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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 20972 次 历史版本 1个 创建者:浮生 (2011/1/13 14:05:40)  最新编辑:浮生 (2011/1/13 16:24:33)
姬旦
拼音:Jī Dàn
同义词条:叔旦,周公,周公旦,元圣
  姬旦(?~前1105),又名叔旦,周文王姬昌第四子,先後輔佐周武王周成王治國,並制作禮樂,天下大治,是西周初期傑出的政治家、軍事家和思想家,亦是儒學奠基人,被尊爲“元聖”,是孔子一生最崇敬的古代聖人。因其采邑在周,爵爲上公,故稱周公。

生平簡介

周公像
周公像
  周公是周武王姬發的母弟,在周滅商之戰中,“常左翼武王,用事居多。”滅商二年後,武王病死,其子成王年幼,由周公攝政。據《曲阜縣志》記載: “武王十三年定天下,封公於少昊之墟曲阜,公不就封,留相武王,成王即位,命世子伯禽就封於魯。”武王的另外兩個弟弟管叔和蔡叔心中不服。他們散布流言蜚語,說周公有野心,有可能謀害成王,篡奪王位。周公聞言,便對太公望召公奭說:“我所以不顧個人得失而承擔攝政重任,是怕天下不穩。如果江山變亂,生民塗炭,我怎麼能對得起列祖列宗,和武王對我的重托呢?”周公又對將要襲其爵而到魯國封地居住的兒子伯禽說:“我是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論身份地位,在國中是很高的了。但是我時刻注意勤奮儉樸,謙誠待士,唯恐失去天下的賢人。你到魯國去,千萬不要驕狂無忌。”

  不久,管叔蔡叔勾結紂王的兒子武庚,並聯合東夷部族反叛周朝。周公奉成王命,率師東征。經過三年的艱苦作戰,終於討平了叛亂,征服了東方諸國,收降了大批商朝貴族,同時斬殺了管叔、武庚,放逐了蔡叔。鞏固了周朝的統治。

  周公平叛以後,爲了加強對東方的控制,正式建議成王把國都遷到洛邑(今洛陽)。同時把在戰爭中俘穫的大批商朝貴族即“殷頑民”遷居洛邑,派召公爽在洛邑駐兵八師,對他們加強監督。另外,周公封小弟康叔爲衛君,令其駐守故商墟,以管理那里的商朝遺民。他告誡年幼的康叔:商朝之所以滅亡,是由於紂王酗於酒,淫於婦,以至於朝綱混亂,諸侯擧義。他囑咐說:“你到殷墟後,首先要求訪那里的賢人長者,向他們討教商朝前興後亡的原因;其次務必要愛民。”周公又把上述囑言,寫成《康誥》《酒誥》《梓材》三篇,作爲法則送給康叔。康叔到殷墟後,牢記周公的叮囑,生活儉樸,愛護百姓,使當地吏民安居樂業。

  建都洛邑後,周公開始實行封邦建國的方針。他先後建置七十一個封國,把武王十五個兄弟和十六個功臣,封到封國去做諸侯,以作爲扞衛王室的屏藩。另外在封國内普遍推行井田制,將土地統一規劃,鞏固和加強了周王朝的經濟基礎。

  爲了進一步鞏固周朝政權,周公還“制禮作樂”,制定和推行了一套維護君臣宗法和上下等級的典章制度。主要有“畿服”制、“爵諡”制、 “法”制、“嫡長子繼承”制和“樂”制等。其中最重要的是嫡長子繼承制貴賤等級制。在殷商時,君位的繼承多半是兄終弟及,傳位不定。周公確立的嫡長子繼承制,即以血緣爲紐帶,規定周天子的王位由長子繼承。同時把其他庶子分封爲諸侯卿大夫。他們與天子的關係是地方與中央、小宗與大宗的關係。周公還制定子一系列嚴格的君臣、父子、兄弟、親疏、尊卑、貴賤的禮儀制度,以調整中央和地方、王侯與臣民的關係,加強中央政權的統治。

  周公惟恐失去天下賢人,洗一次頭時,曾多回握着尚未梳理的頭髮;吃一頓飯時,亦數次吐出口中食物,迫不及待的去接待賢士。這就是成語 “握發吐哺”典故。周公無微不至地關懷年幼的成王,有一次,成王病得厲害,周公很焦急,就剪了自己的指甲沉到大河里,對河神祈禱說:“今成王還不懂事,有什麼錯都是我的。如果要死,就讓我死把。”成王果然病好了。

  周公攝政六年,當成王已經長大,他決定還政於成王。在還政前,周公作《無逸》,以殷商的滅亡爲前車之鑒,告誡成王要先知“稼穡之艱難”,不要縱情於聲色、安逸、游玩和田獵。然後“還政成乏,北面就臣位”。

  後來,有人在成王面前進讒言,周公害怕了,就逃到楚地躲避。不久,成王翻閱庫府中收藏的文書,發現在自己生病時周公的禱辭,爲周公忠心爲國的品質感動得流下眼淚,立即派人將周公迎回來。周公回周以後,仍忠心爲王朝操勞。

