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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 24928 次 历史版本 3个 创建者:abc (2010/9/9 20:58:14)  最新编辑:abc (2010/9/14 18:25:21)
保钓运动
钓鱼岛位置图示
钓鱼岛位置图示
  “保卫钓鱼岛运动”的简称。是20世纪70年代初期台湾海外留学生率先发起,后在岛内形成高潮的以维护钓鱼岛领土主权为内容的爱国运动。是由两岸及海外华人为了回应钓鱼岛问题而发起的一系列民间运动。

  1971年6月17日,美国日本签署归还冲绳协定,竟然将钓鱼岛、大南岛等八个岛屿作为硫球群岛的一部分一并归还日本。日本也擅自在岛上设立界碑,公然侵犯中国的领土主权。当时在美的中国台湾省籍留学生(时值大陆“文革”时期,没有向外国派遣留学生)在“爱国保土”的旗帜下,纷纷举行集会、游行,抗议美日勾结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并谴责国民党当局对美日政府所采取的软弱态度。他们向美国国务院、日本驻美使领馆和当时台湾驻美的官方机构递交抗议书,喊出了
1971年,台大学生发起“保钓大游行”,学生纷纷走上街头抗议日本占领钓鱼岛
1971年,台大学生发起“保钓大游行”,学生纷纷走上街头抗议日本占领钓鱼岛
“外保国土、内除国贼” 的口号。从1970年至1971年不到一年的时间里,爱国留学生在全美各地成立了数十个以“保卫钓鱼岛”为宗旨的组织,出版“保钓”刊物。国民党政府对于学生的爱国行动态度冷漠,更激起了岛内和海外学生的义愤,这场爱国运动的主战场逐渐转向岛内,矛头指向国民党当局的独裁统治。在学生爱国运动的压力下,国民党当局后来亦发表声明,抗议美、日政府侵占中国领土的行径,重申钓鱼岛等岛屿为中国固有领土。

  钓鱼岛问题是中日之间悬而未决的领土争议问题。近年来,日本不断在钓鱼岛问题上制造事端,以显示日本对钓鱼岛的“实际控制”。2004年3月,日本冲绳县海上保安厅竟然对7名登上钓鱼岛的中国民间保钓人员进行非法扣押,导致一次严重外交风波。虽然在中国的严正交涉下,7名保钓人员安全获释,但日本随即采取措施加强对钓鱼岛的警戒和控制。事实证明,钓鱼岛问题仍然是中日之间随时可能发生摩擦的不稳定因素。

概述


 
1971年美国华盛顿的保钓游行
1971年美国华盛顿的保钓游行
 1970年8月12日,美国日本使馆声称:“钓鱼列岛琉球群岛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准备在一年之后将其与冲绳一并归还日本。在此之前,日本国内就不断有人制造舆论,称钓鱼列岛是日本领土。在美国政府表态后,9月10日,日本外相爱知揆一公开声称:“尖阁群岛(即钓鱼列岛)属于日本,日本政府不准备同任何政府讨论其领有权问题。”美国政府将中国领土钓鱼岛“归还”日本的无理做法和日本政府企图并吞中国领土、公然侵犯中国主权的行径,引起了全体中国人民的极大义愤,形成了一场以海外台湾留学生为主(当时大陆尚未向外派留学生)的声势浩大的保卫钓鱼岛运动。

  钓鱼列岛位于中国台湾省东北方,北纬25度44分至25度56分和东经123度28分至124度34分之间,由钓鱼屿、黄尾屿、赤尾屿、南小岛、北小岛及其附近的三个小礁组成,陆地总面积约6.3平方公里。

  历史文献证明,钓鱼列岛自古就是中国的领土,是我国台湾苏澳、基隆地区渔民的传统捕鱼作业区。明治维新后,日本出兵占领琉球群岛,随即南下侵犯钓鱼岛。 1885年10月,日本冲绳县知事上书内阁总理大臣,要求在钓鱼岛“设立国标”。日本内阁畏于中国的压力,未予同意。1894年,中国在甲午战争中战败,日本政府认为“时机成熟”,不再顾虑清朝政府的态度,于1895年1月21日由内阁会议通过决议,同意冲绳县在钓鱼岛设立“国标”,公然占据钓鱼列岛,并将其划入日本版图,改称为“尖阁群岛”。1895年4月签署的“马关条约”中规定将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岛屿割让日本,日本进而以条约的形式正式侵占钓鱼列岛。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按照《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钓鱼列岛本应随台湾一起归还中国,但腐败软弱的国民党政府并未积极争取。1951年9月,美国单方面召开对日和会,在签署的“和约”中竟然将钓鱼列岛作为琉球群岛的附属划归美国托管。1970年,美日开始就归还冲绳(即琉球)问题进行磋商,于是出现了本节开头所叙述的美国准备将钓鱼列岛归还日本的舆论。

 
钓鱼列岛
钓鱼列岛
 面对美日相互勾结、狼狈为奸,1970年11月,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中国台湾留学生率先打破沉默,集会讨论钓鱼岛主权问题。他们发表声明,谴责美、日相互勾结,图谋侵占中国领土钓鱼岛,号召中国人团结起来,保卫国家的领土和主权。美国各地的中国留学生纷纷响应,在不到一年内,就建立了几十个“保卫钓鱼岛行动委员会”,出版了大量保钓刊物,并在全美组织了几次上千人参加的大规模游行示威。他们到美国国务院等政府部门以及日本和台湾当局驻美国的“使领馆”递交抗议书,声讨帝国主义侵犯中国主权的行径,要求台湾当局不要为了讨好美、日而软弱无力、丧权辱国,喊出了“外抗强权、内除国贼”的口号。加拿大、西德、比利时、日本等国的中国留学生和香港、澳门同胞也群起响应,成立各种 “保钓组织”,举行“保钓集会”,在全球范围内掀起轰轰烈烈的保钓爱国运动。

