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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 17592 次 历史版本 0个 创建者:jadan_lu (2011/4/2 11:04:37)  最新编辑:jadan_lu (2011/4/2 11:04:37)
一條鞭法
拼音:yītiáobiānfǎ (yitiaobianfa)
一條鞭法
一條鞭法
  “一條鞭法” 是明代嘉靖時期確立的賦役制度,由張居正提出。 《明史 食貨志》:“一條鞭法者, 總括一州之賦役, 量地計丁, 丁糧畢輸於官, 一歲之役, 官爲僉募, 力差則計其工食之貨, 量爲增減, 銀差則計其交納之費, 加以增枆。 凡額辦、派辦、京庫歲需與存留供億諸費, 以及土貢方物, 悉並一條。皆計畝征銀摺辦於官, 故謂之一條鞭法。”將過去按地、戶、丁分别征收實行,征發徭役的賦役制度改爲按土地、人丁征收貨幣與白銀;將過去由納税戶輪流征收解運改爲官府自行征收解運。 目的 簡化税制,增加收入,方便征收税款。

出台背景


  明初賦役之法主要的特點是賦役分開,實物與貨幣兼收以及民收民解。賦是田賦,沿用唐宋兩税法。田地首先分爲官田與民田兩大類,官田的田賦高於民田,原因是田賦中含有田租。官田和民田,通常又各按土地的肥瘠分爲不同等則,田賦的税率根據田地的等則有高低的區别。田賦繳納的物資,夏税小麥爲主,秋糧以米爲主。米麥稱爲“本色”,其他如絲、絹、錢、鈔、銀等替代米麥的稱爲“摺色”.繳納田賦以米麥等爲標准,其他物摺合米麥繳納,各項錢糧都有指定的輸送地點,同時又因用途的緩急也有解運的先後不同,征收解運都由民間自行辦理。役對戶口征課,對象是戶和丁,役的種類是所謂“四差”:里甲、均徭、驛傳、民壯,明代的戶有三種:民戶、軍戶、匠戶,軍戶應兵役,匠戶應工役,一般的役則以民戶充當,而民戶通常分爲三等九則,而丁則以十六爲成丁,至六十免役,丁也有等則,丁之等則隨戶之等則而定。四差中又以里甲爲正役,里甲是官府編組人民以供應賦役的一種方式,以地域相鄰的一百一十戶爲一里,一里之中,以丁多和資產占優的十戶爲里長,其餘一百戶分爲十甲,每甲十戶,十戶中有一人爲首領,稱爲甲首。每年由里長一名,甲首一名,率領本甲十戶應役,十年之内,每甲長、每甲首、每甲人戶都依次輪流服役一年。里甲最初主要是傳辦公事及催征糧差,但其後發展到官府的祭祀、宴饗、營造、饋送……等等,都由里甲供應。均徭是服務於官府的經常性的各項差役,如皂隸、獄卒、庫子、鬥級等,各種常年差役按戶等編派,均徭按“丁”編派。驛傳的職務是備辦人夫、馬騾、船隻以傳遞官府文書和措辦廪給口糧以款待及迎送大小過境官員。民壯即民兵,是一種軍役,用以輔助衛所兵卒之不足。諸役的編派都與丁糧有關,丁多糧多之戶相應的役也重。

