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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 16424 次 历史版本 4个 创建者:蓝点 (2010/10/7 1:24:25)  最新编辑:momo (2013/5/2 14:53:21)
蒋经国
拼音:Jiǎng Jīngguó (Jiang Jingguo)
 
蒋经国(1910—1988)
蒋经国(1910—1988)
 蒋经国(1910年4月27日-1988年1月13日),名经国,字建丰,俄文名尼古拉·维拉迪米洛维奇·伊利扎洛夫(Николай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 Елизаров),浙江省奉化溪口人。蒋介石的长子,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毕业,曾任“中华民国”第六、第七任“总统”(1978年—1988年),中国国民党首任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华民国行政院”院长、“国防部部长”等职。

  从1925年到1937年,蒋经国曾先后就读于莫斯科中山大学,列宁格勒中央军事政治研究院,后来被分配到莫斯科郊外电机工厂。1932年即23岁时,被送到西伯利亚,分配在阿尔泰山脉中的金矿区,后转派为重机械工场技师。1933年即24岁时,又被送往斯伐拉斯的乌拉重机械厂,翌年被提升为副厂长,并结识了女工苏娜(后改为蒋方良),1935年3月结婚。

  1936年西安事变后,国共关系缓和,国民党苏联关系也有改善。蒋经国于1937年3月偕夫人及长子孝文离开苏联回国。1938年到1943年,在江西的赣南一带任职。1944年蒋介石调他到重庆,从此以后他的大部分时间都在蒋介石身边,或在蒋介石的直接指挥下工作。

 
青年时代的蒋经国
青年时代的蒋经国
 1949年随蒋介石去台湾后,成为蒋介石刻意进一步培养的接班人。从60年代开始,蒋经国即逐渐由幕后走向幕前,掌握军事、行政、财政大权。曾先后出任中国国民党改造委员会委员,“国防部”总政治部主任,台湾“退除役官兵辅委会”主任委员,“国防部”副部长、部长、“行政院”副院长、院长等职。 1978年至1988年去世,前后两次出任台湾地区领导人。

  在台湾,蒋经国在民间一直享有崇高名望。蒋介石在台湾至今仍是争议很大的人物,而对蒋经国则几乎是没有太大争议。在“蒋经国百年诞辰”纪念中,连民进党除了指出他是“威权时代”的人物之外,仍然无法否定他对台湾政治改革和经济建设等方面的功绩。

  蒋经国的一生,与其父蒋介石的政治趋向是密切相关的。当中国革命趋于高潮,国共实现第一次合作,中苏关系比较友好时,蒋经国被送往苏联培养;当国共合作关系破裂,中苏关系变得紧张时,蒋经国实际上是被流放到西北利亚;当国共实现第二次合作,联合起来抗日,中苏关系恢复友好时,蒋经国又顺利回到中国;而当蒋介石又一次发动内战,国共关系再度破裂时,蒋介石父子则兵败退台,使两岸关系至今仍处于分割状态。

生平简介


 
抗战时期,蒋经国与父亲蒋介石在重庆合影
抗战时期,蒋经国与父亲蒋介石在重庆合影
 蒋经国1910年出生于浙江奉化,为蒋介石原配妻子毛福梅所生。1922年到上海读书。

  蒋经国15岁,1925年时,积极参加五卅运动,后受吴稚晖启发,同年10月前往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同学中有比他大六岁的邓小平。蒋经国1927年以优异的成绩提前毕业于莫斯科中山大学。其间正式加入苏联共产党。国共关系恶化后,曾被下放至西伯利亚,其间与白俄罗斯姑娘芬娜(后改名蒋方良)结婚。

  1937年3月25日离开莫斯科携妻带子回国。1938年加入中国国民党。1939年任江西省第四区(赣南地区)行政督察专员兼区保安司令,政绩卓越,有称其为“蒋青天”者。

  1944年任三民主义青年团组训处处长、青年军编练总监部政治部中将主任。1948年金圆券改革,蒋经国至上海进行经济管制,与孔宋集团发生正面冲突,工作受阻。

  1949年蒋经国奉蒋介石之命进行中央银行外汇、黄金移存台湾事宜。1950年担任总政战部主任,负责政工改制工作。旋兼任总统府资料室主任(国家安全局的前身),正式统筹台湾的情治工作。同年7月担任中国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进入党内决策核心。

蒋经国夫人蒋方良
蒋经国夫人蒋方良
  1954年担任国防会议副秘书长。此后蒋经国历任要职,包括行政院退除役官兵就业辅导委员会主任委员(1956年)、中国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1957年)、国防部副部长(1964年)、国防部长(1965年1月3日)、行政院副院长兼财经委员会主委(1969年6月)、行政院长(1972年5月29日)等职。

  蒋经国曾在1966年访韩、1967年访日。1970年第四度访美时在纽约遭到“台独”人士黄文雄郑自才企图刺杀未果。

  1972年,出任“中华民国”行政院院长,1975年继蒋介石后任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兼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1978年经由第一届国民大会选举,当选为第六任“中华民国”“总统”。

  1979年发生党外人士追求民主的美丽岛事件,政治局势出现重大变化。

  1984年续任为第七任“中华民国”“总统”。

  1987年宣布解除台湾戒严、开放台湾外省人民众赴中国大陆探亲,1988年开放报禁。

  1988年1月13日病逝于台北荣民总医院

青少年与留苏时期

蒋介石原配夫人毛福梅与儿子蒋经国和儿媳合影
蒋介石原配夫人毛福梅与儿子蒋经国和儿媳合影

慑于父威的压抑童年


  “经国可教,纬国可爱”——这是蒋介石给两个儿子的八字概括。然而,蒋介石这位严父在儿子面前形诸于外的,却是一种冷峻得无以复加的威严。1922年春天,蒋介石的第三任妻子陈洁如,初见这位面形方厚、额高嘴大的农村孩童,心思细腻的陈洁如惊觉,经国被父亲高亢的吼叫声,吓得全身颤栗。

