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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 34692 次 历史版本 2个 创建者:于归 (2011/3/11 11:31:04)  最新编辑:小桥流水 (2015/10/10 10:47:33)
武昌起義
拼音:Wǔchāng qǐyì
同义词条:辛亥武昌起义
武昌起義
武昌起義
 
  武昌起義,是1911年10月10日(農曆辛亥年八月十九日)在武昌發生的一場旨在推翻清朝統治的兵變。黄花崗起義失敗後,一部分革命黨人(共進會文學社)決定把目標轉向長江流域,准備在以武漢爲中心的兩湖地區發動一次新的武裝起義。通過革命黨人的努力,終於在1911年10月10日成功地發動了具有劃時代意義武昌起義。起義的勝利,逐步使清朝走向滅亡。武昌起義結束了中國兩千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中華民國,是亞洲和中國走向民主共和的開端,在中國歷史中具有里程碑意義。
 

簡介

武昌起義
武昌起義

  辛亥武昌起義是在黄花崗起義失敗後,一部分革命黨人決定把目標轉向長江流域,准備在以武漢爲中心的兩湖地區發動一次新的武裝起義。通過革命黨人的努力,終於在1911年(農曆辛亥年)10月10日成功地發動了具有劃時代意義武昌起義。起義的勝利,逐步使清朝走向滅亡。

  1911年10月10日(夏曆辛亥年八月十九日),武昌起義一聲鎗響,標志着辛亥革命的全面爆發,譜寫了資產階級革命奪取全國勝利的新篇章。

  自從1840年鴉片戰爭以後,隨着帝國主義各國侵略的進一步加深,中國淪於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境地。帝國主義同中華民族的矛盾日益加劇;腐朽的清朝統治者對外妥協投降,對内横征暴斂,促使階級矛盾空前激化。各地群眾奮起反抗,鬥爭風起雲湧。但是這些鬥爭都是自發的,缺少組織和領導。以孫中山爲首的資產階級革命派宣傳革命理論,組織革命政黨,先後發動過十次武裝起義,雖然遭到了失敗,但每次起義都起到了宣傳革命、振奮人心的作用。

  湖北位居長江腹地,武漢素稱“九省通衢”,是水陸交通中心。帝國主義各國早就在這里辟租界,開商埠,辦工廠,掠奪原料,傾銷商品,把侵略的魔爪伸向城鄉各個角落。這就阻礙了民族工商業的發展,促使農村經濟破產,人民被迫走上革命的道路。1904年7月,武昌出現了第一個革命團體——科學補習所,隨後又陸續成立日知會、文學社、共進會等祕密革命組織。湖北革命黨人深入新軍,宣傳革命,在士兵中發展革命組織,進行了長期艱苦的工作,直到武昌起義前夕,新軍中已有三分之一的士兵參加了革命組織,成爲起義的主力軍。1911年4月,廣州黄花崗起義失敗以後,同盟會領導人決定把革命的重心轉移到長江流域,在同盟會中部總會的推動下,實現了湖北地區革命組織的大聯合。夏天爆發的四川保路運動,預示着全國革命風暴的到來。武漢新軍大部被調入川,統治者的武力減弱,武昌起義的條件已經成熟。9月24日,文學社與共進會在武昌擧行聯席會議,推蔣翊武爲臨時總司令,孫武爲參謀長,制定了起義計劃。但實際起義並沒有按預定計劃進行。10月9日,孫武在漢口俄租界寶善里革命總機關趕制炸彈時不慎爆炸,文件全被俄國巡捕蒐走,機關暴露。蔣翊武得知此消息,立即召集緊急會議,決定當晚起義。但因命令未能及時送到,起義沒有實現。湖廣總督瑞澄下令蒐捕黨人,武昌機關遭到破壞。10月10日,瑞澄繼續按冊捕人,形勢十分嚴重。在這緊急關頭,新軍中的革命黨人自動聯絡。當晚7時過後,工程第八營革命黨的總代表、後隊正目(相當班長)熊秉坤領導該營首先發難。他率領十多名革命士兵直奔楚望台軍械庫,守庫的本營左隊士兵鳴鎗配合,顺利地占領了楚望台。工程營左隊隊官(相當連長)吳兆麟被推爲臨時總指揮。當天夜里11時左右,革命軍以工程營爲主力,分三路向督署發起猛攻,督署守兵千餘人以強大火力阻擊,各路大軍均不得手。午夜時分,發起了第二次進攻,瑞澄聞炮喪膽,從督署後牆鑿洞逃遁。次晨2時,革命軍再次發動進攻,終於在黎明前攻下督署。武昌起義勝利了!11日晚及12日凌晨,革命軍先後占領漢陽漢口,武漢三鎮完全光複。這是孫中山領導革命起義以來第一次取得的勝利。消息傳出,全國和全世界爲之震動。

起義背景

辛亥武昌起義
辛亥武昌起義

  戊戌變法失敗之後,激進革命主張被更多志士仁人認同。1900年7月,譚嗣同的摯友唐才常組織自立軍,擬在長江沿岸武漢等五地同時發動勤王起義。事敗,唐才常等12位起義領導人在漢口被捕,在武昌紫陽湖畔被斬首。

  辛亥武昌起義前夕,中國的各種社會矛盾不斷激化,人民群眾的反抗鬥爭持續不斷,革命黨人不斷發動武裝起義。1906年,清廷抛出“預備立憲”,其實質卻是加強了皇族的權力,廣大立憲派對此極爲不滿;1908年慈禧太後與光緒皇帝相繼去世,年僅3歲的宣統皇帝溥儀繼位,其父載灃攝政。1911年5月,清政府公布的内閣名單中滿族人有九名(其中七名是皇族),漢族有四名。被稱爲“皇族内閣”。立憲派對此大失所望,有少數人參加了革命黨。爲取得外國的支持,以維護其統治。同年5月清廷將廣東、四川、湖北、湖南等地的商辦的粵漢、川漢鐵路收爲國有,然後再賣給外國,又未能解決如何補償民間損失,遂掀起了全國大規模的人民反抗運動——保路運動,並成立「保路同志會」,其中四川最爲激烈。清廷急調動湖北新軍入四川鎮壓,導致湖北兵力空虛,故革命黨人決定發動起義。

導火事件


  保路運動亦稱“鐵路風潮”。1911年(宣統三年)5月,清政府以鐵路國之名,將已歸民間所有的川漢、粵漢鐵路築路權收歸“國有”,馬上又出賣給英、法、德、美4國銀行團,激起湘、鄂、粵、川等省人民的強烈反對,掀起了保路運動。運動在四川省尤其激烈,各地紛紛組織保路同志會,推擧立憲黨人蒲殿俊、羅綸爲正副會長,以“破約保路”爲宗旨,參加者數以10萬計。清政府下令鎮壓。9月7日,四川總督趙爾豐逮捕羅綸、蒲殿俊等保路同志會代表,鎗殺數百請願群眾。第二天又下令解散各處保路同志會。激起四川人民更大憤怒,將各處電線搗毁,沿途設卡,斷絕官府來往文書。並在同盟會龍鳴劍、王天傑等人組織下,掀起武裝暴動,把保路運動推向高潮,成爲武昌起義的先聲。

前期准備


  文學社和共進會兩個革命團體在湖北新軍中開展革命宣傳工作,在新軍中發展革命力量,積極准備起義。1911年初,兩團體領袖見祕談,准備起義,文學社社長蔣翊武爲革命軍臨時總司令,共進會孫武爲參謀長,以文學社的機關爲臨時總司令部。

起義經過

醞釀起義

辛亥武昌起義
辛亥武昌起義
  清廷爲撲滅四川的人民起義,派出大臣端方率領部分湖北新軍入川鎮壓,致使清軍在湖北防禦力量減弱,革命黨人決定在武昌發動起義。1911年9月14日,文學社和共進會在同盟會的1911年9月7日,四川成都發生保路風潮成都血案,激起騷亂。清廷爲撲滅保路風潮,派出渝漢鐵路督辦、欽差大臣端方率領部分湖北新軍入川,協助四川清軍鎮壓。湖廣地區(湖北湖南)革命黨人見清軍在湖北防禦力量減弱,開始策動在武昌和長沙伺機起事。9月14日,文學社和共進會在中國同盟會中部總會譚人鳳居正等人的推動下聯合,建立了統一的起義領導機關。9月24日在武昌胭脂巷11號召開聯席會議,決定10月6日(農曆八月十五日,有成語“八月十五殺韃子”)湘鄂兩省同時發難,發動起義。湖北方面初步決定劉公爲總理,蔣翊武爲軍事總指揮,孫武爲軍務部長。

南湖兵變

辛亥武昌起義
辛亥武昌起義
  就在革命黨人9月24日聯席會議當天,駐紮在南湖的八鎮炮標三營有幾個士兵退伍,炮標士兵孟華臣(共進會代表)備了酒菜,飲酒猜拳,爲之送行。值日的劉排長過來幹涉,雙方發生爭執。管帶趕來傳孟華臣等跪下,重責軍棍。士兵搶了軍械,將營部砸爛,管帶倉皇逃竄。孟華臣等從軍械房拖出兩尊大炮,可惜沒有彈藥。前來鎮壓的馬隊趕到,兵變士兵四下逃竄。

  革命黨人的活動被湖北當局察覺,開始加強警戒,湖廣總督瑞澂宣布八月十五不放假,全城戒嚴,官兵皆不能離營外出,嚴禁以各種名義“會餐”,軍營中秋聯歡會,提前一天擧行。戒嚴時期除值勤士兵可允擕帶少量子彈以外,所有彈藥一律收繳,集中保管。另外,9月28日湖南共進會領導人焦達峰函告武昌起義指揮部,湖南准備未足,請展期10天。因此,起義日期推遲到10月16日。

領導層被破壞

漢口寶善里14號
漢口寶善里14號
  10月9日,共進會領導孫武等人在漢口俄租界寶善里配制炸彈時不慎引起爆炸。俄國巡捕聞聲而至,蒐去革命黨人名冊、起義文告等,拘捕劉同、李淑卿等6人,隨即引渡湖北當局。劉公、孫武逃入漢口法租界。湖廣總督瑞澂下令關閉四城,四處蒐捕革命黨人。文學社領導起義軍事總指揮蔣翊武決定立即於10月9日晚12時發動起義,以南湖炮隊炮聲爲號。但武昌城内戒備森嚴,負責向南湖炮隊傳達命令的鄧玉麟因途中艱辛,直到深夜12點過後才趕到南湖炮隊,此時士兵們都已經入睡,無法動員,營代表徐萬年隻好臨時決定推遲起義。由於劉同招供,武昌小朝街85號(張廷輔家)文學社總部暴露,當日晚彭楚藩劉複基在小85號被捕,蔣翊武逃脱,楊宏勝在運送彈藥的路上被捕,另外還有張廷輔陳宏誥牟鴻勳等30餘人被捕,10月9日起義計劃落空。10月10日晨彭劉楊三人在督署東轅門被斬首。

