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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 5273 次 历史版本 1个 创建者:覃欢 (2010/11/25 9:58:28)  最新编辑:覃欢 (2010/11/25 10:08:53)
周佛海
拼音:zhōu fó hǎi

简介


  周佛海(1897-1948),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中国国民党政府要员,后沦为汉奸。湖南沅陵人,曾国藩的私淑弟子,早年留学日本。 是旅日代表。他曾是中共一大代表、党的创始人之一和中共一大的代理书记。“一大”后,他居然叛党而去,成为蒋介石的亲信和国民党内的“状元中委”。抗战期间,他又叛蒋投日,成为汪伪政权的“股肱之臣”。在抗战胜利之时,他摇身一变,由臭名昭著的大汉奸,变成了国民党的接收大员。朝秦暮楚,的确值得后人玩味和深思。夫人杨淑慧。有一子为周幼海。
 

生平

 
周佛海
周佛海
  周佛海,原籍湖南省沅陵县,老家离县城20余里沅水以南的陈树井村1897年5月29日出生。早年留学日本,回国后参加陈独秀发起成立组建中国共产党的活动,1921年夏天,以日本留学生代表的名誉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一大”。周佛海有一野心,想做领导广大民众,推翻支配阶级树立革命政权的领导者。

  1897年5月,周佛海出身于湖南省沅陵县一个偏僻的山村。周佛海出世不久,其父病故,家境败落。 周佛海在乡塾接受启蒙教育,后考入沅陵县高等小学堂。

  1917年,他在好友和学校的帮助下,东渡日本留学。

  1920年暑假,离别故土三年的周佛海决定回沅陵省亲。

  1920年又与陈独秀组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

  1921年11月初离沪,返回日本读书。

  1921年7月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后仍赴日本留学。

  1922年3月,周佛海从第七高等学校毕业后,升入京都帝国大学经济科。

  1924年回国后,任国民党宣传部秘书,同年9月脱离中国共产党。

  1926年任国民党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秘书长兼政治部主任。

  1927年任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总教官。

  1929年出席国民党三大,任国民党政府训练总监部政治训练处处长兼总司令部训练主任。

  1931年当选国民党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

  1935年任国民党中央民众训练部部长。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历任蒋介石侍从室副主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等职。

  1938年9月与汪精卫投靠日本。

  1939年8月起任汪伪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财务委员会主任委员兼特务委员会主任委员。

  1940年3月后又任汪伪政府财政部长兼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长、中央储备银行总裁 、行政院副院长、上海市长等职。

  1939年12月和1940年11月,曾两次与日本签订秘密和正式的卖国条约。
周佛海
周佛海

  1945年日本投降后,又任蒋介石政府军事委员会上海行动总队司令。后在舆论压力下被捕。

  1945年9月30日,周佛海等被押送重庆。次年9月押到南京。

  1946年10月21日,南京高等法院第一法庭对周佛海进行公审。 11月7日,国民党南京高等法院以“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罪行,判处周佛海死刑。

  1947年3月,蒋介石发布特令,以“响应反正”、“戴罪图功”,“以观后效”为由,将周佛海“减为无期徒刑”。

  1948年2月28日因心脏病死于南京老虎桥狱中。
 

思想转变


  1924年春,国共合作形成,中国革命形势飞速发展。时任广东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的戴季陶以每月200大洋(银元)的高薪,邀请周佛海出任广东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秘书。广东大学校长邹鲁,又以每月240大洋的高薪聘他兼任广东大学教授。戴季陶,邹鲁都是国民党右派,是反对国共合作的人。是后来西山会议派反对共产党的首要分子。周佛海受了他们的影响,革命思想不坚定,与共产党在思想理论上的分歧越来越大,与党离心日益加重,周佛海不缴纳党费,不参加共产党的组织活动。还四处散布对党的不满情绪。

  这年9月的一个深夜,中共广州区执行委员会负责人周恩来亲自上门做周佛海的工作,劝他三思而后行。但周佛海一意孤行,第二天给中共广州执委写了一封长信,声明退出共产党。1924年秋,在对其无法挽救的情况下,中共中央为纯洁党组织,准其脱党。从此,周佛海走向了反共反人民的道路,成为国民党右派营垒中的干将和蒋介石的心腹,宣称自己要做一个“国民党忠实党员”,叫嚷“攻击共产党,是我的责任,是我的义务”。
 

