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百科新概念
提示
 正文中的蓝色文字是词条,点击蓝色文字可进入该词条页面;
 正文中的红色文字是尚待创建的词条,点击红色文字可进入创建词条页面;
 欢迎参与词条创建或编辑修改!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共同建设中文百科在线,共创知识文明!
zwbkorg
关注微信,获取更多信息
阅读 5894 次 历史版本 2个 创建者:冰菊物语 (2010/11/24 14:38:48)  最新编辑:冰菊物语 (2011/11/11 13:51:48)
农奴制
拼音:Nóngnú Zhì (Nongnu Zhi)
英文:Serfdom
同义词条:封建领主制

  农奴制是封建社会中封建领主在其领地上建立起来的剥削奴役农奴的经济制度。由于被剥削的主要对象是农奴,故名又称封建领主制。在这种制度下,少数封建领主或农奴主占有土地、山林、草原和河流等绝大部分生产资料,并部分占有农奴;农奴从农奴主手中分得一块份地,作为代价他们必须无偿耕种领主土地,服各种劳役,并上缴大部分劳动产品。农奴制的基本特征是农奴被束缚在土地上,不得不依附于农奴主。而农奴主则利用这种人身依附关系,对农奴实行超经济的强制剥削。农奴制的地租形式主要是劳役地租,辅以少量的实物地租和货币地租。
 

简介

 
农奴制
农奴制
  农奴制,又称封建领主制。是少数封建领主或农奴主占有大部分生产资料,并部分占有农奴;农奴服各种劳役,并上缴大部分劳动产品。农奴制的基本特征是农奴被束缚在土地上。而农奴主则利用这种人身依附关系,对农奴实行超经济的强制剥削。

  典型的农奴制产生于中世纪欧洲。它是在罗马奴隶制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而直到19世纪,俄国印度仍保持着农奴制。这些地区的农奴与农村公社有着密切的联系。中国历史上是否存在农奴制,学术界看法不一。民主改革前,中国少数民族中约有400万人生活在农奴制下。最为典型的是西藏的农奴制和西双版纳傣族封建领主制。 中国西藏地区,于1959年实行民主改革时,彻底消灭了农奴制。

  14世纪,随着莫斯科公国政治和经济实力的增强,外来骚扰减少,俄国的封建经济出现较快的发展。到了15世纪,出现小封地占有者阶层,称为地主贵族或小贵族。地主贵族为了从封地上榨取最大收入,必须有足够的劳动人手,因此都竭力把依附农民固着在土地上。到了近代,沙皇们多次制定法令,限制农民的迁徙。 1649年,沙皇阿历克谢·米哈依洛维奇颁布《法典》,规定农民不论逃亡多久,只要被找到,就必须连同其家属和全部财产都归还原主。《法典》从法律上确立了俄国的农奴制度,标志着俄国农奴制的形成。

  农奴制束缚了人们的自由劳动力,阻碍了国家经济的发展,是俄国落后的原因。
 

起源


  隶农制起源于古罗马共和时期,隶农制有一定的人身自由,有自己独立的经济,但是他本质上是依附于主人的,隶农制起源主要是罗马共和后期,当时一个是奴隶发生了大规模的起义,比如像斯巴达克起义。另外一个罗马在海外的奴隶数量由于扩张战争的停止,所以奴隶的数量来源也有限,在这样的情况下,就迫使奴隶主改变他们的奴役方式,将奴隶主很多庄园把大地产分成若干的小快给奴隶种,这就是隶农,当然隶农的起源在罗马共和时期最初还是一些自由人,但是在奴隶主被迫放弃那种奴隶制的生产方式以后,把小块土地分给奴隶,原来的自由人获得小块土地的奴隶逐渐地也丧失了人身自由,依附于奴隶主。

  中世纪是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时间跨度从西罗马帝国的衰落延至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爆发。一般来说,史学界认为,古罗马帝制初期的隶农制和日耳曼人大迁徙之前的温和的奴隶制被看作是中世纪西欧农奴制的渊源。日耳曼人在迁徙后灭掉了西罗马奴隶制帝国,建立了一系列新兴封建国家,诸多战乱的摧残、沉重的税收与兵役负担、教俗贵族的土地兼并使大量的日耳曼自由农民破产,纷纷沦为封建主的依附农民——农奴。另一方面,国王通过土地的层层分封,构建了一个森严的封建等级制度,各级世俗和僧侣贵族占有大量的土地,拥有封建的领主权,包括司法权,行政权及各类经济隶农权,他们将农奴限制在自己的庄园中进行奴役。大约在十世纪,西欧农奴制基本形成。

  14世纪,随着政治和经济实力的增强,外来骚扰减少,封建经济出现较快的发展。到了15世纪,出现小封地占有者阶层,称为地主贵族或小贵族。地主贵族为了从封地上榨取最大收入,必须有足够的劳动人手,因此都竭力把依附农民固着在土地上。到了近代,沙皇们多次制定法令,限制农民的迁徙。标志着农奴制的形成。
 

制度野蛮

黑暗制度

  六七个世纪之前,在欧洲曾经存在着一种封建农奴制,农奴制和教会的肆意横行让欧洲的那个时代被称为“黑暗的中世纪”,在西藏直到20世纪50年代也存在着封建农奴制,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制度呢?法国藏学家亚历山大·达维·尼尔,被认为是第一个到达拉萨的欧洲女性。她在1953年出版的《古老的西藏面对新生的中国》这本书中写到,旧西藏所有的农民都是终身负债的农奴,他们完全丧失了一切人的自由。
农奴制
       农奴制

  法国的理性主义的三杰: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特别是伏尔泰和卢梭,对欧洲中世纪的批判毫不留情,对西藏神权和政权合一的政教合一的制度,认为这是最黑暗的制度。

  历史学家所说的中世纪是指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到1640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爆发这一段历史时期。

  古罗马在公元前的三世纪末和二世纪初到公元的二世纪,大概400年的时间里,发展出很大规模的奴隶制庄园。像在西西里的一些奴隶制的大庄园当中,奴隶甚至要戴着镣铐进行劳动,在监工的皮鞭下。在西藏的庄园也是以庄园的形式进行生产、组织、劳动、分配的,这个和古罗马的奴隶制的庄园有相近之处。农奴制和奴隶制只隔着一张纸,它是人类史上依附程度最强的人身依附制度或者最残酷的剥削制度,农奴制是接近于它的,仅次于它的亚残酷的制度。
 

悲惨境遇

  在西方的文学艺术作品中,不乏对这一时期底层人民生活的记录。作为一个农奴一生人身没自由,也没有什么真正的家庭幸福。生产劳动又很繁重,生产劳动不是按自己意愿,成果也大部分不归自己所有。没有迁徙自由。在教会统治下更没有表达自己思想和意见的自由。

  在中世纪的欧洲,虽然已经出现了自耕农和佃农,但是农奴,仍然在一些国家和地区长时间的存在。欧洲的农奴制最晚终结于19世纪的俄罗斯。但在中国的西藏,直到20世纪中叶,仍有百万农奴在没有任何权利和自由的情况下终其一生。他们的境况比欧洲中世纪的农奴更为悲惨。

  朋措扎西,藏族,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原副总干事,用“很野蛮,很落后,很残酷”三个词形容农奴的生活。

