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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 14213 次 历史版本 3个 创建者:vivina (2010/11/25 15:06:24)  最新编辑:vivina (2011/1/7 14:51:56)
朱湘
拼音:zhu xiang
同义词条:中国的济慈
 
朱湘
朱湘
 
朱湘(1904-1933.12.5)字子沅,祖籍安徽太湖县弥陀镇,生于父亲朱延熙湖南沅陵任内。父母早逝。1919年朱湘入清华学校读书,在“水木清华”的校园里,由于受“五四”新文学的影响,于1920年参加梁实秋闻一多组织的“清华文学社”,1921年开始写诗。在清华大学学习期间,与诗人饶孟侃(子离)、孙大雨(子潜)、杨兴恩(子惠)合称“清华四子”,享有诗名。朱湘在安徽大学的同事苏雪林女士对朱湘一直是以“诗人”相称。1925年出版第一本诗集《夏天》 。1926年自办刊物《新文》 ,只刊载自己创作的诗文及翻译的诗歌,自己发行。因经济桔据,只发行了两期。1937年第二本诗集《草莽》出版。1927年9月至1929年9月,留学美国,回国后,他生活动荡,为谋职业到处奔走,家庭矛盾也日渐激化。其间曾任教于安徽大学外文系,但又与校方不和。1933年12月5日,他从上海到南京的客轮上,纵身跃入清波,自杀身死。朱湘投江自杀后被鲁迅先生称为“中国的济慈”。
 

中文名: 朱湘
朱湘
朱湘
国籍: 中国
民族: 汉族
出生地: 安徽太湖县
出生日期: 1904
 职业: 诗人、散文家、教育
主要成就: 清华四子
代表作品: 《夏天》;《草莽集》;《草莽》;《石门集》
性别: 男
 
 
 
 

简介


    朱湘(1904~1933),现代诗人,字子沅,安徽太湖县人,出生于湖南省沅陵县,当时父亲在湖南沅陵做官。自幼天资聪颖,6岁开始读书,7岁学作文,11岁入小学,13岁就读于南京第四师范附属小学。1919年入南京工业学校预科学习一年,受《新青年》的影响,开始赞同新文化运动。1920年入清华大学,参加清华文学社活动。1922年开始在《小说月报》上发表新诗,并加入文学研究会。此后专心于诗歌创作和翻译。1927年9月赴美国留学,先后在威斯康辛州劳伦斯大学、芝加哥大学、俄亥俄大学学习英国文学等课程。那里的民族歧视激发了他的民族自尊心和爱国热情;他幻想回国后开"作者书店",使一班文人可以"更丰富更快乐的创作"。为家庭生活计,他学业未完,便于1929年8月回国,应聘到安庆安徽大学任英国文学系主任。1932年夏天去职,飘泊辗转于北平、上海、长沙等地,以写诗卖文为生。终因生活窘困,愤懑失望,于1933年12月5日晨在上海开往南京的船上投江自杀。 据目击者说,自杀前还朗诵过德国诗人海涅的诗。

生平

  
朱湘诗选
朱湘诗选
 1921年在清华学习期间开始新诗创作。初期作品多收在诗集《夏天》(1925)中。作品《小河》等风格纤细清丽,技巧还较为幼稚。

      1925年以后,自觉追求新诗音韵格律的整饬,曾于1926年参与闻一多,徐志摩创办的《晨报副刊.诗镌》的工作,提倡格律诗的运动,并发表“我的读诗会”广告,努力实践诗歌音乐美的主张。他的第二部诗集《草莽集》(1927)形式工整,音调柔婉,风格清丽,《摇篮歌》、 《采莲曲》节奏清缓、动听,他的著名长诗《王娇》,注意融汇中国古代词曲及民间鼓书弹词的长处。这个诗集标志他诗歌创作的日趋成熟。朱湘出国前后的创作较多接受外国诗歌的影响,对西方多种诗体进行了尝试。其中《石门集》(1934)所收的70馀首十四行体诗,被称为是他诗集中“最有价值的一部分”(柳无忌《朱湘的十四行诗》)。

      朱湘还写过不少散文随笔、诗歌批评,翻译介绍了不少外国名诗。他曾用“天用”的笔名在1924年《文学周报》上开辟“桌话栏”,发表了关于《呐喊》 、 《红烛》等书评。他的著作还有:诗集《永言集》 (1936),散文和评论《中书集》 (1934)、《文学闲谈》(1934),书信《海外寄霓君》(1934)、《朱湘书信集》(1936),译作《路曼尼亚民歌一斑》(1924)、 《英国近代小说集》 (1929),《番石榴集》(1936)。

著作

  《夏天》 (诗集)1925,商务  《废园》朱湘代表作
  《草莽》 (诗集)1927,开明

      《石门集》 (诗集)1934,商务

      《文学闲谈》 (评论集)1934,北新
朱湘文集
朱湘文集

      《中书集》 (散文、评论集)1934,生活

      《海外寄霓君》 (书信集)1934,北新

      《朱湘书信集》1936,天津人生与文学社

      《永言集》 (诗集)1936,时代,遗著

翻译

  《路曼尼亚民歌一斑》1924,北新

      《英国近代小说集》英国怀特等着,1929,北新

      《番石榴集》 (诗)阿拉伯穆塔密德等着,1936,商务

清华园

 
朱湘与刘霓君
朱湘与刘霓君
   朱湘是二十年代清华园的四个学生诗人之一,与饶孟侃(字子理)、孙大雨(字子潜)和杨世恩(字子惠)并称为“清华四子”,后来与其他三子成为了中国现代诗坛上的重要诗人。在校期间,他的艺术天分已经崭露出来,当时就是清华校园的文学名人。

  朱湘1921年在清华学习期间开始新诗创作。初期作品多收在诗集《夏天》(1925)中。作品《小河》等风格纤细清丽,技巧还较为幼稚。1925年以后,自觉追求新诗音韵格律的整饬,曾于1926年参与闻一多,徐志摩创办的《晨报副刊·诗镌》的工作,提倡格律诗的运动,并发表“我的读诗会”广告,努力实践诗歌音乐美的主张。他的第二部诗集《草莽集》(1927)形式工整,音调柔婉,风格清丽,《摇篮歌》、《采莲曲》节奏清缓、动听,他的著名长诗《王娇》,注意融汇中国古代词曲及民间鼓书弹词的长处。这个诗集标志他诗歌创作的日趋成熟。朱湘出国前后的创作较多接受外国诗歌的影响,对西方多种诗体进行了尝试。在后期,他多用西洋的诗体和格律来倾吐人生的感叹,其中《石门集》(1934)所收的70馀首十四行体诗,被称为是他诗集中"最有价值的一部分"(柳无忌《朱湘的十四行诗》)。其外在他其他作品中,还包含了有回环调,巴俚曲,商籁体,散文诗,诗剧等等,这些都是外来形式,和前期诗歌的格调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风格



  朱湘的诗“重格律形式,诗句精炼有力,庄肃严峻,富有人生哲学的观念,字少意远”。
 
       其中,他的代表作《有忆》更是做到了闻一多所提出的“三美”主张--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

      朱湘还写过不少散文随笔、诗歌批评,翻译介绍了不少外国名诗。他曾用“天用”的笔名在1924年《文学周报》上开辟“桌话栏”,发表了关于《呐喊》、《红烛》等书评。他的著作还有:诗集《永言集》(1936),散文和评论《中书集》(1934)、《文学闲谈》(1934),书信《海外寄霓君》(1934)、《朱湘书信集》(1936),译作《路曼尼亚民歌一斑》(1924)、《英国近代小说集》(1929),《芭乐集》(1936)。

  新文学自诞生至今以历七十馀年,而新诗作为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其功绩尤不可没。而在新诗诞生初期数十位可圈可点的诗人当中,有四人是缺一不可的。他们是郭沫若,徐志摩,闻一多和朱湘。就诗的风格而言,我曾比喻,郭沫若的诗如不羁的烈火(但郭诗精品极少,且大都限于早期作品),徐志摩的诗有若璀璨的宝石朱湘好比无暇的美玉,闻一多则是澎湃的江河。以郭沫若,徐志摩,闻一多三人的成就来说,世人就算不全了解,大都也有所耳闻。而知道朱湘的却是百无一人。这对这样一个将新诗从形式和内容与民族性、创造性完美结合的重要的诗人,对于这个对新诗发展做出了诸多创造性贡献的诗人来说,生未能逢其时,死又不能传其名,何尝不是最大的悲哀呢?或许这也是诗人苦难的一种馀音吧。

诗刊

  《诗刊》派是新诗界最有贡献的一个文艺集团。徐志摩、闻一多是这派中间的一双柱石,此外则有朱湘、孙大雨、饶孟侃、蹇先艾刘梦苇及少年诗人陈梦家方玮德等人。朱湘于1922年发表《夏天》,那是一本极薄的诗集,里面颇少成熟的作品。但他秀丽清雅的诗笔已表现出一个特异的作风。1927年出版《草莽集》,比之《夏天》,更有惊人的进步。但说也奇怪,《草莽集》的艺术不但远胜五四前后的康白情俞平伯汪静之……等人的诗集,即比之在新诗界负有盛名的郭沫若的《女神》亦无多让,而文艺界对之竟未如何注意,颇教我们惊奇。或谓诗人不善自己标榜,所以如此。只看新诗做到最高标准的闻一多的《死水》还以寂寞状况存在,别说《草莽集》了。我说这固是一部分的原因,而最大原因则以《草莽集》出版过迟。五四运动后我们对新诗抱着异常的好奇心与期待的愿望,所以有许多草率的作品,竟获得读者热烈的欢迎,而《草莽集》则在读者对新诗冷落的时期出版的,一个孩子不能在父母渴望子息的时候诞生,哪怕是天上石麟也不能得如何钟爱了。

作 品

  
       朱湘艺术最高的作品,如《有一座坟墓》、《葬我》、《雉夜啼》、《梦》、《序诗》,与闻一多《死水》里的作品也不差多少。

个 性

  朱湘是一个性格独特、对艺术充满执着的诗人,他在清华六年学生生活并不顺利,曾因记满三次大过而受到勒令退学的处分,1926年复学后又读了一年才毕业。但这并不意味着朱湘的学习成绩不好,他“中英文永远是超等上等,一切客观的道德藩篱如嫖赌烟酒向来没有犯越过,只因喜读文学书籍时常跷课以至只差半年即可游美的时候被学校开除掉了。”他在给清华文学社的顾一樵的信中说,他离校的原因是“向失望宣战。这种失望是多方面 的”,但他又对清华园无限留恋:“清华又有许多令我不舍之处。这种两面为难的心情是最难堪的了。反不如清华一点令人留恋的地方也无倒好些。”他之不满意清华在于:“人生是奋斗的,而清华只有钻分数;人生是变换的,而清华只有单调;人生是热辣辣的,而清华只是隔靴搔痒。”严格的校园生活,对一个浪漫主义的诗人来说,不免感到拘囿;但清华的自然人文环境,毕竟给过他薰染和陶冶,使他后来的创作道路走得更为扎实。

尊严

  朱湘也许并无意去中伤别人,然而,他却时时在意自己的尊严。这强烈的自尊支持了他崇高的爱国节操。1927年朱湘在美留学,只因教授读一篇有把中国人比作猴子的文章而愤然离开劳伦斯大学。后朱湘转入芝加哥大学。然而又不长,1929年春,朱湘却又因教授怀疑他借书未还,加之一美女不愿与其同桌而再次愤然离去。他丝毫不能容忍任何人对他的大不敬。他喻外国为“死牢”,强烈地维护着个人的尊严和祖国的尊严。

      1929年9月,朱湘提前三年回国,被荐到安徽大学任英文系主任,月薪三百元。按说,也荣华富贵了,也被重用了,该心满意足了,该安于现状了,然而朱湘却又因校方把英文文学系改为英文学系而又一次愤然离去。并且大骂,教师出卖智力,小工子出卖力气,妓女出卖肉体,其实都是一回事:出卖自己!这说法尽管专横,但对于当时之现实,并不过分。

结果

  他的自尊意识,他的反抗精神,在维护国家的尊严上,表现得愈加淋漓尽致和崇高!因此,从这一点上讲,他的贝利,使他主动诀别了那个时代,而并非仅仅时代抛弃了他。可以说,站着,是一个堂堂正正的人;躺下,是一俱堂堂正正的尸体!这,就是给朱湘人格下的最恰当的评价。