  海峡两岸在对待钓鱼列岛问题的态度上基本是一致的。 1970年12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明确指出:“日本反动派妄图把钓鱼岛等属于中国的一些岛屿和海域,划入日本的版图。佐滕反动政府的外相爱知最近一再叫嚷,这些岛屿的‘领有权’属于日本,‘防卫厅长官’中曾根甚至公然把这些岛屿列入日本第四个扩军计划的‘防御’范围。这充分暴露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野心。钓鱼岛、黄尾屿、赤尾屿、南小岛、北小岛等岛屿,和台湾一样,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这是任何人也改变不了的历史事实。日本反动派不管制造什么样的借口,玩弄什么样的手法,它企图霸占中国神圣领土的阴谋,都是绝对不可能得逞的。”1971年6月,美、日不顾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签订《归还冲绳协定》,正式把钓鱼“岛列入归还区域。12月30日,中国外交部正式发表声明,严厉谴责美国和日本对中国领土主权的明目张胆的侵犯。声明表示: “钓鱼岛、黄尾屿、赤尾屿、南小岛、北小岛等岛屿是台湾的附属岛屿。它们和台湾一样,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美日两国政府在‘归还’冲绳协定中,把我国钓鱼岛等岛屿列入‘归还区域’,完全是非法的,这丝毫不能改变中华人民共和国对钓鱼岛等岛屿的领土主权。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中国人民也一定要收复钓鱼岛等台湾的附属岛屿!”

 
台保钓人士向日本海上保安厅巡逻船投掷矿泉水瓶
台保钓人士向日本海上保安厅巡逻船投掷矿泉水瓶
 在钓鱼岛问题上,国民党本来就负有不可推倭的责任。海外台湾留学生的“保钓运动”兴起后,台湾当局虽然也反对美国把钓鱼岛交给日本,但态度总显得被动,行动上也软弱无力,不敢表达强硬的立场。直到1971年4月,台湾当局的“外交部”才发表声明,批评美国政府将钓鱼岛“归还”日本。6月,台湾当局再次重申,钓鱼列岛的主权为中国所有,不承认美日《归还冲绳协定》有关把钓鱼列岛划入“归还区域”。由于当时中国与日本、美国没有外交关系,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也仍被台湾当局所窃据,因此,在外交上与美、日进行交涉,确保中国的领土钓鱼岛的主权不被侵犯,是台湾当局理应负起的责任。但台湾当局担心得罪美国和日本,进而失去美国的军事支持,所以不敢理直气壮地维护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总是欲语还休,除了重申一些原则立场外,并没有采取任何进一步的有力的行动。

  台湾当局的软弱和媚外,引起了广大台湾民众的强烈不满和义愤。在海外“保钓运动”的影响下,岛内青年和知识分子也积极行动起来,谴责美日帝国主义的侵略,抗议当局奴颜卑膝、丧失民族立场的行径,从而在台湾岛内掀起了“保钓运动”的新高潮。1971年4月,台湾《大学》杂志发表93名知名学者和企业家联名的“我们对钓鱼台问题的看法”,带动4000多名台湾学生在台北市举行游行示威。他们散发传单,高呼口号,号召全体中国人民联合起来,保卫钓鱼岛,保卫中国的领土和主权。“保钓运动”吸引了岛内许多有为的热血青年参加,唤醒了台湾青年的爱国热忱,沉寂多年的台湾校园一时间兴起了“关心国事”、“讨论国事”的热潮。

  “保钓运动”虽然未能阻止美国将钓鱼岛 “归还”给日本,但却对海外和台湾岛内的青年学生的思想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他们从美、日帝国主义的嚣张气焰和台湾当局的软弱无能中看清了国际强权政治的本质,产生了强烈的民族意识,得出了这样一条结论:要保卫钓鱼岛,维护中国的领土和主权完整,必须走统一之路,建立一个强大的、统一的中国,并由此产生了关于“台湾前途”的大讨论。“保钓运动”也逐渐发展成为“中国统一运动” 的一部分。

民间保钓运动历史

为抗议台北县联合号海钓船遭日本巡防舰撞沉,保钓人士15日晚间搭乘海钓船出海,船上挂着“日本滚出钓鱼台”的布条
为抗议台北县联合号海钓船遭日本巡防舰撞沉,保钓人士15日晚间搭乘海钓船出海,船上挂着“日本滚出钓鱼台”的布条

七十年代


  1970年底,一本来自普林斯顿大学《钓鱼岛须知》的小册子,其中重点提到钓鱼岛问题背后隐藏的日本对石油和天然气资源的争夺,并且从地理、历史、海洋法等方面阐释钓鱼岛主权隶属于中国的事实,在美国高校的中国留学生之间流传。

  1970年12月19日,普林斯顿大学沈平、李德怡等人组成了“保卫钓鱼岛行动委员会”,强调以行动“警告日本”、“抗议美国”、“呼醒国人”。至1971年初,“保钓行动委员会”几乎遍及全美各地近60所高校。

  1971年1月29日,北加州金山湾区9所高校的500名留学生在伯克利分校的呼吁下,自发集结在旧金山市,发起保钓游行示威活动。同一天,纽约市、芝加哥、西雅图和洛杉矶均发生了类似的留美学生“保钓”游行,2500名中国留学生于联合国总部外举行保钓示威。

 
香港保钓运动
香港保钓运动
 1971年2月28日,香港40多人前往日本领事馆游行示威。

  1971年4月10日,来自全美30余所高校,17个地区的近4000名留学生、华侨齐聚于华盛顿宪法大道与二十三街的广场,保钓运动达至高潮。

  1971年8月28日,美国西南地区10多所大学的保钓会在路易斯安那州巴吞鲁日举行美西南大会,约有百余人参加讨论保钓方向及具体行动,会中通过了四项原则,反对任何“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国际阴谋。

