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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 5882 次 历史版本 0个 创建者:小白不白 (2011/2/16 16:32:09)  最新编辑:小白不白 (2011/2/16 16:32:09)
海上絲綢之路
拼音:Hǎi shàng sī chóu zhī lù
同义词条:陶瓷之路,香药之路,南海丝绸之路,海上陶瓷之路,海上香料之路
 
海上絲綢之路
海上絲綢之路
 
 
  中國絲綢除了經由西北絲路輸往中亞、西亞和非洲歐洲外,也通過海上絲綢之路銷往世界各國。後來,中國瓷器也經由這條海上交通路線銷往各國,西方的香藥等則通過這條路線輸入中國,故這條海上絲路也稱“陶瓷之路”或“香瓷之路”。 
 
  

概述

 
海上絲綢之路
海上絲綢之路
  海上絲綢之路是古代中國與外國交通貿易和文化交往的海上通道,該路主要以南海爲中心,起點主要是廣州,所以又稱南海絲綢之路。海上絲綢之路形成於秦漢時期,發展於三國隋朝時期,繁榮於唐宋時期,轉變於明清時期,是已知的最爲古老的海上航線。
 
  在陸上絲綢之路之前,已有了海上絲綢之路。它主要有東海起航線和南海起航線。海上絲綢之路是古代海道交通大動脈。自漢朝開始,中國與馬來半島就已有接觸,尤其是唐代之後,來往更加密切,作爲往來的途徑,最方便的當然是航海,而中西貿易也利用此航道作交易之道,這就是我們稱爲的海上絲綢之路。海上通道在隋唐時運送的主要大宗貨物是絲綢,所以大家都把這條連接東西方的海道叫作海上絲綢之路。到了宋元時期,瓷器的出口漸漸成爲主要貨物,因此,人們也把它叫作“海上陶瓷之路”。同時,還由於輸入的商品曆來主要是香料,因此也把它稱作“海上香料之路”。
 
  海上絲綢之路形成於漢武帝之時。從中國出發,向西航行的南海航線,是海上絲綢之路的主線。另一條由中國向東到達朝鮮半島和日本列島的東海航線,它在海上絲綢之路中占次要的地位。海上絲綢之路分兩條路線:一條是東海絲路;一條是南海絲路。

東海絲路

 
  東海起航線最晚始自周武王滅紂,建立周王朝(公元前1112年)時,他封箕子到朝鮮,從山東半島的渤海灣海港出發,到達朝鮮,教其民田蠶織作。中國的養蠶、繅絲、織綢技術由此通過黄海最早傳到了朝鮮。

南海絲路

 
漢代印度洋航線圖
漢代印度洋航線圖
  古代中國與外國交通貿易和文化交往的海上通道,是唐宋以後中外交流的主要通道,以南海爲中心,起點主要是廣州,所以稱南海絲綢之路。形成於秦漢時期,發展於三國隋朝時期,繁榮於唐宋時期,轉變於明清時期,是已知的最爲古老的海上航線。從3世紀30年代起,廣州已取代徐聞、合浦而成爲海上絲綢之路的主港。唐宋時期,廣州成爲中國的第一大港、世界著名的東方港市。由廣州經南海、印度洋,到達波斯灣各國的航線,是當時世界上最長的遠洋航線。元代時,廣州的中國第一大港的位置被泉州替代,但廣州仍然是中國第二大港,依然爲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起點。明初、清初海禁,廣州長時間處於“一口通商”局面。自古以來,以廣州爲起點的海上絲綢之路已經有多條航線。1784年,美國“中國皇后”號訪粵,標志着美國直達廣州的航線的開通。海上絲綢之路因運送其他貨物而又有海上陶瓷之路、海上香藥之路之稱。
 
  海上絲綢之路主要有東海起航線和南海起航線兩條主線路,比陸上絲綢之路的歷史更爲悠久。東海起航線始自周王朝(公元前1112年)建立之初,武王派遣箕子到朝鮮傳授田蠶織作技術。箕子於是從山東半島的渤海灣海港出發,走水路抵達朝鮮。這樣,中國的養蠶、繅絲、織綢技術通過黄海最先傳到了朝鮮。秦始皇(公元前221年)兵吞六國時,齊、燕、趙等國人民爲逃避苦役而擕帶蠶種和隨身養蠶技術不斷泛海赴朝,更加速了絲織業在朝鮮的傳播。
 