  周公退位後,把主要精力用於制禮作樂,繼續完善各種典章法規。臨終時要求把他葬在成周,以明不離開成王的意思。成王心懷謙讓,把他葬在畢邑,在文王墓的旁邊,以示對周公的無比尊重。

  周公爲後世爲政者的典範。孔子的儒家學派,把他的人格典範作爲最高典範,最高政治理想是周初的仁政,孔子終生倡導的是周公的禮樂制度。

歷史功績

周公先聖 儒學先驅

  周公姬旦在少年時便聰慧仁愛,深得文王喜愛。及長,襄助其兄武王姬發伐紂滅商,建言建策。武王死後,其子成王年幼,由周公攝政當國。基定初創,國家多事,周公平定“三監”,大行封建,營建東都,制禮作樂,還政成王,在鞏固和發展周王朝的統治上起了關鍵性的作用,對中國歷史的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

  周公特别重視奴隸主貴族及其子弟的政治道德教育、治術教育和勤政教育,要求“有孝有德”,“明德配天”,“明德慎刑”,“力農無逸”。主張充分發揮“頌”、“誥”對奴隸主及平民的道德影響作用。並提出分别以治績考察、選任官吏的原則。尤尊重“賢能之土”。其言論散見於《尚書》中的《大誥》、《多士》、《無逸》、《立政》等篇。群經之首《周易》據傳乃周公所作,雖乏確證,但其中至少反映了部分周公的思想,則是無疑的。故而周公又被尊爲儒學奠基人,是孔子最崇敬的古代聖人。《論語》中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複夢見周公。”

輔助武王 翦滅殷商

  周人本是活動於今陝甘一帶以農業見長的部族。太王、王季時開始興盛。文王斷虞、芮之訟,征伐犬戎、密須,鞏固了後方,又越過大河,攻克黎國(今山西長治西南),進攻商王經常打獵的邗(今河南沁陽西北)。滅掉商的同姓國崇之後,在豐水西岸建立了豐邑(今陝西長安西北),以便東進。武王和周公幫助他們的父親——文王成了西方的共主,奠定了滅掉商朝的基礎。

  殷紂王並沒有深刻認識到西方姬姓勢力發展的嚴重性,他對外征東夷,對内拒諫飾非,醇酒婦人,酒池肉林,把國内政治搞得一片混亂。文王死後,武王即位,以周公爲最主要的得力助手,在召公、畢公等幫助下,在盟(孟)津觀兵,大會天下諸侯。這是一種進攻前的總演習,也是一種試探。觀兵後的第二年十二月,武王在周公等人的幫助下,統率戰車三百輛,虎賁三千人,甲士四萬五千人,渡過盟津。二月甲子(約前1027年)凌晨,武王在商郊牧野集眾誓師,誓詞就是《尚書》中的《牧誓》

  《牧誓》是周公所作。全文分作兩段。第一段痛斥商紂王隻聽婦人(妲己)的話,不祭祀祖先天地之神;連自己同祖兄弟都不進用,反而重用四方逃亡的罪人,讓他們暴虐百姓,導致天怒人怨,招致殷紂王滅亡;第二段申明自己是躬行天罰,宣布作戰紀律,鼓勵戰士勇猛殺敵。

  紂王發兵抵擋,結果紂軍掉轉矛頭,往回沖殺,紂軍潰敗。紂王登上鹿台,自焚而死。第二天,周公把大鉞,召公把小鉞,在武王左右,向上天和殷民宣布紂王罪狀,正式宣布殷朝滅亡,周朝取而代之,武王爲天子。其他人不過負責儀仗、保衛、布置祭天地的用具。兩相比較,我們可以看出周公的地位僅次於武王,周公把的大鉞是一種權力的象征。

  紂王是死掉了,可是對如何處置殷商遺民和上層貴族的問題,武王一時拿不定主意。他首先問太公望——薑尚。太公說:“我聽說過,愛屋及烏。如果相反,人不值一愛,那麼村落里的籬笆、圍牆也不必保留。”意思是不光殺掉殷紂,連敵對的殷人也不能保留,而要統統殺掉。周武王不同意。又找來召公商量。召公說:“有罪的殺,沒罪的留下。”武王說:“不行。”於是又找來周公。周公說:“讓殷人在他們原來的住處安居,耕種原來的土地。爭取殷人當中有影響有仁德的人。”周公這種給以生路,就地安置,分化瓦解的政策,深得武王的讚許。武王命令召公釋放被囚禁的箕子和被關押的貴族;修整商容故居,並且設立了標志;讓閎夭培高王子比幹的墳墓;命令南宮括散發了鹿台的錢財,打開钜橋的糧倉,賑濟饑餓的殷民。這一切措施都表明要反殷紂之道而行之,給受殷紂殘害的人平反昭雪,大力爭取殷人。

東征叛國 平定三監

  原來商王朝直接統治的地方,武王把它分成三部分,邶由紂王之子武庚祿父掌管,衛由蔡叔度掌管,庸由管叔鮮掌管,史稱“三監”。(也有的說管叔、蔡叔、霍叔稱爲“三監”。但說霍叔爲“三監”之一,《史記》《漢書》等都不載。)管叔的封地在管(今河南鄭州一帶),蔡叔的封地在蔡(今河南上蔡一帶)。封叔旦於魯(今山東曲阜),爲周公。封太公望於營丘(今山東臨淄北)。封召公爽於燕。(今北京西南,一說在北京。)

