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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 9840 次 历史版本 0个 创建者:小白不白 (2011/4/2 21:17:45)  最新编辑:小白不白 (2011/4/2 21:17:45)
胡愈之
拼音:hú yùzhī (hu yuzhi)
同义词条:胡学愚,胡子如,胡芋之,化鲁,沙平,伏生,说难
 
胡愈之
胡愈之
 
 
  胡愈之(1896-1986),原名學愚,字子如,上虞豐惠人。他是我國偉大的編輯家之一,《魯迅全集》主要編輯者,文字改革運動和世界語運動活動家。同時也是出版家,社會活動家。筆名胡芋之、化魯、沙平、伏生、說難等。
 
 
 
  

人物簡介

 
  胡愈之(1896~1986),原名學愚,字子如,上虞豐惠鎮人,著名的社會活動家,具有多方面卓著成就的革命學者。
 
  早年創建世界語學會,與沈雁冰等成立文學研究會。1922年初參加中國民權保障同盟,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35年後參加上海文化界救亡運動,爲救國會發起人之一。抗戰勝利後,在海外宣傳黨的方針政策,建國後,曾任《光明日報》總編輯。曾任新中國首任國家出版總署署長,全國人大副委員長和全國政協常委。
 
  胡愈之集記者、編輯、作家、翻譯家、出版家於一身,是一位被政界、學術界公認的德才兼備的“革命專家”,其“少有的全才”和令人起敬的高尚風範,是國人尤其是知識分子的光輝楷模。  

生平介紹

 
出版家胡愈之
出版家胡愈之
  胡愈之,浙江上虞人。1911年入紹興府中學堂讀書。1914年考入上海商務印書館編輯部當練習生。1919年發起創立上海世界語學會。1920年和鄭振鐸、沈雁冰共同發起成立文學研究會。1925年參加五卅運動,編輯出版《公理日報》,撰寫《五卅運動記實》。1928年流亡法國,入巴黎大學國際法學院學習。1931年經蘇聯回國。九一八事變後,在上海任中國青年世界語者聯盟書記,主編《東方雜志》、《世界知識》,並與鄒韜奮等共同主持《主活周刊》,宣傳抗日救亡。1933年參加宋慶齡等創建的中國民權保障同盟,任臨時中央委員。1933年9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35年後從事上海文化界抗日救亡運動,爲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發起人之一。1936年11月,救國會“七君子”被捕後,與宋慶齡、何香凝等發起“救國入獄運動”。
 
  抗日戰爭爆發後,在上海倡議成立國際宣傳委員會,出版《團結》、《上海人報》、《集納》、《譯報》等多種刊物,宣傳抗日救國,同時編輯翻譯《西行漫記》、《魯迅全集》。1938年到武漢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第三廳第五處處長,主管抗日宣傳工作。武漢失守後轉到桂林,參與創辦國際新聞社、文化供應社和廣西地方建設幹部學校。1940年秋赴新加坡,任陳嘉庚創辦的《南洋商報》主編。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後,與王任叔鬱達夫等組織“星華文化界戰時工作團”,任副團長。抗日戰爭勝利後,與陳嘉庚創辦“新南洋出版社”、《南僑日報》,任社長,並在新加坡領導建立中國民主同盟馬來亞支部,任主任委員。1948年經香港進入華北解放區。1949年9月出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曆任《光明日報》總編輯,國家出版總署署長,文化部副部長,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副主任,中國人民外交學會副會長,中華全國世界語協會理事長。1953年5月任中國民主同盟中央祕書長。1979年7月至1983年6月任政協全國委員會副主席。1985年任民盟中央代理主席。
 
  是第一、二、三、四、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第六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政協第二、三、四屆全國委員會委員;民盟第二屆中央常務委員,第三、四、五屆中央副主席。
 
  著有《胡愈之回憶錄》。 

人物故事

 
胡愈之紀念照
胡愈之紀念照
  胡愈之作爲一個革命家,他1933年就加入中國共產黨,但一直是地下黨員,由黨中央直接領導,很少有人知道他的真實身份。1936 年馮雪峰先生受黨中央派遣,到上海首先見胡先生與魯迅先生,再去見夏衍先生。還引起夏先生的誤會,說馮先生“先見黨外,後見黨内”的做法是錯誤的。1948年,周恩來問胡先生:“你的(黨員)身份是公開的,還是祕密的?如果是祕密的,還是做民主黨派工作,如果公開了,就到新華社去。”因此胡先生的黨員身份一直沒有公開,直到1979年才解密。文革期間,馮雪峰先生還因爲那段“誤解”遭到批鬥,但當時胡馮二人爲了保守黨的祕密,都沒有說明原因。
 