  在布达拉宫下面的雪生展览馆,陈列并还原了旧西藏的种种管理制度和生活习俗。农奴的孩子生下来到死一生都是奴隶,也就是说,这个小孩可以出售、可以买卖、可以交换,一切用在物品上的交换都可以用在这个小孩身上。当时旧西藏有个法典,这个法典上说,女人生孩子、鸡下蛋都要交税。
 

残酷历史

农奴制
       农奴制
  位于西藏高原的布达拉宫,是历代达赖喇嘛进行政治、宗教活动和居住的场所。就在这座宫殿的不远处有一座地牢,是专门用来惩罚贫民的,人们叫它蝎子洞。洞里的毒蝎毒死了无数的农奴百姓。这些在今天令现代人难以置信的一幕,都曾是人类历史上的真实场景,是历史画卷中最黑暗、最残酷的一页。对于中世纪这段历史,郭方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专家,曾进行过多年的研究并对历史遗迹做过实地考察。他说,农奴制在世界历史上应该说是一种黑暗的制度,可以讲世界各地曾经普遍存在。比如在欧洲、在中世纪初期形成农奴制,往往是征服、奴役和压迫的结果。使原来各种身份的农业生产劳动者,首先丧失了土地和一切生产资料,然后又丧失了人身自由,当了农奴之后境遇很悲惨。
 

专制的政教合一

  农奴制在人类历史上被认为是黑暗的一页,但是它在西藏和中世纪的欧洲却延续了数百年甚至上千年。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它们长时间存在呢?无论是欧洲中世纪的农奴制还是旧西藏的农奴制,宗教和政权的紧密结合,使农奴制的存在有了深层的制度保障。农奴制是黑暗的一页,至于政教合一的专制统治,更是历史上落后野蛮的一章。从历史的发展进步上,再从横向,各国对比上。无论从经济的发展,无论从政治的民主,无论从人民生活的自由幸福,无论从政治的民主、人权的保障,还有人思想和行动的自由。各个层面来看,农奴制和政教合一的专制统治,应该说是一无是处。
 

俄国农奴制改革

历史背景

  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于1861年进行的自上而下废除农奴制的改革。19世纪上半叶,资本主义因素在俄 国农奴制社会内部逐步发展起来。大工厂逐渐代替手工工场,机器生产逐渐代替手工操作,自由雇佣劳动逐渐 代替农奴劳动。在农业中,商品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日趋瓦解。资本主义发展要求打破农 奴制的束缚。
 

俄国1861年农奴制改革

  俄国1861年农奴制改革,即废除农奴制,是当时俄国新的生产力的发展与落后的封建生产关系之间矛盾冲突所引起的封建农奴制危机,以及由此而产生的阶级斗争尖锐化的必然结果。   这次改革是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为维护贵族地主的利益,并为革命形势所迫,自上而下进行的一次具有资产阶级性质的改革。它成了俄国历史发展的转折点。

改革结果

  改革以后,俄国的封建农奴制度为资本主义制度所代替;尽管还保存着封建农奴制的残余,但俄国的历史毕竟进入了资本主义时期。 农奴制改革的历史背景   十八世纪末,俄国的封建农奴制在部分地区已经开始衰落;到了十九世纪初叶和中叶,更日益走向瓦解。封建农奴制解体的过程也是新的资本主义要素在农奴制内部形成的过程。俄国于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开始工业革命资本主义工厂逐渐代替手工工场,机器生产开始代替手工劳动。1840年俄国从国外输入的机器,价值为101万卢布,到1850年已达268万5千卢布。在采用外国机器的同时,俄国也开始制造和采用本国的纺织机、织布机和缫丝机。至十九世纪中叶,俄国纺织品的产量居世界第五位。其他工业部门如冶金、采矿和造船业也开始使用机器。三十年代以后,蒸汽动力的使用较为普遍。1815年俄国的工厂为4,189个,到1858年增至12,256个。工人人数由1804年的224,882人增至1860年的859,950人,其中雇佣工人占61.4%。在纺织工业和丝织工业中,农奴劳动已完全被雇佣劳动所代替。尽管这些雇佣工人主要是向地主和国家缴纳代役租的农民,但是,在对于企业主的关系上,他们毕竟还是“自由的”劳动力出卖者,是在封建农奴制经济的条件下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关系。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城市人口的普遍增加,对商品粮的需求量迅速增加。十九世纪四十、五十年代,俄国粮食的平均产量为2亿5千万俄担,其中在国外销售的商品粮食为5千万俄担,占产量的20%。这就有力地刺激了商品粮的生产。列宁指出:“地主为出卖而生产粮食(这种生产在农奴制后期特别发达),这是旧制度崩溃的先声。但是,俄国粮食的生产远不能满足国内外市场的需要。为了提高粮食产量,越来越多的地主开始采用机器,改良耕作制度和使用雇佣劳动。不过,在俄国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绝大部分地主是采用增加劳役租和提高代役租的办法,扩大自己的经济收入。在土壤肥沃、工业不甚发达的黑土各省和白俄罗斯,地主主要是靠缩减农民份地,扩大耕地面积,增加经济收入。在这里,十九世纪上半叶,地主的土地扩大了2 —3倍,而农民的份地平均缩减了1/3和2/3,由每人7俄亩减至3.2俄亩。随着地主耕地面积的扩大,劳役租加强了,劳役日也由每星期3天增加到4天、 5天,甚至6天。   在俄国工业较发达的非黑土地带省份,地主主要是把农民的劳役租转变为代役租,并且日益提高代役租的数目。到五十年代末,在工业区每人一年所缴纳的代役租更是大幅度提高。承受着如此重压的农民,为了交付代役租便不得不离乡背井,到城市或遥远的地区受雇于手工工场或从事手工业和商业。这些农民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农村,脱离了土地,成为自由劳动者。这就有力地破坏了自然经济。
农奴制
      农奴制

  上述情况充分说明俄国农奴制危机的加剧,而农奴制危机的加剧破坏了地主经济所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必要条件:自然经济占据优势、农民的份地制度、农民对地主的人身依附等。特别是农业中雇佣劳动和机器的使用标志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农村已经开始出现。这不仅进一步加深了农业危机,而且加速了农村的阶级分化。在农民阶级中,除了大批日益贫困和破产的贫农以外,还分化出了富裕的农民阶层。他们有的租种地主和国有土地,成为土地经营者;有的开办企业、酒店和旅馆,成为企业主;有的收购和转卖农产品和放高利贷,成为商人、高利贷者。而更富裕者成了拥有数万,乃至数十万卢布的大工厂主。他们构成了为农奴关系所掩盖的农村资产阶级,奠定了农村新的、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贵族地主阶级发生了分化,中、小地主陷于破产。从1835至1851年间,拥有不足20个农民的地主庄园,减少了9千多个,到十九世纪中叶,俄国无地产的地主已达数万人。