受宠蒋介石


  脱党后,周佛海逐渐蜕化为国民党右派分子,成为国民党右派营垒中的干将和蒋介石的心腹。周佛海以右派分子戴季陶为“榜样”,积极开展反共宣传。标榜自己要做一个国民党的忠实党员,呌嚷“攻击共产党,是我的责任,是我的义务”。周佛海连同广东大学(中山大学)的几名教授,创办了以反共为主旨的《社会评论》。发表:《反共产与反革命》,《再论反共产与反革命并答中国青年》……等一系列文章,为国民党右派的反共活动,摇旗呐喊。 周佛海就是通过反共去投靠蒋介石的。周佛海以反共理论家自居,他以他的反共理论和对蒋介石的忠诚,深得蒋介石的赏识与重用,负责为蒋介石起草讲话与命令等。周佛海终于挤进了蒋介石智囊团,为蒋介石内战,独裁出谋划策,成为蒋介石身边的“文胆”之一,颇得蒋的宠信,而周佛海的地位也节节高升。
 
周佛海
周佛海
  一九二六年北伐军攻占武汉后,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秘书长兼政治部主任。一九二七年任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政治总教官、军事委员会训练总监部政治训练处处长、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等职。一九二九年后,历任国民党政府训练总监部政治训练处处长、江苏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长、一九三一年又当选国民党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

  此外, 蒋介石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先后建立两大特务组织。在国民党建立“中统特务,其核心组织为“清白团”,成员:有陈果夫陈立夫,周佛海等九人。建立第二个大特务组织,就是以黄埔军人为核心的“复兴社”,后改为军统组织。周佛海被指名为该组织最高级干部之一。周佛海身兼两个大特务组织负责人,成为蒋介石最亲信的大红人。

  一九三五年任国民党中央党部民众训练部长、抗日战争爆发后出任蒋介石侍从室副主任兼第五组组长,国民党中央宣传副部长、代理部长等职。组织“低调俱乐部”,与抗日唱反调,鼓吹“战必败,和未必大乱”的投降主义言论。
 

沦为汉奸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十八日,汪精卫趁着蒋介石发表抗日讲话时候,逃离重庆,飞抵昆明,周佛海随汪精卫及汪的老婆,亲信等人乘坐欧亚航空公司的一架专机,逃到越南河内。20日,时任四川省党部主任委员的陈公博也尾随而至。

  一九三九年三月,汪精卫潜逃到上海,在日本帝国主义占领的上海,投降卖国,做日本头号大汉奸,组织伪中央政府,一九三九年七月九日,头号大汉奸汪精卫,公开宣布建立汉奸傀儡伪政权,声明与蒋介石集团彻底次裂。

  一九四零年三月三十日,头号大汉奸汪精卫的傀儡伪国民中央政府在南京成立,粉墨登场,周佛海夺得了伪财政部长,伪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央政治委员秘书长等要职,后又任伪行政院副院长,伪中央储备银行总裁,伪警政部长,伪清乡委员会副委员长,伪物资统制审议委员会委员长,伪上海特别市市长等职务。

  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周佛海基于抗日必败的论调,与汪精卫出于共同的利益需要和政治主张而“物以类聚”了。周佛海抱着强烈的政治野心投靠汪精卫,奉汪精卫为“精神领袖”。头号大汉奸汪精卫的伪中央政权成立时,伪政府中的各院,部,会的汉奸要员,都是在周佛海笔下提名产生的,伪政府实际上是周佛海炮制而成,周佛海对此十分得意。他在日记中说:“国民政府还都,青天白日满地红旗重飘扬于石头城畔,完全系余一人所发起,以后运动亦以余为中心。”他甚至狂称:“人生有此一段,亦不枉生一世也!”在形式上周佛海地位仅次于汪精卫和陈公博,在汪伪营垒中,他通过金钱收买和封官许愿等手段,发展和培植亲信,还搞起特务组织并亲自担任头目。但是由于周佛海直接掌握汪伪政权的外交,金融,财政,军事,物资和特务大权,并且直接掌握一支装备精良,训练严格的伪税警团,因而是一个握有实权的大汉奸。死心塌地为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效犬马之劳。   汪精卫死后,周佛海又任伪行政院副院长兼上海市市长,与陈公博结合得更紧了。
 