  還有一段故事,也夠得上“傳奇”。1945年,胡先生還在印尼流亡,國内卻傳出他已經在南洋病逝的消息。聞此訊息,鄭振鐸先生寫下著名文章《憶愈之》。葉聖陶先生在《中學生》雜志上,發表他與宋雲彬茅盾傅彬然曹伯韓等人的一組紀念文章,歎息“一死一生,乃見真情”;他們更多的期冀是“海外東坡,死訊誤傳”。就這樣,一段誤傳,演化成一段佳話。但同在1945年,同與胡愈之先生流亡南洋的鬱達夫先生,卻真的被日本憲兵殺害了。
 
  於友的《胡愈之傳》,其中有奧妙, 關於胡愈之的“奇聞”不少。於友先生用大量歷史事實證明:胡愈之先生是一位偉大的政治預言家,或曰戰略家。其一,他第一個提出聯合抗日的主張;其二,他第一個提出與日本斷交的主張;其三,他第一個作出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的預言;其四,他第一個喊出“戰則存,和則亡”的口號;其五,1948年,在國共決戰的關頭,毛澤東公開預測,解放戰爭的最後勝利還有兩年。但胡先生分析,再有一年就足夠了。後來毛澤東接受了胡先生的觀點,調整了時間的判斷。爲此,知情者李一氓先生曾著文《高明的預見》(1986),記述了這件事情。李先生還說,胡先生曆來善於分析形勢,1974年以後,他們經常在一起做未來形勢的估計,胡先生的判斷與後來的現實大致相同。
 
  但是,1949年以後,胡先生的文字幾乎都被“官樣文章”籠罩着,見不到昔日的鋒芒與靈感。有一篇寫於1959年的《回憶商務印書館》,其中對於王雲五先生的評價,還充滿了怒氣。他批評王雲五把自己老婆的首飾送給孫中山,假裝支持革命;批評王雲五要求編輯每天必須寫多少字,以此來計酬,寫錯字還要扣錢;批評王雲五到國外學習剝削工人的方法,制定一些荒唐的制度;說王雲五拿商務的資本,投靠汪精衛;還說王雲五沒有學問,在政治上是很壞的人,等等。這樣的情緒,讓人聯想到1932年胡先生主編《東方雜志》時,爲編輯《新年的夢想》那篇大稿子,與王雲五先生之間發生的不快,他也因此離開了工作近20年的商務印書館。但1978年此文重新發表時,胡先生寫了一段《後記》:“這是大約20年前我的談話記錄。這隻能作爲一種史料,作爲商務印書館的歷史來看,有不少事實與觀點可能是不正確的。”確實,在1985年間,胡先生口述《我的回憶》,再談到王雲五先生時,他的口氣已經溫和了許多。
 
  胡先生的晚年,或曰文革後,他天才的靈感又一次迸發了。1979年6月18日,他寫給孫啟孟先生一封信,提出在民主黨派搞“群言堂產銷合作社”的構想,目的是:搞群言堂、不搞一言堂,搞經濟自治體,搞股份制,雲雲。今天讀起胡愈之先生的設想,我們還會讚歎:一位偉大的政治家,即使風燭殘年,他卓越的預判天才,依然靈光閃現。

創辦《世界知識》

 
胡愈之創辦的《世界知識》
胡愈之創辦的《世界知識》
  理論精深的思想家胡愈之,是中國現代出版文化事業的開拓者和一面旗幟。1931年“九·一八事變”發生後,他即預言日本帝國主義已在遠東揭開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序幕。鄒韜奮同年在《生活》周刊的“國慶特刊”上,將愈老所寫的《一年來的國際》論文一字不改地發表,顯示了他倆的膽識和勇氣。緊接着,1932年1月28日,日本帝國主義武裝侵入上海,“一·二八事變”爆發。在這種形勢下,胡愈老決意爲革命民主主義戰士鄒韜奮策劃創辦一個先進的學術文化堡壘,於是,生活書店於同年7月1日在上海開辦起來了。種種構想在取得進展,但胡愈老卻一點兒也沒有停步。國際間帝國主義、法西斯侵略勢力日益瘋狂,國内的國民黨政府反動腐敗,進步文化工作屢遭摧殘。胡愈之發展先進文化的革命毅力堅強不屈,他迎着困難邁步不懈。
 
