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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 13224 次 历史版本 1个 创建者:又是一年芳草绿 (2010/2/23 19:34:02)  最新编辑:又是一年芳草绿 (2010/2/23 19:34:15)
嚴複
拼音:yán fù
英文:Yan Fu
  嚴複(1854年1月8日-1921年10月27日),中國近代啟蒙思想家、翻譯家,中國近代資產階級改良派思想家,變法運動中維新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乳名體幹,初名傳初,改名宗光,字又陵,後名複,字幾道,晚號野老人,福建侯官(後並入閩縣,稱爲閩侯,今福州市)人。青年時代曾被清政府派往英國皇家海軍學院學習,回國後長時期在清政府北洋海軍天津北洋水師學堂任職。翻譯過多種西方國家的學術著作,是中國近代第一個系統地介紹“西學”即西方資產階級文化的人。

  嚴複系統地將西方的社會學政治學政治經濟學哲學自然科學介紹到中國,他翻譯了《天演論》、《原富》、《群學肄言》、《群己權界論》、《社會通詮》、《法意》、《名學淺說》、《穆勒名學》等著作。他的譯著在當時影響巨大,是中國20世紀最重要啟蒙譯著。嚴複的翻譯考究、嚴謹,每個譯稱都經深思熟慮,他提出的“信、達、雅”的翻譯標准對後世的翻譯工作產生深遠影響。

生平簡介


嚴複
  嚴複,生於1854年1月8日,卒於1921年10月27日。1877年(光緒三年),嚴複被選送英國學習海軍駕駛。1879年歸國,任教於福州船政學堂。次年,李鴻章新建北洋水師學堂成立,又奉調北上,任該學堂總教習,後升任會辦、總辦。
   
  1895年,中國在中日甲午戰爭中失敗,嚴複深受刺激,開始致力譯著,主張變法圖強以挽救民族危亡。同年,在天津《直報》連續發表了《論世變之亟》、《原強》、《辟韓》、《救亡決論》等政論。以尊民叛君、尊今叛古的精神,公開申斥曆代帝王是竊國於民的大盜竊國者,主張廢除八股,取消科擧制,他還指出欲求中國富強,必須變法,提出了鼓民力、開民智、新民德的改革主張。1897年,他與王修植、夏曾佑等在天津創辦《國聞報》,著文立說,介紹西學,批評時政,積極倡導變法維新,使《國聞報》成爲與上海《時務報》南北齊名的當時影響最大的報紙。
   
嚴複譯作《天演論》

  嚴複最重要的活動,也是他畢生最大的貢獻,是對西方資產階級學術名著的翻譯介紹。其第一部,也是影響最大的譯作,是翻譯赫胥黎的《天演論》。《天演論》的出版使進化論的新思想在中國傳播開來,尤其是書中“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道理,給面臨民族危亡的中國先進分子以愛國救亡、維新變法的理論武器。戊戌變法失敗後,嚴複繼續奮力於譯事,到1909年(宣統元年),先後又譯出斯密的《原富》、斯賓塞的《群學肄言》、穆勒的《群己權界論》和《名學》、甄克思的《社會通詮》、孟德斯鳩的《法意》以及耶芳斯的《名學淺說》等書,共160多萬字之巨,而且幾乎都是具有代表性的名著。他還提出信、達、雅三條翻譯准則,至今仍爲致力譯事者所尊崇,引爲楷模。嚴複學貫中西,被譽爲於西學中學皆爲中國第一流人物。他是近代中國系統地翻譯介紹西方資產階級學術思想的第一人。
  
  嚴複離開北洋水師學堂後,1900年曾開名學會於上海,講演名學。參加唐才常創立的國會,被推爲副會長。1902年,受聘爲京師大學堂譯局總辦。1905年,參與創辦複旦公學,並在次年任校長。1912年,任京師大學堂總監督,兼文科學長。同年,京師大學堂改名北京大學校,複被薦爲首任校長。辛亥革命後,嚴複趨於保守。1913年,他參與發起孔教會,極力主張尊孔讀經;1915年,又列名於擁護袁世凱複辟帝制的籌安會。此後,他還支持宣颺迷信的靈學會。在1919年五四運動中,還對青年學生的愛國行動加以詆毁,保守思想日趨嚴重。