  10月10日白天,清軍警大肆蒐捕新軍中的革命黨人,下令新軍官兵一概不得出營,並曉諭黨人自首。

第一把火

  10月10日傍晚6點左右,駐守武昌城北門外塘角的第21混成協炮11營輜重隊士兵李鵬升,點燃草料庫,擧火爲號,發動起義,臨近的工程隊也點火響應,起義士兵向武昌城内楚望台軍械庫進發。

第一鎗

  10月10日晚七時許,陸軍第八鎮工程第八營後隊二排哨長(排長)陶啟勝查夜,看見棚正目(班長)金兆龍抱鎗仰臥,就厲聲問道:“幹什麼?想造反?”金兆龍對陶排長不滿,對罵道:“造反就造反!”並和陶啟勝扭打起來。士兵程正瀛過來幫金兆龍,擧鎗將陶擊斃 ,前隊隊官黄坤榮、司務長張文濤、八營代理管帶阮榮發先後趕來彈壓,相繼被程正瀛擊斃。軍營大亂。這時第八營正目(班長)共進會總代表熊秉坤立即鳴笛集合,正式宣布起義,向楚望台進發。

起義行動

工程第八營起義領導人熊秉坤
工程第八營起義領導人熊秉坤
  武昌城内的第十五協29標的蔡濟民和30標的吳醒漢亦率領部分起義士兵沖出營門,趕往楚望台。陸軍測繪學堂全部學生赤手空拳,奔向楚望台。守庫的第八鎮工程第八營左隊士兵起而響應。爾後,武昌城内外各標營的革命黨人也紛紛率眾起義,並趕向楚望台。起義人數多達3000多人,起義士兵強制第八營左隊隊官吳兆麟任革命軍臨時總指揮。

  10月10日晚上10點30分,起義軍分三路進攻總督署和旁邊的陸軍第八鎮司令部。並命已入城之炮兵第八標在中和門及蛇山占領發射陣地,向督署進行轟炸。起初,起義軍沒有一個強有力的指揮,加上兵力不夠,進攻受挫。晚12點後,起義軍再次發起進攻,並突破敵人防線,在督署附近放火,以火光爲標志,蛇山與中和門附近的炮兵向光處發炮轟擊。

  起義軍攻打都府,湖廣總督瑞澂師爺張梅生建議死守,而瑞澂的漢人小妾廖克玉,同情革命黨,死勸瑞澂離開總督府,去長江上的楚豫號兵輪上指揮鎮壓。瑞澂離開總督府上艦,反而指揮失靈,清軍大亂。辛亥革命之後,廖克玉受到宋教仁的接見,被稱爲“民國西施”。

  第八鎮統制張彪仍舊在鎮司令部頑抗。起義軍經過反覆的進攻,終於在天亮前占領了鎮司令部。張彪退出武昌,整個武昌在起義軍的掌控之中。

陽夏保衛戰

革命軍占領了湖廣總督署
革命軍占領了湖廣總督署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震驚了清政府,清政府迅速作出反應。1911年10月12日,清政府撤銷瑞澄職務,命他帶罪立功,暫時署理湖廣總督;停止永平(今河北盧龍縣)秋操,令陸軍大臣蔭昌迅速趕赴湖北,所有湖北各軍及赴援軍隊均任其節制;令海軍提督薩鎮冰率領海軍和長江水師,迅速開往武漢江面。14日,清政府編組一,二、三軍,以隨蔭昌赴湖北的陸軍第四鎮及混成第三協、十一協爲第一軍,蔭昌爲軍統(也稱總統);以陸軍第五鎮爲第二軍,馮國璋爲軍統;以禁衛軍和陸軍第一鎮爲第三軍,載濤爲軍統。三軍迅速向漢口附近集結。

  面對這一形勢,湖北軍政府於10月15日決定首先掃盪漢口敵軍,然後向北推進,以阻止清軍南下。從10月18日出戰漢口,到11月27日漢陽失陷,前後戰鬥41天,史稱“陽夏戰爭”、“陽夏保衛戰”、或漢口、漢陽保衛戰。

  在這41天之中,湖南陝西江西山西雲南浙江貴州江蘇安徽廣西福建廣東四川等省市,先後獨立。關内十八省中隻剩下甘肅河南直隸山東四省效忠清朝。故陽夏保衛戰對於辛亥革命的成功,具有重大意義。

  1912年1月1日,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在南京成立,孫中山被推擧爲臨時大總統。1912年2月12日,清帝溥儀退位,清朝滅亡。

  湖北軍政府成立後,立即宣布廢除清朝“宣統”年號,改國號爲中華民國;又公布了《中華民國鄂州約法》,規定主權屬於人民。資產階級共和國的理想在中國第一次用法律形式固定下來。此外,軍政府發布各種文告,號召各省起義,促進了革命的繼續發展。在外交政策方面,軍政府宣布所有清政府以往與各國締結的條約繼續有效,賠款、外債照舊按期償付,各國在華既得利益“一體保護”,表示革命“並無絲毫排外性質”,這是資產階級軟弱性和妥協性的表現。

《中華民國鄂州約法》


  武昌起義產生了中國歷史上第一部具有近代意義的憲法草案《鄂州約法》:

  11月初,宋教仁、居正、劉公、孫武、張知本等商議,認爲僅有政府組織法還不夠,尚需有一個根本法類型的法規。眾人推宋教仁起草。宋教仁早年喜愛研習法律,曾入日本東京法政大學研究各國憲法和政治制度,對西方三權分立制度十分讚賞。因而他爲鄂軍政府草擬的約法(定名爲《中華民國鄂州臨時約法》,簡稱《鄂州約法》),是一個三權分立的法律,共7章60條。規定“鄂州政府以都督及其任命之政務委員與議會、法司構成之”。行政權由“都督及其任命之政務委員”行使,立法權屬“議會”,司法權則歸“法司”。《鄂州約法》對這三方面職權均有明確的劃分。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采用三權分立原則的政權根本法。它首次正式規定人民依法享有民主權利,享有“自由保有財產”和“自由營業”的權利。取得政權的中國資產階級在這里以法律形式宣告自己的勝利並維護既得的成果。

  武昌起義的革命精神,首先表現在武漢革命黨人的歷史主動精神和首創精神。他們發揮主動性,積極宣傳革命思想,發展革命組織,掌握革命武裝,抓住歷史時機,敢把皇帝拉下馬,主動出擊,發動首義,創立湖北軍政府。其次是武漢革命黨人和人民群眾的的革命精神和獻身精神。武昌起義的勝利是革命黨人長期艱苦奮鬥和英勇流血犧牲換來的。如彭楚藩、劉複基、楊洪勝三烈士慷慨就義,程定國、熊秉坤勇於發難,紀鴻鈞、王世龍舍身燒督署,都表現了大無畏的革命獻身精神。廣大武漢三鎮人民群眾也同仇敵愾,支援革命,商人捐款,工人、農民、市民踴躍參軍,與革命軍並肩作戰,痛擊清軍。武昌起義的一聲鎗響,讓全世界都知道中國人不是愚昧無知的、拖着大辮子的滿清奴隸,讓那些“洋人”知道中國五千年來一直是世界上的一等強國,那不僅是過去今後依然是世界第一。武昌起義後我們中國人建立了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我們是炎黄子孫,我們的國家在東亞乃至世界都不會輸給任何一個國家,革命黨人用自己鮮血和生命贏得了勝利,值得我們今天所有的中國人敬仰。

歷史意義

黎元洪
黎元洪

  武昌起義的勝利,引起了帝國主義和清王朝的極大震恐。帝國主義各國迫於革命形勢,不得不宣布“嚴守中立”,同時又派軍艦集結武漢江面,作武裝幹涉的准備。清廷則於10月12日派陸軍大臣蔭昌率北洋新軍兩鎮南下進攻革命軍,14日再度起用北洋軍閥頭子袁世凱,委爲湖廣總督,督辦“剿撫”事宜。袁世凱想趁機攫取更大更高的權位,以“足疾未痊”爲理由假意拒絕出任,直到清廷委他爲欽差大臣,給他統率水陸各軍的大權,他才“出山”南下。10月17日清軍不斷向劉家廟增兵,於是爆發了陽(漢陽)夏(夏口,今漢口)戰爭。湖北革命軍民奮起保衛武漢,群眾踴躍參軍,幾天之内,軍政府擴軍達四萬人。新兵奮勇投入戰鬥,工農手持刀矛助戰,19日大敗清軍於劉家廟,首戰告捷,漢口全市張燈結彩慶祝。27日,袁世凱命第一軍馮國璋部反攻,劉家廟複陷敵手。次日革命軍又退大智門。清軍縱火劫市,大火延燒三晝夜,漢口繁華之區化爲焦土。11月1日漢口失陷。3日,由上海趕來武昌不久的同盟會領袖黄興受命爲戰時總司令,16日率部偷渡漢水,反攻漢口未克,次日退守漢陽。21日清軍進攻漢陽,黄興率革命軍奮勇抵抗,終因寡不敵眾,27日漢陽又告陷落。曆時一個多月的陽夏戰爭結束。革命軍維持住與清軍隔江對峙的局面。

  武漢地區的軍事遭到挫摺,但武昌起義造成的革命形勢是反動力量無法扭轉的。武昌起義後,短短一個多月,全國有14個省先後宣告“光複”和獨立,革命風暴席卷神州大地,最後終於推倒了清王朝的腐朽統治。盡管以後還出現過幾次短命的複辟醜劇,武昌起義終究導致了中國2000多年來封建王朝統治的結束,它的歷史意義是不能抹煞的。

歷史功績


  武昌起義的歷史功績,首先是敲響了清王朝封建統治的喪鍾。革命軍攻克總督府,占領武昌,消滅清軍大批有生力量,在中國腹心地區打開一個缺口,成爲對清王朝發動總攻擊的突破口,並在全國燃起燎原烈火,沉重打擊了清政府,致使1912年2月清帝被迫退位,結束了二百多年清王朝封建統治和二千多年君主專制統治。其次是吹響了共和國誕生的號角。武昌武昌起義門起義創建了湖北軍政府,成爲共和政權的雛型,並引發各省響應。不到兩個月就誕生了中華民國,建立了以孫中山爲首的南京臨時政府,取得辛亥革命的重大勝利。

  武昌起義產生了中國歷史上第一部具有近代意義的憲法草案《鄂州約法》:

  武昌起義的革命精神,首先表現在武漢革命黨人的歷史主動精神和首創精神。他們發揮主動性,積極宣傳革命思想,發展革命組織,掌握革命武裝,抓住歷史時機,敢把皇帝拉下馬,主動出擊,發動首義,創立湖北軍政府。其次是武漢革命黨人和人民群眾的的革命精神和獻身精神。武昌起義的勝利是革命黨人長期艱苦奮鬥和英勇流血犧牲換來的。如彭楚藩劉複基楊洪勝三烈士慷慨就義,程定國熊秉坤勇於發難,紀鴻鈞王世龍舍身燒督署,都表現了大無畏的革命獻身精神。廣大武漢三鎮人民群眾也同仇敵愾,支援革命,商人捐款,工人、農民、市民踴躍參軍,與革命軍並肩作戰,痛擊清軍。今天我們應該繼承並發颺辛亥先烈的革命精神,把它化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巨大動力。