  中日兩國之間一衣帶水,通過朝鮮半島或經由日本海環流水路,交往十分方便。日本自古以來就有關於蠶業的傳說。傳說在公元前219~210年,秦始皇爲求長生不老丹,曾派徐福率領童男、童女、船員、百工、數千人東渡日本,傳播養蠶技術,日本人民後尊祀徐福爲“蠶神”。也有記載說,公元前三世紀,江浙一帶的吳地有兄弟二人,東渡黄海日本,傳授蠶織和縫制吳服的技藝。其後,内地人士或經由朝鮮、或從山東出發,三三兩兩地到日本定居,交往十分密切,並促進了日本蠶業的發展。
 
  據日本古史記載,西漢哀帝年間(公元前6年),中國的羅織物和羅織技術已傳到日本。公元三世紀,中國絲織提花技術和刻版印花技術傳入日本。隋代,中國的鏤空版印花技術再次傳到了日本。隋唐時期,日本使節和僧侶往來中國頻繁,他們在浙江台州穫得青色綾,帶回日本作樣板,仿制彩色錦、綾、夾纈等,日本至今仍沿用中國唐代的名稱,如:絞纈、臘纈、羅、綢、綾、羽等。
 
  唐代,江浙出產的絲綢直接從海上運往日本,絲織品已開始由禮物轉爲正式的商品。奈良是當時日本的首都,可以說是中國絲綢之路的終點,正倉院則是貯藏官府文物的場所。今日的正倉院已成了日本保存中國唐代絲織品的寶庫,其中的很多絲織品即使在大陸也很難見到,諸如彩色印花錦緞、獅子唐草奏樂紋錦、蓮花大紋錦、狩獵紋錦、鹿唐草紋錦、蓮花紋錦等,還有不少中國工匠當時在日本制作的、兼具唐代風格與日本民族特色的絲織品。
 
  宋代也有很多的中國絲綢被運往日本。元代,政府在寧波、泉州、廣州、上海、澉浦、溫州杭州設置市舶司,多口岸向日本出口龍緞、蘇杭五色緞、花宣緞、雜色絹、丹山錦、水綾絲布等。明代則是日本大量進口中國絲綢的時期,這一時期,日本從中國輸入的生絲、絹、緞、金錦等不計其數。
 
  清初(1644年),統治者擔心國内人民出海與明末抗清志士勾結,於是采取海禁政策,後由於國内外的強烈反對而陸續開放。此時,日本仍繼續大量進口中國生絲。1633~1672年間,日本每年進口的中國絲仍在20萬斤以上,這是由於日本人民服用絲綢十分普遍,而當時的日本國戰亂連連、蠶業衰退,國内生產的生絲數量銳減、品質不良的緣故。此時還有山東陝西安徽浙江等地的商人直接從事海上貿易活動,遠航至日本等國,以中國的綢綾等換取椒、檀、銅、藤等貨物。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中國政府爲了換取日本出產的銅,允許中日官方往來,進行絲綢貿易。此後,中國的絲綢更源源不斷地被運往日本。
 
  日本在大量進口中國絲綢的同時,積極引進中國的桑種、蠶種和先進技術,並於1868年前後確立了振興蠶絲業的基本國策,積極學習歐洲的蠶絲實驗科學,訂立獎勵專利政策,興辦科教機構,蠶絲業從此欣欣向榮。1909年,日本出口的生絲已達到8372噸,超過了中國(7480噸),位居國際首位,其後並一直處於領先地位。中國直到1977年產絲量才重又超過了日本。

歷史發展 

先秦南和越國時期:爲海上絲綢之路的形成奠定了基礎

 
海上絲綢之路與陸上絲綢之路
海上絲綢之路與陸上絲綢之路
  先秦南和越國時期,嶺南地區海上交往爲海上絲綢之路的形成奠定了基礎。
 
  早在距今6000年左右,嶺南先民已經利用獨木舟在近海活動。
 
  距今5000~3000年期間,東江北岸近百公里的惠陽平原,已經形成以陶瓷爲紐帶的貿易交往圈,並通過水路將其影響擴大到沿海和海外島嶼。
 
  通過對海船和出土陶器,以及有肩有段石器、銅鼓和銅鉞的分布區域的研究得知,先秦時期的嶺南先民已經穿梭於南中國海乃至南太平洋沿岸及其島嶼,其文化間接影響到印度洋沿岸及其島嶼。
 
