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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 16497 次 历史版本 2个 创建者:suiyuerushi (2010/11/18 14:51:26)  最新编辑:小狐狸 (2012/8/24 11:23:33)
过秦论
拼音:guò qín lùn(guoqin lun)
同义词条:《过秦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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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秦论
过秦论
  《过秦论》是贾谊政论散文的代表作,分上中下三篇。这是一组见解深刻而又极富艺术感染力的文章。上篇先讲秦自孝公以迄始皇逐渐强大的原因:具有地理的优势、实行变法图强的主张、正确的战争策略、几代人的苦心经营等等。行文中采用了排比式的句子和铺陈式的描写方法,极尽夸张和渲染,造成一种语言上的生动气势,恰似秦人以排山倒海之势来统一六国一样不可阻挡。

  《过秦论》贾谊接着笔锋陡转,运用对比的方法,写秦始皇自以为这个有“关中之固,金城千里”,可为子孙“万世之业”的帝国,竟然会在转眼之间,被陈涉这个“甕牖绳枢之子”,“材能不及中人”者,以摧枯拉朽之势轻而易举地灭亡,给人以强烈的心灵震撼,从而总结出秦亡的教训:此乃“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中篇重点分析秦在统一中国之后政策上的失误:在天下百姓归顺于秦、向往和平安定生活之时,始皇和二世非但不能安抚百姓守威定功,反而变本加厉,继续推行横征暴敛、严刑峻法的国策,终于把人民逼反。接着得出“牧民之道,务在安之”的结论,可为精辟之见。

  《过秦论》下篇进一步指陈秦人在危难当头不能挽狂澜于既倒的原因,第一是子婴的不才;第二,更重要的是秦王的暴政导致君臣离德与士民不附,使子婴处于“孤立无亲,危弱无辅”的境地,只有束手就擒。从而说明:秦人之亡,非在外力,而在于自身,“本末并失,故不能长”。三篇文章,就这样环环相扣地把秦朝亡国的原因层层剖析下去,思维严谨,说理透辟,见解不凡。文章取名“过秦”,实则是借此来警告汉朝皇帝不要重蹈亡秦覆辙,故全文取一句野谚结尾:“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也。”由此,我们不但能见到作为汉初思想家贾谊关注国家政治的热情和深刻的思想,还能见出他的才思、智慧和人格风彩。此文虽为说理,有浓厚的战国纵横家遗风,但是在遣词造句中又处处流露出诗人的气质,词语讲究,多用修饰,感情充沛,行文流暢,可视为汉初散文的典范之作。

原文

 
过秦论
过秦论
  秦孝公据肴函之固,拥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窥周室,有席卷天下、 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当是时也,商君佐之,内立法度,务耕织,修守战之具;外连衡而斗诸侯。于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

  孝公既没,惠文、武、昭蒙故业因遗策,南取汉中,西举巴蜀,东割膏腴之地,收要害之郡。诸侯恐惧,会盟而谋弱秦,不爱珍器、重宝、肥饶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从缔交,相与为一。当此之时,齐有孟尝,赵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智而忠信,宽厚而爱人,尊贤而重士,约从离横,兼韩、魏、燕、赵、宋、卫、中山之众。于是六国之士,有宁越、徐尚、苏秦、杜赫之属为之谋,齐明、周最、陈轸、召滑、楼缓、翟景、苏厉、乐毅之徒通其意,吴起、孙膑、带佗、倪良、王谬、田忌廉颇、赵奢之伦制其兵。尝以十倍之地,百万之众,叩关而攻秦。秦人开关而延敌,九国之师逡巡遁逃而不敢进。秦无亡矢遗镞之费,而天下诸侯已困矣。于是从散约解,争割地以赂秦。秦有余力而制其弊,追亡逐北,伏尸百万,流血飘橹。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河山。强国请服,弱国入朝。
  
  施及孝文王庄襄王,享国之日浅,国家无事。及至始皇,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敲朴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以为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俯首系颈,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筑长城而守藩篱,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报怨。于是废先王之道,燔百家之言,以愚黔首;隳名城,杀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销锋鍉,铸以为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然后践华为城,因河为池,据亿丈之城、临不测之溪以为固。良将劲驽,守要害之处;信臣精卒,陈利兵而谁何。天下已定,始皇之心,自以为关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孙帝王万世之业也。始皇既没,余威震于殊俗。

  然而,陈涉,瓮牖绳枢之子,氓隶之人,而迁徙之徒也;材能不及中庸,非有仲尼、墨翟之贤,陶朱、猗顿之富。蹑足行伍之间,倔起阡陌之中,率罢弊之卒,将数百之众,转而攻秦,斩木为兵,揭竿为旗,天下云集而响应,赢粮而景从。山东豪俊遂并起,而亡秦族矣。

