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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 18813 次 历史版本 1个 创建者:冰菊物语 (2010/11/24 17:13:42)  最新编辑:冰菊物语 (2010/11/24 17:17:45)
董必武
拼音:dǒng bì wǔ

简介


  董必武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元勋,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社会主义法制的奠基者。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人物生平

 
董必武
董必武
  1911年参加辛亥革命,加入同盟会

  1914年留学日本,加入中华革命党。

  1915年夏回国策动讨袁军事活动,曾两次被捕入狱。

  1917年至1918年,曾入川到万县、成都重庆等地活动。

  1920年7月,与陈潭秋筹建武汉共产主义小组,次年7月,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国共合作时,负责筹建湖北省国民党组织,从事统一战线工作。

  1926年1月,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执委会候补委员。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到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特别班学习。

  1932年回到中央苏区工作,历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中央工农民主政府执行委员、最高法院院长、工农检察委员会代表主席等职。

  1934年秋参加长征。次年到陕北后任中共中央党校校长,陕甘宁边区代主席。

  1937年底至1938年秋,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委员兼民运部部长,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增补为中央委员。

  1938年10月,以中共代表和《新华日报》董事会董事的身份到重庆,参与了中共与国民党的谈判,并指导《新华日报》和八路军驻重庆联络处的工作。

  1939年1月,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建立,他任委员、常委,后又任南方局统一战线工作委员会书记,南方局政治研究室主任等职,协助南方局书记周恩来领导国统区中共党组织的活动,并开展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他主要做民主党派领袖沈钧儒张澜黄炎培章伯钧等人的工作,向他们宣传中共的政治主张和救国政策,出席他们举办的各种团结抗日的集会,支持他们发表的抗战言论,逐渐将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人吸引到中共的旗帜下。还积极做国民党开明派和西南地方实力派的统战工作,对国民党中主张团结抗日的冯玉祥张冶中邵力子于右任等人开诚布公,坦诚相待,与他们结下友谊;对刘文辉邓锡侯龙云卢汉等地方实力派代表人物或亲自交谈,或派干部联系。作为历界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常在参政会上宣传中共抗日救亡的主张,揭露汪精卫等亲日派的投敌卖国罪行和国民党顽固派的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活动。在1938年10月底举行的参政会一届二次会议上,为了督促蒋介石继续抗日,他和陈绍禹秦邦宪林伯渠吴玉章邓颖超等中共参政员联名提出《拥护蒋委员长和国民政府,加紧全民族团结,坚持持久抗战,争取最后胜利案》。与其他中共参政员联合张澜、沈钧儒、章伯钧、黄炎培、史良等民主人士提出《加强国民外交案》、《严惩汉奸傀儡案》等一系列抗战提案。
董必武
董必武

  1941年1月,国民党军队制造“皖南事变”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时,对国民党顽固派进行了针锋相对斗争,拒绝出席国民参政会二届一次会议,继周恩来在《新华日报》题词之后,写下了“江南一叶是奇冤”的诗句,控诉国民党顽固派同室操戈的罪行。他还约见民主人士,向他们介绍皖南事变的真相。在中共和爱国民主人士的努力下,迫使蒋介石集团停止了军剿共,表示国共关系问题仍用政治方式解决。

  1941年秋,兼任南方局宣传部长。

  1943年6月,周恩来回延安整风,他留重庆主持南方局工作。同年9月,他在国民参政会三届二次会议上,摆事实,讲道理,逐条驳斥了何应钦军事报告中对八路军新四军和中国共产党的污蔑,赢得爱国民主人士和国民党开明人士的支持。

  1944年,在其60岁生日时,中共中央赞扬他“代表着站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前沿地位,高举着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不屈不挠地奋斗着”。

  1945年4月,他作为中共和解放区的代表,参加了中国代表团,赴美国旧金山出席联合国成立大会,并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同年11月回到重庆,12月出任中共代表团代表出席了政治协商会议。其间,协助周恩来促成《停战协定》签订并促使政协会议成功。领导南方各省中共地下党组织恢复活动,发展力量,推进和平民主运动。

  1946年5月,率中共代表团离重庆前往南京,并担任中共代表协和驻南京办事处主任。

  1947年3月回延安,在解放区先后担任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常委、华北财经办事处主任、华北人民政府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政务院副总理,政务院政法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代主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等职。是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第十届政治局常委。

  1975年4月在北京逝世。
 

主要贡献

 
董必武
董必武
  董必武同志在本世纪初参加过辛亥革命,又是中国最早的共产主义者之一。他的一生,是同中国近百年几个重要历史时期的人民革命斗争紧紧相联系的,是同中国共产党的产生和发展、党的主要领导活动紧紧相联系的。中国近代急剧变化的历史潮流,淘汰了多少显赫一时的风云人物。但是,董必武同志始终站在伟大历史变革的前列。他在中国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发展中,不断地随着时代前进。他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人之一,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法学家,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人。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为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毕生奋斗不息,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巨大功勋。

  董必武同志于1886年3月5日出生在湖北黄安县(今红安县)一个清贫的教师家中。十八岁考取秀才。中学读书时接受革命团体日知会的影响,拥护孙中山的民主主义革命纲领。1911年参加辛亥革命,加入同盟会,并在武昌军政府中担任工作。1914年他在东京私立日本大学学习法律,曾会见亡命日本的孙中山先生。在反对袁世凯的二次革命失败后的险恶环境下,他毅然参加孙中山重建的中华革命党。1915年回国,策动讨袁的军事活动,两次被捕入狱。出狱后继续坚持斗争。这些,都表现了一个革命民主主义者顽强的战斗精神。在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影响下,他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他总结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教训,对比俄中两国革命成败的经验,从中认识到,“中国的独立,走孙中山的道路是行不通的,必须走列宁的道路”。由此,他逐步实现由激进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的重大思想转变。1920年,他和陈潭秋等同志共同创建武汉共产主义组织。1921年,他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随后,任中共武汉地方委员会书记、中共湖北省委委员。作为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一名优秀战士,董必武同志走上在中国争取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并进而实现社会主义的新的革命征途。

