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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 13328 次 历史版本 1个 创建者:Beckham (2011/1/18 15:02:27)  最新编辑:于归 (2011/4/2 11:54:34)
元惠宗
拼音:yuán huì zōng
同义词条:妥欢贴睦尔,元顺帝,孛儿只斤·妥懽帖睦尔,乌哈噶图可汗,庚申君
目錄[ 隱藏 ]
元惠宗
元惠宗
 
 
 
 
  元惠宗妥歡貼睦爾(1320年5月25日~1370年5月23日),又稱元顺帝(死後元朝廟號爲惠宗,明朝諡號爲顺帝,又稱庚申君),是元朝的最後一位皇帝,也是北元的第一位皇帝,1333年7月19日~1370年5月23日在位,在位37年。
 
 
 
 

帝王檔案


元顺帝
元顺帝
  姓名  妥歡貼睦爾
  廟號  惠宗
  諡號  顺帝、宣仁普孝皇帝、烏哈噶圖可汗
  陵墓  起輦穀
  政權  元朝
  在世  1320年5月25日—1370年5月23日
  在位  1333年7月19日—1370年5月23日
  年號  
  元統:1333年十月-1335年十一月
  至元:1335年十一月-1340年
  至正:1341年-1370年

生平

元朝帝王
元朝帝王
  元惠宗是元明宗的長子,元武宗的長孫,至顺元年(1330年)妥歡貼睦爾的母親被殺,他被驅逐,首先被驅逐到高麗,後來到廣西靜江(今桂林)。至顺三年(1332年)農曆十一月二十六日,元寧宗逝世,太後弘吉剌蔔答失里堅持棄子立侄,下令立妥歡貼睦爾爲皇帝,受到左丞相欽察人燕帖木兒反對,因此一直到次年農曆六月初八才繼位。元統三年(1335年),燕帖木兒的兒子唐其勢陰謀推翻元惠宗,另立文宗義子答剌海。右丞相伯顏粉碎唐其勢叛亂,但從此他的勢力大增,把持着朝政,甚至一度不把元惠宗放在眼里。伯顏采取排擠漢人的政策,如禁止漢人參政、取消科擧、不許漢人學蒙古語等,這些做法加深了漢蒙兩族之間的不和,也使得元惠宗更加不滿。至元五年(1340年)底,在伯顏之侄脱脱的幫助下,元惠宗罷免並流放伯顏,並廢黜文宗子燕帖古思,消除了奪權隱患,控制了政局。至正一年(1341年)脱脱爲相,大改伯顏舊政,複科擧取士。至正三年(1343年),元惠宗下令修撰《遼史》、《金史》、《宋史》三史,由右丞相脱脱(後改由阿魯圖)主持,於至正五年(1345年)修成。又頒《至正修格》。史稱“至正新政”。

怠於政事

  元惠宗後期怠於政事,荒於游宴,學“行房中運氣之術”,有匠材,能制金人玉女自動報時器。又造宮漏,“其精巧絕出,人謂前代所罕有”,史稱“魯班天子”。至正十年(1350年)國内發生通貨膨脹,加上爲了治水(當時因黄河水災頻繁,元惠宗下令右丞相脱脱遏黄河回故道以整治水患)加重了徭役,導致至正十一年(1351年)紅巾軍起義。雖然1362年元軍穫得很大戰果,但由於起義軍的勢力已經很大,朝廷内部又發生皇帝和皇太子(即後來即位的元昭宗)兩派之間的明爭暗鬥,因此元惠宗無法有效地控制政局,而在外的各行省的將領有時也各行其是,不聽中央統一指揮。這一切給朱元璋提供了鞏固其地位的機會。

元亡明興

  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農曆正月朱元璋建立明朝,統一南方,責令北伐,徐達率領的軍隊逼近大都,農曆八月二日(1368年9月14日),元惠宗夜半開大都的建德門北奔,首先逃往上都,後逃往應昌。他在那里兩次組織兵力試圖收複大都,但都被明朝軍隊擊敗,於洪武三年(1370年)農曆四月二十八日(1370年5月23日)因痢疾在應昌去世。明太祖朱元璋認爲他顺天應人,給他上一個“顺帝”的諡號,但北遷的元朝廷並未接受此諡號,而另上諡號宣仁普孝皇帝,廟號惠宗。他的蒙古文諡號則爲烏哈噶圖可汗(Uqayatu Qaγan)。