  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肴函之固,自若也;陈涉之位,不尊于齐、楚、燕、赵、韩、魏、宋、卫、中山之君也;锄、耰、棘矜,不銛于钩、戟、长铩也;谪戌之众,非抗于九国之师也;深谋远虑,行军用兵之道,非及曩时之士也。然而成败异变,功业相反。
  
过秦论
     过秦论
  试使山东之国,与陈涉度长絜大,比权量力,则不可同年而语矣。然秦以区区之地,致万乘之势,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余年矣。然后以六合为家,肴函为宫。一夫作难而七庙隳,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何也?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
秦灭周祀,并海内,兼诸侯,南面称帝,以养四海。天下之士,斐然向风。若是,何也?曰:近古之无王者久矣。周室卑微,五霸既灭,令不行于天下。是以诸侯力政,强凌弱,众暴寡,兵革不休,士民罢弊。今秦南面而王天下,是上有天子也。既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虚心而仰上。当此之时,专威定功,安危之本,在于此矣。   

  秦王怀贪鄙之心,行自奋之智,不信功臣,不亲士民,废王道而立私爱,焚文书而酷刑法,先诈力而后仁义,以暴虐为天下始。夫兼并者高诈力,安危者贵顺权,此言取与守不同术也。秦离战国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其所以取之守之者无异也。孤独而有之,故其亡可立而待也。借使秦王论上世之事,并殷、周之迹,以制御其政,后虽有淫骄之主,犹未有倾危之患也。故三王之建天下,名号显美,功业长久。   

  今秦二世立,天下莫不引领而观其政。夫寒者利裋褐,而饥者甘糟糠。天下嚣嚣,新主之资也。此言劳民之易为仁也。向使二世有庸主之行而任忠贤,臣主一心而忧海内之患,缟素而正先帝之过;裂地分民以封功臣之后,建国立君以礼天下;虚囹圄而免刑戮,去收孥污秽之罪,使各反其乡里;发仓廪,散财币,以振孤独穷困之士;轻赋少事,以佐百姓之急;约法省刑,以持其后,使天下之人皆得自新,更节修行,各慎其身;塞万民之望,而以盛德与天下,天下息矣。即四海之内皆欢然各自安乐其处,惟恐有变。虽有狡害之民,无离上之心,则不轨之臣无以饰其智,而暴乱之奸弭矣。   

  二世不行此术,而重以无道:坏宗庙与民,更始作阿房之宫;繁刑严诛,吏治刻深;赏罚不当,赋敛无度。天下多事,吏不能纪;百姓困穷,而主不收恤。然后奸伪并起,而上下相遁;蒙罪者众,刑戮相望于道,而天下苦之。自群卿以下至于众庶,人怀自危之心,亲处穷苦之实,咸不安其位,故易动也。是以陈涉不用汤、武之贤,不借公侯之尊,奋臂于大泽,而天下响应者,其民危也。   

  故先王者,见终始不变,知存亡之由。是以牧民之道,务在安之而已矣。下虽有逆行之臣,必无响应之助。故曰:“安民可与为义,而危民易与为非”,此之谓也。贵为天子,富有四海,身在于戮者,正之非也。是二世之过也。
秦兼诸侯山东三十余郡,脩津关,据险塞,缮甲兵而守之。然陈涉率散乱之众数百,奋臂大呼,不用弓戟之兵,鉏耰白梃,望屋而食,横行天下。秦人阻险不守,关梁不闭,长戟不刺,强弩不射。楚师深入,战于鸿门,曾无藩篱之难。于是山东诸侯并起,豪俊相立。秦使章邯将而东征,章邯因其三军之众,要市于外,以谋其上。群臣之不相信,可见于此矣。   

  子婴立,遂不悟。借使子婴有庸主之材而仅得中佐,山东虽乱,三秦之地可全而有,宗庙之祀宜未绝也。秦地被山带河以为固,四塞之国也。自缪公以来至于秦王二十余君,常为诸侯雄。此岂世贤哉?其势居然也。且天下尝同心并力攻秦矣,然困于险阻而不能进者,岂勇力智慧不足哉?形不利、势不便也。秦虽小邑,伐并大城,得阨塞而守之。诸侯起于匹夫,以利会,非有素王之行也。其交未亲,其民未附,名曰亡秦,其实利之也。彼见秦阻之难犯,必退师。案土息民以待其弊,收弱扶罢以令大国之君,不患不得意于海内。贵为天子,富有四海,而身为禽者,救败非也。   

  秦王足己而不问,遂过而不变。二世受之,因而不改,暴虐以重祸。子婴孤立无亲,危弱无辅。三主之惑,终身不悟,亡不亦宜乎?当此时也,也非无深谋远虑知化之士也,然所以不敢尽忠指过者,秦俗多忌讳之禁也,——忠言未卒于口而身糜没矣。故使天下之士倾耳而听,重足而立,阖口而不言。是以三主失道,而忠臣不谏,智士不谋也。天下已乱,奸不上闻,岂不悲哉!先王知壅蔽之伤国也,故置公卿、大夫、士,以饰法设刑而天下治。其强也,禁暴诛乱而天下服;其弱也,王霸征而诸侯从;其削也,内守外附而社稷存。故秦之盛也,繁法严刑而天下震;及其衰也,百姓怨而海内叛矣。故周王序得其道,千余载不绝;秦本末并失,故不能长。由是观之,安危之统相去远矣。   