  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期间,董必武同志是湖北省和武汉地区轰轰烈烈大革命运动的核心领导人物之一,在湖北和全国都很有声望。他以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湖北省党部和湖北省政府主要负责人的身份,作了大量艰苦的工作。在发动工农群众、创办革命报刊、争取军阀部队起义、支援北伐胜利进军等等方面,都取得出色的成绩。特别是放手发动拥有二百几十万农协会员的湖北农民运动,形成强大的革命声势,同湖南农民运动交相辉映,对促进大革命迅速向长江流域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虽然在当时他的工作中也难免带有党的幼年期的弱点,但是,他对国民党右派作斗争和支持工农运动的坚定的原则立场,是同党内右倾机会主义领导人的立场相对立的。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反动当局以重金悬赏通缉董必武同志。他毫不畏惧,迅速转入秘密活动。1928年受党的派遣到苏联学习。他抓紧在那里的三年多时间,刻苦攻读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注意联系中国的国情和革命实践经验,取得优异的学习成绩。这为他后来坚持毛泽东思想和提高领导工作水平打下良好的基础。1932年他回国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先后担任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副校长、中央党务委员会书记、最高法院院长等职。1934年10月起,他参加中央红军的两万五千里长征。年近半百,历尽千难万险,一直保持着高度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实现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转折,他更是热烈拥护和坚决支持。在党中央同张国焘的右倾分裂主义的斗争中,他旗帜鲜明地批判张国焘的错误,维护中央的统一领导。长征到达陕北后,他担任中央党校校长,为培养大批党的骨干、迎接抗日民族解放斗争的新高潮付出巨大的精力。
 
董必武
董必武
  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抗日战争时期,董必武同志作为中共代表团的成员和中共中央长江局、南方局的主要领导人之一,长期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他协助周恩来同志,参加同国民党当局的谈判,领导我们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抗战初期在武汉,他利用合法身份和他在湖北广泛的社会影响,大力开展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宣传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党的全面抗战路线和持久战的人民战争思想。他直接领导中共湖北省委,抵制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干扰,团结当地爱国人士,创办七里坪、汤池等训练班,为开展华中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创建华中抗日根据地培养大批骨干。到重庆后,他作为中共参加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或是同我党其他参政员一道,或是单枪匹马,在这个会议上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投降活动进行英勇机智的斗争。他模范地执行党中央的方针政策,广泛团结各民主党派、各阶层爱国人士、地方实力派和国际友好人士,为坚持国共合作,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深入开展大后方的抗日民主运动,作出重大贡献。1944年党中央提前为他作六十大寿,对他的功绩作了高度的评价。党中央在贺电中说:“现在你正代表着党站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前卫地位,高举着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不屈不挠地奋斗着。你是中国民族解放、社会解放的老战士,你是中国共产党的模范的领导者之一。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为庆祝你的生日,将感到光荣。”1945年4月,董必武同志代表中国共产党和解放区军民,参加中国代表团,出席在美国旧金山举行的联合国制宪会议,并向旅美侨胞和国际人士介绍中国共产党的纲领和解放区各方面的成绩,扩大了中国人民革命的影响。

  抗日战争胜利后,董必武同志继续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他作为中国共产党代表团成员参加政治协商会议,为争取和平民主、制止内战进行复杂艰巨的斗争。1947年春,国共两党谈判破裂,他率领中共代表团驻南京上海办事处的同志撤返延安。随后,前往华北,任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常委和华北财经办事处主任,紧张地投入支援解放战争的工作。1948年8月,他主持召开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经过这次大会,成立华北人民政府,他当选为华北人民政府主席。接着,他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工作,主持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草案)》,为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积极进行立法方面的准备。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董必武同志先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副总理兼政治法律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中国人民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代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职。他同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亲密团结,积极参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决策,为新中国的巩固和发展竭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

  董必武同志在1938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和以后的历届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从1945年中共七届一中全会起,历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73年在十届一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他在党和国家领导工作中的建树甚多。尤其是在政权建设、法制建设、农民运动、统一战线工作、反动统治区党的秘密工作这些方面,都有突出的贡献。
 
董必武
董必武
  董必武同志是我们党的一位法学专门家。他不但长期从事法制建设的实际工作,而且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和法的学说,结合我国法制建设的具体实际,提出许多独创性的见解。他认为,法制和国家是紧相连属的,没有法制就不能成为一个现代国家。无产阶级领导人民夺取政权后,必须迅速创立人民民主的法制,以促进和保障经济建设的发展。在国家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主要的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保护和发展生产力的时候,不能再经常搞群众运动,必须进一步健全法制。他针对五十年代我国法制工作中的问题明确地指出,加强法制的中心环节是依法办事,一是要有法可依,二是要有法必依。要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逐步制定出必要的法规。特别要抓紧刑法、民法等基本法律的制定工作。要加强法制建设和法制宣传,提高人民当家作主的思想,培养人民的法律意识,使人民信法、懂法、守法。党员和干部首先要模范地遵守法制。凡自命特殊、置国法于不顾而犯了法的人,不管他地位多高,功劳多大,一律要追究法律责任。董必武同志的马克思主义法学思想,对于今天我们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这是他留给我们的极为珍贵的精神遗产。
 

传记纪实


  旧中国的湖北黄安,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缩影。那年月,这里天灾频袭,兵匪横行。帝国列强,封建军阀和当地土豪劣绅互相勾结,狼狈为奸。他们凭借官兵之势,在政治上掌管着乡民生杀于夺之权,在经济上施行苛捐杂税和重租高利的残酷剥削,广大劳动群众饥寒交迫,在死亡线上挣扎。许多破产农家流离失所,怨声载道,黄安全县都布满了干柴,只要有人播下火星,很快就会燃成烈火。

  一九二零年前后,董必武同志亲手在这里播下了革命火种。当时,他几次写信回家,请亲属和乡友推荐社会青年和黄安高等小学堂的毕业生,赴汉报考武汉中学及其他进步学校。因此,黄安、麻城两县每年报考和被录取武汉中学、共进中学、崇实中学、启黄中学、省第一师范和中华大学的人数逐渐增多。这些学生在校期间,接受董必武、陈潭秋等同志革命思想的教育,有的确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拥护党的政治主张,先后被吸收参加了党、团组织,有的积极投身青年运动、妇女运动,带头抨击反动政治,成为每次学潮的骨干和策动者。后来,经董必武和陈潭秋同志提议,党组织决定把进步学生分批派往全省各地,从事党团工作,开展革命活动。于是,每年寒暑假,那些修业期满的学生和回乡度假的师生,遵照党的指示,纷纷奔赴乡村,进行革命宣传,组织和发动农民的革命斗争,成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纽带和桥梁,反帝反封建斗争的中坚和核心。
 
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在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
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在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
  一九二三年冬的一个晚上,董必武同志把黄安赴汉求学的大、中学生邀请到自己在彭杨公祠(武汉中学第二部)的住所,筹组赴黄安党团工作组,他们当中有五名党员,七名团员。董必武代表省委和学校党组织,提出了希望和要求。经过酝酿,大家共同推选年岁稍长的王健和董必武同志的胞弟董贤珏(觉生),分别担任党团工作组的组长。当晚,一切布置完毕,准备就绪,第二天清早乘船取道阳逻前往黄安,董必武同志亲自到武昌码头送行。

