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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 6797 次 历史版本 1个 创建者:小白不白 (2011/6/19 20:14:15)  最新编辑:冰菊物语 (2012/3/5 21:49:04)
秦漢賦税制度
拼音:Qín Hàn FùShuì ZhìDù (Qin Han FuShui ZhiDu)
同义词条:秦汉时期赋税制度
 
秦漢賦税制度
            秦漢賦税制度
 
  “國家存在的經濟體現就是捐税。”在階級社會,賦税制度就是國家政權實現其壓迫剝削勞動人民的職能的重要手段。在中國歷史上,當春秋戰國之際已經形成的賦税制度,在秦漢時期進一步固定化和完備化,出現了賦、算、租、税四大類别,不獨土地占有,勞動者的人身以及關津市井都是課税的對象,而且每個私有者的財產、飼養的牲畜、各地出產的土特產以及若幹生活必需品和重要生產資料,也進入了課税的領域,甚至還在原有的正税之外,又有各種附加税的產生。
 
 
  

秦的賦税制度

 
  關於秦的賦税制度,史書記載甚少。雲夢出土的秦簡,對秦的賦税制度也涉及不多,而且頗有疑難莫釋之處。茲就秦國及秦皇朝時期的税目及税率情況,分别述之。
  

田租和田畝附加税

  田租和田畝附加税,是作爲課税基礎的賦税。
 
  當春秋戰國之際的中原地區諸侯國紛紛實行按私有土地數量征收田税(如魯宣公十五年之“初税畝”)或田賦(如魯襄公十二年之“用田賦”)的時候,僻處西陲的秦國,封建生產關係雖然出現較晚,但也逐漸出現了私有土地制度,因而到秦簡公七年(公元前408年),也實行了“初租禾”制度。這是秦國有按田畝課税制度的開始。這時有無“田租”之名,尚無從肯定。不過,到商鞅變法時,確已有“田租”的名稱,故董仲舒追述商鞅之制時,已是“田租、口賦”並提。雲夢秦簡中提到“租”的簡文,隻有《法律答問》中的一則。簡文提到要判斷“部佐”是否“匿諸民田”時,必須區分“已租諸民”和“未租”兩種情況,隻有“已租諸民,弗言,爲匿田”。因此,這里的“租”究爲征收田租的“租”還是出租田地的“租”,尚難判斷。不過,《倉律》有“入禾稼、芻、稿,軌爲籍,上内史”的規定,又有“入禾倉,萬石一積”的律條,可見官倉里確有征收來的糧食。這些官倉的糧食,除一部分來源於受出民繳納的地租外,其中必然也包括“租禾”來的田租。這說明秦的田租之制,在秦簡中也有間接的反映,且知其爲實物税,隻是税率多少和征收辦法不甚明白而已。到了秦始皇及二世時期,出現了“收泰半之賦”的情況。這里的“賦”,應當是指田租而非口賦,因爲隻有田租的征收才有按田畝產量計算出來的“泰半”的比例,其它租税是無所謂“泰半”的。果如此,則秦的田租税率,有一個逐步加重的過程。
 
  田畝附加税,秦有芻、稿税。《史記》中講到秦代芻、稿税征收之制者,僅有一處。這便是《秦始皇本紀》所載秦二世時,因鹹陽“狗馬禽獸當食者多,度不足”,乃“下調郡縣轉輸菽粟芻稿”以充食。如果各郡縣無芻、稿税的征收,則調運之事就無法進行。另外,《淮南子·氾論訓》雲:“秦之時..發謫戍,入芻、稿。”高誘注曰:“入芻、稿之税,以供國用。”這就確證秦有芻稿之税。但芻、稿税的税率及征收辦法,均不明白。雲夢出土秦簡的有關簡文,不僅進一步證明秦有芻、稿税的征收,始於商鞅變法之後,而且其征收辦法及税率也約略可尋。前引《倉律》有“入禾稼、芻、稿,輒爲籍,上内史”的規定,《田律》還有“禾、芻、稿撤木、薦,輒上石數縣廷”等律條,這說明官府糧倉中,同時存在穀子和芻、稿的情況,早已有之,故芻、稿税的征收早在商鞅變法之後便已存在。《田律》又規定:“入頃芻、稿,以其受田之數,無墾不墾,頃入芻三石、稿二石。芻自黄及束以上皆受之。入芻、稿,相輸度,可也。”這說明芻、稿税的税率爲每頃田地納芻三石和稿二石;其征收辦法是凡可以作爲飼料的樹葉和乾草等,都可以充税,並由納税者運送到官府過秤。這同上引《史記·秦始皇本紀》及《淮南子·氾論訓》注,正可以互相印證。
  

口賦

  口賦是以人口爲課税對象的賦税。秦孝公用商鞅變法後,於十四年(公元前348年)“初爲賦”。按“賦”,本爲軍役及同軍役有關的軍用品征發的專稱,如《左傳》成公二年(公元前589年)晉國的“城濮之賦”、襄公二十五年(公元前548年)楚國的“量入修賦,賦車借馬”、昭公十二年(公元前530年)楚國的“賦皆千乘”及哀公七年(公元前488年)的“魯賦八百乘”、“邾賦六百乘”等語中之“賦”,都是這個意思。在國有土地制度下,軍賦同土地的授予聯繫在一起。私有土地制出現後,軍賦就逐漸轉化成爲對人口的課税名稱。盡管“賦”與“税’的區分日益顯得不嚴格,但班固仍在《漢書·食貨志》中稱:“税,謂公田什一及工商衡虞之入也;賦,謂供車馬甲兵士徒之役,充府庫賜予之用。”顏師古在注中也說:“賦,謂計錢發財,税謂收其田入也。”
 
  秦時之“賦”,因爲系以人口爲課税對象,故其征收方式,謂之“頭會”;其名稱,又謂之“口賦”。《史記·張耳陳餘列傳》謂秦有“頭會箕斂”之制;《淮南子·氾論訓》有“頭會箕斂,輸於少府”的記載。高誘注“頭會箕斂”曰:“頭會,隨民口數,人責其税;箕斂,似箕然,斂財多取意也。”證以秦簡《金布律》“官府受錢者,千錢一畚”的規定,則“箕斂”確有以課税之錢封藏於箕畚的意思。又《漢書·食貨志》載西漢董仲舒追述秦制時說:“至秦則不然,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田租、口賦、鹽錢之利,二十倍於古。”一名“頭會”,一稱“口賦”,可證“賦”是按人口征收甚明。故“賦”本質上是人口税或人頭税。
 