      总之,客观地讲,朱湘的爱国主义精神和他的个人人格尊严是密不可分的,离开个人的“自尊”,根本无谈朱湘的爱国。

特点


  《草莽集》虽没有徐志摩那样横恣的天才,也没有闻一多那样深沉的风格,但技巧之熟练,表现之细腻,丰神之秀丽,气韵之娴雅,也曾使它成为一本不平常的诗集。
 
       朱湘诗的特点:善于融化旧诗词

  旧诗词的文词、格调、意思他都能随意取用而且安排得非常之好。他这一点很像北宋词人中之周邦彦刘潜夫云:“美成颇偷古句”。“陈质斋云:美成词多用唐人诗语,隐括入律,浑然天成。”张叔夏云:“美成负一代词名,所作之词浑厚和雅,善于融化诗句。”所以偷呀,剽窃呀都不要紧,只看他能否融化。朱湘的落日:“苍凉呀,大漠的落日,笔直的烟连着云,人死了战马悲鸣,北风起驱走着砂石。”

   用王维“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汉乐府”枭骑格斗死,怒马徘徊鸣。“岑参的”轮台九月风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

      《热情》:“我们发出流星的白羽箭,射死丑的蟾蜍,恶的天狗,我们挥彗星的筱帚扫除,拿南箕撮去一切污朽……我们把九个太阳都挂起,我们拿北斗酌天河的水……”

  使我们恍惚想到《楚辞九歌》的“青云衣兮白霓裳,举长矢兮射天狼,操馀弧兮反沦降,援北斗兮酌桂浆。”以及《诗经·小雅》 “维南有箕,不可簸扬;维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浆。”

  以及卢仝《月蚀诗》中的一切。不过这首诗比上首已大有变化了--以上属词的方面。

      《催妆曲》 :“画眉在杏枝上歌,画眉人不起是因何?远峰尖滴着新黛,正好蘸来描画双蛾……起呀!趁草际珠垂,春莺儿衔了额黄归。”

      《采莲曲》的"“日落,微波,金丝闪动过小河……溪间,采莲,水珠滑走过荷钱……”

  都像旧词的调子。 《昭君出塞》 :“琵琶呀伴我的琵琶,记得当初被选入京华,常对着南天悲吒;哪知道如今朝去远嫁,望昭阳又是天涯。”又像旧曲的调子--以上属于调的方面。

  《晓朝曲》其庄严典重,雍容华贵的气象全以唐人早朝诗套来。《还乡》写一个军人久战还家父死妻亡,母亦以哭泣盲目,情景甚为可惨,但大半从《豳》诗《东山》脱化而出,

  不过反用之罢了。《情歌》分春夏秋冬四段叙述,用六朝子夜四时歌,及齐梁间诗人的十索十忆的意思--以上属于意的方面。

音节的调协


  《诗刊》派的诗人对于音节和体制一样的注意。朱湘也是极力主张新诗是可以歌唱的一个,所以他的诗,音节方面大都有异常的成功。譬如他的《摇篮歌》是唱着给孩子睡时听的,现引其中间二节:天上瞧不见一颗星星,地上瞧不见一盏红灯;什么声音也都听不到,只有蚯蚓在天井里吟;睡呀,宝宝,蚯蚓都停了声。一片白云天空上行,像是些小船飘过湖心,一刻儿起,一刻儿又沉,摇着船舱里安卧的人;睡呀,宝宝,你来跟那些云。

  在某一个文艺会上我曾亲听作者诵此歌。其音节温柔飘忽,有说不出的甜美与和谐,你的灵魂在那弹簧似的音调上轻轻簸着摇着,也恍恍惚惚要飞入梦乡了。等他诵完之后,大家才从催眠状态中遽然醒来,甚有打呵欠者。其音节之魅人力可想而知。又《采莲曲》,听说也预备在一个集会中由作者读唱,虽然我再没有那样耳福了。但观全曲音节宛转抑扬,极尽潺之美。诵之恍如置身莲渚之间:菡萏如火,绿波荡漾,无数妙龄女郎,划小艇于花间,白衣与翠盖红裳相映,嫋嫋之歌声与伊鸦之划桨相间而为节奏。这种优美幽闲的古代东方式生活与情调,真使现代的我们神往呵!又《晓朝曲》用东阳韵,黄钟大吕,气象堂皇。试引末段:

      看哪!一轮红日已经升东,杏黄的旗旆在殿脊飘扬;在一万里的青天下荡漾,听哪!景阳楼撞动了洪钟!

长诗创作

  《诗刊》派除体制音节二端之外,又注意长诗的创作试验。闻一多《李白之死》、徐志摩《爱的灵感》、陈梦家、方玮德的《悔与回》、朱湘则有《猫诰》与《王娇》。《猫诰》借父子二猫谈话,写出一篇滑稽文字。此诗别无何等深刻的寓意,也不含何等教训,只是纯粹的“游戏文章”。中国文学只知道拉长脸子说正经话,对游戏精神排斥不遗馀力。韩愈做了一篇《毛颖传》 ,柳宗元便不以为然,无怪乎中国文学之不如西洋之富有谐趣了。《猫诰》是作者童心复来时的作品,除文笔活泼之外,更富于机智、风趣,而且二句一换韵,音节异常轻快,于内容之滑稽相称。

      又有许多触景生情,涉笔成趣的插笔。如老猫正在训话之际,忽闻鼠声立即跳去捉住吞下,训子道:“孔子虽曾三月不知肉味,佛虽言杀生于人道有悖,但是西方的科学在最近,证明了肉质富有维他命。”又说:“我们于人类这般有功劳,不料广东人居然会吃猫……所以我主人如去广东,那时候你切记着要罢工。”“维他命”、“罢工”都是我们常说的口头禅,这样用来,不愁不令读者发笑。

      后段更有趣味,老猫和它儿子到厨房吃饭,碰到一只狗:老猫真不愧为大腹将军,折冲樽俎时特别有精神。不幸他们的饭才吃了一半,便有一条狗来到了身畔;他毫不作礼的将猫挤走,片时间鱼饭都卷进了口。老猫直气得将两眼圆睁,他一壁向狗呼,一壁退身。小猫也跟着退出战阵外,他恭听老猫最后的告诫:有一句话终身受用不竭,便是老子说的大勇若怯!

      《王娇》见于明代裨官, 《今古奇观》有《王娇鸾百年长恨》一则便是演这故事。朱湘又把它化为长篇叙事诗。全诗共长七千四五百字。比康白情《庐山纪游》尤长,而且纪游乃是许多断片凑合而成,《王娇》则是整个的;《纪游》为无韵的自由诗,《王娇》则为有韵的长篇;《纪游》拉杂记途中见闻,不成系统;《王娇》则写一有首有尾的故事。它的结构上当然比康作难多了。

      原来故事的间架,由诗人的想像加以改变,不相干的情节删去,而人物心理方面则添出许多琐碎细微的描写,不但使几百年的僵尸复活,而且使它变为一个具有现代人灵性的亭亭美人了。如写《王娇》父亲鳏居时对亡妻的追念的几段:

      时光真快,已到了梅雨期中:

      阴沉的毛雨飘拂着梧桐,一夜里青苔爬上了阶砌,卧房前整日的垂下帘栊。

      稀疏的檐滴仿佛是秋声,忧愁随着春寒来袭老人,何况妻子在十年前亡去,今日里正逢着她的忌辰。

      十年前正是这样的一天在傍晚,蚯蚓嘶鸣庭院间,偶尔有凉风来撼窗~*,他们永别于暗淡的灯前。

为妻子作诗

  他还历历记得那时的妻:一阵红潮上来,忽睁眼皮,接着喉咙里发响声,沉寂--颤摇的影子在墙上面移。

      三十年的夫妻终得分开,在冷雨凄风里就此葬埋;爱随她埋起了,苦却没有,苦随了春寒依旧每年来。

      这种描写是长诗应有的渲染法,万不可少。 《孔雀东南飞》本是长篇叙事诗,记焦仲卿夫妇婚姻悲剧,但叙事之中,时时杂以描写。首段写兰芝之貌及其才艺,临下堂时写其服饰,太守下聘时写其礼物之繁,从人之众。沈德潜云:"长篇诗若平平叙去,惟恐无色泽,中间须点染华缛,五色陆离,使读者心目具炫。如篇中'新妇出门时,妾有绣罗襦'一段,太守择日后'青雀白鹄舫'一段是也。“杜甫《北征》,亦为纪述行程之作,而写沿路所见风景,到家时儿女娇痴情态。”张上若云:“凡作极要紧极忙文字,偏向极不要紧极闲处传神,乃夕阳反照之法,惟老杜能之。如篇中青云幽事一段,他人于正实事尚铺写不了,何暇及此?此仙凡之别也。”我以为旧诗的作法也可以应用在新诗上的。而且《孔雀东南飞》、《北征》几段描写尚是硬插入的,删去也不关紧要,至于《王娇》的几段描写都是有机的,这是作家感受西洋文学的影响,所以能够如此。又春香引周生进房,王娇大怒,将丫头严加申斥。丫头回答的一段,也写得极其曲折传神:小姐,你已经忘记掉:那早晨我替你梳妆,你一边拿着铜镜照,一边瞧镜里的面庞。你问我,眼睛没有转,"春香,你瞧我该配谁?"我说"师爷,可惜穷点。"你红着脸,一语不回。一晚我从床上滚下,正摸着碰疼了的头,忽然听到你说梦话,别的不闻,只听说“周……”

生活


  诗歌创作,对于此时的朱湘来说,不要说闲情逸致,连养家糊口都勉强。一次在武汉大学,朋友邀请其参观图书馆,问是否有新作出版。只见诗人脸上露出悲凉的表情:“新着诗稿数种在长沙妻子身边,还没有接洽到出版社。”

      如果不是死后《石门集》的出版,几乎无人了解朱湘内心的苦闷。“我弃了世界,世界也弃了我……给我诗,鼓我的气,替我消忧。”在诗作《我的诗神》中,朱湘这样写道。

      于是,诗人之死被赋予了多重含义,一时间成为文学专栏的头条。较多的说法是《申报》提出的“黑暗对知识份子的戕害”。作家陈鹤祥甚至着文呼吁,朱湘之死,应给所有不愿向恶势力妥协的人以警策,“那就是要更加顽强地活下去”。也有人赞叹他是用生命谱写诗歌。苏雪林就曾说:“生命于我们虽然宝贵,比起艺术却又不值什么……我仿佛看见诗人悬崖撒手之顷,顶上晕着一道金色灿烂的圣者的圆光,有说不出的庄严,说不出的瑰丽。”

      反倒是他的诗作被人忽视了。以至于后人周良沛在编纂《朱湘诗集》时不得不建议,与其讨论朱湘是新月诗人,还是爱国诗人,不如先读读他的全部诗作。

      不仅如此,诗人所在的时代也不复存在。按照当代诗人西川的说法,写诗不再是一种生活方式,特别是在消费主义、流行文化泛滥的时代。而走在朱湘年少时曾和其他文学青年畅谈诗作的清华园,人们不再看到手捧诗集的学生。他们大多在背英文单词,为考GRE和托福而努力。打开BBS水木清华站的诗歌版面,搜索朱湘、“清华四子”也是毫无结果,倒是一个请网友帮孩子取名的帖子十分热门。大半个世纪前,这所园子里萌生的诗人、诗派和诗意,似乎已随诗人的离去而渐远渐淡。

      还有朱湘,除了那则1933年12月4日投江自尽的新闻,人们也已不记得这个曾和徐志摩、闻一多比肩的大诗人。

自杀

前奏


  一个诗人死了,这本不是什么大新闻。

      他选择在一个冬日的凌晨,当轮船即将驶入南京时投河自尽。据说,这个名叫朱湘的年轻人,最后的时刻一边饮酒,一边吟诗。随身携带的两本书,一本是海涅的诗集,另一本是他自己的诗作。

      几乎无人知道诗人自杀的真正原因。梁实秋猜测是因性格怪癖,闻一多则感叹“谁知道他若继续活着只比死去更痛苦呢”?不管怎样,这个被鲁迅誉为“中国济慈”的诗人,死前早已没有才子的风貌,只剩下流浪汉的潦倒。

      那张三等舱的船票,是亲戚接济的,那瓶酒,是妻子打工所得。
起因
  而早在10年前,他还和杨世恩等4名清华学生,因在新文学运动中脱颖而出并称为“清华四子”。作为其中的佼佼者,年仅18岁的朱湘在《晨报》、《小说月报》等知名刊物发表作品若干。看起来,少年诗人的前途该是多么远大。然而,他好像故意跟光明、美好这样的字眼作对似的。在清华专攻文学而肆意跷课,抵制斋务处的早餐点名制度,终于因记3次大过被开除。在美国读书时因同学说了句“中国人像猴子”,又愤而退学,什么学位也没拿到。在安徽大学任教,由于校方将自己主持的“英文文学系”更名为“英文学系”,便发誓再也不教书了。