  於是,他又決意籌劃出版《世界知識》半月刊。
 
  胡愈老爲了創辦《世界知識》雜志,邀約了許多精英,進行了多次會商。由於條件艱苦,他們隻能“隨遇而安”,但求能找個地方坐下來商談。有時在八仙橋基督教青年會,有時借用私人銀行的會客室。有一次到他主編《東方雜志》的老部下張明養新租的住處,那是在法租界呂班路萬宜坊,家具還未辦齊,胡愈之、鄭森禹、張明養他們就坐在地上商量。先後參加討論的有金仲華錢俊瑞張仲實張明養鄭森禹錢亦石邵宗漢畢雲程、夏衍、平心、章漢夫沈志遠周建人章乃器劉思慕曹亮王紀元、胡仲持等。金仲華、錢俊瑞、張仲實等先後擔任了主編,其他人多數成爲特約撰稿人。這真是在胡愈之聯繫下的群英會!胡愈老曾兩度要求張明養辭去《東方雜志》的編輯工作,參加擬議中的《世界知識》編務,均因他與商務印書館方面有合同而未果。終於《世界知識》1934年9月16日在上海出版了創刊號。
 
  《世界知識》的創刊,意義十分重大,爲革命事業建立了一個新的文化陣地,爲祖國的振興培養了一代又一代朝氣蓬勃的年輕人。
 
  胡愈老幹大事從不張颺,在《創刊辭》里竟謙稱《世界知識》爲“這小東西”,“這小東西”其實是中國出版史中的大制作。她含有多種學術文化元素,其研究範圍包括國際政治、經濟、軍事、外交和文化學術等各個門類。主編人選題、組稿,有論文、小品、雜記,還有漫畫、地圖、反映事實真相的新聞圖片。頭腦、心思、目光和游記、訪察、走動,缺一不可。
 
  當年《世界知識》半月刊,連圖帶文,也不過薄薄的一冊,但是她的精神力量頗強。她滋養了渴求世界知識的無數朝氣蓬勃的年輕人,催生了自發的讀書會、講習班;促成了一些研究機構與高等學校的開辦,促成了一些文化團體的成立和文字傳媒的出現。後來爲了抵禦外侮、了解世情、揭示侵略陰謀、思索有力有效的對策,還成立了必要的機構,配備了有相當資曆的人才。
 
  胡愈之老忙着親自主編《世界知識》的同時,還進行了大量社會政治活動、文化出版工作及統戰工作。後又匆匆經桂林、香港到新加坡,開辟海外宣傳工作,爲團結僑胞、迎接新中國的誕生做出了重大貢獻。
 
  新中國成立後,他曆任《光明日報》總編輯、主編《新華月報》、出任國家出版總署署長、文化部副部長、中國人民外交學會副會長、中華全國世界語協會理事長,是第一屆至第五屆全國人大常委,第六屆全國人大副委員長,第二、三、四屆全國政協委員,第五屆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國民主同盟中央委員會副主席、代理主席等。
 
  愈老誕生於1896年9月9日(光緒二十二年農曆八月初三清晨時分),於1986年1月16日11時15分在北京醫院病逝,享年91歲。  

胡愈之在南洋

 
  在中國新聞史上素有“革命才子”、“民主鬥士”之譽的前輩胡愈之先生,他出生在反封建帝制的年代,生活在祖國經歷重重劫難的時期。抗日戰爭中,他受命赴新加坡開創新聞陣地,直到年過六旬才回到他爲之終身奮鬥的新生的祖國。

受命於危難之時

胡愈之畫傳
胡愈之畫傳
  1937年盧溝橋“七七事變”發生後,國内和國際形勢瞬息萬變,急轉直下,報刊的國際形勢述評就顯得更加重要了。由新加坡愛國僑領陳嘉庚先生於1932年9月創辦的《南洋商報》隨之進行了改組,聘請有豐富辦報經驗的老報人傅無悶擔任編輯室主任,吸收了國内外10多家擔任記者、編輯參加采編工作。在編委會上,大家一致認爲應當請一位有名望的新聞界權威來出任主編。會上有人提到了曾任商務印書館《東方雜志》和《世界知識》主編的著名政論家、國際問題專家胡愈之。也有人認爲胡先生在國内身負重任,恐難南來星洲。正好當時副刊編輯張楚琨以特派員身份回國采訪抗戰新聞,張到重慶後,面見周恩來時,以試探的口氣提出了這一請求。使他沒料到的是不久後黨中央竟正式作出決定,委派胡愈之到新加坡參加《南洋商報》工作。接受任務後,胡愈之交割了國内的編務,立即轉道香港,乘坐一艘意大利郵船前往新加坡。
 