嚴複的教育思想


  在複法運動中,嚴複是一個反對頑固保守、力主複法的維新派思想家。他不僅著文闡述維新的必要性、重要性、迫切性,而且翻譯了英國生物學家赫胥黎的《天演論》,以“物竟天擇、適者生存”作爲救亡圖存的理論依據,在當時產生了巨大的影響。戊戌變法後,他致力於翻譯西方資產階級哲學社會學說及自然科學著作,是一個資產階級啟蒙思想家。嚴複信奉達爾文進化論和斯賓塞的庸俗進化化。這是他政治思想的理論基礎,也是他教育思想的理論基礎。嚴複在《原強》中提出,一個國家的強弱存亡決定於三個基本條件:“一曰血氣體力之強,二曰聰明智慧之強,三曰德性義仁之強。”他幻想通過資產階級的體、智、德三方面教育增強國威。“是以今日要政統於三端:一曰鼓民力,二曰開民智,三曰新民德”。所謂鼓民力,就是全國人民要有健康的體魄,要禁絕鴉片和禁止纏足惡習;所謂開民智,主要是以西學代替科擧;所謂新民德,主要是廢除專制統治,實行君主立憲,倡導“尊民”。嚴複要求維新變法,卻又主張“惟不可期之以聚。”“除而不驟”的具體辦法就是要通過教育來實現,即在當時的中國,要實行君主立憲,必須開民智之後才能實行,總之,“教育救國論”是嚴複的一個突出思想特點。
嚴複在天津的雕像

  嚴複疾呼必須實行變法,否則必然亡國。而變法最當先的是廢除八股。嚴複曆數八股的危害:夫八股非自能害國也,害在使天下無人才,其使天下無人才奈何?曰有大害三:“其一曰錮智慧”、“其二曰壞心術”、“其三曰滋游手”。嚴複主張多辦學校,他曾論述西洋各國重視教育,對“民不讀書,罪其父母”的強行義務教育表示讚賞。因爲中國民之愚智懸殊,自然不能勝過人家。基於這種思想,嚴複對辦學校是積極的。他除親自總理北洋水師學堂長達二十年外,還幫助别人辦過學校,如天津俄文館、北京通藝學堂等。嚴複要求建立完整的學校系統來普及教育,以“開民智”。他根據資本主義國家的制度,提出中國的學校教育應分三段的計劃,即小學堂、中學堂和大學堂。小學堂吸收16歲以前的兒童入學;中學堂吸收16歲至21歲文理通顺、有小學基礎的青年入學;大學堂學習三、四年,然後升入專門學堂進行分科的專業學習 。同時,還要把學習好的聰明之士送出國留學,以造就學有專長的人才。

  此外,嚴複還很重視婦女教育。他對當時上海徑正女學的創辦大爲讚賞。認爲這是中國婦女擺脱封建禮教束縛的開始,也是中國婦女自強的開始。他從救亡圖存的目的出發,認爲婦女自強“爲國致至深之根本”。他還主張婦女應和男子一樣,在女學堂里既要讀書,又要參加社會活動,如果不參加社會活動,創辦的女學堂就和封建私塾沒什麼區别,因而也就無意義了。顯然,他是將婦女置於整個社會變革,特别是婦女自身解放的前提下來考慮的,故十分強調參加社會活動對女學堂學生的重要意義,這也是他在婦女教育方面高出一般人之處。

  嚴複提倡西學,反對泮務派“中學爲體、西學爲用”的觀點。他曾多次將中學與西學作比較:“中國最重三綱,而西人首言平等;中國親親,而西人尚賢;中國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國尊主,而西人隆民……其於爲學也,中國誇多識,而西人恃人力。總之,西學“於學術則黜偽而崇真。”他還指出“中國之人好古而忽今,西之人力今以勝古。”“古之必敝。”所以他認爲就是堯、舜、孔子生在今天的話,也要向西方學習的。要救中國必須學西學和西洋“格致”:“益非西學,洋文無以爲耳目,而舍格之事,則僅得其皮毛。”他認爲“中學有中學之體用,西學有西學之體用,分之則兩立,合之則兩止”。他認爲應做到“體用一致”,“本來一致”要從政治制度上進行改革,提出“以自由爲體,以民主爲和”的資產階段教育方針。

  他從“體用一致”的觀點出發,具體規定了所設想的學校體系中各階段的教學内容和教學方法。他認爲在小學階段,教育目的是使兒童能“爲條達妥適之文”,“而於經義史事亦粗通曉,”因則“舊學功課,十當其九”,並以明白易懂的文字翻譯西學中“最淺最實之普學”爲輔助讀物。在教學方法上,多采用講解,減少記誦功夫。中學階段應以“西學爲重點”,“洋文功課居十分之七,中文功課居十分之三”,並且規定“一切皆用洋文授課”。在高等學堂階段,主要學“西學”,至於“中文”,則是“有考校,無功課;有書籍,無講席,聽學者以餘力自治力。”他認爲對於青少年,應引導他們分析,學些專深的知識,如此,讓他們有所收益,觸類旁通、左右逢源。