  值得注意的是,在贵族地主中分化出一批采用资本主义方式改造和经营自己庄园的资产阶级化贵族地主。他们为数不多,但是,它是农村中新的生产关系的代表者。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农业危机的加深和农村阶级的分化,阶级斗争越来越尖锐。据统计,1826—1834年间,农民暴动为145次,1845—1854 年为为348次。1853—1856年克里木战争以后,农民运动更加高涨了。1858年农民暴动86次,1859年90次,1860年108次。 农奴制危机使统治阶级不能照旧统治下去了。特别是资产阶级化的贵族地主,希望迅速改变农奴制度。代表他们利益的自由派公开揭露政府的种种弊病,批评政府的对内对外政策,谈论农奴制改革的必要性。他们甚至致函政府,上书沙皇,制订改革方案,在各种集会上发表演说,阐明自己的政治观点。莫斯科政论家麦列贡诺夫在其评论中写道:我们需要自由,自由!只有自由才是我们所祈求的。”法学家契切林主张逐渐消灭农奴制度,实行信仰、言论和出版自由,改革司法机关。个别高级官吏也对沙皇政府表示不满。克里木战争失败后,库尔兰省长卢瓦耶夫公开斥责政府的欺骗行为和官僚主义。他向自由派高呼:“智慧需要自由!”   克里木战争的失败使俄国内外交困、民怨沸腾,进一步加深了封建农奴制的危机,阶级矛盾进一步激化,从而加速了农奴制的废除。正如马克思指出的:“欧洲一些合法政府只是在革命的压力下或由于战争的关系才能废止农奴制。”但1861年改革的基本原因,是已把俄国拖到资本主义道路上的经济发展的力量。

 农奴制改革的准备

  在俄国,废除农奴制已成为历史的必然。但是,采取什么方式,革命还是改革,是当时斗争的焦点。代表农民利益的革命民主派坚持用革命方式废除农奴制,而贵族地主以及代表他们利益的自由派则力图用改良的办法废除农奴制。当时革命形势的发展,大有演成以革命方式废除农奴制的趋势,但是,农民运动的风暴却没有掀起革命的狂飙。俄国长期处于落后的封建农奴制度的统治之下,农民长期受着农奴制的压迫和封建思想的束缚,有关浓厚的皇权主义思想。尽管他们经常掀起反抗贵族地主和地方官吏的斗争,但是,他们不反对沙皇,甚至拥护和崇拜“好沙皇”,“沙皇被农民看成人间的上帝”因此他们的斗争始终未能发展到自觉斗争阶段,农民运动带有明显的自发性与分散性。各个地区的农民运动始终没有形成统一的、对沙皇政府具有强大威胁的力量。结果,农民运动很快就被沙皇政府镇压下去了。正如列宁所指出的:“在俄国,给地主当了几百年奴隶的人民,在1861年还没有力量进行争取自由的、广泛的、公开的、自觉的斗争。”而工人阶级还没有登上政治舞台。   俄国的资产阶级是在专制制度的卵翼下成长起来的,从来就不是一个革命的阶级。沙皇政府不仅给予他们种种特权,而且以高额关税保护他们同外国商人的竞争能力,以其侵略政策保证他们的国外市场,以大量的政府定货为其广开财源。同时,俄国的工业资产阶级大多出身于商人,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是在旧的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占有剩余产品,所以,俄国的资产阶级与封建农奴制度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需要这个农奴制国家。这时西欧资本主义国家所暴露出来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特别是1848年巴黎无产阶级六月起义,更使俄国资产阶级一开始就惧怕革命。

  由此可见,虽然俄国革命形势日益成熟,但是,摧毁农奴制的力量还不具备。结果,代表贵族地主利益的沙皇政府为保存摇摇欲坠的封建农奴制度和贵族地主的政权,被迫进行了“自上而下”的改革。1856年3月30日,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在召见莫斯科贵族时已说明了改革的必要性,承认“从上面解决要比从下面解决好些。”1857年1月3日,沙皇政府成立了农民事务秘密委员会。参加委员会的大多为大贵族地主,他们并不热心改革,委员会没有解决任何问题。11月20日,沙皇向维尔纳省总督纳齐莫夫发布诏书,允许立陶宛3省成立省贵族委员会,要求依照以下原则调整农民和地主的关系:保留地主全部土地的所有权;地主享有世袭领地治安权;保证妥善地、全部地缴纳国税、地方税和货币税。事实上,这个诏书就是政府初步的改革纲领。这个纲领除使农民得到人身自由外,没有触动封建制的生产关系。该诏书发给各省长,并在报纸上公布。诏书公布后,各省根据诏书先后成立了省贵族委员会。至1858年底,在欧俄各省,除阿尔汉格尔斯克外,已普遍建立起了贵族委员会。1858年2月,农民事务秘密委员会改组成为农民事务总委员会,负责领导改革的准备工作。它仍由大贵族地主组成,所以,改革的工作仍然没有什么进展。不过,省贵族委员会的成立和诏书的公布使农奴制问题的讨论公开化了,在社会各阶层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由于各社会阶层、各政治集团所处的政治与经济地位不同,它们对诏书、对改革的态度以及提出的改革方案也就各异。大贵族地主占贵族阶级的10%,却拥有30%的农奴。他们享有高官厚禄和种种特权,是封建农奴制的坚决拥护者和有力支柱,反对任何改革。沙皇诏书的公布,引起了他们的极大不满。在苏沃洛夫伯爵领导下,彼得堡委员会拟定的方案是最保守的方案。方案的主要内容是:全部土地仍归地主所有;农民在完全服役的条件下可无限期地使用份地;保证地主对农民的支配权。可见,他们是农奴制改革的最大障碍。   资产阶级化的贵族地主和他们的代言人自由派,虽然也对封建农奴制进行批评,可是自由派和农奴主同属于一个阵营,他们并不愿意从根本上推翻封建农奴制,只希望用和平手段进行一些有利于自己发展的改革。他们的纲领是“只要改良,不要革命”。著名的自由主义者卡维林说,借着改良道路自上而下地废除农奴制,似乎就可以在500年内使俄国国内一直风平浪静,“一帆风顺地繁荣下去”。他们当中的大多数都对沙皇诏书表示热烈欢迎,称赞它“开辟了历史的新纪元”,“是贵族崇高的、自我牺牲精神的产物”。只有少数人认为,“诏书既不利于地主,也不利于农民。”持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是特维尔省委员会主席翁科夫斯基。由于他们的政治观点不同,所在地区的条件不同,对改革的意见也就不完全一致。结果提出的方案和奏折形形色色,数以百计。现已发现和研究的为370份。在这些方案中具有代表性的有两个:   一个是特维尔省翁科夫斯基提出的改革方案。它代表非黑土地带那些希望把自己的经济转到资本主义轨道上去的地主的利益。方案要求:完全废除农奴制;通过赎买方式把土地分给农民;土地由农民本人赎买,封建地租的赎金则应由国家负担。翁科夫斯基的观点是当时地主中最进步的观点。另一个方案是波尔塔瓦省波津提出的方案,它代表黑土各省地主的利益。方案规定只将宅园地分给农民,而全部土地的所有权仍归地主。显然,这种观点要比前一种观点落后多了。   尽管他们的方案各异,但是有一点是共同的,即维护贵族地主的利益。他们之间的冲突是同一个阶级内部的冲突,他们之间的斗争“主要是地主内部的斗争,完全由于让步的程度和形式而引起的斗争。
 