  1972年5月13日,近2000人游行往日本及美国领事馆示威,抗议美国将钓鱼台移交日本。

九十年代


 
香港保钓人士曾跳上日本军舰
香港保钓人士曾跳上日本军舰
 1996年7月14日,日本青年社在钓鱼岛北小岛设置太阳能灯塔,台湾民间保钓人士前往“日本驻台协会”,表示抗议。

  1996年9月2日,香港成立“保钓行动委员会”,9月8日约三千名市民参加首个保钓大游行。9月16日“全球华人保钓大联盟”宣布在周日率先驾“保钓号”到钓鱼台,成为首艘抢先在港出发向日本抗议的船只。

  9月18日,港台两地市民藉九一八事件举行抗议活动,6000多名香港市民到尖沙嘴文化中心广场参加烛光晚会。

  9月22日,由全球华人保钓大联盟主办的“首航钓鱼台”突击队18名成员和42名中外记者,乘坐“保钓号”出发前赴钓鱼台,,竖立中国国旗及计划拆毁灯塔,以显示中国拥有钓鱼台主权。同日,香港保钓行动委员会成员与台北县议员金介寿分乘三艘深海渔船赴钓鱼台,并会试图登岸,拆除日本青年社所建立的灯塔。

  9月23日,保钓行动委员会10名代表及台湾保钓人士一行60多人分五船进入钓鱼台水域,受到日本军舰围堵,对峙两小时后放弃抢滩计划回航。同日,美国及加拿大海外华人纷举行保钓示威活动。

  9月25日,保钓号在进入钓鱼台十二海里范围后,被八艘日本舰只包围。

  9月26日,“全球华人保钓大联盟”召集人陈毓祥在保钓号跳下钓鱼台附近水域,表达中国人有权在国土领海中游泳时不幸遇溺身亡。

  9月29日,50000多名本港市民齐集在维多利亚公园,参加由六大保钓团体联合举办的烛光集会,追悼在钓鱼台海域逝世的陈毓祥。

  10月5日,“保钓行动委员会”赴台湾集合再赴钓鱼台。

  10月7日,港台保钓人士陈裕南、曾健成及金介寿成功登陆钓鱼台, 并在岛上插上五星红旗及青天白日旗宣示主权。

21世纪


 
香港街头的保钓标语横幅
香港街头的保钓标语横幅
 2003年6月22日,中国大陆民间组织了首次出航保钓运动。大陆公民冯锦华倡议首登岛宣示主权,广大爱国者自发组织,自发筹款,得到了社会各界及港澳台同胞的大力支持。15名来自中国内地和香港的爱国人士组成的中国民间“保钓团”,从中国浙江省玉环县出发,抵达距里钓鱼岛约3海里的海域,遭遇日本海上保安厅的舰艇以及飞机的围堵,无法登岛,志愿者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宣示了主权并向钓鱼岛三鞠躬,历时51个小时后,于2003年6月24日上午返回。

  2003年10月7日,由大陆民间人士组织,两岸三地爱国人士进行了首次联合出航保钓,抵达距钓鱼岛仅100余米处。并在10月8日下午发表了《海峡两岸与香港联合出海保钓声明》。

  2003年12月26-28日,全球华人保钓论坛在厦门召开,会上通过了《保钓宣言》。正式决定在厦门挂牌成立中国民间保钓联合会(筹),负责协调中国大陆、港台、海外保钓活动的具体事务。

  2004年1月中旬,中国大陆企业界和民间保钓人士首次联合租船赴钓鱼岛海域考察。

  3月1日,由中国民间保钓联合会筹委会组织的保钓训练营在厦门海洋职业技术学院正式开营。

  3月24日,大陆民间保钓第四次出航保钓,冯锦华等6位勇士成功摆脱日舰,登上钓鱼岛。

  2005年2月15日,全球华人联合行动,包括香港、北京、江苏、湖南、广州、北美纽约、台湾等于同日上午11时同步前往当地日本领事馆,抗议窃管钓鱼岛上右翼分子所设之非法灯搭。

  2005年4月13日,日本政府宣布授权日本民间企业前往与中国有经济专属权纠纷的东海海域勘探石油和天然气。4月17日,逾万人和平参予香港保钓行动委员会主办的“四一七”反日入常大游行。中国内地十多个城市举行了反日示威游行。

  6月9日,百艘台湾渔船集结在石垣岛西方30海浬处,宣示主权,为抗议日本影响渔民生计。

  2006年6月8日,香港保钓行动委员会召开记者招待会,纪念1996年纪念陈毓祥逝世及十周年登岛成功,并宣布现已购得船只“保钓二号”,10月前《保钓再上路》远航宣示领土主权。

台湾保钓 惊心8小时


台湾“海巡署”出动多艘舰艇,保护前往钓鱼岛“宣示主权”的“全家福”号海钓船
台湾“海巡署”出动多艘舰艇,保护前往钓鱼岛“宣示主权”的“全家福”号海钓船
  2008年6月15日晚10点,台北县瑞芳镇深澳港宁静的渔港之夜被喧嚣的人声打破了,6台SNG卫星采访车的照明灯刺穿了夜幕。灯光所指,是港外98海里的钓鱼岛方向。

  笼罩在众多摄像机聚光灯下的黄锡麟,感觉恍若隔世。2年前,5年前,乃至更为久远的在这个港口的启航,目的地依旧是钓鱼岛,带队的依旧是黄锡麟,保钓船依旧是“全家福”号,船长依旧是跟黄锡麟合作保钓十几年的老朋友游明川。

  然而,这次,港口挤满了为他们壮行的民众,10艘军舰为他们护航,日本官员终于低头谢罪。

  日本巡逻舰喊话:“全家福海钓船,你们已进入日本领海,立即离开!”