再投蒋介石


  但汉奸毕竟是汉奸。随机应变,反复无常,阴险狡诈这些特性在周佛海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并贯穿一生。在抗战中期,周佛海嗅出日本人不行了,就抛弃了曾向汪精卫作过的信誓旦旦的“表白”和“保证”,厚颜无耻地倒向了蒋介石,拜倒在蒋介石的脚下。1942年10月,他背着汪精卫,派人潜往重庆,为重庆方面输送了不少重要情报,还安排重庆的特工人员设计杀死了汪伪政权的特务头子李士群。后又利用自己上海市长的身份,在上海及杭州一带部署军事力量,阻止共产党等革命势力进入上海。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日本宣布投降后,解散南京伪政府,周佛海在得到日本投降的消息后,立即向蒋介石拍了急电,表示他控制的一万多人的武装,维持上海秩序,以“完整的上海奉给中央,并乘机向蒋介石表示忠心说:“职与其死在共产党之后,宁愿死在主席之前”。过去周佛海曾是蒋的亲信,为蒋巩固统治立下功劳,因此蒋介石接电报后,极为高兴,立即以个人名誉嘉奖周佛海。
周佛海
周佛海

  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奉蒋介石之命,任命周佛海为军事委员会上海行动总队总指挥,令其指挥所属税警总团,上海市保安队及警察,以及杭州地区伪十二军等,负责维护上海,杭州一带治安,即阻止新旧四军武装收复泸杭地区。后又应周佛海的请求,任命他为行动总队司令,得以全权指挥驻沪杭伪军。就这样,周佛海从臭名昭著的第三号大汉奸,摇身一变成为抗战的有功之臣,大汉奸成为从地下钻出来的抗战英雄了,国民党的接收大员,威风不减当年。

  上海的老百姓,窃窃私议,都被搞得稀里糊涂,不知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如履薄冰


  一九四五年九月,国民党军统特务大捉汉奸,搜刮钱财,这是“劫收”的重要内容之一,把那些汉奸,枪毙的枪毙,坐牢的坐牢,吓得汉奸们,人人自危,草木皆兵,惶惶不可终日。那些特务,劫收大员单是接收那些汉奸送礼,求情费,个个发了大财,房子,金银珠宝滚滚来。周佛海是伪财政部长,银行总裁,戴笠看中了周佛海,想从周佛海身上,捞一大批金银财宝,就口蜜剑腹满面笑容地对周佛海说:“老兄目标太大,这一阵就请不必外出,在府上韬光养晦,专候委座的佳音就是了。”过几天,正是九月下旬,戴笠就欺骗周佛海说:委座来电,要召见你….。周佛海是个聪明人,这时蒋介石正要在重庆和毛泽东谈判,这个时候怎么会召见他呢?但周佛海洋深知戴笠的性格,他决定的事,不会更改,此去凶多吉少,大为不妙。但还是同意去重庆。一九四五年九月三十日,由戴笠亲自陪同,乘专机到重庆。住在戴笠的私宅白公馆。戴笠说:“休息几天,静候委座召见”。不一会总务科长夏祯祥跑来,毕恭毕敬地说:“周先生,要什么尽管吩咐,但请勿外出,不要和熟人通电话。”周佛海吓了一跳意识到被“软禁了”。当晚周佛海吓得心脏病复发,送进了医院,病好后仍回白公馆住。
 

最后结局


  一九四六年四月,国民党当局先后开始了对汉奸的公开审判。首先受到审判并被处以死刑的是伪立法院副院长缪斌。接着,陈公博,梅思平褚民谊林柏生陈璧君等首要汉奸,一一受审判,分别被判以死刑,无期徒刑或有期徒刑,受到应有的惩处。但周佛海逍遥法外,引起社会各界的强烈不满。质问当局为何在大小汉奸受到审判时,“独头等汉奸周佛海不知其何以久无消息?….。迫于压力国民党当局不得不审判周佛海。由判死刑,后减为无期徒刑。至此,第三号大汉奸周佛海于一九四八年二月二十八日,病死在监房中。
 