  然而,当经国的弟弟纬国第一次出现在陈洁如面前时,蒋介石却放下了惯有的威严,脸上出现了少见的笑容,他抱起纬国,一边逗纬国玩,一边要孩子喊陈洁如“姆妈”。

  或许正是蒋介石对经国的严谨教育,才让这个平凡的农村孩童,终成治国之才。1921年5月23号,蒋介石在写给蒋经国的信上说,“经儿知之:尔《说文提要》读完否?记得否?如已读完记得,可请尔先生依余正月间所开书单,顺序读去,勿求其过速。……”
少年蒋经国与意气风发的父亲蒋介石
少年蒋经国与意气风发的父亲蒋介石

  蒋经国见过陈洁如之后半年,在上海念万竹小学时,又接到父亲的来信:“经儿知之:……你的楷字,仍不见佳,总须间日映写一二百字,以求进步。你校下学期既有英文课,你须用心学习;现在时世,不懂英文,正如哑子一样,……你每星期有工夫时候,可到商务印书馆去买些英文小说杂志看看;亦可以增长知识并为你弟订儿童画报,和儿童世界,各半年。……”

  1922年10月13日的信上则训示蒋经国:“……你的字还没进步,每日早起,须要学草字一百个,楷书五十个,既要学像,又要学快。闻你读过的孟子,多已忘记,为什么这样不当心呢?……”

向往革命的狂飙青少年


  15岁那年(1925年),上海发生了五卅惨案,这场反对帝国主义运动的导火线,起因于日本资本家开枪击毙工人顾正红事件。蒋经国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详述就读上海浦东中学时期,连续参与了四次反帝示威活动。蒋经国这时开始崭露头角,他被同学选为浦东中学示威队伍的领队,也当选抵制洋货小组的领队。

  这一年的暑假,蒋经国去广东探访父亲,反帝运动正风起云涌,爱国青年纷纷“奔向广东”。蒋经国说,黄埔的革命精神使他“深受感动”,他头一次看到黄埔军校墙头张贴的巨幅标语:“联俄”、“联共”、“工农联合”,他也看见许多俄国人在黄埔校园内,有人告诉蒋经国,全世界各国当中,俄国是中国唯一的朋友,苏联的统治者不是皇帝也不是上帝,而是工农当家。他向父亲提出参加国民革命军的愿望,但是,他的请求被担任黄埔军校校长的父亲拒绝了。

  蒋介石显然希望蒋经国多读几年书。为使儿子死心,蒋介石索性把蒋经国送往北平,交给吴稚晖创办的“海外补习学校”。蒋经国在北平读了几个月书,经邵力子引介,熟识了李大钊,李氏又援引蒋经国认识了很多在北平的俄国人,他们劝蒋经国不妨去苏联留学。莫斯科的中山大学,为鼓励中国青年前往就读深造,给予十分优惠的条件。

  与蒋经国一同搭乘货轮前往苏联的青少年,一共有90余人,这条货轮先前曾经载运过猪只牲口,船舱里浓重的猪屎尿骚味,令人闻之欲呕。船在上海黄浦江等候出港,足足等了五六个小时,难忍船上臭气和不习惯船上摇晃,蒋经国说,他差一点动了逃回家的心念,但见许多同伴留在船舱铺位上,不禁自问:既然大家都能忍受,为什么我不能?我身为黄埔校长之子,焉能半途开溜?

  蒋经国很快融入团体生活,在航向苏联的货轮上,开始温习布哈林《共产主义ABC》、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等著作。1925年11月底的一个傍晚,蒋经国和一群中国青年抵达莫斯科。一个月后,他加入了共青团。初到苏联,蒋经国开始下苦功学俄文,并努力研读有关政治经济学的书籍,还发表了两篇有关中国局势的文章——《中国的展望》、《中国北伐一定成功》。

从国民党员变成托洛茨基追随者


  日后有许多评论家在月旦蒋经国毕生思想时,均将蒋经国归类为托洛茨基派,尽管归国后,他极力回避类似的说法,但他在留俄时期却毫不掩饰他的托派色彩。

  他就读莫斯科中山大学时期的校长是拉迪克,拉氏也是教授蒋经国“中国史”的老师,时常在下课闲时与蒋经国私下讨论。拉氏系托洛茨基派领导人物之一。

  蒋经国当时自承:“碰巧我的观点与托洛茨基的政治思想,不谋而合,于是许多人认为我是托洛茨基的同情者。事实上,他们的臆测是正确的。”蒋经国和几位中国同学秘密研读托洛茨基学派的著作,“对于托洛茨基要‘以革命的火炬烧掉旧世界’尤感兴趣。后来我越来越热衷托洛茨基学说,终至加入秘密学社。跟随我的同学日多,并开始视我为托派的领导者。”

  邓文仪(1905-1998,曾任蒋介石侍从秘书、“国防部新闻局长”、“内政部次长”)在回忆苏联留学经历时,就把蒋经国、王新衡(1908-1988,曾任职军统、“立法委员”)等人留俄时的行径,比喻为“和反对派相呼应,反对俄共中央派”。因为王新衡被共产国际中共代表王明(陈绍禹)指控为“浙江同学会”领袖之一,中山大学接连举行三天三夜的清党大会,决议处分王新衡等人,王氏还因而被苏联特务机关监禁4个月。