  入夜,海上風大浪急,艙内顛簸不已,胡愈之想到即將開展的工作,輾轉反側難以入眠。他披衣登上甲板上,寒風拂面而來,雙手扶欄眺望,四周一片漆黑,隻有天際閃爍的星星發出寒光,此隋此境,令他心潮起伏,臨危受命的胡愈之,回顧了自己50多年來的奮鬥曆程。
 
  1886年9月9日,胡愈之出生於浙江上虞書香之家;1919年在上海求學時參加聲援五四運動的鬥爭;1920年與鄭振鐸、沈雁冰等共同發起成立“文學研究會”;1925年積極投入五卅運動,被警方通緝,1928年初不得不流亡法國,考入巴黎大學法學院。
 
  1931年初回國後,立即參加新聞戰線的鬥爭,在上海與鄒韜奮等共同主持《生活周刊》,兼任商務印書館主編。不久後創辦了以國際時事《東方雜志》和《世界知識》並任主編。1933年9月加人中國共產黨,積極參加上海文化界抗日救亡運動,是反帝大同盟負責人之一。1935年發起組織救國會,並倡議成立國際宣傳委員會,向海外宣傳中國抗日的真實情況。1938年5月,他來到武漢任軍委會政治部第三廳第五處處長,在周恩來直接領導下,主管抗日宣傳動員工作。日後,他用筆記下了這段難忘的心路曆程。
 
  船抵達新加坡時,前來迎接他的竟有許多舊時的文友,胡愈之的到來,給報社同仁以極大的鼓舞,陳嘉庚和報社還擧行了茶話會爲他接風。
 
  1941年元旦,胡愈之正式出任《南洋商報》主編。1938年到新加坡並在該報副刊擔任編輯的著名文學家、通曉英、日、德幾種語文的鬱達夫,這次也出任副刊主筆,當時新加坡情況己十分危急,由他二人聯手主持報社編輯部工作,真可謂受命於危難之時。
 
  胡愈之上任後,大力改革《南洋商報》版面,在編發新聞的同時,配上照片、資料、漫畫,及時、形象、全面地報導祖國、南洋各地的抗日救亡活動。他除每天一篇社論分析時事外,並號召華僑社會以國家利益爲重,加強民族團結,有錢出錢,有力出力,奮起抗日,使報紙版面煥然一新,極大地鼓舞了廣大愛國華僑的鬥志。
 
  就在這年,陳嘉庚率領“南洋華僑回國慰勞視察團”訪問了重慶和延安。他與毛主席、朱總司令晤談後,思想上有了很大的轉變。回新加坡後,在許多公開場合介紹陝甘寧邊區戰勝重重困難,同仇敵愾,決心驅逐日寇的真實情況;同時也對國民黨當局提出了嚴厲批評,他認定“中國的希望在延安”。《南洋商報》及時以圖文並茂的形式報道了視察團此行的情況,全文登載了在歡迎陳嘉庚視察團回新加坡的公開講話,並配發了由胡愈之撰寫《海外華僑社會的民主浪潮》的署名社論,支持陳嘉庚先生的愛國主張,支持廣大愛國華僑團結、抗戰的進步要求。他那鋒利的筆觸刺痛了國民黨頑固派的要害,使其驚慌失措,恨之入骨。重慶方面竟不擇手段通過外交途徑,要求英國駐華大使命令新加坡總督驅逐胡愈之、張楚琨、李鐵民等五人出境,陰謀終未得逞。
 
  皖南事變後,從新四軍駐地撤退的沈茲九女士輾轉來到新加坡在《南洋商報》擔任編輯,和鬱達夫一起主持星洲華僑文藝界的抗日救亡工作。華僑社會對這位長期積極從事文化社會工作的進步女性深表敬仰,新聞界還擧行了歡迎茶會。沈女士住在中吝魯公寓,和鬱達夫、胡愈之是近鄰,他們經常在一起交流談心,而胡、沈二人在國内已共事多年,彼此十分了解,加上兩人的鬥爭經歷、文化素養也很相近,不久後,這對志同道合、思想默契、感情融洽的患難之交,在敵軍壓境的異國他鄉結成了終身伴侶。婚禮莊嚴而簡約,免除了世俗的繁瑣儀式,僅備薄酒一杯,清茶幾盅,邀約了幾位同行知己,就這樣開始了他倆相依相伴並肩戰鬥的新征程。  

流亡在赤道線上

  1941年末太平洋戰事爆發,日軍從馬來半島北部推進,直逼星洲,新加坡一片混亂。
 
  12月8日,來自中國和星洲的文化界人士發起成立了星華文化界戰時工作團(簡稱“星華文工團”)推擧鬱達夫爲團長,胡愈之爲副團長。並成立了青年幹部訓練班(簡稱“青幹班”),組織了演講、戲劇及歌詠宣傳隊,到工廠學校和街頭宣傳抗日,在華人占多數的新加坡,到處響起了一片抗日之聲。
 