  赴黄安党团工作组回到故乡大别山麓,很快在鄂东北的沃土上深深扎下了根。到一九二四年春夏,在黄安县的城镇和农村。马列主义的书刊《共产党宣言》等油印、传抄本广为流传,十月革命的信息被当作“庶民的胜利”受到工农群众的推崇,党的宗旨和主张与“三民主义”之类的标语,传单路人可见;“打倒帝国列强”、“反对不平等条约”、“禁销洋烟洋货”的口号,伴着文明戏的台词和山歌,民谣的传唱,此起彼落……董必武同志接读来自家乡的封封家书,总是感到十分激动和兴奋。

  “帆张必遇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从来就不是一帆风顺的。黄安农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序幕拉开不久,各处阻力较大。尤其宣传妇女剪发、放足一事,“时有族中大户肇事生端,栽桩发难”,他们“甚至不惜用假人命案往赤色分子脸上抹黑”。黄安党团工作组在上级党组织的鼓励和支持下,广泛开展了青年运动与新文化活动,组织社会各界有知识的青年和学校师生,集会讲演,扩大宣传。按照党的要求,结合农村实际,揭露反动当局,抨击封建势力,在农村兴办平民夜校,在县城扩充寒暑假青年进修班,等等,冲破各种阻力,不断扩大革命影响和革命势力。

  一九二五年夏,董必武同志从北京返汉后,在准备赴广州之前,专程回黄安检查和指导工作。那是六月上旬的一天,董必武同志在张培鑫同志的陪同下,从横店下火车抄近路,步行到高桥的黄家田,和村中老幼谈叙到深夜,次日又去王兴六村找王健同志了解情况。一进村,就听书声琅琅。董必武同志走进这所新办的平民学校,站在一位蓄着短发的女同学身边问:“你叫么名字?多大年纪?”那个女同学很有礼貌地站起来回答:“我叫王亚华,才满十八。”董必武同志点了点头,又转向另一个男同学:“这是你读的书?”说着,随手拿过他的课本。那个男同学忙解释:“我们读的书,都是王先生编的哩!”“好哇!”董必武同志兴致更浓,就翻开课本细瞧了下去。当翻到其中的一课,董必武同志停住了,嗬,果真是自编的油印课本,只见上面全是韵白文。董必武同志轻声念了起来,“长工苦,苦难言,吃了年饭卖犁弯。肩膀之上当大路,脚板底下冒青烟。五黄六月汗洗脸,十冬腊月伴牛眠。长年累得筋骨断,到头难扎活命钱。”
 
毛泽东主席与董必武同志
毛泽东主席与董必武同志
  “写得不错,写得不错。”董必武同志赞不绝口。 这时,黄安县党组织的负责人王健同志气喘吁吁地走进教室。他,中等身材,虎实墩墩,高兴地向董必武同志介绍说:“这所平民学校,是按你信中的意见开办的,也是全县办得最早的。为了传授新思想、新文化,现在我们区的高桥河,栗林嘴、喻家垸、张家田、杨二港、帅家畈等地,也都办起了平民学校”。

  “好,好。”董必武同志一边称赞着,一边和同学们招手告别。在一片掌声中,他步出这所平民学校。接着,董必武同志来到王健同志的住屋,高桥区的党团骨干分子早已等候在那里,大家热情地向董必武同志迎上来。他们之中有王秀松、江竹青、邓用忠、田开寿,夏国仪、熊帮山、帅瀚卿,余泽贤、占才芳、占宪庭、王实桥等,还有十几个叫不出名的,董必武同志和他们一一握手问好。

  会议开始后,有五六个同志首先汇报情况,当有位同志提到旧县教育局多次阻挠青年运动和新文化运动时,王健插话道:“他们把我们各地办的平民夜校污蔑为‘煽动宣传’。”王秀松也插话说:“他们不准办夜校班,我们就办白日班,他们不发教材,我们就自己编,他们不给师资,我们就自己选派。”

  “对!”董必武同志听到这里,高兴地赞许说:“你们的办法好!如果各地都象你们高桥区,那些想阻挠的人,无非是水里按葫芦罢了!”通过高桥区的党团骨干分子会,董必武同志了解到很多情况,对全县的党团活动有了一个比较全面的摸底。在晚上的会议开始时,董必武同志讲了话。他把当时全国的形势和武汉地区的消息报告之后,又针对高桥区和黄安各地的实际,提出了一个新问题:“怎样有效地声援‘五卅’惨案的斗争?”在讲到革命的“新策略”和“新方法”时,他特别提醒大家:我们要把学生运动、新文化运动与农民运动结合起来,才有广泛的社会基础,才有人民群众力量的支持。这样,乡村大革命,既可以初具声威,又可以深深扎根,纵然封建势力企图挡路,也休想拖住时代的潮流。至于旧县教育局反动局长之类,我们如何对付为妙?还得认真研究。

  会议按照董必武同志的讲话和提议,又进行了一番认真讨论。最后,大家就斗争的“新策略”、‘新方法”广泛交换了意见,并一一作出了决议,形成了方案。董必武同志亲自主持的高桥区党团骨干分子会结束后,黄安党组织负责人王健和高桥地区的党小组长王秀松同志,又邀请董必武同志去杨二港、帅家畈。董必武同志也欣然答应了,并叮嘱张培鑫:“你明天先回县城,告诉郑位三和董贤珏他们,就说我把到城区的日程往后推迟一天。”

   第二天,董必武同志从高桥区赶往杨二港河棚里,先后组建了十余个由我党领导的、有群众基础的村农民协会(第一批秘密农协)。董必武同志在高桥河畔连续工作了五天六夜,于第七天头上才进家门和亲人团聚。就是在县城停留的七、八天中,他也是不分日夜紧张地工作。他发动各界人士组织了黄安县“五卅”惨案后援委员会,成立了黄安女子天足委员会和旅省青年协进会,还到倪赵家、王祥畈、罗家坡、郭受九等村庄,参加了又一批秘密农协筹建的准备工作。
左起:董必武、周恩来、李济深、刘少奇、毛泽东、朱德
左起:董必武、周恩来、李济深、刘少奇、毛泽东、朱德

  在这个基础上,一九二五年六月中旬,在县城南门外的罗家坡罗南基同志的家里,董必武同志亲自主持召开了全县党团员代表会议。会上,董必武同志根据斗争形势和工作进程,明确提出了具体要求;第一,主办一个刊物《黄安青年》,传播马列主义,交流反帝反封建斗争的经验,第二,把全县教育权迅速掌握在党的手里,以便往各区乡派送更多的骨干。