重大事記

湖廣總督瑞澄
湖廣總督瑞澄

  1858年 清政府與英國簽訂《中英天津條約》,其第10款規定開漢口等地爲商埠。

  1861年年初 英國輪船抵漢。

  3月 上海英領署單方面公布《颺子江貿易章程》,宣布“漢口、九江辟爲口岸,設置領事”,是爲漢口立埠之始。英國在漢口設英租界。清政府在漢口設海關。

  1861—1898年 漢口辟英、德、俄、法、日等5個租界區。

  1862年 漢口海關開始征收關税。

  1876年 清政府與英國簽訂《中英煙台條約》,其中規定宜昌開埠。

  1877年 清政府設宜昌海關。

  1889年 張之洞出任湖廣總督,開始了洋務運動後期着名的“湖北新政”。

  1891年 張之洞創設的兩湖書院落成(1903年改設文高等學堂)。

  1892年冬 張之洞創設的湖北織布官局正式開車。

  1893年 武昌設自強學堂(1903年改爲文普通學堂)。

  1894年 漢陽鐵廠正式出鐵。武昌設湖北繅絲局、湖北紡紗官局。中日甲午戰爭爆發。中國第一個資產階級革命小團體興中會在檀香山成立。

  1895年 湖北鎗炮廠在漢陽正式開工(1904年易名爲湖北兵工廠)。張之洞開始組練新軍,開辦武備學堂,又辦將弁學堂。清政府與日本簽訂《中日馬關條約》,其中規定沙市開埠。

  1896年 清政府設沙市海關。

  1898年 武昌設農務學堂(後改農業學堂)、工藝學堂(後改工業學堂)。武昌設湖北制麻局,與先所設之織布官局,繅絲局紡紗官局等合組成湖北紡織官局,時稱“絲麻四局”,爲湖北4種機器紡織業的發端。湖北開始派遣學生游學日本。北京發生康有爲、梁啟超等領導的維新運動。

  1900年6月21日 清政府利用義和團運動對外“宣戰”。八國聯軍攻陷北京。唐才常等組織“自立軍”,以漢口爲中心起事。

  8月 自立軍起事失敗。秋 清政府准張之洞奏,將武昌對外自行開埠。

  1901年2月14日清政府發布上諭,表示要“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

  9月07日 清政府與德,英、俄等11國簽訂《辛醜條約》。

  11月07日 李鴻章死,袁世凱接署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1902年實授)。武昌原設之武備,將弁兩學堂合並爲武昌高等學堂。

  1902年2月 梁啟超在日本横濱創辦《新民叢報》。

  6月 袁世凱着手編練“北洋常備軍”。

  1903年武昌 設文高等學堂(後改兩湖總師範學堂)、方言學堂、武普通中學。

  1月29日 湖北留日學生劉成禺、李書城等在東京發起刊行《湖北學生界》(從第5期起改名《漢聲》)。

  5月 吳祿貞等在武昌花園山聚會,爲湖北有革命團體之開始。留日學生組織學生軍,推湖北學生藍天蔚爲隊長。鄒容所着《革命軍》交上海大同書局出版。是年 陳天華所着《猛回頭》、《警世鍾》相繼出版。

  1904年2月8日 日俄戰爭爆發。

  2月15日 黄興、宋教仁等在長沙成立華興會,推黄興爲會長。

  6月 呂大森等在武昌成立科學補習所。

  7月 黄興至鄂,與科學補習所商定湖南起義,湖北響應。

  10月下旬 華興會起義因計劃泄露而失敗,科學補習所也遭破壞。

  冬 光複會上海成立。

  是年 漢口各商宣布和德昌禮和、瑞記兩洋行斷絕貿易。武昌設五路高等小學堂,又設初等小學堂60所,幼稚園一所。

  1905年1月 科學補習所成員王漢、胡瑛至彰德刺殺清戶部侍郎鐵良,未中,王漢死。

  7月 漢口各幫商董響應上海等地的抵制美貨運動,齊集四官殿。議定一律不辦、不購美貨。

  8月20日 中國同盟會在日本東京成立。

  9月24日 吳樾在北京刺殺清廷出國考察憲政的五大臣,吳樾死。

  11月26日 同盟會機關刊物《民報》在東京創刊。

  11月 武漢各碼頭小工相約不運美貨。

  是年 北洋六鎮新軍全部練成。

  1906年2月 劉靜庵等在武昌建立日知會。

  5月 同盟會湖北主盟人餘誠返武昌,依日知會會員爲基本隊伍。

  夏 日知會開大會歡迎到内地視察形勢的法國武官歐幾羅,歐演說革命,事爲清當局偵知。

  2月 萍瀏醴起義爆發。預備立憲公會在上海成立。

  是年 湖北新軍定編爲一鎮一混成協。武昌設支郡師範學堂,省師範學堂、女子師範學堂、女子兩等學堂。又設湖北陸軍特别小學堂。

  5月 同盟會湖北主盟人餘誠返武昌,依日知會會員爲基本隊伍。

  夏 日知會開大會歡迎到内地視察形勢的法國武官歐幾羅,歐演說革命,事爲清當局偵知。

  1907年1月13日 日知會謀響應萍瀏醴起義,事爲郭堯階出賣。清湖北當局蒐捕日知會會員,劉靜庵

  等9人被捕,梁耀漢等12人逃亡,是爲“ 丙午之獄”。日知會遭破壞。

  1907年5月22日,由孫中山指派許雪秋及同盟會嘉應州主盟人何子淵領導發動的潮州黄岡起義爆發,因寡不敵眾,力戰6日而敗;27日下午,起義軍宣布解散,總指揮陳湧波、餘既成被迫走避香港。

  8月 共進會在東京成立,張伯祥、鄧文翬、劉公等先後任總理。

  10月 湖廣總督趙爾巽遵旨設立湖北谘議局創辦所。

  1908年年初 繼任湖廣總督陳夔龍奉諭成立湖北全省地方自治局,附調查研究所、自治研究班,武漢公民養成所及調查局等。

  4月 改湖北谘議局創辦所爲谘議局籌辦處,以喜源爲總辦。

  7月26日 任重遠等組織湖北軍隊同盟會。未久密泄,任重遠走,社務停頓。預備立憲公會兩次發出請開國會通電。

  10月 湖北立憲黨人集會質問谘議局籌辦情況;喜源辭職,改周雲樓爲總辦,夏壽康、張國溶、湯化龍、陳樹屏爲參事。《民報》在日本東京被封。

  11月 清光緒帝、西太後死。溥儀繼位,改元宣統、載灃攝政。安慶熊成基起義。

  12月 鍾畸、楊王鵬等成立群學社。

  1909年1月 清廷將袁世凱開缺回籍。

  3月 清廷下旨表示決定立憲,並令各省成立谘議局。

  4月 孫武等在漢口設立共進會機關。

  6月 英、法,德三國銀行團與張之洞簽訂《湖北湖南兩省鐵路、鄂境川漢鐵路草合同》。武漢各界聞訊,民情洶洶,呼號反對。

  9月 湖北留日學生派代表張伯烈,夏道南回鄂呼籲反對借外款築路。

  10月 湖北谘議局成立,吳慶燾爲議長,湯化龍、夏壽康爲副議長。並擧行溶議局第一次常會。湖北組織鐵路協會,連開大會,議籌款及推選晉京爭廢路約代表。各省谘議局聯合會成立,議決向清廷遞交請願書,請開國會。

  11月08日 新軍土兵陶勳臣在鐵路協會大會上抽刀斷指,堅決推擧張伯烈北上請命。

  12月24日 湖北晉京代表離漢,武漢各界千餘人相送。是年武漢商民發起抵制日貨運動。漢口顺昌、阜昌(外資經營)八九千工人擧行同盟罷工,反對工頭盤剝,要求增加工資,痛毆工頭,幾釀成暴動。武昌設陸軍第三中學,湖北陸軍小學堂。

  1910年1月 請開國會代表團向都察院遞交請願書。

  2月 章太炎、陶成章在東京重組光複會。

  3月 清郵傳部准許湖北設立商辦粵漢、川漢鐵路公司。

  4月 長沙發生搶米暴動。

  8月 各省請開國會的代表發動第二次請願。

  夏 沔陽饑民千餘暴動,與前來鎮壓的官兵對抗。

  9月18日 楊王鵬等改群治學社爲振武學社。未久,事爲協統黎元洪所聞,楊王鵬等數人被開革出營,社務由蔣翊武維持。武漢各界成立湖北商辦鐵路股份公司。國會請願代表團向資政院和載灃第三次上書。

  10月 湖北谘局召開第三屆常會。

  11月12日 武漢各團體集會游行至總督衙門,要求速開國會。

  是年 湖北荆門、沙洋大堤爲洪水沖垮,受災之民數十萬,田廬盪然。安陸府所屬潛江、鍾祥、監利等縣亦連年受災。武昌設湖北陸軍測繪學堂。

  1911年1月21日 漢口英巡捕踢死人力車夫吳一狗。

  22日 漢口租界人力車來罷工,抗議,英兵開鎗鎮壓,殺7人,傷14人。清當局調兵保護租界。武漢各界數萬人集會抗議英國暴行。

  26日 湖北憲政同志會爲湯化龍赴京爭路權餞行,與會者發表演說,激烈反對鐵路國有政

  策,抨擊政府。

  30日 振武學社更名文學社,蔣翊武爲社長。

  同月 清廷委盛宜懷爲郵傳部大臣。盛向日英,美,法四國銀行借款,並建議實行鐵路國有政策。

  4月27日 廣州(黄花崗)起義爆發。

  5月初 湯化龍由鄂入京,送行者達萬人.