  12月15日,英國派駐新加坡總督湯姆森在總督府會見陳嘉庚等華人領袖時,授意組織華人抗敵機構,陳嘉庚代表大家欣然接受了這項任務。在第二天召開的中華總商會僑團大會上議決,成立了新加坡華僑抗敵動員委員會,大會推擧陳嘉庚出任主席,由胡愈之擔任宣傳部主任。此後胡愈之幾乎每個星期都應嘉庚先生之邀到商會會所怡和軒俱樂部,暢談世界局勢和國家大事。胡先生了解陳老的思想、個性和作風,彼此相互尊重,總是以誠相見,談得十分融洽。
 
  1942年元旦過後,新加坡屢遭日機轟炸,島内一片混亂,形勢危在旦夕。陳嘉庚親自安排督促南僑總會的工作人員燒毁文件,帶領胡愈之夫婦、鬱達夫、張楚琨等一起乘坐租來的一艘小船,避居當時還未被日軍全面占領的印尼。
 
  來到印尼,經愛國華僑社團的安排,他們到蘇門答臘島上的巴耶公務鎮隱匿下來。後來又在當地華僑的幫助下,教他們這當拿筆杆的文人學習釀酒和做月巴皂。鬱達夫改名爲趙廉開起了豫記酒廠,張楚琨當上了經理和釀酒師,胡愈之則改名爲金子仙擔任會計,以此爲掩護並維持生活。
 
  爲了聯絡散居南洋各地的愛國抗日流亡者,胡愈之主持成立了地下組織“同仁社”,及時傳達抗日消息,以鼓舞鬥志。
 
  後來環境越來越惡劣,精通日語的鬱達夫認爲他可暫時獨自留守,與敵人周鏇,以觀動靜,讓大家先避居山區。胡愈之夫婦和其他幾位同事進入森林密布的馬達山,在一個小村莊落腳,以制造肥皂爲業。在蟄伏馬達山的兩年中,胡愈之也從未停筆,他從未接觸過印尼語,在避難的3年中,不斷向當地老鄉學習,不但能說一口當地人能聽懂的印尼話,竟然利用空隙時間寫出了《少年航空兵》和一本《印度尼西亞語言研究》,由此可見他學語言的悟性和頑強的學習精神。
 
  當時酒廠的事務由鬱達夫全權料理,由於有人告密,日本憲兵查出了鬱達夫的真實身份後,趁夜深人靜時逮捕了他,並在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後將他祕密處死。那時胡愈之等抗日文化人土的身份已完全暴露,處在日本憲兵的嚴密監視之下。後來據一名在日軍憲兵部當翻譯的台灣人透露,日本憲兵計劃在 1945年9月1日全面圍剿蘇門答臘島時逮捕胡愈之等,甚至連活埋的坑都挖好了,隻等到時候動手。8月15日,日軍投降,胡愈之他們雖然逃過了被活埋的劫難,但他的摯友鬱達夫的犧牲,令他痛心,更使他燃起了對殘暴的敵人的無比仇恨。  

擔任《風下》主編

  1945年9月,胡愈之等人從印尼返回新加坡,他們先後成立了新南洋出版社並於同年12月3日創刊出版了綜合性中文雜志《風下》,胡愈之以沙平爲筆名出任主編。
 
  《風下》是一本以支持當地民族鬥爭,爭取和平民主,團結教育青年爲主要内容的周刊。取名《風下》,寓有莊足新加坡兼及東南亞各國之意。
 
  該刊編輯部陣容很強,擔任編委的有楊騷巴人汪金丁盧心遠吳柳斯沈茲九等南來的文化人,每期都有他們采訪的新聞通訊和各種文體的文章。他們還團結了一批中國著名作家、學者,如郭沫若茅盾陶行知黄炎培何其芳樓適夷許廣平、馬凡陀、沈志遠等都經常爲《風下》寫一些散文、隨筆、詩歌和時評政論性文章,探討世界形勢,特别是東南亞時局,有時還發表一些科學小品和哲學短論。
 
  胡愈之以筆名每期圍繞一個主題爲刊物寫一篇《卷頭語》或時事評論縱論天下大事,一般在千字左右,言簡意賅,很受讀者歡迎。陳嘉庚以南僑總會名義致電杜魯門總統要求美國從中國撤回駐軍,停止援蔣打内戰,親國民黨的報刊立即發起了一場圍攻。胡愈之在《風下》社論《擧起民主運動的大旗》中,呼籲廣大僑胞支持陳嘉庚“堅持和平,反對内戰,堅持民主,反對獨裁,堅持團結,反對分裂”的主張,鼓舞了愛國華僑的鬥志。
 
