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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 12184 次 历史版本 1个 创建者:浮生 (2011/1/5 11:58:05)  最新编辑:浮生 (2011/3/28 11:32:05)
康乾盛世
拼音:Kāngqián Shèng shì(Kangqian shengshi)
英文:High Qing
同义词条:康雍乾盛世,High Qing
  “康乾盛世”,起於康熙二十年(1681年)平三藩之亂,止於嘉慶元年(1796年)川陝楚白蓮教起義爆發,持續時間長達115年。清朝從康熙帝平定三藩之亂起,開始出現了經濟全面繁榮的局面,到雍正乾隆中期,清朝國力達到其鼎盛,在政治、經濟、文化等諸多方面將中國傳統社會推向了一個新的高峰,創造了中國歷史的奇蹟。中國大陸、台灣等地的史學界及教科書中,一般將康、雍、乾時期稱爲康乾盛世或康雍乾盛世。西方傳統史學界亦提及這種說法,或稱這段時期爲"High Qing",即清朝高峰時期。

疆域

 
清仁宗嘉慶二十五年(1820年)的大清帝國版圖
清仁宗嘉慶二十五年(1820年)的大清帝國版圖
  國家統一,社會才能安定,百姓才能安居樂業,這是一個盛世到來的基本條件,而“康乾盛世”之所以叫盛世,很大原因是符合這一條件。在清代,統一問題,尤其是邊疆少數民族地方政權和中原地區中央政府的關係問題長期沒有得到有效解決。像北方游牧民族,准噶爾部蒙古與清朝中央政府進行了70餘年的戰爭。康熙有過不徹底的短暫的大一統,但不久即被分裂,到了乾隆二十四年(公元1759年),一統新疆爲標志,才恢複了前幾代的疆域,這時的“康乾盛世”從此達到了繁榮的頂峰。在康乾盛世中,中國的總面積達到過1300多萬平方千米。成爲當時世界最遼闊的疆域,它西跨蔥嶺,西北到巴爾喀什湖,北接西伯利亞,東北達外興安嶺及其庫頁島,東臨太平洋,東南至台灣島及其附屬島等,南到曾母暗沙。學者王鳴盛在《平定准噶爾賦》讚颺清廷:“天祚神聖,六合雍和;中外褆福,寰宇一家。文軌齊於要荒,聲教訖於幽遐”,即是對這種景象的歌頌。然而爲了“鼎盛”,康雍乾三代卻付出了一定的代價。乾隆的“十全武功”也給國家造成了一定的財政壓力。

人口

  康乾時期之所以能以盛世得名,人口的大規模增長是主要因素。康熙時期中國人口重新突破1億,乾隆五年清查人口時,全國人數1.4億,到了乾隆二十七年,已經超過2億人,乾隆五十五年突破3億大關,人口增長原因有三點:第一,明末引進的高產作物玉米、番薯的大面積種植,使得糧食產量能夠養活大量人口。第二,社會長期安定,百姓有了休養生息的時間;第三,“盛世滋丁,永不加賦”,“攤丁入畝”等税收政策的實行,使百姓可以毫無顧忌的生育繁衍。雖然清朝人口眾多也客觀證明了康乾盛世是中國封建社會的一個高峰。但是,人口的增長並沒有和人口素質提高同步,中國人在清代的黑暗統治中漸漸失去了活力。並且給中國帶來巨大的人口壓力,饑民、流民現象開始頻繁起來。使中國後來的工業化時期人口失去了增長的空間,從而嚴重制約了工業化進程。

農業

  清朝前期的100多年里,農業生產的持續發展,耕地先表現在荒地的大量開墾、耕地面積的擴大。1661年(顺治十八年),全國耕地面積爲526萬頃;1722年(康熙六十一年)就突破了明代最高耕地統計數字,達到851萬頃;到1725年(雍正年),全國耕地面積爲526萬頃;農業種植方法的進步,使糧食產量大幅度提高。廣東部分地區收穫早稻以後,又插晚稻;收穫晚稻以後,再種油菜或甘薯,一年三熟。江西土薄,早稻收穫以後不能續種晚稻,就種蕎麥,一年兩熟。由於南方多熟種植的推廣,每年可增產糧食60多億公斤。

  專門從事蔬菜生產的農民增多了。北京郊區的菜農,利用“火室”、“地窖”等設備,在冬季栽培韭黄、黄瓜等新鮮蔬菜,拿到市場上出賣。乾隆年間,原來不種棉花的河北一些地區,栽培棉花的占十之八九。清朝前期,甘蔗種植遍及東南沿海各省。廣東一些地方種植的甘蔗,往往上千頃連成一片,遠遠望去像蘆葦一樣。

  人口的大量增加一個重要原因是美洲植物玉米、番薯、馬鈴薯的推廣。玉米、番薯、馬鈴薯等多種農作物 從明代就自美洲經南洋輸入(由於地理大發現)。明代徐光啟的《農政全書》詳細記述了番薯的種植、貯藏、加工法。講到番薯育苗越冬、剪莖分種、扦插、窖藏幹藏等技術,是最早系統介紹番薯種植法的著作。此後清人陳世元撰《金薯傳習錄》,記述了冷床育苗,包世臣《齊民四術》中記述了翻蔓技術,番薯種植技術逐漸完善。玉米、番薯等高產作物的推廣養活了更多的人口。

手工業

  明末清初,因長期戰亂,手工業生產也遭到嚴重破壞。大約經過五六十年的光景,到康熙中期以後,手工業才逐步得到恢複和發展。

  絲織業在清代手工業中占有重要地位。當時江寧、蘇州、杭州、佛山、廣州等地的絲織業都很發達。雖然清朝統治者在江寧、蘇、杭設有織造衙門,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江南絲織業的正常發展,但清代民間絲織業還是發展很快。如江寧的織機在乾、嘉時達到三萬餘張,而且比過去有許多改進,“織緞之機,名目百餘”,所產絲織品暢銷全國。即使在偏遠的貴州,絲織業也得到很大發展。道光時,貴州遵義綢“竟與吳綾、蜀錦爭價於中州”,招致了秦、晉、閩、粵各省客商競來購買販運。