  據漢制,人口税又分爲兩種類型:一爲課取於十五歲以上成年男女的人口税,謂之“算賦”;二爲課取於七歲以上和十四歲以下的未成年者的人口税,謂之“口錢”。秦之“賦”有無此類别區分,史無記載,但“算賦”之名,秦時確已有之。故秦昭王與夷人約時規定:“複夷人頃田不租,十妻不算。”漢人晁錯,也謂“秦之發卒”,“死事之後,不得一算之複”。在這里,不僅可以看出秦時確已有“算賦”之名,而且每個成年男女繳納算賦的量爲“一算”。這表明“算”已經是一個固定錢數的計量單位的名稱,隻是每算的定額不明而已。秦時既已有課取於成年人的“算賦”的專稱,則課之於未成年者的“口錢”之制,秦時也應當存在。因爲這時已存在“口賦”的名稱,而“口賦”一詞,在《漢書》及《後漢書》諸帝紀中凡單稱時,均系合“口錢”與“算賦”二者之稱;《漢書·昭帝紀》注引如淳所引《漢儀注》,把“口錢”與“口賦”等同;《後漢書》諸帝紀,又往往“口、算”並稱;《後漢書·光武帝紀》建武二十二年(公元46年)條李賢注“口賦”時,也引《漢儀注》所載“口錢”與“算賦”二者爲證。以此言之,則董仲舒所說的秦之“口賦”之制,實包括“口錢”與“算賦”二者,隻是“口錢”的征收量不明而已。 
 

戶賦

  跟口賦有密切關係的,還有“戶賦”。據秦時史籍,無“戶賦”這一税目。但雲夢秦簡的《法律答問》簡文,卻提出了秦有“戶賦”的問題。簡文問曰:“何謂‘匿戶’及‘敖童弗傅’?”回答是:“匿戶弗徭、使,弗令出戶賦之謂也。”意即被隱藏的戶口,可以不服徭役和不納戶賦。以此言之,秦時確有“戶賦”的征收。但是,在秦簡的其他簡文中,再無“戶賦”的痕蹟。漢制大都本於秦制,在漢代史籍中也無戶賦的蹟象。因此,秦時究竟有無“戶賦”?隻有等待其它地下材料的出土才能明白。 
 

關市之税和商品税

  關市之税和商品税是以商賈和他們的貨物爲課税對象的税。早在秦獻公七年(公元前378年),“初行爲市”,表明私營商業的發展,已經產生了在城市中設置固定市場的需要。及秦孝公徙都鹹陽,同樣在這里設置了固定市場,故商鞅得以“立三丈木於國都市南門”。隨着民營商業的發展,征收關津、市井之税就出現了。故商鞅變法時,已有“重關、市之賦”的措施。所謂“關”,即指關卡;所謂“市”,即指固定的貿易市場。因此,“關、市之賦”應包括關卡税與市税,前者爲商賈貨物通行税,後者爲商賈貿易税。《商君書·墾令》還有“市利之租必重”的立法精神。所謂“市利之租”,實可簡稱爲“市租”。到了漢代,果然出現了“市租”之名。這可見“市租”之制實始於秦國商鞅變法之時。結合秦時存在嚴格的市場管理以及商賈另立“市籍”等措施來看,秦時確有“市租”的征收④,而且是課之於商賈的貿易税。
 
  商品税,包括鹽、鐵、酒、肉之税。據現在的史料考察,秦時確已有商品税存在,隻是未及於所有商品,隻限於鹽、鐵、酒、肉等民用所必需的商品。早在秦穆公時期,對鹽商的課税就開始了,故《說苑·臣術》載秦穆公“使賈人載鹽,征諸賈人”。商鞅變法之時,商品税的征收,已擴大到了酒、肉、鐵等商品。《商君書·墾令》雲:“貴酒、肉之價,重其租,令十倍其樸。”這不僅表明酒、肉等商品已有“租”,而且其租重到十倍於其成本。其目的在於減少商賈從事酒、肉貿易的量和使農民不事飲酒作樂,借以發展農業。這同雲夢秦簡《田律》之規定“百姓居田舍者毋敢酤酒”的精神是一致的。除酒、肉外,還有對鐵的課税。故董仲舒說:商鞅之時,“田租、口賦、鹽鐵之利二十倍於古”。秦惠王時,命張若於成都“置鹽、鐵市官及長丞”。司馬遷之祖司馬昌,曾爲秦鐵官。這些事實,說明秦已有官營鹽、鐵之制,不僅課取鹽、鐵的商品税而已。 
 

山海池澤之税

  《鹽鐵論·非鞅》雲:“商君相秦,..外設百倍之利,收山澤之税,國富民強,器械完飾,蓄積有餘,..而師以贍。”《漢書·百官公卿表》也說:“少府,秦官,掌山海池澤之税,以給供養。”所謂“山海池澤之税”,包括範圍至廣。由於奴隸社會普遍實行國有土地制,到秦、漢時期國有土地制雖在逐步崩潰之中,但還有相當殘留。因此,“山海池澤”,一般被視爲封建國家所有。所謂山澤之利就其廣義而言,凡名山大澤的土特產、木材、魚類、飛禽走獸以及地下礦藏都包括在内,正如《鹽鐵論·複古》所雲:“古者名山大澤不以封,爲下之專利也。山海之利,廣澤之畜,天地之藏也,皆宜屬少府。”這顯然包括鹽、鐵等税在内。但狹義而言,則僅指入山伐木、采薪、放牧及下水捕魚、采珠之類而言。可以簡稱爲漁采畜牧税。秦時史籍,沒有說明“山海池澤之税”的具體内容及征收方法和税率等。雲夢出土秦簡的《田律》,有禁止百姓伐材木山林”,“取生荔、麛卵豰”、“毒魚鱉、置阱網”等法令,即不准砍伐山林,不許采取植物的嫩芽和不准捕捉幼獸、幼鳥及毒殺魚鱉、捕殺鳥獸,也許正是爲了征收山海池澤之税的緣故。如以西漢末期王莽時的規定准之,“諸取眾物、鳥獸、魚鱉、百蟲於山林水澤及畜牧者”,“皆各自占所爲於其在所之縣官,除其本,計其利,十一分之,而以其一爲貢。敢不自占,自占不以實者,盡沒入所采取,而作縣官一歲”,則山海池澤之税,確可概括爲漁采畜牧税,且其税率爲所采取之物的價值除去成本後的十分之一。
 