  爲了幫助華僑青年解除失學、失業的痛苦,雜志社於1947年5月創辦了“自學輔導社”,團結了一大批正處於彷徨中的青年,鼓勵他們積極參加自學。自學的方法是由編輯部編寫語文和常識兩種讀本,按期刊登在《風下》周刊上,供社員自行閱讀,有困難可寫信向編輯部求教。輔導社每周都在雜志上刊登習題,每半個月布置一次作文,社員寫好後寄到編輯部批改,然後再寄還本人。胡愈之擔任自學輔導社的社長,指導教師有夏衍、陳促達、沈茲九、彭赫生、張明倫、汪金丁、盧心遠、顧庚等。南洋各地青年踴躍參加自學輔導社學習,至1948年2月初,社員已逾千人,爲培養當地新一代華僑骨幹起到了積極推動作用。 

《南僑日報》的誕生

  抗戰勝利後,胡愈之和陳嘉庚談起想辦一份大報的設想,這事正合陳老心意,於是找了幾位志同道合的朋友商量。陳嘉庚決定出資11萬,張楚琨、高雲纜出資9萬,再加上一些熱心朋友的支持,1946年11月26日一份立足新加坡面向南洋各地的《南僑日報》誕生了。該報由陳嘉庚任董事主席,胡愈之任社長,張楚琨任總經理,李鐵民任督印。
 
  陳嘉庚在創刊號的《告讀者》中寫道:“我愛國華僑本愛國真誠,求和平建設,茲故與各邦僑領共同創立《南僑日報》,其目的在於團結華僑,促進祖國之和平民主,俾使内戰早日停止,政治早日修明,國民幸福早日實現,以達到孫國父建國之主旨。”
 
  這份由胡愈之一手創建的報紙是一支由20人組成的突擊隊,每天有采寫、翻譯、編輯8大版,近8萬字,真正做到了“精兵簡政”。胡愈之每天要寫一篇社論,總要等到夜里12點的新聞電訊到齊後才能動筆。他往往邊寫邊排,午夜兩三點鍾後才能完稿。胡愈之通過《南僑日報》從輿論上支持陳嘉庚的正義主張。該報以較大的篇幅刊登陳嘉庚的專稿和演講詞,呼籲廣大華僑團結起來,反對獨裁,爲建立和平民主的新中國而努力。同時還刊登了解放軍節節勝利的消息和新中國即將成立的新聞。它還辟有《時事述評》、《民主論壇》及新、馬各地民盟的活動消息報道。他就這樣日複一日的盡心盡力,耗盡腦汁爲僑胞服務。華僑新聞界讚譽他是“老手斫輪”。胡先生總是自喻隻不過是“馬前卒”,但他肯定了華僑報紙的光榮傳統,他說“如果新聞記者的本職是民族革命的戰士,一部分先進的華僑記者是當之無愧的。”
 
  當國民黨統治區的民主運動遭到鎮壓的時候,海外華僑社會的民主運動卻取得了很大的進展。胡愈之在新加坡率先領導建立了“中國民主同盟馬來亞支部”並擔任主任委員。接着又在緬甸、泰國、越南相繼建立民盟組織,參加者不但有新聞界人士,還有教師、店員、小業主和一些開明的工商界人士。《南僑日報》開辟的《民主周刊》成爲中國民主同盟在新加坡的輿論陣地。最初每期一大版,後來才減至半版。爲了聯絡整個南洋地區的民主運動,胡愈之還依托報社在新加坡設立了“中國民主同盟星洲辦事處”。由於報紙的決策人和骨幹都是中國民主同盟新加坡分部的成員,因此形同民盟在新加坡出版的機關報。1946年6月8日《南僑日報》還刊登了“民盟星洲辦事處電至國府及中共反對内戰,要求美國勿對任何一方作軍事援助”引入矚目的消息。1947年1月20日通過的《中國民主同盟二中全會宣言》,《民主周照刊》以一大版的篇幅全文照登。
 
  1948年6月馬來亞英殖民當局根據緊急法令宣布取締新、馬的民盟組織,並下令驅逐一批骨幹,胡愈之隻得懷着滿腔惜别之情,和他的戰友一道離開抗日戰爭中他領導開辟的這塊輿論陣地,回到祖國。但他一手創辦的《南僑日報》的民盟分部對當地華僑社會所產生的影響卻久而不衰,成爲中國新聞史上濃墨重彩的一筆。
 