  8日 清廷組成皇族内閣。

  9日 攝政玉載灃宣布鐵路國有政策,從前所批准的商辦幹路各案一律取消。湖北谘議局召集大會,激烈反對鐵路國有政策。

  10日 文學社在武昌小朝街設立機關部。

  11日 文學社和共進會在武昌分水嶺七號召開第一次聯合會議,未穫結果。

  6月14日 文學社、共進會在武昌長湖堤龔霞初家中召開第二次聯合會議,達成聯合的初步協議。

  7月 清湖北當局爲防備新軍中革命黨人起義,調新軍出防鄖陽,襄陽、宜昌等地,以分散黨人勢力。

  5日 咨議局聯合會再次上書反對皇族内閣。漢口《大江報》發表《大亂者救中國之妙藥也》、《亡中國者和平也》二短評。大江報館被查封,報社主筆詹大悲,何海鳴被捕。

  31日 宋教仁、譚人鳳等在上海成立中國同盟會中部總部。

  9月 四川總督趙爾豐制造“成都血案”;四川同志軍擧行起義。

  14日 文學社、共進會召開聯合會議,初步確定了聯合大計,並決定請黄興、宋教仁或譚人鳳來鄂作起義指揮,主持大計。

  24日 文學社,共進會召開聯合大嚐,各標營黨人代表均參加,通過“人事草案”和“起義計劃”,決定於10月6日(陰曆八月十五)擧行起義,軍事總指揮爲蔣翊武,參謀長爲孫武,總理爲劉公。

  同日 南湖炮隊黨人暴動未果.炮隊事件後,清湖北當局下令收繳新軍部隊子彈,同時增強市面軍警力量,盤查甚嚴。當局召集官長會議,決定軍隊提前過中秋節,八月十五日不放假。

  28日 湖南黨人焦達峰函告武昌起義指揮部,10月6日起義湖南准備未足,請展期10天。起義指揮部決定10月16日湘鄂兩省同時發難。

  10月9日 孫武在漢口寶善里機關配制炸藥失事,機關暴露,俄巡捕抄穫黨人名冊,旗幟,並拘捕劉同等6人,隨即引渡湖北當局。

  同日 蔣翊武自嶽州趕回武昌,於小朝街機關部下達起義命令,以當夜12點南湖炮隊炮聲爲號,城内外各營同時起義。

  同日 10點餘,清軍警破壞小朝街機關,劉複基、彭楚藩等6人被捕,蔣翊武逃出城外,當晚黨人機關被破壞多處,楊洪勝等40餘人被捕。

  10日 彭楚藩、劉複基、楊洪勝就義。

  同日 黨人張廷輔在軍營操場被捕;當日被捕者又有10多人。清湖北當局下令軍營官兵一概不得出營,並曉諭黨人自首。

  同日 城外清軍棍成協輜重營黨人燃火發難;8點鍾左右,城内熊秉坤率領工程營黨人鳴鎗起事,占領楚望台軍械庫。武昌起義爆發。經一夜激戰,革命黨人占領武昌全城,清湖廣總督瑞澄逃走。

  11日清晨,正在保定軍咨府軍官學校(後改名陸軍大學)學習的同盟會嘉應州主盟人何子淵六弟何貫中,跟同寢室的李濟深等同學立即將軍校學生組織行動起來,第一時間破壞了保定附近的瀏河鐵橋,成功阻止了清軍南下鎮壓革命運動。

  11日 武昌起義黨人推擧黎元洪爲都督,成立湖北軍政府及鄂軍都督府。

  同日 駐漢陽新軍黨人起義,占領漢陽全城。

  同日 漢川獨立。

  同日 京山黨人劉英率眾起義。

  12日 清政府諭令陸軍大臣蔭昌,海軍大臣薩鎮冰等率水陸兩軍赴鄂“剿辦”。

  同日 駐漢口新軍黨人起義,占領漢口。

  同日 漢川成立軍政分府。

  同日 京山起義軍打出興漢滅滿大旗。

  同日 湖南駐嶽州巡防營夏占魁部以瑞澄電令乘輪抵漢口劉家廟。

  13日 詹大悲等組織漢口軍政分府。

  同日 清軍河南混成協張錫元率三營隊抵達漢口劉家廟。

  14日 武昌軍政府出示募兵,數日内擴兵—倍多。

  同日 清政府下詔起用袁世凱爲湖廣總督,督辦對武昌起義的“剿撫事宜”。

  同日 蔭昌督師南下。

  中旬 清軍第二、四鎮各—部乘火車陸續抵達漢口以北約20公里的灄口,前鋒至劉家廟車站。

  15日 譚人鳳、居正由上海抵武昌。

  同日 清軍馬繼增部開抵漢口江岸。

  同日 黄州反正。

  同日 新軍黨人發動信陽起義,未成。

  同日 胡石庵創刊《大漢報》,鼓吹革命。

  16日 漢口民軍進攻駐劉家廟之清軍,清軍敗退至灄口附近。

  同日 武昌軍政府創刊《中華民國公報》。

  17日 武昌軍政府擧行祭天儀式。

  同日 武昌軍政府頒布《中華民國軍政府條例》。

  同日 蔭昌行營駐信陽;王占元部開抵灄口附近。

  18日 漢口民軍進攻劉家廟,大勝。

  同日 駐漢口各外國領事館宣告“嚴守中立”。

  同日 宜昌府反正。

  19日 漢口民軍再攻劉家廟並予占領。

  20日 漢口民軍攻擊灄口附近清軍。

  同日 張景良任民軍漢口前線指揮,21日漢口民軍小攻,清軍退至灄口。

  同日 清軍主力運抵孝感至灄口一線。

  22日 漢口民軍集結劉家廟備戰。

  同日 湖南,陝西響應。

  23日 清軍進攻劉家廟,被擊退。

  24日 漢口民軍攻擊清軍前哨。

  同日 九江響應。

  25日 孫武等黨人立《鄂軍政府改訂暫行條例》。

  同日 清廣州將軍鳳山被黨人炸死。

  26日 清軍攻占漢口劉家廟,下午民軍反攻,收複劉家廟。

  27日 漢口清軍分三路進攻民軍,激戰一日清軍占領劉家廟,民軍退至大智門一帶。

  同日 清政府召還蔭昌,授袁世凱爲欽差大臣。

  28日 清軍向漢口市區之民軍進攻,民軍以白刃戰擊退之。

  同日 京山劉英率團防民軍到漢,即至漢口前線應敵。

  同日 漢口軍政分府詹大悲等以通敵罪鎗決民軍漢口前線指揮官張景良。

  同日 黄興、宋教仁等乘輪抵武昌,黄興即赴漢口視察陣地。

  同日 施南府反正。

  29日 漢口清軍以重炮轟擊民軍陣地,民軍傷亡甚重,退守六渡橋一線。

  同日 黄興等至漢口前線督戰,設臨時總司令部於漢口滿春茶園。

  同日 張紹曾頓兵灤州,奏清政府要求改革政治。

  同日 山西響應。

  30日 黄興指揮漢口民軍反攻,曾攻至歆生路二帶,予敵以重創。

  同日 漢陽民軍宋錫全率大批兵卒撤往湖南(在嶽州被阻)。

  同日 清政府以宣統帝名義下詔“罪己”,並開放黨禁,赦免黨人。

  同日 清政府令第六鎮統制吳祿貞率所部至石家莊防堵山西民軍。

  同日 雲南響應.

  31日 漢口清軍以大炮掃盪前進,民軍據街屋抵抗,巷戰激烈。清軍焚燒漢口街市,迫民軍後退;漢口大火和巷戰持續兩三天。

  同日 漢口軍政分府詹大悲等離漢乘輪東下。

  同日 湖南發生兵變,都督焦達峰、副都督陳作新被殺。譚延闓任都督。

  同日 袁世凱由彰德抵信陽,正式接任欽差大臣。

  同日 江西響應。

  本月 武昌軍政府公布《鄂州約法》。

  11月01日 清軍占領漢口,民軍退守漢陽、武昌。

  同日 清海軍海琛、海容、海籌三艦及各炮艇由漢口下駛九江,歸附民軍。

  同日 皇族内閣辭職,清政府令袁世凱爲内閣總理大臣。

  03日 武昌軍政府擧行拜將儀式,黎元洪委黄興爲戰時總司令。

  同日 黄興設戰時總司令部於漢陽昭宗祠。

  同日 袁世凱抵孝感前線。

  04日 湖南援鄂軍王隆中協到達武昌。

  同日 清政府令吳祿貞署山西巡撫。

  同日 吳祿貞至山西娘子關與閻錫山會晤,共組燕晉聯軍;吳任大都督,准備擧兵直搗北京。

  同日 吳祿貞在右家莊截留清軍運漢軍械,並電劾蔭昌。

  同日 上海、貴州、浙江響應。

  05日 蘇州、常州響應。

  06日 吳祿貞在石家莊被袁世凱派人暗殺。

  07日 廣西響應。

  08日 湖南援鄂軍甘興典協到漢。

  同日 鎮江、安徽獨立。

  09日 黎元洪都督電起義各省派代表到漢會議,籌組臨時政府。

  同日 福建,廣東響應。

  同日 黄興致函袁世凱,呼籲袁擁護共和,並以中國之拿破崙、華盛頓相期許。

  11日 劉承恩、蔡廷幹奉袁世凱令至武昌誘和,黎元洪等接談。

  同日 江蘇、浙江、上海都督電致各起義省派代表到滬會商組織臨時政府。

  12日 清軍派—部由蔡甸渡漢水,圖攻漢陽民軍側背,派—部繞黄陂擬攻武昌。

  13日 民軍派一隊渡江襲擊清軍,次日退還武昌。

  同日 袁世凱在北京就任内閣總理。

  同日 山東響應(後取消獨立)。

  14日 鄖陽府反正.