      清华、"海归"、教授……若干耀眼的光环,只因诗人的一时任性而纷纷远去。就连“中国济慈”的雅号,也被诗人鄙夷为诗坛的崇洋之风,再三表示“我只是东方的一只小鸟”,“只想闻泰岳嵩间的白鹤”。

      一个人为什么要把自己的幸福,一下子捣得粉碎?为什么要脱离安适的环境,走上饥饿寒冷而又耻辱的道路?同时代的女作家苏雪林曾发出这样的疑问。对此,朱湘自己的解释是"向失望宣战"。只是,宣战的结果是输得一塌糊涂。从安徽大学离职后,向来清高的朱湘竟毫无生计,四处流浪。时人回忆,这位曾经穿着笔挺西服、深情傲慢的大学教授,一度住在黑暗狭小的码头饭店里,低声下气地问人借钱。而他一个未满周岁的儿子,因为没有奶吃,哭了7天后活活饿死。

原因

回国前
  徐志摩乘飞机触山而亡,朱湘投水自尽,殷夫被枪决,20世纪上半叶,诗人多死于非命,让人扼腕叹息。《孤高的真情:朱湘书信集》一书,我们可以看到才子朱湘的人生轨迹和命运归宿。朱湘15岁时,考入清华,人称“清华四子”之一,享有诗名。朱湘的处女诗集《夏天》在商务印行;第二本诗集《草莽集》在开明书店出版;第三本诗集《石门集》,亦在商务出版。他生前有这3本薄薄的诗集问世,依女作家苏雪林的说法,是诗人拿性命兑换 来的。

      朱湘于1927年留学美国,1930年没有拿到学位就回国了。他在美国期间,给妻子刘霓君写了90封情书,每一封信都有编号。在这些情书中,他写谋生之艰辛,为钱所困的尴尬,更多的是如水的柔情,有日常生活的关照叮咛,夫妻间的体贴呵护。读之温暖。朱湘去世后,他的好友罗念生将这一组情书编辑出版,名为《海外寄霓君》 。新文学史上有四大情书经典,是鲁迅致许广平的《两地书》 、徐志摩致陆小曼的《爱眉札记》 、沈从文致张兆和的《湘竹书简》和朱湘致刘霓君的《海外寄霓君》。

回国后

  回国后,在安徽大学教书,生活很不宽裕,因为安徽大学时常拖欠薪水,他和他的妻子在安庆所生的一个幼儿,未满周岁,就因为没有奶吃哭了七个昼夜,活活的饿死。这很像杜甫诗中描述自己生活的悲惨情景。贫贱夫妻百事哀,这严重影响了夫妻感情,婚姻已近崩溃。朱湘邀请好友到安徽大学任教,被校方拒绝。不知他是愤而辞职,还是校方解聘,他在安大也无立足之地了。

      紧靠微薄的稿酬如何养家糊口,朱湘已经穷困潦倒,可是,他“生无媚骨”,不肯接受嗟来之食。自从他辞职后,被世俗诬为“神经病”。此时,夫妻也闹起了离婚。1933年12月5日,诗人在去南京的渡轮上跳江自杀。他的妻子刘霓君“只好靠缝纫和刺绣来维持生活”。

当时环境

  民国才子多短命。具体到诗人朱湘,他的悲剧是怎样造成的?梁实秋认为:“应由他自己的神经错乱负大部分责任,社会上冷酷负小部分责任。”看来,连朱湘的同学也未必真正理解他“孤高的真情”。当然,孤僻,决绝,敏感,狂狷,清高,刚正,这些是诗人典型的性格。这样的天才,在哪个时代都很难被接受,从屈原到朱湘,诗人的命运,大抵如此。可是,如果一个时代(朝代),把异端的思想家、另类的诗人、狂傲的艺术家全逼到无法生存的地步,那么,这个时代(朝代),也就要完蛋了。

评价

 
  朱湘死后被鲁迅称之为中国的济慈。罗念生说:"英国的济慈是不死的,中国的济慈也是不死的。"

      余伟文认为,朱湘自杀“完全是受社会的逼迫”,“正是现代社会不能尊重文人的表现”。

      何家槐认为,混乱的社会“使他没有生活下去的勇气,使他不得不用自杀来解决内心的苦闷”。

      柳无忌认为,不为写文章,“也许子沅不会这样悲伤的绝命”。

      罗皑岚不明白,“朱湘虽不是见面向人问好的交际大家,难道竟无一个朋友?”

      谢冰莹断定,朱湘自杀“是为穷”!

    梁实秋则认为,“朱先生的脾气似乎太孤高了一点,太怪僻了一点,所以和社会不能调谐”。

扩展阅读:中国的济慈


          济慈是英国诗人,1795年出生于伦敦,自幼喜爱文学。济慈诗才横溢,与雪莱、拜伦齐名。他年仅25岁,可是他遗下的诗篇却一直誉满人间。
           济慈和朱湘虽相隔一个多世纪,除他们的生活经历和诗歌创作生涯很有相同之点外,两人的性情也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济慈具有旷世奇才,由于家境穷困,不满16岁就离校学医,后又弃医从文。
          朱湘虽然出生在官宦之家,但由于他三岁丧母,十岁丧父,家道中落,一生穷困潦倒,颠沛流离。朱湘外冷内热,性情狂傲、倔强、孤僻、狷介,但却胸怀一颗赤子之心,有着强烈的民族自尊感和崇高的爱国精神。他在美国留学期间,为中华民族倍受歧视、中国现实社会落后感到愤怒和羞惭,他慷慨激昂地声称“为中国鞠躬尽瘁是我早就选定了的。”并说:“我在外国住得越久,越爱祖国……”。在国外,他的矜持和狂放不羁显示出他铮铮铁骨的为人,回国后他的狂傲、乖僻的个性致使他长期失业,甚至最后走上绝境。
          朱湘“绝顶聪明”,曾受到清华大学校长曹云祥的器重。他和胡适、徐志摩、梁实秋、陈西滢等人是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新月派”诗人,是中国现代诗歌的重要奠基者。他极力从外国文学作品中吸收有益的东西,推进中国新文学运动。由于性格决定,他看不惯虚伪的世界,他要“寻遍天堂,从日生的时候寻到日死,还燃起白烛夜中去寻觅———你决不会寻到一种东西,假君子”。朱湘作为诗人,敏感、激愤、悲凉、压抑和绝望为常见的情绪状态,这种无常的情绪状态使得诗人产生一种独特的思维,于是乎也就产生了许多绝世之作,所以说“朱湘的诗是不死的”。
         对于诗人朱湘自杀的原因,一些资料上介绍诗人怀才不遇、愤世嫉俗,社会的打击,家庭的失衡,生活的艰难,对他产生轻生的念头是有很大影响的。但我不同意他是失去生活勇气的说法。这可从苏雪林先生的文章里得到证实。“他觉得有一种飘忽的玄妙的憧憬,永远在他眼前飘漾。好像美人的手招着,来呀……这就是那美丽魅人的诗神的声音。于是他将那足以戕害他生机的现实像敞屣一样抛掷了。饥饿,寒冷,耻辱,误解,还有足以使得敏感诗人感到彻骨痛伤的种种”。诗人自己对诗神说,“我的诗神,我弃了世界,世界也弃了我……给我诗,鼓我的气。替我消忧。我的诗神!这样你也是应该一看我的牺牲罢。为了你,我牺牲一切,牺牲我!全是自取的:我决不发怨声”,诗人是以生命殉艺术。其实诗人在1926年2月写成的长诗《王娇》中早就流露出这种绝望,“妻子去了,女儿也已归阴,我在人世上从此是孤零,这样生活着有什么滋味?等着罢,等我与你们同行!”从这些诗句中,我们可以看到朱湘和济慈,和许多早逝(或自杀)的大文豪一样,都是一种诗情的冲动使之达到忘我的境地。难怪诗人的好友罗念生说:“英国的济慈是不死的,中国的济慈也是不死的。”
 

 

诗作


  朱湘的诗"重格律形式,诗句精炼有力,庄肃严峻,富有人生哲学的观念,字少意远。

      其中,他的代表作《有忆》 更是做到了闻一多所提出的"三美"主张--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

      朱湘还写过不少散文随笔、诗歌批评,翻译介绍了不少外国名诗。他曾用"天用"的笔名在1924年《文学周报》上开辟"桌话栏",发表了关于《呐喊》、《红烛》等书评。他的著作还有:诗集《永言集》(1936),散文和评论《中书集》(1934)、《文学闲谈》(1934),书信《海外寄霓君》(1934)、《朱湘书信集》(1936),译作《路曼尼亚民歌一斑》(1924)、《英国近代小说集》(1929),《芭乐集》(1936)。

      朱湘是一个性格独特、对艺术充满执着的诗人,他在清华六年学生生活并不顺利,曾因记满三次大过而受到勒令退学的处分,1926年复学后又读了一年才毕业。但这并不意味着朱湘的学习成绩不好,他"中英文永远是超等上等,一切客观的道德藩篱如嫖赌烟酒向来没有犯越过,只因喜读文学书籍时常跷课以至只差半年即可游美的时候被学校开除掉了。"他在给清华文学社的顾一樵的信中说,他离校的原因是"向失望宣战。这种失望是多方面的",但他又对清华园无限留恋:"清华又有许多令我不舍之处。这种两面为难的心情是最难堪的了。反不如清华一点令人留恋的地方也无倒好些。"他之不满意清华在于:"人生是奋斗的,而清华只有钻分数;人生是变换的,而清华只有单调;人生是热辣辣的,而清华只是隔靴搔痒。"严格的校园生活,对一个浪漫主义的诗人来说,不免感到拘囿;但清华的自然人文环境,毕竟给过他薰染和陶冶,使他后来的创作道路走得更为扎实。

      新文学自诞生至今以历七十馀年,而新诗作为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其功绩尤不可没。而在新诗诞生初期数十位可圈可点的诗人当中,有四人是缺一不可的。他们是郭沫若,徐志摩,闻一多和朱湘。就诗的风格而言,我曾比喻,郭沫若的诗如不羁的烈火(但郭诗精品极少,且大都限于早期作品),徐志摩的诗有若璀璨的宝石,朱湘好比无暇的美玉,闻一多则是澎湃的江河。以郭沫若,徐志摩,闻一多三人的成就来说,世人就算不全了解,大都也有所耳闻。而知道朱湘的却是百无一人。这对这样一个将新诗从形式和内容与民族性、创造性完美结合的重要的诗人,对于这个对新诗发展做出了诸多创造性贡献的诗人来说,生未能逢其时,死又不能传其名,何尝不是最大的悲哀呢?或许这也是诗人苦难的一种馀音吧。

      有风时白杨萧萧着,

      无风时白杨萧萧着,

      萧萧外更听不到什么。

      野花悄悄的发了,

      野花悄悄的谢了,

      悄悄外园里更没有什么。

      看起来这是一首完全写景的诗歌,然而景物中蕴涵着"情语":没有生气的“废园"里除了萧萧的白杨,无所听、无所见,在悄没声中岁月流逝,青春不再,这其实就是诗人心目中死气沉沉的校园的象征。含蓄的形式下透露出不满和苦闷,当然这不满还是比较朦胧的,不像这首《冬夜歌》,直截了当地写明副标题"敬勉《周刊》产物质而革课程也”:

      耸暮空紫色西山,

      山顶戴着白雪之冠;

      山阴飘清华校旗,

      但清华旗色何其黯然!