  会后不久,黄安县的革命斗争得到迅猛的发展。这年秋天,《黄安青年》在武汉中学油印出版,黄安党团工作组扩建为“中共黄安党团特别支部”,并很快巧妙地控制了国民党县党部,又采取有力措施夺得了伪县教育局的领导权,撤换了反共老手程汝怀安插的反动的县教育局长。其后,黄安党团特别支部趁热打铁,抓住暑假时机,用“师资统考鉴定”的办法,把一些为封建势力效劳的私塾教员,大部革职清洗,把从斗争中涌现出来的一批党团骨干和其他革命分子选派到教育战线,输送给各区乡充实基层力量。因此,这年秋后和第二年上半年,黄安各地的秘密农协有了较快的发展,工会、商会、妇女会以及少年儿童、青年等群众组织,也都开始建立起来。

  一九二六年秋至一九二七年六月,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和省农协章程及惩治土豪劣绅条例的下达和贯彻,纷纷走向公开的工会,农会迅猛发展。在此时期,董必武同志以中共湖北省委委员和国民党中央后补执委、省政府农工厅长的合法身份,一方面把黄安党组织的负责人王健等推荐为省农协特派员派驻鄂东北地区,加强对农民运动的组织领导,另一方面,他又多次寄信回乡指导工作,并提议黄安党组织选派优秀党员王秀松、戴克敏,汪奠川等,先后两批赴广州和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直接聆听毛泽东同志的教诲。

  在董必武同志的直接指导和推动下,黄安地区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浪潮逐步高涨,乡村大革命席卷而起的农民运动,燃起了通天烈火。黄安十个区,共二百一十个乡,普遍建立了农民政权,农民协会会员人数达十五万之众。他们伴着呼啦啦的犁头大旗,拥护清算,平粜委员会,接二连三地打开了座落在县城、七里坪、八里垮三处屯粮万担的“丰豫仓”(又名义仓),赈救了大批的饥饿灾民,取缔了“缉私队”,公判了吴惠存,大闹了龙潭寺,镇压了李介仁等反动恶霸乡绅,一时人心大快!

  在斗争烈火中,中共黄安县委员会诞生了I在各地区、乡农民协会代表大会先后召开的基础上,紧接着审判土豪劣绅委员会建立之后,县农民协会建立了,各地工人纠察队、农民自卫军的武装组织,按县为大队、区为中队、乡为分队的建制,也相应地组织建立起来,真是“山回水应铜锣响,万壑千村举红缨”。他们汇成一股锐不可挡的铁流,强制施行农会诸禁、充当各级政权的强大支柱,保卫群众生命财产(主要是胜利果实)以及社会秩序,打击不法的,顽固的封建势力及其反动分子的嚣张气焰,大长了革命人民的志气,大灭了土劣官绅的威风,从而保障了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沿着党所指引的方向健康地发展。

  正当农运猛烈高涨,革命烈火烧得全县一片红时,晴天一个霹雳传来,蒋介石发动了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接着,夏斗寅也相继叛变。一时间,湖北地区许多党团骨干和工农群众倒在血泊中1在这个节骨眼上,董必武同志于一九二七年初夏赶回故乡,面对高桥区反动的西寨会首妖言惑众、捣毁农会、拼凑反动地主武装准备向革命人民大举反扑的紧急情况,挺身而出,在黄安党组织负责人郑位三同志的陪同下,与伪县长李墨林(又名李西元)当面谈判,严厉训斥他们“认清时局,顺应潮流”,“不能站在封建势力一边”,“否则,黄安人民不会答应1”

  五、六月间,武汉的形势急转直下。各地反动势力也伺机蠢蠢欲动。黄安的反动顽固势力串通流氓地痞,收买反动会道门的大小头目,再树旗帜,纷纷拉起诸如红枪会、黑旗会、大刀会、扇子会、挺肚子会等名目繁多的反动武装,暗中与蒋、夏呼应,和邻省豫南光山县的反动红枪会相勾结,对革命人民大肆进行“血洗火焚”式的疯狂报复。

  故乡人民在流血,黄安党组织在请援,革命处于成败的危急关头1董必武同志一面派他的得力助手、共产党员张培鑫星夜返回故乡,指示黄麻两县党组织,按“新策略”和“新方法”之要求,植根于“真正的群众基础”之上,“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另一方面,和在身边的同志一道,通过党的组织和可靠的社会关系,秘密购买了一百二十支“汉阳造”和“九子连”的长短枪支(其中十二支短枪)以及一批弹药,派人及时运回黄安,从实力上加强县农民自卫军的武装力量。
 
董必武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
董必武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
  由于国内外反革命势力的强大,也由于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危害,第一次大革命遭到失败。“七。一五”后的黄麻地区处于反革命烧杀抢掠的白色恐怖之中。革命营垒内部的不坚定分子,也接连发生动摇,脱逃、甚至叛变等问题。这时,董必武同志虽被迫转入地下活动,但暗中仍与家人保持秘密联系,化名指示黄安县委“要注意提高斗争策略”,依靠有群众基础、有革命坚定性的干部党员,尽可能保存武装力量和党的组织机构。于是,中共黄安县委在迁到七里坪之前,选举了郑位三同志为代理县委书记。不久,国民党反动派及地方土豪劣绅大肆“清党,剿共”,新上任的伪黄安县知事贺守忠悬示布告,张贴四乡,通缉追捕董必武、王健王秀松戴克敏汪奠川曹学楷等九十二名所谓‘共产头子”。

  董必武同志亲自培育起来的黄安革命者,遵循董必武同志的一贯教导,奋起以革命的武装反抗反革命的武装。黄安党组织和潘忠汝、戴克敏、吴光浩、曹学楷等同志坚决响应党中央“八七”紧急会议的号召,按照湘、鄂、赣、粤四省暴动大纲,带领群众“揭竿而起”,举行了震撼全国的黄麻起义,夺取了黄安县城,建立了工农民主政权。由董必武同志亲手播下的革命火种,愈烧愈旺,愈烧愈猛,烧红了黄安,烧红了大别山麓。黄麻起义后,这支革命武装以井冈山为榜样,走上了工农武装割据的道路,开辟和创建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
 