  16日 黄興指揮漢陽民軍反攻漢口,激戰於玉帶門一帶。

  同日 袁世凱組成責任内閣。

  17日 反攻漢口的民軍失利,下午敗退漢陽。

  同日 清政府以段祺瑞署湖廣總督。

  10日 清軍炮擊漢陽,集兵新溝,並在漢水上架設渡橋。

  19日 清軍一部由新溝渡漢水,向漢陽進逼。

  20日 清軍二千餘自孝感南下,由新溝渡漢水,進逼漢陽。

  同日 在滬各省代表議決,以武昌爲民國中央軍政府,黎元洪爲軍政府大都督,又議決各省代表赴鄂會議。

  21日 清軍進攻漢陽,與民軍激戰,清軍進占漢陽琴斷口。

  22日 清軍與民軍激戰於漢 陽,清軍進占美娘山,仙女山.三眼橋。
武昌中和門
武昌中和門

  同日 重慶響應。

  23日 漢陽民軍反攻仙女山,未得手,退守扁擔山至湯家山一線。

  同日 武昌軍政府派隊自青山渡江至漢口襲敵,次日敗返。

  24日 湖南援鄂軍劉玉堂—標到漢,即往攻仙女山,來克。

  同日 扁擔山、花園山一線激戰終日民軍退十里鋪。

  25日 漢陽十里鋪激戰。湘援軍王、甘部擅自退卻。

  同日 民軍組織敢死隊夜襲磨子山,扁擔山,得而複失。

  同日 安陸反正。

  26日 清軍攻占漢陽十里鋪、龜山。

  同日 湖北進川部隊在資州起義,殺端方。

  27日 清軍占領漢陽。

  同日 武昌軍政府召集緊急會議,議定守禦武昌。

  同日 黄興等離漢赴滬。

  同日 萬廷獻任護理總司令職。

  同日 四川響應,

  28日 老河口反正。

  同日 萬廷獻離漢赴滬,蔣翊武以監軍護理戰時總司令職。

  29日 清軍列炮於漢陽龜山,隔江轟擊武昌城。起義務省所派代表抵達漢口。

  30日 各省代表在漢口英租界召開第一次會議。

  同日 黎元洪逃離都督府,避駐武昌郊區王家店。

  同日 襄陽反正。

  12月01日 英人盤恩至武昌,與蔣翊武、吳兆麟接洽停戰。蔣、吳臨時刻制都督印章,與北軍簽訂停戰協議。

  02日 蘇浙聯軍攻克南京。

  同日 黎元洪返回武昌洪山劉家祠辦公。

  04日 各省代表會議決定臨時政府改設南京,並決定會議移往南京召開。

  同月 陳其美、程德全,湯壽潛三都督約集各省留滬代表開會,議決暫以南京爲臨時政府所在地,擧黄興,黎元洪爲正副元帥,並推大元帥負責組織臨時政府。

  05日 各省代表會議議決議和條款,以伍廷芳爲代表與袁世凱議和。

  07日 清廷授袁世凱爲全權大臣,令其委代表馳赴南方商討大局。次日袁以唐紹儀爲全權代表南下議和。

  12日 起義的十四省代表齊集南京開會。

  17日 各省代表會改擧黎元洪爲大元帥,黄興爲副元帥。

  同日 荆州府光複。

  18日 南北和談在上海英租界開始進行。

  25日 孫中山由海外經廣東抵上海。

  29日 17省代表會議公選孫中山爲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大總統。

  同日 南北議和代表達成召開國民會議公決“國體”協議。

  30日 袁世凱拒絕接受南北議和會談商訂的國會會議召集辦法。

  1912年1月01日 中華民國誕生。孫中山在南京就任臨時大總統職。

  02日 袁世凱批准唐紹儀辭職,並電告伍廷芳以後直接電商南北和談事宜。

  03日 各省代表會選擧黎元洪爲臨時副總統。  

武昌起義的精神領袖


  辛亥革命第一完人劉靜庵
劉靜庵
劉靜庵

  1903年初夏,由日本官費留學歸國的湖北雲夢人吳祿貞在武昌花園山,常常聚集一些軍官密謀議事。吳是興中會員,最早曾參與唐才黨的“自立軍”,革命資曆不淺。吳以文娛爲形式的“花園山聚會”,吸引了軍隊中不少青年人。聚會其間,他放映幻燈片,散發《革命軍》、《猛回頭》一類書籍,且在軍隊中安插眼線,把不少“革命”青年輸入軍中。同時,他積極聯絡會黨,密謀擧事。老奸巨滑的張之洞很敏感,他很快對花園山聚會有所察覺。畢竟自己眼皮底下的事情,不好太聲張。於是,他暗中拆台,將常出入花園山的骨幹分子,分批遣送到國外“讀書”。1904年春天,吳祿貞被清廷調往北京,擔任騎兵監督。主心骨走了,但花園山革命聚會的火種並沒有熄滅。很快,“科學補習所”和“日知會”接而繼燃。

  日知會原爲***美國聖公會的黄吉亭牧師1901年在府街(武昌青龍巷小學所在地) 的聖救世主堂大院内,興辦了一個以宣傳***與開啟民智的報刊閱覽室,該閱覽室叫“日知會”,寓有“日求一知,不斷進取”的意思。除了提供有關新思想的書報,黄吉亭並在主日講道除宣講福音時,“假基督舍身救世等事爲宣傳革命的數據”,吸引多人聚會。1903年間,新軍中的黎元洪的祕書劉靜庵(1875-1911,原名貞一,一名大雄,字敬安、敬庵,湖北潛江袁橋梅家嘴人)常來日知會閱覽書報,並與此時的該堂牧師胡蘭亭成爲好友。後來劉靜庵在聖公會救主堂找到了信仰歸宿,並受洗加入教會,成爲救主堂的會友,並取教名爲保羅。他信主後即熱心宣傳基督福音及革命主張,並在聖公會文華書院神學院兼任漢文教習。

  1904年6月,劉靜庵與張難先等人在武昌成立祕密革命團體“科學補習所”,該所以研究和推廣西方科學爲掩護,暗中從事推翻滿清的革命活動。劉靜庵在新軍諸營運動,偷偷散發《猛回頭》、《警世鍾》等書,深受廣大士兵的喜愛。科學補習所的成員是受過吳祿貞熏陶的一批革命青年。1904年7月3日,他們在多寶寺街租了一所房子,公開掛起“科學補習所”的招牌,公擧呂大森爲領袖,稱爲科學補習所所長,胡瑛爲總幹事,曹亞伯爲宣傳幹事,時功璧爲財政幹事,宋教仁爲文書幹事,康建唐爲庶務幹事。他們對外聲稱是文化補習,實際上以“革命排滿”爲目的,在青年學生中宣傳革命,把一批又一批黨人輸入軍隊。

  不久他們與黄興領導的華興會取得聯繫,參與謀劃華興會在湘鄂兩省發動起義之事。1904年7月間黄興由日回湘途中,經過武昌,到所里講演,和大家約好:他在湘南發難,大家在湖北響應。8月底,所址遷到魏家巷一座更大的房子,同時積極籌備11月16日的起義:由呂大森、康建唐負責聯絡施南縣方面的會黨,何季達(自新)聯絡荆門、宜昌一帶的會黨,劉敬庵策動馬隊,張難先策動工程營,胡瑛、王漢到湖口,起運黄興所買來的械彈,曹亞伯到長沙與黄興就地聯絡。此外,他們祕密印好了30萬“軍用票”紙幣,准備在起事以後供應湖北、湖南兩省的開銷。1904年11 月,黄興計劃乘慈禧太後慶賀大壽,湖南全省大吏參加慶典之際,在會場引爆預埋炸藥,以引起混亂,並乘機在湖南起事。不幸起義計劃在10月24日泄漏,官府衙門隨即大肆蒐捕革命黨人。黄興得知事泄後立刻密電武昌科學補習所,劉靜庵和張難先一起迅速將所有檔案銷毁,然後分頭逃遁。劉是聖公會教友,故藏身於聖公會救主堂,躲過蒐捕。 10月27日科學補習所遂被湖廣總督張之洞派軍警查封。全所的人員先期逃避一空,隻捉去房東一人。房東供出:來租房子的是一個學生,姓歐陽,名瑞驊。張之洞大事化小,把房東放了,開除歐陽瑞驊與宋教仁兩人在文普學堂的學籍了事。劉敬庵、曹亞伯皆因基督徒的身份、藏匿教堂而得以幸免;“科學補習所”被查封,部份的革命黨人如黄興亦在黄吉亭牧師冒生命危險搭救下,逃脱了清兵的威脅。

  科學補習所解散後,劉靜庵離開新軍被胡蘭亭聘爲“日知會”閱覽室司理(即閱覽室主任管理員)。在宗教外衣的掩護下,劉靜庵以革命書報爲媒介,吸引了大批志同道合的年輕人,祕密形成一個以“日知會”閱覽室爲活動中心的反清革命群體。

  科學補習所被查禁後,王漢(湖北浠水人,1883年生)與胡瑛將鎗械運至鸚鵡洲藏匿,人亦隱匿密室,激憤不已,乃欲行非常之擧。適聞清廷爲預備立憲,倚望江南財賦,充實内府,令戶部尚書鐵良以欽差大臣身份南下考察,已曆江、浙、皖、贛而方抵鄂。王漢向劉靜庵、胡瑛道:“革命空氣何其岑寂,而天下之禍已亟,士大夫猶昏昏然無所知覺,如之奈何!今清廷重臣南下,將以百姓爲奴,猜疑防範之心,無時或竟。我欲拼卻一身,刺殺此獠,如何?”王漢與胡瑛二人初擬行刺鐵良於武漢,劉靜庵認爲如此則會影響未來在武昌起事的大局,應在省外行刺。王漢也擔心自己家人受牽連,故與胡瑛商議,決心先赴河南彰德火車必經站,等候鐵良北上。二人擕鸚鵡洲所藏手鎗,趕赴彰德預備行刺。行前,王漢對新婚不足一個月的妻子高氏道:“夫妻原以恩義結合,君無負我,而我將以老母累君,若何?”高氏不知此行爲永訣,以盡心奉侍相答。王漢大爲所動,更不忍相告,隻好留詩作别。“人生曆盡許多艱,方能打破生死關。今朝一死乃真死,非比往昔徒空言。未知此去何時會,生死悠悠一寸心。若使斷頭成永訣,願卿含笑賀孤魂”(王漢《别内》)。二人到彰德後,鐵良數日不至,胡瑛漸生退怯之意。王漢道:“我一人拼命即可,並不想累君俱死。君可另覓客棧,待我死後,爲我收屍,並將我之死狀遍告武昌同志,足矣。”於是胡瑛退出,王漢獨自承擔起刺殺使命。1905 年春,鐵良車到彰德,王漢早已擕鎗候於站内,見鐵良下車,便擧鎗射擊。然而王漢不諳射術,竟連發不中。警衛圍追而來,王漢初曾逃出人群,終被追近,乃投道旁井中而死。鐵良令彰德知府根究其事,於是發其屍於井中,得絕命書數千言。乃知其爲排滿除奸,願以身殉,爲天下倡。鐵良得知,知其人爲革命黨,非地方之責,始收回成命。胡瑛聞訊,即假扮爲商人,與彰德士紳交涉,輾轉保出王漢屍體,草葬於當地。事後,胡瑛即回武漢,將王漢犧牲事狀周知同志,眾人悲慟萬分,竟因此振奮精神,成立日知會。

  1905年冬,劉靜庵與逃亡日本歸來已成爲孫中山同盟會會員的曹亞伯、範騰霄等共同籌組革命組織“日知會”。他們認爲:要喚起革命,首先應“灌輸知識”,使革命思想深入人心。他們在學界和軍界中宣傳革命,形成了湘鄂革命的風氣。1906年2月,“日知會”閱覽室由武昌府街聖救世主堂遷移到了武昌高家巷的聖約瑟堂内(今崇福山街41號)。新成立的正式反清革命團體爲什麼還稱爲“日知會”呢?原來在籌劃過程中,有人提議要取新名,但大多數人則認爲,以教會的日知會閱覽室爲依托和掩護開展革命活動已有幾年,有教會背景可帶來諸多方便,現在如另起新名就有可能脱離教會,從而會嚴重影響社會知名度與凝聚力,那樣不利於更好開展工作。再說萬一出了點什麼問題,還可以假托教會内部的書報閱覽室作爲“特權”保護傘,因此,繼續沿用“日知會”名稱遂一致通過。日知會下設幹事會和評議會,劉靜庵任幹事會總幹事,武昌***聖公會會長胡蘭亭擔任會長。因感國勢日危,胡、劉、曹等人將日知會改組爲革命機關,並和一些基督徒組織了以學生爲主的“救世軍”,抨擊和揭露清廷的腐敗,宣傳革命。改組後的日知會於1906年擧行成立大會,劉靜庵在會中發表演說,闡明日知會“以後一切責任,爲開導民智,救中國危亡,成一新中國……”。自此,日知會成爲一個在教會掩護下,以推翻滿清王朝,建立新中國爲目標的革命組織。劉靜庵以救主堂爲基地,廣招會員,在教會閱覽室公開陳列大量革命書報,每星期日都有公開演講,一面傳福音,一面宣傳革命,吸引無數軍人和學生前來聽講與閱讀,許多人因此成爲基督徒或革命者。劉靜庵本人常常在聖公會的文華書院發表有關革命思想的演說。隨着武昌日知會的聲勢迅速傳播,許多獨立的革命團體紛紛並入日知會並接受劉靜庵的領導,如熊十力領導的“黄岡軍學界講習社”等。武昌日知會還發展到省内許多縣城以及江蘇、安徽、遼寧等省府,日知會在漢口、九江和南昌等地設立了分會,在日本東京也開辟了活動基地。一段時間後,湘鄂兩省的新軍多受日知會影響而傾向革命,不少軍人加入日知會,甚至在軍營中設立分會。當時武昌各軍營和學校均派有本單位日知會會員作代表從事聯絡。

