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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 6522 次 历史版本 0个 创建者:小白不白 (2011/6/7 21:37:20)  最新编辑:小白不白 (2011/6/7 21:37:20)
張居正改革
拼音: ZhāngJūZhèng GǎiGé (ZhangJuZheng GaiGe)
 
  張居正改革是在明代中葉以來社會危機日益嚴重的情況下實行的政治變革。在張居正秉政期間,對明王朝的政治、經濟、軍事等進行了多方面的改革,整頓了吏治,鞏固了邊防,國家財政收入也有明顯的好轉。據記載,萬曆初年太倉的積粟可支用十年,國庫的儲蓄多達四百餘萬,國泰民安,國力臻於極盛。從這些方面來看,張居正改革確實取得了重大的成就。因此,他被明代著名思想家、文學家李贄譽爲“宰相之傑”。  

時代背景

 
  明朝中葉,貴族大地主兼併土地的情況相當嚴重。在江南,有的大地主占田7萬頃。在朝廷,大學士徐階一家就占田24萬畝。全國納税的土地,約有一半爲大地主所隱占,拒不繳税,嚴重地影響了國家收入。貴族大地主瘋狂地掠奪土地,封建剝削的進一步加劇,激起了社會矛盾的尖銳化,接二連三地發生了鄧茂七、劉通、藍廷瑞以及劉六、劉七等農民起義。明王朝處於危機四伏的境地。
 
  要將封建統治維持下去,地主階級一些當權人物認爲,必須改革政治,尋求一條自救的道路。在這樣的形勢下,張居正的改革措施得到了推行。  

人物介紹

 
  張居正(1525-1582年),字叔大,號太嶽,湖北江陵人。是徐階的門生,明穆宗隆慶六年(1572),張居正得到大太監馮保的支持,取代了拱,在明神宗萬曆年間,連續10年擔任内閣首輔(宰相)。挽救明朝統治的危機,他從軍事政治、經濟等方面進行整頓,尤重於經濟的改革,企圖扭轉嘉靖、隆慶以來政治腐敗、邊松弛和民窮財竭的局面。  

改革措施

 
  在明神宗萬曆年間,張居正連續10年擔任内閣首輔(宰相)。他採取的措施主要包括:  

内政改革

  在内政方面,他首先整頓吏治,加強中央集權制。張居正創製了“考成法”,嚴格考察各級官吏貫徹朝廷詔旨情況,要求定期向内閣報告地方政事,提高内閣實權,罷免因循守舊、反對變革的頑固派官吏,選用並提拔支持變法的新生力量,爲推行新法做了組織准備。並且整頓了郵傳和銓政,他的爲政方針是:“尊主權,課吏職,行賞罰,一號令”和“強公室,杜私門。”  

經濟改革

  在經濟方面,張居正的成績最爲突出。他曾任用著名水利學家潘季馴督修黄河,使黄河不再南流入淮,於是“田廬皆盡已出,數十年棄地轉爲耕桑”,而漕河也可直達北京
 
  “一條鞭法”則是張居正在經濟改革方面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國封建社會賦役史上的重大變革。
 
  明朝初年的賦税制度十分繁雜。當時的賦税以糧爲主,銀絹爲輔,分夏秋兩季徵收。此外,還規定農民要服各種徭役,並交納特殊的土貢等等。“一條鞭法”的内容是:“總括一縣之賦役,量地計丁,一概征銀,官爲分解,僱役應付。”就是把各州縣的田賦、徭役以及其他雜征總爲一條,合併徵收銀兩,按畝摺算繳納,大大簡化了徵收手續,同時使地方官員難於作弊。實行這種辦法,使沒有土地的農民可以解除勞役負擔,有田的農民能夠用較多的時間耕種土地,對於發展農業生產起了一定作用。同時,把徭役改爲徵收銀兩,農民穫得了較大的人身自由,比較容易離開土地,這就給城市手工業提供了更多的勞動力來源。沒有土地的工商業者可以不納丁銀,這對工商業的發展也有積極作用。
 