  根據出土遺物以及結合古文獻的研究表明,南越國已能制造25~30頓的木樓船,並與海外有了相當的交往。
 
  南越國的輸出品主要是:漆器、絲織品、陶器和青銅器。輸入品正如古文獻所列擧的“珠璣、犀(牛)、玳瑁、果、布之湊。”主要的貿易港口有番禺(今廣州)和徐聞(今徐聞)。  
  

西漢中晚期和東漢:海上絲綢之路的形成和發展

 
  《漢書·地理志》記載“自日南障塞、徐聞、合浦船行……有譯長,屬黄門,與應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琉璃、奇石異物,齎黄金雜繒而往。……”說明“海上絲綢之路”興起於漢武帝滅南越國之後。東漢(特别是後期)航船已使用風帆;大秦(羅馬帝國)已第一次由海路到達廣州進行貿易;中國帶有官方性質的商人也到達了羅馬。這標志着横貫亞、非、歐三大洲的、真正意義的海上絲綢之路的形成。
 
  隨着漢代種桑養蠶和紡織業的發展,絲織品成爲這一時期的主要輸出品。乳香(薰鑪)和家内奴僕(托燈俑)乃以往輸入品中所未見。
 
  由於兩漢版圖擴張到今東南亞的部分地區,政府加強了海上絲綢之路沿海港市的管理,例如在今徐聞“置左右候官,在縣南七里,積貨物於此,備其所求,與交易”。也出現了一些比較重要的商業城市,例如番禺、徐聞、合浦(今合浦附近)、龍編(今越南河内)、廣信(今梧州)、布山(今貴港)和桂林(今桂林)等。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嶺南與内地的水路和陸路交通也由此顯得重要而得到修治。
   

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海上絲綢之路

 
《廣東海上絲綢之路研究》
《廣東海上絲綢之路研究》
  孫吳政權黄武五年(226年)置廣州(郡治今廣州市),加強了南方海上貿易。
 
  有史料可稽,東晉時期廣州成爲海上絲綢之路的起點。
 
  對外貿易涉及達十五個國家和地區,不僅包括東南亞諸國,而且西到印度和歐洲的大秦。經營方式一是中國政府派使團出訪,一是外國政府遣使來中國朝貢。
 
  絲綢是主要的輸出品。輸入品有珍珠、香藥、象牙、犀角、玳瑁、珊瑚、翡翠、孔雀、金銀寶器、犀象、吉貝(棉布)、斑布、金剛石、琉璃、珠璣、檳榔、兜鑾等。
 
  廣州海上絲綢之路易的發展,致使對外貿易收入成爲南朝各政權的財政依賴。
      

泉州與“海上絲綢之路”

 
  泉州位於東南沿海地區,唐末五代築城時環植刺桐樹,故别稱刺桐城。城東南的泉州港(亦稱刺桐港),港灣交錯,水道深邃,歷史上便以“三灣十二港”的優勢開辟海上絲綢之路。
  

良港眾多 條件優越

 
  泉州的重要在於港口,由泉州灣、深滬灣、圍頭灣構成的古刺桐港(泉州港),有長達140公里的海岸線,曲摺綿延,沿岸有洛陽港、後渚港、蚶江港、深滬港、圍頭港、安海港等十二港。尤其是後渚港控制晉江下游,水道深闊,港灣曲摺,是天然良港,爲泉州古代海交外貿的興盛提供了優越的地理條件。
  

南朝五代 海交初興

 
《泉州港與海上絲綢之路》
《泉州港與海上絲綢之路》
  泉州以海外交通發達著稱於世,是從公元6世紀的南朝開始的。南朝(520-527年)間,天竺(印度)高僧拘那羅陀來到泉州,住在九日山延福寺翻譯《金剛經》,這是迄今已知泉州最早的海交史料記載。
 
  到了唐代,泉州和廣州、交州、颺州並稱爲我國四大對外貿易港口,唐王朝特在泉州設置“參軍事”,管理海外交通貿易。當時,泉州出現“市井十洲人”的繁榮開放景象。
 
  五代時,閩王王審知很重視海外貿易,“招來海中蠻吏商賈”,用銅鐵陶瓷交換蕃商的金貝、珠寶和香料。王審知的侄兒王彬任泉州刺吏,積極開展海外貿易,被稱爲“招寶侍郎”。接下來,先後統治泉州的留從效和陳洪進,也都繼續采取與海外各國貿易的政策。
  