  科學方法問題是嚴複西學觀中的一個重要方面,他曾翻譯《穆勒名學》(形式邏輯),並積極進行對“名學”的宣傳介紹。他認爲歸納和演繹是建立科學的兩種重要手段。我國幾千年來,“演繹”甚多,“歸納”絕少,這也是中國“學術之所以多誣,而國計民生之所以病也”的一個原因。嚴複更重視歸納法,主張要“親爲觀察調查”,反對“所求而多論者,皆在文字楮素(紙墨)之間而不知求諸事實”。他曾用赫胥黎的話說:“讀書得智,是第二手事。唯能以宇宙爲我簡編,各物爲我文字者,斯真學耳”。

嚴複的經濟思想


  嚴複的經濟思想主要體現在他所翻譯的A.斯密的名著《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嚴譯名《原富》)的“譯事例言”和“按語”中。該譯本於1902年出版,這時正是中國資本主義生產穫得初步發展的前夕。嚴複的經濟思想典型地體現了當時一些有資本主義傾向的商人、地主和官僚投資興辦新式工商業的要求。
  

宣颺經濟自由主義

 
  嚴複經濟思想的一個重要内容,是直接用斯密的經濟自由主義作爲理論武器,爲發展民族工商業的要求服務。他自稱所以首先翻譯斯密的這部著作,就是爲批判清政權壓制私人資本的政策提供思想武器。因爲斯密所指斥的“當軸之迷謬”,也是清朝廷“言財政者之所同然”。他宣稱隻有個人最了解自身的利益,因此,隻有給個人以從事經濟活動的充分自由,才能“利民”,隻有“利民”,才能使國家富強。他猛烈抨擊洋務派對新式工業的國家壟斷,尤其是洋務派的官督商辦形式,是對人民的掠奪和對國家資財的極大浪費,並使國家在經濟上愈來愈“仰鼻息於西人”,從屬於外國資本勢力。
    

對傳統的“本末”論和“奢儉”論的改造

 
  嚴複用中國固有的“本末”範疇來分析農業和工商業之間的關係,認爲“地爲百產之宗”,隻有在農業中才能產生出“贏”(剩餘),農業中的“贏”是工商業得以獨立存在的“本”(基礎)。同時,他又認爲工商業也是維持人們生活所必不可少的,並且對農業有促進作用,如果工商業不發達,農產品無法銷售,農民會陷於破產以至抛棄土地而去。因此,他堅決反對封建主義的“重本抑末”論,強調工商業和農業“於國爲並重”。
  
  嚴複用傳統的“奢儉”範疇來說明積累和消費的關係。他認爲儉所以可貴,是因爲儉可以“有所養”、“有所生”,否則,就不僅不可貴,而且是“財之蟊賤”。他所說的“有所養”、“有所生”的“儉”,是指把消費節餘下來的財富積累起來,作爲擴大再生產的基金,進行資本的增殖。
  
  嚴複還認識到消費對生產也有促進的一面,在一定條件下增加消費可以擴大商品的需求,有利於生產的發展和資本的積累。因此,“儉”和消費的增長並不總是不相容的。他堅決反對傳統的“黜奢崇儉”論,而提出了“母財(資本)支費(消費)相酌劑爲盈虛”的“理富之術”,主張在不影響資本積累的增長和生產擴大的前提下適當增加消費。
  
  由此可見,嚴複雖然繼續使用着“本末”、“奢儉”等中國固有的經濟範疇,但他用以分析、說明的已不是封建主義的經濟關係,而是資本主義的農業和工商業關係以及消費和資本積累之間的關係了。
  

嚴複的其他經濟思想

 
  在利潤率和利息率的關係上,嚴複認識到,隻有在資本主義條件下利息才是利潤的一部分,利息率才受平均利潤率的限制;資本主義以前的高利貸資本的利息率,是不受利潤率限制的。
  
  嚴複還談到:一定量的貨幣積累,隻有在“相督”(役使和剝削僱傭勞動)時才能夠保持和增殖自身,否則就隻能爲它的所有者作爲消費基金而“坐食立盡”。但是,嚴複在大多數經濟理論問題上,並未接受斯密的合乎科學的見解,而是接受了庸俗的政治經濟學觀點。例如,他用供求論來解釋價值,用“監督工資”論來說明利潤等等。在地租和土地問題上,他更一反古典學派仇視土地所有者的立場,讚美擁有土地的地主既可享受地租和地價暴漲的利益,使自己“所收日多”,又可享受“有地之榮”,以抬高自己的身份和社會地位,這是比開辦工商業更爲有利的投資方式。這種論調是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同封建主義有着千絲萬縷聯繫的一個明顯的表現。