  “一條鞭法”的推行,使明政府的歲入有了顯著的增加,財政經濟狀況也有不少改善。國庫儲備的糧食多達1300多萬石,可供五六年食用,比起嘉靖年間國庫存糧不夠一年用的情況,是一個很大的進步。  

軍事改革

  張居正在軍事上也採取了一些改革措施。他派戚繼光薊門李志梁鎮遼東,又在東起山海關,西至居庸關的長城上加修了“敵台”3000餘座。他還與韃靼俺達汗之間進行茶馬市貿易,採取和平政策。從此,北方的邊防更加鞏固,在二三十年中,明朝和韃靼沒有發生過大的戰爭。  

水利改革

  在水利方面,萬曆六年(1578年),張居正推薦、起用先前總理河道都御史潘季馴治理黄河淮河,並兼治運河。潘季馴在治河中貫串了“築堤束沙,以不攻沙”的原則,很快取得了期的效果。萬曆七年二月,河工告成,河、淮分流。計費不足50萬兩,爲工部節省資金2萬兩。徐州、淮安之間800餘里的長堤平等蜿蜒,河水安流其間。因而,“田廬皆盡已出數十年棄地,轉爲耕桑”。黄河得到治理,漕船也可直達北京,“河上萬艘得捷於灌輸入大農矣”。  

改革結果

 
  經過上述改革,強化了中央集權的封建國家機器,基本上實現了“法之必行”、“言之必效”,國家的經濟狀況有了改善,財政收入有所增加,在國防上增強了反侵略的能力。當然,張居正倡導改革的目的並不是爲了減輕人民的負擔,而是爲了鞏固明朝的封建統治。因而,他的變法不可能觸動地主階級的根本利益,隻能作一些修修補補的改良,挽救不了封建社會必然滅亡的歷史總趨勢。儘管如此,張居正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大官僚地主的既得利益。  

改革成功的原因

 
  張居正改革卻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張居正自身的才能

  張居正自身具有銳意改革、勇於任事的精神。如前所述,張居正自幼聰穎絕倫,是嘉靖時期的二甲進士。可以說,他才學過人,有膽有識。他以天下爲己任,視“愛憎毁譽等於浮名”,牢牢握住大權強行推廣改革,雖遇丁憂、病重,亦毫不放松。這種不怕攻擊誹謗、任勞任怨、銳意改革、勇於任事的精神是創業者、改革者必須具備的品質,如果沒有強烈的責任感、過人的膽識和廣闊的胸懷,是承受不起創業、改革給自身帶來的巨大壓力的。這種堅定不移與雷厲風行、帶頭實幹的作風,是改革得以成功的一個重要主觀因素。  

善於把握時機

  他善於把握有利時機,積極爭取各種力量爲我所用。爭取皇權的支持,並取得了對皇權實際上有限度的控制,這對改革的顺利推行至關重要。中國歷史發展到明代,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皇權專制得到空前的鞏固和提高,如廢丞相,設内閣;廢大都督府,設五軍都督府;設特務機構--錦衣衛 、東廠、西廠等。正因如此,任何大臣之能否入閣,入閣後能有多大權力,能否推行其主張,能否持久任職,其關鍵要看能否取得和保持皇帝(皇室)對自己的寵信和支持。張居正是在一個很特殊的情況下上台執政的。明穆宗英年早逝後,年僅十歲的太子繼位,即明神宗。年幼的皇帝一時未能親裁政事,皇權的運行存在很大的空隙。張居正與宦官馮保聯合趕走高拱之後,以顧命大臣、師保和首輔的身份,從多方面爭取皇權的支持。他運用經筵、日講等方式向年幼的明神宗灌輸自己的爲政思想,密切君臣之間的關係,使皇帝對自己敬若神明,言聽計從;他嚴格要求皇帝上朝,以免形成因君臣阻隔、君主被宦官包圍而受控於宦官的局面;他教神宗學習太祖、成祖對章奏的批閱,防止宦官獨攬批閱權;他利用李太後望子成龍的願望,滿足其徽號上的野心,穫得了太後的信任,太後委其以大柄和對皇帝朝夕納誨之責。正是在強有力的皇權支持下,張居正才力排各種阻力,展布自己的政治抱負,較顺利地推行改革。  