  清代的棉織業在江南一些地區也日益發達。棉紡織工具有顯著改進。如上海的紡紗腳車,可“一手三紗,以足運輪(名腳車),人勞而工敏”。織布機也有一些改進和革新。當時的棉布生產,無論數量或質量都比以前有很大提高。上海的“梭布,衣被天下,良賈多以此起家”。蘇州的“益美字號”,因大家譽其“布美,用者競市”,“一年消布,約以百萬疋”,結果“十年富甲諸商,而布更遍行天下”,“二百年間,滇南漠北,無地不以益美爲美也”。蘇布“名稱四方”,可見信譽之廣。無錫也盛產棉布,乾隆時,“坐賈收之,捆載而貿於淮、颺、高、寶等處,一歲所交易,不下數十百萬”,有“布碼頭”之稱。

  清代,江西景德鎮仍是全國制瓷業的最大中心。到乾、嘉時,不說官窯,單“民窯二三百區,終歲煙火相望,工匠人夫不下數十餘萬”。除景德鎮外其他各地的制瓷業也都發展起來。據統計,乾隆時全國著名陶瓷品產地共有四十餘處,遍布各地。如直隸武清、山東臨清、江蘇宜興、福建德化、廣東潮州等地的窯場,都有很大的規模,所產瓷器色彩鮮豔,精美異常。

  制糖業在台灣、福建、廣東、四川等地都很發達。康熙至乾、嘉之際,台灣的種蔗制糖極盛,每歲產蔗糖“六十餘萬簍”,“簍一百七八十斤”,内銷京津及江浙各省,外運南及呂宋,東至日本等國。廣東的蔗糖也販運四方。此外,浙江、江西、江蘇等省的甘蔗種植和制糖行業,也日益發展起來。

  礦冶業在清代也有進一步發展。雲南的銅礦,貴州的鉛礦,廣東、山西、河南、山東的鐵礦,開采的規模都比較大。如雲南的銅礦,至乾、嘉極盛時,全省開辦的銅廠有三百多處。其中有官督商辦的大廠,也有私營的小廠。“從前大廠(砂丁)率七八萬人,小廠亦萬餘人,合計通省廠丁,無慮數百十萬,皆各省窮民來廠謀食”。1740年(乾隆五年)至1811年(嘉慶十六年)間,雲南銅礦的最高年產量達到1467萬餘斤。乾隆時,貴州鉛礦年產黑鉛也達到1400多萬斤。廣東的鐵冶規模也很大。廣東佛山鎮的鐵器制造業也很發達。那里有鑄鍋業、炒鐵業、制鐵線業、制釘業和制針業等行業,而尤以鑄鍋業最爲有名。所鑄鐵鍋不僅行銷國内各地,而且也大量輸出國外。

  清代前期,商業貿易十分繁榮,各種商品行銷海内外,四方流通聯繫更加密切。如河南、東北的棉花供銷各地,而棉花卻又仰給於外省。廣東佛山鎮的各種鐵器,行銷全國,當時有“佛山之冶遍天下”的說法,其他如蘇州的絲、棉織品,南京的綢緞,景德鎮的瓷器,廣東、台灣的蔗糖,安徽、福建、湖南的茶,也都行銷各地。特别是江南絲織品,清代比明代有更廣大的國内外市場。例如南京所產的綢緞,幾乎行銷遍全國。當時中國的手工業產值占全世界工業、手工業產值的30%。

  棉桑等經濟作物隻准種在“不可以種植五穀之處”。糧食以外的作物尚且要禁,何況工商。清朝皇帝認爲“市肆之中多一工作之人,則田畝之中少一耕稼之人”,多次表示“招商開廠……斷不可行”,“礦廠除嚴禁之外,無二議也”(中國曆代君主都是這樣認爲的,主要是由於當時生產力所決定) 。

文化

  清初的文人學者,不滿統治者的民族壓迫和專制統治,較普遍地存在反對清廷的民族思想,有些人還有進步的民主思想。這時期的詩文作家,即以抱有這種思想的明遺民爲主體。黄宗羲顧炎武王夫之三人是這時期最傑出的思想家和學者。他們的散文,以深厚的功力,表現了強烈的民族思想和不同程度的民主思想,超越晚明散文的成就,顯示了嶄新的面貌;他們詩歌的風骨亦高。重要的遺民詩人,還有歸莊、杜浚、吳嘉紀、閻爾梅、錢澄之、屈大均、陳恭尹等。遺民詩的重要主題,是反映民族矛盾,表現愛國思想;閻爾梅、錢澄之、吳嘉紀又較多地反映了當時的社會和階級矛盾。在風格上,也各有特色。

  康熙後期,統治鞏固,文士又多是在清朝成長的,其身世與明遺民不同。這時期的詩歌,就不再以表現民族矛盾與階級矛盾爲主,而是致力於藝術技巧的追求,内容以抒情弔古和模寫山水爲主。著名詩人有施閏章、宋琬、王士禛、朱彝尊、查慎行、趙執信等。王士禛爲神韻派領袖。查慎行詩刻劃精工,成就較大。趙執信則比較注重反映現實。長篇小說在本時期放射出特有的巨大的光彩,這就是吳敬梓的《儒林外史》與曹雪芹的《紅樓夢》兩部巨著的出現。

  《儒林外史》對八股取士的封建考試制度的摧殘人才,進行了全面的揭露和辛辣的諷刺,它雖采用誇張的手法,卻體現“諷刺的生命是真實”的深刻的現實性。它的具有幽默感而又樸素的語言藝術,也能做到“戚而能諧,惋而多諷”,富有含蓄性。它是中國古代成就最高的長篇諷刺小說。《紅樓夢》通過賈寶玉林黛玉的愛情悲劇和賈府由盛到衰的故事情節,反映了官僚地主生活的腐朽,表現了具有叛逆性格青年的民主思想與傳統意識形態的沖突,揭示了封建統治階級和封建社會走向沒落的趨勢。它通過對日常生活瑣事和人物内心世界的提鍊描寫,塑造了一大群具有深刻典型意義而又個性鮮明的人物形象。刻畫細膩,氣氛濃鬱,語言優美多姿。它以思想和藝術的偉大成就而成爲中國古典小說的高峰。短篇文言的筆記小說,有紀昀的《閱微草堂筆記》、袁枚的《新齊諧》等,成就都不及前期的《聊齋志異》。康乾時期清朝統治者匯集眾多專家、學者編修了《康熙字典》、《古今圖書集成》、(《四庫全書》尚有爭議)等大型文化典籍,成爲中國寶貴的文化遺產,然而清統治者毁書亦多,則是一大罪過。