  從前述可知,一條鞭法出台之前的明代賦役制度建立在一種分類核定的基礎上,從田賦而言,田畝權屬、面積需要核定,而田地的等級需要明確等則,因爲田賦税率甚至解送都與之相關。從勞役而言,戶等決定了丁等,而戶丁等則則與勞役相關。可以認爲當時的賦役原則是一種累進税制。財力人力占優的人戶相應地承受着較高的税率。累進税制奉行有力者多承擔的規則,它的原理是認爲占有社會財富較多的社會成員同時也是受益於社會最多的社會成員,因此應該承擔較之他人更多的義務。累進税制符合社會通行的公平觀念,但是累進制的實行也不可避免地會遭致經濟優勢階層的反對和抵制。根據嚴格的效率標准,對不同的人征税,應當根據他們的各自的預期行爲反應[3].這意味着對反應較強的人征收較高的税賦時會面臨較大的挑戰。這種抵制是以豪強和里胥相互勾結的方式進行的。“富者以賄免,貧者愈困”[4] (卷 16)。從洪武年間開始實行的作爲田戶依據的黄冊和魚鱗圖冊事實上早已混亂不堪,各地征收賦役所依據的並非上報中央之黄冊,而是地方另行編撰的所謂“白冊”。由於累進税制建立在複雜的分類核定的前提上,而地方政府隻有非常少的在冊官吏,大量登記核定的事務必須委之鄉里,這就給地方豪強制造了充分的機會可以魚目混珠,通過勾結里胥,改變田則、戶等,偽造賦役文書,達到偷逃税負的目的。

張居正家堂
張居正家堂
  早在宣德六年五月,浙江右參議彭璟就曾上奏:“豪富人民,每遇編充里役,多隱匿丁糧,規避徭役。質樸之民皆首實。有司貪賄,更不窮究。由是徭役不均,細民失業。”[5] 本來應該承擔較多的賦役任務的富豪人戶憑借賄賂有關管理機關和經辦人員而隱匿丁糧,反使貧苦小民承擔了本不應承擔的過重的徭役負擔,造成小民傾家破產。成化二年八月,給事中丘弘再次進言十一事,言“官吏、里書,乘造冊而取民財;豪富奸狡,通賄賂以避重役。以下作上,以亡爲存。”[6] 指出税法不能嚴格施行,根本原因是官吏、里書與富豪勢力通同作弊,收受賄賂,以權謀私。景泰二年三月,戶部具議事雲:“各處人民並軍衛官旗人等,不許於附近别縣置買田地作寄莊戶,及詭立姓名,致隱里甲賠納糧草。違者發戍極邊。各處寄籍人戶,令各將戶内人丁、事產盡實報官,編入圖甲,納糧當差。……違者本身發戍口外,田產盡數沒官。攢造黄冊,奸弊不可枚擧。從前作弊者,許令自首改正免罪。今次各司、府、州、縣官,務令書算之人,從實攢造進呈。……若有奸弊,查勘得出,及因事露,照名查提問罪,發戍遠邊。”[7] 提出對破壞賦役制度的行爲嚴厲打擊,但是顯然這種現象並沒有什麼改變,嘉靖九年二月,江西道監察御史周襗條陳五事,仍稱“邇來大造黄冊,多飛派、詭寄之奸。故徭役之征,多放富差貧。”[8]

  之所以政府對於偷逃賦役的行爲治理不力,一個最主要的因素,乃是因爲破壞賦役的行爲是出自一個強有力的利益共同體,豪民與里胥(也包括部分官員)有着密不可分的利害關係,一方行賄而得以逃避賦役,一方受賄而敗壞法律。握有權力的里胥若嚴格依法辦事則無法穫得維持家庭生計的條件,權力尋租也是人情之常,對於地方富豪,以較小的代價即可穫得大量利益,雖有法律威懾,但逐利的動機仍然強烈,更不必說由於是利益合謀,遭到法律制裁的幾率也大爲減小,也構成了逃避賦役的激勵。

  需要指出的是明代地方官員在税收征管上承擔着沉重的財政責任。宣德五年規定:“天下官員三六年考滿者俱令赴部給由,所欠税糧,立限追征,九年考滿就便銓注,任内錢糧完足,方許給由。”[9] 嘉靖年間再一次重申:“令天下官吏考滿遷秩,必嚴核任内租税,征解足數,方許給由交代。”[10] 征解税糧成爲官員考課的硬指標,直接關係到地方官員的仕途前程。不能完成税收指標的,輕者停俸,重者不予升遷、降職。可以說,税法的敗壞直接危及地方官的利益,他們因之成爲推動變法的力量。