年譜


  1854年1月8日(鹹豐三年十二月十日)嚴複出生於今福建省福州市倉山區蓋山鎮陽岐村一中醫世家。
  1866年(同治五年)嚴複父親病逝,學館中輟,嚴複放棄走科擧“正途”。
  1867年(同治六年)入福州船政學堂學習駕駛,改名宗光,字又陵。
  1871年(同治十年)福州船政學堂畢業,爲該學堂第一屆畢業生,先後在“建威”、“颺武”兩艦實習5年。
  1872年(同治十一年)取得選用道員資格,改名複,字幾道。
  1877年3月(光緒三年二月)赴英國學習海軍,與出使英國大臣郭嵩燾結爲忘年交。
  1879年6月(光緒五年五月)畢業於倫敦格林威治的皇家海軍學院(Royal Naval College),回國後,被聘爲福州船政學堂後學堂教習。
  1880年(光緒六年)到天津任北洋水師學堂總教習。
  1889年(光緒十五年)報捐同知銜,以知府選用,派爲北洋水師學堂會辦。
  1890年(光緒十六年)升爲北洋水師學堂總辦,但因與李鴻章不合,有意退出海軍界,另謀發展。
  1895年(光緒二十一年)中日甲午戰爭後在天津《直報》發表《論世變之亟》、《原強》、《辟韓》、《救亡決論》等文,主張變法維新、武裝抗擊外來侵略。
  1896年(光緒二十二年)創辦俄文館,並任總辦,俄文館爲中國最早的俄語學校;幫助張元濟在北京創辦通藝學堂;9月24日捐款100元資助梁啟超與汪康年在上海創辦的《時務報》。
  1897年(光緒二十三年)和王修植、夏曾佑等在天津創辦《國聞報》和《國聞匯編》,宣傳變法維新;將《天演論》在《國聞報》報上連續發表。
  1898年(光緒二十四年)光緒帝命嚴複來京覲見,闡述變法主張;改捐同知;撰《上光緒皇帝萬言書》。 9月《國聞報》因報道戊戌政變的詳情,被清政府勒令停辦。
  1900年(光緒二十六年)義和團運動爆發,嚴複離開天津,避居上海;參加汪康年、唐才常發起的“中國議會”,被選爲副會長;創辦名學會,講演名學。
  1901年(光緒二十七年)應開平礦務局總辦張冀邀請赴天津主開平礦務局事,後任該局總辦。
  1902年(光緒二十八年)赴北京任京師大學堂附設譯書局總辦。
  1904年(光緒三十年)辭去京師大學堂附設譯書局總辦一職,回到上海。
  1904年冬發生開平礦務局訴訟事件,被邀前往英國倫敦進行交涉。
  1905年(光緒三十一年)孫中山由美洲到達英國,特意去拜訪嚴複,二人進行了長時間的會談。 回到上海,協助馬相伯創辦複旦公學。
  1906年(光緒三十二年),任複旦公學校長,爲該校第二任校長。 被安徽巡撫恩銘聘去任安慶任安徽師範學堂監督。
  1907年(光緒三十三年)恩銘被刺,嚴複離開安徽師範學堂。
  1908年(光緒三十四年)在北京任學部審定名詞館總纂。
  1909年5月(宣統元年四月)被派充爲憲政編查館二等咨議官、福建省顧問官
  1910年1月17日(宣統元年十二月七日)清廷賜予文科進士出身。
  1910年(宣統二年)海軍部授爲協都統,後任資政院議員。
  1912年京師大學堂更名爲北京大學校,任首任校長;11月辭去校長職務。
  1913年總統府外交法律顧問。 發起組織孔教會,並以任爲首領。
  1914年1月26日被擧爲約法會議議員;後被任爲參政院參政。憲法起草委員。
  1915年5月嚴複被袁世凱聘爲憲法起草員。 8月23日籌安會宣布成立,嚴複列名爲籌安會的發起人,支持袁世凱複辟帝制。
  1916年袁世凱死後,國會要求懲辦禍首及籌安會六君子,嚴複避禍於天津。
  1917年對張勳複辟表示同情。
  1919年五四運動認爲支持學生運動的蔡元培不識時務。
  1920年因哮喘病久治無效,回到福州養病。
  1921年10月27日在福州郎官巷住宅與世長辭,終年69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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