  學術文化的凋敝是康乾時期中國文化的顯著趨勢。學術在任何時候都是客觀社會生活在精神領域的集中體現。與表面“繁榮”的社會形勢不同的是,康乾時期的學術文化表現出與盛世不協調的凋敝氣象。明末發達的哲學一夜之間似乎消失了,傳統儒學的人文關懷也消失得無影無蹤。而以考經證史爲重要特色的考據學興起,推動着學術向着無聊的方向發展。考據學對清代學術的敗壞,不但表現爲它徹底斷送了古代哲學的發展,也表現爲它促使知識界徹底地進入了“考古期”。清廷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制造了幾百起的文字獄,還將成百上千的知識分子流徙到窮山惡水。康乾對文人的極端摧殘焉能不導致文化的凋敝?於是乎八股與考據得以茁壯成長。

吏治

危機

  “盛世”表象下的危機康乾盛世其實是一個帶悲劇色彩的時代。這種悲劇色彩從兩個方面可以清楚看出:一是從18世紀末年以後,社會危機不斷爆發,昔日表面上繁榮一時的清朝社會很快陷入蕭條冷落的“中衰”之中:民眾反抗不斷,自然災害頻仍,官僚腐敗盛行,政府府庫空虛,財政困難,“國與民皆患貧,奸偽日滋,禍亂相繼,士習益漓,民心益競,其由來也甚漸,其消息也甚微”,乾隆等人孜孜以求的“持盈保泰”隨之成爲泡影;二是在中國傳統社會繁榮表象中,中國落後於西文世界發展水平成爲定局,落後挨打的悲慘命運實際上是在康乾盛世時期最終鑄定的。導致清朝盛衰之變的原因很多,但最直接的原因卻隻有一個就是不能處理好關係到清代社會發展前途與命運的三個關鍵問題:一是政治腐敗,二是制度落後,三是對外關係。

腐敗

  政風好壞,從來都關係到朝代興亡,盛衰隆替。清朝入關初期任用大量明末官吏,政風一直不好。康熙時代通過皇帝親作表率,宣傳理學說教提高官員的道德素質,湧現出以於成龍爲代表的一批清官。但是康熙帝本人以仁愛著稱,對一些腐敗的官員的處罰較輕,導致康熙末年腐敗成風。雍正帝時一方面加大反腐力度,嚴懲貪官污吏絕不留情,另一方面采取火耗歸公和養廉銀措施以減少腐敗。火耗歸公一定程度上杜絕了一些官員的貪污錢路,養廉銀措施給官員以可觀的經濟收入(即高薪養廉),讓他們不要爲貪錢而失去現在的俸祿。 所以雍正一朝吏治較好。但是到了乾隆後期,吏治又壞,特别到了乾隆晚年,一個和珅的家產竟能達到8億兩(實際現在學術界估算應在2000~3000萬兩之間)白銀,可見當時官員貪污達到了什麼樣個狀況。康熙時代,宰相明珠,索額圖所貪污錢財遠超號稱明朝最大貪官的宰相嚴嵩數十倍,而康熙卻幾十年來對他們的行爲視而不見。雍正時代,即使在表面的高壓下,由貪污導致的考場舞弊事件依然層出不窮。到乾隆中葉以後,局勢更加混亂,官僚隊伍的腐敗一發不可收拾,“大抵爲官長者廉恥都喪,貨利是趨”,不但中下級官員紛紛貪污受賄,而且像大學士和申這樣位至“宰輔”,深受皇帝信重的高級官僚,也營私舞弊,貪贓枉法,且貪污之巨大可謂空前絕後。盡管乾隆有時也厲行懲處,誅殺不少貪官(其中包括不少總督、巡撫等高級官僚),但收效甚微,“誅殛愈眾而貪風愈甚,或且惴惴懼罹法網,惟益圖攘奪”刻剝,“多行賄賂,隱爲自全之計”。乾隆時期政治腐敗愈演愈烈,除了專制獨裁政體自身的局限外,還和皇帝本人縱情享樂,以及朝廷不能根據形勢需要及時調整政府與官僚利益分配關係有關。此外,清廷懲貪寬嚴脱節,司法部門不能秉公執法也大大加重了腐敗的程度。腐敗必然導致滅亡。在中國歷史上,引發盛衰之變,導致社會動盪的根本原因隻有一個,那就是政治腐敗,而不可能是一些人所鼓吹的政治異己的煽動和策劃,或嚴重的自然災害。原因很簡單,如果普通百姓能安居樂業,那麼少數人的煽動不可能使他們輕率地抛棄家產,鋌而走險;如果統治者仍具有清醒的頭腦,官僚隊伍仍保持着嚴密的組織性和行政效力,那麼,它更不會在嚴重的自然災害面前.消極救災,以致自然災害“趨饑民爲盜贼”。因而,繁榮能維持多久,統治能否長期保持穩定,關鍵取決於政權自身的狀況。

政治制度

  合理的上層建築是社會協調發展的保障。然而清朝實際上是一種制度上的倒退。例如,清初“圈地運動”破壞了生產力;軍機處的設立使得帝王獨裁統治更具操作性,極大地加強了君權;“攤丁入畝”的税制改革牢牢地將農民固定在貧瘠的土地上,無疑等於扼殺了任何資本主義的萌芽。錢穆《中國曆代政治得失》講,清代政治和中國傳統政治不同,因它背後有一批特别擁護皇帝的,這便是皇帝的同部族,就是滿洲人;照理皇帝是一國元首,他該穫到全國民眾之擁護,不該在全國民眾里另有一批專門擁護此政權的,這樣的政權,便是私政權,基礎便不穩固。錢穆旗幟鮮明地提出“清承明制”是不正確的,在政治上,滿清政府是倒退的。中國自唐宋以來,政治哲學不斷發展,到明末,已經產生反思儒學、批判儒教的思潮。宋明社會的發展,已經有了重構政治哲學的邏輯要求,宋明社會對漢唐以來的思想哲學進行了消解,消解孕育新的文明高度。明末腐朽的封建官僚體系逐漸沒落,社會思想的逐漸解放極大地沖擊了明代專制統治,以東林黨爲代表的江南士人着力發展一種更爲顺應資本經濟發展的政治體制。正在中華文明如蛹化蝶時,滿清入主中原,落後的統治階級根本無力理解和實踐這新產生的思想,反而覺得已被漢族士人颺棄的漢唐儒學很是先進,於是大力尊孔讀經八股取士,這等於在政治上中國又重走了一回唐宋之路,這是歷史的停滯、倒退。另外,民族歧視下的官僚制度,使得一大批無德無能得滿蒙官僚長期竊居高位。科擧本來是文明的一大產物,康乾時代,科擧卻隻剩下八股文這麼一個空殼。