一條鞭法的字面含義


  首先碰到的疑惑即是一條鞭法的字面含義問題。一般來說,對於概念的理解,固然不能望文生義,但常常可以顧名思義。如唐代的兩税法即是“一年分夏季和秋季兩次納税”;清代的攤丁入畝即是“把丁税平均攤入田賦中”.這種循名責實的方法的確是理解概念的好途徑。但用這種辦法從字面來理解一條鞭法則行不通,因其内容與“鞭”字毫無關係。這也是一條鞭法不好理解的地方。其實,“一條鞭” 的“鞭”的正字應爲“編”,“鞭”字乃俗寫①。一條鞭應是一條編,其含義即將賦内(如田賦、雜税等)、役内(如按戶征派--“里甲”、按丁征派--“均徭”、臨時征派--“雜泛”等)各條款總編爲一條,皆計畝征銀。或者說,先將賦内和役内的各款合並,再實現賦役合並,統一編派到田畝上,一律征銀。所以,對一條鞭法字面含義的理解關鍵是抓住“一”和“編”,既可理解爲“各種征派總編一條,計畝征銀”,也可以理解爲“賦役合並,統一編派,計畝征銀”。

一條鞭法的内容


  和明中葉以前的税收制度相比,一條鞭法並沒有改變税負的總額,或至少目的不在於此。税政改革是一個典型的零和博弈,它僅僅改變了税負征收的方式,並在實際上改變了各個納税人對税負的承擔。實行一條鞭法以前,無論賦役都是依據丁糧多少分爲不同等則進行征納,但是這種累進制的税收原則遭到了豪門大戶的激烈抵制,由於強豪與税務經辦人員的合謀,導致大量本應由富戶承擔的義務轉嫁到貧民小戶身上,相當一部分普通納税人破家失業,最後也嚴重危及政府的財政基礎。因此針對這樣的情況,一條鞭法放棄了累進税制,采取了近似於一刀切的比例税制,希圖通過矯枉過正的措施,改變豪民逃税、小民不堪重負的狀況。

  一條鞭法之前的税法采行累進税,奉行力多者多承擔的公平原則,但實行的結果卻適得其反,小民往往因不堪重負而逃亡①,國家財政也不敷支用。一條鞭法同樣宣稱公平原則,不過此一公平已不是彼時富者多出意義上的公平,而是一體均當意義上的公平,也可以認爲是較低水平上的公平。原因是從前較高層次上的公平不僅不能實現,且已損及小民最低限度的生存。一條鞭法是一種退而求其次的制度,它不求從根本上(徹底清丈地畝,整頓黄冊,消除舞弊)革除弊端,而謀求一種較爲現實和中庸的解決之道,雖然一體均征對於家僅薄田數畝的小民而言遠非理想的政策,但是較之被富豪欺逼、胥吏壓榨以至傾家盪產的悲慘境地,新的法律環境於大多數人仍是一種現實的改善。至於國家,則希望通過制度上的安排,有限地增加富戶承擔的實際義務,在貧富之間重新分配義務,使兩者的負擔維持在各自都可以接受的範圍内,而國家財政能夠得到穩定的維持。

張居正
張居正
  一條鞭法最經典的定義見於食貨志:“一條鞭法者,總括一州縣之賦役,量地計丁,丁糧畢輸於官。一歲之役,官爲僉募。力差,則計其工食之費,量爲增減;銀差,則計其交納之費,加以增耗。凡額辦、派辦、京庫歲需與存留、供億諸費,以及土貢方物,悉並爲一條,皆計畝征銀,摺辦於官,故謂之一條鞭。” [10] 但這里描繪的是一條鞭法的理想圖景,而在實際上,不同時期、不同地域一條鞭法的實施在程度上是有明顯差異的,但大體精神則是一致的。梁方仲先生曾將一條鞭法的特征歸納爲合並編派、合並征收、用銀繳納、官收官解等[11].各項税糧合並,采用統一的税則;各項差役合並;役歸並到田賦中一體征收;賦原則上不再征收實物,役也由原來的力差、銀差兼征改爲統一納銀;在征收方式上由民收民解改官收官解,納税人隻需要交納税銀,至於田賦運送、差役征募均由官府負責。