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废除农奴制
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废除农奴制
  农民和代表他们利益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对于沙皇诏书,对于改革完全持另一种态度。农民以暴动回答了沙皇诏书和改革的准备工作。革命民主派是农民利益和自由的坚决捍卫者。他们以《钟声》和《现代人》为阵地,不断揭露沙皇政府改革的欺骗性和地主方案的掠夺性,猛烈抨击自由主义者的妥协、软弱、动摇,对人民的背叛和对沙皇政府的卑躬屈膝,鲜明地表达了对改革的态度,并提出了自己的纲领。沙皇诏书公布后,赫尔岑还没有完全摆脱自由主义的倾向,摇摆于自由主义和革命民主主义之间。他在1858年5月第9期《钟声》上发表的文章中,一方面向沙皇表示祝贺,一方面又表示,只愿意与那些坚决解放农民,并且正在解放农民的人共同前进。在改革过程中,他逐渐认识到沙皇的真面目和农奴制改革的实质,从而坚定了他的革命民主主义的立场。奥加廖夫拟定的“全俄新机构”纲领,要求立即废除地主和国家对人身和土地所享有的一切农奴制特权,将土地无偿地分给农民。这个纲领与沙皇诏书和地主方案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比他们更坚决。1858年初,车尔尼雪夫斯基在《现代人》上刊登了自己的文章《论农村生活的新条件》。为了避开书报检查,他在形式上对诏书作了善意的批评,而实质上是提出了一个与沙皇诏书对立的纲领。列宁高度评价了车尔尼雪夫斯基,认为“他善于用革命的精神去影响他那个时代的全部政治事件,通过书报检查机关的重重障碍宣传农民革命的思想,宣传推翻一切旧权力的群众斗争的思想6。杜勃罗留波夫也在《现代人》上揭露了沙皇政府改革的狭隘性和改革内容的贫乏性,指责自由派的卑怯和叛卖,认为他们不能担负重大的社会事业。

  农民运动的高涨和革命民主主义者对改革准备工作的揭露与抨击,在统治阶级中引起了极大的恐慌。亚历山大二世为形势所迫不得不再作让步。1858年10月18日,他在农民事务总委员会上作了新的指示。农民事务总委员会于12月4日根据新的指示,通过了新的纲领。其主要内容是:农民取得人身自由,列入农村自由等级;农民组成村社,村社的管理机构由村社选举产生;地主同村社联系,不同农民个人联系;除保证农民长期使用份地外,应使之能够购买该份地为私产,政府可采用组织信贷办法帮助农民。虽然这个纲领仍保留了浓厚的农奴制残余,并以剥夺农民为前提,但是与沙皇诏书相比,它还是前进了一步。为审查省贵族委员会提出的方案和拟定总的改革方案,1859年3月成立了受农民事务总委员会领导的编纂委员会。该委员会于8月底完成了制订方案的工作。编纂委员会提出的份地代役租和数额与地主提出的不一致,方案引起了贵族地主的不满。此后,经过旷日持久的征询意见、反复讨论和多次修改,直至1860年 10月10日才将修改案交农民事务总委员会讨论。委员会讨论修改后,于1861年1月14日提交国务会议审批。1月28日,国务会议批准改革方案。2月 19日,亚历山大二世签名后生效。同时,沙皇又签署了关于废除农奴制的宣言。这就是著名的2月19日法令。2月19日法令 2月19日法令共17个文件,其中比较重要的是:《1861年2月19日宣言》、《关于脱离农奴依附关系的农民的一般法令》、《关于脱离农奴依附关系的农民赎买其宅园地、及政府协助这些农民把耕地购为私有的法令》、《关于省和县处理农民事务的机构的法令》、《关于安顿脱离农奴依附关系的家奴的法令》。此外,还有一些关于解决不同地区土地关系的《地方法令》、关于各种农奴工人的《补充法令》等。

  《1861年2月19日宣言》是宣布农奴制改革的第一号文件。《宣言》承认了改革的必要性,它是由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签署的,但它的作者是莫斯科大主教菲拉列特·德罗兹多夫,此人也是一个大农奴主。宣言的目的是想表明这次农奴制改革的“正义性”,说“在对农奴们揭示出新的未来的时候,农奴们将会了解和感激地接受高贵的贵族们为了改善农奴的生活所做的重大的牺牲。”这显然是美化贵族地主。这个宣言还力图向农民解释,说农民由于使用土地,因而对地主履行义务,是完全必要的。宣言写道:“如果没有相当多的赔偿或者自愿的让步,地主就不可能从农民那里取得法律上规定让他们得到的权利。如果使用地主的土地而不因此履行相应的义务,则是违反任何一种正义性的。”因此,宣言要求农民继续对地主履行自己的义务,毫无怨言地忍受地主的剥削。《关于脱离农奴依附关系的农民的一般法令》是一系列法令中根本的法令。它涉及到农民生活的两个重要方面: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   在人身权利方面,《一般法令》规定:脱离了农奴依附身份的农民享有其他自由的农村居民同等的权利,诸如自由买卖,依法开办和经营工厂以及种工业、商业和手工业作坊,加入行会、同业公会,有权起诉、出庭作证、参加选举、受教育和服兵役等等。农民结婚和处理自己的家庭事务不必取得地主的同意。根据这些规定,农民获得了“人”的权利。他们不再像牲畜那样可以任人买卖、典押或赠予了。 在财产权利方面,《一般法令》规定:“每个农民可以遵照自由农村居民有关法规,获得不动产和动产为私产,可以转卖、抵押和把它们作一般处理。”不动产有两种:一种是宅园地,农民可以赎买;另一种是耕地及其他土地(牧场、森林等),地主在保留对这些土地所有权的情况下,作为份地分给农民使用。份地数额不等,非黑土地带,最高数额为3—7俄亩,最低为1—2.33俄亩;黑土地带,最高者为2.75—6俄亩,最低为2,200平方沙绳至2俄亩;草原地带根据各省农作物性质来定。农民可将份地赎买为私产,但须向地主缴纳大大超过土地价格的赎金。同时法令还规定,如果现有份地超过最高数额时,地主有权割去超过部分。据统计,在非黑土地带,割地占改革前农民使用土地的9.9%,而黑土地带21省则26.2%。   不仅如此,农民赎买份地之前,还必须承担一定的义务,交纳货币代役租和工役租。这样的农民称临时义务农。农民在征得地主同意,将份地赎为私产时,才终止临时义务,成为自主农。   从上述情况可以看出,农民虽然人身得到了解放,但在经济上仍然处于对贵族地主的依附地位。