      夕阳是清华的灵魂,

      漫天的黑云将他攫吞;

      遗下物质的躯壳,

      有大会堂作伊的坟墓。

      玄冰仿佛功课,

      压住本性活泼的小河,

      月光只映他滞重的面色,

      再不见风中的笑窝。

      诗人用象征比喻的手法,描写弥漫着物质气息的校园,吞噬灵气如坟墓,缺乏自主意识像石像,刻板教条。其实它并不缺少灵秀的环境,就像它不缺少活泼的少年一样,然而黑云压住了美景,功课窒息了学生的天性。诗人忍不住要呐喊:赶走冬夜,让春色重临校园。

      朱湘独立不羁的思想也同样表现在这一时期的论文中,《课程上前车之鉴》中,朱湘提出要提倡自由发展,减少课时,改为自修,以交心得代替传统的考试模式。在《精神教育》一文中,更提出"出世的教育",即精神教育,提高青年人的审美情趣,而不能总沉浸于世俗之中。

      从学生时代起,朱湘的个性就较乖僻、焦躁,可是他的诗歌却是少有的平静和谐,他仿佛在创作之前洗净了身内身外的烦恼,给诗歌留下一方神圣和谐的园地。从创作初起时就十分注重锤炼诗歌的情感和形式,他的内心是喧嚣的,而他的诗情却是宁静而柔美的:

      春天的花香真正醉人,

      一阵阵温风拂上人身,

      你瞧日光它移的多慢,

      你听蜜蜂在窗子外哼:

      睡呀,宝宝,

      蜜蜂飞的真轻。

      ……

      舒缓的旋律,悠扬的节奏,错落有致的诗行,加上活泼清新的形象,在不经意中营造出一派和谐世界,给人以阅读与聆听的双重美感。朱湘孜孜不倦地进行着新格律的探索,他特别追求"理智节制情感"的具有东方神韵的美学原则,从诗的情感到诗的章法、字句,他一直不懈地实践着,形式上讲究整齐、对称,诗韵上讲究与内容情绪合一,这些努力使朱湘在新诗创作史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记。

三件大事


  朱湘曾经慨叹过人生有三件大事:“朋友、性、文章。”但由于朱湘抑郁、孤傲和乖戾、偏狭的性格,友情和爱情都成了镜中之花。最后留给朱湘短短29年人生历程的,就只有了诗。朱湘对诗的钟情,可以说,已经到了全身心地痴迷而无以复加的地步。早在清华时就忘却了一切。后来,赴美留学,为了诗更是全无顾恋。甚至,连学位也不屑一顾,毅然决然提前回国。朱湘说:“博士学位任何人经过努力都可拿到,但诗非朱湘不能写。”

 

论朱湘之死

一个强人时代的抒情诗人

邓金明

当代诗人对五四一代的诗人诗作未必推许,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作为一种现代心灵、一种特定时代的很中国的精神现象,我们无法回避。这里,诗人朱湘即是一例。
  
我们说,一个人自杀,总有他一种情势的急切逼迫、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选择。尤其是一个诗人的自杀。当他作出这个最激烈的行动时,我们要考虑到这并非疯狂下的错乱,而是一种深思熟虑,一种诗人的预谋。中国自许是诗的国度,但两千年前,屈子自沉汨罗后,整个古典时代少有诗人采取如许激烈形式。相反近世以来,诗人自戕倒不绝如缕。王国维、朱湘、海子、顾城。自杀,作为一种诗人的自杀,从本质讲,是一种现代现象。流亡诗人布罗茨基在评论曼德尔施塔姆时说过:由于一种奇怪的原因,“诗人之死”这一说法听起来总是比“诗人之生”更为具体些。这也许是因为,“生”和“诗人”作为两个词来说都具有积极的含混,几乎是同义词。而“死”,即便是作为一个词,也和诗人自己的产品、即一首诗那样是确定的。正如海德格尔所言,“死”具有一种“我性”,诗人通过死,让自己和他人绝对区别开来。在死亡的临终时刻,诗人领取了一个他人无法明了的秘密。
  
现在,谁也无法明了诗人朱湘在投江自沉时领取的是何种秘密了。如同王国维之殁,朱湘之死,多少给中国现代精神史投下了一道难解的阴影。越是那种难以言明的、晦暗的、极端个人的、不合常理的现象,就越难被我们接受、认知。诗人朱湘,因而成了一种见不得光的怪癖,不是让人可怜就是让人可笑,总之就是不能被理解。诗人朱湘和他的死(诗)仿佛一个镜子,照出了我们精神的诸面相。既有慈悲者,也有刻薄者,既有叹“苦命”的,也有说“严肃的狂妄”的。是死于“受罪“的“诗人气质”,还是死于“偏重于物质生活”的“社会”,或可讨论,但是关注本身,就是值得的,这是我们返回历史的起点。就此而言,《孤高的真情:朱湘书信集》(包含《海外寄霓君》和罗念生当年所编的《朱湘书信集》)的出版,是有其正本清源的意义的。
  
五四时代是一个自传的时代。与众多生前付梓、经过润色的书信集相比,《朱湘书信集》系后人所编,有一种难得的真实。读其往来信札、与妻友诗书,我们方会明了诗人朱湘者,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又一零余者、多余人、失败者,是诗人钟鸣所说的那种“旁观者”。他之死,是死于一个渐趋圆滑、势利、浮纨的“强人时代”。
  
诗人生前好友罗念生,对诗人曾有如许言——“他对于艺术的态度,未免太严肃了,在书信里他多少觉得自然些。所以他除了讨论人生,学问以外,偶尔说一两句笑话。就在这一两句笑话里,也还带着几分严肃性,并不能使你发笑。要不是我们读过他的一些讽刺诗,我们可以说他完全缺少这另一种心情。从这些信里,我们可以看出诗人思想的发展,对于人生的认识,和对于宇宙间一切事物的窥探。他讨论过诗,讨论过科学,讨论过男女间一切的微妙。尤其在这最后一点上,我们可以看出他的狂妄,但狂妄得够严肃。”的确,在书信中诗人曾放言“朋友。性。文章。这是我一生中的三件大事。其中文章一项又要靠了另两项。”又云“与其有贞节而丧失去健全的男女,到不如健全男女而丧失去贞节。”其狂妄处足可骇俗,但诗人朱湘者之不合时宜又何止区区男女之事呢?
  
想想在美利坚留学期间,诗人是何等抱负。“华族如今的退化无庸讳言,但并非天生的不能。我回国后决计复活起古代的理想,人格,文化,与美丽,要极端的自由,极端的寻根究底。”这真真就是一个诗人“严肃的狂妄”了。可是他遭遇的是怎样一个时代呢?很多人没有注意到近代以来,中国气氛的变化。明处自然是皇权的丧失,所谓德赛二先生的倡行。但民主进了大染缸又如何?“自戊戌政变后十余年,而中国始开国会,其纷乱妄谬,为天下指笑,新会所尝目睹,亦助当政者发令而解散之矣。自新会殁,又十余年,中日战起。九县三精,飙回雾塞,而所谓民主政治之论,复甚嚣尘上。……盖验以人心之厚薄,民生之荣悴,则知五十年来,日车轮之逆转,似有合于所谓退化论之说者。”(陈寅恪:《读吴其昌撰〈梁启超传〉书后》)科玄大战,清算了玄学鬼,也催生了“近代职业生活”。王国维的死,是世道人心变化的征兆。近世留学的功利风气甚嚣尘上。技术主义,体制化,书斋意气,随着大转折时代的过去,强人时代的到来,文人的精神生活空前地萎缩了。那情形仿佛乾嘉。严复、康有为、章炳麟、陈寅恪、王国维、吴宓、胡适、鲁迅、周作人等等,风云际会,不论其历史命运如何,在大时代的沉浮中,自有一己风流;但接下来,“近代职业生活”和体制化的盛行,造就出的却是一大批的职业学者。学术的巨人,精神的侏儒。学者的冷漠、阴郁和造作。
  
在往来书信中,诗人朱湘是屡屡以“文人”自居的。正如他谈到的理想、人格、文化、美丽、自由与寻根究底,“文人”在他的世界里是一个标杆,是一种只为精神的纯粹而活的人。汉娜?阿伦特曾经在《黑暗时代的人们》中谈到过“文人”(homme de lettres)这种形象——
  
今天,“文人”给我们的印象是一个无害的、边缘的形象,他似乎相当于总是具有一点喜剧色彩的“独立学者”的形象。本雅明觉得自己很亲近法语。对于他,这种语言成了辩护他的存在的“一种托词”。因此他可能知道“文人”起源于法国革命前,也知道“文人”在法国革命中非凡的经历。与后来的作家和人文学者不同,这些“文人”尽管生活在一个书面语言和铅字的世界里,尤其是被书籍包围着,但是他们既不愿、也没有被迫为了谋生而从事专业的写作和阅读。“文人”也与知识分子阶层不同。知识分子要么作为专家、官员为国家服务,要么为社会的娱乐和教育服务。“文人”总是竭力与国家和社会保持距离。他们的物质生活的基础是无须工作的收入。他们的思想态度的基础是他们坚决地拒绝纳入政治或社会之中。正是由于这双重的独立基础,他们能够表现出居高临下的态度,从而产生了拉罗什富科对人类行为的洞察和轻蔑,蒙田的世俗智慧,帕斯卡格言的思想力度,孟德斯鸠政治思考的勇气和开放。在这里我无暇讨论十八世纪把“文人”变成革命家的环境,也不能讨论十九和二十世纪他们的后继者是如何分化成“有教养的”阶层和职业革命家阶层。我之所以提及这一历史背景,仅仅是因为在本雅明身上文化因素以这样一种独特的方式与革命和反抗因素结合在一起。在“文人”消逝前夕,仿佛“文人”形象注定要再一次充分地表现出自己的全部潜能,尽管——或者是因为——他们已经以这样一种灾难方式丧失了自己的物质基础,从而使纯粹的精神热情(正是这点使得“文人”这一形象如此可爱)能够完全地展现其最引人瞩目的潜能。
  
在阿伦特看来,“文人”起源于文艺复兴时期,作为一个法语词,它多少和法兰西的思想传统有关。独立和超越性的思考,是“文人”的基本姿态。19和20世纪后,随着知识分子的政治化,纯粹意义上的“文人”也就消亡了。“文人”作为一种体制外的形象,诚如阿伦特所言,早在法国16世纪的时候就开始出现了(比如蒙田)。但是阿伦特并没有指出,波德莱尔以及本雅明所代表的现代“文人”所面临的新的境况。这种境况,简单说就是被抛向了十字街头。这一点,是现代“文人”区别于传统“文人”的关键点。也就是说,阿伦特指明了“文人”形象的古典性,但是忽略了他们的现代性;强调了他们的精神性,但是忽略了他们的物质性。
  
朱湘作为一个纯粹体制外的“文人”,是根本不见容于一个日渐体制化、物质化的时代的。他有关于“文人”的种种乌托邦念头。在与友人书中他声称“我的理想,是文人能不教书而靠著作来支持生活——那时中国的文坛一定不会不热闹的。”又云“我靠卖文过活的意思已经决定,办法是创作,翻译(西文译汉,汉文译西)编书,发行上采用直接订购的方法,在较好的报纸杂志上自己署名登广告。……如今订《新文》的,虽只二十人,但包括有九省的人,将来一定可以一年年的增加,五年之后,想必五百份总可销得去。到了《新文》的读者有五百人的时候,我的卖文为活的计划便有一半的功效了,再加五年,便可完全以著作编译谋生。我身受文人之厄难。将来年壮之时手头宽裕,一定要开一书屋,拿重价收买稿集(好的,不是好销的)觅妥人经理,凡托书屋代卖的书籍都要先经过我的选择。”又云“ 关于将来谋生方面,我的计划是求以著书代教书。我的幻想是十年八年以后能够聚拢一些人开一个出版合作店,使作者成为店的中心,使书的利息流进作者的手中:这样一方面我们自己能靠著作吃饭了,一方面并安定了一班穷文人的生活,使他们能更丰富更快乐的创作。”——这不是什么不切实际的天真幻想,而是根本无视时代氛围的狂妄,而正因如此严肃,其狂妄之处令人又是如此的伤感。至少我们现在知道,诗人是并非囿于自私自利自我的小世界的,或许正因他是一个真正的诗人,面对日益板结坚硬的现实时,才会发出“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式的念愿。
  
从书信中,我们大抵可以看到一个生活得很“严肃”的诗人形象。这个“严肃”不是刻板、单调、枯燥、节制,而是对精神生活的一种极高要求。诗人的生活是如此的隐秘而丰富。他有数不清的计划,几乎是试图拥抱生活中的一切。“我如今很想在文字方面多下一番苦工。我想在已经学习的希腊文,拉丁文,法文,德文外,加学俄文,意大利文,梵文,波斯文,亚剌伯文”;“回国后开成书店,这介绍世界文学的工作便是一件开门大事”;“柴霍甫全集译出的计划,我听到极其快活,像这样整体的介绍安得生,柴霍甫,在我国译坛上实在是开辟风气之举,我在此预祝成功。……柴氏的全集,都已买齐否?他的信札传记等书,预备买那些?请把要买的书,开一张清单给我。我能买多少,便买多少”;“音乐,美术,娱乐,在国内是罕有机会欣赏的,跳舞务必要学,不可道学气,我很后悔失去了机会”……
  