  依上所說,秦的賦税制度,包括貨物流通、商賈貿易、生產資料、生活資料、漁采畜牧及每個人的人身,都在課税之列。其課之於商賈者,又通過商品價格而轉嫁於消費者。故最終是勞動人民承擔着沉重的賦税剝削。這就無怪乎“賦税大”,爲引起秦末農民起義的原因之一。  
 

漢代賦税的類别及其演變

 
  漢承秦制,在賦税制度方面,表現尤爲明顯。凡秦已實行的税制,漢代均繼續實行。如果說有所變化和發展,主要表現在新的税目的增加和舊税税率的增減等方面。今分别述之。 
 

田租及其税率的下降和征收的辦法

  西漢政權建立之初,劉邦立即恢複了按民有土地數量征收田租的制度,隻是其税率從秦“收泰半之賦”減到了十五税一。《漢書·食貨志》所謂“漢興,接秦之弊,上於是約法省禁,輕田租,什五而税一”,即指此而言。但是,隨後不久,田税税率又有所增加,是以到惠帝元年(公元前194年),又“減田租,複什五税一”的田租率,終惠帝、高後之世無變化。到文帝二年(公元前178年),下詔:“賜天下民今年田租之半。”雖然這次所減僅當年田租,但開了田租三十税一的先例。及文帝十二年(公元前168年),又一次“賜農民今年田租之半”;十三年,又下令“其除田之租税”,接連出現了三十税一的田租率和無田租征收的狀況。不過,孝文帝十三年的“除田租”,恐僅限於十三年一年,並非自此年至景帝初年均無田租。因爲根本不征收田租的作法,既不符合統治階級的利益,又無以支付官府的廪食和官吏的俸祿,還與《史記·孝景本紀》所載景帝元年(公元前179年)“除田半租”之事矛盾。據《史記·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益知孝文十三年之“除肉刑及田租税律、戍卒令”等,乃是指廢除秦時苛重的田租律而言,並非根本取消已經減了的田租。因此之故,景帝元年,未雲複田租,而可以有“除田半租”之事發生。景帝的所謂“除田半租”,即在十五税一的田租基礎上再減輕一半,這就變成了《漢書·食貨志》所說的:“孝景二年,令民半出田租,三十而税一也。”在這里,《史記》、《漢書》所載雖有景帝元年與二年的差别,但田租税率的變化,至此形成了定制,迄於東漢之末而無所改易。需要說明的是:東漢初年,曾因用兵之需而提高田租税率爲什一征收制,但到光武帝建武六年(公元30年),“令郡國收見田税,三十税一如舊制”,又恢複了自景帝之初確立的三十税一的田租制,故田租税率的改變時間,僅僅是曇花一現而已。其間雖有人主張增加田租率,也未被采納。是以西漢的田租,地主階級政治家認爲是“輕税”。
 
  關於漢代田租的征收辦法,首先,系以實物繳納,屬於實物税,與秦相同。這從漕運、官吏俸祿開支與兵士廪食支出等可以穫得證明。其次,是按固定税率以田地多少與產量高低相結合的辦法征收。這是因爲,如果按顏師古所說的“租税之法,皆依田畝”征收,則否定了定率三十分之一的作用;既按定率,則非以產量爲基數計算不可。因此,漢代田租的征收,必然是按定率結合田畝多少與產量高低征收。正如《鹽鐵論·未通》所說:“田雖三十而以頃畝出税。”其三,田租征收時,還需要逐戶估產:正因爲征收田租時要看產量高低,故仲長統有“今通肥饒之率,計稼穡之入”以征收田租的主張;東漢山陽太守秦彭,也有“每於農月,親度頃畝,分别肥瘠,差爲三品,專立文簿,藏之鄉縣”以爲征收田租依據的作法;就全國而言,則有各鄉設“鄉嗇夫”,“皆主知民善惡,爲役先後;知民貧富,爲賦多少,平其差品”的制度。這就是說,田租的征收,還有一個按戶估計田畝產量的過程。田租的征收,既按定率又結合田畝多少與產量高低進行,就給勞動人民帶來了不利。這是因爲,按田畝多少課税,雖然田多者税多,田少者税少;但又按產量定率征收,因多施肥、勤用力以及精耕細作穫得的高產,也同樣按比例變成了田租而流入了官府的倉庫。貧苦農民田地雖少,但税率甚低,故田多的地主因輕税而穫厚利;反之,貧苦農民卻因定率而多輸田租。故兩漢田租雖輕,穫利者仍是地主而非貧苦農民。  
 

芻、稿税的加重

  除按私有土地的數量征收田租之外,整個西漢時期,也同秦一樣還有田畝附加税--芻、稿税的征收之制。西漢政權建立之初,就已有征收芻、稿税的制度,故蕭何爲民請求入田上林苑空棄地時,要求官府給予這些農民以“毋收稿爲獸食”的優待。元帝時,貢禹上書言及當時農民的痛苦之狀時,也說農民“已奉穀租,又出稿税”。東漢時期,不論是光武帝,還是和帝、殤帝和安帝,都有因自然災害而“勿收田租、芻、稿”或“勿收租、更、芻、稿”的詔令,事詳《後漢書》諸帝紀。正因爲芻、稿税存在於整個兩漢時期,故王充在其著作中發出了“今量租、芻,何意?”的疑問;《續漢書·百官志》劉昭注引《漢官儀》,也有“田租、芻、稿,以給經用”之語。
  漢代芻、稿税所不同於秦者有四:一爲芻税出現了田芻和戶芻的區分,其征收方式也產生了按田畝與按戶的差别;二爲芻税重於稿税,芻税之中戶芻又重於田芻;三爲芻可以摺稿充税和以錢摺納,芻一石當稿二石;四爲芻、稿税税率的增加。其主要證據,就是1973年9月湖北江陵鳳凰山十號漢墓出土簡牘中的第六號木牘。據木牘内容,知爲記錄平里與稿上里的芻、稿税征收情況的牘文。記錄的格式二里完全相同,即先講應征戶芻若幹,再講應征田芻若幹,總計應納芻税額爲若幹;繳納時規定以錢摺納者若幹,以芻當稿者若幹,然後才得出當納芻税的定數。接着才講應納稿税若幹,繳納時規定以芻當稿者若幹,合計稿税若幹。以平里的情況而言,戶芻與田芻合計爲卅一石三鬥七升,除去以錢摺納者和以芻當稿者外,應輸芻輸總額廿四石六鬥九升;其田稿原額爲二石二鬥四升半,加上以芻當稿者十二石,共計應納稿税十四石二鬥八升半。以稿上里而言,戶芻與田芻合計爲十四石六鬥六升,除去以錢摺納者和以芻當稿者外,應納芻税總額爲十三石四鬥六升;其田稿原額爲八鬥三升,加上以芻當稿者二石,則應納稿税二石八鬥三升。按照上述計算方法,與牘文中所列數字無不契合。因此,以芻當稿的摺合比例是:芻一石摺稿二石。從上述平里、稿上里的芻、稿税繳納實況來看,清楚地反映出如下幾個特征:
 