  不久,東京同盟會總部派餘誠前往武昌,任同盟會湖北分會會長,發展劉靜庵等加入同盟會,依靠日知會展開革命活動。武昌司衙巷日知會會址即成爲同盟會湖北分支機關。1906年5月,法國革命黨人歐幾羅,受同盟會委托到武昌日知會發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說。他指出,日知會是中國大陸唯一之革命團體。不料,開會時祕探潛入,革命事泄,不過因涉及美國教會與外國人,湖廣總督不敢冒然行事,僅暗中蒐集資料,以備將來破案對外交涉之用。

  劉靜庵是一位以***信仰救國的基督徒革命者,一個有理想的民主革命家。對他來說,“拯救中國,惟基督道理爲要”,耶穌基督的愛是救國的良藥,革命救國就是這種愛的實踐,而隻有具基督愛人如己的愛的革命才是真的革命。他說:“我們要做真革命黨,就要先做真基督徒,因爲革命黨就是要本着基督的博愛主義,爲大多數人謀最大的幸福”。他在斥責當時某些“假革命黨”出賣黨人和借革命詐騙錢財的醜行時說:“那樣的行爲,是沒有得着基督愛人如己的教訓”。他堅定地本着基督無私的愛來拯救中國,認爲社會拯救要以個人拯救作爲基礎,堅信:“***可以拯救自己,可以拯救他人,可以救國家,可以救世界。救了自己,才好去做那救人、救國、救世界的功夫”。他的理想是天下一家,無洲界,無國界,無種族界,無富貴,無貧賤,無強弱,無尊亦無卑,人人各盡天職。

武昌起義的核心人物


  武昌起義的核心人物---劉複基
劉複基
         劉複基

  從某種意義上說,彪炳史冊的辛亥革命是以清末辛亥年一擧成功的武昌起義命名的,因爲後者爲辛亥革命的勝利奠定了基礎。但由於這場起義不是孫中山和同盟會直接領導的,而是在所謂“群龍無首”的情況下引爆並取得勝利的,所以長期以來,無論是視武昌起義爲“總理第十四次起義”的國民黨史家,還是新中國的一代史學工作者,人們除了對被譽爲“打響首義第一鎗”的湖北新軍工程營代表熊秉坤談論得較多外,對發動和組織湖北新軍革命士兵的有關領導者的研究顯得很不重視。

  近年來,隨着辛亥革命史研究的不斷深入,史學界相繼出現了一批研究蔣翊武、孫武、王憲章等湖北革命運動領導人的文章,其中又以關於蔣翊武的文章占絕對優勢,稱蔣翊武“榮立首功,勳業冠群”者有之;譽蔣爲“傑出的近代民主革命活動家”和“年輕而有才略的軍事家” 者亦有之(詳見《一代英傑——紀念傑出的民主革命活動家蔣翊武誕辰一百周年》、《辛亥革命史研究通訊》第23期;《蔣翊武烈士傳稿》,《辛亥革命史叢刊》第6期;《將翊武研究介評》,《湖南師大學報》1986年第5期,《文搞報》1986年10月5日理論版;《蔣翊武論略》,《江漢論壇》1986年第10 期;等等。)。筆者作爲蔣翊武研究的熱心者,在闡述他在武昌起義中的歷史地位時,曾經借用過胡漢民奉孫中山之命在蔣氏就義紀念碑上寫的讚語:“辛亥武昌發難,以公功爲冠。”(請參閱拙稿《試論蔣翊武革命的一生》,《湖南師院學報》1982年第1期:《辛亥革命在湖南論文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然而,隨着自己對有關史料的進一步蒐集和推敲,漸次感到,胡漢民的讚語似乎還不能作爲蓋棺定論的依據。經過反複思考,筆者的結論是:在發動和領導湖北革命運動過程中,身爲文學社評議部長、湖北革命軍常駐軍事籌備員的劉複基曾經充當比蔣翊武更爲重要的角色,他才是籌劃武昌起義的關鍵人物(筆者在《蔣翊武》(載林增平、李文海主編:《清代人物傳稿》下編第3卷,遼寧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一稿中就不再引用胡漢民所撰的碑文讚語。在《劉複基》(載徐泰來主編:《中國近代史記》下冊,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一稿中就提到劉複基在籌劃武昌起義中的重要領導作用。然因篇幅限制,來不及詳細交代有關論據,闡明有關論點。)。
 
  一

  就革命團體而言,文學社之於武昌起義的歷史功績當較共進會突出,這是符合歷史實際的公論,無需贅述。但在組織和領導文學社的過程中,究竟是誰從中起着最重要的作用,倒是值得進一步弄清楚的問題。

  應當指出,武昌起義爆發之前,文學社之所以在不到一年的時間里得到穩步和迅速的發展,社員遍及湖北新軍各標營,主要因爲它有一個強有力的領導核心。這個核心除了社長蔣翊武外,還包括文書部長詹大悲、評議部長劉複基(字堯澂)和當時關押在獄,但行動相對自由的胡瑛(字經武)。這4人中,有3人來自湖南常德地區(蔣、劉、胡),同操鄉音,彼此關係密切。另外,有1人曾是哥老會頭目(劉);3人參與湖南華興會起義事宜(胡、劉、蔣);2人與東京同盟會本部有過直接聯繫(胡、劉);3人參加過同盟會,參與萍瀏醴起義籌備或響應工作(胡、劉、蔣);2人參加過湖北革命團體日知會(胡、劉),3人投入湖北新軍,以士兵身份作掩護發動革命(胡、蔣、劉);3人辦過兩種以上革命報刊(劉、蔣、詹)。顯然,由上述 4人所組成的文學社領導核心,是一個既有同盟會本部爲奧援,又在會黨、新軍、報界中具有比較廣泛的群眾基礎;既有革命資曆和經驗,又不乏革命才具的戰鬥集體。

  在這4人中,有人說詹大悲的作用最重要。鄂籍同盟會員溫楚珩就認爲“詹雖未居社長之名,但多年慘淡經營,實具有領導地應。”(溫楚珩:《辛亥革命實踐記》,《辛亥首義回憶錄》第1輯。)也有人說胡瑛最重要。不少回憶文章都強調,原日知會骨幹胡瑛對文學社的指導作用,共進會員陳孝芬還把文學社稱作“胡瑛、蔣翊武領導的文學社”(陳孝芬:《辛亥武昌首義回憶》,《辛亥首義回憶錄》第1輯。)。

  若揆諸事實,這些說法都還不夠確切。詹大悲的領導作用主要集中在他對文學社機關報《大江報》的建設上,還不曾體現在他對文學社的全盤領導上。況且,詹於武昌起義爆發前兩個月就被捕下獄,也來不及在籌劃起義的關鍵時刻出謀劃策。至於胡瑛,他固然是蔣翊武等人藉探獄之機請示方略的革命同鄉,但胡瑛畢竟身陷囹圄,不曾參與實際領導工作。尤自劉複基離開營伍去小朝街85號專職辦公後,蔣等與胡的聯繫就逐漸減少了。君不見,及至武昌起義前夕,胡瑛對湖北革命運動的發展形勢還所知寥寥,從而導致托函勸阻宋教仁人鄂主事的嚴重失誤。

  在文學社的領導核心里,統籌全局的無疑是社長蔣翊武和評議部長劉複基。而在蔣、劉二人中,倘若我們不是被各自的領導職務阻住視線,而是憑各自的實際事功作出結論,那麼劉複基比蔣翊武更顯得擧足輕重.每當文學社的關鍵時刻,往往是劉複基走在社員前面,帶領大家度過一個又一個難關。誠如該社骨幹章裕昆事後回憶的,文學社的“實際工作多是劉堯澂負責”(章裕昆的座談發言,《辛亥首義回憶錄》第1 輯。)。至於社長蔣翊武是如何具體領導文學社的,許多記載或泛泛而談,或付之闕如。

  按理說來,蔣翊武作爲文學社的一社之長,他應當是社員代表會議的主要召集人和主要發言人。而實際情況往往並非如此。目前有據可查的社員代表會議共有4次。擔任會議主席者除有1次情況不明外,在其餘8次中,劉複基有2次,蔣翊武僅1次。充當主要發言人者,劉有8次,蔣僅1次(詳見章格昆:《文學社武昌首義紀實》、張難先:《湖北革命知之錄》、張國淦:《辛亥革命史料》。)。

  我們不妨再看看文學社對付幾個意外事件時的情況。迄至1911年9月文學社與共進會正式合並爲止,前者遇到3次比較大的挫摺。

  第一次是黄花崗起義失敗不久,原擬響應廣州的湖北革命黨人面臨白色恐怖,湖北當局戒備甚嚴,文學社的組織活動無法照常進行。爲了避免社員“鹹失聯絡”,劉複基毅然請假出營,蟄居閱馬廠文昌閣,“每日往各營通問,借諗内外消息。”就這樣,文學社的社務不致中斷,而且“諸同志得以明了近日狀況,精神愈奮,團結愈堅。力量日見充實。劉複基之努力,收穫洵不小也”(章裕昆:《文學社武昌首義紀實》,三聯書店1952年版。)。不久,他索性退出新軍,率兩名社員住社辦公,專事組織發動和聯絡,使社務日形發展。社員們都一致稱讚“劉複基真行,好角色”。從此,“文學社全體社員的腦子里,無論認識不認識,差不多每人都有個劉複基的印象”(李六如:《六十年的變遷》第1卷。)。

  第二次是8月1日文學社機關報忽遭官方查禁,報館負責人詹大悲和何海鳴鎯鐺下獄,情況危急。又是劉複基“星馳各營報告,並囑各同志慎重”,告以“正籌商大擧,爲期或不遠”,“望諸同志加倍慎重,勿泄露消息,靜候時機之至”(章裕昆:《文學社武昌首義紀實》,三聯書店1952年版。)。由於劉複基等人的努力,文學社的組織活動幾乎一天也沒有停止。至武昌起義前夕,社員增至3000多人,有的革命小團體還主動並人文學社。以前,無論是群洽學社還是振武學社,都是稍遇挫摺,便中斷組織活動,一切從頭開始。而文學社並非如此,這與文學社骨幹們特别是劉複基的努力顯然是分不開的。