  除此之外,根据法令规定在农村建立起来的一系列管理农民的机构,如村社、张、乡理事会、乡法院以及选出的村长、征税官等,特别是袒护地主的调停官的设立,使贵族地主对农民的压迫更合法化了。贵族地主除了借助沙皇政府的武力来镇压农民的反抗,又有可能以调停官吏和管理农民机构的人来规劝农民,让农民安分守已,好好履行他们对地主所承担的义务。关于国有农民和皇室农民的改革,沙皇政府按照2月19日法令的基本原则,颁发了单行条例。国有农民可以完全保留其全部份地,这种份地的面积往往超过一般地主农民的份地。他们在赎买份地以前,仍然要照旧缴纳代役租。皇室农民的人数约有100万,他们的份地必须分期赎买,因为作为“头号地主”的沙皇,不愿白白地把土地还给农民。关于农奴工人和领有制工人的解放则依据《关于脱离农奴依附关系的农民的一般法令》以及有关赎买条例进行。所谓农奴工人,是指以工人身份在其领主的工业企业中服徭役的农民。只有在农奴制改革前就已利用过土地的农奴工人,才能得到份地,否则不能领到份地。所谓领有制工人,主要是指在工厂和矿山工作的“工匠”。如果他们以前利用过耕地,也都可以领受份地,在完成赋役的条件下使用它。2月19日法令虽然保留了浓厚的封建农奴制残余,但它还是一个资产阶级改革的纲领,对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但是,解放农民的条件引起了农民和革命民主主义者的极大愤懑。由于赎金太高和服徭的时间过长,农民表示不满。2月19日法令公布后,农民纷纷举行暴动。 1861年上半年,农民运动席卷了实行法令的43个省中的42个省,共发生农民骚动647次。在1861年一年内,共有2,034个村镇发生了骚动。   革命民主主义者揭露了法令的实质和对农民的血腥剥夺。赫尔岑在《钟声》上公开宣称“解放是一种欺骗”。奥加廖夫认为这是“旧农奴制被新农奴制所代替”。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支持者,用通俗的群众语言,写了一份革命传单《领地农民的同情者向领地农敬》,揭露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同贵族地主的相互勾结,号召农民团结一致,做好起义的准备,反对地主和沙皇。农民运动的高涨促进了学生运动的蓬勃发展。他们举行示威游行,要求彻底解放农民,分给农民土地。在农民运动和学生运动高涨的形势下,革命民主派加紧活动。他们印小报、散传单,号召青年建立革命组织,提出了为推翻封建专制制度和建立民主制度而斗争的纲领。但是,这些运动都遭到了沙皇政府的镇压。1862 年沙皇政府竟然逮捕了革命民主派公认的领袖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杰出的政论家皮萨列夫。 这时,自由派公开转到沙皇政府一边,支持沙皇政府的政策。他们对2月19日法令欢呼雀跃,称颂沙皇的“首创精神”和“坚定态度”,而对人民群众的革命运动和革命民主派则持敌视态度,甚至呼吁政府对他们进行无情的镇压。列宁在斥责自由派的背叛行为时指出:“我们看到过自由主义者们对待60年代初的革命运动是何等怯懦和愚蠢……他们不是奋起捍卫被政府迫害的民主运动的首领们,而是袖手旁观并替政府辩护。

农奴制改革的后果

  农奴制改革以后,俄国进入了资本主义阶段。可是,由于统治阶级实行的这次改革是很不彻底的,因而不可避免地保留了封建农奴制残余。首先,改革既没有改变封建专制政权的阶级实质,也没有改变地主土地占有制。贵族地主继续掌握着国家政权,照旧控制着大量土地。地主的土地占有制是农奴制残余的经济基础。根据1877—1878年的统计,在欧俄49省的9,150万俄亩私人土地中,有7,300万俄亩以上的土地,即约80%的土地,是属于贵族的。改革没有彻底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相反,农民的土地被地主割去了1/5以上,有些省份甚至达40%以上。同时,地主霸占良田和整块的土地,将零星土地和沙地分给农民,地主的土地还像楔子一样楔入农民土地之中,致使农民不得不以高价租种地主的这种楔形土地。其次,工役制农奴经济是封建农奴制残余的另一表现形式。八十年代中叶,在欧洲43省中,17个省是工役制农奴经济占优势,7个省是混合制经济占优势,另有19省是资本主义经济占优势。可见,工役制农奴经济还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农民在缺乏土地的情况下,为了使用地主耕地、牧场和草地,被迫以最苛刻的条件向地主租佃,接受工役制剥削。工役制剥削与资本主义剥削不同。它的基础不是私有主的资本,而是土地;不是自由雇工,而是带有高利贷性质的盘剥。工役制是徭役制的直接残余,是从徭役制向资本主义的过渡形态。列宁在分析工役制时指出:“工役制的实质就是农民用自己的农具和牲口耕种地主的土地,从而得到一部分货币报酬和一部分实物报酬。” 封建农奴制残余,使农民在改革后仍然处于十分悲惨的境地。他们政治上仍然受压迫,经济上照旧依附于地主。他们承担着赎金、贷款利息和赎买手续费的盘剥以及土地税、自治税和村社捐税等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的重压。因此,广大农民仍然常年在饥饿线上挣扎。尽管如此,1861年农奴制度改革毕竟加速了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使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相适应,使资本主义在国民经济许多部门中得以确立。俄国开始出现了一个新的社会经济状态。所以列宁认为,“1861年2月19日标志着从农奴时代中成长起来的新的资产阶级的俄国的开端”9。   在农业方面,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明显地表现在农民阶级的分化上。在农村,农民阶级一方面分化出少数富农,他们拥有优良的牲畜、农具和大量土地资金,是农村中的资产阶级。他们不仅购买农民所出卖的份地,而且还买进地主所出售的庄园。另一方面是分化出了一大批破产的农民,他们不仅失去了土地,而且丧失了其他生产资料,沦为农村中的无产阶级。这些农村无产阶级和农奴制改革所造成的无地农民就形成了一支雇佣大军,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十九世纪末,根据全俄人口调查材料,俄国雇佣工人大约已有1千万。 农民的分化促进地主经济循着资本主义道路演进。农民破产后,由于失掉了马匹和农具,不能再为地主服工役了,这就迫使地主不得不采取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农民的分化进一步破坏了自然经济,农村和市场的联系也日益频繁,这些都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在工业方面,资本主义也同样得到了迅速发展。1861—1881年间,布匹的生产增加了两倍,织布工厂排挤了手工织布业。1860—1890年,生铁的产量由2,050万普特增至5,660万普特;钢产量由1,250万普特增至5,2000万普特;煤的产量由1,800万普特增至36,700万普特。1866年俄国的工厂不到3千个,1903年已近9千个了。随着资本主义在工农业中的发展,国内市场的扩大,铁路的修建也迅速增长。1865—1895年,俄国的铁路已由3,374俄里增至31,728俄里。到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初,俄国已基本完成工业革命。

  1861年农奴制度改革毕竟加速了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使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相适应,使资本主义在国民经济许多部门中得以确立。俄国开始出现了一个新的社会经济状态。所以列宁认为,“1861年2月19日标志着从农奴时代中成长起来的新的资产阶级的俄国的开端”。

  在农业方面,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明显地表现在农民阶级的分化上。在农村,农民阶级一方面分化出少数富农,他们拥有优良的牲畜、农具和大量土地资金,是农村中的资产阶级。他们不仅购买农民所出卖的份地,而且还买进地主所出售的庄园。另一方面是分化出了一大批破产的农民,他们不仅失去了土地,而且丧失了其他生产资料,沦为农村中的无产阶级。这些农村无产阶级和农奴制改革所造成的无地农民就形成了一支雇佣大军,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十九世纪末,根据全俄人口调查材料,俄国雇佣工人大约已有1千万。

  农民的分化促进地主经济循着资本主义道路演进。农民破产后,由于失掉了马匹和农具,不能再为地主服工役了,这就迫使地主不得不采取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农民的分化进一步破坏了自然经济,农村和市场的联系也日益频繁,这些都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在工业方面,资本主义也同样得到了迅速发展。1861~1881年间,布匹的生产增加了两倍,织布工厂排挤了手工织布业。1860~1890年,生铁的产量由 2,050万普特增至5,660万普特;钢产量由1,250万普特增至5,2000万普特;煤的产量由1,800万普特增至36,700万普特。1866 年俄国的工厂不到3千个,1903年已近9千个了。

  随着资本主义在工农业中的发展,国内市场的扩大,铁路的修建也迅速增长。1865~1895年,俄国的铁路已由3,374俄里增至31,728俄里。到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初,俄国已基本完成工业革命。 走上了西方列强殖民扩张的道路,成为了继英法美之后的一大工业强国。
 