董必武的廉政


  仔细研究董必武同志,不难发现功勋卓著的董老不仅是一位出色的革命家兼诗人,而且还是一位少有的“清官”。

  1957年,董老做了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当时,他家住在北京钟鼓楼后的一个昔日王府的大院里。院子很大,有花园有水池,很气派。他的儿女们也都乐意住在这里。由于“高院”离此很远,每天往返不仅不方便,而且还需要很多人来送文件,花费了不人力物力。董老考虑着搬到离“高院”较近的中南海去居住,尽管当时中南海的房子较为窄旧,但他仍不改初衷。一天晚上,董老和盘托出自己的主意,却立即遭到尚在读书的子女们的反对。董老耐心细致地对全家人说:“第一,为我一个人,要有警卫排,要烧锅炉,要煤,要人跑这么远送文件,搬到中南海,这些都统一解决了,为国家节省了人力物力。我不该搬吗?该搬。这二呢?”稍作停顿后,他更深沉地继续说道:“我上班太远,要坐很长一段距离的汽车,要用掉不少汽油。如果家在中南海,再到高院上班,近了一半路程,也就节约了一半汽油。我们国家还穷啊。”

  1958年初春的一天晚饭时,还在读初中的女儿董楚青养成了一种不好的吃饭习惯。吃饭时,董楚青急于扒饭,三扒两赶地吃完了,掉了不少饭粒在桌上。小楚青丢碗就想跑,结果被董老叫住。“你看看,你看看。”董老连连说道。年岁还小的女儿楚青茫然不知所措,怔怔地望着饭粒,默不作声。一生惯读诗书的董老马上联想起古老的“锄禾日当午”诗句,绘声绘色地对女儿说道:“碗里、桌上有多少饭粒?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啊,粒粒不能丢啊。”接着又严肃地说:“拣起来吃了。”此后,女儿楚青再也不浪费粮食了。
 
左起:董必武、周恩来、李济深、刘少奇、毛泽东、朱德
左起:董必武、周恩来、李济深、刘少奇、毛泽东、朱德
  1964年春,董老的一个侄孙子去北京看他,一是想见见世面;二是特别想通过他的关系谋得一份较中意的工作。董老一面热情地接待了侄孙子,一面又对他施以严格的要求,在北京逛逛可以,但不准租用小车,更不许在外面暴露与董老的亲戚关系。那位侄孙子在北京住了大约一个星期,董老即要求他回家投入生产劳动。临别的头一天,董老给侄孙一些路费和小礼物,并把他叫到跟前说:“我在政府里的地位很高,但我们都是供给制,除了个人生活、住宅不成问题外,不能乱开支。你家的困难,主要靠自己克服,实在克服不了的,可以找当地政府。”早就在寻找提出自己想法时机的侄孙子赶忙说道:“你没钱给我不要紧,那你写个‘条子’给我,我拿你的‘条子’去找县政府,很见效。”董老严肃地说:“那怎么能行?我不能插手地方政府的事,更不能要求地方政府给你特殊照顾,你要相信地方政府会秉公办事的。”他语重心长地勉励年轻的侄孙子要安心农村工作,要走出一条自己的路,不要向政府乱伸手,也不要向他提出不符合政策的要求。
 

妇女队的男队长


  1944年1月,中共中央在延安为董必武举办60华诞祝寿活动时,邓颖超看到徐特立、谢觉哉为他撰写的“生平简历”,非常认真地说,你们漏落了董老的重要一节,长征时他还担任过妇女队的队长呢。在场的周恩来当即诠释并作证:这确实是董老不寻常的职务,应该浓墨重彩写一笔。

  1933年10月,红军北上长征时,中央纵队成立了一个干部休养连,共有100余人。目的是照顾那些年老体弱、生病负伤的干部、战士以及30多位女同志。当时,董必武已年近半百,亦编列在内。

  可是,从瑞金出发不久,蔡畅贺子珍等人向周恩来提出,女人有女人的特点,不便与“休养队”混杂。另外,女战士多系青年,应该与男战士一视同仁,最好单独编队。

  于是,中央纵队总卫生部卫生支队决定创编一支妇女队。在考虑队长人选时,周恩来先是提名李坚真。但是,干休连连长侯真有异议,因为作为指导员的李坚真本身工作就十分繁重,而且一时难以物色其他人顶替。

  后来,周恩来又与任弼时杨尚昆等人商议,杨尚昆认为妇女队队长不一定要女性担任。董必武德高望重,又曾任过中央党校副校长,在女同志心目中威信颇高,他是最合适的人选。
 
董必武
董必武
  周恩来将此意征求董必武看法时,董必武回答说,男人负责女人的工作,想必要碰上难以想象的困难。但是,长征是特殊的战斗,在这特殊的战线中,我绝对听从党的安排。

  从此,董必武便成了妇女队的“胡子队长”。

  妇女队一路要运载60副担架,每人肩扛两副。而且,为恐敌机袭击,全是夜行军,还不准点火把。董必武便把妇女队按体力大小分成了两组,弱组一人扛一副,强组两人抬五副。虽然当时的担架不太重,只用两根木棍,中间用布条网成,但是每逢天雨路滑,还是寸步难行。董必武在途中,要前后往返跑别人几倍的路,既要鼓励,又要换肩。经常摔在泥坑里,满身皆是泥浆,还逗几句“泥人董”的笑话,惹得大家兴奋不已。董必武为激励队员,还编唱了一首《担架歌》:“担架担架,既担又架。巾帼好英雄,须眉也认下……”

  部队到了瓦窑堡休整时,大家见到董必武面黄肌瘦,疲惫不堪,都不忍心,感叹不已。董必武却哈哈大笑地说:“老蒋(蒋介石)想逼死我们,可他做梦也想不到,我董胡子还要感激他这一招呢,要不,我哪有这么多可爱可亲的女儿,还添了孙子当上爷爷呢。”

  妇女队的队员,亦个个将董必武当作“慈父”一样看待。她们中还流行几句顺口溜:有了必武,我妮必胜。夜行八百,有盏明亮。日思万里,笑望前程。

  长征到黎平县后,毛泽东知悉董必武所经历的艰难困苦,觉得有疚于这位年事较高的老战友,决定不再让他担任妇女队长,将其调至林伯渠主管的“没收征集委员会”任委员,兼任中央纵队干部休养连党支部书记。毛泽东还将一双未舍得穿的胶鞋,送给董必武,略表由衷的敬意。
董必武
董必武

  1935年年初,红军胜利到达陕北后,平时滴酒不沾的董必武,却特地邀请妇女队的队员喝酒庆贺。他赞许这些“长征中的女英雄”,并即兴作诗曰:

    四渡赤水若等闲,大渡天险亦心坦。
    夹金山上积雪奇,茫茫草原何足难。
    红军女英爽夙志,风卷神州红烂漫。
    古来旧观须推翻,巾帼敢顶半片天。
 

参加旧金山制宪会议


  1945年6月26日,联合国制宪会议在旧金山退伍军人纪念大厦的大礼堂进行最后的、也是此次大会最庄严的议程:参加会议的五十个会员国的代表(波兰政府代表于10月15日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故后来一般说五十一国代表签字),在联合国宪章和另一个包括过渡办法的文件上签字。签字仪式在肃穆的气氛中进行。按照大会商订的程序,中国代表团第一个在宪章上签字。正午时分,董必武同志用毛笔代表中国共产党签上了“董必武”三个刚劲有力的楷体字。