宋元時期 海交繁榮

 
  北宋的建立,結束了五代分裂割據的混亂局勢,泉州的海外交通貿易更加繁榮。在宋代,泉州港經歷三次飛躍:北宋中期,趕上並超過明州(寧波),僅次於廣州;南宋初年趕上廣州,與廣州並駕齊驅;到了南宋末年,泉州超過廣州,成爲全國最大的貿易港。
 
  宋代,泉州的造船業和航海業就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北宋惠安進士謝履的《泉南歌》說:″泉州人稠山穀瘠,雖欲就耕無地辟。州南有海浩無窮,每歲造舟通異域″,這是宋代泉州造船業發達的真實寫照。
 
  1974年,泉州後渚港出土宋代古船轟動世界。這是目前世界上最古老的出土木質海船。出土時,殘長24.2米,殘寬9.15米。該船可載重200多噸,相當於唐代″陸上絲綢之路″一支700多頭駱駝馱運的總重量,由此可見“海上絲綢之路”運輸確實比″陸上絲綢之路″具有巨大優越性。
 
  據統計,宋代泉州與57個國家和地區有海交貿易關係,刺桐港呈現“閩海雲霞繞刺桐”、“漲海聲中萬國商”的繁榮景象。宋元佑二年(1087年),泉州正式設立市舶司。紹興年間,泉州市舶的年收入近百萬緡之多,約占南宋王朝全部財政收入的五十分之一。泉州市舶司設在府治南門水仙門(今水門巷)内,其遺址至今仍存,是″海絲″的重要實物見證。
 
  元初,元世祖忽必烈委任棄宋投元的阿拉伯人蒲壽庚招徠蕃商互市。此後,元朝多次重大的招諭活動,都從泉州港啟航。在元代,泉州與98個國家和地區進行經濟貿易文化聯繫,“海上絲綢之路”達到鼎盛時期。馬可•波羅以及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圖泰都盛讚泉州港與亞曆山大港並駕齊驅。
  

明清衰落 史蹟猶存

 
  到了明清時期,泉州港由盛轉衰。明朝政府實行海禁,泉州港逐漸衰落,以致後來漸不爲人所知。19世紀時,馬可•波羅《游記》提到的世界最大港口究竟在哪里?是不是在泉州?曾引起一場國際性的(刺桐)地名學術大論爭。外國學者爲此地名爭論不休,竟不知刺桐即是泉州的别稱。20世紀20年代,中國著名的歷史學家張星火良陳萬里偕德國學者艾克前來泉州考古。當他們來到這座已被遺忘的中古名城,那隨處可見的各種歷史遺蹟,簡直令他們大爲驚訝和興奮不已。張星火良在《泉州訪古記》將泉州保存下來的大量文物披露於世,考證闡微,結束了19世紀以來一直困惑歐洲史壇的ZAITUN(刺桐,亦即泉州)這一地名問題的爭論。
 
  日本的權威學者桑原騭藏在《蒲壽庚考》一書中總結了這場國際性討論的結論是“ZAITUN爲中國古時第一商港,而征之漢籍,宋末及有元一代,沿海商港,無一能及泉州。”
  

聯合國“海絲”考察泉州

 
  促成上世紀末1991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海上絲綢之路考察隊”來泉州,實際上掀開了泉州申報“世遺”的帷幕。
 
  早在1987年2月,中國常駐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代表團捎回該組織關於“絲綢之路整體研究”的初步規劃。當時地處東南海隅的泉州並沒有引起決策者的注意。1988年12月一封北京來信打破了泉州的平靜。寫信者是首任中國駐阿曼大使袁魯林同志,袁大使解放初期在福建工作過,對泉州名勝古蹟留有深刻印象,故來信爭取把泉州納入考察計劃。  
 
  泉州海交館迅速作了反應,組織一班人員在一星期内編纂一本近200頁碼的材料:《爲了“海上絲綢之路”考察計劃的圓滿成功——請注意:泉州應是這項科學考察最重要、最理想的地方之一》,於1988年12月30日編纂成冊。泉州市政府隨即派人專程趕往北京向中央有關部門匯報。
 
  1989年泉州被聯合國正式列入海上絲綢之路考察點,並確定在中國境内擧行兩次國際學術討論會:一是在新疆烏魯木齊召開,主題爲“陸上絲綢之路與10世紀以前的東西方文化交流”;一是在泉州召開,主題是“中國與海上絲綢之路”。聯合國決定考察16個國家的21個港口及有關城市,其中包括中國泉州。
 