  1949年11月《南僑日報》創刊三周年之際,還發表了毛澤東題寫的“僑胞們團結起來,擁護祖國革命,改善自己的地位”和周恩來題寫的“海外僑胞與祖國人民團結--實現中華民族的徹底解放而奮鬥”的墨寶。  

出版成就

 
《胡愈之出版文集》
《胡愈之出版文集》
  胡愈之很有辦報刊這方面的天賦,據記載,他在讀小學時,就在家中編輯過《三日家報》和《家庭雜志》。在他70餘年的出版生涯中,創辦或主編了許多報刊,有些報刊非常有名;而且他創辦報刊的數量之多,也排得上“中國之最”。請看,1920年他與人湊錢爲家鄉辦《上虞聲》,1921年協助鄭振鐸創辦《文學旬刊》,1922年創辦世界語刊物《綠光》,1925年與葉聖陶等創辦《公理日報》,1926年參與籌劃出版開明書店《新女性》,1934-1935年爲生活書店創辦或出版《新生周刊》、《文學》、《太白》、《譯文》、《世界知識》、《讀書與出版》、《婦女生活》、《生活教育》和《光明》,1936年協助鄒韜奮在香港創辦《生活日報》,1937年創辦大型文摘《月報》和《救亡日報》,1938年創辦《團結》、《集納》和《譯報》,1941年任《南洋商報》主編,1945年在印尼創辦《民主日報》、在新加坡創辦《風下》,1946年創辦《南僑日報》,1949年創辦《光明日報》和《新華月報》,1984年創辦《群言》。
 
  在書籍出版這方面,胡先生也是一位奇才。1924年爲紀念《東方雜志》創刊20周年,由胡先生主持編輯“東方文庫”,計82種,100冊。1933-1935年間,由於鄒韜奮先生流亡在外,胡先生在生活書店主持編輯工作,出版圖書700多種,其中有名的叢書有“時事問題叢刊”、“學習與研究叢刊”、“黑白叢書”、“青年自學叢書”、“世界學術名著譯叢”和“新中國大學叢書”等,被鄒韜奮先生稱讚爲我們的“諸葛亮”,有無限的“靈感”;被胡耐秋先生稱讚爲生活書店的“總設計師”。另外,1926年,胡先生還參與創辦了開明書店,爲其制定經營方針與出版計劃。他在法留學期間,抽空在巴黎學習精裝書的裝幀技術,寫信傳授給開明書店的同仁們。被章錫琛先生稱爲“開明書店的參謀長”。
 
  說道1926年胡先生在巴黎的舊事,1984年接受《人民日報》采訪。他深情地談道:在法國,重要的著作“一般裝訂是不切口的,封面也是紙的,不過上面印上書名、作者的名字。這種書買來後,要用切紙刀一頁一頁地裁開,才可以閱讀。一些愛書的人都喜歡買來自己重新裝訂,裝上皮面或者布面,以便永久保存。他們根據個人不同的愛好,選用各種皮和布,自己進行裝訂。所以書籍的裝訂便成爲一種藝術,在法國和德國都有這種情況。隻有英美的書,是裝訂好出賣的。魯迅、周作人,還有一些日本的作家,都喜愛這種裝訂。如魯迅的第一部譯著《域外小說集》,就是不切口的。中國稱爲毛邊書,魯迅更稱自己是‘毛邊黨’。” 對於愛書人來說,那是一段很值得珍藏的記憶。
 
  回顧胡愈之先生的出版業績,有3部書必須提及。一是1937年10月,埃德加•斯諾《紅星照耀中國》在英國出版。當時斯諾先生在上海,他收到樣書後,送給胡先生。胡先生立即組織王廣青、林淡秋、章育武、吳景崧、胡仲持、許達、傅東華、邵宗漢、倪文宙、梅益和馮賓符12位譯者分頭翻譯,他本人也以“陳仲逸”爲筆名參與其中。爲了顺利出版,胡先生把書名改爲《西行漫記》。他還爲此書專門成立一家出版社“複社”。在不到兩個月的時間里,就推出了新書。當時資金不足,杜月笙先生資助1000元,起了很大的作用。據說斯諾先生看到中文版非常高興,但第二天早晨找到胡先生說,昨天他與夫人吵了一個晚上,因爲胡先生在“附記”中稱斯諾“夫人”爲“愛人”,引起了她的誤解,怎麼解釋都沒用,他們隻好挖改紙型,重印了事。
 