  所謂“清承明制”,清朝雖然是少數民族政權,然其基本制度措施,都是效法明朝的。康雍乾時期完善和確定了清代的政治制度。在中央,明朝的最高決策機構是内閣,内閣大學士有票擬之權,雖然票擬作用的大小決定於皇帝是否采納,然而明朝中期以後皇帝大多怠政,導致了内閣作用突出。而清朝也有内閣,但是由於皇帝大多勤政,又推崇乾綱獨斷,導致内閣形同虛設。清朝雍正時設有軍機處,爲政府最高決策機構,而軍機大臣雖然有一定權力,但是在皇帝大權獨攬又勤政的情況下,也常常是“跪受筆錄”。明清雖然不設宰相,但是明代内閣大學士就有宰相之實,而清朝隻有内閣大學士兼軍機大臣才有宰相之實,可見清代對大臣的管制之嚴。清朝在地方每省設巡撫(有的一省或幾省還設總督),這種制度在雍正時期確立。總督、巡撫的權力很大,手握一省或幾省的軍政大權,但是清代有嚴密的監察體系和措施(包括御史制度和密摺制度),所清代地方權力雖大,但是一直是效忠中央。

  清代的政治制度,單從中國曆代相比,可以說較爲完善,所以清政府一直保持着高效的辦事效率,中央有決策,地方馬上就可以執行,而且沒有出現過地方督撫做大叛亂的情況,在晚清雖然多次遭受西方列強侵略,但是國家沒有分裂,可以看出康雍乾制定的政治制度是卓有成效的。但是,在中國加緊封建中央集權和君主專政時,西方國家卻進行了資產階級革命,政體不是君主立憲就是走向共和,從這點可以看出康雍乾的政治制度雖卓有成效,但卻不合時宜,大開倒車,越有成效,危害越大。

弊政

  沿海遷界,使中國在長達二十多年的時間里,從世界上海岸線最長的國家之一變成了一個内陸國家。具體點,清政府劃定一個瀕海範圍(從瀕海三十里左右,到瀕海四十里、五十里、乃至到二三百里不等),設立界碑,乃至修建界牆,強制處在這個範圍内的沿海居民遷移,有敢不遷移的,殺無赦,有敢越界的,也殺無赦。總之,讓距離海邊三十里到二三百里不等的整個中國沿海地區,成爲一個無人區。但沿海遷界的過程不是象現在的移民那樣,先安置好移民的落腳,給予適當的資金補償,然後再一步步把居民遷移出去。沿海遷界的過程與其說是移民,不如說是一次空前絕後的屠殺和掠奪。按照當時人的記載“勒期僅三日,遠者未及知,近者知而未信。逾二日,逐騎即至,一時蹌踉,富人盡棄其赀,貧人夫荷釜,妻繈兒,擕鬥米,挾束稿,望門依棲。起江浙,抵閩粵,數千里沃壤捐作蓬蒿,土著盡流移。” 翻成白話,就是限期三天遷移,距離遠的人根本來不及知道消息,距離近的人就算知道了消息,也不相信。過了兩天,軍隊騎兵就到,於是富人全部抛棄自己財富,貧窮的人拿着鍋子帶着妻子兒女,全部流離失所,從江浙到廣東福建,沿海數千里肥沃的土壤全部變成了荒野蓬蒿。可以想象,就算現代的人從籌劃搬家到實施,具體運作准備,也絕對不是三天里就能完成。然而當時中國的沿海居民,就是在這樣沒有任何預兆准備的情況下,在清廷統治者的淫威逼迫下,遷離故土,淒慘悲苦的情狀不問可知。

  清廷入關之後,清廷爲了禁止和截斷東南沿海的抗清勢力與據守台灣的東寧國部的聯繫,以鞏固新朝的殖民統治,曾於顺治十二年(1655年)、十三年(1656年)、康熙元年(1662年)、五年(1666年)禁止人民出海貿易。

  1683年清軍攻占台灣後,康熙接受東南沿海的官員請求,停止了清前期的海禁政策。但是康熙的開海禁是有限制的,其中最大的限制就是不許與西方貿易。康熙曾口諭大臣們:“除東洋外不許與他國貿易”,並說:“海外如西洋等國,千百年後中國恐受其累,此朕逆料之言”。而且此時日本的德川幕府爲了防止中國產品對日本的沖擊,對與清廷的貿易也采取嚴格的限制。因此,此時的海外貿易與明末相比,已經大爲衰弱。到了乾隆(1757年)以後,清廷開始實行全面的閉關鎖國政策,一開始是四口通商,到後來隻有廣州開放對外通商,且由十三行壟斷其進出貿易。清廷的閉關鎖國政策完全阻礙了清國與西方世界的接觸,使清國喪失了與世界同步發展的最佳時期,爲後來清國百年積弱落後埋下伏筆,而清廷則有不可推卸的責任。當時西洋的科技發展蓬勃,漸漸地超越了以土耳其奧斯曼帝國)爲首的伊斯蘭世界和以清國爲首的東方世界。清初的海禁從清朝入關(1644)多爾袞時期就開始發生,在康熙八年(1669)開放海禁,廣東一省對外貿易驟漲。一直到1757年,乾隆皇帝頒布禁海令,使清朝長達83年的再次斷絕了與世界的往來。一直到1840年再次開放海禁。

對外關係

  清朝因沿襲了漢族王朝的天下觀,將西方國家視爲夷狄,着眼於懷柔遠人和外夷歸附,但又嚴加防範。清朝承襲了明朝的朝貢體制,以天朝上邦自居,在康乾時期向其朝貢的國家有朝鮮、琉球,安南、南掌(老撾)、暹羅(泰國)、緬甸,廓爾喀(尼泊爾)、哲孟雄(錫金)、不丹,浩罕、哈薩克、布魯特、布哈爾、巴達山克、愛烏罕(阿富汗)、蘇祿、博羅爾、瑪爾噶朗、坎巨提、安集延、那木幹、蘭芳共和國等。

  康乾時期中國還與沙皇俄國簽訂了《尼布楚條約》《恰克圖條約》等條約劃清了中俄兩國的疆界,阻止的沙皇俄國南侵的勢頭。

  但是康乾時期國際社會發生了前所未有的變革:在西方世界,產業革命爆發,啟蒙運動風行,資產階級革命風起雲湧,歐洲列強憑借自己強大的綜合力量,力圖按自己的意志重新改造世界,相形之下,中國作爲世界大國的國際地位正日漸衰落。