  对蒋经国,王明则指控是他组织了“浙江同学会”这一反革命团体,蒋介石则是“给予幕后资助的主使者”。王明查扣了两封蒋经国写给蒋介石的家书,建议苏联当局逮捕蒋经国。

  与王新衡相较,蒋经国确实沾了蒋介石儿子的光,真正迫使苏联当局对蒋经国采取行动,是在1931年秋天,苏联当局把蒋经国从中山大学(当时改名列宁大学)中国学生访问团的助理团长的职位上,调派他离开莫斯科,被送到莫斯科近郊的谢可夫村。被调职的原因,是他在列宁大学的一次会议上,公开抨击王明。

  此前,苏联当局数度驳回了蒋经国请求回国的申请,苏联当局采纳了王明的意见,认为“让蒋经国回国,他一定会成为蒋介石的得力助手,所以我们要把他留在苏联”。各种因素,他成为滞留苏联最久的中国留学生。

蒋经国夫妇在苏联
蒋经国夫妇在苏联
  蒋经国的得力股肱王升,在日后曾经微妙突显经国先生这段“苏武牧羊”式的艰苦历程,并且把蒋氏的留俄故事,刻意作为新造神运动的绝佳素材。尽管王升讲述的故事,旨在完成对蒋经国的“造神”,神格化蒋经国,但我们仍可从中感受到蒋经国那段艰危岁月茹苦含辛的真貌。

  王升回忆,在一次偶然机缘里,蒋经国脱口而出一句话:“历史上,很少有像我这么苦的人!”王升在向台军发表演讲时说,蒋经国一生中,不晓得吃过多少苦,在俄国14年,他做过苦工,从做粗工开始,做翻砂工,用铁锤把铁板锤平。蒋经国耕过田,俄国实行集体农场,派他到谢可夫农村,在那里,没有床睡,没有饭吃,还好遇到了沙勿牙老太太,收容他到家里住,给他面包、红糖。蒋经国做过卫生管理员,专门负责扫厕所。斯大林把他充军到西伯利亚,在乌拉尔地方做矿工,工作强度大,但是却吃不到足够的面包,如果工作没有做好,还会挨皮鞭。王升讲述,蒋经国在俄国身无分文,还讨过饭。

  蒋经国滞留苏联,1927年间,他申请加入苏联红军,被派到驻扎莫斯科的第一师,当过兵,曾进入列宁格勒中央红军军事政治研究院;也当过莫斯科电机工厂学徒工,在乌拉尔金矿场当矿工后,又当过乌拉尔重机械制造厂技师、助理厂长、《重工业日报》的主编。

  蒋经国脑海中最深刻的记忆,在苏联留学、落难12年,特别是最艰困危难的岁月里,“我在乌拉山重机械厂多年,唯一对我友善的就是方良。”“她是个孤女。我们在1933年认识。她当时刚从工人技术学校毕业,在那家工厂中还算是我的部属”,“1935年3月,我们终于结婚。”

回国之后的政治生活


 
年轻踌躇满志的蒋经国,此时的他刚刚从苏联留学归国
年轻踌躇满志的蒋经国,此时的他刚刚从苏联留学归国
 蒋经国于1937年春天回归祖国,蒋介石在经国结束在老家闭户读书岁月后,正式派遣他到江西历练。

蒋经国的共产主义天堂


  江西时期曾任蒋经国秘书的漆高儒说,早先,赣南是令江西省主席熊式辉十分头疼的地方。熊氏委任的赣南各县长多半上不了任,一上任就要饱尝地方民团殴辱,像熊式辉派任的安远县县长齐振兴,上班第一天差点被地方民团绑赴刑场枪毙,齐太太听说丈夫要被枪毙,吓得在地上打滚哀求饶命,备极羞辱。蒋经国的前任,江西第四区行政专员刘己达,才上任,也在赣州遭地方民团殴打羞辱。

  漆高儒认为,熊式辉任命蒋经国到赣南,起到了震慑地方的作用;纵使地方上的土豪劣绅再蛮横,谅他们也不敢对蒋经国动粗。熊氏想借着蒋太子的威名,整顿完全不听命于他的赣南地方。

  然而,蒋经国也不是完全仰仗着父亲尚方宝剑的光环,江西的一片江山,还是靠蒋经国胼手胝足打拼出来的。

  漆高儒曾讲述过两段故事。江西崇义县的山区里,有位知名的土匪头子周盛连,周某住的碉堡石屋,里边可以容纳匪徒两三百人,在地方上可谓“一夫当关,万夫莫敌”。
青年蒋经国
青年蒋经国

  周盛连知道蒋介石的儿子来走马上任了,便发了请帖邀蒋经国上山喝酒。蒋经国依约赴会,带了几个随员,未带任何刀枪武器,赤手空拳上山。酒过三巡,周盛连起身告诉蒋经国,你是蒋委员长的儿子,有福不享,跑到这里向我这坏蛋说好话,我向您保证,只要您在赣南一天,我就一天不做土匪,如果你走了,政治又坏了,我为谋生,说不定贼骨难改云云。

  蒋经国以单刀赴会的勇气,无异“招安”了过去凶悍无比的土匪头。对难缠且不讲道理的土匪,蒋经国则是以硬碰硬,像人称“唐老虎”的土豪劣绅,他就发动拂晓突击,趁睡梦中,把这只“唐老虎”绑到专员公署严办。

  经过清乡、剿清土匪的步骤以后,蒋经国在赣南开始推动“建设新赣南三年计划”。蒋经国有句口号:“要将赣南建设成为一个人民的劳动生活乐园”,往往令人联想起苏联斯大林时代实行的指令经济。