这种对待“生活”的“严肃”,在诗人离开清华一事上最能见出。身为“清华四子”,享有诗名,诗人没有选择留校而是去国留学,个中缘由,在致顾一樵的信中诗人曾有所提及。“我离校的原故简单说一句,是向失望宣战。这种失望是各方面的。失望时所作的事在回忆炉中更成了以后失望的燃料。这种精神上的失望,越陷越深。到头幸有离校这事降临,使我生活上起了变化。不然,我一定要疯了。我这一二年来很少与人满意的谈过一次话。以致口齿钝拙。这口钝不能达意。甚至有时说出些去我心中意思刚刚相反能令我以后懊悔的话。我相信不是先天的。只是外来势力逼迫成功的。……我看我如不离开清华,不疯狂则堕落。”这一点,在致好友罗念生的信中,诗人说得更为明白。“你问我为何要离清华,我可以简单回答一句:清华的生活是非人的,人生是奋斗,而清华只有钻分数;人生是变换,而清华只有单调;人生是热剌剌的,而清华是隔靴搔痒。我投身社会之后,怪现象虽然目击耳闻了许多,但这些正是真的人生。至于清华最高尚的生活,都逃不出一个假,矫揉。”
  
一个渴望生活的人何以变得无法生活了?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严肃”,一种对精神生活不折不扣的绝对的捍卫,而不是常人所理解的那种诗人性格的病态使然。正如诗人所认为的,文学有唯美唯用两分,但是殊途同归,最后的归宿只有一个,那便是真的文学,好的文学。对生活,诗人也是作如是观的。诗人相信,有一种真的生活,好的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是存在的,而诗人的狂妄之处就在于要彻底、永恒地进入这种生活,拥抱这种生活,当现世无法实现时,弃世也就在所难免了。
一九三三年九月,在给柳无忌的信中,诗人朱湘沉痛谈到,“以前我是每天二十四点钟之内都在想着作诗,生活里的各种复杂的变化,我简直是一点也没有去理会,如今,总算是已经结清了总账……不过,时候却不早了。我能不能教书,我们也同学过两年,你无有不知道的。现在才来托你,自然是嫌迟,我不过是对于我自己尽一份人事罢了。能否有位置,有钟点,学校方面肯否找我去教,这些,不用你说,我也知道毫无把握。不过,既然生了,又并不是一个不能作事的人,也就总得要试一试。若是一条路也没有,那时候,也便可以问心无愧了。无故的,忽然向了你说出这一些感伤的话,未免大煞风景,你也是一个文人,想来或者不会嫌我饶舌。就此停下……”当年十二月五日清晨,在采石矶附近,诗人投江自沉。
这样的人,这样的事,写在这里有点点忧伤和浪漫的感觉,但是一人将要去死的人,要经历怎样的内心,怕是我们这些在一边阅读的人,并不想去真正经历的。
人不可能靠着作诗来生活。我们的社会需要狼群一样的人,不需要更像人的人。如果一个人精神上活得像天使,像一只羊,就注定会被吞噬。
我也曾经写过一些诗,也曾经在生死缘游荡。当你清楚的看到,你所重视与珍惜的,不过是这社会无视的,所产生的自负与自我厌恶的纠缠,比死亡本身更令人恐惧。
但我并不是真正的诗人。所以我仍然活着。
我理解朱湘,理解诗人的死亡,一如了解为什么其它人仍然活着。
这世界不是绝对的精神世界,诗人有权选择失望、落寞、死去,正像活着的人,有权利追求幸福。这是人生的太仪两极。
 

想 起 朱 湘

(原载《书屋》2005年第一期)

石定乐

 
宁可死个枫叶的红,
灿烂地狂舞天空;
去追向南方的鸿雁,
驾着万里长风。
这是诗人朱湘七十多年前写下的《秋》,这首诗也成了诗人对自己生命和个性的注脚——短暂、单纯、孤高、浪漫,但始终执著认真。
朱湘(1904—1933),字子沅,出生于湖南沅陵,祖籍安徽太湖。他1919年考入清华,成为清华园的四个学生诗人之一,与饶孟侃(字子理)、孙大雨(字子潜)和杨世恩(字子惠)并称为“清华四子”。诗才横溢,二十岁便出诗集。1927年赴美留学。1929年回国后曾执教于安徽大学。
朱湘曾和闻一多、徐志摩等人轮流主编过《诗镌》,参加了当时的许多文化启蒙和改良活动,因此被许多文艺评论工作者划入“新月派”,其实他什么派别也不曾参加,这也正是诗人的狷介耿直之处。他一生最执著的是写诗,为了写诗他什么都可以不顾。他为这种狂热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但也正因为如此而取得了不菲的成就。在美国留学两年期间,他还译了许多古典诗词,其中辛弃疾的《摸鱼儿》和欧阳修的《南歌子》英译文在芝加哥大学校刊上发表,还得到好评。他用英文写的诗也很美,以致许多美国同学也向他求教,写了诗请他修改。其诗作虽不能说首首皆为佳作,但多或如黄钟大吕,或如低喁清唱,文字堪称秀雅清丽,灵动洗练,又不乏激情澎湃,恣意汪洋,字句的提炼功夫真是了得。
他的诗歌主要特点有二:其一是善于融旧诗意境和格调于新诗;如《落日》:
苍凉呀,大漠的落日,
笔直的烟连着云,
人死了战马悲鸣,
北风起驱走着砂石。
第一、二句用王维“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第三句从汉乐府“枭骑格斗死,怒马徘徊鸣”中化来。诵读起来作铿锵金石声,是融古诗意境于新诗的上乘之作,可圈可点。
其二是诗韵讲究音节起伏,琅琅上口,可吟可唱。以他的代表作之一《采莲曲》的头两段为例:
小船呀轻轻飘,
杨柳呀风里颠摇;
荷叶呀翠盖,
荷花呀人样娇娆。
日落,
微波,
金丝闪动过小河。
左行,
右撑,
莲舟上扬起歌声。
菡萏呀半天,
蜂蝶呀不许轻来。
绿水呀相伴,
清净呀不染尘埃。
溪涧,
采莲,
水珠滑走过荷钱。
拍紧,
拍轻,
桨声应答着歌声。
……
每次读它时,总不禁想起唐朝天宝年间诗人李康成的《采莲曲》:“采莲去,月没春江曙。翠钿红袖水中央,清荷莲子杂衣香。云起风生归路长。归路长,那得久,急回船,两摇手。”
但这种从古诗提炼的意境却又在朱湘的新诗里得到升华扩展,而且不留痕迹。诗人用新诗的体裁,白描出无数妙龄女郎划小艇于绿波菡萏间,白衣与翠盖红裳相映;还利用音节的精巧处理,使采莲曲在轻快桨声中悠悠展开,形成了听觉上的美感。应该说,许多与朱湘同时期的诗人都致力于把诗还原成可歌唱的作品,推动着新诗的普及,促进了新文学运动平民化的发展。
窃以为,朱湘在诗的成就上可与闻一多相提并论。鲁迅向来吝惜溢美之词,也称他为“中国的济慈”。
一个优秀的诗人注定是要在生活中命运多舛的,因为他生活在形而至上的自我世界里,世故文章是他永远难以及格的功课。反之,如果一个人世故练达,八面玲珑,也就很难保持一颗诗人之心,除了应酬奉迎唱和之作,很难写出什么真正的好作品了。早在清华求学期间,朱湘钟情于写诗和喜读文学著作而常逃课,并因此记满三次大过而受到勒令退学的处分,复学后又读了一年才毕业。赴美后,又仍然由于极端的情绪化而导致一些冲突,不得不数次转学,最后连学位也没要就回国了。不过数次转学也不全怪朱湘个性怪僻。如1927年秋天,朱湘与柳无忌进入威斯康星州劳伦斯学院。在上法文课时读都德的一篇小说,其中言中国人像猴子,美国学生大笑。朱湘立即站起来退出课堂,而且不管法文教师如何道歉,宁可放弃学分也要立即退出此学校。由此可见朱湘实乃一性情中人,看似矫情,其实是赤子之心不能容下半点杂质。
正因为诗人的情绪化人格和孤傲,使他把自己置身于一个极度自我中心的理想世界中,这也就铸成了他人生的悲剧。他嫉恶如仇,宁折不弯,却不知宽容,不懂退让,以致不断得罪朋友,最后回国求职也颇多坎坷,四处碰壁,困难重重,人际关系十分紧张,写了诗都无处可发表。一怀清丽诗文,却穷困潦倒,拮据度日,甚至被茶房押着去找友人借钱以还旅馆欠账。太多的无奈使他终于崩溃,1933年12月5日,他从一艘客轮上投水身亡,投水地点就是南京采石矶。冰冷的江水淹没了诗人,最后连遗体也没找到。最令人扼腕的是,他为自杀要乘船,连购船票的钱也是借来的。诗人弃世时才二十九岁。
他死后,文坛诗坛都热闹了一阵,但也很快就忘记了他。最惨的是他夫人和孩子,因朱湘本人家系枝叶单薄,加上他为人又书生气十足,处事常常意气用事,不免也难为人见谅,所以身后妻儿投亲无门,朱夫人只好把儿女送了人,自己出家为尼。1993年,长沙图书馆一工作人员告诉我,在该馆附近有一小巷名“平地一声雷”,曾有一尼姑庵名为“斗姥(音mu)阁”,朱湘夫人据说便是在该庵削发为尼的。不过那庵在二战期间被烧,朱夫人也因此生死不明。那年,还有这么一条小巷叫斗姥阁,巷口有一老屋,需拾数级而上方可进该屋内的天井,天井地面是青砖铺成,屋高庭阔,看得出已有年代了;而我去时已是一个大杂院,住了许多人家。我不知这是否就是那座尼姑庵的旧址,但已全无可供凭吊的痕迹了。2004年10月我再去长沙,则连“平地一声雷”这个地方也没有了。
朱湘在把自己比作红叶时,少年得意,何等自负气盛,对未来又何等期许。偏是命乖,到头来却应了他在《葬我》结尾的那声预言:
……就烧我成灰,
投入泛滥的春江,
与落花一同漂去,
无人知道的地方。
秋去冬来,又是枫叶红的时候了。
不知这片片红叶可是诗人的诗魂,亦或是诗人的诗笺?看见它们在风中飞舞,不禁想起诗人,好不黯然。

关于诗人朱湘身后事(原载《书屋》2005年第七期)

——石定乐先生《想起朱湘》正讹

                               万龙生

        诗人朱湘素为我所崇仰,而其悲剧命运又令我思之每每唏嘘不已,黯然神伤。顷读久盼始得的《书屋》2005年第一期所载石定乐先生《想起朱湘》一文对于朱湘身后之事的叙述,不禁大惑。盖因朱湘殁后,其夫人“只好把儿女送了人,自己出家为尼”之说,实乃道听途闻,不足为据也。对此,不可不辩,以免讹传。
       
           赵景深先生是五四以后的著名作家、编辑家,为中国现代文学历史的重要见证人,与当时文坛精英有着广泛的联系。他的《我与文坛》(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10月第一版)收录他历年所写的散文随笔百余篇,事关数十位现代文学史上举足轻重的文坛巨擘名家。其中关于朱湘的就有三篇。其中,《记朱湘》一文写于1933年12月11日,距诗人投江的12月5日仅仅六天。由此文可知,赵景深先生既是朱湘作品的编辑,与他又有很好的私交。他与妻子一听到朱湘的噩耗,立即前往朱夫人刘霓君所在的上海南京路胜家缝纫公司去看望慰问,并且还帮助料理了若干后事。刘霓君悲痛地向他们述说了诗人生前一两年的景况,凄楚动人。她虽然悲痛欲绝,但对于选择了绝路,抛下她母子三人的丈夫,却全然没有怨尤之意。她还提到朱湘曾经有托孤之言,后悔当时没有在意。然后赵先生就赶写了这篇悼文,以最快的速度发表在1934年1月号的《现代》杂志上。由此可见,赵景深先生对于朱湘是非常了解的,并且怀有深厚的感情。
         
        将近五十年后的1982年5月29日,赵先生又写了《朱湘传略》,发表在当年第三期的《新文学史料》上。此文对于朱湘遗孀刘霓君及其二子后来的情况有所交代。这是宝贵的第一手材料,从中无论如何看不出什么“子女送人”、“出家为尼”的影子。赵先生不愧忠于友谊,珍惜朱湘留下的宝贵文学遗产,同情霓君母子遭遇,所以在朱湘身后,致力于朱湘遗作的整理出版,并曾于抗战前多次将稿费交付霓君。他还把自己主编的《青年界》杂志1934年第二期办成了“朱湘纪念专号”。特别可贵的是,文末记载了霓君母子的下落。概括起来,大致情况如下:
             抗战以后,由于朱湘遗作再未重版,所以就没有稿费的支撑,刘霓君“只好靠缝纫和刺绣来维持生活”。后来,她的女儿小东“嫁给了陕西的一位共产党员刘文德,就由他来赡养霓君一家”。小东截肢后,到上海安装假肢,还曾在赵家住了一个多月呢。临别前,赵先生还赠送她许多朱湘的有关资料。小东和刘文德生了一双子女,名叫刘健林、刘健兰。朱湘儿子小沅的长子朱细毛也由刘文德抚养。1959年12月23日,霓君还曾寄赠她抱着两个外孙的照片;1961年3月7日,她又寄赠她和两个外孙的以及刘文德全家的合影。
 