軼聞

 
  後世盛傳元顺帝妥歡帖睦爾爲宋恭帝之子。元文宗曾布告中外,“言明宗在朔漠之時,素謂(妥歡帖睦爾)非其己子。[2]”遂徙於高麗,後遷靜江。元末明初人權衡撰《庚申外史》,謂瀛國公駐錫甘州山寺(元時稱十字寺,即張掖大佛寺)時,封地位於汪古部舊地及居延一帶的趙王曾以一葛邏祿女子與之(即顺帝生母邁來迪)。延祐七年四月,回回女生一男子。時值武宗長子周王和世琜(即位後爲元明宗)流亡西北,過甘州山寺,見瀛國公幼子,“大喜,因求爲子,並其母載以歸”。明代以後,此說遂成確論。至清代,四庫提要認爲此說乃宋遺民偽造,明人“附會而盛傳之”,“核以事實,渺無可據,實爲荒誕之尤,非信史也”。”近時學者有謂瀛國公在移駐甘州之前,可能居於謙州吉利吉思地界(今葉尼塞河上游)。當時周王和世琜自陝西至嶺北過金山(阿爾泰山),流亡於察合台後王封地,地理上與謙州接近,因此有相見贈子(趙㬎贈子)的可能。

《至正條格》

 
 《至正條格》是元代法規之一。元惠宗至元四年(1338年)3月,命中書平章政事阿吉剌根據《大元通制》編定條格,於至正六年4月頒行。其中包括詔制150條、條格1700條、斷例1059條。但原書卷數已不可考究,根據《永樂大典》記載,共23卷,分祭祀、戶令、學令、選擧、倉庫、捕亡、賦役、獄官等27目。  
 
  2003年在韓國東南部的慶州發現其藏珍本。2007年韓國正式整理出版,分影印本和校點本兩冊。
 
  元惠宗時官撰。凡分目二十七:曰《祭祀》,曰《戶令》,曰《學令》,曰《選擧》,曰《宮衛》,曰《軍防》,曰《儀制》,曰《衣服》,曰《公式》,曰《祿令》,曰《倉庫》,曰《廄牧》,曰《田令》,曰《賦役》,曰《關市》,曰《捕亡》,曰《賞令》,曰《醫藥》,曰《假寧》,曰《獄官》,曰《雜令》,曰《僧道》,曰《營繕》,曰《河防》,曰《服制》,曰《跕赤》,曰《榷貨》。
 
  案《元史·刑法志》載,元初平宋,簡除繁苛,始定新律。至元二十一年,中書省咨各衙門,將原降聖旨條律,頒之有司,號曰《至元新格》。仁宗時,又以格例條畫,類集成書,號曰《風憲宏綱》。英宗時複加損益,書成,號曰《大元通制》。其書之大綱有三:一曰《詔制》,二曰《條格》,三曰《斷制》。自仁宗以後,率遵用之,而不及此書。據歐陽元序,則此書乃顺帝至元四年中書省言,《大元通制》,纂集於延祐乙卯,頒行於至治之癸亥,距今二十馀年。朝廷續降詔條,法司續議格例,簡牘滋繁,因革靡常。前後衡決,有司無所質正。往複稽留,吏或舞文。請擇老成耆舊、文學法理之臣,重新刪定。上乃敕中書專官,典治其事。遴選樞府憲台、大宗正、翰林集賢等官,編閱新舊條格,參酌增損。書成,爲制詔百有五十條,格千有七百,斷例千五十有九。至正五年書成,丞相阿魯圖等入奏,請賜名曰《至正條格》。其編纂始末,釐然可考。《元史》遺之,亦疏漏之一證矣。原本卷數不可考,今載於《永樂大典》者,凡二十三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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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惠宗(元顺帝)與元朝統治在中國的結束