  盡管康熙曾經以濃厚的興趣積極向傳教士學習天文、數學、醫學等方面的知識,乾隆及其皇子也對外國的科學發明產生過相當的興趣,對西洋的軍艦尤其印象深刻,而清遷“欽天監用西洋人,累進爲監正、監副,相繼不絕”,但是,面對西方列強侵略的嚴重危險,沙俄對中國領土的侵略,對分裂勢力的支持,清朝統治者卻不知道采取措施加強對陸疆的防禦。而對海上殖民勢力的威脅,清朝也缺乏准備。面對海上殖民勢力的不斷進逼,卻不知道好好整軍備戰,而忙於修圓明園,安於享樂。

  面對嚴峻的國際形勢,清朝統治者的處理是十分簡單而又愚蠢的,那就是盡量減少和西方的往來,康熙曾說:“通海口子甚多,此時無礙,若千百年後,中國必受其害矣”。於是在厲禁天主教傳播以後,又實行嚴格的限關政策,所謂“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利之所在,瑕釁易滋”,於是更定章程,千方百計將洋船限制在廣州,並且須遵守種種限制。清朝中期,清政府對外商來華實施更爲嚴格的限制,國門關閉得更加緊密。隨之而來,中西交流減少了,大清帝國雖然憑借表面繁榮的形勢,遼闊的領土,眾多的人口,在短期内保持住了作爲東方大國的虛假形象,但它和發達國家的距離已經越拉越大。雖說中國的落後不始於清朝,但說清朝統治者所推行的閉關政策加快了落後進程,加深了落後程度是不過分的。故當1793年英使馬戛爾尼來華時,他就敏銳地察覺到了清朝的衰落,將之視爲“一艘破爛不堪的頭等戰艦”,預言它遲早會“不再有紀律和安全”,“英國從這一變化中將比任何其他國家得到更多的好處”。果然,“康乾盛世”結束後不到半個世紀,鴉片戰爭就爆發了,中國隨之陷於半殖民地的苦難深淵。

航海水平(明清對比)

   1598年,明朝海軍出動500艘戰艦,開赴朝鮮露梁與日本交戰,此戰一擧擊沉日本戰船450艘。此艦隊無論從船隻數量,兵力人數、火炮數量、船舶排水總量,火炮技術水平(後裝填速射炮,彈丸不弱於1815年英國海軍的24磅炮)、單艘船隻的戰力(吃水6.6米,可容300人,數十門後填裝速射炮的一號福船),都超過1588年共有船艦130艘的西班牙“無敵艦隊”。

  與英國比較,1633年的明朝封舟和同時期1637年英國建造的當時西方最大的戰艦“海上君王”號是相當的。

  封舟長66米,寬19.8米,倉深16.5米,吃水4米,海面高度12.5米;

  英艦長51米,寬14.7米、深23.17米,吃水6.8米,海面高度16.37米。

  不僅如此,明朝後期的海戰戰術戰法也極爲先進,鄭氏水師獨步海疆的“五五制”戰艦隊形和指揮系統,即利用“五點梅花陣法”將對方“線形隊列”分成幾段,形成局部圍攻以後,用輕巧的快船架設重炮進行艉射(Raking Fire),此戰法比英國海軍稱霸全球的“納爾遜戰法 ”(Nelson touch)早出現了一百多年……即便是到了英國的馬戛爾尼使團訪問清朝的1793年,英國海軍稱霸全球的“納爾遜戰法 ”(Nelson touch)都還沒有出現。

科技發展

  康熙皇帝是中國歷史上最早接觸西方科技的人之一,但他還把許多西方的科技項目當成了自己的玩具。當他玩着這些玩具正高興的時候,西方已經大步地走向了工業化社會,他的帝國還陷在“你耕田來,我織布”田園牧歌里出不來。而且,也正是由於中國周邊國家的積弱,讓康熙可以揮舞他的馬刀,讓中國再次進入一個虛幻的盛世,錯失了進入工業化和西方各國平起平座的大好時機。康熙並不是沒有機會近距離地接觸這種西方先進的科技知識的。比如,1682年康熙巡視遼東,夜間宿營時,“他拿出來幾年前給他制作的小型星座圖表,依據星的位置說出時刻來。這樣,他便在其周圍的貴人面前,能誇示自己的學問而得意”。又如,1691年8月21日,召見張誠(J.P.Gerbillon),向他學習使用天文環,康熙“雖然弄得滿頭大汗,還是對這個儀器的全部用法進行了實習。他對天文環及半圓儀的准確程度給予了高度評價”。康熙對天文學的興趣和造詣,也許可以說在中國曆代帝王中絕無僅有,但他並不是清代惟一對天文學有興趣的皇帝。雍正也在宴請耶穌會士時 “想了解行星聯珠的情況,並就它們的推算提了各種問題”。可惜的是,雖然康熙的身邊有這樣一些來自西方的人,讓他有機會接觸到西方的科學知識,但他唯一感興趣的是,隻有天文曆法。他們之所以對天文曆法感興趣,原因是證明他們是真正的天之子,他們的權力來自於上天。所以雖然康熙早就了解了西方的科技,雖然他甚至親自接觸了西方的科技,但直到康熙一朝結束,在他領導下的古代中國沒有一點要向西方學習科技的意思。

產業狀況分析

  山西產好鐵,就向山西的冶鐵戶征鐵,所征之數不斷增加。雍正時征2.5萬斤,乾隆時增加到5萬斤,嘉慶時又增加到20萬斤。征鐵給的鐵價、腳費不到市價的1/6,近於掠奪。潞安府是當時北方最大的絲織業中心,潞綢精美,被清廷列爲貢品,每年派造的數量,大大超過機戶的承受力。明朝盛時,潞安府有機織 1.3萬多張,明朝派造3000疋。經過明末]戰亂,清代僅剩織機300張,居然還是派造3000疋,致使“機戶支價賠累,盪產破家”,逃亡的不少,但清廷並不因此放棄派造,直到機戶完全逃光,潞綢在歷史上消逝,才算停止。