  (1)芻税,已區分爲戶芻與田芻兩種類型。這是在芻税的類别上不同於秦的第一個變化。
 
  (2)芻税額重於稿税額,芻税之中,戶芻又重於田芻。如平里,芻税總額爲三十一石多,而稿税僅二石多;稿上里的芻税與稿税,則爲十四石多與八鬥多之比。再以平里的芻税而言,其中戶芻爲二十七石,田芻僅四石多;稿上里的戶芻爲十三石,田芻僅一石六鬥多。這都反映出芻税重於稿税,戶芻又重於田芻。此不同於秦制之二。
 
  (3)繳納芻、稿税時,按里規定了以芻摺錢和以芻當稿的完納方式,芻一石當稿二石,芻税摺錢繳納的數量同應納芻税的總額成正比。如平里應納芻税總額爲卅一石三鬥七升,其中摺錢繳納者爲八鬥;稿上里應納芻税總額爲十四石六鬥六升,其中摺錢繳納者僅爲二鬥。此不同於秦制之三。
 
  (4)從征税對象來說,秦制的“頃入芻三石、稿二石”,明顯地都以土地的多少爲征税的對象和依據,但漢制,除田芻、田稿是按土地多少征收外,戶芻應當是按戶征收的,否則無以區别於田芻。
 
  上述出土木牘,據裘錫圭考證,應爲西漢景帝初年之物。從史籍中,也可以看到以芻摺成錢繳納的情況。《後漢書·光武帝紀》更始元年(公元23年)條注引《東觀漢記》,載劉秀曾爲其季父舂陵侯劉敞“訟逋租”,爲此他“詣大司馬府,訟地皇元年(公元20年)十二月前租二萬六千斛,芻、稿錢若幹萬”。農民拖欠的舂陵侯家的“逋租”中,除糧食外,還有“芻、稿錢若幹萬”,可見農民繳納的地租中,也包括有芻、稿税,而且二者都系以錢摺納。然則繳納給官府的芻、稿税,也必然是如此。 
 

田畝附加税:“畝斂税錢”

  東漢桓帝延熹八年(公元165年)八月,“初令郡國有田者,畝斂税錢。”這顯然是按田畝征收田租、芻、稿等税之外的又一項田畝附加税,隻是其税率多少不明而已。李賢認爲這次按畝税錢的附加税是“畝十錢也”,他的根據大約是《後漢書·張讓傳》所載張讓勸靈帝“今斂天下田,畝税十錢,以修宮室”一事。實則這里講的,是靈帝增加按畝税錢之制的税率,即增加部分爲“畝税十錢”,並不等於說桓帝始創“畝斂税錢”之制是畝税十錢。以上,田租,芻、稿税,畝斂税錢,都是以私有土地爲課税基礎的税目。較之秦的同類税目,明顯增加“畝斂税錢”制,而芻、稿税的類别與征收辦法變異更多。 
 

口賦

  口賦(内含“算賦”、“口錢”)、更賦和獻費,都是以人口爲課税對象的税目。
 
  口賦,秦已有之,已見前述。漢繼承了秦的這一制度,劉邦於漢四年(公元前203年)八月,正式宣布“初爲算賦”,即恢複了人口税中課之於成年人的算賦。這里雖未提到“口錢”征收之制,但據江陵鳳凰山漢簡,西漢文帝時的人口税征收中,除“算賦”外,還有“口錢”的征收,而從高祖四年到文帝時期,史籍中並無再“爲口錢”的記載,因此,知漢高祖四年“初爲算賦”之時,很可能同時恢複了口錢與算賦二者。更值得注意者,整個西漢與東漢的史籍,關於記載口錢與算賦並征者不少,卻均無始創“口錢”之制的記載,這也反證“口錢”之制早已存在,且曆兩漢而無變化。特别是《漢儀注》謂口錢本爲二十錢,“武帝時,加三錢以供車騎馬”,足證武帝之前確已有“口錢”之征。
 
  至於口錢、算賦的税率、用途與征税的年齡等,則頗爲複雜。以税率言,據《漢書》注及《後漢書》注引《漢律》、《漢儀注》、《漢舊儀》和《說文解字·貝部》段注引《漢儀注》及王充《論衡·謝短》等,知“口錢”又叫“頭錢”,系課之於七歲至十四歲的不服徭役的未成年男女;“算賦”則爲課之於十五歲以上的成年男女的人頭税。前者每人每年原納税二十錢,至武帝時每人每年增加三錢,合計爲二十三錢;後者每人每年納税一算,爲錢一百二十文,故曰“算賦”。關於二者的用途,據《漢書·昭帝紀》注引如淳所引《漢儀注》,口錢二十三錢中,“二十錢,以食天子”;“其三錢者,武帝加口錢以補車騎馬也”。《說文》段注引《漢儀注》與此同。但《漢舊儀》卻載二者都是“以補車騎馬”或“以給車騎馬”,並無“口錢”、“算賦”在用途上的區分。按秦制爲“頭會箕賦,輸於少府”,同漢制之以“口錢”中的二十錢“以食天子”或“以供天子”者一致。故以算賦“補車騎馬”,似爲漢代的新制。證以江陵漢簡五號木牘所載當利里的賦錢“定算”及分配情況,除以“賦錢”充“吏俸”及上繳外,還有以賦錢“繕兵”的話,可見用賦錢供天子之經費及以補車騎馬,都是符合實際的。
 