         赵景深先生接着回忆:“后来刘霓君与女婿闹翻,她到云南昆明去住。大约小沅本来是中学语文教师,被‘四人帮’打到矿山去工作。刘霓君仍以缝衣和在衣上绣花为生。她很想在昆明公园附近建立朱湘的衣冠冢和纪念碑,愿望没有实现。”
 
          就在赵景深先生写这篇传略的1982年,朱湘的生前至交、著名希腊文学翻译家罗念生先生给他去信,告知“朱小沅已经去世,他的儿子有白血病,刘霓君也去世几年了。小沅的长子朱细毛写过回忆录”。
 
           以上就是赵景深先生所写的关于诗人朱湘身后遗孀刘霓君及其后辈的景况。确凿无疑,令人叹惋。朱细毛的回忆录不知发表过没有,若能找到,应该是宝贵的资料。有心人不妨访求之。
 
            作者附白:朱湘是新文学史上的重要诗人,命运坎坷,英年早逝,现在,就是一些写诗的人,也已经不知其为何许人也。《书屋》发表文章,进行介绍,表示怀念,深得我心。
 

朱湘:诗人的诗人

为痖弦编《朱湘文选》作序

   

              柳无忌

  
   在我认识的过去的作家群中,有好几位知名的人士,此中最使我悲怀追悼,在我的记忆里徘徊不能离去的,是我的朋友朱湘。
  
   我同朱湘交情最密切的时期在一九二七年秋冬之季,地点是美国威斯康星州的苹果里(Appleton),那时我们同在劳伦斯大学Lawrence College读书。在此一年以前,我在北平清华园内开始认识朱湘,因为兴趣相同,大家对文学有嗜好,就结了忘年之交。我们虽然同在大学毕业班,他却比我长三岁(他读书的时间为家庭琐事、旧式婚姻所延误了),较我成熟老练,似已饱尝人世的味道;并且在文坛上小有名声,与徐志摩、闻一多在《北京晨报·诗镌》的一批人有往来,他的作品不时刊在文学杂志及文艺副刊上。我呢,虽然在初进清华时学习化学,但也曾在苦雨斋内访问过周作人,在《语丝》上发表过有关苏曼殊的文章;并且正读着一位年轻的讲师,朱自清所讲授“李白与杜甫”的功课。在这年,我从化学转到文学,二朱对我的启导与影响相当大。我现在还记得,最使我佩服的是同学朱湘曾出版一册他个人自写、自编、自印行,一手包办的文学刊物。可惜书名已忘了。他家境不好,但是为了文学,他不惜牺牲一切,花钱编印自己的诗文。可以预想到的,这是一桩赔钱的、劳而无功的尝试。他失败了,但并没有失望,也没有灰心。
  
   一九二七年正是清华从留美预备学校发展为正式大学的过渡时期,但我们这班旧制毕业生仍有全体留美五年的机会。当时,指导我们去美国上学的老师,介绍我们进劳伦斯大学。这是我的想法:愿意早点在美国大学毕业,可有充分的时间读完研究院,得到学位。情形是这样,清华旧制毕业生,进美国一流大学,耶鲁与哈佛,只能插入二年级;一般好的州立大学,如密执安、伊利诺斯、威斯康星(芝加哥不是州立,但也如此),可以进三年级;但是较小的大学,如劳伦斯,会收我们为四年级生,进去后一年毕业。此后,如成绩良好,照样可以申请入耶鲁或哈佛的研究院,最快的可能三年内读完博士学位,还可以有一年时间去欧洲读书及旅行。清华指导老师也告诉我们,进“小大学”有它的好处,多有机会接触美国的同学与教授,体验一些美国的大学生活。
  
   这样,我们三人,朱湘、我与郭伯愈(与朱湘一样,英年早逝),一同怀着新奇的探险的情绪,去到陌生的,除了洗衣铺以外没有一个中国人的苹果里,开始我们在美国大学的生活。郭伯愈住学校宿舍,朱湘同我租一间民房,在509 N.Lawe St.(明年在我毕业五十周年的级会时,也许去那里旧地重游)。房东是个工人,屋舍简朴,却整齐清洁,我们的房间也宽大适用,光线充足。临窗有一长方的书桌,朱湘的椅子面对着窗,我的在左侧。只有一张大床,我们就同床而卧,是否异梦,就不得而知了。所能知道的,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好梦,要在文学方面作最大的努力与贡献。此时,我们有同样对文学的热忱,表现在我们购书的计划中。我们每天两餐,在一个希腊人开的小食铺,一杯咖啡和两枚doughnut (油炸小甜饼)的早餐,有点肉类蔬菜的晚饭,二者共限定八毛钱。房租每星期五元,两人平分。在清华每月八十元生活费中(学费由清华直接交付),我们可以省出四十元来,买几册人人文库(Everyman’ s Library)与现代文库(Modern Library)的西方文学书籍。二者都是布面的,每册不到一元。手头充裕的话,我们把钱花在牛津大学出版的英国诗人丛书。其中最珍贵的一部,是价值五元用印度纸印,皮面装钉的《牛津大学英诗集》(《Ox-ford Book or English Verse 》)。
  
   朱湘有时要寄钱回家,我买的书比他多一些。
  
   朱湘与我所选的都是西洋文学与文字的功课,却不尽相同。我们同读一年级拉丁文,二年级法文(但不在一组,课本也不同)与英国浪漫诗人。此外,我读英国戏剧与德国古典文学(用德文教的),而朱湘选的是英国古代文学。我们大家忙,非但郭伯愈见不到,就是我与朱湘,在读书时也不大讲话,倒是吃饭及同去学校时可以随便聊天。日常读书以外,朱湘有时写诗,很用工夫,但不大多。他勤于家书,很惦念他的太太。他不大爱听教授的演讲,只孜孜地读他自己喜好的书。我们不上电影院,更没有其他娱乐,唯一的消遣,是英诗背诵的竞争。在这方面,我年轻,记忆力强,占了优势。我们两人都不运动;就是走路,也限于上学的一段路程。我们过的是专心苦读的生活,而其中自有乐趣融融——我知道,朱湘也有同样的感觉。我们两人平分的房间,变成我们唯一的读书与生活的安乐窝了。
  
   一个学期很快的过去,假期中也没有它去;但是,在第二学期开始不久,却发生了一件大事,有一天我们从学校回来,一路上朱湘拖长着脸,阴沉沉。
  
   一语不发。我也不问。抵家后,他爆炸了:“我要退学!”在大吃一惊之下,我开始问他,他才告诉我那天在学校的经过。在法文班上,他们读Daudet的小说,其中有一段形容中国人象猴子一般;在这当儿,那些年轻的美国男女学生都哄堂大笑起来。朱湘不能忍受此侮辱,因为这不是他个人而是全体中国人的耻辱。忙着与别的学校通信接洽后,他决定立即离去苹果里进芝加哥大学,正好那里春季开始。我再三劝他,在劳伦斯再忍耐二个多月,就可毕业;相反的,去芝加哥从三年级重新读起,至少要有六个学季始能读完大学。至于我们二人私人的友谊,自不必说了。他固执不听。我眼看着朱湘离去住宅的一幕镜头:他手提着简单的两件行李——其中大部分是书——一辆黄色汽车就把他载走了。
  
   一九二八年夏我卒业劳伦斯大学,绕道威斯康星大学所在地的麦迪逊Madison 与范存忠(他当时在伊利诺斯大学,后来去哈佛得博士,曾在中央大学外文系为教授及主任多年)玩了一个星期,就去芝加哥找朱湘,同时也在大学内读暑期学校,修习“少年歌德”一课。朱湘仍在读英国文学,二人功课不同,不在一个地点,上课时看不到他。我不喜欢他住的地方,另与别的中国同学在学校附近租室同住,在一条灰色的、长得似乎无尽头的街道。
  
   那年夏天奇热,我又奇忙,因为我有一个著作的计划,边读边写一部少年歌德的书。这时候,我有些“歌德狂”了,正如在德国狂飙运动时那些青年人一样;也不免受着在出国前读过的郭沫若译的《少年维特之烦恼》的影响。
  
   因此,在这暑期中,我与朱湘同游玩的时间不多,限于周末在公园内划船,那是我们两人都喜欢的娱乐,可以在船上闲适的休息,随便谈天。为省钱,他在房内自己煮饭,我去吃过一次,他的技术并不高明。他偶尔去看电影,我没有奉陪。一个暑期很快的过去,“少年歌德”初槁完成(后来也出版了),我就离开芝加哥,与朱湘道别,到康涅狄格州的新港(纽黑文)New Haven 去上学。这是我们在美国最后一别。比后,象在下面要特别提到的,我们在国内只短短的见面一次,那是五年以后的事了。
  
   在那鲁的三年中,我交了别的一些朋友,在文科方面的,有读意大利文的李唐晏,英国文学的孙大雨,西洋史的皮民举,与后来以作曲闻名的黄自,我与朱湘的通信,却愈来愈少,比较生疏起来,对于他在芝加哥的读书生活也不大知道。忽然,在一九二九年秋季或一九三○年初,我接到他自西岸发的一封信,说已读完功课,就要动身返国。对此,我有一个不同的看法。清华学生有留美五年的机会,他只利用了一半时期,是太可惜了。可是,他有闻一多的前例;同时确也思家情切,归心如箭,我当然无法劝阻。这时,他已找到事情,去原籍安徽服务,在安徽大学任教,好象后来有一个时期也当过英文系主任。从此,重洋阻隔,人事变迁,我仅从朋友处间接获得他的一些音讯。当时,我们已同途殊归:他以文人的姿态兼任大学教授,我则以西洋文学为专业,从而在文坛上作业余的活动。大概说来,他有创作的天才与热忱,我有从事学问的决心与耐心。
  
   一九三二年夏我从欧洲归国,去天津南开大学任教。下一年秋季开学不到一个月,某天早晨,我正在家中读书,预备功课,门房通知有客来访,竟是多年不见的老朋友朱湘。他似乎行装与衣衫同样的不整齐。他的灰白色的脸显得苍老。原来,为某种缘故,他早已辞去安大教职,去北平住一个时期,访友,谋事,没有结果,现在要去上海。我留他在家中,在谈话中他露出对于南开的希望。当时我已新任英文系主任,但对学校的人事情况并不熟悉,尤其是学校已上课,教员都到齐,实在无能为朋友帮忙。我送他一点路费。
  
   下午他就离去,自天津首途南下。两三月后,我接到了如晴天霹雳一般的消息,说在从上海到南京的长江轮船上,诗人朱湘投河自尽!
  