  滅商歸來,在鎬京武王同周公談起在洛水和伊水之間的平原地帶建立新都,以便控制東方。由於日夜操勞,武王身染重病,周公虔誠地向祖先太王、王季、文王祈禱。他說:你們的元孫某得了危暴重病,如果你們欠了上天一個孩子,那就讓我去代替他。我有仁德,又多才多藝。你們的元孫某不如我多才多藝,不能侍奉鬼神。今天我們看來,覺得這種祈禱是好笑的,可是對三千多年前相信天命鬼神的周人來說,那是十分真誠無私的。祈禱以後,武王的病雖然有所好轉,但不久還是病故了。武王在臨終前願意把王位傳給有德有才的叔旦——周公,並且說這事不須占蔔,可以當面決定。周公涕泣不止,不肯接受。武王死後,太子誦繼位,是爲成王。成王不過是個十多歲的孩子。面對國家初立,尚未穩固,内憂外患接踵而來的複雜形勢,成王是絕對應付不了的。《尚書·大誥》說:“有大艱於西土,西土人亦不靜。”《史記·周本記》也說:“群公懼,穆蔔。”武王之死使整個國家失去了重心,形勢迫切需要一位既有才幹又有威望的能及時處理問題的人來收拾這種局面,這個責任便落到了周公肩上。周公執政稱王,發揮了王的作用。這在當時是自然的事情。古書中有不少周公稱王的記載,隻是到了漢代,大一統和君權至上局面形成之後,周公稱王變成不可思議,於是才有周公是“攝政”、“假王”等等說法。

  文王並非長子,他上邊有兩位哥哥——太伯仲雍;武王上面有文王的長子伯邑考。周公以弟弟的資格稱王,雖無可厚非,但是他前面還有排行第三的管叔鮮,周公不過是老四。周公稱王,管叔有意爭權,於是散布流言:“周公將不利於孺子(成王)”。滅殷後的第三年,(前1024年),管叔、蔡叔鼓動起武庚祿父一起叛周。起來響應的有東方的徐、奄、淮夷等幾十個原來同殷商關係密切的大小方國。這對剛剛建立三年多的周朝來說,是個異常沉重的打擊。如果叛亂不加以克服,周王朝就會面臨極大困難,周文王慘淡經營幾十年建立起來的功業就會毁掉。周王室處在風雨飄搖之中。在王室内部也有人對周公稱王持懷疑態度。這種内外夾攻的局面,使周公處境十分困難。他首先穩定内部,保持團結,說服太公望和召公爽。他說:“我之所以不回避困難形勢而稱王,是擔心天下背叛周朝。否則我無顏回報太王、王季、文王。三王憂勞天下已經很久了,而今才有所成就。武王過早地離開了我們,成王又如此年幼,我是爲了成就周王朝,才這麼做。”周公統一了内部意見之後,第二年(前1023年)擧行東征,討伐管、蔡、武庚。事前進行了占蔔,發布了《大誥》。

  不久,管叔、蔡叔勾結紂王的兒子武庚,並聯合東夷部族反叛周朝。周公旦奉成王命,率師東征。經3年的艱苦作戰,終於討平了叛亂,征服了東方諸國,收降了大批商朝貴族,同時斬殺了管叔、武庚,放逐了蔡叔。鞏固了周朝的統治。

  公元前1022年顺利地討平了三監的叛亂,殺掉了首惡管叔鮮,擒回並殺掉了北逃的武庚,流放了罪過較輕的蔡叔度。蔡叔死了以後,他的兒子胡“率德馴善”,和他的父親大不一樣。周公聽到之後,便提拔他作魯國卿士,胡把魯國治理得很好,周公又把胡封到新蔡。

  周公討平管蔡之後,乘勝向東方進軍,滅掉了奄(今山東曲阜)等五十多個國家,把飛廉趕到海邊殺掉。從此周的勢力延伸到海邊

  武王爲了“屏藩周室”,拱衛周王朝,進行了封建。被封的兄弟之國有十五人,姬姓之國有四十人;又向參加牧野之戰的諸侯分發了商朝宗廟彝器和寶物。

大行封建 以屏周室

  周公旦平叛以後,爲了加強對東方的控制,正式建議成王把國都遷到洛邑(今洛陽)。同時把在戰爭中俘穫的大批商朝貴族即“殷頑民”遷居洛邑,派召公奭(在洛邑駐兵8師,對他們加強監督。另外,周公旦封小弟康叔爲衛君,令其駐守故商墟,以管理那里的商朝遺民。他告誡年幼的康叔:商朝之所以滅亡,是由於紂王酗於酒,淫於婦,以至於朝綱混亂,諸侯擧義。他囑咐說:“你到殷墟後,首先要求訪那里的賢人長者,向他們討教商朝前興後亡的原因;其次務必要愛民。”周公旦又把上述囑言,寫成《康誥》、《酒誥》、《梓材》三篇,作爲法則送給康叔。康叔到殷墟後,牢記周公旦的叮囑,生活儉樸,愛護百姓,使當地吏民安居樂業。