西藏民主改革


  西藏农奴制社会的生产力水平低下,农业生产工具简陋,主要农业区仍用木犁、木锄,间或有铁铧木犁。收获量仅为种子的4~5倍。畜牧业牛羊的成活率分别约为 50%和30%。手工业一般作为家庭副业,如捻毛线、织氆氇、畜产品加工等,工具和技术也很落后。城市手工业者对封建领主有人身隶属关系。商业不占重要地位。传统农牧产品交换,以物易物。
西藏封建农奴制
西藏封建农奴制

  农奴主阶级占西藏人口5%,包括三大领主(地方封建政府、贵族和寺院)及其代理人,他们占有西藏全部土地、山林和大部分牲畜、农具、房屋、其他生产资料。农奴阶级占西藏人口90%,人身依附于农奴主。可划分为富裕农奴、中等农奴、贫苦农奴等阶层。其中“差巴”和“堆穷”是农奴阶级的主要组成部分。差巴意为支差者,是领种地方政府的差地为地方政府和所属农奴主支差的人,地位高于堆穷 。堆穷意为小户,主要指耕种农奴主及其代理人分给的少量份地,并 为其支差的农奴。在 阶级分化中差巴可下降为堆穷,堆穷也可上升为差巴,差巴和堆穷破产后还会下降为奴隶。奴隶占西藏人口 5%,多半来自破产的贫苦农奴 。他们既无生产资料又无人身权利,完全被农奴主占有,用于家内劳役。

  在农奴制条件下,地方政府占实耕土地的31%,贵族占30%,寺院占39%。“政教合一”的西藏地方封建政府,对贵族和寺院领主有封赐、没收和调整土地的权力,有对非耕地开荒的批准权及对土地纠纷的裁决权,还有对所有耕地摊派或增减差役的权力。
 

改革前的黑暗

  西藏民主改革之前,是一个比欧洲中世纪还要黑暗的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社会。占西藏总人口95%的农奴和奴隶被完全剥夺了人身自由和政治权利。农奴主把农奴和奴隶当作私有财产,可以买卖、转让、赠送、抵债和交换。在旧西藏通行了几百年,直到民主改革时被废止的《十三法典》和《十六法典》,明文将人分成三等九级,规定人们在法律地位上的不平等。法典规定,上等上级的人如王子等,其命价为与其尸体等重的黄金;而下等下级的人如妇女、屠夫、猎户、匠人等,其命价为一根草绳。农奴主以野蛮、残酷的刑罚维护封建农奴制度,动辄对农奴和奴隶实施剜目、割耳、断手、剁脚、投水等骇人听闻的酷刑。
 

改革的必然要求

  废除封建农奴制度,是西藏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广大西藏人民的迫切愿望。西藏人民为摆脱封建农奴制度的残酷统治,争取自己的做人权利,采用请愿、逃亡、抗租抗差和武装反抗等形式,进行了不断的斗争。1951年西藏实现和平解放时,考虑到西藏历史和现实的特殊情况,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签订的《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肯定了改革西藏社会制度的必要性,同时对改革采取了十分慎重的态度。规定:“有关西藏的各项改革事宜,中央不加强迫。西藏地方政府应自动进行改革,人民提出改革要求时,得采取与西藏领导人员协商的方法解决之”。但是,西藏上层统治集团中的一些人根本反对改革,鼓吹“长期不改,永远不改”,试图永远保持农奴制度,以维护既得利益。面对西藏人民日益高涨的民主改革的要求,他们不是顺应民意,而是与国外反华势力相勾结,组织一系列武装叛乱和分裂活动,杀害中央驻西藏干部,残害拥护改革的西藏群众,并于1959年 3月10日公开撕毁“十七条协议”,宣布“西藏独立”,发动全面的武装叛乱。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维护国家的统一和西藏人民的根本利益,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人民一道坚决平息了叛乱。

  1959年3月28日,周恩来总理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宣布解散原西藏地方政府,由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行使原西藏地方政府职权。从此,西藏百万农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同全国各族人民一样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获得了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充分的政治权利、生存权利和发展权利,与旧西藏贫穷、落后、专制,广大群众生存权、政治权得不到任何保障的悲惨状况形成鲜明对比。
 
《西藏封建农奴制研究论文选》
《西藏封建农奴制研究论文选》
  众所周知,旧西藏实行的是政教合一的政治制度,达赖喇嘛作为藏传佛教格鲁派的首领之一,兼任地方政府的首脑,集政教大权于一身。原西藏地方政府实行僧俗官员双轨制,僧官大于俗官。寺院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各个方面享有一系列特权。民主改革彻底废除了政教合一的政治制度,实行政教完全分离。一方面,在民主改革中,明令规定切实保护宗教信仰自由和爱国守法的喇嘛寺庙,保护人民有当喇嘛、尼姑的自由和喇嘛、尼姑还俗的自由,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不受干涉。另一方面,通过改革,废除寺庙在经济、政治上的一切封建特权,废除寺庙的封建占有、封建剥削、人身奴役以及寺庙内部的封建管理和等级制度。实行政教分离既有效地保障了西藏人民宗教信仰的自由,也为西藏实行人民民主的政治制度奠定了基础。
 

制度废除

  从历史上探讨西藏农奴制发生发展的论文有刘忠、李凤珍、牙含章、申新泰、仁青、王玉平等同志的十余篇。这些论文分别阐述了从九世纪晚期到十三世纪经过数百年的演变,在西藏形成了领主庄园制的农奴社会。这一时期的封建社会,是发展的,较吐蕃时期的奴隶制来说,是进步的、是推动社会生产发展的一种新的生产关系。西藏的封建领主占有制,指对领地的占有和对农奴人身的不完全占有。这和吐蕃时代的土地为藏王所有,奴隶的人身为奴隶主完全占有相比,无疑是一个跨时代的进步。促进了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

  这个变革过程,是公元842年,达玛赞普被佛僧所弑后,吐蕃奴隶制政权内部分裂至灭亡后的一两百年间完成的。这一时期王田的地权下移,财富分散,私有制不断向前发展,同时一部分奴隶主贵族,在奴隶和属民大起义的形势下,在所属的庄园和村落之内,被形势所迫实行了带有让步怀柔性质的变革,使奴隶制逐步演变为封建农奴主对农民的剥削关系。而更为主要的是把那些自由农、私有农民变为农奴。随着私有制的发展,贫富分化日趋激烈,一些富人、私有者变成巨贾大富。他们聚敛财富、购置土地,成为新兴的大土地所有者,在奴役村民的基础上建立起许多在庄园。

  总之,从十世纪开始,由西部的阿里地区,沿雅鲁藏布江到以日喀则、拉萨、山南为中心的一带地区,在经历了奴隶平民大起义之后,原来吐蕃时期保留下来的居民点不断扩大,另外在一些宜于农耕的河谷地区,又出现了一些新的居民点。农业生产有了新的发展,交换关系有了扩大,但整个地区还没有一个统一的政权。
 
农奴解放
      农奴解放
  这一时期,由吐蕃王朝以来统治阶级所支持的宗教势力在不断发展。例如公元十世纪前半期,达玛赞普后代的一支,永丹的第六世孙意希坚赞在山南地区的桑耶一带,形成一个地方势力,自成一方的领主(即农奴主),并兼著名的桑耶寺主。意希坚赞也就成为西藏佛教复兴活动中的代表人物之一。到十世纪后半期,僧人仁钦桑布于996年,在阿里布让地方建成托林寺。这期间达摩赞普后代的另一支奥松的第五世孙名叫拉德的做了阿里古格的小王,即把他辖区布让一带的协尔东等三地作为“溪卡”(即庄园),封给托林寺主仁钦桑布做“却溪”(即寺庙庄园)。这是藏族历史上,溪成溪卡一词的最早出现,从此始,溪卡一词,就广泛地在西藏社会上使用了。