  元惠宗(元顺帝)妥歡帖睦爾在位時期的元代中國

   1333年7月妥歡帖睦爾剛年滿十三,就被帶到夏都上都,在那里被立爲元朝的第十位皇帝。他名義上統治的那片國土已經有很長時間處於緊張狀態,一部分原因是統治集團内部有複雜的特殊的矛盾,另一部分原因則是中國本身長期以來存在的問題。雖然尚沒有立即垮台的蹟象,但具有一定諷刺意味的是,在所有元朝皇帝當中,他這個末代皇帝在中國統治的時間反而最長。作爲一個被動的統治者,他這一朝政治生活的整個特征則爲下一個朝代明代的創建者提供了鮮明的反面教材,這就沒什麼諷刺意味了。妥歡貼睦爾(一般以其廟號顺帝相稱)在中國,至少在大都(今北京)的統治到1368年結束。[1] 1370年他死於漠南。他這一朝的歷史提出了一個重要的問題,即爲什麼元朝以如此方式和在這樣一個時候滅亡?對這個問題並沒有簡單的答案。蒙古人和漢人肯定都不是沒有盡力去拯救它。

  這位年輕的皇帝繼承的政府系統規模龐大、複雜奢華,一方面是由於它需要爲享有特權的蒙古、色目這些爲數不算少的少數民族上層提供官銜與供職機會,另一方面,盡管國家主要是公共的官僚機構,但在一定程度上又是帝國皇室與某些權貴的私人財產。這里簡單叙述一下到1333年爲止時這些特征發展的情況,可以爲多災多難的妥歡貼睦爾一朝所發生的事件提供一些背景資料。

  元朝不隻有一個國都,而是有兩個。主要的都城是大都,還有一個夏都稱爲上都,在大都以北約200英里的内蒙古草原。妥歡貼睦爾1333年7月在上都即位,9月或10月返回大都。以後他每年夏天都誠心地巡幸上都,保持着祖先游牧生活的作風。每年陰曆四月妥歡貼睦爾北上,八月返回大都,直到1359年1月上都被中國的造反者破壞之前一直如此。每年的北上行程很消耗時間,如1347年花了23天。[2] 這樣,皇帝每年要花一個半月在路上,每天以散步的速度約走15公里。他要擕帶大批隨行人員,這些人在每年夏天的幾個月中就在上都處理公務。這種每年一度的出行所造成的消耗尚無人試圖統計,這里面還包括大量的支應部門、運輸與傳遞服務,以及一整套專門負責出行的機構。14世紀三四十年代,兩位南方士大夫黄溍與胡助曾對這些旅程的情景和夏都均作了熱情洋溢、詩一般的描述。胡助寫得更早些,充滿讚美之詞。[3]

  大都同樣給來自中國南方的文人以深刻的印象。是他們使我們得到一些當時的描述與評論,其中有年輕的胡助對環居着大批貧民的宏偉繁盛的大都(它是座生活費用昂貴的城市)所表示的敬畏,有陶宗儀細致詳盡的記述,還有蕭洵在1368年即新成立的明政府有意地毁掉這座宮闕的前夕所編寫的精細的清單。[4] 大都外城周長爲28.6公里。皇城在城市的南部,包括中央朝廷、宮殿和湖泊,約占整個市區的1/12。

  依然含有傳統成分的元政權,很明顯是以一種可歸爲半公共的、表面上官僚化的商業帝國的政權而存在着。這個帝國有農業、宮殿廟宇建築業和制造業。其制造業包括了各個方面,從原材料的穫取到裝運、貯存,以及令人吃驚的種種物品(主要是奢侈品)的配送。約有300個作坊,大多在北方,僱傭在冊匠戶勞力,生產各類織品、食品、飲料、珠寶、車輛、鐵器、氈子、磚瓦、皮革和其他各種產品。[5] 這些產品直接用於征服者上層集團的消費,其中的一些也在都城的店鋪中銷售。作坊的主人都是皇室成員及其配偶和朝廷的高官權貴們;可是皇帝能夠重新分配這些財產,而且也這麼做過。在政治頂層上的換班保證他們過一定時期就可沒收財產並重新分配。

  若將世襲的和任命的文武官員及其定編的候補官員都加在一起,妥歡貼睦爾開始時期的元政府約有3.3萬人。它是一個多民族的結*,其中約30%是非漢族人。法律規定某些職位隻能由一定民族成分的人擔當,但這些規定常常被暗中躲過,有時還遭到公開的漠視或被改變。