日记揭秘


  周佛海一生短促,只活了51岁。但他一生笔头甚勤,养成记日记的习惯,每日必记完日记方寝,确有特殊原因未记,日后必补记。他并重视自己日记的保存。1943年1月11日,他的住所南京西流湾住宅失火,当其妻子抢救财物时,他却打开保险箱和书桌抽屉取出日记抱着往外跑,其珍爱日记至此。抗日战争结束后,周佛海的日记落 在国民政府军统局手中。国民党政府败退出中国内地后,周佛海日记大部分留存内地档案部门,至60年代,档案部门查到残存的7册,另有一部分经军统人员之手流落到香港。周佛海1940年的日记于1953年8月由香港创垦出版社出版。而1939年的一册却下落不明。1939年是汪精卫集团逃离国内后与日本勾结筹划建立南京伪政权的一年,这一年周之日记记载汪伪集团的活动,内容至为重要,但却失踪,实为史学研究之憾事。
 
周佛海
周佛海
  周佛海担任过汪伪南京政府的军政财经要职,如伪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长,伪政府财政部长、警政部长、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行政院副院长等,其日记中留下汪伪政权重要活动的历史踪迹是不用说的。抗日战争初期,周佛海在南京、武汉、重庆,身居国民党中枢机构,随侍蒋介石左右,出席国防最高会议,参与要政。他的日记中记载了国民政府大政方针决策过程的某些情节。1945年6月9日后至1946年全年,周佛海自述:“因痛病时发,变故迭生,一直未遑或无心作日记也。”故周逾一年半时间中断了记日记。有关日本投降前后他的活动及他被关押审判的详细经过之记载阙如。但其1947年日记中对有关这方面的情况有所追记,多少弥补了不足。

  《周佛海日记全编》的史料价值,除了保存其经历过的重要历史活动的片断剪影外,相当重要的是留下了日记主人心路历程的踪迹。从抗日战争爆发起,周佛海就对这场民族抵抗战争恐惧、悲观,对与日本妥协,以满足日本某些条件,换取日本停止军事进攻,结束战争,充满了幻想,终于从寻求“和平道路”走向投降的深渊。读者从周佛海日记中能看到他走向深渊的心路历程。

  “七七”卢沟桥事变标志着全民族抗战的爆发。国民政府虽然下定了抗战的决心,但国民党政府内部存在着以汪精卫为代表主“和”的潜流。周佛海与汪同调,“始终认为战局不会扩大”。战争一开始,他就与汪精卫、陈公博、高宗武陶希圣胡适等人频繁密商与日和平外交。他在日记中写道:“余始终认为,国力不足,战争只可适可而止,宜准备外交接洽。”“中日关系非一战可了也。”他主张,当胜负未分之际,最好“保全实力进行外交”。但他们“贡献外交进行方式,不被蒋先生采纳,大为失望”。他认为,“蒋先生对此次战事似无远大计划,只抱牺牲之简单的决心,时局如何收拾,战争到何程度,似未在考虑之中,令人焦灼”。战事逐步扩大,周佛海“焦灼万分”,“殊觉苦闷”,“食不甘味”,“瞻念前途,仍有不堪设想者”。每谈前途,他都颇觉黑暗。日记中充斥着他悲观情调的语句。

  至上海失陷,军事溃败,拟行迁都,周佛海“心乱如麻”,感到“前途暗淡已极”。11月14日,他日记中记载:“外交形势亦无实际援助,比(利时)京会议(布鲁塞尔九国会议)将发表宣言,一散了事。军事上抵抗力日渐减少,悲观万分。午痛饮解愁。综合各方情况,前途暗淡已极。”为避战祸,家人朋友分离相别时,他记写的是:“黯然魂销,惟别而已。复念时局如此,家庭团聚不知何日。返家后,睹人去楼空之日,尤令人感伤不已。”撤离南京前夕,1937年11月17日,他在日记中写与友人相别的情景:“重雾笼城,天昏地暗,此别不知再会后日,相对泫然。……日来悲观之至,谓中国从今已无历史,何必记日记?”

