察了北京協和醫學院,以評估情況,接着又於9月27日前往紐約。在紐約的一次特别會議上,他向董事會提交的報告成了規劃北京協和醫學院前景的第一步。他說,醫學院的建築結構未遭破壞,但校舍已髒亂不堪,許多可移動的設備已不見蹤影,發電廠設備需要徹底更換。幸運的是,學校藏書豐富的圖書館和門診病曆完好無損,這要歸功於一位名叫松橋(Matsuha- shi)的日本少佐的努力。此人戰前曾利用過這座圖書館,深切體會到它在科學上的重要性。圖書館除了重要的西醫課本外,還有在1936-1937年穫得的關於傳統的中醫體系的豐富藏書。這些中國書籍在日軍攻擊珍珠港之前已被複制在微型膠片上,至今仍珍藏在美國首都華盛頓的美國國會圖書館(U.S. Library of Congress)内。北京協和醫學院的醫學藏書後來被評估價值200萬美元。一份報告稱其構成了“該醫學院最重要的知識財富”。1947年1月,洛克菲勒基金會宣布向中國醫學委員會撥出最後一筆爲數1千萬美元的捐款,資助北京協和醫學院,使自該校1915年建立以來對它的總投資額高達4460萬美元,成爲洛克菲勒基金會有史以來在單一計劃上投入的最大數額的捐款。該基金會指出,這筆最後的捐款完成了自1915年以來所承擔的任務,並在一封給中國醫學委員會成員的信中解釋說:“北京協和醫學院新系科的建立,或對現有工作的進一步支持,必須留待該校其他朋友完成。洛克菲勒基金會不能再捐助了。”1947年3月12日,董事會擧行了一次會議,就北京協和醫學院的重建采取了第一個步驟,任命李宗恩爲新院長。董事會還表示,希望在即將到來的秋季,學生可再次進入這所學校上學,北京協和醫院也可在學校開學前後重新開診。李博士以前曾在北京協和醫學院任教達14年,1937年越過多道軍事防線來到中國西南參加抗日鬥爭。他一回到北京,馬上着手籌辦這一耗時費力的複校任務。由於自上海的東南醫學院,北京的北京大學醫學院和清華大學借聘了5位交換教授,北京協和醫學院正式講課於10月27日恢複。大體解剖學是靠從北京大學“借來”的兩具屍體開課的。顯微解剖學幻燈片則是從散落在樓内各個地方的雜物堆中找回的。聶玉嬋女士是北京協和醫學院護士學校校長,她帶着50名學生和教師於4月24日離開成都前往北京。這長達1900公里的跋涉是靠步行、坐大車、乘滿是臭蟲的公共汽車和卡車完成的。他們於6月中旬到達北京,並開始爲秋季重開護理課作准備。與此同時,北京日益意識到軍事形勢發展和政治交替的臨近。八路軍正逐漸逼近北京,它與傅作義將軍率領的國民黨軍隊之間的戰鬥可謂一觸即發。北京城里謠言滿天飛,北京協和醫學院也是如此,但教師和學生仍保持着高昂的士氣。12月4日,北京市内的情況很穩定,以至於打給中國醫學委員會的一封電報以熟悉的安慰語氣結束電文:“這里一切平靜。”但這隻是假象而已。12月15日,風雲突變,局勢緊張。北京的西部已能聽到鎗聲,那是共產黨軍隊和國民黨軍隊發生沖突的地方。城門關閉了。1949年1月的大部分時間里,傅將軍的國民黨軍隊一直在城内,而八路軍則在城外。到1月底,雙方達成停火協議,國民黨軍隊開始撤出北京。鐵絲網被拆除,交通得到恢複,生活回歸正常。2月3日,共產黨軍隊安排了一次曆時4小時壯觀的閱兵式,以慶祝解放日,廣大北京市民熱烈歡迎勝利之師。共產黨軍隊的士兵秋毫無犯,買東西付錢,表現得極爲出色。正當北京協和醫學院靜觀新政府會作出何種影響協和醫院變化之時,美國高級職員回國述職。與此同時,北京市一切照常進行。1950年夏天,33名學生參加了北京協和醫學院的入學考試,25人被錄取。該醫學院的護士學校也收了25名學生。校舍外部重新刷漆,訂了全年的購煤合同,購買並安裝兩台新鍋鑪以替換現有鍋鑪的計劃已制訂完畢提交董事會考慮。中國醫學委員會爲1950-51年度工作預算撥款60萬美元已穫認可,其中包括官方要求的將工資總額的2%撥給新成立的醫學院工會,學校欣然接受上述撥款。但是,1950年11月,中國參加了朝鮮戰爭。這清楚地表明,當時在美國的4名美國職員返回北京已顯得不合時宜了。這4人取消了預訂的船票,深感失望,但心里明白,他們沒有可能在近期返回中國首都。惟一令人欣慰的是,美國人的離開可以爲李博士減少麻煩。勞克斯博士在給李博士的信中寫道:“美國人從你們中間銷聲匿蹟或許正是塞翁失馬安之非福。”11月30日,這4名美國人全都辭去了他們在北京協和醫學院的職務。12月18日,美國財政部 (U.S. Treasury Department) 正式凍結了所有與中國的金融業務以及與中國有關的銀行賬戶。盡管成功的希望十分渺茫,勞克斯博士馬上尋找給於北京協和醫學院匯款特别許可證的途徑。對運往中國的貨物也實行了禁運。1951年1月17日,勞克斯博士致函李博士說已克服了第一道障礙,可以使用於北京協和醫學院的基金部分解凍。1月23日早上,李博士簡短的回電被送交中國醫學委員會:“1951年1月來函回複:1月20日本院收歸國有。”這是來自這所學校的最後的直接通話。中國醫學委員會與北京協和醫學院漫長和富有成果的合作的歲月到此突然劃上了句號。幾個月後,心情沮喪的小約翰·D·洛克菲勒(John D. Rockefeller Jr.)寫信給一位朋友,稱他對北京協和醫學院脱離中國醫學委員會深感遺憾,但他希望這所學校將繼續執行它的使命。“我們不應認爲這必將意味着,這所學校的用武之地提前終止了,其實不過是換了一種管理而已……讓我們希望、祈禱和相信,所有一切必將有最完美的磆結果。”多年後,洛克菲勒基金會的福斯迪克先生寫道,中國醫學委員會和北京協和醫學院的故事使人回想起“一個崇高事業中的光榮成就。它不得不就此結束了,真是令人遺憾。但是,我無法相信它失敗了。”如果洛克菲勒先生和福斯迪克先生今天能夠歸來,他們無疑會高興地看到,他們沒有失敗。今天,北京協和醫院仍是亞洲一流醫療中心中的一個,它目前的醫務人員仍在提供高質量的衛生保健和世界水平的醫學教育,這正是差不多一個世紀前這所醫學院的創建者所希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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