  一條鞭法較此前法律最根本的改變均針對先前税政的弊端。不再區分官田民田、簡化甚至統一田等,針對的是里胥書手收受賄賂高下其手,以上作下,以下作上的弊病,索性取消不同的納税等則,所有田畝隻按每畝多少石糧食繳納田賦,如此一來,以整齊劃一的税率堵塞了所有確定田賦納税等則中可能發生的舞弊行爲。針對賦税摺納中或征收本色或征收摺色以及采用不同摺納比例產生的使税收經管人員可以從中漁利的問題,幹脆規定以法定的摺合比率一體征銀,從而有效避免了摺納環節的漏洞。針對勞役編派中不同役差輕重不均而產生的豪民避重就輕的漏洞,取消按戶丁等級編派勞役,將所有差役合並征銀,所有人戶也一律按統一的標准承擔勞役。針對税收征解過程中官司需索、遠近懸殊造成負擔不均的弊端,改民收民解爲官收官解,人民隻要完納税銀就已完成納税義務,避免了在税收征解環節中有司的盤剝和勒索。

  由此可知,一條鞭法的要旨乃是以立法救執法之弊。從分析中可以看出,前法和後法在價值取向上是一致的,累進税制也未必不符合社會理想,富者多出力、貧者量力而行即使在今天看來也不失爲一種科學的制度,前法不能有效施行問題並不在於法律内容,而是政府沒有足夠的執行能力與部分利益集團的規避法律的行爲相抗爭,新的一條鞭法試圖回避矛盾,而另辟蹊徑,以簡單劃一來對付徇私舞弊,至於這一思路是否能取得成效,則有待事實檢驗。

一條鞭法的實施情況


  最初倡行一條鞭法的是嘉靖十年三月御史傅漢臣的進言②,之後一條鞭法開始在南方的部分地區施行。一條鞭法的盛行是在嘉靖四十年左右,此時施行區域已從南方擴大至北方,江西、浙江、南直隸、廣東廣西、福建都有比較成熟的經驗,劉光濟在江西,龐尚鵬在浙江、海瑞在南直隸促成了這一期間一條鞭法的大力推廣。但總的看來支持與反對的意見都很多,支持者以爲一條鞭法負擔公平、舞弊困難、税額確定、征輸便利,反對者認爲負擔不平、無普遍適用性、征銀於農不利、容易侵吞等。因此一條鞭法此期仍屢興屢廢,“至萬曆九年乃盡行之”[10].由於首輔張居正的推動,一條鞭法得以通行全國,成爲穩定的制度。迨至萬曆末年加增遼餉、剿餉、練餉等,非但一條鞭法無法施行,而明廷之財政也終告破產。

  黄仁宇認爲一條鞭法代表了16世紀明代管理者試圖穫得一種理想狀態的努力:役被完全取消;里甲體系,不管在形式上,還是實質含義上,都不再存在;任何殘留的人頭税,都將並入田賦之中。而納税人可以通過分期支付單一的、固定的白銀來履行對國家的義務。[2] 但是即使在立法層面上,這一理想也距離現實非常遙遠。首先是役並未被完全取消,仍有一部分勞役在條編之外獨立存在;其次實物税還在許多物品上保留着,尤其是供應宮廷的物資;此外丁銀的存在也意味着人頭税依舊存在。

  按照一條鞭法的初衷是在均平賦役,蘇解民困,“民如限輸錢訖,閉戶臥,可無複追呼之撓”,[12] 從現存記載看,在一條鞭法實行之初,確曾起到革新舊法之弊的作用,也受到民眾歡迎。“自條鞭之法行,則夏税、秋糧、均徭、帶征,確有定額。里胥無由飛灑,奸豪無從規避,簡易均平”[13],劉光濟在江西推行一條鞭法,“父老於是無親役之苦,無鬻產之虞,無愁歎之聲,無賄賂侵漁之患”,[14] 百姓感激他而爲之立仁政祠,但是這種改良並沒有維持多久。