  至战争进行一年之后,他写道:“盖久战之后,已不觉战争为可怕矣,惟正因此种种关系,将来必有严重悲剧。”他一心想着的是与日言“和”。1938年春,身居抗战阵营中枢之周佛海甚至有离开武汉亲自赴香港与日方秘密“交涉”之打算,后蒋介石身边的陈布雷告知他要打消这个主意,“恐起物议”,他还“闻之不胜懊丧”。在抗日阵营中,“和”与战两条路线之争,使周佛海与蒋介石距离愈来愈远,而与汪精卫越来越紧密。周与人“谈时局前途悲观万分:吾辈既不能为俄国走狗而入共党,复不愿为日人傀儡,除自杀外,尚有何法?”蒋介石对于他的宣传工作不满意,他认为:“惟蒋先生之理想,亦过于离开现实,决不能实现。”他感到: “以后局势日益紧急,前途困难,方增未已,为之怃然。”1938年8月中旬,当他飞离武汉赴渝时,其心境:“出发在即,一时心绪纷烦(繁)”,“忍痛动身……别矣武汉!后会不知何日。武汉八月,宛如一梦,人生别离,本极痛苦,况永别耶!”

  这位国民党中央主管宣传工作,身负动员全国军民抗战的大员,竟毫无奋发勇进、不畏牺牲的战斗精神和气概,却整日里沉浸在悲怆凄苦惶惑不安的情绪之中。在周佛海的心中,“盱衡时局,焉如捣,长夜漫漫,何时达旦?今后困苦颠连,当益加甚。”他没有抗战必胜的信念,相反,他越来越觉得,抗战必然亡国。他写道:“民国成立27年,不料今日有亡国之趋势,不禁凄然欲绝。临与武汉告别之前,均觉垂头丧气也。”“今后局势愈益艰难,而无补救之法,为之太息。过去一误再误,中国竟亡于国民党之手,千秋万世后决不为吾人谅,吾人其为历史之罪人也。”正是在这种抗战必亡的思想心理支配下,他追随汪精卫,想“打破难关”,采取“非常之举动”,名为与日本谈“和平”,实则走向投降日本的深渊。从周佛海的日记中,不难找到他走向这条死道的心路历程。
周佛海
周佛海

  1938 年11月中旬,当周佛海与汪精卫密商逃离重庆时,忽闻蒋介石将由衡阳赴重庆,心中非常害怕,他们感到“殊出意外”,“不胜奇异”。12月1日,他日记中写道:“闻蒋先生十号以前将来渝,心理上有莫名其妙之感想,如小学生闻先生将至然。”这完全真实地反映了他的恐惧心态。当他抢先飞离重庆赴昆明时,他的心境:“岂飞机离地之刹那,即余政治生命断绝之时?”“默念前途茫茫,国运、己运,均难逆料是吉是凶也。”正当周佛海先期到达昆明等汪精卫前往时,蒋介石到达重庆,汪精卫离渝之计划被延误。重庆电召周佛海返渝,他“甚为踌躇”,“去留问题委决不下”。他心情矛盾,一会儿想返回重庆,一会儿又决心赴香港。待汪精卫到达昆明,他“十余日来心上一块石,今始放下”。他逃离国家的心情在日记中记载得相当清晰。最后他终于走向投日之不归路了。
 

风流成性


  在亲日的汪伪政权中,有三个臭名昭著的大汉奸,他们分别是:汪精卫、陈公博和周佛海。这三个铁杆的亲日派,用钱钟书的话说,“天底下除了向日葵,再没有比他们更亲日的人或东西了”。关于前两位大汉奸,刘继兴曾写文汪精卫:两首绝命诗 冰火二重天与唯一被国共两党都开除党籍的牛人。他们三人中,周佛海被排名为第三号大汉奸,但论起好色来,他在其中绝对排名第一。