  鄙谚曰:“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师也。”是以君子为国,观之上古,验之当世,参之人事,察盛衰之理,审权势之宜,去就有序,变化因时,故旷日长久而社稷安矣。

译文

 
  秦孝公占据着崤山和函谷关的险固地势,拥有雍州的土地,君臣牢固地守卫着,借以窥视周王室(的权力),有席卷天下、征服九州、横扫四海的意图和并吞八方荒远之地的雄心。在那时候,(有)商君辅佐他,对内建立法规制度,大兴耕作纺织,修造防守和进攻的器械;对外实行连衡策略,使山东诸侯自相争斗。这样,秦人毫不费力地夺取了西河之外的土地。

  孝公死后,惠文王、武王、昭襄王(先后)继承已有的基业,沿袭前代的策略,向南攻取汉中,向西吞并巴、蜀,向东割取肥沃的地盘,向北占领要害的郡邑。诸侯恐慌害怕,开会结盟,谋求削弱秦国的办法。不吝惜奇珍贵重的器物和肥沃富饶的土地,用来招致天下的优秀人才,订立合纵盟约,结成一体。在这个时候,齐国有孟尝君,赵国有平原君,楚国有春申君,魏国有信陵君。这四位封君,都见事明,有智谋,心地诚而讲信义,待人很宽厚,对贤能之士很敬重,(他们)以合纵之约击破秦的连横之策,将韩、魏、燕、楚、齐、赵、宋、卫、中山的部队结成联军。在这时,六国士人有宁越、徐尚、苏秦、杜赫等人为他们出谋划策,齐明、周最、陈轸、召滑、楼缓、翟景、苏厉、乐毅等人(为各国)沟通意见,吴起、孙膑、带佗、倪良、王廖、田忌、廉颇、赵奢等人统率他们的军队。他们曾经以十倍于秦的土地,上百万的军队,开往函谷关去攻打秦国。秦人大开关门引敌深入,九国的军队(却)迟疑起来,不敢入关。秦人没有丢失一支箭那样的消耗,天下的诸侯(却)已陷入狼狈不堪的境地了。这样一来,纵约解散了,各诸侯国争着割地来贿赂秦国。秦有富余的力量利用对方弱点来制服他们,追赶(九国的)败兵,百万败兵横尸道路,血流(成河),大盾牌也漂浮得起。(秦人)凭借这有利的形势,割取天下的土地,(重新)划分山河的区域。强国主动表示屈服,弱国(按时)入秦朝拜。待到孝文王、庄襄王依次继位,他们统治的时间不长,秦国没有什么大事。
  
  《过秦论》到始皇的时候,他大大地发展了前六代君主的功业,挥舞着长鞭来驾驭全中国,将东周、西周和各诸侯国统统消灭,登上最尊贵的宝座来统治天下,用种种刑具来迫害全国人民,威风震慑四海。向南攻取百越的土地,把它划为桂林郡和象郡,百越的君主低着头,颈上捆着绳子,性命听凭秦的下级官吏处理。于是(又)派蒙恬到北方去修筑长城,守卫边境,击退匈奴七百多里;胡人(再)不敢到南边来放牧,勇士不敢拉弓射箭来报仇。接着就废除古代帝王的治世之道,焚烧诸子百家的著作,为的是使百姓变得愚蠢;毁坏著名的城邑,杀掉英雄豪杰;收缴天下的兵器,集中在咸阳,去掉刀刃和箭头,用来铸成十二个金人,以便削弱百姓(的反抗力量)。然后踏上华山修城墙,借用黄河做护城河,上有亿丈高的城墙,下临不可测量的深渊,作为坚固(的防御工事)。好的将领手执强弩守卫着要害的地方,可靠的官员、精锐的士卒拿着锋利的兵器,盘问过往行人。天下已经安定,始皇心里自以为关中的险固地势,方圆千里的铜墙铁壁,正是子孙万代的帝王基业。

  始皇去世之后,他的余威(依然)震慑着边远地区。可是,陈涉不过是个破瓮做窗户、草绳做户枢的贫家子弟,是氓、隶一类的人,(后来)做了被迁滴戍边的卒子;才能不如中等人,并没有孔丘、墨翟那样的贤德,也不像陶朱、猗顿那样富有。(他)脐身于戍卒的队伍中,从田野间突然奋起发难,率领着疲惫无力的士兵,指挥着几百人的队伍,掉转头来进攻秦国,砍下树木作武器,举起竹竿当旗帜,天下人如同云一样聚集起来,回声似的应和他,都带着粮食,影子似地跟着他。崤山以东的英雄豪杰于是一齐起事,消灭了秦的家族。