  台湾基隆海巡队长黄汉松还以颜色:“海上保安厅巡逻船,这是我们的海域,我们船舶有航行的自由,请不要干扰它的航行。”

  多年未有之阵势,对于近年频受打压、日渐凋零的保钓队伍来说,仿佛一夜之间回到了38年前保钓始兴时那段风起云涌的峥嵘岁月。

壮行


  “这次出发不像以前一样。以前我们出发时,‘海巡署’的人把我们团团围住阻扰出港,这次则是百姓把我们团团围住热烈壮行。这一次政府都很帮我们,不会阻止我们。”担任台湾“保钓行动联盟”执行长的台北县永和市民代表黄锡麟,甚至用了“欢送”来形容这次社会自发的壮行情景。

  被日本巡视船撞沉的联合号海钓船船长何鸿义,也现身深澳渔港。他说,因为还有事情要处理,无法随船出海,到场是要为保钓人士加油。

  为避免节外生枝,以往每次行动,黄锡麟他们都相当低调。“但6月15日晚整个码头挤满人,光是上船的记者就有30人。”黄锡麟说。台湾《中国时报》副主编张景为说,由于报名随行媒体太过踊跃,而船只容纳名额有限,最后只得每个媒体各出一名摄影记者登船。

  黄锡麟说,保钓行动联盟原本就预定今年9月前往钓鱼岛宣示“主权”;6月10日,台湾联合号海钓船被日舰撞沉,震动台岛,舆论鼎沸。联盟成员召开临时会,紧急决议立即前往钓鱼岛向日本抗议日舰撞沉台湾渔船事件。

  没有遭遇任何阻拦,台湾保钓行动联盟12名成员及30名随行记者,深夜10时30分,登上“全家福”号海钓船,在《保钓之歌》的唱和中,从台北县瑞芳镇深澳渔港驶往钓鱼岛海域。船上挂着“日本滚出钓鱼岛”、“日本政府霸道无能”、“倭寇横行、草菅人命”等抗议布幅。

  临行前,他们进行了另一场“送行”,为今年3月去世的保钓英雄“赵老爹”赵德申默哀一分钟。

  黄锡麟不禁想起两年前2006年的8月16日和赵德申携手并肩的最后一次保钓行动,那本是一次包括两岸三地及海外华人在内50艘保钓船的大规模行动,却因扁当局层层阻碍,最终只剩下了5人1船孤军奋战。

  那次,船出海不久就遭到台湾“海巡署”的拦截,禁止“全家福”越界驶离台湾本岛超过24海里,否则要罚款并吊销执照,而钓鱼岛距离台湾本岛是98海里。

  这让当时已经年届七十的赵德申着急不已,他质问“海巡署”,“你们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老人摆出要跳海的架势。海巡人员这才退让,不过离开前,他们没收了船上用于自卫的弹弓。

  “‘海巡署’规定渔民不可以租船给保钓组织,否则就要扣船罚款,而且渔船所在渔会都要跟着受罚。”黄锡麟说,2006年的“保钓”,让他们回航之后被罚了3万块台币。而每次出海“保钓”,花费少则几万,多则几十万台币,全靠自筹募集。

  “全家福”海钓船,五年前也曾搭载保钓人士到钓鱼岛海域宣示主权。船长游明川说,当年在靠近钓鱼岛海域时就遭到日本舰艇包夹,最后没有如愿靠近钓鱼岛。

  来自日方和扁当局的双重打压导致台湾民间保钓力量的青黄不接。民进党当局对青年“去中国化”的教育指针,与日本青年社在钓鱼岛擅自搭建的宣示主权的灯塔相互辉映,也让后者至今“稳坐钓鱼岛”。

  保钓联盟中像黄锡麟这样正值壮年且一干就是十几年的已经寥寥无几,众多上世纪70年代擎起保钓大旗的老将也都年事已高,“这个工作吃力不讨好,谁愿意接手干?”黄锡麟说。还好,有“老保钓”一直解囊相助。“他们年纪大了没办法出海,就把保钓的希望寄托在我们身上。”

热血


  黄锡麟则将希望寄托在当年的“热血青年”马英九身上。

  马英九主政台湾之后,黄锡麟终于从台湾“内政部”拿到“中华保钓协会”的批文,这意味着三十多年遇挫愈战的台湾民间“保钓”运动终于有了自己合法的组织。 “多亏了马英九上台。以后可以申请一些当局的补助,干什么事也会更顺利。”黄锡麟说,一纸批文在手,想起浸透纸背的卅载辛酸,他和一位“老保钓”不禁相拥而泣。

  马英九被保钓人士寄予厚望,有其历史缘由。保钓运动始兴时,台湾大学三年级学生马英九便是运动中的风云人物,他从政后更是说过“为钓鱼岛,不惜一战”的狠话。

  然而,此次事件中,马英九却保持了执政者惯有的谨慎。台湾当局的初始对策,尤其是“外交部”“日本事务会”在处理撞船事件时的手法,受到蓝绿“立委”的一致强烈批评。“日本事务会”执行长蔡明耀公开坦承日本方面打电话给他,要求台湾方面不要进入钓鱼岛海域,所以他就打电话给“海巡署”,要求海巡舰别进入钓鱼岛十二海里内。因此,海巡舰刚进入钓鱼岛海域,又撤了出来,未能保护被日舰撞沉的台湾渔船。“蔡明耀此举等于变相承认了日本对钓鱼岛拥有主权,这是第一个错误;再者,‘日本事务会’是一个《组织法》中没有的‘黑机关’,他有什么权力指挥‘海巡署’撤退?”国民党“立委”帅化民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舆论哗然之下,台“外交部长”欧鸿炼宣布裁撤成立两年半专责对日事务的“日本事务会”,回归体制。与此同时,马英九团队迟迟没有表态,使民进党“立法院”党团摆出大阵仗召开记者会,要求马英九应该出来讲几句话。