  周佛海生于1897年湖南沅陵人。早年留学日本,曾参与组织旅日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回国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局书记陈独秀在广州未回上海前,一度代理书记职务。后仍回日本求学,毕业于京都帝国大学。返回日本后,他实际上与党组织脱离了关系,不再从事党的任何工作。1923年毕业回国。不久,他应邀来到广州出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秘书,同时兼任广东大学教授。随着地位的变化,他与党的离心倾向日益加重,并散布对党的不满情绪。中共广州支部负责人对他进行了耐心批评和教育,帮助他认识错误。但他毫无悔改之意,后来竟公开声明与共产党脱离关系。中共中央为纯洁党的组织,准其1924年脱党。从此,周佛海走向了反共反人民的道路,成为国民党右派营垒中的干将和蒋介石的心腹,宣称自己要做一个“国民党忠实党员”,叫嚷“攻击共产党,是我的责任,是我的义务”。

  蒋介石对周佛海也委以重任。从1927年到1937年,周佛海跟随蒋介石青云直上,可谓红极一时,先后担任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民众训练部部长,蒋介石侍从室副主任兼第五组组长,国民党宣传部副部长、代理部长等职,为蒋介石打内战、搞独裁出谋划策。他还曾参与筹建国民党特务组织复兴社(即蓝衣社)。这样一位心腹,蒋介石做梦也没想到周佛海后来会背叛他。

  抗日战争爆发后,随着全国抗战的呼声不断高涨,周佛海与汪精卫一伙却组织“低调俱乐部”,与抗日唱反调,鼓吹“战必败,和未必大乱”的投降主义言论。还与日本侵略者暗中勾结,进行谋求“和平”的勾当。

  1938年周佛海背叛了蒋介石,随汪精卫投敌,历任汪伪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汪伪政府警政部部长、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部长、中央储备银行总裁、上海市市长等,沦为大卖国求荣的大汉奸。在汪伪营垒中,周佛海通过金钱收买和封官许愿等手段,发展和培植亲信,还搞起特务组织并亲自担任头目。

  早在1921年,周佛海就由于看上了年轻貌美的由杨淑慧,而抛弃了为他已生育一子一女的结发妻子郑妹。其时,周佛海在上海停留了一段时间,常常去李达家做客,李达比周佛海大7岁,同周佛海是湖南老乡,李达1913年赴日留学,1917年考取东京帝国大学采矿冶金系,也是官费留学生,在日本留学时,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1920年夏回到上海,李达是当时中国为数不多的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有较深研究的人物,陈独秀一见李达就抓住李达的手说:“你搬到我家住吧,帮助我编《新青年》杂志。”,就这样李达住进了法租界老渔阳里2号陈独秀的家里,不久李达就认识了在上海启明中学读书的女生王会悟,后来李达与王会悟在陈独秀家里由陈独秀的夫人主持结了婚,王会悟在启明中学读书时最要好的同学叫杨淑慧,杨淑慧是湖南湘潭人,与李达又是同乡,杨淑慧的家住在卡德路富里106 号,与李达住的老渔阳里相隔很近,所以杨淑慧常去李达家里串门,就这样与周佛海相识了。
 
周佛海
周佛海
  杨淑慧并非寻常人家的女子,她的父亲杨卓茂是上海总商会的主任秘书,是当时大上海的闻人,杨淑慧也算是有钱人家的富贵小姐,从小又受过良好的教育,绝非一般的女子可比的。但她十分清楚站在她眼前的这位穷酸的留学生,虽然身穿一身脏兮兮的白西装,瘦瘦的、高高的,但关心政治,她读过周佛海发表在《解放与改造》上的不少文章,她知道这个年轻人的政治前途是一片光明的。

  王会悟是一位热心的女人,她见杨淑慧与周佛海颇有几分意思,她决定给二人做媒人,她先找杨淑慧。杨淑慧毕竟长在开放性的大城市里,接受过五四的洗礼,她曾经多次对父母讲,将来自己的婚姻要自己做主,自己选中意中人后,再带回家让父母过目。王会悟先向杨淑慧称赞周佛海有才华而且将来大有前途,杨淑慧当即就同意了。接着王会悟又找到周佛海,这时周佛海才向王会悟说明自己在湖南乡下有老婆,而且已经有一男一女两个孩子,想到为了自己留学妻子郑妹在家辛辛苦苦照顾母亲及两个孩子,周佛海竟然不知道如何处理眼前的这件事,周佛海深悔自己不该那么早就结了婚。聪明的王会悟立即为迷茫中的周佛海想到了一个好主意,她对周佛海说“杨淑慧可以在你未来的事业上给你提供帮助,而郑妹仅仅是一个不识字的女人,你可以写封休书给她,一切不就完事了。”周佛海经王会悟这番鼓动后,当即欣然同意,于是他也不顾在家吃苦受累、照顾老小的妻子是何感受,一纸休书寄了回去,从此便与杨淑慧坠入了爱河。