  1991年2月14日,正是馬可·波羅離開泉州返國700周年的紀念日,聯合國考察船在隆重的歡迎儀式中緩緩駛進泉州港,開始爲期6天的考察與學術研討。在泉州期間,來自3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100多名外交官、學者、記者考察了海交館、聖墓、洛陽橋、開元寺、東西塔、古船館、老君岩、九日山、清淨寺、草庵、陳埭回族史館、法石村;觀賞地方戲劇、木偶、文藝踩街;在華僑大學參加兩天“中國與海上絲綢之路”國際學術討論會;考察隊在九日山勒石紀念;在天後宮擧行仿古祭海歡送儀式,然後從後渚港登船往韓國繼續考察。迪安博士激動地稱,在泉州的考察把整個考察活動推向高潮,考察隊幾乎要被泉州的熱情和歡樂所沉浸……
  

“海絲-泉州”申報“世遺”

 
“海上絲綢之路”申遺活動
“海上絲綢之路”申遺活動
  從2001年起,泉州正式提出用“海上絲綢之路——泉州”爲題申報“世界文化遺產”。
 
  泉州的優勢在於它所保存下來的宋元時期的海交文物數量之多、種類之繁、内容之豐富、涵蓋面之廣泛,不僅居中國沿海諸港之最。更爲重要的是,它充分體現了中世紀″海絲″所帶來的不同文明之間的和平對話、共處交融的歷史過程。泉州的優勢還在於:自宋代以來,包括戲劇、音樂、方言、習俗等融合着″海上絲綢之路″時代眾多外來文化因素的動態文化遺存仍舊生生不息、傳承至今,其價值之高,早爲國際學術界所珍視。
 
  泉州申報“世遺”引起海内外各界人土的關注與支持。2002年1月24日,在省政協八屆五次會議上,省政協委員林少川領銜提出《擧全省之力,打造福建″海絲″名牌》的提案;1月26日,省人大代表黄秋潤又領銜提出《加大力度做好“海絲”文化申報“世遺”工作,力爭申報成功》的議案,都引起廣泛的關注與支持。一時間,泉州“海絲”申報“世遺”成了全省矚目的“兩會”熱門話題。
 
  2002年元宵佳節,中國泉州“海絲”文化節隆重擧行,這是配合申報世界文化遺產項目“海上絲綢之路史蹟——泉州”擧辦的一次重要活動,向世界展示泉州豐富的文化積澱,推動申報工作的進展。從2002年起,泉州市政府每年連續擧辦“海絲”文化節,力爭“世遺”花落泉州。

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史蹟

 
  據專家們的考證,古代廣州通過海上絲綢之路進行商品貿易和中外文化交流,所以這條路又叫作文化之路、友誼之路。至今廣州仍保留有這方面的豐富的文化遺蹟。
 
  重要的歷史文化遺址遺物有光孝寺、西來初地、六榕寺、海幢寺、南海神廟、懷聖寺與光塔、清真先賢古墓、長洲的瑣羅亞斯德教徒墓地、外國人墓地、柯拜船塢、南越王墓出土的文物銀盒和銅熏鑪等。
 
  與海上絲綢之路有關的地名有西來古岸、扶胥港、光塔路、十三行、寶顺大街、濠畔街、沙面、琶洲、丹麥人島、法國人島等。
 
  與海上絲路有關的人物就更多了,主要的有:牛應、康泰、曇摩耶舍、求那跋摩、拘那羅陀、菩提達摩、常駿、王君政、義淨、楊廷壁、阿布•宛素葛、伍秉鑒、潘仕成等。
  

古琶洲塔

 
琶洲塔
琶洲塔
  琶洲塔位於廣州市海珠區的琶洲(今新港東路),靠近珠江邊。塔址原爲珠江的洲渚。琶洲塔建於明萬曆二十八年(1600年)。塔爲八角形樓閣式磚塔,内膛爲八角直井式,外觀9層,内分17層,高50多米。傳說當年珠江中常有金鼇浮出,所以原稱海鼇塔;又因建塔的山崗爲兩山相連如琵琶,故稱爲琶洲塔。塔名沿用至今。
 
  琶洲塔古代屹立江心,似中流砥柱,又因塔可作導航的標志,故有“省城華表”之稱,“琶洲砥柱”是清代羊城八景之一。琶洲塔是省級文物保護單位。琶洲歷史上也曾經是古代著名的海港,叫琶洲港,是廣州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遺址。我們在珠江游的游船上會看到這座著名的琶洲塔。
  