  马英九成为众矢之的。终于,事隔三天,6月14日,台“总统府”发言人王郁琦下午在“总统府”召开记者会,宣读对联合号渔船被日本巡逻船撞沉事件的四点声明。王郁琦强调,“总统”马英九参与声明的磋商,“声明属性经马‘总统’、‘国安会’看过且同意”。

  声明说:“钓鱼岛行屿是我们的领土,地理上是台湾的附属岛屿,属于宜兰县头城镇大溪里。我们坚持维护钓鱼岛主权的决心从未改变,也绝不改变。”

  声明中并且罕见地要求“海巡署”,“立即强化编装,提升维护主权与捍卫渔权的功能”。

  一个细节是,“总统府”原本通知上午十一时十五分举行记者会,但三度延后,最后下午四时才发布声明,足见马当局对此事的慎重。

  对于岛内直陈马英九退化为“慢热中年”的指摘,王郁琦不以为然,他表示,“马‘总统’过去在钓鱼岛事情上是热血青年,现在仍是热血中年”。

  同一天,台“外交部”召回“驻日代表”许世楷以示严正抗议。“从这次召回驻日代表来看,马英九这次下的外交决心是挺重的。”帅华民说。

  这是马英九上台之后第一次处理重大外事危机。台湾舆论认为,钓鱼岛问题涉及马英九解决问题的能力、魄力与诚信,拖得越久对台湾当局压力越大,对马英九及其执政团队也将构成更困难的挑战。

  马英九一直没有亲自出面表态。

对手


  6月16日凌晨,漆黑寂静的海面上,“全家福号”表明了它的态度:这艘平时乘载悠闲的钓客的旧渔船开足马力,以每小时12海里的速度冲向那座它想要亲近的岛。

  “发现日本的巡逻舰应该是我们出海40海里左右的时候。之前毫无预兆。”保钓联盟的“十二壮士”之一的陈书笙对南方周末记者回忆说。

  对手就这样不动声色地埋伏在黑夜和海洋深处。临时接到任务登船采访的《中国时报》的摄影记者刘宗龙回想起当时的场景仍觉惊心动魄:一开始是长时间的黑航。那个时候,大家都进去船舱里面休息。大概凌晨3点多的时候,有人突然发现,日本船舰像突然冒出的幽灵一样居然一直跟在我们的旁边。很多人惊醒过来。“没有行动,就是跟着你。其实等到他们强力来阻挠我们是在天已经微亮的时候。”

  看到日本船,第三次出海保钓的陈书笙叫,“日本鬼子终于来了”。“我觉得就是既然敢来,我就不怕你。你来了就来了,你敢怎么样?有本事就撞我。不然就乖乖跟在屁股后面跑。”

  船上众多第一次出海的人吓了一跳,“怎么这么近就有保安厅的船在这地方啊?”“日本的行动怎么这么快就跑来这边了?”

  对于有十二年出海保钓经历的黄锡麟来说,这在意料之中。对于日本人的行事方式,他算是经验非常老到的了,包括大概到四十海里的时候会碰见军舰,到差不多 24海里的时候甚至可能还会有飞机。他知道此时还未到剑拔弩张的一刻,镇定地安抚着保钓船中的同伴的情绪,让他们平静下来。

  直到夜雾散去,“我们才发现到他们(日方)总共加起来有一二十艘大大小小的巡逻舰。”陈书笙说。尽管事前明知危险,保钓船上的成员和记者心中仍会起念:万一起冲突怎么办?

  五分钟后,他们吃惊地发现:台湾的护航舰出现了。

  “我没想到的是当局派出舰艇帮我们护航,这是我们当初没有想到的。这也给我们吃了一颗定心丸。”陈书笙说。

  “日本船在尾随了我们一段时间后,他们就有向我们靠近的举动出现了,他一有这个举动出现,台湾‘海巡署’的巡逻舰就从东边加速冲过来,硬是把日本的巡逻舰隔离在我们的外面。后来我们发现就是左右两侧还有后面,都有台湾派出来的巡逻舰。”陈书笙说,“他们来的气势是非常强势的,完全没有要退让日本人的意思。我们小组成员和媒体一阵欢呼。”

  顿感提了气的黄锡麟开始带着整船的人喊口号。“日本人滚出钓鱼岛,钓鱼岛是我们的,海巡署加油,大家加油,大家努力,不达目标绝不终止……”

互搏


在对峙过程中,日本巡逻舰广播:“全家福海钓船,你们已进入日本领海,立即离开!”来源:台湾《联合报》
在对峙过程中,日本巡逻舰广播:“全家福海钓船,你们已进入日本领海,立即离开!”来源:台湾《联合报》
  陈书笙说,后来我们就一路往钓鱼岛前进。后来大概五点钟的时候,天还没有全亮,我们就发现在我们的前方大概有五到六艘的日本巡航舰已经在前面等我们了,把我们的路堵住了,后面大概也有三到五艘的日本巡逻舰一直跟着我们。空中也出现了日本的侦察机,天亮之后,日本又有两架直升机一直在我们船上方像苍蝇一样始终盘旋,但我们还是一路往前冲,“全家福”距钓鱼岛还有40海里 (约74公里),日本巡逻舰以跑马灯警告,要求“全家福”改变航向。4时53分,载着保钓人士的“全家福”,由“海巡署”舰艇护卫进入钓鱼岛12海里,台日船舰剑拔弩张,达到临界点。“日方开始打‘LED灯’,意思是我们的船已经进入他们日本的领海了,叫我们离开,但我们没有理会他们。后来一直进入到12 海里的时候,他们的船就开始围上来,然后就开始放黑烟,然后造浪。”陈书笙说。

  清晨5点20分,距钓鱼岛七八海里处,“全家福”海钓船全速前进,波涛滚滚,情势紧绷。

  在第二天的报纸中,台媒一句一句的回放那一时刻那片海域的紧张对峙:

  晨曦中,日本巡逻舰传来不标准汉语的广播:“全家福海钓船,你们已进入日本领海,立即离开!”