蒋经国永远的十字架:章亚若


 
章亚若
章亚若
 李焕(1917生,湖北汉口人,中央干部学校研究部第一期毕业,蒋经国大陆时期的嫡系骨干)是蒋经国最信任的亲信之一,据李氏回忆,蒋经国出任“总统”后,某次李焕向他报告各部会业务,谈到“外交部”时,无心带了一句:“章孝严在‘外交部’表现得不错,大家都对他的评论很好。”(按:章孝严章孝慈系蒋经国与章亚若的双胞胎儿子,是蒋孝严未认祖归宗前之姓名,时在台湾外交部门任职。)

  蒋经国闻言只是看着他,并未答腔,李焕赶紧转移话题,过了好一会,公事谈完,蒋经国突然没头没尾冒出一句话:“一个人年轻时的言行要谨慎,否则就会背负一生的十字架。”

  王升生前也曾向友人提起章亚若的种种,王升记得,蒋经国在江西任职“三青团江西支团部青年干部训练班”主任时,有一位年龄较大的女同学,总是以全班的“大哥”自居,见到同学,就热情招呼“老弟”、“小老弟”,表现得和蔼可亲,这位女同学,就是章亚若

  王升记忆中,蒋经国每个礼拜四下午排定的时程,是接见民众,章亚若就在蒋经国旁边担任登记联络工作,而且时常陪同蒋经国到处访视民众。照王升的说法,“她是蒋经国生命中遇见的第一个中国女人,且又长得漂亮能干,时间一久,彼此便滋长出情苗。过了一段时间之后,章亚若被秘密送往桂林,准备在那里生产……”

  为了回避父亲蒋介石、妻子蒋方良的注意,蒋经国以“赴广西考察县政”为名,悄悄潜赴广西桂林。恰巧,章亚若就在蒋经国于1942年农历春节前往桂林探视团聚时,生下一对双胞胎男孩,蒋经国为之取名孝严、孝慈。

  关于章亚若的死因,各种说法莫衷一是,王升的说法是“突然逝世”。江西时期做过蒋经国秘书的漆高儒,有段故事:某日,一位戴着墨镜的黄中美秘书,与徐季元秘书,来到漆高儒的办公室,黄愤愤然地说,章亚若在桂林太招摇了,本来应该在桂林隐身的,却频频参加外边的应酬,完全以专员夫人自居,这将影响经国兄的前程,让委员长知道那还了得。黄中美声称,为了专员的政治前途,只有把她干掉。徐季元不赞同黄的计划,连声说,不要,经国兄和她总是夫妻一场,干掉了她,经国兄会很难过的。黄中美则辩称,经国兄的政治前途胜过一条女人的命,徐季元要黄三思,黄斩钉截铁地说:“我会负责。”

  黄中美放话杀章亚若的3周后,章亚若果然在桂林去世。据漆高儒说,章亚若死后几天,蒋经国始终戴着一副墨镜,以掩盖眼眶中的眼泪。

上海打虎 反遭虎噬


  1948年8月23日,这一天是蒋经国奉蒋介石之命,赴上海从事“经济管制工作”的首日。

  蒋经国在当日写给蒋介石的家书上说:“美援物资如何运用,使其能作为平抑物价之用。请大人命令有关机关,切实研究执行。今后在工作过程中,重大问题向大人请示与报告外,其余问题皆拟就地解决,以免多烦大人之心也。”蒋经国信中所谓“就地解决”,其实就是“先斩后奏”的意思。

  问题可能就出在蒋经国的“就地解决”上。譬如,上海素有煤炭大王、火柴大王之称的刘鸿生,由于畏惧蒋经国的威逼,被迫忍痛交出黄金800条(每条金条重10两),230万美元、银元数千枚。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经理陈光甫,抗战时期曾到美国为国民政府奔波借款,曾经受到蒋介石嘉许;金圆券发行后,蒋经国与之会面,陈光甫迫不得已交出114万美金,全部“移存”中央银行。金城银行总经理周作民惟恐也被蒋经国“召见”,吓得不敢住在家里,几乎每天晚上得换住所睡觉,最后仍被蒋经国手下骚扰,万不得已,只有托病住进上海虹桥疗养院,警察局这时仍穷追不舍,派人直接进入医院,强迫周作民签名具结,非经有关部门批准,不准擅离上海。

  类似这种强兑黄金、强交美钞外币的事,不一而足,这些闻所未闻的奇事,传到上海市长吴国桢(按:吴国桢毕业于北京清华大学,留学美国取得普林斯顿大学哲学博士等学位)耳里,自然令这位受美国教育的市长气愤不已,在充满自由主义色彩的吴氏眼中,焉可容忍蒋经国用人为手段,强力压抑物价,严打囤积居奇,强令企业家交出金银。

  王升回忆上海打虎,提起会见吴国桢的经历,犹不免诚惶诚恐。吴市长在与王升的问话中,对上海经管的不满,溢于言表。以当时吴国桢的身份,当然不是针对“戡建总队”一位大队长而发的,真正的发泄对象是对蒋经国。吴国桢与孔宋家族关系至为密切,吴氏与王升的对话,似乎预示着一场风暴的即将登场。

  各式各样的传记著作,均直指蒋经国上海打虎不成,反遭虎噬,系与孔令侃孔祥熙之女)扬子公司事件有关。诸多史料印证,其时孔令侃本人并未因为“扬子公司事件”而遭致拘捕。但也正因蒋经国在关键时刻未下手逮捕孔,才会导致杜月笙“将所能控制之工厂,均以原料缺乏为辞,逐渐停止开工,并促成黑市交易,抢购风潮,藉以报复”。社会舆论众口铄金,对蒋经国形成空前强大的精神压力。没逮捕孔,成为蒋经国上海经管被批评虎头蛇尾的根本原因。