  大多數政府部門的職位經常由不同民族的人共同擔任,爲了政府工作能顺利進行,需要創造出相互適應的工作方式。[6] 在漢人關於等級制、個人權利及其責任的觀念與蒙古的議政傳統之間,官方的工作程序要求的是並不容易做到的妥協。公務活動中使用的文字至少有四種:漢語文言,元代白話,蒙古語,也可能還使用波斯文,因爲政府重要部門總是任用回回書吏。[7] 官僚機構中既有筆譯,又有口譯通事。

  一切進行得比人們猜測的要好。爲了增強官員們的民族凝聚力,政府有意地以一種惟一可行的方式不斷做出努力:鼓勵對各特定的組織機構的忠心。例如,在元朝晚期,曾刻寫大量的題名記,用來宣傳政府各機構的責任與重要性,並從高到低列出當時全部在職者的姓名,以此在任職的所有不同民族的人當中建立起一種具有共同目標的意識。14世紀60年代修成的元朝一個機構的全史《祕書監志》完整地保留了下來,顯示出組成這一機構的眾多的漢人、蒙古人、回回及其他民族對這一機構的認同感是多麼堅定。[8] 妥歡貼睦爾時期禦台史顯示出了各族之間通過政治制度而形成凝聚力的最重要的表現。御史台成員堅持監察的權利。因此直至元朝末年,他們在對高級官員的政治彈劾方面一直起着軸心作用。

  在政府中任用外族人造成機構*。擧個例子,隻負責涉及兩都蒙古人或外族人案件的最高司法機關就有96人,以42名從一品蒙古劄魯忽赤爲首,他們享有高薪與特權。[9] 妥歡貼睦爾時期,“冗官”問題偶爾提到朝廷上來,但由於政治原因,盡管財政拮據,元朝統治集團從未能裁減過多的職位。

  在元朝晚期有幾個渠道可以進入官僚機構。大多數低級官吏以衙門見習官吏或儒學教官的身份任職。征服集團中的年輕人(也有一些漢人)首先做怯薛(宿衛)或皇室的家臣。成吉思汗最親信的三名功臣的後代掌管怯薛,後來怯薛擁有1.3萬名年輕人,被稱爲“官僚的搖籃”和“元統治階級的大本營”。[10] 怯薛成員享有“根腳”的稱呼,暗示着他們有在其他人之上的貴族出身。

  1315年開始實行的三年一次的科擧考試,從統計學的意義上說隻是進入低級官僚階層的一個小小入口(到1333年,總共隻有550多名進士,最多隻占官員人數的2%),但從政治上來講這卻是十分重要的。這一制度十分優待蒙古人(考生不多,供過於求),對南人則不利(極多人應考,求大於供),然而盡管有這些規章上的不公平,這個制度還是在那些考中的人士中創造出了共同的前景並形成了不同民族間的凝聚力。

  1333年的科擧,始於春季,最終的殿試結束於當年的陰曆九月,年輕的皇帝剛從上都返回大都不久。[11] 這是在元朝統治下第一次擧行的允許各民族人士參加的科擧考試,顯然體現了對科擧興趣的增加以及高等教育的推廣。那年考中進士的人名單保存至今。[12] 從名單中可以看出,50名漢人的平均年齡比50名非漢人的年齡要大一些,平均歲數分别爲31歲與28歲。此外,92%的漢人已婚,而非漢人已婚的則是 74%。有趣的是蒙古和其他少數民族的人士跟漢人結婚的比率很高:其中,母親爲漢人的占58%,而已婚的那些人中近70%是娶漢人爲妻。不論民族成分如何,每個中式者授予的第一個官職均是職位差不多的地方官。在非漢人名單上名列榜眼的叫餘闕,河南人(譯者注:元廬州人,今安徽合肥),其祖先是不出名的唐兀人。這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對這類出身不顯赫的非漢人青年來說,科擧最可能成爲通向名譽和富裕的途徑。後來餘闕成爲一位出色的地方官與改革者。同時他又是一個很有才氣的詩人,精通漢族文學,他的著述保存至今。[13]