  台湾基隆海巡队长黄汉松同样还以颜色:“海上保安厅巡逻船,这是我国海域,我们船舶有航行的自由,请不要干扰它的航行。”

  黄锡麟对本报记者回忆:“走到距离钓鱼岛6海里到0.4海里这段的时候,双方的对峙最为激烈。这本身就是最敏感的、冲突最多的地方。日本保安厅的船要撞我们,我们台湾的巡舰马上冲过去,把他们顶回去。这种动作连续好几次。日本的船还在我们前面蛇形行驶,弄得波浪很大。前面船要蛇形行驶的时候,我就跟船上的人讲:‘小心,小心,抓紧栏杆,快蹲下来。他们又要造浪啦。’我要保护他们的安危。我总是站在最前面。”

  “喷水的时候有喷到我们,但是离我们还比较远,不造成多少危险。如果近的话是很有杀伤力的。他们喷我们,我们的海军也喷他们。两边互喷。距离最近的时候,两艘船距离不到两公尺。”黄锡麟说。

  “跟着我们船的有五艘比较小型的巡逻舰用U字形把我们包在中间,陪着我们往前冲。”陈书笙说这也许是他一生经历的最激动人心的时刻,“非常地激动,我们的巡逻舰应该说是这三十多年来第一次进入到钓鱼岛海域,而且是以台湾当局的立场,是公权力的展示,完全没有惧怕日本人的感觉。”

  日出时刻,两边的旗帜,一边是红日丸,一边是青天白日,在同一海域罕见的互搏交织在一起。两面旗帜的背后,还有第三面旗帜还未展开,多年来出海保钓的黄锡麟一直备有一面五星红旗,“五星红旗是护身符,日本军舰对大陆渔船非常节制,对台湾渔船就像殖民地的老爷。”事实上,台湾一些渔船在捕鱼时,为防止与日本船只发生冲突,也会悬挂五星红旗。

  这是台湾官方多年来首度在钓鱼岛宣示“主权”。日本广播公司(NHK)报道说,这是第一次有外国巡逻船舰进入“日本领海”.。

  保钓船向北前进,台湾“海巡署”的护航舰向北前进,日本海上保安厅的巡逻舰跟着向北。北方,钓鱼岛。

命令


  这一夜,台岛未眠。从普通渔民到“总统”马英九的神经都被“全家福”牵引过去,东北望,钓鱼岛。

  此前,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要求“国防部”派舰艇,搭载“立委”到钓鱼岛宣示“主权”。

  几天来,台湾岛内的政坛生态也像海面般波谲云诡。一方面,一向对钓鱼岛“主权”漠不关心的绿委们此时挥霍着在野党越俎代庖的指手画脚,而一向被称为“保钓派”的马英九却迟迟未予回应。

  对“钓鱼岛”壮志未酬的帅化民,用一种睥睨的态度面对绿委不绝于耳的“呛马”之声。这位退伍将军,曾任李登辉时期的台“国防部”作战计划处处长,1996 年,“全球保钓华人联盟”首领陈毓祥率领5位突击队员跃身入海游向钓鱼岛,陈溺水身亡。当时,帅化民就提出武装护渔的作战计划。

  “计划在钓鱼岛海域渔船周围海面军舰护航,空中直升机护航,但是最后被李登辉给否了,后来才搞清楚李登辉就是个日本人!而民进党执政期间我们的渔民被日本欺负了十几次,民进党当局的态度比李登辉还倒退,在野了倒反而跳出来叫嚣了。”帅将军对本报记者说。

  台日关系走向仍然是决定这场联合号被撞事件木偶戏的幕后引线。

  日本巡逻艇撞沉台湾渔船的事件,肇事的日本海上保安厅第11管区总部15日晚间召开记者会,坦承疏失并道歉。日本政府发言人町村信孝16日上午则针对台湾保钓船凌晨进入钓鱼岛海域表示“遗憾”。

  45度角一鞠躬,日本第11管区海上保安厅总部长那须秀雄终于道歉了,这迟来的道歉认错让台湾等了整整5天。

  日本共同社15日报道日本保安总部为联合号撞船事件道歉,共同社的报道刊登那须秀雄道歉照片,标题为“台湾船沉没,日本海上保安厅谢罪,那须本部长鞠躬”;冲绳当地媒体《琉球新报》也以斗大标题写着“总部长为沉船事件谢罪”,并附上低头道歉的照片表达歉意。

  早前,台湾“国防部”已有配合“立委”出海的准备,但安排搭载“立委”出海的军舰,可能由纪德舰改为拉法叶舰,以降低此行的敏感性;至于要航行到距离钓鱼岛多近的地点,则被军方列为最高机密。

  但日方15日公开释出善意,并表达愿意赔偿后,已有“立委”建议可取消此一行程,并已有蓝委打退堂鼓。国民党“立委”,原定6月18日就要搭军舰到钓鱼岛海域护渔,民进党“立委”却说,现在出海根本是在作秀,不会配合演出,发起人林郁方气得大骂,这等于帮日本说话,根本是台奸!不过由于护渔行动杂音四起,台“国防部长”陈肇敏决定不随舰前往。

  林郁方对南方周末记者评价说,民进党的“立法委员”先是批评马英九动作太软弱,等到召回了驻日代表,然后开始用强硬的手段的时候,他们又说,太强硬了。“我认为民进党的态度暧昧模糊。国民党的态度当然坚定啦。”

  林郁方表示,我们吃定日本人不敢开火,而且最近两岸关系改善,日本也会有所顾忌,绝对不敢选这时间地点与台湾冲突。

  帅化民则认为,“联合号”被撞是日本政府试探马英九的招数。马英九刚刚上台执政20天,而这几天海协、海基“两会”在北京复谈,成为两岸各界高度关注的焦点。可就在这时,台湾基隆东北160多海里的钓鱼岛附近海域,发生了台湾海钓渔船遭日本巡防舰撞沉事件。