  可以断言,一统天下的秦王朝并不是弱小得(无力抵抗),雍州的地势,崤山和函谷关的险固,还是从前那个样子。陈涉的地位并不比齐、楚、燕、赵、韩、魏、宋、卫、中山的国君更尊贵;锄头木棍并不比钩戟长矛更锋利;那迁滴戍边的卒子的(作战能力)并不比九国部队更强;(至于)深谋远虑,行军用兵的策略,(陈涉)也比不上九国的武将谋臣。可是条件好者失败而条件差者成功,功业完全相反,为什么呢?假使拿山东诸国跟陈涉比一比长短大小,量一量权势力量,那简直是天渊之别了。然而秦凭借着它的区区之地,发展到兵车万乘的国势,招致八州的列国诸侯来朝拜自己,已有一百多年历史;然后将天下作为一家私产,用崤山、函谷关作为宫墙;一个戍卒发难就毁掉了天子七庙,皇子皇孙都死在人家手里,被天下人耻笑,是什么原因呢?就因为不施行仁义而使攻守的形势发生了变化啊。

  秦统一天下,吞并诸侯,临朝称帝,供养四海,天下的士人顺服地慕风向往,为什么会象这样呢?回答是:近古以来没有统一天下的帝王已经很久了。周王室力量微弱,五霸相继死去以后,天子的命令不能通行天下,因此诸侯凭着武力相征伐,强大的侵略弱小的,人多的欺凌人少的,战事不止,军民疲惫。现在秦皇南面称帝统治了天下,这就是在上有了天子啊。这样一来,那些可怜的百姓就都希望能靠他安身活命,没有谁不诚心景仰皇上,在这个时候,应该保住威权,稳定功业,是安定,是危败,关键就在于此了。   

  秦王怀着贪婪卑鄙之心,只想施展他个人的智慧,不信任功臣,不亲近士民,抛弃仁政王道,树立个人权威,禁除诗书古籍,实行严刑酷法,把诡诈权势放在前头,把仁德信义丢在后头,把残暴苛虐作为治理天下的前提。实行兼并,要重视诡诈和实力;安定国家,要重视顺时权变:这就是说夺天下和保天下不能用同样的方法。秦经历了战国到统一天下,它的路线没有改,他的政令没有变,这是它夺天下和保天下所用的方法没有不同。秦王孤身无辅却拥有天下,所以他的灭亡很快就来到了。假使秦王能够考虑古代的情况,顺着商、周的道路,来制定实行自己的政策,那么后代即使出现骄奢淫逸的君主,也不会有倾覆危亡的祸患。所以夏禹、商汤、周文王和周武王建立了国家,名号卓著,功业长久。   

  当今秦二世登上王位,普天之下没有人不伸长脖子盼着看一看他的政策。受冻的人穿上粗布短袄就觉得很好,挨饿的人吃上糟糠也觉得香甜。天下苦苦哀叫的百姓,正是新皇帝执正的凭借。这就是说劳苦人民容易接受仁政。如果二世有一般君主的德行,任用忠贞贤能的人,君臣一心,为天下的苦难而忧心,丧服期间就改正先帝的过失,割地分民,封赏功臣的后代,封国立君,对天下的贤士以礼相待,把牢狱里的犯人放出来,免去刑戮,废除没收犯罪者妻子儿女为官家奴婢之类的杂乱刑罚,让被判刑的人各自返回家乡。打开仓库,散发钱财,以赈济孤独穷困的士人;减轻赋税,减少劳役,帮助百姓解除急困;简化法律,减少刑罚,给犯罪人以把握以后的机会,使天下的人都能自新,改变节操,修养品行,各自谨慎对待自身;满足万民的愿望,以威信仁德对待天下人,天下人就归附了。如果天下到处都欢欢喜喜安居乐业,唯恐发生变乱,那么即使有奸诈不轨的人,而民众没有背叛主上之心,图谋不轨的臣子也就无法掩饰他的奸诈,暴乱的阴谋就可以被阻止了。  
 
  二世不实行这种办法,破坏宗庙,残害百姓,比始皇更加暴虐无道,重新修建阿房宫,使刑罚更加繁多,杀戮更加严酷,官吏办事苛刻狠毒,赏罚不得当,赋税搜刮没有限度,国家的事务太多,官吏们都治理不过来;百姓穷困已极,而君主却不加收容救济。于是奸险欺诈之事纷起,上下互相欺骗,蒙受罪罚的人很多,道路上遭到刑戮的人前后相望,连绵不断,天下的人都陷入了苦难。从君卿以下直到平民百姓,人人心中自危,身处穷苦之境,到处都不得安静,所以容易动乱。因此陈涉不凭商汤、周武王那样的贤能,不借公侯那样的尊贵,在大泽乡振臂一呼而天下响应,其原因就在于人民正处于危难之中。   