台湾时期之威权统治


取得信任与特务治国


蒋经国与父亲蒋中正在1948年
蒋经国与父亲蒋中正在1948年
  蒋经国上海打虎失败,以迄徐蚌会战(淮海战役)国民党军兵败,蒋介石迫于时势,1949年元月黯然引退,并以国民党总裁身份,退居溪口老家,继续遥控国民党当局党政军。在这段风雨飘摇的岁月中,蒋经国时刻追随父亲左右,凡1年3个月,这段关键的艰危岁月,无分晴雨晨昏,亦无分炮火连天,性命交关之际,为父子间之互信奠定了强固根基。

  时任蒋介石座机驾驶的衣复恩亲身经历了蒋挥别大陆的最后情景:1949年12月10日,成都即将失去控制,下午2时许,蒋介石、蒋经国父子在少数侍卫人员随扈之下,抄小路快步走到凤凰山机场。蒋介石搭乘的C-54座机起飞不久,地面留守的宪兵也快速撤退。衣复恩说,我们从此离开大陆,飞向台北,千山万水,不胜依依,“这一飞,竟成蒋总统与这块土地的最后一别!”

  蒋经国终于赢得了父亲的完全信赖,蒋介石遂将关系国府统治基础最核心的特务组织,全部委由经国掌管经营。

  早在大陆重庆时期,蒋经国就意图染指情报特务组织。只是,斯时军统戴笠强势领导,中统有CC系统人马盘踞,对蒋太子的“觊觎”,向来抱持敏锐之提防心,在国民党核心扎根未固的蒋经国,别说想见缝插针,就算想立足其间的余地都没有。直到国民党一败涂地,撤守台湾。此前,戴笠早已死于空难,CC系也因为蒋介石对其颇有微词,而陷分崩离析群龙无首之境。天下大乱,形势大好,蒋经国遂有趁乱统一残余势力的机会。

 
蒋经国巡视大陈岛在太湖舰上留影(1954.08.10)
蒋经国巡视大陈岛在太湖舰上留影(1954.08.10)
 曾于1959年任职调查局(中统到台湾之后的继承单位)第一处副处长的李世杰透露:直到1955年,蒋经国由“总统府机要室资料组主任”跃升“国防会议副秘书长”,而以他手下新成立的“国家安全局”取代“资料组”之后,他对调查局(及各情治机关)的控制,渐由工作领导而及于人事与经费的掌握控制……

  这是蒋经国掌控特务机关全盛期的开始,无论军统、中统,所有大陆时期的旧特务机构的继承单位,全部牢牢掌握在蒋经国手上了。

  曾任美国中央情报局驻台湾办事处主任的克莱恩(Ray S. Cline),第一次见到蒋经国,克莱恩从下榻的“吴宾馆”(台湾省主席吴国桢官邸)拾阶而下,见到有一仆役打扮的矮小男子,十分温和有礼地站在楼梯口,耐心等候克莱恩等人下楼,同赴宴会。等相互介绍,克莱恩才惊觉这位“仆役”竟然就是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

  这位美国派驻在台湾的最高情报首脑,终于发现蒋经国不仅是特务部门的主其事者,更是蒋介石力图积极建设台湾,托付以重任的主要执行者。

从恐怖统治到民主之路


  美式民主与俄式恐怖统治,原本是处在两个对立面的矛盾事物,是冷战时期两个不共戴天的世仇,但是,这两大仇家却在台湾“相生相克”的吊诡规律下,竟成为冰炭共存、共冶一炉的世界奇观。

  初来台湾,蒋经国基于清除岛内共产党地下势力的考虑,全力实施特务恐怖统治。若干年后,民智渐开,蒋经国的左手维持特务政治结构,右手则开始落实美式民主。

  在建设台湾的思维当中,蒋经国一直难以跳脱青少年时代形成的俄式计划经济逻辑。有人甚至不讳言,使台湾经济进一步飞跃成长的“十大建设”工程,其实都有某种程度的苏联风格。此外,蒋的内心世界中有更多的“恐共”成份,这不自觉地成为他执政之路的特色。

  鉴于1948年上海打虎失利的历史教训,蒋经国始终坚信物价稳定是社会安定、国家安全的基础,所以他无法坐视百姓每天都要食用的黄豆等生活必需品的价格飞涨。曾经在“行政院院长”秘书室服务的叶昌桐将军(1928生,福建福州人,海军上将),写过一篇题为《李国鼎与蒋经国的争执》文章。据他回忆,某日,他正送紧急公文到蒋经国办公室,此时“财政部长”李国鼎前脚刚离开,只见蒋经国气冲冲地把公文重重往桌上一丢,嘴里絮絮叨叨自言自语:“‘财政部长’ 又不是只有你一个人才能干的!”原来“院长”和李国鼎又为该不该补贴黄豆价格,大吵了一架。吵归吵,最后蒋经国还是采纳了李国鼎的意思,足证蒋经国还是有容人之量。

  依照西方民主政治发展理论的讲法,当一个传统威权国家的总体经济逐步脱离贫穷,达到小康社会的境界,菁英分子或者社会经济地位在一定水平以上的公民,会产生一种希望参与公众政治的自觉。于是,这个威权国家便开始面临“资源与权力重新分配”的问题。