  一條鞭法原以征銀入官、取用於官,但一條鞭法施行後,舊的攤派並沒有消除。一條鞭法沒有達到消除雜役之害的目的,海瑞就曾經指出“各州縣尚有力差名目可恨可歎”.[15] 一條鞭法的破壞,突出表現爲額外增派,萬曆十五年六月,戶部覆禮科右給事中袁國臣等題奏:“條鞭之法,有司分外又行增派,撓民殊甚”.[16]《通鑒》說 “自嘉靖以來行一條鞭法,頗稱簡便,然諸役冗費名罷實存,有司追征如故”.[17] 結果“糧長里長之名罷而其實存,諸役仍至複僉農民,法行十餘年,規制頓紊,不能盡遵行也”[18].大體上在萬曆末天啟初,一條鞭法已不遵守[19].崇禎三年,河南巡撫育範景文言:“民所患苦,莫如差役。錢糧有收戶、解戶、驛遞有馬戶,供應有行戶,皆僉有力之家充之,名曰大戶。究之,所僉非富民,中人之產則爲之傾。自變爲條鞭法,以境内之役均之境内之糧,宜少蘇矣,乃民間仍歲奔走,罄資津貼,是條鞭行而大戶未嚐革也。”[10]

  一條鞭法施行還滋生了另一個以後影響非常久遠的問題,即火耗問題,因税法規定納銀,而銀兩熔鑄過程就產生了所謂“火耗”,於是地方官府紛紛向納税人收取額外的費用,號稱彌補熔鑄的損耗,火耗成爲地方聚斂的一個巧妙的手段,也成爲納税人沉重的負擔。火耗歸公直到清朝才得到基本解決。

  一條鞭法的施行,大體狀況如此。客觀地看,一條鞭法曾在施行之初,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舊法之弊,但不久,舊法的弊端又都以不同的形式一一顯現出來了,與此同時,新的問題也開始產生。

評價


  1578年,當時已是明朝首輔的張居正下令清查丈量全國土地,他首先清查了自己在老家江陵的田產和賦役,結果發現,自己按規定優免田糧應該是70餘石,但在縣衙賦役冊中注明的優免田糧卻是640餘石,多出的570餘石均是别人將自己的税負偽報在張居正名下的。

  以張居正當時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身份尚不能避免别人借機偷税漏税,這就是當時積弊已久的累進制積税制度下的產物,也是張居正推行“一條鞭法” 的初衷。

  但事實上,“一條鞭法”法如同張居正本人一樣,在後世被打上了毁譽參半的烙印。

一條鞭法並不科學


  “一條鞭法”並不是張居正的發明。最早是由内閣大學士桂萼於明嘉靖九年(1530年)首先提出。後來,一些地方官員在江西浙江福建等地試行。萬曆九年(1581)張居正改革,開始向全國推廣。其内容概括爲:“總括一縣之賦役,量地計丁,一概征銀,官爲分解,僱役應付。”

  簡言之,要賦役合並,將各州縣賦税徭役的種種項目統一編派,總爲一項征收;差役合並,役歸於地,把過去按照戶丁派役的辦法改爲按照地丁或丁糧派役;田賦征銀,官收官解,除國家必需的漕糧繳納實物外,其餘部分摺成銀兩繳納,改民收民解爲官收官解,把銀兩全交官府,由政府開支,用於購糧或僱役等。