  所以古代圣王能洞察开端与结局的变化,知道生存与灭亡的关键,因此统治人民的方法,就是要专心致力于使他们安定罢了。这样,天下即使出现叛逆的臣子,也必然没有人响应,得不到帮助力量了。所谓“处于安定状态的人民可以共同行仁义,处于危难之中的人民容易一起做坏事”,就是说的这种情况。尊贵到做了天子,富足到拥有天下,而自身却不能免于被杀戮。这正是秦二世所犯下的过错。

  秦朝兼并了诸侯,山东有三十多个郡,修筑渡口关隘,占据着险要地势,修治武器,守护着这些地方。然而陈涉凭着几百名散乱的戌卒,振臂大呼,不用弓箭矛戟等武器,光靠锄把和木棍,虽然没有给养,但只要看到有人家住的房屋就能吃上饭,纵横驰骋天下,所向无敌。秦朝险阻之地防守不住了,关卡桥梁封锁不住了,长戟刺不了,强弩射不了。楚军很快深入境内,鸿门一战,竟然连篱笆一样的阻拦都没有遇到。于是山东大乱,诸侯纷纷起事,豪杰相继立王。秦王派章邯率兵东征,章邯得此机会,就凭着三军的众多兵力,在外面跟诸侯相约,做交易,图谋他的主上。大臣们不可信用,从这件事就可以看出来了。子婴登位,最终也不曾觉悟,假使子婴有一般君主的才能,仅仅得到中等的辅佐之臣,山东地区虽然混乱,秦国的地盘还是可以保全的,宗庙的祭祀也不会断绝。
   
  秦国地势有高山阻隔,有大河环绕,形成坚固防御,是个四面都有险要关塞的国家。从穆公以来,一直到秦始皇,二十多个国君,经常在诸侯中称雄。难道代代贤明吗?这是地位形势造成的呀!再说天下各国曾经同心合力进攻秦国。在这种时候,贤人智士会聚,有良将指挥各国的军队,有贤相沟通彼此的计谋,然而被险阻困住不能前进,秦国就引诱诸侯进入秦国境内作战,为他们打开关塞,结果山东百万军队败逃崩溃。难道是因为勇气、力量和智慧不够吗?是地形不利,地势不便啊。秦国把小邑并为大城,在险要关塞驻军防守,把营垒筑得高高的而不轻易跟敌方作战,紧闭关门据守险塞,肩扛矛戟守卫在那里。诸侯们出身平民,是为了利益联合起来,并没德高望众而位居王位者的德行。他们的交往不亲密,他们的下属不亲附。名义上是说灭亡秦朝,实际上是为自己谋求私利。他们看见秦地险阻难以进犯,就必定退兵。如果他们能安定本土,让人民休养生息,等待秦的衰败,收纳弱小,扶助疲困,那么凭着能对大国发号施令的君主,就不用担心在天下实现不了自己的愿望了。可是他们尊贵身为天子,富足拥有天下,自己却遭擒获,这是因为他们挽救败亡的策略错误啊。   

  秦王满足一己之功,不求教于人,一错到底而不改变。二世承袭父过,因循不改,残暴苛虐以致加重了祸患。子婴孤立无亲,自处危境,却又柔弱而没有辅佐,三位君主一生昏惑而不觉悟,秦朝灭亡,不也是应该的吗?在这个时候,世上并非没有深谋远虑懂得形势变化的人士,然而他们所以不敢竭诚尽忠,纠正主上之过,就是由于秦朝的风气多有忌讳的禁规,忠言还没说完而自己就被杀戮了。所以使得天下之士只能侧着耳朵听,重叠双脚站立,闭上嘴巴不敢说话。因此,三位君主迷失了路途,而忠臣不敢进谏言,智士不敢出主意,天下已经大乱,皇上还不知道,难道不可悲吗?   

  先王知道壅塞不通就会伤害国家,所以设置公卿、大夫和士,来整治法律设立刑罚,天下因而得到治理。强盛的时候,禁止残暴诛讨叛乱,天下服从;衰弱的时候,五霸为天子征讨,诸侯也顺从;土地被割削的时候,在内能自守备,在外还有亲附,社稷得以保存。所以秦朝强盛的时候,繁法严刑,天下震惊;等到它衰弱的时候,百姓怨恨,天下背叛。周朝的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合乎根本大道,因而传国一千多年不断绝。而秦朝则是本末皆失,所以不能长久。由此看来,安定和危亡的纲纪相距太远了!俗话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过去的经验教训不忘记,就是以后做事的借鉴)。因此君子治理国家,考察于上古的历史,验证以当代的情况,还要通过人事加以检验,从而了解兴盛衰亡的规律,详知谋略和形势是否合宜,做到取舍有序,变化适时,所以历时长久,国家安定。

