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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 9747 次 历史版本 10个 创建者:penny (2010/12/1 23:11:11)  最新编辑:violet (2013/1/5 12:47:40)
龙应台
拼音:Lóng Yìngtái (Long Yint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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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应台(1952— )
龙应台(1952— )
 
  龙应台(1952年2月13日— ),笔名胡美丽,生于台湾高雄县大寮乡(今高雄市大寮区)眷村,台湾着名文化人及公共知识分子,台湾地区着名作家,台北市首任文化局局长。她的作品针砭时事,鞭辟入里,代表作有:《野火集》《亲爱的安德烈》《百年思索》《目送》等。 在欧洲、大陆、台湾三个文化圈中,龙应台的文章成为一个罕见的档案,作品《野火集》等具有很大的影响。2012年1月31日,台当局行政主管部门公布新任人事名单,台湾文化建设部门负责人将由前台北市文化局长龙应台接任。
 
 

 个人履历


龙应台
龙应台
  女,祖籍湖南衡东,父亲姓龙,母亲姓应,出生在台湾,所以叫龙应台。

  1974年毕业于成功大学外文系,后赴美深造,攻读英美文学;

  1982年获得堪萨斯州立大学英文系博士学位后,一度在纽约市立大学及梅西大学外文系任副教授;

  1983年回台湾,先在“中央大学”外文系任副教授,后去淡江大学外国文学所任研究员;

  1984年出版《龙应台评小说》一上市即告罄,多次再版,余光中称之为“龙卷风”;

  1985年以来,她在台湾《中国时报》等报刊发表大量杂文,小说评论,掀起轩然大波,成为知名度极高的报纸专栏作家,以专栏文章结集的《野火集》,印行100版,销售20万册,风靡台湾,是80年代对台湾社会发生巨大影响的一本书;

  1986年至1988年龙应台因家庭因素旅居瑞士,专心育儿;

  1988年迁居德国,开始在海德堡大学汉学系任教,开台湾文学课程,每年导演学生戏剧,并为《法兰克福汇报》撰写专栏;

  1988年底,作为第一个台湾女记者,应苏联政府邀请,赴莫斯科访问了十天;

  1988年底,作为第一个台湾女记者,应苏联政府邀请,赴莫斯科访问了十天;

  1996年以后龙应台不断在欧洲报刊上发表作品,对欧洲读者呈现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见解,颇受注目;

  自1995年起,龙应台在上海《文汇报》“笔会”副刊写“龙应台专栏”。与大陆读者及文化人的接触,使她开始更认真地关心大陆的文化发展。受台北市市长马英九之邀,1999-2003年龙应台出任台北市文化局局长;

  2008年在香港大学教授任上获评为“孔梁巧玲杰出人文学者”。

  2010年8月1日龙应台在北京大学百周年纪念讲堂发表题为《温柔的力量:从乡愁到美丽岛》的演说,阐述她的“中国梦”。她认为“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构成了台湾社会价值观的基座,而且永远不会改变。她强调,这是台湾人的梦,是可以与所有中国人共同拥有的梦,也就是两岸人民基本的价值观。

个人作品


龙应台
龙应台
  1985年她的《野火集》在台湾出版,犀利的笔锋形成烈火燎原之势,不到一个月再版24次,“野火”成为那个时代台湾的集体符号。

龙应台作品系列

  《龙应台评小说》台湾尔雅出版(1985年6月)

  《野火集》台湾圆神出版(1985年12月)

  《野火集外集》台湾圆神出版(1987年2月)

  《人在欧洲》台湾时报文化出版(1988年6月)

  《写给台湾的信》台湾圆神出版(1992年1月)

  《看世纪末向你走来》台湾时报文化出版(1994年3月)

  《美丽的权利》台湾圆神出版(1994年4月)

《野火集》封面
《野火集》封面
  《干杯吧托玛斯曼》台湾时报文化出版(1996年4月)

  《我的不安》台湾时报文化出版(1997年9月)

  《百年思索》台湾时报文化出版(1999年8月)

  《银色仙人掌》(又名《在海德堡坠入情网》)台湾联合文学出版(2003年12月)

  《面对大海的时候》台湾时报文化出版(2003年12月)

  《孩子你慢慢来》台湾时报文化出版(2005年5月)

  《野火集》(二十周年纪念版)台湾时报文化出版(2005年7月)

  《孩子你慢慢来》

  《龙应台的香港笔记@沙湾径25号》香港天地图书出版(2006年11月)

  《亲爱的安德烈》台湾天下杂志出版(2007年10月)

  《目送》台湾时报文化出版(2008年7月)

  《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台湾天下杂志出版(2009年8月)

  《请用文明来说服我》台湾时报文化出版(2006年7月)