  身处台岛内外关系波谲云诡之中,尽管身段柔软,马英九通过护航“全家福号”展现的姿态仍十分清晰——这是对拥有钓鱼岛主权的一种确认仪式。

  “海巡署长”王进旺得知岛内有人要赴钓鱼岛海域宣示主权后,召集幕僚紧急会议做出护航决议。“副署长”郑樟雄说:“民众船舶到哪里就护到哪里。”

  据台媒报道,担任护渔的现场指挥官是“海洋总局”基隆海巡队队长黄汉松,王进旺授权他“随机应变”。15日深夜,保钓人士船只从瑞芳深澳码头出港,黄汉松所属护渔船舰在附近随行,待命执勤。

  王进旺对保钓船只出航向海洋总局护渔船舰下达三道命令:

  一、民间保钓人士的船只出发时,海巡船舰在附近海域确保安全。
  二、保钓船只接近钓鱼岛海域时,如保钓船和日本公务船发生冲突,“海巡署”船舰需在保钓船附近,维护保钓船航行安全。
  三、发生冲突,海巡船舰应与日本海上保安厅实施“对话”、“沟通”,但交涉时必须“维护国家主权及国人安全”。

  台湾海巡官员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表示,未被授权对保钓船护航作出回应,但其重申此前立场,三道命令的“白话文”,就是海巡船舰要让保钓船出港到回航 “一路平安”;如遇日本海上保安厅船舰时,海巡船舰要挺身站上火线“母鸡保护小鸡”,不会让保钓船落单无援,沦为日方船舰“老鹰抓小鸡”冲撞欺负。

主权


  黄锡麟和海钓船长游明川看到“海巡署”巡防艇紧密保护他们,直闯钓鱼岛的信心大增。钓鱼岛已在濛濛的远方出现,船上的人欢呼:“钓鱼岛到了!”

  胜利就在眼前。此时,黄锡麟看到日本船强行靠了过来,逼保钓船往外海航行。在极有可能再次发生撞船事件的时刻,“海巡署”编号5030的五十吨巡防艇立即加速,直接挡在日本巡逻舰和“全家福”海钓船之间。

  5030巡防艇放下船头右侧的碰垫,开始往右侧偏航,压迫外侧的日本巡逻船,让“全家福”得以绕岛一周,台、日海巡舰艇相距只两米,几乎擦身而过,间不容发,日方官员的面貌清晰可见。

  眼见巡防艇冒着碰撞危险让“全家福”维持原有航向,黄锡麟等人报以热烈掌声,向巡防艇人员伸出大拇指。

  5030巡防舰上,坐镇着“海巡署”此次护航行动的最高指挥官。据透露,“海巡署”在行动前晚秘密提升指挥官级别,由“海巡署海洋总局”主任秘书李茂荣登船指挥,并在保钓船出港前半小时,率精锐特勤先行出发。“海洋总局”局长林福安,还授权李茂荣下令特勤队员待命,如保钓人士欲泅水登岛,以两人护卫一人方式登岛。

  5点40分,“全家福”号保钓船在巡艇护航挺进至距钓鱼岛0.4海里海域,也就是741米,日方以小艇布放阻拦索阻挡保钓船。

  黄锡麟试图下水游上钓鱼岛,不过只要海钓船一减速,日舰立即广播:“请不要减速,不要停船!”并有小型载具在岸边待命,黄锡麟一下水,日方就会逮捕。

  黄锡麟对南方周末记者说,绕钓鱼岛的时候我们的船离钓鱼岛约0.4海里。很近,岛都看得很清楚。“我们不能再往前靠近了,再往前就会搁浅了。要登岛,只有一块可行的海滩,但日本的船就停在那边,我们不敢贸然下去。我们下去的话,可能就会被抓。虽然我们台湾这边有已经待命在那里的外援部队,万一我们人被抓走的话,他们马上会追上去解救我们。但是我觉得没有必要节外生枝,一发不可收拾。我认为我们这次出来最主要就是要宣示我们的主权而已,我们不要有激烈的冲突。”

  黄锡麟说,这一次是台湾有史以来,第一次有像这么激烈的状况,第一次出现这样子的双方对峙。我考虑到人身的安全,就毅然跟他们说,“算了,我们还是不要登岛了。我们绕岛一周。”

  陈书笙回忆绕岛时自己是在挥旗。“我们就是一路上都是这样持续啦。因为那时候大家的情绪也都非常地高亢。”

  陈书笙说,媒体这次的表现也是可圈可点的,绕岛一周的时候,记者也在跟对方喊话,说“钓鱼岛是我们的”,请他们滚出去。

  一个电视台的女记者,吐了十几次,整个人瘫着躺在那里,一直吐。但是一到钓鱼岛,虽然吐,虽然难受,她却依然拿着麦克风在做采访。

  《中国时报》的摄影记者刘宗龙,此时兴奋地放下相机,和保钓队员一起对日舰做着滚出钓鱼岛的手势:“红衫军他们倒扁的手势就是拇指往下。我们这边的保钓人士也就是用的拇指往下。”

  清晨6点40分,“全家福”号完成绕岛一周,驶离钓鱼岛。

  黄锡麟说,“离开的时候我们还是情绪很高涨,高喊着‘日本滚出钓鱼岛!马英九加油!’日本保安厅的船还是一直跟着我们,直到离钓鱼岛40海里才返回。”

  离开钓鱼岛的时候,黄锡麟告诉船上的保钓成员,“我们还会再来。保钓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而是要做一个长期抗战的准备。希望我们全世界的华人都重视这个钓鱼岛。”