  第三次則是正當劉複基代表文學社與共進會磋商聯合起義的方案時,湖北當局突然下令調部分標營外出駐防,限9月12日以前准備完畢。社長蔣翊武、骨幹章裕昆、唐犧支等都將隨營起程。面對這一突如其來的變化,文學社本部召開緊急代表會議。仍然是劉複基代表社部作重要發言,號召“各同志努力奮鬥,以期突破此危局,一旦武昌起義,分駐各處同志,能迅即響應,其效更大”。接着,他又布置了駐防社員各自的響應任務,表示“如此間計劃確定,即派人往各處通告”(章裕昆:《文學社武昌首義紀實》,三聯書店1952年版。)。文學社的起義籌備工作並不因社長蔣翊武和其他骨幹的外調而受影響。當武昌起義爆發時,各駐防社員均能如約響應,反而壯大了湖北的起義聲勢和力量。

  綜上所述,劉複基不是文學社的一般骨幹,而是作爲該社的實際負責人從中發揮自己的膽識和才幹,他的實際領導作用顯然在蔣翊武之上。共進會負責人孫武說,文學社“内部幹事澂奔走者,惟劉堯澂一人而已”(孫武:《武昌革命真相》,《華中師院學報》 1982年第5期。),此話未免有點片面和絕對化,不可盡信。不過,不少當事人和知情者都強調劉複基是“文學社的諸葛亮,智勇足備”,“文學社視爲重心” (李作棟的座談發言,《辛亥首義回憶錄》第1輯。;胡祖舜:《六十談往》。)。連文學社骨幹何海鳴也認爲劉乃文學社的“首領”(求幸福齋主(何海鳴):《武漢首義的由來》,《越風》第20期。),顯然並非全是無稽之談,應當引起後世研究者的注意。

  人們不禁要問:劉複基爲何能在文學社里發揮如此重大的作用,作爲社長的蔣翊武卻要遜色幾分呢?個中緣由,應當從劉複基那過人的革命閱曆和才具中去尋找答案。

  劉複基(1885.1—1911.10)(有關辭書和傳記均稱劉複基生於1884年,實誤。據劉複基後人劉繼堯先生提供的族譜記載,複基生於光緒十年十二月初五日,即公元1885年1月20日。),字堯澂,亦作瑤臣,湖南武陵縣(今常德縣)人。其父在常德府城經營一家燈籠鋪,複基自幼隨居府城,耳濡目染當地哥老會的活動。稍長,充湘西哥老會金鳳山刑堂。1901年,複基把才華初露的宋教仁邀至家中,“訂爲莫逆之交”。從此,宋教仁“每過常德,必與劉堯澂一會”(滿大啟:《宋教仁在常德活動瑣記》,湖南省桃源縣政協編:《宋教仁紀念專輯》第69頁。)。華興會成立不久,宋教仁負責常德地區的起義籌備事宜,劉複基從中竭力襄助。宋離常時,委托劉複基和另一會黨頭目“在常經營一切”(《宋教仁日記》,陳旭麓主編:《宋教仁集》下冊,中華書局 1981年版,第575頁。)。時爲西路師範學堂學生的蔣翊武和常德官立中學堂學生覃振等均由劉複基負責聯絡。

  鏇因華興會起義事泄,宋教仁等人逃亡日本,複基則往返於常德與長沙之間,繼續聯絡會黨。後來,官方查禁甚嚴,他便於1905年冬東渡日本,由宋教仁主盟加入同盟會(《中國同盟會成立初期之會員名冊》、《革命文獻》第2輯,台北版。)。鏇因盤費告罄,複基擕數百份《民報》歸國,往返於滬、湘、鄂等地,根據同盟會的綱領重謀發動革命。

  在上海,他以中國公學爲據點,將就讀該校的蔣翊武等人介紹加入同盟會,暗中組織革命力量。湘籍同盟會員楊卓林在滬創辦《競業旬報》,用白話文宣傳民族革命,他和蔣翊武也從中襄助。

  在長沙,他暗中設立機關,推銷《民報》,宣傳反清革命綱領。1906年夏,他協助禹之謨,藉公葬陳天華、姚宏業事件來鼓舞民心,推動湖南革命力量的發展。他在給宋教仁的信中就說過:“湖南局勢甚好,必有呼漢族萬歲之一日。”(《宋教仁日記》,陳旭麓主編:《宋教仁集》下冊,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575頁。)

  在武漢,他結識了湖北革命黨人劉敬庵等人,加入革命團體日知會,開始在湖北革命運動中嶄露頭角。1909年秋,劉複基從湖南再度赴鄂,先是在漢口《商務報》報館任會計兼發行人,繼而與湖北新軍中的革命團體群治學社負責人李抱良(字六如)取得聯繫,設法將《商務報》辦成該社的機關報。次年春,湘籍立憲黨人楊度路過漢口,他與李抱良上門毆打楊度,結果被拘留8小時。不久,複基化名汝夔,從理發店購來假辮,投入新軍41標,以士兵身份作掩護,在新軍中竭力發動革命。當楊王鵬和李抱良將群治學社改組爲振武學社時,他也積極參加,出力尤多。難怪李抱良在後來的回憶錄中也強調劉複基“有才智,自他人伍當兵後,軍隊中的革命運動更加發展”。〈%李六如:《文學社與武昌起義紀略》,《辛亥革命回憶錄》第1 集。%〉

  不久,振武學社負責人楊王鵬和李抱良倆人的革命活動被湖北當局察覺,被開除軍籍。而且李抱良還被查出曾參與毆打楊度,另加鞭責。離鄂前,楊王鵬和李抱良就振武學社社務移交問題曾經過一番仔細考慮。鑒於以往革命活動事機不密而屢遭挫摺,劉複基因毆打楊度事件又已引起官方注目,他們沒有把社務移交給革命閱曆和才具都很突出的劉複基,而是托之遇事雖有點“憂柔寡斷”,才具不如劉複基突出,但其革命活動還沒有引起官方注目,又頗尊重劉複基的蔣翊武。照李抱良的話說,是“因蔣翊武很象一位鄉下佬,經常笑嘻嘻的,會團結人,而且進營以後,還沒有露過頭角” (李六如:《六十年的變遷》第1卷。)。兩位革命同鄉的這一抉擇,對於確定蔣翊武在改組後的革命團體文學社中的領導職務起了決定性的作用,同時,又並不影響劉複基革命膽識和才具的發揮。

  二

  在劉複基與蔣翊武等人竭力發展文學社的同時,湖北新軍中還有一個其影響僅次於文學社的革命團體共進會。兩個團體在新軍中互爭社(會)員,影響團結,也容易暴露目標。爲了團結一致,迎接武漢地區革命高潮的到來,兩個團體的聯合十分必要。在促成文學社與共進會聯合的問題上,盡管譚人風和陳孝芬在各自的回憶錄中都強調自己的作用,但事實證明,劉複基從中所起的作用更爲突出。在譚人鳳受同盟會中部總會委派赴鄂聯絡之時,兩個團體的代表就已開始商談合作事宜了。陳孝芬作爲共進會代表同文學社代表章裕昆各自在馬隊爭取社(會)員而產生摩擦,出現“馬隊糾紛”,都還是“經劉堯澂出面調停才止”(李白貞:《共進會從成立到武昌起義前夕的活動》,《宋教仁日記》,陳旭麓主編:《宋教仁集》下冊,中華書局 1981年版,第575頁。)。

  值得注意的是,與共進會同舟共濟一致對敵,這是劉複基的一貫主張。據李抱良回憶,還在群治學社時期,“群治學社與共進會建立聯盟關係,便是出於他的主張”(李六如:《文學社與武昌起義紀略》,《辛亥革命回憶錄》第1集。)。“馬隊糾紛”出現後,他感到兩團體的聯合刻不容緩,便先做通社長蔣翊武的工作,幫助他打消顧慮,鏇自任文學社代表,與孫武等人協商合作事宜。故有人強調:“共進、文學兩團體之合並,複基有大力,殆革命黨中之一智囊也。”(胡祖舜:《六十談往》。)共進會骨幹李作棟也承認:“幸得劉堯澂從中奔走斡鏇,兩派才得聯合。”(李作棟的座談發言,《辛亥首義回憶錄》第1輯。)

  蔣翊武等隨營外調後,劉複基全面主持文學社社務。爲了武昌起義早日到來,他加緊與共進會負責人孫武等落實合作事宜,同時又日夜思考着起義方略。據記載,“軍中計劃多由堯澂統籌,與軍事籌備員不時討論,擬具略案,凡各標營屆時應負任務,預向各標營代表分别具告,臨時依命令實行”。“凡關於用兵方略,調查地形及首義先後一切大計,皆公(指複基——引者)一手爲之”(章裕昆:《文學社武昌首義紀實》,三聯書店1952年版。)。

  1911年9月14日,文學社與共進會兩團體骨幹召開聯席會議。劉複基在會上明確指出:“我們兩團體向來是合作的,不過以前的合作隻算是消極的合作,現在我們要積極的合作了。我們已到‘箭在弦上,不得不發’的時候了。本人建議:我們既到了與滿清拼命的生死關頭,應該把以前雙方團體名義如文學社、共進會等,一律暫時擱置不用,大家都以武昌革命黨人的身份和滿清拼個死活。‘事成則卿,不成則烹’!就在這時候。我們全體同志要群策群力,冒險以赴,一切都不須顧慮了!”(楊玉如:《辛亥革命先着記》,科學出版社1957年版。)劉複基的建議得到與會代表的一致讚同,兩團體的合作至此基本定局。

  9月24日,劉複基和孫武在胭脂巷再次召開兩團體聯席會議,與會代表根據劉複基事先擬定的草案進行討論,然後形成決好議。會議首先通過了湖北革命軍和湖北軍政府領導人名單。以蔣翊武爲湖北革命軍總指揮,孫武爲參謀長,劉複基爲常駐軍事籌備員兼政治籌備員(章裕昆:《文學社武昌首義紀實》,三聯書店1952年版。)。以原文學社機關爲湖北革命軍總指揮部機關。會議還通過了由劉複基精心起草的武昌起義軍事計劃。凡關於起義信號、起義軍各路進攻路線目標及負責人等,該計劃都有明確規定。李作棟後來回憶說:“各代表都興奮地接受了這個計劃。所以後來到八月十九日(即公曆10月10日——引者)發動時,雖然消息隔絕,仍能一致動作,完成任務,就因爲有了這個計劃作爲基礎。”(李春萓(作棟):《辛亥首義紀事本末》、《辛亥首義回憶錄》第2輯。)至於有的研究者斷言是蔣翊武“主持制定了周詳的起義計劃”,顯然是因爲他們忽視了一個基本的歷史事實,即起義計劃制定時,被推擧爲湖北革命軍總指揮的蔣翊武早已隨軍駐防嶽州了。如果說在文學社平時的組織發展過程中,劉複基還隻是以“諸葛亮”的身份向蔣翊武出謀劃策,那麼在這時,他已完全代表蔣翊武行使湖北革命軍總指揮的職權了。