作者简介

  
贾谊
贾谊
  贾谊(前200-前168),世称贾太傅、贾长沙、贾生。洛阳(今河南洛阳东)人。西汉初期的政论家、文学家。年少即以育诗属文闻于世人。后见用于文帝,力主改革,被贬。改任梁怀王太傅。梁怀王堕马而死,自伤无状,忧愤而死。主要文学成就是政论文,著有《新书》十卷。代表作有《过秦论》上、中、下三篇,《陈政事疏》(亦名《治安策》),《论积贮疏》等。
  
  《过秦论》总结了秦代兴亡的教训,实则昭汉之过。《陈政事疏》和《论积贮疏》是批评时政之作,提出用“众诸侯而少其力”的办法,巩固中央集权制。要“驱民而归之农”,巩固政权。其文说理透辟,逻辑严密,气势汹涌,词句铿锵有力,对后代散文影响很大。鲁迅曾说,他与晁错的文章“皆为西汉鸿文,沾溉后人,其泽甚远。”《汉书·艺文志》著录有赋七篇,被贬长沙途中渡湘水时作《吊屈原赋》,以自谕。谪居长沙三年,作《鵩鸟赋》,假托与鹏鸟的问答,说明“万物变化之理”,对死生荣辱,万物众生,皆不在意。发自肺腑,哀伤之情跃然纸上。假辞赋之要,抒忧国之情。其赋皆为骚体,形式趋于散体化,是汉赋发展的先声。所著文章五十入篇,刘向编为《新书》十卷,已散佚不全。明人辑有《贾长沙集》,今人辑有《贾谊集》,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贾谊是汉初最重要的思想家和最杰出的文人。他的政论散文,全面地阐述了深刻的政治思想和高瞻远瞩的治国方略,鲜明地体现了汉初知识分子在大一统封建帝国创始时期积极用世的人生态度和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标志着中国散文发展的一个新阶段,代表汉初政论散文的最高成就。

艺术特点

 
  《过秦论》共有三篇。其中写得最好、影响最大的是这第一篇。它最早附见于《史记·秦始皇本纪》篇末,列为第二篇;后来褚少孙补《史记》,又把它单独附在《陈涉世家》的篇末。《汉书》、《文选》也都选录了这一篇。今传贾谊所撰专著《新书》,当由后人搜辑而成,对此文则明确标出它是三篇中的“上篇”。在《史》《汉》《新书》《文选》四部书中,本篇凡五见,文章字句颇有出入。从明、清到当代,几乎所有的古文选本都选了这篇《过秦论》(上),因此前人对它的评语也很多。如清人姚鼐在《古文辞类纂》中评它为“雄骏宏肆”,近人吴闿生在《古文范》的夹批中评它“通篇一气贯注,如一笔书,大开大阖”。归纳大多数评论者的意见,主要说这篇文章气势充沛,一气呵成,是古今第一篇气“盛”的文章。因此吴闿的意见是比较有代表性的。我这篇小文就想先从气势充沛这一点谈起。
  
  从语言的角度看,所谓气盛的文章,多用排比句或对偶句,本篇固不例外(如第2段中从“于是六国之士”以下,先用一“有”字领起,贯穿下面三句,罗列了大量人名,就是排比句式;如“蒙故业”以下四句,每两句一对仗,就是对偶句式。也有排比兼对偶的句式,如开头说秦孝公“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即是)。但这还只是从表面现象去理解。在古典散文名篇中,用排比句或对偶句的文章并不少,却不一定篇篇气盛。如孔稚圭的《北山移文》,造句或排或偶,比比皆是,然而读起来并不感到气很盛。可见用排比句和对偶句只是使文章气盛的因素之一,是属于外在的艺术技巧,而不是主要因素。
  本篇之所以以气盛为特点而传诵不朽,之所以使人觉得有说服力,有三个原因。第一个是最主要的,即这篇文章虽是说理文,其中却用了十之七八的篇幅来叙事。用叙事来说理,可以说是本篇最大的特点。作者用千把字的篇幅概括了从秦孝公到秦亡国这一百多年来的历史,概括地说明了秦之由盛而衰的全过程和主要现象,同时还贯穿了作者本人的观点来说明其所以兴衰的关键所在。这就对这一段历史事实有比较清楚的认识。这个特点为什么就能使文章读起来有气势呢?关键在于:一、作者既能用概括扼要的笔墨来表达丰富的内容,让读者感到短短一篇文章竟然包涵了这许多东西,自然觉得文章饱满充沛,读起来思路自然而然跟着作者的笔锋走,那当然会显得气“盛”了;二、贾谊对秦国由盛而衰、由兴而亡的叙述是很有条理的,上来抓住一条纵的线,即从秦孝公之兴到秦王朝之亡,始终是按照时间的顺序来安排文章的层次先后的;而对某一特定时间内的某一点,又突出地加以铺陈发挥,使人不仅看到“线”,还看到“线”上的一个个用浓墨重彩着重描述的“点”。于是你不由自主地会顺着作者所安排的次序往下推,往下读,他不中断,你就不能中断,他不节外生枝,你就不能旁及其余。因此,这也给人带来了气盛的感觉。
  