柯拜船塢遺址

 
  黄埔港是今廣州港口作業區之一,它是華南最大的沿海和遠洋交通運輸的樞紐。隋唐時期,黄埔港灣已是船舶進出廣州的外港停泊地。
 
柯拜船塢遺址
柯拜船塢遺址
  柯拜船塢位於黄埔長洲島西北部現黄埔造船廠内。船塢是用老板約翰•柯拜的名字命名的。1845年大英輪船公司職員柯拜受大英輪船公司派遣,負責公司送入黄埔修理船隻的監修工作。他在當地租了幾個泥船塢,僱傭了一批中國工人辦起了一間修船廠,後毁於第二次鴉片戰爭中。1860年,柯拜的兒子利用第二次鴉片戰爭所得的賠款,將泥船塢改建爲石船塢,後人稱之爲柯拜船塢。
 
  柯拜船塢是外國人在中國開設的第一個船塢,也是中國現代造船業的開端。船塢在19世紀60年代爲中國最大的石船塢。
 
  船塢長167.64米,塢口寬24.38米,深爲5.19米,有兩道浮門分爲内外兩區、可供5000噸輪船入塢修理。1863年,柯拜的兒子小柯拜將船塢賣給怡和洋行財團,結束了柯拜船塢的歷史而成爲香港船塢公司的一部分。
 
  柯拜船塢遺址對研究中國產業工人的誕生和中國造船工業史有重要的價值。
  

瑣羅亞斯德教徒墓地

 
  位於黄埔長洲島的巴斯山山頂上的無聲塔是世界最爲古老的宗教之———瑣羅亞斯德教教徒的墓地。
 
  巴斯山海拔38.9米高,墓地面臨珠江,内有成人墓10多座,按埋葬的先後向東參差排列。根據墓碑標記,最早的葬於1847年,遲的葬於1852年。各座墓的地面部分均用花崗岩石砌築成阿拉伯式石棺。碑文則刻鑿在頂蓋石的上面,分别記載死者的名字、宗教信仰及去世的日期、地點、年齡等。
 
  瑣羅亞斯德教徒墓地占地約1000平方米;是清朝番禺地方政府劃定給旅居廣州的瑣羅亞斯德教徒的專用墓地。該墓地也是海上絲綢之路重要的史蹟之一。
  

蓮花塔與蓮花城

 
  在廣州市番禺區東部珠江近海處有一個蓮花山風景名勝區。蓮花山上有被譽爲“省會華表”的蓮花塔和清康熙年間建造的蓮花城等古蹟,分别被列爲省、市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同樣都是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史蹟。
 
  蓮花塔建於明萬年四十年(1612年),原名文昌塔。因山上多礪石(可作磨刀石)、以及東面山坡上有一天然的獅形岩石,所以又名石礪塔和獅子塔。爲番禺擧人李惟鳳等建。這座樓閣式的磚塔,平面八角形,外觀9層,内連暗層11層,層層鋪設木板,粉牆紅柱,綠琉璃瓦,八角攢尖頂,總高約50米。因雄踞珠江入口,故有“省會華表”之稱。
 
  蓮花城在蓮花山東北角,名爲城,卻是一座城堡。該城面積萬餘平方米,建於清康熙三年(1664年),爲不規則橢圓形的城堡式建築。城牆内外均用石塊80磚塊砌成,有10多米高。它遠經虎門,近靠獅子洋,所以說它是“府城捍山”。當年鄭成功收複台灣之後,以台灣爲基地,進攻東南沿海,使清廷上下寢食不安,便下令實施海禁,由沿海18鄉提供原料和夫役在蓮花山上下建築城堡,作爲軍事防區。今天我們見到城牆上的磚塊有六七種規格.且紅雜相混,五顏六色,可見是用各鄉祠廟民房的舊物作爲建築材料的。
 
  清朝欽差大臣、兩廣總督林則徐也曾將蓮花城作爲抗英的第二道防線,可見蓮花城地位之重要。
 
  這里是珠江進出口處,蓮花山上的蓮花城和蓮花塔,多少年來屹立在這里,親睹海上絲綢之路的繁榮歷史。
  

清代廣州一口通商

 
  廣州作爲漢唐以來的大港口,長盛不衰,繁榮至今,那是擧世罕有的。廣州自漢、唐、宋、元、明代以來,海上絲綢之路一直在發展,規模越來越大,航線越來越多、越長,令廣州成爲一個兩千年曆久不衰的商港。
 