写作风格

  针砭时事,鞭辟入里,以有情眼光观察社会:其《野火集》、《百年思索》、《面对大海的时候》讨论的均是台湾面对国际面对世界时人民应有的自我反省与探讨,她举出无数台湾社会现象来作为讨论,并以中国人文化的心理角度深入解释台湾政府的作为和人民的表现,其中辛辣讽刺的文笔虽遭人反对、谩骂、或密投书至政府单位,但她仍秉著客观批判的精神,持续而正中要害的不断写出她的社会观察,龙应台无所畏惧,因为她笔下台湾的丑恶和腐化,是源自于她爱台湾的不舍与心疼。

  温柔纤细,深情动人:其《孩子你慢慢来》与《目送》均是以温柔笔触描写亲子间的亲密互动,《亲爱的安德烈》是数封写给儿子的坦率的几乎痛楚的信。 身为父母与子女双重身份的她逐渐明了人世中亲情的牵绊,不仅是当下的感动,亦是渐行渐远的必经路程,龙应台一反批判犀利的笔调,描写诸多生活中有情细节,反映出其细腻的情感,读起来温馨有味,情意盎然。

核心价值观

  龙应台信奉民主自由,在批评中共的文章里写道:“民主并非只是选举投票,它是生活方式,是思维方式,是你每天呼吸的空气、举手投足的修养,个人回转的空间。这,在小方格窗里是看不到的。所以如果你对小方格里的混乱失望,不要忘记,真正的民主在生活里,在方格以外的纵深和广度里。”她也批判台湾的执政者:“一介不取是基本操行,诚实是第一原则”;在面对中共的统治者时,她的文章里这么写着:“你容不容许媒体独立,你尊不尊重知识份子,你用什么态度面对自己的历史,以什么手段去对待人民,每一个细小的决定,都系在‘文明’这两个字上头。”龙应台曾经说过:“我其实只是不相信,人权应该以政治立场来区隔。国民党、共产党、民进党、他妈的党,如果人的尊严不是你的核心价值,如果你容许人权由权力来界定,那么你不过是我唾弃的对象而已。不必吓我。”龙应台的《野火集》在当时的台湾引起极大的反响。据说20日内加印4次之多。在当时的台湾几乎每5个人有1~3人看过这本书。《野火集》对台湾的解严起着极大的推动作用。甚至《野火集》后来在中国大陆出版,对中国的大学生中也有极大的反响。当时的中国大陆的大学生认为这本书写的其实不单单是台湾,也包括中国大陆。与此同时也被其反对者喻为文化娼妇,认为她对中国人及中国文化有一种天然的厌恶,却对西方所谓的先进文化视为主子。

文化观诠释

  冬夜凌晨3时,台北

  曾经有一个特别难忘的场合,作为台北市首任文化局长的我被要求当场“简单扼要”地说出来,“文化是什么?”

  1999年9月,第一次以官员身份踏进台北市议会,开始了长达四个月的质询期,每天坐在议会里四五个小时接受议员轮番问政。议员发言多半用一种怒吼咆哮的声音,透过麦克风扩大音量,耳朵嗡嗡作响。一天下来,我总是在半晕眩的状态下回到办公室,再批公文到半夜。交通局长原是台大教授,他说他的症状是胃绞痛,呕吐。

  到了12月底,事情变得迫切了,因为预算必须完成“三读”通过,1月份开始的政务才能执行。咆哮了四个月的议会为了要表现“戮力为公”,很戏剧化地总是拖到12月的最后一两天再以“通宵不寐”的方式审查预算,从下午两点开始连审24小时或48小时。在这个过程中,52个议员可以分批轮流上阵,回去小睡一场或者吃个酒席再回来,每个局处的首长官员却得寸步不离地彻夜死守。

  我坐在大厅一隅,看着窗外冬夜的雨湿湿地打在玻璃窗上,嘁嘁作响,觉得全身彻骨的寒意。

  就在这样的一个阴冷寒湿、焦灼不安,而且荒谬透顶的凌晨3点钟,我突然发现“龙应台局长”被唤上了质询台,为台北市的文化预算辩护。一个议员,刚从外面进来,似乎喝了点酒,满脸红通通的,大声说,“局长,你说吧,什么叫做文化?”

  对着空荡荡的议事大厅,冬夜的凌晨3点,台北市文化局长说:

  文化?它是随便一个人迎面走来,他的举手投足,他的一颦一笑,他的整体气质。他走过一棵树,树枝低垂,他是随手把枝折断丢弃,还是弯身而过?一只满身是癣的流浪狗走近他,他是怜悯地避开,还是一脚踢过去?电梯门打开,他是谦抑地让人,还是霸道地把别人挤开?一个盲人和他并肩路口,绿灯亮了,他会搀那盲者一把吗?他与别人如何擦身而过?他如何低头系上自己松了的鞋带?他怎么从卖菜的小贩手里接过找来的零钱?