  由这两个实例表明,山南桑耶的势力和阿里古格的势力虽然各据一方,相隔千里,但却具有很多共同之处,特别是他们把封建统治和宗教势力结合在一起,利用宗教思想统治劳动人民,可以说是西藏进入封建农奴制社会以后一个带普遍意义的特点。

  此外还有一些比较富裕的自耕农民,在贫富分化中,慢慢上升为封建农奴主。如公元十一世纪时,藏传佛教噶举派的创始人玛尔巴,原是山南地区的一个自耕农民,他家有耕地,有牧场,本人经商兼营农牧业生产,又常去尼泊尔,印度等地买卖黄金和土特产品。玛尔巴同时又是一个宗教职业者,佛教经典的译师。他要求向他学习佛法的人,要向他献上自己的全部财产,还要替他服各种劳役。这种剥削又是通过宗教上以赎罪为借口形成的。因此,玛尔巴的所有信徒,实际上都成了他的农奴。

  十世纪以后,西藏地区的土地可以买卖了。在吐蕃时期,由于土地都是王田,私人没有土地所有权,土地是不让买卖的,到十三世纪初叶,西藏封建农奴制度全面确立以后,土地成了封建农奴主的领地,买卖土地自然也被禁止了。因此十世纪到十二世纪的这一段自由买卖土地,、是奴章制向封建农奴制过渡的一个特定历史时期。

  这一时期的个体自由农民,有权将自己的土地转让和赠送别人。如米拉日巴的母亲为了筹集米拉日巴去学咒术的费用,就将娘家送给的一块名叫“支见丹琼”的土地卖出了一半,用这笔钱,买回松耳石、白马、染草、皮革等贵重物品给米拉日巴做学费之用②。又如十二世纪前期,江孜的林热·白马多吉,把仅有的一块土地,送给一位人们称为“若曼”的医生,作为他向若曼学医的费用。可见这一时期的自耕农民可以把自己的土地,用陪嫁、馈赠、出卖等转方式让给他人。

  同时,僧侣寺庙经商已成为普遍现象,出现了僧俗农奴主相结合的地方实力派。这些实力派经过长期的互相兼并和斗争,到十三世纪,使西藏出现了大规模的土地分封、调整、没收以及差赋的摊派和征调,促进了土地的领地化,村落的庄园化。这时,元朝统一中国。西藏成为祖国不可分裂的一部分,从而结束了数百年来的分裂动乱,广大农牧民得到休养生息,发展了生产,是西藏农奴制的兴盛时期。

  封十三万户,既是元朝中央安排西藏地方行政机构的建置,也是对西藏各实力派通过封赐土地进行的安抚。明朝沿袭元制,倚重藏传佛教噶举派地方政权,实行对西藏各实力派“多封众建”政策,密切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在明代北京朝拜进献贵重方物的西藏头领和上层寺僧几乎没有间断过。仅“公元1588年,乌斯藏阐化王差国师锁南坚赞等一千名,进献珊瑚、氆氇等物”,明中央“给赴京并在边番僧各贡(者)赏绢钞”③。由上两例即可略窥其盛。明代又进一步发展了西藏农奴制度,加强了中央对西藏地方的统治。

  公元1652年,清朝顺治帝册封五世达赖罗桑嘉错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即西藏佛教的领袖。封固始汗为“遵行文义敏慧顾实汗”,要“作朕屏辅、辑乃封圻”,即领有西藏封地的、有政治权力的汗王,统治西藏,辅助藏传佛教格鲁派的发展。1656年固始汗卒,在清王朝的大力扶持下,藏传佛教教主五世达赖的政治作用日益加大,清查了格鲁派和其它教派的寺院,规定了寺僧人数,确立了寺院的组织制度和经济制度,对寺院属民进行了清查,让每个寺属庄园向格鲁派寺院集团交纳一定数量的实物地租。同时把西藏的土地和农奴分为三大部分。一、分给寺院和高级僧侣的称为“却溪”,二、分给世俗贵族占有的称为“格溪”,三、分给西藏地方政府的称为“雄溪”。这就是西藏三大领主的庄园。

  在一些论文中可以看出西藏农奴制是怎样从发生发展走向腐朽没落的线索。十八世纪。西藏发生多次动乱。1717年蒙古族准噶尔部首领策妄阿拉布坦,与固始汗曾孙拉藏汗争夺西藏地方统治权,兵陷拉萨,杀拉藏汗。1727年爆发了前后藏大农奴主争权夺利的卫藏战争。1750年朱尔默特那木扎勒谋叛。1791年廓尔喀入侵。这一系列的动乱和外患,都把深重灾难转嫁到农奴身上,农奴主加重了对农奴的剥削,使西藏民不聊生,农奴制度走向衰落的边缘。但是要看到康、雍、乾三朝对西藏的统治是强有力的,很快平息了内乱和外敌的搔扰,制定了“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等积极的措施,加强了清中央对西藏地方的统治。

  十九世纪中叶,外国殖民主义的炮舰打进了中国的大门,并逐步蚕食西藏,乃至兵燹扫荡。腐败的清王朝在帝国主义面前,步步退让,使西藏社会也沧入半殖民地状态。辛亥命前后,帝国主义者在农奴主阶级中豢养了一批亲英分子。部分大农奴主和帝国主义勾结的过程,也就是加重对西藏压迫掠夺的过程。西藏的封建农奴制度愈发走向腐朽和没落。由此百万农奴愈发陷入遍地饥馑之中,反帝国主义,反封建农奴制的斗争,层出不穷,敲响了西藏农奴制的丧钟。
 
农奴解放
    农奴解放
  13世纪中叶,西藏正式归入中国元朝版图。此后,历届西藏地方政权的领袖人物,都必须经中央王朝的正式封赐 。

  在全部土地被三大领主占有的情况下,农奴主分配给农奴一块瘠薄的“份地”,农奴除了长年在农奴主的“自营地”上无偿劳动外,还要负担名目繁多的差役和捐税。在牧区 ,大部分牲畜被农奴主占有。牧奴虽占有一些牲畜,但由于是在农奴主的牧场上放牧,所以农奴占有牲畜的数量,便成了农奴主支派差税的依据。农奴为了领得“份地”,而投在农奴主自营地上的剩余劳动,构成了劳役地租,这是西藏农奴制社会中封建地租的基本形式。除此之外还有劳役、实物 、货币三者兼有,而以劳役为主的混合地租。大致计算,无论是堆穷向农奴主庄园自营地支差的份地,即“内差”份地 ,还是差巴向地方政府支差的份地,即“外差”或“差岗”份地,以及另一部分专支地方政府兵差的份地,其剥削率均在70%左右。在牧区,牧租剥削率约在 50%以上。西藏的农奴主都放债,债利是其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除通常借债外 ,还有强迫借债,即债主强迫把债务摊派给农奴。多半是强行放给盐、茶,而收回粮食、土特产。农奴主的放债,不单纯为索取债利,还为了避免农奴逃亡,把农奴捆在庄园里,以进行长期剥削。西藏农奴主对土地的占有及对其他重要生产资料的垄断,是他们残酷剥削农奴的基础,也是强制农奴人身依附于农奴主的重要条件。早在17世纪后半叶,达赖五世颁发的村地文书即明确规定:人(农奴)和水、草、森林 ,是跟随土地一并封给农奴主的。农奴主可随意出卖、抵押 、转让或处死农奴。嫁出或外赘一个农奴要换进一个农奴。农奴主还强迫那些未直接为其支差的堆穷缴纳人役税,以示人身依附关系。