  周佛海很快向杨淑慧求婚,杨淑慧当时才20岁,就在周佛海与杨淑慧订婚的前几天,一位消息灵通的《上海时事新报》的记者,在报上不指名地刊登一条新闻,大意是“有一位湖南青年,自称是最进步的社会主义信徒,已早在乡间结过婚,听说还有了孩子,现在又在上海与其同乡商界某闻人的女公子大谈恋爱,看来又要再度作新郎了。”当杨淑慧父母看到这则消息后,他们呆若木鸡,父亲杨卓茂顿时感到名誉受到伤害,于是,他拿着报纸找周佛海算账,恰巧周佛海外出,刘仁静就把杨卓茂带到张国焘的住处,刘仁静刚刚向张国焘介绍完,杨卓茂就跳起来大骂周佛海,说周佛海犯了诱骗良家妇女罪,并声言要到法庭上控告周佛海,只有24岁的张国焘与19岁的刘仁静,二人还都是北大的学生,他们从没有见过这场面,连忙紧张的走过去,苦口相劝,让他不要告到法庭上去,他们了解情况后再说。

  为了阻断女儿与周佛海往来,杨卓茂夫妇把女儿关在自家的阁楼上,被关的第三天,杨淑慧就跳窗逃了出去,她找到周佛海后,二人就悄悄离开了上海,前往日本的鹿儿岛。杨淑慧对周佛海温柔体贴有加,并与其生有一子一女。

  然而周佛海好色成性,积习难除。1939年10月,周佛海第二次秘密赴日时,遇东京帝国大医院护士金田幸子。金田幸子年方十九,能歌善舞,后成为周佛海在日本的秘密妻子。

  在纸醉金迷的大上海十里洋场,金融界巨头、伪中央储备银行上海分行行长潘三省经常帮助周佛海寻访名媛供其淫乐,潘三省亦因此而被提升为上海市储备银行总裁。不久,此事即被杨淑慧得知。当她发现牵线的竟是潘三省,更是气上加气,把潘三省叫来一阵打骂,吓得潘三省抱头鼠窜,以后一见杨淑慧就直哆嗦。

  事过不久,周佛海又遇名伶筱玲红,一见就倾心,很快就与其姘居。这自然难以瞒过深知丈夫好色之心的杨淑慧,藏娇地点很快被杨淑慧查出。杨淑慧一定要周佛海与筱玲红断绝来往,而周佛海不愿意。两人每天总为此争吵,甚至大动干戈。杨淑慧一怒离京,到上海打算聘请律师办理离婚手续。谁知周佛海已事先指派专人找到密友金雄白。那时金雄白开办了律师业务,周佛海希望金雄白赴车站去接杨淑慧,争取包揽这一案子。杨淑慧见到金雄白,果然把离婚一事托付于他,写了委托书,要求他与周佛海谈判,谈判不成即向法院起诉。金雄白当夜赶到南京。周佛海坦白地告诉金雄白:“我要你还得为我想一个两全之道才好。”

  两人商量对策。第二天,金雄白匆匆赶回上海告诉杨淑慧,他已把周佛海说服,周愿意放弃筱玲红。金雄白说:“不过周先生为了减轻良心上的负担,要多给她一些费用。”杨淑慧兴奋地说:“钱无所谓,不论多寡,你随便代我做主。”当天,杨淑慧把准备好的抚养费全数交给金雄白。第二天下午,筱玲红在她名字下按了手印。后来,周佛海悄悄把筱玲红藏到法租界中汪伪政府经济顾问冈田酉次的家里,直到抗战胜利之后。周佛海才骗过杨淑慧,仍与该女伶长期悄悄保持姘居关系,经常在此暗渡陈仓,直到抗战结束。周佛海的家丑在当时成为京沪一带传闻的笑柄。
 