  松江棉紡織業的發展,使松江成爲明朝政府財政收入的主要來源地,“蘇松財賦半天下”,蘇州、松江兩府的田賦位居全國榜首,其上繳中央的錢糧總額超過了浙江全省。當時松江的面積是蘇州的十分之三,而賦税額卻是蘇州的一半,因此,在明代,松江的賦税額爲全國最高。然而松江的棉紡織業到清代開始退步,葉夢珠在《閱世編》中說:明朝“標布盛行,富商巨賈操重資而來市者,白銀動以數萬計,多或數十萬計,少亦以萬計”,而到了清朝,“標客巨商罕至,近來多者所挾不過萬金,少者或二三千金,利亦微矣。”令:“聞開礦之事,甚無益於地方,嗣後有請開采者,悉不准行”。對於不能封閉的冶鐵廠,則抽十分之二的重税。到乾隆時,全國合法的鐵礦廠隻有九十三處了。

  康乾盛世的工業總產量其實不及明末萬曆年間。宋朝工商業極爲發達,而明朝則有進一步發展,鐵產量爲北宋的兩倍半,棉布取代麻布成爲紡織品的主流產品。無論是鐵、造船、建築等手工業,還是絲綢、棉布、瓷器等輕工業,在世界都是遙遙領先,工業產量占全世界的2/3以上,比農業產量在全世界的比例還要高得多,而康乾盛世雖然人口數倍於明朝,然而鐵和布疋這兩項指標性的工業產品的總產量卻始終未能達到到明末的水平。到1840年康乾盛世結束不久,中國工業產量僅爲全世界的6%。無論是總產量還是在全世界的比例,都不及200年前的明末。

  這一時期屬於重工業範疇的礦質業也有較大的發展。據統計,康熙元年全國僅有5個礦廠進行開采和冶鍊,雍正十三年(1735年)已增至161處,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更發展到了313處。很多被用於制作鐵鍋,一部風被鍊成熟鐵,制成鐵絲、鐵釘和農具等,有的運銷海外,時稱“佛山之治遍於天下”。“性更加令人難以置信”。

盛世饑荒

  康熙元年,吳川大饑。二年,合肥饑。三年春,揭陽饑。秋,交河、寧晉饑。四年春,曹州兗州、東昌大饑。夏,惠來饑。
乾隆時的畫家作品《千里餓殍圖》
乾隆時的畫家作品《千里餓殍圖》
秋,懷遠饑。冬,烏城饑。六年,應山饑。七年,無極大饑。十年夏,海鹽大饑。秋,臨安、東陽大饑。十一年,永康、峽江、大冶饑。秋,遂安、湯溪大饑。十二年,樂亭大饑。十三年春,興寧、鎮平、京山大饑。十四年,東光饑。十五年春,大冶饑。夏,連平饑。十六年春,嘉應州大饑。夏,鄖縣、鄖陽、鄖西大饑。十七年秋,曲江饑。十八年春,真定府屬饑。夏,興寧、長樂、嘉應州、平遠饑。秋,無爲、合肥、廬江、巢縣、博興、樂安、臨朐、高苑、昌樂壽光大饑。冬,滿城饑。
 
  十九年春,江夏大饑。夏,大同、天鎮饑。冬,萬泉、遵化州、滄州饑。二十年夏,儋州、永嘉饑。二十一年春,桐鄉饑。冬,信宜、真定、保安州饑。二十二年春,宜興饑。秋,單縣饑。二十三年春,濟寧州、剡州、費縣饑。秋,巴縣、江安、羅田饑。二十四年春,沛縣饑。二十五年秋,恭城大饑。冬,藳城大饑。二十六年,博興大饑。二十七年秋,蔚州饑。二十八年春,高邑、文登饑。夏,潛江大饑。秋,龍門饑。二十九年夏,黄岡、黄安、羅田、蘄州、黄梅、廣濟饑。秋,襄垣、長子、平顺饑。三十年春,昌邑饑。秋,顺天府、保安州、真定饑。三十一年春,洪洞、臨汾、襄陵饑。夏,富平、盩厔(周至)、涇陽饑。秋,陝西饑。三十二年夏,慶陽饑。秋,湖州饑。三十三年,沙河饑。三十四年,畢節饑。三十五年夏,長寧、新安、藳城饑。秋,大埔饑。三十六年夏,廣寧、連平、龍川、海陽、揭陽、澄海、嘉應州大饑。秋,慶元、龍南、潛江、酉陽、江陵、遠安、荆州、鄖西、江陵、監利饑。三十七年春,平定、樂平大饑,人相食。夏,濟南、寧陽、莒州、沂水大饑。三十八年春,陵川饑。夏,婺源、費縣饑。秋,金華饑。三十九年秋,西安、江山、常山饑。四十年,靖遠饑。四十一年春,吳川大饑。夏,沂州、剡城、費縣大饑。冬,慶雲饑。四十二年夏,永年、東明饑。秋,沛縣、亳州東阿曲阜、蒲縣、滕縣大饑。冬,汶上、沂州、莒州、兗州、東昌、鄆城大饑,人相食。四十三年春,泰安大饑,人相食,死者枕藉;肥城、東平大饑,人相食;武定、濱州、商河、陽信、利津、沾化饑;兗州、登州大饑,民死大半,至食屋草;昌邑即墨、掖縣、高密膠州大饑,人相食。四十四年,鳳陽府屬饑。四十五年春,漢川、锺祥(鍾祥)、荆門江陵、監利、京山、潛江、沔陽、鄖縣、鄖西饑。四十六年秋,東流、宿州饑。四十七年,平鄉、沙河、钜鹿饑。四十八年春,無爲、宿州饑。夏,沂城、剡城、邢台、平鄉饑。秋,武進、清河饑。四十九年,阜陽饑。五十年,通州饑。五十一年,古浪饑。五十二年春,蒼梧饑,死者以千計。夏,長寧、連平、合浦、信宜、崖州、柳城饑。五十三年春,陽江饑。冬,漢陽、漢川、孝感饑。五十四年夏,臨榆饑;遵化州大饑,人食樹皮。五十五年春,顺天、樂亭饑。五十六年春,天台饑。五十七年,廣濟饑。五十八年春,日照饑。夏,靜寧、環縣饑。五十九年春,臨潼、三原饑。夏,蒲縣饑。六十年春,平樂、富川饑。夏,邢台饑。秋,鹹陽大饑。冬,兗州府屬饑。六十一年夏,井陘、曲陽、平鄉、邢台饑。夏,蒙陰、沂水饑。秋,嘉興、金華饑。冬,懷集饑。《清史稿·災異志》