緩和階級矛盾

  對於長期以來與内閣傾軋爭權的宦官勢力,張居正不是與之對立以爭高低,而是盡量緩和矛盾,力求將阻力轉化爲助力,取得對方的支持與合作,這在與馮保的關係上表現得最爲明顯。馮保是李太後母子的“肺腑内臣”,是被昵稱爲“大伴”的司禮太監。高拱擔任首輔後,要求集權力於内閣,曾親自出面並示意科道等官點名彈劾馮保;朝臣們對“任命太監馮保入司禮監”,又爲在穆宗遺詔中加有命顧命三大臣“同司禮監協心輔政”等爭論不休,以致一時廷議沸騰,馮保處境困窘。就在關鍵時刻,張居正對馮保采取了認可態度,並將高拱欲彈劾並驅除馮保的祕密告知馮保(高拱要張居正和他合作,除掉馮保)。馮保馮保得知後,先發制人,到兩宮傾訴高拱的罪狀。於是,張居正與馮保聯合,驅除了高拱。從此,張居正穫得了首輔的寶座,馮保穩固了自己的地位。在此後的日常政務和事務中,張居正又對馮保采取有限度的忍讓和加倍的禮遇,以搞好關係,二人關係竟“膠漆如一人”。於是,馮保便成了張居正與宮闈内的皇帝、太後交通信息的有效渠道,總是爲他的改革排除各種障礙。借助於馮保有效的鉗制,内宦以及内戚們也不再擅權作惡。綜觀張居正執政的十年間,馮保“爲之左右”,替他在宮中打點,達到了“宮府一體”的地步。這在宦官往往壓制内閣,幹擾朝政的明代,是極爲難得的。以致有人謂:“江陵之得國也,以大璫馮保力”。就是這樣,張居正得以顺利地實現自己的抱負。  

善於培養人才

  張居正還善於發現和培養改革的骨幹分子,用人得力。在推行“考成法”淘汰官僚隊伍中的冗遝分子的同時,他既爭取過去擁護高拱的官員的支持,又大倡“惟才是用”,不拘一格起用人才。他不僅知人善任,而且放手使用,爲他們開展工作創造條件。如起用行伍出身的李成梁負責東北邊防、被罷官的潘季馴主治黄河;任用名將戚繼光鎮守薊州一帶,在邊境沿線整飭軍備,修築邊防要塞,開墾屯田,儲積錢穀,以期兵精糧足,戰守有備。這些人都取得了顯著的政績,成爲張居正改革的得力助手。  

高超的策略水平

  張居正在改革中表現出高超的策略水平。張居正除了采用多種方式和手段,從各方面爭取到皇權的支持,妥善地處理與宮廷實權人物李太後、宦官馮保等人的關係外,還假托恢複“洪武祖制”之名,行改革之實。明太祖朱元璋在位期間,已經把各種政制和律令基本確定下來,曾一再下令,後世子孫不得擅改洪武制度,此即後世官僚視作天條的“洪武祖制”。張居正正是巧妙地利用了人們的這種心理,爲自己的改革活動塗脂抹粉。雖然他集權於内閣,實行一條鞭法等等,都是對“祖制”的明顯改易,但他於執政之初,就打出了“法祖”的旗號,一再聲稱自己改革的目標是要恢複明初的“洪武祖制”,從而極大地減輕了改革的阻力,創造了有利於改革的氛圍。  