  如何統治被征服的地區,是戰爭勝利之後的大問題,武庚和奄國、淮夷的叛亂,表明重要地區不能再用舊的氏族首領,必須分封周族中最可信賴的成員,這和武王分封已經有所不同。周公把弟弟康叔封到原來商王統治的中心地區,以朝歌爲都(今河南淇縣),分給他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錆氏、樊氏、饑氏、終葵氏,多是些有某種手工藝專長的氏族。康叔封地不僅面積大,而且統有八師兵力,以防止殷民的再度反抗。

  爲了使康叔顺利地進行統治,周公先後給康叔《康誥》、《酒誥》、《梓材》三篇文告。這在眾多受封人中間是絕無僅有的。推測其原因,一則是康叔統治的爲殷人腹心地帶,問題最尖銳最複雜;二則是周公首先征服的,也是三監反周所據的殷人集中的地方,而戰爭勝利之後,康叔受封也比較早。《康誥》、《酒誥》、《梓材》可以看作是周公對新征服地區的施政綱領。三篇的主旨是“敬天保民”、“明德慎罰”,爲的是使殷民在連續兩次大動盪之後安定下來,使殷民從事正常的農業生產和商業活動。但又不是一味遷就,對飲酒成風,不孝不友是毫不客氣的。
 
周公塑像
周公塑像
  奄是東方較大的方國,管、蔡散布流言以後,奄君曾對武庚祿父說:“武王已經死了,成王年幼,周公被懷疑,這樣天下要亂了,請擧事(叛周)。”周公被封到奄,長子伯禽就封,建立魯國(今山東曲阜)。分給伯禽殷民六族:徐氏、條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這些也都是具有某種專長的手工藝氏族,作爲魯公的奴隸。

  薄姑等國也曾參與反周,師尚父——薑太公原被封爲齊侯,都營丘(今山東臨溜北)。太公是位智勇雙全的將領。武王伐紂時他率先沖入敵陣,這次周公東征,他又立下大功,封地相當大。周公讓召公封給太公的土地是“東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無棣。”同時還具有專征專伐的特權,“五侯九伯,實得征之。”營丘附近還有許多小國,太公就封時東夷族萊人就和他爭地。齊國先後滅掉這些小國,而成爲東方大國。

  周的同姓召公爽被封到燕,召公長子在平叛之後才就封,建都於薊(今北京一帶)。燕是周王朝東北方的屏障。它的設立可以切斷殷商舊族和他的北方同姓孤竹國的聯繫,又可以和松花江、黑龍江、遼河一帶的肅慎族靠近。肅慎原是周的遠方屬國。近年北京和遼南都發現不少商、周銅器。證實周初的燕確實統治北方廣大領土。

  周武王伐紂,微子手持祭器來到軍門,脱去上衣,露出臂膀,反縛着雙手,跪着前行,向武王投降。武王親自給他解了綁,仍然讓他管理當初的封國。三監之亂,微子沒有參加。周公平叛之後命他代表殷人後代,奉祀殷的先公先王,立國於宋(今河南商丘)。後來宋成爲有名的大國。宋的西面有姒姓杞國(今河南杞縣),西南有媯姓的陳(今河南淮陽),北面還有一些小國。宋處在諸國包圍之中。

  除去上述國家之外,周公還分封了大量的同姓國和異姓國。據《荀子·爪效》記載,周公“立七十一國,姬姓獨居五十三人。《左傳》僖公二十四年,富良說:“周公弟二叔之不鹹,故封建親戚以蕃屏周。管、蔡、成、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文之昭也。邗、晉、應、韓,武之穆也。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可見周公封的大大小小的國家,數不在少。

  武王克商隻是打擊了商王朝的核心部分,直到周公東征才掃清了它的外圍勢力。三年的東征滅國盡管有五十個左右,而占領地的鞏固和擴大還是在分封同姓之後。東征以後,周人再也不是西方的“小邦周”,而成爲東至海,南至淮河流域,北至遼東的泱泱大國了。

  周公東征象疾風驟雨席卷了大河下游,攪動了原有民族部落的格局。徐國一部分逃到江南(今江西);一部分東夷被趕到淮河流域;嬴姓西遷;楚國逃到丹水流域。這造成了民族大遷徙大融合。

  東征的戰鬥是殘酷而激烈的,《詩經·豳風·破斧》:“既破我斧,又缺我斯。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哀我人斯,亦孔之將。”戰士們跟着周公東征,斧子砍出了缺口,縱使飽經戰鬥的苦楚,能夠生還是很幸運的了。東征的戰士思念家鄉,一旦解甲歸田,心中充滿了種種遐想,《詩經·豳風·東山》,就是這種心理的生動寫照。再也不是内外交困,戰鬥之前的那種“風雨所飄搖,予唯音噍噍”的局面了。

  建都洛邑後,周公旦開始實行封邦建國的方針。他先後建置71個封國,把武王15個兄弟和16個功臣,封到封國去做諸侯,以作爲扞衛王室的屏藩。另外在封國内普遍推行井田制,將土地統一規劃,鞏固和加強了周王朝的經濟基礎。