  另一是1938年出版《魯迅全集》。這部書稿600萬字,由巴人、許廣平編輯,擬出版20卷。胡先生也把它放到複社出版。爲此,他做了兩件重要的工作。一是請宋慶齡和國民黨元老蔡元培先生出面支持;蔡先生還題寫了書名,並且在序文中寫道:“最近時期,爲舊文學殿軍的,有李越縵先生,爲新文學開山的有周豫才先生即魯迅先生。”再一是組織陶行知、王紀元、巴金、茅盾、周恩來等人四處推介,書還未出,已實現認購百餘部,預收款4萬餘元,孫科、邵力子等國民黨人都認購了10套。保證了全集的出版。
 
  說起來胡先生與魯迅先生還有一點師生情誼。1911年他曾在魯迅先生任學監的紹興府中學讀書約半年。有一次胡先生寫游戲文字攻擊同學,被魯迅先生看到,所以給他的學期評語是“不好學”。但是胡先生很懷念那一段時光,他在晚年依然寫道:“魯迅是我最尊敬的師長。”據鄭振鐸先生說:“偉大悲壯的魯迅葬禮的擧行,也是他在策動着的。”
 
  還有一套重要的叢書,即“知識叢書”。那是在新中國成立後,胡先生編書之心不死。1961年,他召集包之靜、王益、王子野、陳翰伯、陳原、金燦然在四川飯店吃中飯,提出由幾家出版社聯合出版“知識叢書”的創意。計劃每年出五六百種,編委會中包括茅以升、竺可楨、華羅庚等,一共56人。當時中宣部部長陸定一召開辦公會,專門研究“知識叢書”出版的事。時任副部長的周颺先生說,由胡愈之做主編,“這等於有出版界的‘佘太君’出來掛帥,太好了。”胡先生親自請竺可楨先生寫《物候學》。叢書版式由範用先生設計,封面以藍、綠、黄、紅4種顏色分類。第一本是王力的《詩詞格律》,後來還有金開誠《詩經》、楊伯峻《文言文法》、沈起煒《文天祥》、李儼《中國古代數學簡史》、林森木《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和華羅庚《運籌學》等,一共出版30多種。時至文革,叢書出版戛然而止,這也成爲胡先生一生編輯工作的絕唱。  

著作影響

 
《胡愈之》--中外名記者叢書
《胡愈之》--中外名記者叢書
  他一生著作不是很多,上世紀90年代三聯書店出版《胡愈之文集》6卷,還有譯林出版社出版《胡愈之譯文集》2卷,收入的多數是報刊文章。其實他20歲左右在商務印書館工作時,就寫了第一本小冊子《利息表》;他還寫過小說《少年航空兵》,以及《漢譯印尼語詞典》和《印尼語語法研究》等。他1936年翻譯的M.伊林《書的故事》很有名。1998年我們編輯“新世紀萬有文庫”時,還將此書收入“外國文化”書系中,陳原先生爲新版寫了序言。
 
  胡先生最有名的著作《莫斯科印象記》,創作於1931年。那時他從法國學習歸來,途徑蘇聯作7日參觀,歸國後撰寫此書,一年内再版5次,引起巨大反響。魯迅先生曾寫道:“這一年遇到兩本不必用心戒備居然看完了的書,一是胡愈之先生的《莫斯科印象記》,一就是《蘇聯見聞錄》。”他說,不是一些觀念,或者一些主義。他寫的“最大的奇蹟是人性的發見”,還有“那樣的制度填平了成人與孩子之間的鴻溝”。
 
  應該說,在胡先生的一生中,他發表的報刊文章最有影響力,它們深刻地反映了胡先生天賦的才華與偉大的思想洞察力。比如,1915年他在《時事新報》發表《世界與與世界和平》,成爲“中國最早提倡世界語”的人(朱光潛語);1931年他在《東方雜志》發表著名文章《寇深矣!》,率先提出“全民族團結抗日”的主張;同年他在《社會與教育》發表《尚欲維持中日邦交乎?》,率先提出與日本斷交的主張;同年他首次在鄒韜奮先生主編的《生活周刊》上發表文章,題爲《一年來的國際》,率先預言日軍侵占東三省,將成爲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序幕;1933年他在《生活周刊》發表《民眾自己起來吧!》,致使該刊被查封;1934年他在《太白》創刊號上發表“怪文”《怎羊打到方塊字-提倡寫别字和詞兒連寫》,被稱爲“漢字改革的先行者”;1937年他與夏衍先生在《救亡日報》頭版,首先喊出“主和者就是漢奸!”的口號,此後又在鄒韜奮先生主編的《抗戰》上發表《謹防疫病》,反對對日妥協,引起毛澤東關於“反對投降主義”的著名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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