歷史評價

  我們應以客觀實際的態度評價這一時期的功過是非。“康乾盛世”是一個不完美的盛世、平庸的盛世。首先,“康乾盛世”在中國歷史的縱向看,其盛世規模隻有量的增加而沒有質的改變;其次,從世界的横向看,康乾盛世時期的中國的政治制度、經濟(當時的經濟生產總量仍高於西方,但是生產技術卻相對落後了)、文化科技已經落後於西方,這是文景之治漢武盛世貞觀之治開元盛世(當時是世界領先)、仁宗盛治永樂盛世(當時是世界第一)沒有出現的情況。還有,盛世下的清朝有很多弊端:第一,爲了限制明末以來土地兼並的發展和商業資本的發展及恢複農業生產,清政府采取“重農抑商”政策,使得資本主義萌芽受到抑止;第二,大興文字獄,殘害大量文人學士,嚴重禁錮了人民的思想,使得明末繁榮的百家爭鳴,科技發展徹底消失,中國從此進入一個死氣沉沉而昏暗的時代,被歐洲人稱爲“中國的中世紀”。

  當“康乾盛世”正在進行時,歐洲爆發了工業革命

  不過康乾時代貢獻仍十分卓著,如康熙時代統一台灣,平定三藩,抗擊沙俄侵略,三征噶爾丹,建立起多民族的統一國家,使疆域空前擴大。雍正時代廣泛實行“攤丁入畝”税制,使經濟、人口迅速發展;還有改土歸流,加強了國家對邊疆地區的管理,促進了當地少數民族經濟文化的發展。乾隆時代繼續改進和完善各項制度,使人丁繁多,國家富庶起來,而且開辟新疆,這時清朝的疆域僅次於元朝,但實際有效控制區域超過了中國歷史上的任何時期。經康乾百餘年的發展,人口已超過3 億,占當時世界人口的2/5,是明朝最多人口數的2倍,比清初人口最少時增長了5倍。

  “康乾盛世”的到來,一個不可忽視的原因是由於康、雍、乾三位皇帝的個人素質,他們憑借自己的才能延緩了封建社會衰敗的進程但是卻改變不了其衰敗的命運,“康乾盛世”的繁榮可以說是中國封建社會的回光返照、落日餘暉。

爭議

  康乾盛世由於是中國歷史上最後一次封建王朝的鼎盛時期,但卻備受爭議。史學家戴逸在肯定“康乾盛世”提法的同時,也曾指出其四方面消極因素:閉關鎖國、重農輕商、禁錮思想、輕視科學,稱之爲“盛世的陰影”。而到了乾隆後期,貪污腐化現象嚴重,有著名的貪官和珅。批評者認爲,這期間,尤其是雍正、乾隆年間的“文字獄”壓制了人民的思想,造成科學技術、思想與文學藝術的倒退。批評者提出的例子包括:科學技術方面:明清時期火器的使用以及接納西方先進科技成果的態度天差地别;文化思想方面:明朝中後期蓬勃發展的人文主義思想被徹底扼殺,導致具有濃厚人文主義思想的中華文化逐步退化成爲隻會歌功頌德的奴性文化。最明顯的例子莫過於在《四庫全書》的編纂中對古籍的大量篡改刪除抽取銷毁。吳晗曾經哀歎,“清人修《四庫全書》,而古書亡矣。” 第一個對康乾盛世提出質疑的人大概是魯迅,他看了外國人的一些記載,懷疑康乾盛世是文字獄吹噓出來的。
 
  有史學家不讚同“康雍乾盛世”的提法。如周思源不同意康雍乾時期是“盛世”,隻能稱“康乾之世”。他的主要理由有:漢唐之所以公認爲盛世,與其政治環境寬松、精神昂然進取有很大關係。而康雍乾三朝最大的失誤就是禁錮思想,以文字獄爲代表的嚴厲的殘酷的禁錮思想。至於“康雍乾時期的經濟發展,是明末以來戰亂頻仍之後的一種恢複性發展。而並不是由於新的生產方式和使用新的科學技術引起的生產力革命性大提高。”反對周思源者則指出,按這個觀點,即使是常說的“漢唐盛世”,所謂的“新的生產方式”和“新的科學技術”也未曾出現,甚至貞觀之治也是“隋末以來戰亂頻仍之後的一種恢複性發展”。

  魯迅說他看了外國人的一些記載,懷疑康乾盛世完全是文字獄吹出來的。魯迅對康乾時期的重要文化成就之一《四庫全書》多次發表批判言論,如“清人篡修《四庫全書》而古書亡,因爲他們變亂舊式,刪改原文。”“單看雍正乾隆兩朝的對於中國人著作的手段,就足夠令人驚心動魄。全毁,抽毁,剜去之類也且不說,最陰險的是刪改了古書的内容。”

  清初以敢言而聞名的思想家和政論家唐甄所著《潛書》曾描述:“清興五十年來,四海之内,日益困窮,農空、工空、市空、仕空。”並指出皇帝是一切罪惡的根源,認爲“自秦以來,凡帝王者皆贼也”。

  然而,在18世紀康乾盛世期間,當前往中國的傳教士們將當時的中國圖景呈現在人們面前時,立即引來整個歐洲對中國的強烈向往。結果在17世紀末至18世紀末的100餘年間,在歐洲形成了長時間的“中國熱”。在長達一個多世紀的“中國熱”期間,無論是在物質、文化還是政治制度方面,歐洲都對中國極爲追捧,以至於在1769年曾有歐洲人寫道:“中國比歐洲本身的某些地區還要知名”。對中國風的狂熱追逐曾經是當時歐洲社會的普遍時尚。這種時尚滲透到了歐洲人生活的各個層面,如日用物品、家居裝飾、園林建築等。

  不過,在歐洲普遍流行“中國熱”、對中國持正面態度的同時也存在某些不同的聲音。如1793年英國出使清廷的馬戛爾尼使團的出使任務以失敗而歸國期間,其副使斯當東見聞卻是:“遍地都是驚人的貧困……人們衣衫襤褸甚至裸體……我們扔掉的垃圾都被人搶著吃。”而馬戛爾尼本人則認爲:“人民生活在最爲卑鄙的暴政之下,生活在怕挨竹板的恐懼之中,所以人們膽怯、肮髒並且殘酷。”,並認爲在過去的一個多世紀内中國沒有改善和前進,相比歐洲反而倒退了。到19世紀馬克思也曾表示“一個人口幾乎占人類三分之一的大帝國,不顧時勢,安於現狀,人爲地隔絕於世並因此竭力以天朝盡善盡美的幻想自欺。”

研究匯編

古籍記載

  明末清初平民思想家唐甄在康熙四十年的盛世是這樣概括中國社會經濟狀況的:

  (根據日本學者研究,康熙中期是康乾盛世中人均GDP最高的時期,從此以後在人口壓力下,中國的人均GDP開始一路下滑)

  清興五十餘年矣。四海之内,日益貧困:農空、工空、市空、仕空。穀賤而艱於食,布帛賤而艱於衣,舟轉市集而貨摺赀,居官者去官而無以爲家,是四空也。

  金錢,所以通有無也。中產之家,嚐旬月不觀一金,不見緡錢,無以通之。故農民凍餒,百貨皆死,豐年如凶,良賈無籌。行於都市,列肆琨耀,冠服華腆,入其家室,朝則熄無煙,寒則蜷體不申。吳中之民,多鬻男女於遠方,男之美爲優,惡者爲奴。女之美爲妾,惡者爲婢,遍滿海内矣。

  乾隆朝詩人魏來朋的《鬻子行》寫道:

  濰北邑當丁丑年,沿海村落少炊煙。無麥無禾空赤地,家家真乃如磬懸。 膝下嬌兒莫能蓄,百許銅錢即便鬻。但令得主免饑餓,寧甘下賤爲人僕。 交錢交兒說分明,錢交兒不隨人行。翁亦無奈強作色,驅之使去終不能。 望兒揮手頻頻打,旁觀誰是解救者?頻打頻來懷中藏,兒聲長號翁如啞。

外籍記載

  在17世紀中葉的1636年,從中國返回歐洲的曾德昭記載的那個“相當的富裕繁榮,在各方面都令人讚歎”的明朝已經於1644年滅亡了,取而代之的是號稱初期“盛世”的康熙、雍正、乾隆朝。在這期間,外國人的記錄有力的駁斥了這種虛假的“盛世”。明末西方傳教士還在讚颺中國物產極爲豐富,物質生產能力遠勝歐洲。而英國特使馬戛爾尼在乾隆時期的出使日記中卻說: “自從北方或滿洲韃靼征服以來,至少在過去150年里,沒有改善,沒有前進,或者更確切地說反而倒退了;當我們每天都在藝術和科學領域前進時,他們實際上正在變成半野蠻人”。〔許滌新吳承明中國資本主義萌芽》(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四章第一節。〕在馬戛爾尼眼中的康乾盛世是這樣的——“遍地都是驚人的貧困”,“像叫花子一樣破破爛爛的軍隊”。

  經“康乾盛世 ”的“勵精圖治、文治武功”最終使中國落後貧窮到什麼程度,引用1793年英國馬戛爾尼使團副使斯當東一句話一目了然:“遍地都是驚人的貧困……人們衣衫襤褸甚至裸體……我們扔掉的垃圾都被人搶着吃”。《愛丁堡評論》文章提到,雖然“乾隆可汗”曾指示:“俟該貢使到時,必須整列隊伍,以肅觀瞻。”但馬戛爾尼還發現清朝的武裝部隊如同一群叫化子,不堪一擊。馬戛爾尼發現社會上普遍的貧窮和不安定—— 這跟乾隆皇帝希望他發現清朝富庶的目的,恰恰相反,因爲沿途他看見太多的乞丐和太多的破陋而荒蕪了的建築,以及大多數清朝人過着低水准的生活。馬戛爾尼認爲,這個“半野蠻的‘帝國’聲譽掃地”,清朝人生活“在最爲卑鄙的暴政之下,生活在怕挨竹板的恐懼之中”,所以人們“膽怯、肮髒並且殘酷”。

  1793年,英國的馬嘎爾尼使團訪問清朝,此時距離鄭和寶船出海已近400年(1405年-1433年),距離萬曆年間明軍500艘艦艇殲滅日本海軍450艘戰船於露梁海戰195年,中國航海已經衰落到被人看不起,並加以恥笑的地步了……當時英國使團“驚奇的發現中國的帆船很不結實,由於船隻吃水淺,無法抵禦大風的襲擊”,他們由此得出的判斷是“中國船的構造根本不適應航海”,馬嘎爾尼發出過這樣的感歎“中國人首次看見歐洲的船隻,至今已經有250年了,他們毫不掩飾對我們航海技術的讚賞,然而他們從未模仿過我們的造船工藝或航海技術。他們頑固地沿用他們無知祖先的笨拙方法。”由於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能比中國更需要航海技術,因而中國人這種惰行實際上導致了軍事上的落後。”(以上引自《停滯的帝國- -兩個世界的撞擊》佩雷菲特 著)

出版物

  康乾盛世
《康乾盛世》
《康乾盛世》
 
  作 者: 周文玖

  出 版 社: 中華書局

  出版時間: 2010-4-1

  字 數: 90000

  開 本: 大32開

  ISBN : 9787101068788

  定價:¥21.00
 
  内容簡介
 
  《康乾盛世》爲“文史中國”叢書之一種。本書從政治制度、經濟發展、文化成就、疆域拓展、民族融合等角度,分八章勾勒出中國封建社會的最後一個黄金時期“康乾盛世”的概貌,展現了清代最重要的三位皇帝康熙、雍正、乾隆的功過是非及歷史地位。
 
  目錄
 
  引言

  【第一章】康乾之世:中國封建社會的第三個黄金時期

  【第二章】文治武功三皇帝

  雄才大略的康熙帝

  銳意改革的雍正帝

  恩威並用的乾隆帝

  【第三章】強化皇權的統治機制

  中央行政機構

  議政王大臣會議

  南書房

  軍機處

  地方行政組織

  嚴防外戚、宦官幹政

  【第四章】疆域的擴大與鞏固

  平定“三藩”之亂

  收複台灣

  《尼布楚條約》

  西北、西南邊疆的鞏固

  【第五章】民族融合的發展

  滿漢一體 華夷一家的民族思想

  穩定多民族統一的策略

  土爾扈特部萬里回歸祖國

  六世班禪率團千里覲見乾隆帝

  【第六章】經濟制度的變革與社會經濟的繁榮

  從停止圈地到“更名田”

  “攤丁入畝”

  治理黄河

  農業、手工業、商業的繁榮

  【第七章】從經世致用思潮到考據學的發達

  清初學術三大家

  考據學的興盛與成就

  《古今圖書集成》與《四庫全書》

  《儒林外史》和《紅樓夢》

  康乾時期的自然科學

  【第八章】鞏固邊防與對外政策的變化

  閉關鎖國與海禁政策

  西方傳教士

  天朝心態

  外交上的日趨保守

  結語

  深入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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