  这是历史上不同寻常的镜头,又是激动人心的时刻!董老能够作为一名中国代表团的成员来到旧金山参加具有历史意义的盛会,也是经过一番不小的斗争才得以实现的。
 
董必武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
董必武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
  1944年8月27日至10月7日,美英苏三国和中英美三国的代表,先后在华盛顿附近的敦巴顿橡树园举行会议,根据全世界爱好和平人们的愿望,为避免再罹致世界战争的劫难,拟定成立一个国际性机构,来负责维护世界的和平与安全,并建议机构的名称叫联合国。1945年2月,美英苏三国首脑在雅尔塔会晤,决定4月25日在旧金山举行联合国宪章制宪会议。中国是联合国的发起国之一。那时的中国,抗日战争已打了七年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力量,正在飞速的成长壮大。当时美国驻华使馆的一些外交官员在写给美国国务院的备忘录中,也承认“中国共产党已成为最活跃的力量”,抗日战争“是成功的”。(谢伟思:1944年10月9日备忘录)但当时国际国内形势错综复杂。国民党当局曾想一手包办代表团的组成,这当然是中国共产党、民主党派和全国人民不能接受的。1945年2月18日,周恩来同志代表中共中央多次致函“调停”国共关系的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强调指出:“决不能仅由国民党政府的代表参加会议”,“设若国民党独占代表名额,将不仅为不公平与不合理,并将表示他们的见地是要分裂中国。”经过多方几次交涉,国民党当局才不得不允许中国共产党和解放区军民派人参加代表团,但仅给了一个名额。党中央经过周密研究之后,决定派德高望重的董老作为代表团的成员赴旧金山参加制宪会议。

  1945年4月6日,董老从延安乘飞机抵达重庆。当天,中国民主同盟举行茶会。沈钧儒、黄炎培、章伯钧、陶行知、史良等四十余位著名人士到会。会上,董老激动地说:这次旧金山会议代表的决定,我党中央是极不满意的,而我们所以出席,则全为吾人之爱好和平,力求民主团结的委屈求全精神,并为国际和平而奋斗。沈钧儒、黄炎培、章伯钧等在发言中强调指出,董必武先生是代表劳苦大众,欢送董必武先生是欢送中国人民的代表。重庆妇女界也举行茶话会,欢送董老。

  4月12日晨,年逾花甲的董老带着全国人民的心愿,在秘书章汉夫、陈家康的偕同下,乘飞机离渝赴美。当时处在战争环境,途中交通条件很差,乘坐的是没有座位的军用机。飞机要首先飞到印度的加尔各答,然后转飞中东,跨非洲,横渡大西洋,到巴西,再北飞纽约。旅途的辛苦和劳顿是可想而知的。21日,董老乘坐的飞机终于在纽约的莱加弟机场降落,在纽约小住休息之后,在旧金山会议正式开幕的头一天(6月24日)到达了旧金山。

  “金门朗月窥窗隙,照见离人彻夜苏。”“热闹文明夸富丽,紧张生活斗新奇。”这是董老在旧金山所赋《旅居美国旧金山杂诗五首》中的两句,也是董老及其随行人员在旧金山紧张工作情况的写照。

   旧金山制宪会议于4月25日下午4时半正式开幕。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取得决定性胜利、全部战争即将结束的前夕,反法西斯各国举行的盛会,五十个国家二百八十多名代表和一千七百多名顾问、专家、记者聚集一堂,会场周围还挤满了关心这次大会的人群,气氛十分热烈。中国代表团中的中国共产党代表,更引起新闻界的兴趣。5月1日,在中国代表团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董必武同志自然成了记者们注目的对象。美国记者好奇且友好地请董老站起来同大家认识。董老当即落落大方,微笑起立。记者们看见站到他们面前的是一位温文尔雅、令人起敬的长者,顿时响起一阵热烈的掌声。一位记者询问董老:旧金山会议的成功,是否将有助于造成中国内部团结与和谐?董老欣然回答:“是,但非是直接的。”语言准确、简洁而有分寸。他的答复由译员译成英文后,主持招待会的宋子文高声重复了一遍,听众均鼓掌欢迎。
董必武等接见美军陆战队卡而逊
董必武等接见美军陆战队卡而逊

  董老到美国,是中国共产党人第一次以公开身分在美国活动,他非常珍惜这个难得的机会。在旧金山,除了参加会议之外,他还广泛地接触美国的朋友和我们的侨胞,向他们介绍中国解放区军民进行经济、政权建设的情况,介绍抗日的战况和取得的辉煌战绩,阐述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的方针以及要求民主、争取团结、建立联合政府的统一战线政策。尔后又访问了旧金山市唐人街,先后参观了中华会馆、中华学校和东侨医院等,还在中华学校向热情的学生们发表了讲话。联合国大会闭幕后,7月初,董老一行离旧金山赴纽约,更广泛地会见了当地的侨胞,拜访了中国人民的朋友史沫特莱、史迪威的女儿和赛珍珠等。此外,在旧金山期间,董老还要章汉夫、陈家康和在美国工作的徐永瑛等同志一起,利用当时的有利条件,撰写出版了近三万字的《解放区实录》(用英文发表),在联合国的各代表团、新闻记者及一些外国朋友中广为散发。一家华侨报纸在显著位置刊登了他的讲话——《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政策》的全文(已收入《董必武选集》)。美籍华人邝治中曾写道:“1945年联合国在旧金山成立,当国民政府出席成立仪式的代表宋子文前来访问纽约时,他住在一家豪华的旅馆里,拒绝邀请去唐人街发表演说。相反,出席联合国会议的中共代表董必武(他那时在旧金山)却在华侨主持的许多集会上讲话。这给纽约的华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所以后来在考虑中国在战后世界中的前途时,华人中间几乎没有人认为国民党的独裁统治继续下去会有什么好处。”(《纽约唐人街》第151页)总之,我们的董老不愧为人民的真正代表和使者,他卓有成效地完成了党中央、民主人士和全国人民赋予的重任。董老胜利地完成任务后,于11月20日回国,26日抵达重庆。

  1945年4月,抗日战争胜利前夕,董必武同志代表中国共产党出席了在美国旧金山举行的联合国制宪会议。这是董必武同志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名。
 

董必武只写“群言堂”