  到了清代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清政府正式公布開放廣東、福建、浙江、江蘇四省沿海爲通商貿易地點,並在廣州、漳州、寧波、雲台山設立四個海關,主持對外貿易。其時,荷蘭最早被批准與廣州貿易,隨後英、法、丹麥、瑞典也來廣州設立商館,其中英國來船最多,貿易額最大,此爲“四口通關”。
 
  清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乾隆下詔關閉浙江寧波、福建漳州和江蘇雲台山三地口岸,隻保留廣東廣州一地口岸,歷史上稱爲“一口通商”時期。
 
  廣州“一口通商”先後延續了83年之久。期間,廣州進出口貿易大增,收入由1792年的白銀1300多萬兩增加到1837年的5500多萬兩。45年時間,英國對廣州貿易增加了80%左右,而美國則幾乎增長了三倍。
 
  清政府之所以決定“一口通商”政策,主要是由於英國東印度公司拓展貿易,與清廷閉關鎖國政策發生了矛盾,再加上對當時國際形勢和民族矛盾的考慮而作出的。
  

十三行路與十三行

 
廣州十三行
廣州十三行
  十三行路是廣州現今的一條馬路名,位於廣州文化公園的北面。在明清時期,這里包括現廣州文化公園範圍的整片土地,都是廣州對外貿易的中心地帶。
 
  十三行是洋行的前身,原指清代專做對外貿易的牙行,因最初有13家而得名。
 
  爲了接待外國商人,外商在十三行街區設有“商館”,亦稱“十三行夷館”。該館爲外商住宿、辦理商務和堆放貨物之用。建築以三層小洋樓爲主,多具西方建築風格。
 
  十三行的成立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當時外商不能直接與中國商人接觸,所以要有中介商人來主持對外貿易。於是廣州便有了“十三行”這個壟斷對外貿易的經濟組織和經濟形式,並讓對外貿易權掌握在十三行商人的手中。
 
  十三行的業務有什麼特點呢?明清時期,廣州的外貿全屬官營,十三行則壟斷了廣州的對外貿易。到了乾隆年間,該行業務發展很快,便分工爲外洋行、本港行和福潮行三種,分别辦理對外國商人,對暹羅貢使及商人和潮州、福建商人的貿易事務。行商的主要作用有五:包銷外商運來的商品;代繳關税和各種現租;代替外國購買各種出口物資;對外商一切活動負保證監督之責;代替政府向外商傳達政令,辦理一切交涉事宜。
 
  廣州十三行貿易壟斷一直延續到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長達1個半世紀長盛不衰。在這一時期,廣州的貿易以其得天獨厚的地位,處於高速發展的黄金時代。十三行富甲一方、名颺天下的巨富有潘啟官、盧觀恒、伍秉鑒、葉上林等,他們創辦的同文行、廣利行、怡和行、義成行最爲著名。現在人們仍然可以從廣州西關的同文路、怡和大街、寶顺大街(寶顺行)、普源大街(普源行)、仁安街(仁安行)這些由洋行命名的街道中,尋覓到當年十三行一度輝煌的歷史痕蹟。
 
  那年間,十三行内外檣桅林立,彩旗飛颺。但它很快衰落了。1840年鴉片戰爭爆發後,英國炮艦轟開了清朝政府閉關鎖國的大門,戰敗的清廷被迫簽訂了《中英南京條約》,廣州長達83年的“一口通商”和十三行的壟斷特權被取消。
 
  1856年,第二次鴉片戰爭滾滾硝煙中,憤怒的廣州民眾焚燒了外國商人居住的夷館,十三行也在這場大火中化爲灰燼,結束了它長達156年的對外貿易特權的歷史。
 
  當然,十三行衰落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當年英國資產階級爲了扭轉中英貿易逆差,謀取更多的利潤,竟無恥地向中國傾銷鴉片。乾隆十三年(174年),鴉片出口僅占英國貨物的八分之一,到乾隆末年,鴉片輸入量已占輸入貨物的二分之一了,道光年間,數量更加驚人。鑒於此,清廷不得不下令派出林則徐來廣東查禁鴉片。
  

粵海關大樓

 
  粵海關大樓是一座上面有鍾樓的西洋式建築,它是廣州近代西方新古典主義建築的代表作之一,俗稱大鍾樓。樓上大鍾響時,鍾聲清脆,聲傳十里,在芳村區也能聽到。
 
  上面講到,清政府由原四口通關到廣州一口通關整整近一個世紀時間内,促進了廣州對外貿易的增長與發展。
 
  粵海關創立於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它與江海關、津海關合稱全國三大海關。1913年拆去舊樓,由英國建築師戴衛德•迪克設計新樓,暉華工程公司承建。
 