  和改制前的明朝税收制度相比,“一條鞭法”並沒有改變税負總額,其目的也不是爲了“減税”.它改變的隻是征税的方式以及不同納税人對税負承擔的多少。

  明初,賦役沿用的是唐朝的兩税法,以每戶占有土地頃畝、資產多少爲收税依據,賦役分開。此外,諸役編派都與丁糧有關,丁多糧多之戶相應役也重。

  這意味着,“一條鞭法”之前的明朝賦税制度采用的是累進制的征税標准。奉行的是有力者多承擔的規則,因此財力人力占優的人戶相應地承受着較高的税率。這種累進税制從某種意義上說,它比之後實行的“一條鞭法”更具有科學性。

  但當時實行的累進制征税制度,由於遭致經濟優勢階層的反對和抵制,積弊已久。宦官、權貴、大小官僚和豪強地主在無忌憚地兼並土地的同時,卻憑借特權不納税,或者通過各種途徑偷税漏税,致使當時的國家收入減少了一半之多。再加上當時的明朝由洪武時期遺留下來的賦役科目龐雜又繁密,豪強官員因緣爲奸,致使農民不斷破產,流移日重。

  在此背景下,“一條鞭法”放棄了過去的累進税制,采取了近乎於一刀切的比例税制,希望通過矯枉過正的措施,改變豪民逃税、小民不堪重負的狀況。

  “一條鞭法”不再根據官田民田、田好田壞設定不同的納税等則,而是將所有田畝隻按每畝定額繳納田賦。以整齊劃一的税率堵塞了所有確定田賦納税等則中可能發生的舞弊行爲。

  此外,爲了堵住勞役編派中不同役差輕重不均而產生的漏洞,“一條鞭法”取消按戶丁等級編派勞役,將所有差役合並征銀,所有人戶也一律按統一的標准承擔勞役。

  用這種比例制代替累進制,並不能算作是一種制度上的進步。這隻是明政府在積重難返的情況下不得不做的一次“掙紮”.

以立法救執法不可行


  但這次掙紮注定隻是一次苟延殘喘而已。

  雖然張居正任内閣首輔長達十年,但是直到他執行的最後兩年,才開始施行“一條鞭法”,而且“一條鞭法”的有效施行的時間卻也很短暫。從1580 年全國土地清丈完畢算起,到1610年(萬曆末年),“一條鞭法”幾乎已被破壞殆盡。而這之間,從1582年張居正去世後,“一條鞭法”就逐漸淪落,名存實亡。

  史上對“一條鞭法”的實施效果大都持保守意見。首先,“一條鞭法”在全國的推行非常不徹底。這源於清丈土地的不徹底。其次,施行“一條鞭法”之後,舊攤派並沒有消除。至萬曆末年,各地又增加遼餉、剿餉、練餉等,重新加收雜派,更加重了百姓負擔。

  再次,“一條鞭法”自身也有弊端。如大地主將財產分成更小部分公開登記,從而逃避差役。沉重徭役又被轉嫁到窮人身上。同時,南方與北方、瘠肥田之間的地區差異致使“一條鞭法”很難做到公平。

  用“比例制”代替“累進制”,其要旨是以立法救執法之弊。這不是一次徹底的税制改革。歷史學家黄仁宇認爲,“一條鞭法”失敗的原因之一是整個税收系統並沒有根本性變革,包括政府預算體系以及金融體系變革都並未發生。

  税制上的改革無力挽救一個朝代的危亡。對於“一條鞭法”的失效,主要的原因是張居正沒有從政府機構、行政管理制度上輔以各種配套改革措施,進而從根本上制約甚至消除豪強、地主等各種利益派别。

  這涉及到一個更深層次的制度性變革,其深遠意義是“一條鞭法”難以望其項背的。

  在彼時,張居正主導的改革甚至以回天之力,讓走向衰亡的封建制度重新散發熠熠光彩,雖然曇花一現,但足以讓後人敬仰。但張居正並未穫得這樣的殊榮,他的獨斷專行、玩弄權術,使他無法擠進像海瑞一類的賢臣行列。這讓張居正成爲很難讓後人去做出評價的歷史人物。

  而僅僅是淺層的“一條鞭法”改革,就已經讓死後的張居正付出了抄家滅門的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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