  第二个使读者感到文章气盛的原因,亦即本篇所具有的另一特点:贾谊在用写赋的手法来写说理散文。写赋是需要铺张和夸大的,贾谊写这篇文章可以说通篇都采用了这种手法。比如第1段“有席卷天下”四句,“席卷”“包举”“囊括”“并吞”等词,基本上都同义;“天下”“宇内”“四海”和“八荒”,也都是同一个意思。同一个意思而一连写上好几句,既有排比又有对仗,这就是写赋的夸张手法。下面第2、第4、第5等段中,都有类似的句子,不胜枚举。所谓“铺张扬厉”,主要就是指的这一类句子。这样,气势自然就充沛了,自然让读者感受到作者的笔锋锐不可当,咄咄逼人,读起来有劲头,有说服力,而且有欲罢不能之感。这是由于作者本人原是一位辞赋作家的缘故。作为作家,贾谊不仅是政治家,也是文学家;作为作品,《过秦论》同样具有文学作品的艺术特色。还有第三个原因,也是这篇文章所具有的第三个特点,即作者用全篇对比到底的手法写出了他的论点。对比手法并没有什么希奇,而本篇精彩处却在于作者用了四个方面的对比:即秦国本身先强后弱、先盛后衰、先兴旺后灭亡的对比;秦与六国的对比;秦与陈涉的对比;陈涉与六国的对比。几种对比交织在一起,结构自然宏伟,气势也自然磅礴,话也显得更有分量了。主客观形势的不同,强弱盛衰难易的不同,都从几方面的对比中显现出来。而文章气盛的道理,也就不难理解了。

作品赏析

 
  前三段,主要写三个方面:一、秦国世世代代有野心;二、秦国实力愈来愈强大;三、由于靠实力,秦国统一天下并不很难。第1段着重写有野心,第2段着重写有实力,第3段兼而写之。全篇的铺排和对比都从这三方面入手,把具体事实贯穿进去,用概括的语言勾画出大的轮廓来,使叙述的内容有了倾向性,有了作者自己的观点。如说“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秦无亡矢遗链之费”和第3段结束处写“始皇之心,自以为关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孙帝王万世之业也”等等,都是极写秦之野心和实力,极写得天下并不难。与此同时,作者也写了另一方面,如“四君”“九国之师”“六国之士”等等,愈写对方也就愈反衬秦之强大,这是烘云托月的手法。但却感到:愈写秦之强大,就愈见秦之骄横愚昧;愈写秦之自信太强,就愈见秦之主观片面;愈写秦之野心极大,就愈见秦之眼光短浅。作者虽处处叙而不论,却处处为最后一段的议论在“蓄势”。这样的文章,读起来自然感到饱满酣畅了。第3段开头只说了九个字:“享国之日浅,国家无事”。这当然是事实。但也并非一点可写的事都没有。可是作者不准备在这里多费笔墨,只把那一条贯穿于秦之各个时期的纵线画出来就够了。从行文方面来说,一篇气盛的文章也不能一点不喘息。第3段开头的十几个字,就给全篇形成一个短暂的停顿。明代古文家归有光就说过,这是“如人吐气”(见归有光《评点史记》)。固然不能形式主义地看问题,硬要在一气呵成的文章里安插一个“气口”;但文章写到这里,自然有了一个喘息的机会,“如人吐气”,还是必要的,也是学写作的人应予注意的。
 
  前面说过,第3段写秦始皇:野心与实力,兼而写之。但第3段与第2段还不一样。第2段是用正反对比手法两面写,第3段却全从正面写,把秦始皇的实力和野心描绘得淋漓尽致,愈写愈足,愈写愈神气。甚至到了第4段开头处,还要找补两句:“始皇既没,余威震于殊俗”。吴闿生夹批:“再加二句,十分酣恣。”这就像给皮球或车轮打气,打到最大限度,再加上两下,自然球胎或轮胎就非爆裂不可了。然后一下子反跌下来,改从陈涉方面写起,却又处处对陈涉寓褒于贬,这就更加写出秦之灭亡实有自取其祸之道了。最末一段是“论”和“断”,仍用对比手法把几个方面综合到一起,然后得出结论,即所谓“断”。为了使结论下得郑重,于是又把秦重新提起总说一遍,才以“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收尾。文章须能放能收,能开能合,始见本领。贾谊在这篇杰作中完全做到了这一点。
  
  金圣叹在《才子古文》(历朝部分)卷二中对本篇加批语说:“《过秦论》者,论秦之过也。秦过只是末句‘仁义不施’之语,便断尽此通篇文字。……至于前半有说六国时,此只是反补秦;后半有说秦时,此只是反衬陈涉。最是疏奇之笔。”这是说得相当扼要的。应该承认,这篇文章在当时确实起了好影响。贾谊作为士大夫,固然站在封建统治阶级立场为汉王朝出谋划策;但他却能认识到农民起义的力量,认识到秦王朝灭亡的关键在于失掉民心和过分迷信武力,封建统治者野心大而虐待人民,终于被人民灭亡。有了这个认识,统治阶级才开始考虑如何缓和社会矛盾,以巩固自己的统治政权。这才说明农民起义真正推动了历史前进的车轮。有了贾谊这一番描绘,汉朝的皇帝才能真正总结秦代由盛而衰、由强而弱的经验教训。