營建洛邑 制禮作樂

  東方遼闊疆域的開拓,要求統治重心的東移。周公東征班師之後,便着手營建東都洛邑。建城的主要勞力是“殷頑民”,即殷人當中的上層分子。“頑民”西遷,一則使他們脱離了原來住地,失去了社會影響;二則集中起來,便於看管。爲了看管殷頑民,周公曾經派了八師兵力駐守。

  東都洛邑位於伊水和洛水流經的伊洛盆地中心,地勢平坦,土壤肥沃,南望龍門山,北倚邙山,群山環抱,地勢險要。伊、洛、湛、澗四小匯流其間。東有虎牢關,西有函穀關,據東西交通的咽喉要道。顺大河而下,可達殷人故地。顺洛水,可達齊、魯。南有汝、潁二水,可達徐夷、淮夷。伊、洛盆地確實是定都的好地方。

  周公稱王的第五年(前1020年),正式營建洛邑。三月初五,召公先來到洛邑,經過占蔔,把城址確定在澗水和洛水的交匯處,並進而規劃城廓、宗廟、朝、市的具體位置,五月十一日規劃成功。第二天,周公來到洛邑,全面視察了新邑規劃,重新占蔔。蔔兆表明湛水西和湛水東,洛水之濱營建新都大吉。經過一年左右的時間建成。城方一千七百二十丈,外城方七十里。城内宮殿富麗堂皇,新都叫“新邑''或“新洛邑”;因此地原有鄂邑,北有郟山,故又稱 “郟郫”。新都爲周王所居,又叫“王城”。新邑東郊,湛水以東殷民住地叫“成周”,意思是成就周道。原來的鎬京就稱作“宗周”了。

  東都洛邑建成之後,周公召集天下諸侯擧行盛大慶典。在這里正式冊封天下諸侯,並且宣布各種典章制度。也就是所謂“制禮作樂”。

  爲了鞏固周的統治,周公先後發布了各種文告,從這里可以窺見周公總結夏殷的統治經驗,制定下來的各種政策。周公曾先後給衛康叔《康誥》、《酒誥》、《梓材》三篇文告。

  《康誥》的目的是安定殷民,全篇内容不外是“明德慎罰”。周文王因爲“明德慎罰,不敢侮鰥寡”才有天下。殷代“先哲王”也是安民,保民。“明德”的具體内容之一就是“保殷民”。“慎罰”,是依法行事,其中包括殷法的合理成分。刑罰不可濫用,有的案情要考慮五、六天,十來天,才能判定。至於殺人越貨,“不孝不友”的,要“刑茲無赦”。文告中反複強調“康民”、“保民”、“裕民”、“庶民”。告誡康叔要勤勉從事,不可貪圖安逸。“天命”不是固定不變的,能“明德慎罰”才有天命。“明德慎罰''也不是一切照舊,而是參酌殷法,推行周法,使殷人“作新民”。

  《酒誥》是針對殷民飲酒成風而發的。釀酒要用去大量糧食,這種飲酒風習在以農業起家的周人看來,簡直無法容忍。周公並非完全禁酒,在有祭祀慶典的時候還是可以喝一點。群飲是不行的,不可放過,要通統捉來“以歸於周”,“予其殺”。“予其殺”是我將要殺,未必殺。所以“歸於周”,是不要給殷人以象“小子封刑人殺人”的印象。這同“保民”、“安民”是一致的。應該引導殷民去“藝黍稷”即種莊稼,也可“肇牽牛,遠服賈”,去經商養父母。殷代先王,從成湯至帝乙都不敢“自暇自逸”,更何況敢聚會飲酒了。至於工匠飲酒,另當别論,不要殺,姑且先進行教育。在政策上區别對待是十分鮮明的。

  《梓材》也還是提倡“明德”,反對“後王殺人”。至於民人之間,也不要相殘害,相虐待,乃“至於敬寡,至於屬婦,合由以容”。上上下下不虐殺而“敬寡”,而“合由以容”,自然會出現安定的局面。這種局面的形成不是輕易可以得到的,要象農民那樣勤除草,整地,惰整田界水溝;象維修居處那樣,勤修垣牆,壁上塗泥,頂上蓋草;又如同匠人治器,勤事修斯,再塗上黑漆和紅漆。總之,勤用明德、保民,才能“萬年惟(爲)王”。

  三篇貫穿一個基本思想是安定殷民,不給殷民一個虐殺的形象,處罰要慎重,要依法從事。至於改造陋習——酗酒,一是限制,二是引導,三是區别對待。做爲統治者,要勤勉從事。

  《康誥》、《酒誥》、《梓材》是周公對被征服地區的政治方略,而《多士》是對待遷到洛邑的殷頑民的政策。洛邑建成之後,這批建城的殷頑民如何發落。自是擺在日程上的問題。《多士》是周公向殷頑民發布的文告。全文分作兩大段。第一段是攻心,讓殷頑民服從周人統治。理由是你們這些殷士不好,上天把大命給了我小“邦周”,決不是我“敢弋殷命”、“敢求位”。這如同你先祖成湯取代不道的夏桀一樣,也是“上帝不保”夏桀。我現在把你們從“天(大)邑商”遷到西土,不要怨我,我是矜憐你們的,這也是天命所在。第二段内容是宣布給以生活出路,讓他們就地安居,有你們的田地,有你們的住宅,“爾乃尚有爾土,爾乃尚寧幹止。”如果你們能顺從聽命,有德,還被任用。上天會可憐你們,否則,你們不但會失去土地,而且我還會把上天的處罰加在你們身上。