  但是,吊诡的是,没有一个政治学者能够提得出一套更数据化的论证,比如说,究竟国民人均所得达到多少美元以上,才叫做“小康社会”?社会学家也许可以画出一条贫穷线,告诉我们,凡低于这条线以下,或者人均所得低于多少美金以下,就可以称之为“穷人”。可是,政治学者显然很难画出一条线,可以名之曰 “民主线”,或者“独裁线”。

  是故,现代政府设计的社会福利制度,可以对“贫穷线”以下的人民施以法定救济措施,然而,却没有一个传统型政府有先知先觉的本事,可以预估何时是该让政治更民主、更开放的时间点。睿智一点的政府,会逐步开放若干权力,逐步扩大人民的政治参与。但是,什么时间点开放是最佳的选择?开放的步伐应该走得多快?该先开放哪一个层级的权力?是地方与中央同时开放,还是先开放地方再开放中央?恐怕都没有既定的答案。这些林林总总、大大小小的问题,都考验着领导人的智能。

  蒋介石于1950年7月2日宣布开始实施地方自治,并选择最偏远的台湾东部的花莲县,首先开放县议员选举。

  蒋介石还率先提携本土菁英,此一政策,较诸1970年代晚期的“催台青”本土化运动,早了至少20年。他开放大量的本地青年,透过文官考试的途径,进入国民党政府团队。到1972年,蒋经国组阁当“行政院院长”,大量选拔台籍菁英进入内阁队伍,走的亦复是他父亲走过的菁英政治老路。

  1972年12月23日,蒋经国开始实施所谓“动员戡乱时期自由地区增加中央民意代表名额选举”。换言之,被党外异议人士诟病的长期不改选的“万年国会”,即将注入台湾本地新血轮。(注:现在的台湾“立法院院长”王金平,当时还是台南的工商企业主,就是由此踏上政坛。)这也意味着,原本政治参与局限地方层级的议会,即将扩大到中央层级的议会。

  发生于1977年底的“五项公职人员选举”,在台湾北部的桃园县(桃园亦是蒋介石陵寝)擦出了国民党撤台以后,最严重的一场群众暴动事件的火花。

  这桩发生在桃园中坜的暴动,照异议人士日后撰写的文章,指称其起因是中坜国小的投开票所发现所谓“作票事件”而引发。失控的暴徒入夜之后烧毁了中坜警察分局,从白天到黑夜,不少军车、警车被翻倒、砸毁,群众阻挡了南北纵贯公路。军警出动,严阵以待,但都奉命不得携带枪械武器。有不少徒手军警遭攻击而挂彩。

  党外人士指控国民党作票,实系子虚乌有,因为,当天开票结果显示,党外候选人许信良是以22万票,赢过国民党候选人欧宪瑜的13万票。那场无端引发的暴动骚乱事件,事后证明根本是群众受到捕风捉影的谣言蛊惑。

  “台独意识”的魅影真正飘荡在台湾上空,是发生于1978年12月10日的高雄事件(当年党外及以后之民进党人称之为“美丽岛事件”)。这场暴动事件,尽管暴徒拿着铁棍、木棒等凶器,攻击现场围堵游行场面的警察、宪兵,由于宪警得到上级指示“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暴徒几乎没人遭受宪警的主动反击,反倒是现场维持秩序的宪警人员,大量受伤送医。

  “中坜事件”与“高雄事件”结束后,台湾恢复了短暂的平静,但很快,群众滋扰事件又在台湾各地,包括台北市,甚至桃园中正机场,不断上演。各种街头暴力事件开始层出不穷。蒋经国始终以怀柔策略待之。

  当岛内经济成长逐年攀高,百姓生活水平亦同步成长的1970年代,人民争取参政权,要求民主的呼声,也逐渐充斥岛内。令人忧虑的是,高喊民主的人群当中,有不少人的真正目的,是为了搞“台湾独立”。

  按在蒋经国最后岁月长年陪伴在侧的幺儿蒋孝勇的说法,蒋经国晚年原本的布局,是希望孙运璇继续再做6年“行政院长”,与蒋经国的6年“总统”任期同时届满时,蒋经国即交棒给孙运璇。

 
蒋经国与李登辉
蒋经国与李登辉
 显然,蒋经国提名李登辉为“副总统”,不过是备位人选,而非真正的接班人。

  孙运璇的中风,打乱了蒋经国未来的人事安排,蒋经国的突然亡故,更打乱了国民党的执政命运。按照国民党当局奉行的《中华民国宪法》,“副总统”李登辉顺理成章接任“总统”。1988年元月13日,蒋经国时代告终,李登辉时代揭开帷幕。

  漆高儒认为,蒋经国“是一个勤劳的人”、“是一个亲兵亲民的人”、“他和百姓群众很接近”、“他是一个认识时代的人”。

  蒋经国惟其是一个勤劳简朴的人,才可以缔造台湾经济奇迹的成果;惟其是一个亲兵亲民的人,才有台人对他的感念与肯定;惟其和百姓群众很接近,所以他的施政作为才能贴近民意;也惟其是一个认识时代的人,他对岛内,先是民主开放,解除党禁、报禁,继之又解除戒严,开放台湾民众赴大陆探亲,卸除两岸近40年的人为藩篱。

  蒋经国也是一个反“台独”、主张大一统的中国人。

晚年渴望两岸和解


蒋经国与夫人蒋方良(晚年)
蒋经国与夫人蒋方良(晚年)
  国共两党在政治制度意识形态上,长期存在着严重分歧。在抗战期间,国民党既有抗日的一面,又有反共的一面。但是在退踞台湾后情况就有所不同了。蒋氏父子敢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顶着美国压力,反对“划峡而治”,反对撤出金门马祖;与此同时,他们父子也是积极反对“台独”的。