  關於“口錢”征收的年齡規定,《漢儀注》及《漢舊儀》均以七歲至十四歲爲征收口錢的年齡標准;但《漢書·貢禹傳》卻作元帝之前“口錢”以三歲起征,到元帝時因接受貢禹建議,才改爲七歲起征。同一系列史籍所載矛盾,因疑貢禹有誤。特别令人費解的,是算賦的征收量問題。在《史記》、《漢書》與《後漢書》中,均無每算爲一百二十錢的記載。算賦的征收既以“算”計,則算賦的多少,實同每“算”定額的多少直接相關。據《漢書·晁錯傳》所載“秦之發卒”,“死事之後,不得一算之複”的話,則“一算”的定額早在秦時就已有之,隻是多少不明而已。到了漢代,據應劭引《漢律》及《漢儀注》,均言每算爲一百二十錢,於是人皆從之,並無異議。然而,據江陵漢簡,文帝時市陽里的算賦征收,從二月到六月分十四次進行,每次征收一算的一部分,到六月才征完。合計十四次所征爲二百二十七錢,則這里每算的定額應爲二百二十七錢而非一百二十錢。至於何時才改每算定額爲一百二十錢以及爲何改爲一百二十錢等問題,目前均無法回答。
 
  關於漢代的口錢、算賦的征收辦法,據江陵漢簡,開始並無固定征收時間,每年的正月、二月、三月、四月、五月、六月乃至八月、九月均可征收;每月征收的次數,也無固定,可以每月征二次、三次、四次不等;每次隻征收每算定額的一小部分,最少者每次征收每算的八錢,最多爲卅五錢,直到每算定額征足爲止。但據文獻記載,後來逐漸形成了每年“八月算民”的制度,故居延漢簡中稱賦錢爲“秋賦”;東漢時,甚至有“八月算民”的制度。故口錢、算賦的固定於每年八月征收之制,可能形成於東漢時期。至於口錢、算賦的征收機構,據江陵漢簡,是以“里”爲單位進行,里正是征收口錢、算賦的主持人。其征收步驟是:先以里爲範圍,按口定“算”多少,然後分次征收;征收之後,由里正將每月幾次征收的口錢、算賦歸總並上繳於所屬之鄉的鄉佐;最後,再由鄉佐按照一定的分配比例,把征收口錢、算賦的錢按“給轉賣”、給“吏奉”、“繕兵”和“傳送”等項用途分成若幹份分别上繳或留用。 
 

代役錢:“更賦”

  “更”,早在商鞅變法前的秦國,就是徭役的名稱。如《左傳》成公十三年(公元前578年),晉伐秦,“穫秦成差及不更女父”。杜注曰:“不更,秦爵。”商鞅創立賜爵制,仍有“不更”爵名。《漢書·百官公卿表》顏注曰:“不更,謂不豫更卒之事。”可見“更”爲徭役之名。雲夢秦簡《廄苑律》有考課時穫優等的“皂者除一更”的規定,也證明“一更”代表固定的服役時間。因此之故,秦稱每個成年男子每年應服的一月之役叫“月爲更卒”。於是親自服“更卒”之役的人叫“卒更”,以錢二千僱人代役叫“踐更”。此外,還有“天下人皆直戍邊三日”之役,“亦名曰更,《律》所謂徭戍也”。這種更役,不可能人人都親自去服役,去服役者也不可能完成三日之戍就返回,而是“一歲一更”,即實際上服役者一人代替了許多人的三日戍邊之役。於是,“諸不行者”,便得每人每年“出錢三百入官,官以給戍者,是謂過更也”。因此,如淳所說的“更有三品”的“卒更”、“踐更”、“過更”,實爲服更卒之役與戍邊三日之役的三種方式。其所以都稱爲“更”,就在於“更”是當時徭役的代名詞。“更”既爲徭役之名,因而用以代替徭役的賦税便叫“更賦”。故“更賦”即代役錢之意。
 
  但是,從史籍中看,秦無以錢代役之制,故無“過更”之名,也無“更賦”之稱。“過更”與“更賦”的概念,始見於漢代史籍,故知“更賦”爲漢代新出現的税名。“更賦”既爲徭役的替代税,那麼,是不是所有徭役都可以用錢代替呢?並非如此。據如淳的“更有三品”說,隻有兩種情況可以用錢代役:一是“一月一更”的更卒之役,凡當服每年一月的更卒之役的人,如不親往服役,可出“僱更錢”給“次直者”,每月出僱錢二千,這樣就算服役者“踐更”了。但是,這種“僱更錢”不叫“更賦”,因爲以這種方式僱人代役者並不普遍,官府也沒有硬性規定必須人人這樣作,故“僱更錢”隻是僱者與被僱者之間的自由僱傭關係,而不是法定的制度。二是戍邊三日之役的代役錢,税率爲每年每人三百錢。由於戍邊三日之役不能人人皆往,因此,就由國家統一規定繳納代役錢三百。所謂“更賦”,就是指這種代役錢而言,它本質上是徭役剝削的貨幣表現。由於一旦繳納了“更賦”,就算服過了每年的戍邊三日之役,所以納“更賦”又叫“過更”,其所納之錢又叫“過更錢”,欠納的錢叫“逋更賦”或“逋更錢”。這種制度第一次見於史籍,在昭帝元鳳四年(公元前77年),即《漢書·昭帝紀》所載是年正月,昭帝詔:“毋收四年、五年口賦,三年以前逋更賦未入者,皆勿收。”可見“更賦”征收之制,在此年之前便已有了。 
 

獻費

  “獻費”之名,始見於漢高祖十一年(公元前196年)二月詔。詔雲:“欲省賦甚,今獻未有程,吏或多賦以爲獻,而諸侯王尤多,民疾之。令諸侯王、通侯,常以十月朝獻,及郡各以其口數率,人歲六十三錢以給獻費。”從其按人口征收現錢而言,它也屬於人口税的一種,但是,它不同口錢、算賦,是在二者之外的另一種人口税。從其“獻費”的名稱來看,顯然是諸侯王和地方官以貢獻方式輸於朝廷的;其數量並無固定,故而有任意“多賦以爲獻”的現象。漢高帝十一年之所以限制爲每人每年六十三文,意在防止多賦於民。高帝十一年時說“今獻未有程”,可見此年之前已有“獻費”税目,也許還是始於秦之税目,隻是具體實行年代不詳而已。西漢文帝元年(公元前179年)六月,“令郡國無來獻,惠施天下。”《漢書·賈山傳》也載賈山於“文帝時,言治亂之道,借秦爲喻,名曰《至言》”。其中有“陛下即位,親自勉以厚天下,損食膳,不聽樂,減外徭、衛卒,止歲貢,省廄馬以賦縣傳,去諸苑以賦農夫。”這里的“止歲貢”,與《文帝紀》正合。可見“獻費”從此取消了。是以史籍不再見“獻費”之名,代之而起的,則爲方物之貢,故《鹽鐵論·本議》雲:“往者,郡國諸侯各以其方物充輸。”關於商業和私有財產的税漢代關於商業和私有財產的税,名目繁多,有算緡錢、占租、算訾、市租、關律税、六畜税、酒税等税。在這類税目中,不少爲漢武帝時期所新增者,有的僅行於一時。其爲長期存在的定制者,僅“算訾”、“市租”、關津税與六畜税等而已。
 