  新中国成立后,董必武担任过政务院副总理、政法委员会主任,领导过司法工作。后因年岁已高,主要担负名誉性职务,1959年任国家副主席,“文革”中还代国家主席。

  因惟有他与毛泽东在党内资格最老,受命主持党史编写,在极“左”环境中却难下笔。他在毫无实权的情况下,洁身自律,应邀题词时总大书“群言堂”三字,种种心曲尽在不言中。1975年4月2日,董老以89岁高龄因肝癌去世,病榻上的毛泽东闻讯连续几日伤感不已。开天辟地一代英杰虽相继凋零,党的事业却后浪推前浪,不久神州巨变便足慰英灵。
 

知情人回忆董必武

董老过雪山让马救"小鬼"

  长征时期曾任董必武先生勤务兵的钟珠瑞老人回忆:1934年,他十五六岁,当时在红一方面军九军团下面一个师的卫生队工作。当年11月的一天,正准备突破敌人的第三道封锁线,当时师直属队政治协理员通知他去“红星”纵队工作,委派给董必武当勤务兵。
 
陈云和董必武
陈云和董必武
  当时的董必武已经49岁了,是中央党校校长、中央党务委员会书记、中央临时政府执行委员、苏区最高法院院长。

  进入贵州后,天天下雨。董老有两块油布,一块搭在马背上遮书籍,一块披在肩上挡雨,因为他深爱自己的书。他俄语很好,战斗间隙经常学俄文马列著作,又读又背,中间还用毛笔小楷批注。“我没有文化,看不懂,董老就告诉我说,‘等你以后有了文化,就知道没书读的滋味了’。”

过雪山董老两次让马

   过夹金山时,临近下山时候,董老的马夫掉队了,由钟珠瑞临时牵马。当时要过一条冰河沟,钟在前面拉着马,董老跟在马后,钟介绍:“我当时往前一跳,马缰绳一拽,马受惊把我就拉到河沟里,当时河那里是塌方的,水流又急,一下子被冲出五六十米,最后被毛主席的担架队救上来,之后,董老就把自己的马让给我骑。”

  此后钟珠瑞又面临一次危险:翻第二座大雪山时,钟冻得双脚不听使唤了。钟对董老说:“我走不动了,你们别管我,先走吧!”说罢大哭。

  董老叫钟珠瑞把背在身上的暖瓶取下来,倒了一碗热水给钟喝,这个时候,徐老、谢老、成仿吾几个老人也过来了,成仿吾把万金油给钟珠瑞涂,谢老从怀里摸出一小块生姜,徐老也摸出一个干辣椒。

  “这么一来,我才渐渐缓过来。”之后,又是骑着董老的马前进。

“没有照顾好董老,他从来不怪,我很内疚”

  “长征四老,当时年龄都很大了,但在长征中,除了组织配给他们每人一匹马和一个勤务兵之外,其余都和大家一样,翻雪山过草地,没有哪一样拉下。”钟老回忆说。

   他介绍,徐特立作为毛主席的老师,当时在半路上自己的马的腿被拗断了,他没马了,就一直走到了陕北。

  “我在长征中,1934年那个时候我年纪小,每次都掉队,当队伍到达后,都吃完饭了,我才迟迟赶到,但董老从来没有怪过我。没有照顾好董老,是我经常觉得对不住他老人家的,他从来不怪我,但我很内疚,这是我一辈子最遗憾的。”一说到这个时候,钟老的声音慢慢低了下去,老人的心思漂远,一直漂到了苦难的长征岁月,战火纷飞的年代和回忆里。
 

忆在董老身边的日子——刘国安

  我原在河北省武强县游击大队,1942年“五一”大扫荡前调冀中部队,1946年初调北平军调处执行部中共代表团保卫部工作,6月初的一天,李克农和我谈,交我一个重要任务,去南京将一个密件交周恩来副主席。6月7日,我从北平乘飞机抵达南京,驱车到达梅园新村,把密件交邱南章同志,转呈中共代表团团长周副主席。在一周之内,又跟随首长的车出出进进,我心里想这是看我当警卫员是否合格,来后听董必武同志的警卫员说我要接替他的工作。果然,邱南章组长找我谈话,说我机警能干,留在南京给董老当警卫员,随后引我去见董老。当时我心情很紧张。进门一看,却是一位慈祥的老人,董老留着胡子,穿一件长衫。那时董老年逾半百,见我们进来,立即热情打招呼,走到我跟前笑着说:“你是来给我帮忙的吧,欢迎,欢迎。”我忙说: “我是北方人,听不懂您的话,您的生活习惯我也不熟悉,恐怕难以适应。”董老说:“不要紧,慢慢地我们会互相熟悉了解的。”

  尽管如此,但我心里忐忑不安,怕做不好本职工作。过去在抗日前线打过仗,在北平协和医院(北平军调部)站过岗,仅懂得一般保卫知识。现在来到蒋管区,警特猖狂,宪兵遍布,情况十分复杂,但那时董老天天外出,临出发前,我总是先请教王炳南同志,弄清会见什么人,在什么场合,哪些人参加,车应该走什么路线,并与司机老段同志商量怎样做好安全保卫工作。
 
董必武作《学焦裕禄同志》
董必武作《学焦裕禄同志》
  中共代表团驻在南京办事处梅园新村,四周被特务包围,他们在办事处周围设立许多特务点,从高楼房的明窗暗洞里用望远镜、照相机对我们院里了望、拍照。院外地面上,有各种摆摊设点、补锅钉鞋、算命卜卦、说书卖唱、照相绘画、谈情说爱以至乞讨要饭的等等,许多都是由特务伪装的。特别是那些戴着墨镜腰间藏着手枪、插着匕首的公开特务,四处乱窜。我们每行动一步,他们都时时尾随,有时费很大劲才把他们甩掉。