  如果他在会议、教室、电视屏幕的公领域里大谈民主人权和劳工权益,在自己家的私领域里,他尊重自己的妻子和孩子吗?他对家里的保姆和工人以礼相待吗?

  独处时,他,如何与自己相处?所有的教养、原则、规范,在没人看见的地方,他怎么样?

  文化其实体现在一个人如何对待他人、对待自己、如何对待自己所处的自然环境。在一个文化厚实深沉的社会里,人懂得尊重自己―――他不苟且,因为不苟且所以有品位;人懂得尊重别人―――他不霸道,因为不霸道所以有道德;人懂得尊重自然―――他不掠夺,因为不掠夺所以有永续的智能。

  品位、道德、智能,是文化积累的总和。

  那微醺的议员事后告诉我,他以为我会谈音乐厅和美术馆,以为我会拿出艰深的学术定义。

  我当然没有,因为我实在觉得,文化不过是代代累积沉淀的习惯和信念,渗透在生活的实践中。

  粉墙下一株蔷薇

  凌晨3时的议会其实不容许我把话说得透彻;否则,我想我会慢条斯理地继续说:

  胡兰成描写他所熟悉的乡下人。俭朴的农家妇女也许坐在门槛上织毛线、捡豆子,穿着家居的粗布裤,但是一见邻居来访,即使是极为熟悉的街坊邻居,她也必先进屋里去,将裙子换上,再出来和客人说话。穿裙或穿裤代表什么符号因时代而变,但是认为“礼”是重要的──也就是一种对自己和对他人的尊重,却代代相传。农妇身上显现的其实是一种文化的底蕴。什么叫底蕴呢,不过就是一种共同的价值观,因为祖辈父辈层层传递,因为家家户户耳濡目染,一个不识字的人也自然而然陶冶其中,价值观在潜移默化中于焉形成,就是文化。

  小时候我住在台湾农村,当邻家孩子送来一篮自家树种出的枣子时,母亲会将枣子收下,然后一定在那竹篮里放回一点东西,几颗芒果、一把蔬菜。家里什么都没有时,她一定将篮子填满白米,让邻家孩子带回。问她为什么,她说,“不能让送礼的人空手走开。”

  农村的人或许不知道仲尼曾经说过“尔爱其羊,吾爱其礼”,但是他可以举手投足之间,无处不是“礼”。

  希腊的山从大海拔起,气候干燥,土地贫瘠,简陋的农舍错落在荆棘山路中,老农牵着大耳驴子自橄榄树下走过。他的简单的家,粉墙漆得雪白,墙角一株蔷薇老根盘旋,开出一簇簇绯红的花朵,映在白墙上。老农不见得知道亚里斯多德如何谈论诗学和美学,但是他在刷白了的粉墙边种下一株红蔷薇,显然认为“美”是重要的,一种对待自己、对待他人、对待环境的做法。他很可能不曾踏入过任何美术馆,但他起居进退之间,无处不是“美”。

  在台湾南部乡下,我曾经在一个庙前的荷花池畔坐下。为了不把裙子弄脏,便将报纸垫在下面。一个戴着斗笠的老人家马上递过来自己肩上的毛巾,说,“小姐,那个纸有字,不要坐啦,我的毛巾给你坐。”字,代表知识的价值,斗笠老伯坚持自己对知识的敬重。

  对于心中某种“价值”和“秩序”的坚持,在乱世中尤其黑白分明起来。今天我们看见的巴黎雍容美丽一如以往,是因为,占领巴黎的德国指挥官在接到希特勒“撤退前彻底毁掉巴黎”的命令时,决定抗命不从,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保住一个古城。梁漱溟在日本战机的炮弹在身边轰然炸开时,静坐院落中,继续读书,思索东西文化和教育的问题。两者后果或许不同,抵抗的姿态一致,对“价值”和“秩序”有所坚持。抵抗的力量所源,就是文化。

  日子怎么过,就是文化。

  龙应台主讲《全球化了的我在哪里》

  15岁那年,我们从台湾中部苗栗的农村搬到高雄海边的渔村。第一次进入渔村,惊诧极了:怎么跟农村那么不一样?

  如果说农村是宁静的一抹黛绿,那么渔村就是热闹的金粉。原来这世界上有那么多的神,每一位神都有生日,每一个生日都要张灯结彩、锣鼓喧天地庆祝。渔村的街道突然变成翻滚流动的彩带,神舆在人声鼎沸中光荣出巡。要辨识渔村的季节吗?不必看潮水的涨落或树叶的枯荣,只要数着诸神的生日,时岁流年便历历在前。庙前广场有连夜的戏曲,海滩水上有焚烧的王船,生活里有严格遵守的禁忌,人们的心里有信仰和寄托。在农人眼中,渔人简直“迷信”极了。而15岁的我,就这样开始了“人类文化学”的启蒙课:农村文化和渔村文化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背面,有原因。渔人生活在动荡的大海上,生命的风险很高,未知%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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