  對俘虜進行攻心戰術,使之自食其力,恩威並施。這是一整套改造政策。周公反複申明的“天命”不是他的創造,而是從遠古繼承下來的。《墨子·兼愛下》引《禹誓》:“用天之罰”,是禹征三苗時發表的誓詞。湯在征服夏桀時誓師詞說:“有夏多罪,天命殛之。”“天”已經不是單純反映自然力量的神,天神已經幹預人間事務。周公在《牧誓》中也提到“恭行天之罰”。對敵人多講天命的周公,對“天”的觀念已經有所發展。“天命”是否轉移,怎樣才能保住 “天命”,取決於有沒有“德”,桀紂失掉天命是因爲失“德”,周人要保住“天命”則必須有“德”,因此周公在教導周人時就多講“明德”。“天命”變成可以保持和爭取的了。人不再是盲目地服從“天命”,而有了主觀努力的可能了,這是積極的。天子是天的代理人,一方面他具有無上的權威,但不是無條件的,他必須有“德”,不然天命就要轉移,因而君主、天子不可以爲所欲爲的,是有條件、受約束的。紂在滅亡前夕還說“我不是有命在天乎?”周公的思想比他,比殷人要大大前進一步。保住天命的條件之一是“保民”,民的狀況不能不成爲君主認真考慮的問題。

  參與建新都的除去殷遺之外,還有“侯,甸、男、邦、伯”,這些多是殷的舊有屬國。東都建成,周公除去對殷頑民訓誡之外,還對這些“多方”訓誡。《多士》強調天革殷命,《多方》則突出殷代夏,周革殷,是由於“不肯戚言於民”、“不克明保享於民”,於是成湯用“爾多方簡代夏作民主。”周 “克堪用德”,天才讓周“簡畀殷命,尹爾多方”。對“多方''則反複強調“保民”。針對“多方”懷念舊殷,不愛周邦,一方面讓他們有田宅;另一方面,如果不聽周的號令,則“我乃其大罰殛之”。假如内部和睦,努力種田,“克勤乃事”,天要矜憐你們,我有周還要大大地賞賜。有德者,還可以在王廷作官。爲期五年爲善,你們仍可以回到本土。

  周公在掃平叛亂,營建成周之後的問題是,周王朝的長治久安的謀劃,也就是“制禮作樂”。這在周公稱王的第六年。“禮”強調的是“别”,即所謂“尊尊”;“樂”的作用是“和”,即所謂“親親”。有别有和,是鞏固周人内部團結的兩方面。

  禮所要解決的中心問題是尊卑貴賤的區分,即宗法制,進一步講是繼承制的確立。由於沒有嚴密的繼承制,周公固然可以稱“鹹王”,管、蔡也可以因爭王位而背叛王室。小邦周不能不考慮大邦殷的經驗教訓,何況周公對夏殷歷史是了如指掌的。殷代從先妣特祭和兄終弟及的人數有限看,是分了嫡庶的,是子以母貴的。殷是傳弟和傳子的並存,曾導致了“九世之亂”。傳弟終究還要傳子,這本來是生物的規律。傳子和傳弟有傳長、傳幼和傳賢的矛盾。傳弟更有個傳弟之子和傳兄之子的矛盾。這些矛盾的存在,往往導致王室紛爭,王室紛爭又會導致王權衰落,國祚不久。殷代從康丁以後,曆經武乙文丁帝乙、帝辛(紂),明顯地廢除了傳弟制而確立了傳子制。周在周公之前也沒確立嫡長制,繼太王的不是泰伯和仲雍,而是季曆。武王有兄名伯邑考,文王卻以武王姬發爲太子。自周公以後,曆“成王、康王、昭王,穆王、共王、懿王”,除去孝王外直到幽王都是傳子的,這不是偶然的,這種制度即嫡長子繼承制的確立應歸功於周公。嫡長子繼承制確立以後,隻有嫡長子有繼承權,這樣就經法律上免除了支庶兄弟爭奪王位,起到穩定和鞏固統治階級秩序的作用。嫡長子繼承制是宗法制的核心内容。周公把宗法制和政治制度結合起來,創立了一套完備的服務於奴隸制的上層建築。周天子是天下大宗,而姬姓諸侯對周天子說來是小宗。而這些諸侯在自己封國内是大宗,同姓卿大夫又是小宗,這樣組成一個寶塔形結構,它的頂端是周天子。周代大封同姓諸侯,目的之一是要組成這個以血緣紐帶結合起來的政權結構,它比殷代的聯盟形式前進了一大步。周代同姓不婚,周天子對異姓諸侯則視爲甥舅關係。血緣婚姻關係組成了周人的統治系統。到春秋戰國時代暴露了它的弱點,郡縣制代替了分封制,但在當時的具體條件下,無疑形成了一種以華夏族爲主體的層次分明的政權機構,一種遠較殷人的統治爲進步的機構。由宗法制必然推演出維護父尊子卑,兄尊弟卑,天子尊,諸侯卑的等級森嚴的禮法。這種禮法是隸屬關係的外在化。反過來,它又起到鞏固宗法制的作用,其目的是維護父權制,維護周天子S6統治,誰要是違反了禮儀、居室、服飾、用具等等的具體規定,便視爲非禮、僭越。