  1946年11月19日,周副主席根据党中央指示飞返延安,办事处的工作重担落在董老身上。董老肩负着重要使命,置身于龙潭虎穴之中,与顽敌进行斗争。俗话说明枪易躲、暗箭难防,担负随从、保卫工作的人为首长的安全特别担心。此时,国民党因政治阴谋破产,军事失败而恼羞成怒,于是全都发泄在暗害与屠杀革命者的卑鄙勾当上,特务活动更是疯狂猖獗。董老临危不惧,与张牙舞爪的敌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为了揭穿蒋介石正在酝酿的新阴谋,向各民主党派和各界人士宣传中共中央的方针政策,我经常跟随董老冒着风险,闯虎狼窝,与敌特周旋。有一次董老有事到张治中先生那里去,我们的车刚出门,特务的摩托车、三轮机动车、十轮汽车就蜂涌似地跟了下来。为了摆脱敌人,董老亲自指挥司机,时而加大油门高速前进,时而突然刹车停了下来。当我们的车行至大街十字路口时,董老要司机减速慢行,特务们的车也减速,当快接近停车线时,红灯将亮而未亮的一刹那间,董老一挥手,我们的小车飞快地冲过了十字路口。我们的车刚一过,红灯亮了,特务们的车只好急刹停下来,从车旁反视镜里,我们看到特务们气得干瞪眼。我们终于甩开敌人来到了张治中先生家。许久以后,特务们的车才过来。我坐在警卫室里,特务走上来拉着粗嗓子问我:“董必武在里面吗?”我说不知道,反问:“你们是干什么的?”那些笨蛋以为我是这里的门卫,拿出一张名片给我看,上写“×××行动小组”。我说:“你们出去!”特务们只好灰溜溜地退出门外。一会儿,张治中先生送董老出来,我拉开车门和董老一起驱车扬长而去。等特务们醒悟过来时已无可奈何了。董老在敌人包围中,从不顾及个人安危。为了会见民主人士,不让特务发现,经常在晚上十二点以后乘车出门。有时会见地下党的同志,深夜闭灯开车出去,为了保证党的机关和同志们的安全,董老叫司机在离到达地很远的地方停车,让我和司机等候,他独自一人摸黑步行。我们常为他老人家的安全捏着一把汗,但每次他都镇定地回到原地。

  蒋介石玩弄的政治欺骗和军事进攻的反革命两手阴谋受到严重挫折以后,当时的政治形势更要求我们党向各民主党派广泛宣传中共的政治主张,揭露蒋介石假和平的阴谋。董老的工作一天比一天繁忙,又是主动找上门去做工作,又是应邀参加集会演讲。民主党派的每一次邀请,他总是欣然答应,充分利用任何一次接近群众、宣传群众的机会。正如董老自己所说的:我们是党中央、毛主席派到这里来做统一战线工作的,不应该放弃任何一次机会。但是以往的经验告诉我们,敌特分子往往利用公众集会的场合,寻衅捣乱,残害革命领导人。董老每次出去参加集会演讲,我全身的弦就绷得紧紧的,百倍提高警惕,董老却泰然自若,毫不介意。有一次,郭沫若、沈钧儒、张澜、史良、黄炎培等人请董老去演讲,会场秩序很乱,我对董老说:“你看这多乱。”他笑着说:“这是我们的老朋友,你放心。”但我一直集中精力注视着会场及四周的情况。1946年12月10日,南京各界举行陶行知先生追悼会,几名知名人士邀请董老亲临会场。到那里后,董老先为我国这位教育家写了挽联,发表了讲话,痛斥了蒋管区的法西斯罪行。仪式结束后,许多与会者把董老团团围住,伸出各式各样的笔记本让董老签名留念。正在这时,突然挤进一些不明身份的人,我看处境危险,请董老快走,他却坚定地说:“不去管他,这事要紧!”这可把我急坏了,忙对我代表团的郝汀同志说:“老郝,这场合太乱了,请您帮忙配合吧。”老郝说:“都是民主人士,没事!”大家争先恐后让董老签名,他一一签完才和大家告别。事后我关切地对董老说:“这场合太危险了,以后别给他们签字了。”董老郑重地解释:“搞统战是我们的职责,要充分利用宣传的好机会,别人找上门来,我们何乐而不为呢?多争取一个人就多一分力量。今后他们即使不支持我们,也要考虑是否反对我们。我们今后还应该多争取这样的机会,主动去做团结工作,不断扩大我们的革命阵线。”董老一席话使我顿开茅塞。
 

社会评价

 
1975年春,董必武与何连芝及全家
1975年春,董必武与何连芝及全家
 董必武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革命战斗的一生,是不断开拓前进的一生。他从一个清末的秀才,成长为一个激进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者,又成长为一个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这中间走过的道路是很不平坦的。他亲眼看到过旧中国几个朝代统治的黑暗和民族灾难的深重,经历过几个时期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风雨。他对中国的历史、文化和社会状况有深切的了解,对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斗争生活有丰富的经验。他没有被旧的历史文化知识所束缚,没有被局部经验所限制,而是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理论指导下,把这些知识、经验提炼、升华为正确的思想原则,指导自己的革命行动。他不断从毛泽东思想中吸取精神营养。他的一些独创性的思想成果,也充实和丰富了毛泽东思想的宝库。正是由于具有这种思想基础,他才能够在极其复杂的革命斗争中,在一些重大的历史转折关头,正确掌握并坚决执行党的纲领和政策。他在党内政治生活中总是立场坚定,是非分明,表现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高度的党性。这是特别值得称道的。

  董必武同志的崇高的革命精神和道德品质表现在许多方面。他一生工作勤勤恳恳、兢兢业业,从不计较个人得失,把自己的一切献给革命事业,真正实践了共产党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他身居高位,从不自视特殊,而是严格要求自己和亲属,注意以身作则,服从组织,遵守纪律,不徇私情,敢于同一切损害人民利益的违法乱纪行为作斗争。他谦虚谨慎,平易近人,爱护干部,团结同志,善于同党外朋友合作共事,时刻关心群众,同群众保持密切的联系。他好学深思,刻苦攻读马克思主义和文化科学书籍,注重理论联系实际。他热情奖掖青年后进,循循善诱,诲人不倦。读书是他平生的一大嗜好。对于中国古典诗词、书法和文化历史有很高的造诣。他不愧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和中国共产党优良传统的杰出代表之一。
 

董必武纪念馆


  在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董必武同志诞辰一百周年(1986年)前夕,董必武纪念馆在他的家乡湖北省红安县落成。纪念馆建筑面积1370平方米,由徐向前元帅题写馆名。
董必武纪念馆
董必武纪念馆

  纪念馆坐落在红安县城东郊烈士陵园内的苍松翠柏丛中,是一座古朴典雅的庭院式建筑。大门横匾上是徐向前同志题写的“董必武纪念馆”六个金色大字。院内迎面是一尊董老安祥地坐在沙发上的两米高的塑像。李先念同志为纪念馆的题词为“丰功伟绩,光照千秋”。陈丕显、程子华、韩先楚等同志也分别为纪念馆题词。

  纪念馆分三个展室,从不同方面反映了董必武同志由一名民主主义战士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并成为革命运动的先驱的经历,记录了董老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为党的教育、党的纪律和红色政权的建立所进行的开创性工作,以及新中国成立后董老作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之一,为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作出的不可磨灭的贡献。

  在七百四十多件展品中,有照片四百多幅,书信、手迹及文物二百七十多件。其中包括清朝湖广总督向皇帝保举董必武为“拔贡”的奏折,董老精心修改的法律文件原稿和董老临终前写下的《九十初度》一诗的手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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