  是會結束後,劉複基與共進會骨幹鄧玉麟一道,以常駐軍事籌備員身份駐部辦公,“爲指揮部的實際負責人”(李春萓(作棟):《辛亥首義紀事本末》、《辛亥首義回憶錄》第2輯。)。當時總指揮蔣翊武不在武漢,孫武雖爲參謀長,“實際上鄧玉麟等於是孫的參謀長,劉堯澂又等於是鄧的參謀長”(李作棟的座談發言,《辛亥首義回憶錄》第1輯。)。可見參謀來參謀去,最後仍倚重劉複基作出決策。

  就在9月24日聯席會議剛結束不久,南湖炮隊的共進會士兵與排長劉某發生沖突,便從軍火庫拖出大炮,准備暴動。該隊共進會員孟發丞趕往巡道嶺,向孫武等請示方略。身爲共進會負責人和湖北革命軍參謀長的孫武感到問題棘手難辦。據當時在場的李作棟事後回憶:“正在躊躇不決之時,劉堯澂趕到,大家請他解決這一問題。劉便說:‘頂好請孟同志再去南湖一下,如果全部都已動作起來,那麼我們就應通知各營響應。如僅限少數同志,即叫他們趕快換裝逃避,以免影響全局’”。(李春萓(作棟):《辛亥首義紀事本末》、《辛亥首義回憶錄》第2輯。)寥寥數語,當即解決了孫武等人的疑難。因此事僅系少數人的行動,孟發丞即按劉複基的第二個方案妥善處理。一場孟浪事故被及時杜絕了。爲此,連一向自負的孫武也不得不對劉複基摺服三分。劉複基遇難二十多年後,孫武在回顧武昌起義的籌劃和組織經過時,雖把自己和共進會的作用抬得很高,卻也情不自禁地發出“惜乎堯澂死也”之哀歎,甚至斷言若複基不死,則起義時“宋錫全之逃與武勝關之不平,恐不能發生矣”(孫武:《武昌革命真相》,《華中師院學報》1982年第5期。)

  劉複基等一邊委居正、楊玉如赴滬邀黄興、宋教仁來鄂主持大計,一邊派李擎甫去嶽州邀蔣翊武回鄂相商起義事宜。10月9日晨,蔣翊武趕回武昌總指揮部。複基通報近來湖北革命形勢發展情況,以黄興曾來電約九月初(公曆10月底)11省同時起義,但 “本社同志以過遲恐致誤事”,主張抓緊起義。蔣翊武則堅持依黄興電囑行事。總指揮部交通員劉心田後來回憶說,劉複基認爲武漢形勢緊迫,事不宜遲,主張立即行動。蔣翊武將各標營代表請來,征求他們的意見,代表們也“一致要求及早行動,因爲外面謠言很多,一旦事機敗露,必將束手就擒,前功盡棄”。蔣翊武還是有些猶豫,劉複基很激動,甚至說蔣“怕死”。蔣翊武“見群情如此,隻好叫代表們各自先回軍隊准備,聽候命令行事”。是日中午,傳來漢口寶善里機關失事,俄國巡捕已將起義文件和黨人名冊等全部蒐去的不幸消息。蔣翊武聞之,“當場淚下”。劉複基大聲激憤地說:“事到如此,哭有何益,不如今夜起義!”鄧玉麟接着說:“翊武,你是我們推擧的總司令,請你下命令吧!”蔣翊武即根據已經通過的起義計劃,下令是晚12時正式行動(劉心田:《武昌起義前的24小時》,《辛亥風雲》,中國展望出版社1982年版;第99頁。)。有的研究者在論述中爲了突出蔣翊武的領導作用,片面強調蔣翊武發布命令是“引爆起義並使之成功的關鍵條件”,卻隻字不提劉複基在促成下達這一命令上所起的決定性作用,顯然是失之偏頗的。

  負責傳達命令的同志離開總指揮部後,僅剩下劉複基和蔣翊武等數人坐鎮指揮。適有留聲機經過,劉複基即“喚之高唱,藉資掩飾”(楊玉如:《辛亥革命先着記》,科學出版社1957年版。)。鏇潘公複至,劉複基告以“爲繼續革命計,必不可聚在一處,讓仇敵一網打盡”,囑潘“速往巡道嶺學社,那里地區稍偏,比較安全,聽見鎗聲再外出行動不遲”(潘公複(善伯):《辛亥革命運動中的共進會》,《辛亥首義回憶錄》第1輯。)複基邊說邊推,潘始離去。

  還不到12點,有人緊急敲門。原來,反動軍警已將總指揮部包圍。複基“知有變,持彈以備,門破,擊以彈,手被傷”,與蔣翊武等人被捕。翊武頭垂長辮,衣着如鄉同學究,軍警不甚介意,遂乘間逸去。複基等則被帶往警署連夜受審,供認反清革命不諱。而因起義命令未曾及時傳至負責發炮爲號的南湖炮隊,是晚起義不果。

  10月10日凌晨,劉複基見起義未發,焦急萬分,便站在審堂上向圍觀者高呼:“同胞們!大家努力!可憐我這些遭虐的同胞呵!”(章裕昆:《文學社武昌首義紀實》,三聯書店1952年版。)鏇即英勇就義,終年27歲。是日晚,當劉複基的呼聲還回鏇在武昌上空,他的戰友們就依照他曾經親手起草的起義計劃鳴鎗擧義,以告慰這位青年革命家的英魂。

  對於劉複基這位“足智多謀”的青年革命家的不幸犧牲,他的戰友們無不認爲是“極大損失”,深表痛心和惋惜、李作棟在總結舊軍官黎元洪篡奪首義果實的原因時,就提到“足智多謀的劉堯澂又壯烈犧牲”也是其重要原因之一。南北議和後,潘康時目睹文學社屢遭黎元洪一班人的排擠打擊而無所振作的情景,感慨萬千,“尤痛心劉堯澂之殉難”。意即若劉複基在世,恐怕不會是這種被動局面。1913年,中華民國稽勳局局長馮自由還發表通電,將劉複基與陸皓東、吳祿貞、鄒容、趙聲等着名民主革命先驅並列,呈請作爲“開國前先烈及開國時殉難之重要人物”(《民立報》 1913年6月23日。)辦理。可見,在許多武昌起義當事人和知情者的心目中,劉複基的歷史地位和影響是非同一般的。後世研究者如果不是被武昌起義領導者的職務擋住了視線,而是透過其職務表層去探討歷史人物的實際事功,並以此爲依據來評價歷史人物,則不難斷定,在湖北革命運動領導層中,劉複基在發動湖北革命力量和籌劃武昌起義過程中的實際領導地位和作用當比蔣翊武、孫武等人突出些。他不僅是武昌首義三烈士之一,而且還是籌劃武昌起義的主要決策者和領導者。

武昌起義軍政府舊址


  武昌起義軍政府舊址位於湖北省武漢市閱馬廠北端,又稱“紅樓”,原來是清政府於宣統元年(1909年)所建的湖北省咨議局大樓。此樓爲兩層,磚木結構,樓面闊(長)73米,進深42米。它直接采用了近代資本主義國家的行政大廈和會堂的建築形式,大樓平面呈“山”字形,前方及兩翼是門廳和辦公室,後方正中爲會堂,門前的門廊突出,屋頂正中有圭形鍾樓。舊址面對閱馬場,院門外立有孫中山銅像。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武昌起義取得了成功,即在此樓組建成革命軍政府,發布了第一號布告,宣布廢除清朝的帝制,結束了統治了中國人民兩千多年的封建制度,建立中華民國並向全國各省發出通電,號召各地擧行武裝起義。

  1981年在此建立了“武昌起義軍政府舊址紀念館”,館内保存、陳列有起義的有關歷史資料和革命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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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昌起義軍政府舊址紀念館
武昌起義軍政府舊址紀念館

  辛亥百年激活武昌起義游 “起義門”備受追捧

  2011年02月07日 22:34 來源:中國新聞網

  中新社武漢2月7日電 (記者 徐金波)昔日門可羅雀的“紅樓”(中華民國軍政府鄂軍都督府舊址)如今人潮湧動,往日無人問津的“起義門”現在備受追捧……辛亥革命百年到來之際,湖北武漢的武昌起義旅游市場在兔年春節期間活力彰顯。

  記者7日在蛇山南麓的“紅樓”門前廣場上看到,不少游客正在忙着與“孫中山先生雕像”、“十八星條旗”及“紅樓”合影留念。與之相鄰的首義文化廣場,也聚集了不少游客,紛紛在黄興拜將台紀念碑,彭劉楊(彭楚藩、劉複基、楊宏勝)三烈士塑像,十八星旗噴泉花壇等景點前駐足。

  走進設在“紅樓”的辛亥革命博物館内,“鄂軍都督府舊址複原陳列”、“辛亥革命武昌起義史蹟陳列”展覽、辛亥革命歷史圖片展等展示活動,吸引了眾多游客。館方表示,今年春節來此參觀的游客這兩天數量猛增,游客人數較去年增加五成以上。

  “廣州和武漢同爲辛亥革命爆發之地,希望利用春節假期來武漢增進了解武昌起義這段波瀾壯闊的歷史,以便更好把握辛亥革命的精髓。”一位從廣州搭乘高鐵而來的程先生邊參觀邊告訴記者。

  與此同時,正在修複的“起義門”古城牆等景點,正在興建的辛亥革命博物館、紀念碑等場館工地,也有眾多游客。

  武漢市旅游局局長張俠表示,該市今年將以辛亥革命100周年爲契機,充分發揮其豐富的辛亥首義文化資源,開展“辛亥百年之城·精彩武漢之旅”。同時,聯手南京、廣州、中山、上海等四大城市,共同挖掘辛亥旅游資源。此外,還將針對台灣、香港、馬來西亞等東南亞華人市場,開展“百年辛亥·百年武漢”專題促銷。

  據悉,作爲“首義之旅”核心區域,武漢市武昌區投資38億元人民幣,打造首義文化園、辛亥革命博物館、起義門古城牆、楚望台遺址公園等四大項目,及其配套旅游設施,將在今年10月以前完工並接待國内外游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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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1.180.78.*在 2013/10/17 20:05:46 发表
  • 武昌起义的领导核心是中华铁血军,即,刘静庵被捕后的日知会。其共进会、文学社是日知会员変名之组织。
  • 111.180.78.*在 2013/10/17 19:59:35 发表
  • 刘静庵,满清头号敌人,辛亥革命播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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