《过秦论》与《阿房宫赋》之比较

 
  《过秦论》和《阿房宫赋》,前后时隔千年有余,然而异体同构,流传千古,同为文苑奇葩。

异体

第一,写作手法不同。
 
  《过秦论》是一篇政论,因而重在说理,叙史部分高度概括,如秦“取西河之外”是商鞅计骗魏将公子卯而袭破其军的结果,文中只用“拱手”二字概括。而《阿房宫赋》是一篇文赋,所以重在讽喻,文章极尽描写之能事,如第2段写阿房宫中美人之多,便分别以“明星”“绿云”“渭流”和“烟斜雾横”比喻宫女“开妆镜”“梳晓鬟”“弃脂水”和“焚椒兰”。“论”“赋”异体,手法不同。

第二,立论角度不同。

  《过秦论》因要“过”秦,便反复对比:秦先弱后强之比,九国之师与一秦之比,强秦与陈涉之比,九国之师与陈涉之师之比。两两比较,只为激出末句。“故正意一经揭出,格外警悚出奇,可谓极谋篇之能事矣。”(《文章源流》)《阿房宫赋》则以“寓言”式的描写,来表明“秦爱纷奢”:“鼎铛玉石,金块珠砾,弃掷逦迤”,“取之尽锱铢,用之如泥沙”,进而指出秦灭亡的主要原因。

同构

第一,写作目的相同。

  西汉初期,经济凋敝,人口减少,贾谊目睹了这一切,便极力主张行“仁政”以“安民”。多次上疏,评论时政,其《过秦论》的目的即是借说秦之过而劝汉文帝“安民”。杜牧更是如此,他在《上知己文章启》中说:“宝历大起宫室,广声色,故作《阿房宫赋》”,明确表明此文是为了以古鉴今,针砭时政。

第二,灭亡原因相同。

  贾谊继承并发展了汉初叔孙通、陆贾等人关于秦灭亡原因的观点,简洁地概括为“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杜牧在文末也说:“嗟夫!使六国各爱其人,则足以拒秦;使秦复爱六国之人,则递三世可至万世而为君,谁得而族灭也?”“施仁义”和“爱人”皆儒家一脉相承之观点。

第三,全文结构相同。

  《过秦论》全文5段,前4段叙史,概括了秦自孝公(公元前361年)崛起,到二世灭亡(公元前207年)的整个兴亡过程,末段议论,归纳出秦灭亡原因。《阿房宫赋》全文4段,前3段描写,详尽地描绘了阿房宫的雄伟壮观、美人珍宝之多和“秦爱纷奢”之状,末段发出感叹,总结秦灭亡的教训。两文都是前叙后论,篇末明旨。

第四,都用铺排渲染。

  《过秦论》虽是政论,但贾谊首先是一个汉赋大家,因而多用写赋手法,“铺张扬厉”。如叙秦孝公之雄心“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叙九国之师攻秦“于是六国之士,有宁越……之属为之谋,齐明……之徒通其意,吴起……之伦制其兵。尝以十倍之地,百万之众,叩关而攻秦”;始皇“威振四海”是“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敲扑而鞭笞天下”。大段铺排形成了一种波澜壮阔的气势。《阿房宫赋》更极尽铺排渲染之能事,“五步一楼,十步一阁;廊腰缦回,檐牙高啄;各抱地势,钩心斗角”极写楼阁密而奇;“明星荧荧,开妆镜也;绿云扰扰,梳晓鬟也;渭流涨腻,弃脂水也;烟斜雾横,焚椒兰也”极写宫女多而美;“负栋之柱,多于南亩之农夫;架梁之椽,多于机上之工女;钉头磷磷,多于在庚之粟粒;瓦缝参差,多于周身之帛缕;直栏横槛,多于九土之城郭;管弦呕哑,多于市人之言语”极写秦王生活奢而糜。铺排渲染之中溢出文章之“主意”。

第五,语言整齐峻拔。

  《过秦论》多用骈偶,工整雄峻。如首段末句“当是时也,商君佐之”以下“内”“外”对应,一气呵成;第2段首句“蒙故业,因遗策”以下“南取”“西举”“东割”“北收”并举,气吞九州。《阿房宫赋》首句即奇,“六王毕,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钱钟书说它“发唱惊挺,操调险急”(《管锥编》),像“歌台暖响,春光融融;舞殿冷袖,风雨凄凄”这样的四字句更增强了文章的气势。此外,两文都使用了夸张、比喻等修辞手法,既形象,又生动,给人以审美的愉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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