  周天子能授民授疆土,則必以土地國有爲前提。“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詩經·小雅·北山》)在周公文治武功盛極一時的時代,並非虛構。由此引申出來的“田里不鬻”;土地不許買賣,恐怕也出自周公。周公能授給薑太公以專征專伐的特權,那麼,“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恐怕是周公時代或更早確立而爲周公所法定下來的。爲了加強中央王朝對地方的統治,冊封、巡狩、朝覲、貢納等制度,也很可能是周公在總結前代經驗的基礎上確定下來的。

  爲了進一步鞏固周朝政權,周公旦還“制禮作樂”,制定和推行了一套維護君臣宗法和上下等級的典章制度。主要有“畿服”制、“爵諡”制、 “法”制、“嫡長子繼承”制和“樂”制等。其中最重要的是嫡長子繼承制和貴賤等級制。在殷商時,君位的繼承多半是兄終弟及,傳位不定。周公確立的嫡長子繼承制,即以血緣爲紐帶,規定周天子的王位由長子繼承。同時把其他庶子分封爲諸侯卿大夫。他們與天子的關係是地方與中央、小宗與大宗的關係。周公旦還制定子一系列嚴格的君臣、父子、兄弟、親疏、尊卑、貴賤的禮儀制度,以調整中央和地方、王侯與臣民的關係,加強中央政權的統治,這就是所謂的禮樂制度,孔子一生所追求的就是這種有秩序的社會。

  周公旦攝政六年,當成王已經長大,他決定還政於成王。在還政前,周公作《無逸》,以殷商的滅亡爲前車之鑒,告誡成王要先知“稼穡之艱難”,不要縱情於聲色、安逸、游玩和田獵。然後“還政成乏,北面就臣位”。周公旦退位後,把主要精力用於制禮作樂,繼續完善各種典章法規。年老病終前,他叮囑說:“一定要把我葬在洛邑,以表示我至死也不能離開成王”。不久辭世。

  周公旦是西周時期著名的政治家、軍事家,其在東征過程中實施的團結内部、各個殲敵、軍事攻勢與政治爭取並擧的謀略,及先弱後強的作戰指導,均豐富和發展了我國古代軍事思想,對後世有着深遠的影響。周公一職,曆代都是由姬旦世襲下來的。但到了考王時期,由考王的弟弟桓公接任周公一職,被封在河南成周。

讓位成王 有始有終

  周公制禮作樂第二年,也就是周公稱王的第七年,周公把王位徹底交給了成王。《尚書·召誥、洛誥》中周公和成王的對話,大概是在擧行周公退位,成王視事的儀式上、史官記下的。在國家危難的時候,不避艱辛挺身而出,擔當起王的重任;當國家轉危爲安,走上顺利發展的時候,毅然讓出了王位,這種無畏無私的精神,始終被後代稱頌。但是,周公並沒有因退位而放手不管,成王固然對他挽留,而他也不斷向成王提出告誡,最有名的是《尚書·無逸》。

  《無逸》,不要貪圖安逸,不錯,是周公告誡成王的,就是在今天讀起來,我們還覺得它是新鮮的。《無逸》開頭就講,知道種地務農的辛勞,才懂得“小人”——農民的隱情。父母辛勤務農,而他們的子弟不知道種地的艱辛,就會貪圖安逸乃至妄誕,甚至侮辱他的父母說:“老年人,什麼也不懂。”這種不孝的話在當時是決不許講的。《康誥》中還提到,對不孝不友的人要處以刑罰。作一個最高統治者要知道下邊的隱情疾苦,否則就會做出荒誕的事情來。周公接着擧了殷代名君中宗太戊、高宗武丁、商湯之孫祖甲,不是莊嚴威懼,勤自約束,“不敢荒寧”,就是久爲小人,能保惠小民,不敢侮鰥寡,他們享國都能長久。爾後的殷王,生下來就安逸,不知道務農的辛勞,隻是貪圖享樂,因而他們享國也都不長久。周公接下去又擧有周的太王、王季的謙抑謹畏,特别提到文王穿不好的衣服,自奉節儉,參加農業勞動,能“懷保小民,惠鮮鰥寡”,從早到過午有時連飯都來不及吃,爲的是團結萬民。他不敢盤桓逸樂游獵,不索取分外的東西,因而享國也比較長久。周公告誡後代,不許放縱“於觀、於逸、於游、於田(田獵)”,不能寬容自己說:姑且現在享樂一下,不能象商紂那樣迷亂於酒。如果不聽,就會變亂先王正法,招致民人的怨恨詛咒。有人告訴說:“小人恨你、罵你。”要說自己有錯誤,深自省察,不許含怒,不許亂殺無辜,亂罰無罪。不然,相同的怨忿集中到你一個人身上,那後果是不堪設想的。

  周公所說的深入底層,關心民間疾苦,以“無逸”自警或用來教育後代是對的,但是“逸”與不“逸”往往受階級條件和生活環境所左右,存在決定意識,在沒有外界強大壓力的情況下,王室成員“生則逸”是必然的,由“逸”而失國也是必然的。