  “算緡税”
 
  “算緡錢”之制,秦時無之。據《漢書·武帝紀》,謂武帝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冬,“初算緡錢”,似乎“算緡錢”之制始於此年。然而,《史記·平准書》載公卿們於元狩四年議論算賈人緡錢時,有“異時,算軺車、賈人緡錢皆有差,請算如故”語,表明算軺車與算賈人緡錢之制,在元狩四年之前已經有之,元狩四年隻是恢複舊制而已。據考,算緡錢之制應始於武帝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所謂“算賈人緡錢”,即按賈人所儲藏的現錢課税,本質上是對工商業主的“儲錢”課以現金税。“算緡錢”的税率,曆來有兩種說法:李斐以爲是“一貫千錢,出算二十”,即每千錢納税二十錢,税率爲百分之二;但顏師古注引臣瓚的解釋就大不相同,他據《茂陵書》所載占租税率爲“率緡錢二千而一算”,即每千納税一百二十錢,則税率爲百分之六。其實,臣瓚所雲爲“占租”的税率,非“算緡錢”的税率,故應以李斐說爲准。算緡錢之制,盛行於武帝時期,由此而引起了“算緡令”的發布,又導致了“楊可告緡遍天下”的局面,結果使富商大賈受到極大的打擊,可見“算緡錢”制是專門針對商賈的税制。武帝末年,“不複告緡”,且以後的史籍中,不見有此制的實行,故此制可能僅行於武帝時期。
 
  關於“占租”
 
  此制秦時無之。但漢代確有此制,而且被寫進了法律條文。《漢書·昭帝紀》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秋七月,“罷榷酤官,令民得以律占租。”注引如淳曰:“《律》:諸當占租者,家長身各以其物占。占不以實,家長不身自書,皆罰金二斤,沒入所不自占物及賈錢縣官也。”
 
  關於“占租”之制的始行時間、税率和課税對象,《史記·平准書》的下述記載就可回答。武帝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令“諸賈人、末作、貰貸買、居邑、稽諸物及商以取利者,雖無市籍,各以其物自占,率緡錢二千而一算。諸作有租及鑄,率緡錢四千一算。非吏比者、三老、北邊騎士,軺者以一算;商賈人軺車二算;船五丈以上一算。匿不自占,占不悉,戍邊一歲,沒入緡錢,有能告者,以其半畀之。”這段記載,有人把它當作“算緡錢”制,實爲“占租”制。這是因爲,它同“算緡錢”制有幾點不同:首先,課税的對象不同。算緡錢的對象僅限於商賈,而占租的對象除商賈外還有高利貸者、手工業者及非吏比者、三老、北邊騎士之有軺車者。其次,課税的内容不同。“算緡錢”僅對商賈的“儲錢”課税,而占租是把上述諸人的所有財產摺合成緡錢再課税,故前者爲“儲錢”税,後者爲財產税。其三,税率不同。“算緡錢”的税率爲百分之二,而占租的税率則隨課租對象的不同和財產性質的差别而不同,如同爲軺車,三老等人有之則每車税一算;商賈人有之,每車税二算;商賈人的財產,每二千而一算;手工業者的財產,每四千而一算。至於船,則按其長短課税,更與算緡錢格格不入。由於“占租”同“算緡錢”有如上一系列明顯的差别,故“算緡錢”爲課之於商賈的“儲錢”現金税;而占租則爲課之於工商業者及車、船擁有者的財產税。(丙)關於“算訾”:此制始於何時,已不可詳,但知景帝之前就已有之,因爲景帝曾於後元二年(公元前142年)五月下詔降低按“訾算”多少爲官吏的標准,把“訾算十以上乃得官”,降爲“訾算四得官”。而所謂“訾算”,據顏注引服虔語,爲“訾萬錢,算百二十七也”,即家財每一萬錢納税一百二十七錢,税率爲百分之一點二七。因此,“訾算”或“算訾”,就是按財產課税,即《鹽鐵論·未通》所說“以訾征賦”,其課税對象應是除上述“占租”對象之外的一般居民。
 
  由於漢代存在對一般居民課取的財產税“算訾”,故漢代史籍中常見“高訾富人”的說法,也有“大家”、“中家”、“小家”之稱,居延漢簡中還有“高赀”、“赀家”等稱謂,特别是關於“侯長得廣昌里公乘禮忠”的簡文及“三隧長居延西道里公乘徐宗”的簡文,分别記載了禮忠家“赀直十五萬”,包括小奴二人值三萬、大婢一人二萬、軺車二乘值萬、用馬五疋值二萬、牛車二兩值四千、服牛二頭值六千、宅一區值萬和田五頃值五萬等項;徐宗家“宅一區直三千”、“田五十畝值五千”等情況,充分反映“算訾”税制的存在。否則,簡文實無必要把這兩個低級官吏的田地、奴婢、住宅、車輛、用馬、服牛等的價值一一載明,更無必要指明其“赀值十五萬”之數。
 
  東漢時期,仍有“算訾”之制。《後漢書·劉平傳》謂光武帝時,劉平爲全椒長,“政有恩惠,百姓懷感,人或增赀就賦,或減年從役”。所謂“增赀就賦”,即自報家財時以少報多,從而多納賦税,故有可能是“算訾”。至於和帝時,官府在核實民赀時,有以農民的“衣履釜甑爲赀”的情況,更是地方官吏以計赀不實爲手段額外剝削貧苦農民的情況。這些“增赀”、計赀和核赀等事實,就表明了“算訾”的存在。  
 
  關於“市租”
 