时时不忘发财


  周佛海荒淫之余,仍时时不忘发财。虽然他的财产无资料披露,但他在日记中也不打自招道出了部分事实。周佛海先后以耐劳、慎独、宁远、百忍等二十多个化名在上海数家银行存款近3000万元(约合当时黄金7500市两),据周佛海自谦估算存款“为数虽不多,今日之蓄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亦应自足矣”。

  江山易改,汉奸本性难移。见风使舵、反复无常、阴险狡诈这些特性在周佛海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并贯穿一生。在抗战中后期,周佛海嗅出日本人不行了,就抛弃了曾向汪精卫作过的信誓旦旦的“表白”和“保证”,厚颜无耻地倒向了蒋介石,拜倒在蒋介石的脚下。1942年10月,他背着汪精卫,派人潜往重庆,为重庆方面输送了不少重要情报,还安排重庆的特工人员设计杀死了汪伪政权的特务头子李士群。后又利用自己上海市长的身份,在上海及杭州一带部署军事力量,阻止共产党等革命势力进入上海。日本投降在即,南京伪政权被迫解散,周佛海向蒋介石再表忠心:“职与其死在共产党之手,宁愿死在主席之前。”这种种“杰作”,使周佛海赢得了蒋介石的嘉奖,并被任命为军事委员会上海行动总指挥。这样,周佛海摇身一变,从臭名昭著的大汉奸变成了国民党的接收大员。

  当国民党大批人马到达上海后,周佛海失去了利用价值。一个来月后,在全国人民强烈要求“快速严惩汉奸”的压力下,周佛海被软禁在重庆,后来又被移交南京监狱。1946年11月7日,国民党南京高等法院判处周佛海死刑。在杨淑慧的奔走以及顾祝同、陈立夫、陈果夫等人的说项下,1947年3月26日,念其为重庆方面做过“贡献”的蒋介石以国民政府主席的身份,发表《准将周佛海之死刑减为无期徒刑令》,下令对他特赦。其公馆作为伪产被接收,改为国民党高级将领招待所。

  周佛海逃脱一死,喜出望外,但庆幸之余,惦量一下“终身监禁”的份量,想起将要在监狱里打发未了的岁月,看看四周的破壁,阴森森的铁栅栏,还有苦于下咽的饭菜,再忆起位于上海西流湾8号的自己公馆里的风景和养尊处优的生活,一种说不尽的凄凉、哀怨、忧伤、绝望顿时涌上心头。窗外秋风萧瑟,黄叶遍地,周佛海挥笔写就《忆西流湾故居四首》:“暮蔼苍茫夕照斜,饮烟缕缕万人家。四围山色红如血,独立高楼看晚霞。”“青草池塘绿柳堤,淡烟漠漠草萋萋。庭花也改人非旧,故向东风怨别离。”“柳映池塘竹映窗,月华依旧白如霜。深宵步月人何在?空负残花院角香。”“月明人静柳丝垂,彻耳蛙声仍旧时。底事连宵鸣不住,伤心欲唤主人归。”

  从这些诗作看,周佛海还是颇有才华的,可惜没用到正道上。1948年初,周佛海心脏病复发,2月28日,在一阵哀号之后,周佛海口鼻流血,毙命于老虎桥监狱。尸体草草葬于汤山的永安公墓。荒烟蔓草,将一代巨奸彻底埋葬,“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
 

个人作品


  著有《三民主义的理论体系》、《往矣集》、《物价问题》、《周佛海日记》等。译有《互助论》、《社会问题概论》等。
 

历史评价


  周佛海为民国时期最活跃的政治投机分子。其个人政治色彩随着政治投机活动而变化多端,早年参加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是“一大”代表之一,一度是政坛大红人物,之后投入蒋介石幕府,抗战爆发后转而又与昔日屡次反击的汪精卫合污,组成卖国政府,成为历史和人民的罪人。

  随机应变、反复无常,可以说是周佛海一生的特征,是他阴险狡诈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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