  周公致政三年之後,在豐京養老,不久得了重病,死前說:“我死之後一定葬在成周,示意給天要臣服於成王。”死後葬於文王墓地畢,成王說;“這表示我不敢以周公爲臣。”

政治思想

  周公姬旦不但是一位卓越的政治家和軍事家,同時也是一位傑出的思想家。在他攝政期音,曾損益夏商舊禮,“制禮作樂”,完善了周王朝奴隸制國家的政治體制和典章制度,並對商人的天命思想作了變革,提出了“敬德保民”、“明賞慎罰”的統治思想。

  周公繼承了商人崇拜上帝至上神的天命觀念。他同樣認爲“天”是有意志、有感情、能賞善罰惡的人格神。因此,在許多文誥中,周公曾不斷地向殷遺民、周貴族和方國的首領們告誡說:夏、商王朝的滅亡是由於夏商統治者無德而違背了“天命”,故天降命於成湯“刑殄有夏”,降命於文王“殪戎殷”。周王朝的興起則是“受天明命”,一切皆出於“上帝”的安排。

  但是,周公的天命觀和商人的天命觀是有區别的。他爲了強化宗法奴隸制的需要,對商人的天命觀念作了某些變革。首先,他把商人的上帝與宗祖神相結合的一元神論改造成爲上帝與宗祖神分離爲二的二元神論。繼而,他用“以德配天”說改造了商人的事事皆需求神問蔔的天命論。

  在周公看來,如果周人再繼續承認商人的一元神論,那就無法解釋上帝何以不保佑商族而讓他走和向滅亡的現實,周人的代殷也就失去了神聖的依據。周公認爲,有“德”才是取得上帝對地上王權的認可和得到臣民擁護的基本前提。周人所以能夠代商而王,關鍵是“丕顯考文王”“明德慎罰”(《尚書·康誥》),德行醇厚,勤勞敬謹,創造了良好的政績,終於取得上帝的歡心和小民的敬畏,才被天神上帝賜予統治地上的王權。周公盡力把上帝說成是一個對任何人都一視同仁的“公正”之神,“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左傳·僖公五年》)。以往,在商人眼里,上帝宗祖的一元神對他們的鍾愛完全是無條件的,而他們對上帝宗祖神則是絕對服從的。因而,商時形成了一種置鬼神於首位而貶抑人事的蒙昧主義的宗教迷信思想,這對人們的理性認識活動的發展起了嚴重的阻礙作用。而周公的二元神論則第一次把上帝神(稱之爲“天”)的好惡與地上君王的行爲聯繫起來,強調了人的主觀努力,這就在一定程度上疏遠了上天與人間的關係,首次打開了商人的宗教蒙昧主義的缺口,從而導引出周公“以德配天”的神權理論。周公認爲,君主不能再像商人那樣一味憑靠上帝宗祖之神的保佑過日子,而要具有道德修養,能自覺地維護宗法奴隸制的根本利益,天神才能把疆土和臣民授予君王來統治,並且還要時刻接受上帝(“天”)的監督,看他是否有失德的得爲表現。“皇矣上帝,臨下有赫。監視四方,求民之莫。”(《詩·大雅·皇矣》)因此,周初統治者對自己的行爲不得不加以自我約束,注意道德修養,故說:“我亦不敢寧於上帝命”(《尚書·君奭》),“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詩·周頌·敬之》)在周公看來,有德和天命是緊密關聯在一起的,天命雖然是至高無上的,但有德卻是取得天命福佑的根據和前提。這樣,法力無邊的天命自然受到了限制,而道德在周人的神權理論中就被提到了重要的地位。這正如《禮記·表記》中所說:“周人尊禮尚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這樣,“以德配天”思想就把商人鬼神至上的天命思想作了變革改造,賦予了新的内容,即人的活動在天命轉移論的歷史觀點,已經承認人可以有條件地掌握自己的命運。這就表明周人已在一定程度上看到了人類創造歷史的自主活動,它在認識史上是一個很大的進步。

  周公爲了維護和鞏固西周政權,竭力宣颺“以德配天”的神權理論,提出了“敬德保民”的觀念。他從“敬德”出發,時時以夏、商“失德而亡”爲鑒戒,要求以國君爲首的周貴族要像文王那樣“克自抑畏”、“即康功田功”,繼承先王那種“無淫於觀、於逸、於游、於田,以萬民惟正之供”(《尚書· 無逸》)的精神,克制奢侈欲望,加強道德修養,做萬民的表率。同時,他還從“敬德”出發,提出“保民”和“慎罰”的主張。他要求統治者“知稼穡之艱難”、 “聞小人之勞”,做到“懷保小民,惠鮮鰥寡”(《尚書·無逸》)和“明德慎罰”(《尚書·康誥》),使奴隸和平民有一個最起碼的生存條件。這樣,“王以小民受天永命”(《尚書·召誥》),周朝君王就能穫得小民的擁護而保持永久的“天命”。周公的這種“敬德保民”思想,爲後來孔孟儒家所繼承,發展成爲一種德治思想,對中國的封建社會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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