  1958年10月6日和25日,毛泽东亲自执笔,以“国防部长彭德怀”名义,两次发布了《告台湾同胞书》。文中说:“台澎金马是中国的一部分,不是另外一个国家”,“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没有两个中国,这一点我们是一致的。美国人强迫制造两个中国的伎俩,全中国人民,包括你们和海外侨胞在内,是绝对不容许实现的。”毛泽东还多次表示:“只要台湾还在蒋氏父子手里,我们就放心。”毛泽东看到了蒋氏父子爱国的一面。

  由此可见,一个中国,反对分裂,反对“台独”,这是国共两党的共识,也是蒋氏父子所赞成的,这正是国共两党、两岸领导人,之所以能长期没有割断联系,两岸没有发生战争的一个重要原因。

 
蒋经国全家福(后中长子孝文,后右长女孝章,前左次子孝武,前右孝勇)
蒋经国全家福(后中长子孝文,后右长女孝章,前左次子孝武,前右孝勇)
 蒋介石去世以后,蒋经国主政台湾,一直继承和保持了其父亲的一个中国政策,反对分裂和反对“台独”。蒋经国这方面值得肯定的至少有以下几点:

  (一)反对分裂中国,蒋因而成了“台独”分子的“眼中钉”。1970年蒋访美时,“台独”分子曾对其进行刺杀而未遂;

  (二)向本省人开放政权,打破分省籍用人,这对于剥夺“台独”分子的借口和化解“台独”,是起了一定作用的;

  (三)对内解除戒严,对大陆开放探亲,以打破两岸之间人为的长期隔阂;

  (四)明确宣布“自己是中国人,也是台湾人”,以打破“本省人”和“外省人”的人为界限;

  (五)很想与中国大陆取得联系,改善关系,尤其是晚年更有迫切感。

  蒋经国先生与中国大陆虽有严重的意识形态分歧,但他希望两岸最终能够和解和实现和平统一。从1981年到1987年,一位有国民党背景、与蒋经国有部属关系的资深报人沈诚先生,先后曾奔走于两岸领导人之间达7次。沈先生生前留下的回忆文章,曾谈到蒋经国最后已决定派代表去中国大陆进行和平谈判,甚至连名单都已考虑了。两岸和平统一本已露出一线曙光,讵料蒋先生竟于1988年元月13日忽然猝死。而据报道,他的糖尿病史和他死时七孔流血的症状相比,不由至今仍留下让许多人大惑不解的疑团。

对台湾的突出贡献


  在台湾,蒋经国1972年出任“行政院长”时,就已大权在握,实际上接班了。从这个时候起,台湾就开始了“蒋经国时代”,成为台湾仅次于蒋介石的第二个“政治强人”。但蒋经国与他父亲蒋介石却大不相同,在民间一直享有崇高名望。蒋介石在台湾至今仍是争议很大的人物,而对蒋经国则几乎是没有太大争议。在这次举办的“蒋经国百年诞辰”纪念中,连民进党除了指出他是“威权时代”的人物之外,仍然无法否定他对台湾政治改革和经济建设等方面的功绩。
  
  蒋经国在台湾的功绩,举其大者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对内推行民主政治改革,废除封建继承制,解除“戒严令”,开放党禁和报禁,为台湾后来实行“政治民主”铺平了道路;

  (二)放宽两岸政策,开放大陆探亲,允许大陆老兵返乡,打破两岸近40年的隔阂,促进了两岸关系的缓和与改善;

  (三)推行人事革新,打破省籍界限,向本省人开放政权,大量启用本省籍官员如林洋港谢东闵邱创焕徐庆钟李登辉等;

  (四)重用经济技术专业人才,全力推动岛内经济建设,例如“十大建设”、“十二大建设”等,使台湾“赢得亚洲四小龙之首”的美誉;

  (五)倡导廉洁奉公,制定“贪污治罪条例”,坚决反对贪污。蒋本人则以身作则,勤政爱民,勤走基层,每年下乡“平均超过 200次”。

  1978年至1988年,蒋经国主政期间,被称为是台湾经济快速发展的“黄金时期”,也是政治改革的奠基时期。这个时期,蒋经国的亲民作风和廉政作风,是有目共睹的。而自蒋经国去世以后,从李登辉陈水扁,“民主”为名,“台独”为实,黑金泛滥,贪腐横行,人民生活每况愈下。

蒋经国两次海外遇险


在美国纽约第一次遇险


  1970年4月16日,蒋经国一行抵达旧金山,开始第五度访问美国的行程。在访问了华盛顿,与美国总统府及参众两院要人见面会谈后,于24日上午飞抵纽约。就在那天中午,便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刺蒋事件”。

  此行随蒋经国出访的正式成员有:行政院秘书长蒋彦士、外交部常务次长沈剑虹、新闻局长魏景家、行政院顾问温哈熊少将与随从参谋钟湖滨上校;另外驻美大使周书楷是当然的全程随员,旧金山总领事周彤华、纽约总领事俞国斌等则为当地的必然随员。

  24日的纽约天气阴雨绵绵,一条街之外的景物就显得模糊,蒋经国被接待在号称“世界第一大道”的曼哈顿第五大道“庇尔饭店”,住在第十二楼国宾套房。

  这天的日程很紧,蒋经国的专机10点半才到纽约拉瓜地亚机场,接近12点的时候到达旅社,而12点半蒋经国就要出席在“布拉萨饭店”举行的午餐会,并发表演讲。

  由于随行的人员和安全人员知道布拉萨饭店门前已聚有20多名手持抗议牌的示威分子且情绪相当激烈,便建议蒋经国改走侧门,避开那些示威分子。然而,蒋经国为了形象问题坚持要从正门出入。