   我大概是他的朋友中最后见到他一面的。在这个崇拜物质的世界,他怀才不遇,孤高不群,从穷途而最后走入绝境。他那时的情绪、那心地、那谈吐、那脸色,历历入目地在我的记忆中永远不忘。我不能留他在南开多住一个时候,总觉得有些“我虽不杀伯仁”的疚心。
  
   在上海的赵景深是朱湘的朋友。他是北新书局老板李小峰的连襟,正办着一个以青年读者为对象的杂志。他除了为朱湘办理身后事务外,在他的刊物上出版了一期追悼朱湘的专号,许多朋友都有文章(好象也有闻一多的),我也写了一篇(《我所认识的子沅》)。这里,我要离题一下,连带叙述从清华出身的文人,以及二罗、朱湘与我的关系。历年来,清华造就的人才不少,但大多在理工及其他方面,从事文学的可以屈指而数。前辈学人如楼光来、张歆海虽长于西洋文学,并不写作新文学。一直到朱湘上学的时候,承继着五四运动新文学开始抬头时,清华园内始出了一些作家。与他同时或较早的,有闻一多、梁实秋、顾一樵(专读工程,但同时也创作话剧)、孙大雨(以写长诗及翻译莎士比亚《黎琊王》一剧闻名的诗人);比朱湘后出的作者,比较多一些,抗战后他在美国居住,以英文出版有关赛金花的小说The Imperial Concu-bine 。——原注其中以罗皑岚、罗念生与我受到朱湘的启发与影响最大,也与朱湘比任何人为接近。朱湘死后,二罗陆续回国,我邀皑岚来南大,念生也在北平的大学内找到事情。
  
   同在北方,大家就热闹起来,虽然已失去了一个领导者。
  
   以平津为根据地,南开为出发点,我同罗皑岚,还有一些南大的讲师和学生(有现在伦敦的刘荣恩、散在美国各地的曹鸿昭、李田意、王思曾),办了一个“人生与文学”社,出版杂志及丛书。同时,我在天津益世报主编文艺副刊,罗皑岚在大公报上发表连载年余的十万字长篇小说《苦果》,颇受读者欢迎。在北平的罗念生,也大谈其荷马的史诗,原来他是极少数攻读希腊文学的中国学人;同时,他也在收集朱湘写给亲友的书信。这样,我们就有两部现成的丛书:罗皑岚著的《苦果》,罗念生编的《朱湘书信集》,由人生与文学社发行,大公报推销。
  
   《苦果》畅销,我们用赚来的钱津贴《朱湘书信集》的出版。一直到一九三七年芦沟桥事变时,在我的门房间内,还堆积着许多本没有卖出的好几期《人生与文学》杂志,与《朱湘书信集》。现在呢,这部宝贵的朱湘遗文,恐怕己走遍天涯无觅处了。
  
   《朱湘书信集》是我们几个人为纪念一位大家景仰的朋友凑钱出版的。
  
   这部书收集着朱湘写给他的太太霓君、罗念生(在朱湘生活的后期,他与念生的关系似乎刘荣恩是Six Yuan Plays 的译者;曹鸿昭从联合国翻译组退休,最近完成了荷马的长篇史诗《I1iad 》的中译;李田意与王思曾同在俄亥俄州立大学任事,王编日中西文图书(现已退休),李曾任东亚语文系主任。——原注很密切,往来书信也多)、罗皑岚和我的一些信件;念生也从朱湘的其他友人如赵景深那里找到些材料。在这些书信里,我们可以看出朱湘的为人,他与朋友中间真挚的交情(当得君子之交谈如水),他从事学问的坚强的决心;但最令人感佩,是他为诗歌贡献生命,牺牲一切的精神。
  
   除此以外,据我所知道的,朱湘曾出版一部重要的书籍:《草莽集》,他最初的新诗集;《石门集》,好象是他的诗文合集;《番石榴集》,西诗中译集。出版者,是开明及商务。他还有其他的书籍,及零星的作品甚多,散见《小说月报》、《青年杂志》、《晨报诗镌》及其他的刊物上。此中有几篇文章已收集在《朱湘文选》内。我当时曾读过一些朱湘的诗文,现在就记忆所及,写出我对于他写作的印象,从而论述他的诗歌理论及成就。
  
   首先要提到的,是朱湘对于文学创作的精神与态度。我读过一篇他的散文,谈
  到“咬菜根”的苦尽甘来的味道,也所谓“吃尽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的意思。这里,我不想谈论他在人世的经验,这似乎是苦尽而甘不来的生活,只是把这个观念应用到他的创作方面;这里,最能表达出他的咬菜很的刻苦的毅力。他写作时一点也不疏忽,不草率,一句一字都细细的推敲,斟酌,从不含糊。在我们同住的几个月内,我亲自看见他写诗时在字句方面一再更改的情形。每诗数易稿纸,方始完成,但大部分时候他仍不满意。当时,我们二人都喜欢英国浪漫诗人,对于济慈Keats 所谓在每行诗内要字字藏金的说法,尤为向往。这也是杜甫所启导的苦吟派诗人共同的信条,而为朱湘所信奉。因此,在他的作品中,他的情绪可以洋溢,但从不泛滥;他的想象力虽然丰富,却被约束着,并未如野马无羁地狂放。
  
   乍看起来,朱湘的诗有些冷淡,有些刻板。但是在他的一些成功的作品内,却蕴藏一股热忱;一些理智的火星,不时会射出光芒来。他的诗给人以刻意求工的感觉,不论对他的毁者或誉者,都有同感,但我以为这不是一个缺点。关于这一层,我得先把新诗创造的历程来简略地叙述一下。当胡适与郭沫若——他们代表两个不同的极端——提倡白话诗时,他们同时受着西洋文学的影响,虽然其来源不尽相同,有来自英美的,法国的,由西方移植日本的。以胡适而论,他读书时在美国所接触的是当时风行欧美一时的所谓自由诗(freeverse ),那些新从严格的西方传统诗律解放出来的、没有音节与韵脚的自由诗。英国古典诗人如莎士比亚、弥尔顿的十四行诗,甚至浪漫诗人的作品,胡适似乎没有欣赏或仔细研究过,只偶然地随着梁启超、马君武、苏曼殊之后,以并不自由的诗体翻译了拜伦的《哀希腊》。但是,到了二十年代与三十年代的中间,新起了一批从事西洋文学的中国青年,一大部分是象我在前面所提及的从清华出去留美的诗人,如闻一多、朱湘、孙大雨、罗念生。此外,我还可以提及一度在南开任教法国文学的梁宗岱,德国文学的冯至。他们对于西方诗的感受,与胡适、郭沫若等初期的诗人不同。他们深入西洋诗的领域,发现着最美的古典与浪漫的英、法、德诗也是有音韵与格律的。因此,从这时候起,新诗的创作有了一个极大的转变,表现在诗人兼理论家的闻一多和纯诗人的朱湘、孙大雨、梁宗岱、冯至、卞之琳、罗念生等人的作品中。他们写作着要在脚镣手铐中追求自由的有格律的新诗(如闻一多所说的),这就是一般反对者所加以绰号的“方块诗”或“豆腐干诗”。
  
   其中最显著的例子是仿效英诗而以中文写作的十四行诗。
  
   从他自己的文章内,可以看出朱湘就是当时“新诗形式运动”的一员健将,他有一个信仰,是从研究西洋诗得来的:新诗写作的关键与企图,在于探求、创造、与改进中文诗歌的规律,并不是把诗的音韵与形式全部推翻消灭。新事物的产生要经历一段把旧事物毁灭的过程,文学的创作并不在例外,在破坏旧诗格律的工作上,胡适尝试着,郭沫若大胆的实践着,但是破坏是一个暂时的阶段,并非最后的手段与目标——那个目标,是新的诗律、形式、与音韵的重建。照我看来,这就是我们一群清华出身的读西洋文学的人(并不一定是新月诗人)的共同的信条。尤其是朱湘,他对此点有正面的肯定的主张,他要以写诗的实际行动来证明这个理论原则。梁宗岱(他的夫人沈樱)是我请去南开任教的;冯至在抗战后去南开,那时我已在美国了。他与卞之琳一样,后来都离津去北平。——原注的可行性;同时,他的诗与诗论不无对于朋友或后一代的影响。以我自己而论,在这时候也追随着他,不但写作有规律的、算行数与字数的、有形式的白话诗,而且也依照同一的原则翻译着莎士比亚时代的抒情诗,也包括着几首十七世纪时弥尔顿写的十四行诗——在这种新诗的创作方面,以冯至的作品最有成绩。朱湘在《草莽集》及《石门集》内试以各种新形式写白话诗(他对十四行却没有特殊兴趣);在他的西诗中译的《番石榴集》内,如我的记忆还可靠的,也依照此原则把有规律的西洋诗译成有规律的中文白话诗。在这种情况下,不论创作与翻译,诗人哪能不刻意求工呢?虽然他的诗成绩好坏不一,与一般诗人相同,但我们可以断然的说,朱湘写诗是有工夫的。有训练的;他的态度,象我在苹果里时见到的,是严肃得令人敬爱。
  
   我知道,也可以证实,朱湘对于西洋文学的爱好与丰富的知识;在《朱湘文选》内他的几篇论文也可作一佐证。他是以诗人的观点来体验着西方文学的优美性,正如我是依照美国大学科班出身的程序来从事西方文学的研究,当作一种学问与职业——此中有显著的区别。我当时所不知道的,是朱湘对中国传统文学的根基与兴趣。这兴趣,表示在《朱湘文选》内好几篇的诗论与剧评,把这些他的古典诗论、新诗论、西洋诗论,及新诗的创作与西诗的翻译综合起来,毫无疑问地我们可以说,朱湘是一个完全的诗人:象我在本文题目内所说的,他是“诗人的诗人”。
  
   最后,我们可以这样概括地形容这位诗人的一生。活跃于想象的文学领域内,沉醉于诗歌美妙的音调、形象、气氛与意境中,朱湘超越了也脱离了实际的人生,不断与现实相搏斗;结果,他被打倒,丧失了生命。用世俗的眼光看来,在人与人的微妙的关系中,他的行动是天真得有些可爱的幼稚。
  
   可是,他对生活的态度是庄严的,他的情绪是恳挚的,人格是纯洁的。他没有被政客或文人的恶习所污染。他虽然与新月派诗人有精神及文学理论上的联系,却超出于他们中间的门阀之争,独立着自成一家。他的个性是倔强、坚韧的,他受不了任何方面对他的约束与压力,不论其来自社会或文坛。等到他被窘迫的经济、不良的健康、与白眼的人们所围困而遇着四面楚歌的时候,他不惜追踪二千年前的大诗人,以一死结束了人生的悲剧。但,这是一个美丽的悲剧,为诗歌所美化与纯化的悲剧。我确信着,他不至于白白的活着,白白的死去。他的身体虽被水所毁灭,他的名字并不是写在水上的。
  
   是的,诗人的荣华是永久的,并不因岁月的折磨而如流水一般地消失。
  
   中西都有前例:早夭的诗人如李贺、济慈、朱湘,虽然他们的一生耿直寡交,死时也湮没无闻,仅为一些朋友所哀悼着;但是他们并不完全为时代所遗弃。
  
   适当的时间与机会来了,会有下一代的作者、批评家给予他们公正的评价,有力的提倡;那时,他们将开始为人们所注意与赏识,他们的作品也将获得了广大的读者群的爱好。依照过去的经验,痖弦——他自己也是一位诗人——所编的这册《朱湘文选》,应是一部划时代的出版物。它将是朱湘的著作亦将继续传世的一个先声、一个明证。我这样相信着、期望着、预言着。
  
  一九七七年一月十七日印第安纳大学附记:看到我这篇文章后,捷克汉学家Marian Galik (他专门研究中国近代文学,著作丰富)来信,说他手头有朱湘的《夏天集》(诗集,一九二五年出版),《永言集》(诗集,一九三六年出版),及《中书集》(散文集,一九三四年出版)。这使我特别高兴,意想不到的,朱湘的作品已传播海内外了。

 

再谈诗人朱湘及其身后事

              眉 睫

 
   
    朱湘是上世纪二十年代与闻一多、徐志摩相比肩的大诗人之一,但他的凄惨身世令人扼腕。他的一生是与残酷现实作斗争的一生,也是被现实无情打击和最终被抛弃的一生。他的身世具有传奇色彩,死后更成为一个难解的“谜”。
 
    他生前“结仇”很多,与他强烈的自尊心和敏感多疑的性格不无关系;而他又偏偏生活在多灾多难世态炎凉的旧中国。他的悲剧性格和世俗社会,像无形的枷锁将他送上死亡之途。但在他周围却又形成一个小小的文学圈子,成员有罗念生、罗皑岚、柳无忌、赵景深、徐霞村等。朱湘与他们肝胆相照,情同手足,这就不能不令人费解。这是朱湘性格复杂一面的表现。当他与妻子不合,在安徽大学又不顺心之时,是他的人生下坡路。而他离开安大,则是必然踏上绝境。一个自负的神经质病者,处处受阻,处处怀疑,最终诗神离他而去,在遭受物质与精神双重打击的情况下,诗人蹈江而去。朱湘之死,成为现代文学史上沉痛一页。目前,关于朱湘研究并不算多,专著仅有《二罗一柳忆朱湘》、《现代诗人朱湘研究》等少数几种;但他的作品整理却做得很好,《朱湘诗全编》、《朱湘译诗集》、《朱湘书信集》、《朱湘散文》等早已出版,只缺《朱湘全集》了;《朱湘传》也已于2004年由台湾文史哲出版社出版。
   
        朱湘研究之所以不够热门,恐怕与他离奇身世有重大关系,某些学者对这类有着凄惨身世的作家有意避而不谈,或者不愿查详细资料。最近读到石定乐、万龙生二位先生关于朱湘的文章(原载《书屋》2005年第一、第七期),更发觉世人对朱湘身世和身后事不够了解。其实,朱湘的身世及其身后事经罗念生、柳无忌、赵景深、朱小沅等人的回忆和调查已经弄清楚了,只是资料分散不易查找而已。柳无忌曾将罗念生、赵景深、朱小沅等人的回忆与调查做了番整理,写成长篇“文讯”《晨雾暗笼着长江——朱湘的遗著与遗孤》,对朱湘作品出版和研究情况以及朱湘子孙后辈生活状况进行很详细的概括。该文连载于1989年4月26、27日的台湾《联合报副刊》,已经收入新近出版的《教授·学者·诗人:柳无忌》一书。这里不妨将罗念生、柳无忌等人的文章稍作摘录:
   