  此税系繼承秦制而來。秦時在城市中有固定市場並征收商賈貿易税的制度,漢代也同樣有固定市場制度,並設有“市嗇夫”、“監門市卒”、“市長”及“市師”等官吏及職使以主其事,故也同樣有征收“市租”的制度。如西漢前期的臨淄,僅“市租”之入,就多達每年“千金”。又何武之弟何顯,“家有市籍,租常不入,縣數負其課,市嗇夫求商捕辱顯家”。可見,有市籍商人是需要繳納“市租”的,“市嗇夫”即爲收取“市租”者,除一般正常的“市租”外,還有特殊的“軍市”,也有“軍市之租”,或簡稱“市租”。《漢書·馮唐傳》雲:“李牧之爲趙將,居邊,軍市之租皆自用饗士。”到了漢代,雲中太守魏尚,也開“軍市”、“市租盡以給士卒”。“軍市”還專設“軍市令”,如《後漢書·祭遵傳》謂遵等“從征河北,爲軍市令”。然則東漢時期仍有征收“市租”的制度。
 
  關於關津税
 
  秦有“關、市之賦”,已於前述,所謂“關”即指關津、關門之税而言。漢也同樣有之。漢武帝即位之初,曾“令列侯就國,除關”。《索隱》曰:“除關”,謂“除關門之税也。”可見在此之前,已有“關門之税”。武帝雖然一度廢除此税,但到太初四年(公元前101年)冬,武帝“徙弘農都尉治武關,税出入者,以給關吏卒食”。表明此時又恢複了“關門之税”。  
 
  關於“六畜税”
 
  此税不見於秦時史籍,漢武帝時始有之。《漢書·西域傳》讚曰:武帝時,因“師旅之費,不可勝計,至於用度不足,乃榷酒酤,筦鹽,鐵,鑄白金,造皮幣,算至車船,租及六畜。”此武帝始行六畜税之明證。《漢書·昭帝紀》元鳳二年(公元前79年)六月詔中,有“其令郡國毋斂今年馬口錢”語,顏注引文潁曰:“往時有馬口出斂錢,今省。”又引如淳曰:“所謂租及六畜也。”由此可見,六畜税是一個總名稱,它由“馬口錢”、“課馬息”及牛羊税等組成,故昭帝省去一年“馬口錢”,並不意味着廢除六畜税。武帝時,除“馬口錢”外,還有“課馬息”制度,其辦法是:“令封君以下至三百石以上吏,以差出牝馬天下亭,亭有畜牸馬,歲課息。”據《漢書·食貨志》,此制是由官假母馬於邊縣民,令三歲之中十母馬還一駒以爲息的制度發展而來,本質上是變相的六畜税。到成帝時,有翟方進者建議增加賦税,其中就包括“算馬牛羊”,成帝“隨奏許可”。其税率是按“牛馬羊頭數出税算,千輸二十也”。由此可見,成帝時仍有馬、牛、羊均按頭數納税的制度,税率爲百分之二。
 
  關於酒税
 
  秦時已有酒税,但漢初無所聞,是否取消了酒税,不得而知。或謂武帝天漢三年(公元前98年),“初榷酒酤”,才開始有酒税,其實不然。因爲武帝之“初榷酒酤”,是始創官府專賣酒之制,並非始征酒税。是以至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秋七月,“罷榷酤官”,即取消酒的官府專賣制度後,仍“令民得以律占租,賣酒升四錢”,這是取消酒的專賣而仍征酒税之明證。到成帝時期,翟方進主張“增益鹽鐵”外,又奏請“賣酒醪”,即又恢複了官府專賣酒。但不久又廢除專賣酒的制度,自然又是改征酒税,隻是史書缺載其詳情和變化而已。  
 

山海池澤之税

  這是以官府所控制的山林川澤及園池苑囿爲課税對象的税目,包括鹽税、鐵税、漁租(海税)、工租、累税及漁采之税等。秦時有山海池澤之税,已於前述。漢代因之,“山海之利,廣澤之畜”和“天地之藏”,皆“屬少府”,故少府“掌山海池澤之税”,“山川、園地、市井租税之入,自天子以至於封君湯沐邑,皆各爲私奉養焉”。但由此而來的鹽鐵之利,武帝時以入大司農,並且實行鹽、鐵官營制度。然則漢初“縱民得鼓鑄”時,官府但課鹽、鐵税而已。武帝以後,雖然屢有廢除鹽、鐵官營之議,卻並未實行。及乎東漢,郡國盛產鹽、鐵者雖仍設鹽、鐵官,但僅主征税而已,詳見《續漢書·百官志》。章帝雖曾一度實行鹽、鐵官營,“複收鹽、鐵”之利,但不久“吏多不良,動失其便”,乃“遣戒郡國,罷鹽、鐵之禁,縱民煮鑄”,顯然又恢複了鹽、鐵之税的制度。
 
  鹽、鐵税之外,還有“海租”(又叫“海税”)及其山澤之税。宣帝五鳳中(公元前57年-前54年),大司農耿壽昌建議“增海租三倍,天子從其計”。可見在此之前早已有“海租”的征收,宣帝時隻是增加其税率而已。《漢書·平帝紀》載元始元年(公元1年)六月,詔:“置少府海丞、果丞各一人。”顏師古注曰:“海丞,主收海租;果丞,掌諸果實也。”同書《王莽傳》雲:始建國二年(公元10年)下令:“諸采取名山大澤眾物者,税之”,這中間包括有許多名目的山澤之税。據《漢書·食貨志》所載,王莽時的山海池澤之税,包括“諸取眾物鳥獸魚鱉百蟲於山林水澤及畜牧者”。其征收辦法及税率是:“皆各自占所爲於其在所之縣官,除其本,計其利,十一分之,而以其一爲貢。敢不自占,自占不以實者,盡沒入所采取,而作縣官一歲。”這雖是一個特殊時期的山海池澤之税,而且地皇三年(公元22年),又不得不下令:“其且開天下池澤之防,諸能采取山澤之物而顺月令者,其恣聽之,勿令出税”,但東漢時期仍然課税如故。
 
  如和帝永元五年(公元93年)二月,允許以京師離宮果園、上林、廣成囿等“悉以假貧民,恣得采捕,不收其税”;同年九月,又規定“官有陂地,令得采取,勿收假税二歲”;永元九年(公元97年)又詔凡“山林饒利、陂池漁采,以贍元元,勿收假税”;永元十一年(公元99年),又命凡受災害郡國居民,“令得漁采山林池澤,不收假税”;永元十二年(公元100年),“賜下貧、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及郡國流民,聽入陂池漁采,以助蔬食”;永元十五年(公元103年),又“詔令百姓鰥、寡漁采陂池,勿收假税二歲”。(關於這里的“假税”,有人認爲不是租佃者繳納的地租型“假税”,而是漁采型“假税”。其實是兩種情況:已假與富民的山林川澤,則收假税;未假者,則收漁采税,亦可通。)所有這些不收漁采之税和“勿收假税”,都是一種優待特殊情況的應急措施,凡不屬於這種情況者,可見都在課取其漁采税及“假税”之列。因此之故,官府設置了專門的官吏以征收各種山海池澤之税,正如《續漢書·百官志》所雲:“凡郡縣出鹽多者置鹽官,主鹽税;出鐵多者置鐵官,主鼓鑄;有工多者置工官,主工税物;有水池及魚利多者置水官,主平水收漁税。” 
 