  因此,1333年進士題名錄恰逢其時地表現了一定時間内反映元朝官僚機構特征的一些纏結在一起的分裂與融合情況:制度化的民族不平等以及與此並存的普遍通婚現象;征服民族在吸收它所占領的土地上被統治人民的道德觀念、文學傳統以及行政管理傳統;漢族上層則主動、積極地介入了統治他們的外族王朝。

  1333年元朝政府的控制,在中國南北兩大區域仍舊很不平衡。最引人注目的是在華北一帶維持了如此密集的地方行政組織,而這一地區在蒙古人的征服中備受創傷,人口由於不斷南徙或者遷入城市而進一步下降,並屢遭洪水、地震、幹旱、蝗災、疫病與饑荒。[14] 楊維楨1348年所講的北方“一邑生靈有弗敵江以南一族之聚”,一點兒也沒有誇張。[15] 對於人口眾多、更加富庶的南方,政府有意在政策上實行寬松的管理。依人口比例,南方地方官僅是北方的1/5,而南方人所交税也比北方少很多。對於這種差别而給予的心照不宣的補償,就是北方漢人比南方漢人在官場上更受優待,特别是在官職的任用方面。

  最後一點,1333 年,元王朝有了廣泛的財源。除了地租、商業税以外,政府還在許多商業部門中投入了資金,並對屯田,特别是鹽業進行國家控制。到1333年時,由國家鹽業壟斷所得的收入已經穩定上升,每年最多能收入約合760萬錠的紙鈔,足夠滿足中央政府所需的80%。海運系統則將大批糧食從長江三角洲運到大都,供養整個定居的征服者,以及在大都居住的各種人戶,包括大量窮人,還爲住在北方草原上的蒙古人提供食糧。1329年這些至關緊要的漕運活動達到高峰。之後不久,數量開始下滑,起初緩慢些(到1341年下降了25%),然後是災難性的下跌。元王朝在提高收入方面已再無多少可能,事實上它很快將陷入歲入遞減與消費增加的夾擊之中。[16]

  以上是妥歡貼睦爾即位時元朝晚期的概況,20年之後元朝開始走向崩潰。尤其重要的是要記住這些事件距離忽必烈時期(1260—1294年)並不遠,雖然中間經歷了八個皇帝的更替。幾個在1333年時也就六十多歲的高官顯貴,是在王朝創建者的時代成人並開始發蹟的。忽必烈在他們的記憶中還很清晰,出任丞相的伯顏便是如此。(節選自《劍橋中國遼西夏金元史》)

  [1] 妥歡貼睦爾被明朝追封爲顺帝。但從不被北元皇帝承認。北元朝廷存在到1402年,1370年妥歡貼睦爾去世後,元朝的諡號則是惠宗。妥歡貼睦爾的小傳,見傅海波:《妥歡貼睦爾》,載[159]《明人傳記辭典》,第1289—1293頁。

  [2] [617]黄溍(1277—1357年):《黄文獻集》,卷7,71b—72b頁。

  [3] [626]胡助(1276—約1353年):《純白齋類稿》,卷2,5a。

  [4] [819]侯仁之、金濤:《北京史話》,第61—95頁。

  [5] [759]李幹:《元代經濟史稿》,第229—243頁;[364]大島立子:《元代匠戶》。

  [6] [103]伊麗莎白·恩迪科特-韋斯特在《元代的中央機構》一文中論述了這一問題。

  [7] [199]黄時鑒:《元代中國的波斯語》。

  [8] [643]王士點編:《祕書監志》。

  [9] [653]《元史》,卷87,第2187—2188頁。

  [10] [195]蕭啟慶:《元代的軍事制度》,第39—44頁;亦見[856]《元代史新探》,第141—230頁。

  [11] [620]宋褧(1294—1346年):《燕石集》,卷15,13a。

  [12] [855]蕭啟慶在《元統元年進士錄校注》中有全面的考證。

  [13] [624]餘闕(1303—1358年):《青陽先生文集》。

  [14] 有高岩在[17]《元代農民的生活》一文中列擧了有關資料;亦見[773]吳晗:《元帝國之崩潰與明之建立》。

  [15] [625]楊維楨(1296—1370年):《東維子文集》,卷4,9b—10b。

  [16] 有關元代財政的最主要論著還是[127]傅海波的《蒙古統治下中國的貨幣和經濟》,亦見[441]舒爾曼:《元代經濟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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