         朱湘死后,传闻霓君在长沙进了尼姑庵,小沅被送入南京的贫儿院……抗战时霓君携儿女去蜀,小沅于四川某高中毕业,在一个小县的村学教书,难以糊口。(柳无忌:《晨雾暗笼着长江——朱湘的遗著与遗孤》)
   
        小沅后来到处流浪,一多曾叫他到昆明去投考西南联大,可是小沅到达时,一多已被刺。小沅果然考上了西南联大,但是他母亲不让他学文学。他在云南大学经济系读过书。他后来因为历史问题,被送到煤矿劳教二十年,已于1978年死于职业病——矽肺病。家里的人最近才得到有关单位的通知,说已于1979年5月为朱海士(小沅)平反。朱湘的孙子佑林患红斑性狼疮,一种白血病,三年痛苦,已于本月18日去世。朱湘的女儿小东的情况也很艰苦……霓君已于1974年去世,丧葬维艰。(罗念生:《忆诗人朱湘》原载《新文学史料》1982年第3期)
   
          (大约1990年)雅致饭店门口的大街上有一个六十多岁的大妈在卖短裤,她是现代诗人朱湘的女儿朱小东。朱小东有一条腿已经不在,她给我们看她的假腿,是木头的。有一天,我们一帮诗人跟着她到家里去看朱湘年轻时的照片和书信。看过后,我们都认为她爸爸长得很帅。朱小东的脾气跟她爸一样,民院政法系的一个女生到饭店来勤工助学,把堂子里的垃圾扫了堆在她的摊子上,她大发雷霆,两个人吵了起来。(昆明雅致饭店主人朱霄华:《昆明文学青年的老巢:莲花池》原载《青年与社会》2004年第11期)
   
           念生在长沙找不到霓君削发为尼的尼姑庵,朱湘的后人亦未提及此事,谅系传说无凭……朱湘后代惟一的希望寄托于小沅的长子朱细林与细林的男孩永湘(小沅在世时为他取的名字)身上……在艰苦的环境下,细林仍坚持自学,酷爱文学,喜读泰戈尔、雪莱、波特莱尔诸人的作品,有志继祖父为诗人。他曾用朱海士(小沅)口述、朱细林笔录的创作形式,撰写了七万字的《诗人朱湘之死》长文,其中三万字曾在香港的杂志分期登载(1984)。(柳无忌:《晨雾暗笼着长江——朱湘的遗著与遗孤》)
   
           柳无忌的长文,还将朱湘孙辈、曾孙辈的艰难生活公之于世,表示孤愤和痛心——朱湘的后人重演着他的悲剧!他们在昆明均过着贫病交加的生活,甚至超过了朱湘当年的凄惨遭遇。该文详细纪录了朱湘的身后事,包括子孙后代的繁衍、生活、工作、丧葬等诸多方面,并附录了朱细林《写在〈诗人朱湘之死〉前面》的前三段。
   
         可以说,朱湘“富有传奇色彩的故事和他十分感人的爱国精神”已经越来越来为世人所了解,“朱湘诗学”也开始受到关注并被研究,“朱湘”这个哑谜开始被揭开。
      
          不过,在这个哑谜当中,有个小插曲,就是关于“朱湘未死”的说法。朱湘生前好友徐霞村的女儿徐小玉在《关于〈我所认识的朱湘〉》中说:“朱(湘)投江的那艘吉和轮停船打捞多时,却没找到尸体,而朱湘又是个会游泳的人。父亲认为‘一个会游泳的人岂能选择投水的自杀方式’呢﹖还有一场‘奇遇’呢!父亲在文中是这样记叙的:一九三四年春夏之交,我到北平东安市场买东西,在要走出北门时,忽然对面走过来一个身穿汉装短衫的男子,一眼望去活像是朱湘。我虽然不信有鬼的存在,但这样一个和朱湘长得一模一样的人的出现却使我像触了电似地愣住了。待我清醒过来之后这个人已经消失在拥挤的人群之中,再也寻不见他的影子。过了几天我把这次‘奇遇’告诉给刚刚回国不久的罗念生兄,他也说自己在东安市场也有过这么一次‘奇遇’,他也同样没法解释。”(徐小玉所引源自徐霞村:《我所认识的朱湘》)。不过徐霞村又说:对朱湘的死“从感情上不愿意相信在亲人或至友逝去后,一个人往往觉得死者依然还在身边。这是常有的事”。徐霞村是传出“朱湘未死”的第一人,并拉罗念生做保证,可是他又立即否认了自己的“猜想”和“奇遇”。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徐小玉说:“1990年,我突然收到一封朱湘之子朱小东从昆明寄来的信问我有关朱湘‘死’之事。他说传闻朱湘当年投江后并未死,我是否知道这方面情况?”文中竟将朱小东误为“朱湘之子”,显得极不可信,而且也应是“谅系传说无凭”。徐霞村的“朱湘未死”曾引起研究界的注意,而徐小玉欲进一步推波助澜,其实徐霞村的“心虚”,已经否认了这一点。现在是应该向世人澄清这一事实的。
朱湘诗歌鉴赏

少年歌
朱湘(1904-1933)
我们是小羊,
跳跃过山坡同草场,
提起嗓子笑。
撒开腿来跑:
活泼是我们的主张。
我们是山泉,
白云中流下了高岸;
谁作泾的溷?
流成渭的清,
才不愧我们的真面。
我们恨暮气,
恨一切腐朽的东西。
我们要永远
热烈同勇敢,
直到死封闭起眼皮。
我们是新人,
我们要翻一阕新声。
来啊,搀起手,
少年歌在口,
同行人灿烂的前程!

《少年歌》选自现代诗人朱湘写的《草莽集》。《少年歌》是他早年的代表作,全诗在平静之中洋溢着欢快的情调。诗人用第一人称,以欢快的笔调描绘了他所希望看到的新一代少年的形象。
全诗分四节。前两节借助两个能激发读者想象的意象表现了少年的活泼与清纯。3、第一节运用比喻和拟人的手法,把少年比做“小羊”,表现少年的活泼可爱。末句点明段旨。
第二节把少年比做“山泉”,表现少年的纯洁。诗人运用“泾浊渭清”的典故,说明我们青少年要做纯洁的人。(“泾浊渭清”比喻人品的高下和事物的好坏。)末句点明段旨。
第三节直抒胸臆,表现青少年的勃勃生机。他们敢爱敢恨,爱憎分明。这一段表达了青少年与“一切衰朽的东西”斗争到底的精神。
第四节点明主旨,形象说明要团结广大青少年一起奋斗,奔向灿烂的前程。“我们要翻一阕新声”语带双关,蕴含要改造旧中国的理想。
全诗笔调欢快,格调清新,形式完美
 
 

这 人 生 内 岂 惟 梦 是 虚 空 ?
人 生 比 起 梦 来 有 何 不 同 ?
你 瞧 富 贵 繁 华 入 了 荒 冢 ;
    梦 罢 ,
作 到 了 好 梦 呀 味 也 深 浓 !
酸 辛 充 满 了 这 人 世 之 中 ,
美 人 的 脸 不 常 春 花 样 红 ,
就 是 春 花 也 怕 飞 霜 结 冻 ;
    梦 罢 ,
梦 境 里 的 花 呀 没 有 严 冬 !
水 样 清 的 月 光 漏 下 苍 松 ,
山 寺 内 舒 徐 的 敲 着 夜 钟 ,
梦 一 般 的 泉 声 在 远 方 动 :
    梦 罢 ,
月 光 里 的 梦 呀 趣 味 无 穷 !
酒 样 酽 的 花 香 熏 得 人 慵 ,
蜜 蜂 在 花 枝 上 尽 着 嘤 嗡 ,
一 阵 阵 的 暖 风 向 窗 内 送 :
    梦 罢 ,
日 光 里 的 梦 呀 其 乐 融 融 !
茔 圹 之 内 一 点 声 息 不 通 ,
青 色 的 圹 灯 光 照 亮 朦 胧 ,
黄 土 的 人 马 在 四 边 环 拱 :
    梦 罢 ,
坟 墓 里 的 梦 呀 无 尽 无 终 !

 

采莲曲

  小 船 呀 轻 飘 ,
杨 柳 呀 风 里 颠 摇 ;
  荷 叶 呀 翠 盖 ,
荷 花 呀 人 样 娇 娆 。
    日 落 ,
    微 波 ,
金 丝 闪 动 过 小 河 。
    左 行 ,
    右 撑 ,
莲 舟 上 扬 起 歌 声 。
  菡 萏 呀 半 开 ,
蜂 蝶 呀 不 许 轻 来 ,
  绿 水 呀 相 伴 ,
清 净 呀 不 染 尘 埃 ,
    溪 间 ,
    采 莲 ,
水 珠 滑 走 过 荷 钱 。
    拍 紧
    拍 轻 ,
桨 声 应 答 着 歌 声 。
  藕 心 呀 丝 长 ,
羞 涩 呀 水 底 深 藏 ;
  不 见 呀 蚕 茧 ,
丝 多 呀 蛹 裹 在 中 央 ?
    溪 头
    采 藕 ,
女 郎 要 采 又 夷 犹 。
    波 沉 ,
    波 升 ,
波 上 抑 扬 着 歌 声 。
  莲 蓬 呀 子 多 :
两 岸 呀 榴 树 婆 娑 ,
喜 鹊 呀 喧 噪 ,
榴 花 呀 落 上 新 罗 。
    溪 中
    采 蓬 ,
耳 鬓 边 晕 着 微 红 。
    风 定
    风 生 ,
风  荡 漾 着 歌 声 。
  升 了 呀 月 钩 ,
明 了 呀 织 女 牵 牛 ;
薄 雾 呀 拂 水 ,
凉 风 呀 飘 去 莲 舟 。
    花 芳
    衣 香 ,
消 溶 入 一 片 苍 茫 ;
时 静 ,
时 闻 ,
虚 空 里 袅 着 歌 音 。

夜歌
唱 一 支 古 旧 , 古 旧 的 歌 … …
  朦 胧 的 , 在 月 下 。
回 忆 , 苍 白 着 , 远 望 天 边
  不 知 何 处 的 家 … …
说 一 句 悄 然 , 悄 然 的 话 … …
  有 如 漂 泊 的 风 。
不 知 怎 么 来 的 , 在 耳 语 ,
  对 了 草 原 的 梦 … …
落 一 滴 迟 缓 , 迟 缓 的 泪 … …
  与 露 珠 一 样 冷 。
在 衣 衿 上 , 心 坎 上 , 不 知
  何 时 落 的 , 无 声 … …

 

春 歌

不 声 不 响 的 认 输 了 , 冬 神
收 敛 了 阴 霾 , 休 歇 了 凶 狠 … …
  嘈 嘈 的 , 鸟 儿 在 喧 闹 — —
  一 个 阳 春 哪 , 要 一 个 阳 春 !
水 面 上 已 经 笑 起 了 一 涡 纹 ;
已 经 有 蜜 蜂 屡 次 来 追 问 … …
  昂 昂 的 , 花 枝 在 瞻 望 — —
  一 片 瑞 春 哪 , 等 一 片 瑞 春 !
好 像 是 飞 蛾 在 焰 上 成 群 ,
剽 疾 的 情 感 回 旋 得 要 晕 … …
  纠 纠 的 , 人 心 在 颤 抖 — —
  一 次 青 春 哪 , 过 一 次 青 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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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viv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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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72.16.32.*在 2018/7/20 23:51:38 发表
  • 诗人朱湘并非投江自杀!而是被人蓄谋已久,精心谋划,做局谋杀于‘吉和轮’抛尸于‘采石矶’!此事要问朱湘的三哥,跟朱湘的堂侄朱启英!朱湘的三哥曾做过张学良的秘书长,后来又做过上海市长吴国祯的秘书长;朱湘的堂侄朱启英(朱湘四哥的儿子)任职于上海‘淞沪警备司令部’,1934年奉调南京,升任国民党‘中央独立师’师长!49年国民政府迁台,一直在‘国防部’任高官,至去世;其骨灰由次子取回 一直存放在安徽太湖县弥陀镇‘百草林’朱氏故居,并未‘入土为安’安葬,距今已有十余年!!!
  • 172.16.32.*在 2016/12/18 9:21:45 发表
  • 很多部分都重複了。還有可不可以標一下資料來源?「就詩的風格而言,我曾比喻,郭沫若的詩如不羈的烈火(但郭詩精品極少,且大都限於早期作品),徐志摩的詩有若璀璨的寶石,朱湘好比無暇的美玉,聞一多則是澎湃的江河。」 那個「我」是誰??? 幾使沒有註明也標依來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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