  民主改革前,西藏政府虽分僧官和俗官两个系统,但他们都出身于贵族,政府实质上是封建贵族专政的“政教合一”政权组织。

  封建农奴主的土地所有制和政教合一的政治制度被废除。1959年9月21日,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通过《关于废除封建农奴主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的决议》,决定对参加叛乱的农奴主的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一律没收,分配给农奴和奴隶;对未参加叛乱的农奴主的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由国家出钱赎买后,分配给农奴和奴隶。
 

重要意义

  平息达赖集团全面武装叛乱、实行民主改革,不仅是西藏百万农奴人权的大解放,是中国人权史上的伟大创举,而且是世界人权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篇章。

  农奴和奴隶获得解放。1959年中央政府下令平息西藏叛乱后,立即解散了压迫西藏人民数百年的西藏地方政府及其所属的军队、法庭和监狱,废止了旧西藏法典及其野蛮刑罚。紧接着,开展了群众性的反对叛乱、反对乌拉差役制度、反对奴役和进行减租减息的运动,宣布解放农奴和奴隶,废除人身依附关系,废除农奴主放给劳动人民的高利贷债务。百万农奴和奴隶的生命安全和人身自由从此获得新中国宪法和法律的保障,不再遭受农奴主的强迫劳动和非人待遇。他们的劳动果实从此归自己所有,不再遭受沉重的差税和高利贷剥削。
 

权利保障

  公民权利和人民的政治权利得到充分保障。西藏人民与全国人民一样,享有宪法所规定的全部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在西藏,年满18周岁的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和居住期限,都依法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他们直接选举县、区、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并由这些代表选举出席全国和自治区、市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通过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人民行使参与管理国家和地方事务的权利。民主改革前,西藏妇女被压在社会的最底层,毫无政治地位。民主改革后,西藏妇女依照国家宪法和法律,享有了与男子平等的地位和权利。
 

区域自治

  逐步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根据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西藏作为藏民族聚居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西藏人民享有民族区域自治的权利。1961年,西藏各地开始实行普选。昔日的农奴和奴隶破天荒第一次获得当家作主的权利。他们踊跃参加选举,以极大的政治热情和高度负责的精神行使民主权利,选举产生了自治区各级权力机关和政府。一大批翻身农奴和奴隶担任了自治区各级领导干部。1965年9月,西藏自治区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成功召开,西藏自治区正式宣告成立。出席大会的301名代表中,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代表占80%以上,西藏上层爱国人士和宗教界人士占 11%多,藏族代表中绝大多数是翻身农奴和奴隶。西藏自治区的建立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西藏的实行,从制度上保障了西藏人民平等参与管理国家事务的政治权利,保障了藏族人民管理本地区和本民族事务的自治权利。按照法律规定,西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中应有藏族公民担任主任或副主任,自治区主席以及各级政府的主要官员都由藏族公民担任,自治区各级政府的其他人员也要尽量配备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人员。据统计,自1965年以来,自治区历任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和人民政府主席都由藏族公民担任,各级人大常委会和政府的主要领导都是藏族干部。西藏自治区不仅享有省级国家机关制定地方性法规的权力,而且有权根据本地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特点,决定本地的事务,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上级国家机关的决议、决定、命令、指示,如有不适合西藏地方实际情况的,西藏自治机关可以报请批准变通执行或者停止执行。据统计,从1965年自治区成立到现在,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已制定、颁布了许多地方性法规和具有法律效力的决议和决定,内容涉及政权建设、经济发展、文化教育、语言文字、司法、文物保护、野生动物和自然资源保护等许多方面。其中包括《西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议事规则》、《西藏自治区学习、使用和发展藏语文的若干规定》、《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管理条例》等等。这些地方性法规、单行条例和变通规定的制定和实施,充分体现了西藏人民依法享有管理本地区和本民族事务的自治权利,有效地保障了西藏人民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特殊权益。同时,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自由受到尊重和保护。
 

喜人发展

  经济社会发展权利与人民的生存权、发展权不断改善。民主改革50年来,西藏人民在中央政府和全国人民的支持下,大力发展经济、社会、文化事业,使西藏的整个社会面貌发生了根本变化。西藏人民享受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水平得到了极大提高。

  民主改革,消灭了在西藏延续近千年的封建农奴制度,使西藏百万农奴和奴隶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各方面获得了历史性的解放。这是西藏社会进步和人权发展史上划时代的重大变革,是对中国和世界人权事业的一个重大贡献。
 

相关电影

 
  《农奴》是一部描写西藏农奴悲惨生活的故事片,今年87岁的编剧黄宗江对半个世纪前的那段经历记忆犹新。电影《农奴》拍摄于1962年,黄宗江当时四次进藏,对西藏解放前普通民众的生活进行了深入的了解。

  影片中农奴主说:你这奴才敢顶撞我,没割掉你舌头便宜了你,叫他女人把他们三代欠的债,连同收尸税一起送来。要不就叫他把鞭子送回来。
 

相关话剧


  黄宗江说,我在西藏拉萨的时候看了一个活报剧,就是老百姓演的,叫做“强巴的遭遇”,写一个强巴被农奴主欺压得就装哑巴了。等到平叛以后他说话了,强巴的遭遇,怎么受虐待、受迫害,底下老百姓看了非常感动。

  剧中,农奴强巴只有几句台词。强巴的扮演者是西藏话剧团的演员旺堆。黄宗江还记得当时找他扮演角色时的情景。旺堆之所以有这样的表演,是因为他就出生于农奴家庭。他脱离农奴庄园的时候,已经17岁了。不仅仅是强巴的扮演者,片中的其他演员也都出身于农奴家庭。我们看到电影里有很多场景,还有一些细节很残酷甚至很残忍,都是源于现实。演员索朗绕登说,我的背上,贵族、小贵族骑多少次了。我从9岁开始给小贵族少爷当佣人,他们考试时候考试不及格,打的不是他们,是打我们。这些出身农奴的演员认为电影真实地反映了旧西藏贫民的生活状态。
 
 
 

    1
    1
    申明:1.中文百科在线的词条资料来自网友(一些人是某学科领域的专家)贡献,供您查阅参考。一些和您切身相关的具体问题(特别是健康、经济、法律相关问题),出于审慎起见,建议咨询专业人士以获得更有针对性的答案。2.中文百科的词条(含所附图片)系由网友上传,如果涉嫌侵权,请与客服联系,我们将及时给予删除。3.如需转载本页面内容,请注明来源于www.zwbk.org

    词条保护申请

  • * 如果用户不希望该词条被修改,可以申请词条保护
    * 管理员审核通过后,该词条会被设为不能修改

    注意:只有该词条的创建者才能申请词条保护

联系我们意见反馈帮助中心免责声明
Copyright © 2010 zwbk.org 中文百科在线 All rights reserved.京ICP证090285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