  决定最后敲定后,蒋经国于12点10分下楼,坐上了长形大礼车前往“布拉萨饭店”。开道的是警车,蒋经国乘坐的是第二辆车,由周书楷、俞国斌、温哈熊顾问(担任翻译)陪同,其他重要随员乘第三辆车,第四辆车是台湾记者乘坐的车,第五辆又是警车。

  由于天气比较坏,又适逢午饭时间,交通非常拥塞,纵然有警车在前面鸣笛开道,但车队也只能似蜗牛般缓慢前行,两个街口竟走了5分钟。

  好不容易蒋经国一行人才到达“布拉萨饭店”。此时,在饭店门口已有20余名台独分子“恭候”在这儿进行示威。他们都被当地警方用一条红绳拦在门外。

  饭店面对广场,正面是奇特的欧式建筑,门前有八级宽广的石阶。这天铺了红色地毯,两侧一式各有四根高粗的大理石石柱,十分气派。

  蒋经国的车随警车停在石阶下,他下车后,在两名保镖的左右护卫及身后两名便衣警察的跟随下步上台阶。

  正当蒋经国走完台阶迈向正门之际,突然有两名台独分子由正门两侧的石柱后闪出奔向蒋经国,左侧一人举着枪准备发射。

  此时,保镖已经引导蒋经国进入旋转门,随后的便衣警察亨利·苏尼兹跟温哈熊少将很快反应过来,眼疾手快地冲上前将已经冲到门前的行刺分子(后来知道名叫黄文雄)的后领抓住,黄文雄一边企图挣脱苏尼兹抓住的衣领,一边举枪对准正在旋转门内的蒋经国……

  就在这千钧一发的紧要关头,另一名便衣警察詹姆士·沙德也及时冲了上来,抓住黄文雄举枪的手腕向上一抬。只听枪声响了,子弹由大门上方穿过玻璃。

  黄文雄见自己这一枪并没有射中蒋经国,如一头疯狂发怒的野兽一般强扭着身体、不顾一切地挤进了旋转门。但是,身强力壮的苏尼兹用脚将门顶死,使得黄文雄夹在门摺处动弹不得,沙德与另两名警察趁此将黄文雄的手枪夺去,并将其反铐住。

  就在这个时刻,黄文雄的妹夫郑自才由右侧石柱闪出,手拿一把弹簧刀向门内冲去,但没等他扑到门前,就已经被两名机警防备着的纽约市警察擒拿住了,牢牢地按倒在地。郑自才拳打脚踢仍然企图反抗,而警察毫不留情的用警棍猛击郑自才的头部,致使郑自才血流如注,一副近视眼镜也被打碎落地。

  这两名台独分子相继被制伏,都被脸朝地压制在石板地上,几分钟后由警车带走,门前留下斑斑血迹以及被血染红了的台独传单。

  蒋经国在事件发生之后,仍然显得十分镇定。他从容地迈步进入会场,并轻松自然地和宾客寒暄。餐会进行了两个半小时,蒋经国从头到尾不曾主动提起此有惊无险的变故。

  事件发生后,蒋介石颇为震怒,传话要蒋经国缩短行程立即回国。美国政府也提出建议,希望蒋经国修改若干行程,将一些安全性有问题的活动(包括去长岛访问孔宋家人及去中国城参加侨界欢宴等)一一取消。可是,蒋经国决定一切照旧。美国政府主随客便,只好同意了,但更加强了安全措施,直到蒋经国安全离开美国,才如释重负。

  蒋经国5月1日结束访美。

在越南西贡再次遇险


  过了10天,蒋经国又以行政院副院长的身份率团代表“总统”访问越南阮文绍总统。5天的访越计划正如16天的美国之行一样,是早经双方商定的。

  然而,鉴于在纽约发生了惊险意外的“行刺事件”,于是台湾驻越大使胡琏便上书“总统”,建议取消蒋经国的这一行动计划。胡琏认为,以美国之能,尚不能保证蒋经国在“世界乐土”的安全,越南战火连天,西贡更是动乱不定,越南又何以防范不出事故?!

  蒋介石将胡琏之意转告蒋经国,但被蒋经国一口拒绝了。胡琏见劝说不了蒋经国取消访越的行动,便建议蒋经国访越时不住越南宾馆,而下塌使馆,以便保护。在胡琏的力争之下,蒋经国总算答应了这一建议。

  5月10日,蒋经国抵达西贡后,就径赴大使馆上下巡视,对临时住处也颇满意,胡琏严令武官陈上校统率驻馆卫士负责出入安全。

  不料,越南政府对国宾不住宾馆而住使馆之举总觉得不是滋味,阮文绍总统在第一次会见蒋经国之后,便敦请蒋经国移住国宾馆,并誓言保证其安全。蒋经国为外交活动的面子,便决定即日起移住宾馆。

  就在蒋经国移居宾馆的当夜,越共大概已经获悉蒋经国下塌大使馆的情报,竟然自西贡郊外发火箭炮轰袭台湾大使馆。数颗炮弹落在馆前,将整个大使馆的门窗玻璃全部震碎,原为蒋经国准备的卧床也掉落了不少碎玻璃。如果蒋经国仍然婉言谢绝阮文绍的力邀的话,其后果就不堪设想了,真的惊险无比啊。

  在20天的出国外交活动之内,蒋经国竟然两次险遭不测,但最终安然无恙,真可谓“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这在世界外交史上也恐怕是少见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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