改革注意循序漸進

  改革注意循序漸進,有條不紊。明朝進入中期以後,由盛轉衰,危機四伏,各種矛盾突出暴露出來。吏治腐敗、豪強兼並、軍官貪污,這是當時影響最大、危害最深的積弊。張居正正是抓住這些進行改革以“救時”。但改革從何入手,是全面鋪開,還是循序漸進,這是一個大問題。盡管他看到財政危機十分嚴重,但“致理之道,莫急於安民生,安民之要,惟在於核吏治”,隻有整頓好吏治,才能有行法之人,所以張居正的改革從整頓吏治入手。而“稽察吏治,貴清其本源”,這“本源”在地方是督撫巡按,在全國則是中央政府。整頓好這些領導機構是關鍵,於是他以此爲改革的突破口。在具體做法上,先采用平穩易行的考成法,加強對官吏的督促與考核,然後下令裁減從中央到地方各級行政部門的冗官,以提高官吏的素質和行政效率;同時恢複久已不行的皇帝面獎廉能制度,使忠於職守的官員受到鼓舞,更要報殊恩,成爲表率。通過吏治改革,張居正穫得了一個素質和效率較高的行政班子,爲此後推行的各項改革奠定了基礎。
 
  在推行賦役制度改革方面,一條鞭法雖然是在前人的基礎上的“因勢而行”之擧,但他仍然先在湖廣地區試行,取得可行性的證明後,才在全國推廣。
 
  總之,張居正以超人的膽識,盡量利用了歷史舞台所能給他提供的條件,去大刀闊斧地進行改革活動,並取得了比商鞅、王安石變法所取得的更大的成果,其中有若幹歷史經驗,值得後人汲取。  

張居正之死

 
  1582年六月,張居正病死,一些改革的反對派重新麋集,瘋狂地進行反攻倒算。他們攻擊張居正改革“務爲煩碎”,清丈土地是“增税害民”,實行“一條鞭法”是亂了“祖制”。他們下令撤銷了張居正死時特加的官爵和封號,進而查抄家產。
 
  張居正的長子被逼自殺,其他家屬也慘遭迫害。代表大地主、大貴族勢力的封建頑固派又掌了權,勞動群眾生活更爲痛苦。  

張居正評價

 
  張居正是明朝歷史上一位重要人物。他以天下爲己任,不畏譏彈,敢於擔當,有傳統政治家的優秀政治品格,“得失毁譽關頭若打不破,天下事無一可爲者。”“苟利社稷,生死以之。”“既忘家狗國,遑恤其他!雖機奔滿前,眾鏃攢體,孤不畏也。”他深知“事長君易,事幼君難。”真是大呂黄鍾般的錚錚之言。他教育、輔佐幼主十年,弼成萬曆初政,政績顯著,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堪稱一代良相。張居正利用專制權力,強化管理,振衰起敝,使明朝出現了暫短的中興,是少有的治世能臣,是傳統意義上的大政治家。
 
  張居正的專權違背了君主制的根本准則,專權超過了限度,犯了大忌。他成爲凌駕於皇帝之上的權臣,年幼的皇帝在一忍再忍下,終於發出猛烈的反彈。明人沈德符說:張居正“要挾聖主,如同嬰孺,積忿許久而後發。其得後禍已晚矣”。幼主強臣,這一看似偶然的,與個人性格、行爲密切聯繫的現象,卻對明朝的政局產生了巨大的影響。皇帝被壓抑多年後的猛烈報複,以至於怠政,明朝從皇帝不控制到失去控制,加速了明朝的瓦解。但另一方面,專制統治的松懈乃至解體,卻助長了新事物的發展和社會轉型。
 
  張居正沒有提出足以挽救明朝統治衰敗的根本辦法,隻是對舊制度修修補補,使其得到加固。張居正執政使明朝出現了短暫中興,不過是給垂死的舊制度服蔔劑強心劑,延緩了它的壽命。因此,張居正一死,他通過加固舊制度而不是建立新制度得到的成果,也就無法延續了,人亡政息是必然的。質言之,張居正通過加強專制——不論是皇權專制,還是相權專制,對社會對百姓都一樣——達到了他的政治目的,而強化專制是與當時迅猛發展的社會經濟和思想解放潮流背道而馳的。所以,張居正死後,社會變遷潮流如同洪水沖決堤岸,不可阻擋,明朝歷史進入了轉型期。張居正成了最後的衛道士,歷史走向了他的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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