秦漢時期有關賦税制度的特殊規定

 
  上述各種税目及税率,都是秦漢時期對一般民戶征收的賦税。至於對邊遠少數民族和其他特殊戶口,則實行比較特殊的賦税制度。 
 

邊遠少數民族實行的賦税制度

  對邊遠少數民族實行的賦税制度早在秦國惠王“並巴中”以後,對廪君蠻就實行了不同於秦國其他地區的賦税制度。官府規定:“其君長歲出賦二千一十六文,三歲一出義賦千八百錢;其民戶出幏布八丈二尺,雞羽三十鏃”。到了漢代,依然按照秦的辦法,所謂“漢興,南郡太守靳強,請一依秦時故事”即其證。由上可知秦和西漢,對巴郡南郡地區的廪君蠻,分“君長”與“民戶”兩種對象課税,二者均合田租與口錢、算賦於一體,“君長”以銅錢、“民戶”的實物納税,既簡化了賦税制度,征收物又結合少數民族地區的經濟實況。
 
  同是少數民族,又有不同的賦税征收辦法。以板楯蠻爲例,秦昭王時由於此少數民族射殺爲害於巴漢地區的白虎,於是昭王“複夷人頃田不租,十妻不算”,即每戶免去一頃田地的田租,免去十人的算賦。到了漢代,由於這些夷人曾“從高祖定亂有功,高祖因複之,專以射虎爲事,戶歲出賨錢,口四十”而已。《後漢書·南蠻傳》則謂:“複其渠帥羅、樸、督、鄂、度、夕、龔七姓,不輸祖賦,餘戶乃歲入賨錢,口四十。”對板楯蠻的征税辦法,顯然不同於廪君蠻。
 
  又如對武陵蠻的課税,也有其特殊性。”秦昭王使白起伐楚,略取蠻夷,始置黔中郡。漢興,改爲武陵,歲令大人輸布一疋,小口二丈,是謂賨布。”這種按大,小口征收賨布的作法,又有别於按戶征收的制度。
 
  此外,對西南夷、羌人及嶺南的少數民族,大都采取不同於一般漢族民戶的賦税制度。以西南地區的哀牢人而言,自東漢建武年間内附,“自是歲來朝貢”而已,别無賦税。到明帝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以其地置永昌郡,太守鄭純“與哀牢夷人約:邑豪歲輸布貫,頭衣二領,鹽一斛,以爲常賦”。總之,對於西南諸夷,漢代統治者隻不過取“其賨,幏、火毳、馴禽、封獸之賦”而已。以嶺南地區的少數民族而言,西漢於此地初置十七郡之時,均“無賦税”,其地方統治機構的經常經費,也由臨近的南陽、漢中以南郡縣比照本郡縣供給“其郡吏卒奉食、幣物、傳車、馬被具”等;至於軍事經費,則全仰給於中央大司農。即使到東漢時期,處於湘粵邊境的屬於桂陽郡的含洭、湞陽、曲江等縣,仍然“不出田租”。
 
  由於秦漢統治者對少數民族地區實行了特殊的賦税制度,或者不征租賦,從而有利於對少數民族地區的穩定和開發。反之,到東漢時期,由於地方官連續對南蠻、西南夷及羌人地區實行了重其租賦的政策,結果導致了這些地區少數民族的接連反抗,終於加速了東漢政權的崩潰。由此可見,從實際情況出發而制定不同的賦税政策的作法是可取的。  
 

對商賈、奴婢、大家族、老年、婦女等戶口實行的特殊賦税制度

 
  秦漢對商賈課税特重。前引《商君書·墾令》有“重關市之賦”的規定,又有“市利之租必重”的主張,這可能是對商賈實行重税政策的開始。到了漢代,這一政策更爲突出。漢高祖剛統一全國,就“命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租税以困辱之”。怎樣重租税以困辱之?具體内容不詳,但據《漢律》得知商人要多出一倍的算賦,所謂“唯賈人與奴婢倍算”可能就是其内容之一。這里的“賈人倍算”,很顯然是重税商人;“奴婢倍算”,也同樣有重税商人之意。因爲課之於奴婢的税,其繳納者實爲其主人。漢代的富商大賈多擁有奴婢,故“奴婢倍算”同重税商人密切相關,當然也有限制奴婢人數大量增加的用意在内。至於漢武帝時期所增加的算車船、算緡錢和占租等税,明顯是主要課之於商賈的賦税,再結合“市租”、“關門之税”、鹽鐵酒的官營、均輸、平准以及賈人和家屬不得名田、不得爲吏、另立戶籍、強迫遷徙和以充謫戍等等措施,就構成了秦漢時期“排富商大賈”的特殊内容。也就是當時的“法律賤商人”的具體表現。
 
  至於對大家族和婦女的重税,顯然也同特殊的政治目的相關聯。前者爲商鞅時的“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的規定,目的在於削弱大家族制和發展小農經濟;後者如西漢惠帝六年(公元前189年)時的“女子年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五算”的規定,則意在獎勵生育和增加人口。
 
  至於對老年人的輕税和蠲免、旌獎政策,則同西漢前葉幾十年社會安定,老年人比重增加有關。故文帝元年(公元前179年)始有尊老之詔,並賜以布帛酒肉;與此同時,又規定:“九十者,一子不事;八十者二算不事,免二口之算賦也。”武帝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又規定:“民年八十複二算;九十複甲卒”,注引張晏曰:“二算,複二口之算也;複甲卒,不豫革車之賦也。”1959年在甘肅武威磨嘴子出土的西漢宣帝本始二年(公元前72年)《王杖十簡》,1981年9月在武威新華公社出土的成帝建始六年(公元前32年)王杖詔令冊二十六枚⑥都是尊老、養老之實物證明。特别是後者規定:“夫妻俱毋子男爲獨寡,田毋租,市毋賦。”可見漢代對老年人的尊重、輕租或蠲免,是自始至終實行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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