  粵海關大樓落成於1916年。大樓坐北朝南,四層建築。四層以上建鍾樓,鍾樓部分位於大樓中央前部,上爲穹頂。粵海關大樓高31.85米,建築面積4421平方米。大樓内部各室高大寬敞,光線柔和充足,室内配有壁鑪,柚木門窗頂略呈平緩的拱形,地板多以山樟木鋪砌。各層走廊寬闊,花階磚鋪地,彩磁磚牆裙。原有的電梯已拆去,花崗岩石樓梯完好無缺。
 
  該樓現爲廣州海關的辦公大樓。
  

沙面租界及西洋古建築群

 
  當步入廣州,或從西堤乘船參加“廣州夜游”之時,人們會很驚奇地發現,在喧嘩鬧市中居然會有一方淨土,幽靜的濃濃的綠蔭下,聳立着一幢幢具有西洋古建築風情的洋樓,它就是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素有“廣州第九景”美譽的沙面西洋古建築群了。
 
  沙面,建於清代和民國初年,占地面積330畝。沙面原是古珠江江心島中流沙的一部分,是漁民聚居之地。
 
  從宋代開始到清代,這里曾是對外通商的要津和十三行的倉庫,鴉片戰爭時期曾經是城防要地。第二次鴉片戰爭後,1857年這塊寶地被英法侵略者看中了。1861年9月3日,廣東官員勞崇光代表清政府與列強簽訂了租約,從此沙面便成爲我國最早的“租界”之一。又是我國惟一的“租界島”。此後又有19個國家相繼在此建立起領事館,還興建了一批教堂、洋行、郵局、電報局、商行、醫院、酒店和住宅,當時的住戶多是各國領事館、銀行、洋行的職員,以及外籍的税務官和傳教士。
 
  沙面建築物的主要形式有新古典式、新巴洛克式、券廊式和各歐式建築,共150多棟。還有古樹名木158株。
 
  這里現在建有白天鵝賓館、勝利賓館、沙面公園、沙面網球場、游泳場等的現代建築。是廣州市第一批公布的歷史文化保護區。
在沙面、芳村和海珠區三地環抱中的江面叫白鵝潭。每當夜圓月高照,涼風習習,華燈齊放時,四周傳來陣陣的美妙歌聲,一個非常幽雅寫意的景致出現了,那就是臉炙人口的舊羊城八景之一“鵝潭夜月”。

海上“絲路” 考察熱

 
海上絲綢之路足銀仿郵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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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着福建泉州市申報世界文化遺產,廣州也表現出更大的申報熱情,同是海上絲綢之路始發點的泉州、廣州兩個重貿城市,哪一個起點最早、航線最長、遺址最豐呢?當然是廣州。讓我們隨着最近世界上出現的古代海上絲綢之路的考察熱,去審視一下古代曾經輝煌的廣州吧!
 
  1979年日本學者三杉隆敏和我國學者朱少偉陳炎等,以其有關古代海上“絲路”的論著,揭開了這股國際性研究考察熱的序幕。
 
  接着,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擬定了《海上絲綢之路考察研究十年規劃》,並派出“和平方舟號”豪華游艇,沿着古代海上絲綢之路,抵達海上“絲路”發樣地廣州等地,進行多學科的綜合性研究和考察。
 
  阿曼蘇丹國仿古木帆船“蘇哈爾號”抵達廣州考察訪問,並在10周年後派遣文化使團前來廣州擧行紀念活動。
 
  瑞典政府耗巨資打撈18世紀初三四十年代曾三次往返廣州--哥德堡的古代海上“絲路”的沉船殘體,並派遣歷史代表團擕着從沉船中打撈上來的貨物到香港擧辦展覽會,到廣州擧行有關學術交流活動,尋找當年在廣州裝貨的起錨地。
 
  與此同時,法、德等國許多年青人也紛紛自籌經費,親自駕駛專門訂造的仿古帆船,沿着古代海上“絲路”,按照古代完全利用風力的航海方式,進行古代海上“絲路”的考察探險活動。
 
  所有這些活動,都把這股國際性的古代海上“絲路”考察熱推上了高潮。
 
  趁着這股熱浪,讓我們到廣州幾個與古代海上“絲路”關係密切的景點景區走一走,追憶過去,珍惜今天,展望更加光輝燦爛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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