  “因为这是我们的领土,不能让日本人随随便便就欺负到家门口来了。”黄锡麟说。

谋定
  直到6月17日,马英九最终选择和平而不是战争。他在与岛内媒体茶叙时表态:钓鱼岛“是台湾的属岛”,我们的渔船进入“领海”是很正常的行为,且有争议就应该透过和平的方式处理。他也表示,日方光是口头遗憾还不够,应该要正式道歉。

  谋定而后动的马英九选择6月17日这个日子出面表态,耐人寻味。

  整整37年前,1971年,马英九在大学时期积极投身保钓运动。当年台湾爆发保钓运动,台大学生串联“6·17大游行”,行经美日大使馆示威,年轻的马英九义愤填膺,走在队伍最前头,“要为人民争雄风”。

  马英九更曾经参与一场在松山机场包围日本特使车队的大规模抗议,当时的马英九高举标语与持枪的宪兵对峙,结果被记者拍摄下来,隔天还登上英文报纸。

  “彻夜画海报,与志同道合的同学一边流泪一边工作;尔后,甚至还参与街头示威,拿起鸡蛋怒砸日本特使座车……”2008年2月出版的《沉默的魄力》一书中,马英九这样写道。

  1974年2月,当年参与“保钓运动”的学生领袖,都取得了国民党中山学术奖学金,赴美国深造,马英九自然成为其中一员。他在哈佛大学的国际法博士论文也跟钓鱼岛有关。《怒海油争:东海海床划界及外人投资之法律问题》,这在当年被认为是台湾地区首部研究钓鱼岛问题的学术作品。

  正是由于这份专业积淀,马英九的梦想是通过国际法解决钓鱼岛争端。

  “马英九政府软硬兼施,刚柔并济,做得不错。”林郁方评价马英九此次的表现时说。

  而黄锡麟则说,“这一次全是马英九政府在背后全力支持我们。”“这次保钓行动鼓舞了全球的华人,今天香港的保钓人士也到这儿来了。他们也准备出海。”

  除了马英九,黄锡麟还感谢了妈祖。“妈祖是两岸渔民都祭拜的对象,我去年在妈祖那里求了面令旗。我把这面令旗插在船上,刚好是妈祖也巡视钓鱼岛一周。妈祖也是宣示主权,宣示钓鱼岛是我们的领土。”

  黄锡麟要让世人看到,在妈祖护佑的中国东海,一座岛对另一座岛的保卫。

三十多年前的海外保钓运动回顾


  1970年至1971年间,为了抗议1969年《美日联合公报》将钓鱼岛划归日本所有的声明,美国高校的华裔学生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海外保钓运动。

    彼时,中美尚未建交,大陆赴美的留学生寥寥无几,所以参与者多为港台留学生,并与台湾岛内的保钓热潮遥相呼应。但新中国政府并未袖手旁观,亦积极介入。

    尤其是1971年4月10日华盛顿大游行后,举世震惊,新中国政府公开声援海外学子的爱国义举。1971年4月24日《人民日报》第六版,打破沉默,率先对此事进行详细报道;5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中国领土主权不容侵犯》表示,广大海外侨胞正在纷纷掀起的维护民族主权的爱国正义运动,“将获得祖国人民的坚决支持”。

    与此同时,一个由5位保钓学生组成的归国访问团,也正悄然往来于美国与新中国之间,铺设起了特殊岁月里海外爱国学子与新中国政府的沟通管道。多少因为他们的影响,一批批海外学子得以循着相同的管道,竞相访问大陆,并催生了新中国第一拨海外留学生归国报效的热潮。

1971年6月17日,台大学生发起“保钓大游行”
1971年6月17日,台大学生发起“保钓大游行”
    1971年的国庆前夕,由海外保钓运动的五位骨干成员组成的“保钓访问团”首次踏上祖国大陆,其间一场与周总理的倾谈,从深夜至次日凌晨,整整持续了6个多小时。基于当时的两岸形势,这次访问自始至终,“不上报纸,不拍照片”,成为一段被尘封的历史片段。

    而紧随其后的1972年访问团才始为人知,被当时媒体误以为“第一团”,这使得真正的第一团便成了亲历者眼中的“第零团”。

    2005年7月,久违的历史记忆被本报记者重新发掘。这更像是一场与时间赛跑的抢救行动。当年的访问团员,一共5人,已有一位与世长辞,其他四人大多流散国外。本报记者多番努力,得以找寻到四人中的三人:团长李我焱、团员陈治利、王春生。他们均已近七十高龄,定居于美国,在整整34年的沉默后,第一次站在了公众面前。

    1971年下半年,海外保钓运动在最初游行示威的激情过后,进入了反思和总结阶段,取而代之的是各地留学生竞相开展的国是讨论会,议题也渐深入至中国前途的讨论上,促使两岸统一成为许多留学生的共同选择。这一年9月的安娜堡国事大会上,“去新中国看一看”成为许多与会者热切的愿望。

    几天后,当时的全美保钓运动委员会总召集人李我焱,获悉了新中国政府拟邀请海外保钓学生组团访问祖国的信息。因为当时中美关系的微妙,这一邀请并未公开表示,而由当时新成立的中国驻加拿大大使馆委托李我焱的同学伍经元代为传达,对外名义是参加1971年的国庆观礼活动。

    1971年9月中旬的一个深夜,伊利诺伊大学研究生陈治利突然接到电话,“是东部李我焱打来的,说要组团回中国参观,征求有美国永久居留权、学业不致受影响的人加入”。

    其时美国还未完全承认新中国,但两国关系已经有所缓和,美国刚刚通过一议案,允许美国公民去中国大陆旅游,这成为访问团顺利成行的利好背景。“之所以需要永久居留权,大概是为了万一出现意外,团员依然能够回到美国。”李我焱回忆说。

    陈治利在征得妻子同意后,又主动推荐法学院的陈恒次同学参加,陈恒次得以成为访问团里惟一的台湾本土籍留学生。

    加州伯克利分校的刘大任等人也接到李我焱的电话邀请,在与朋友的一番深思数虑后,他选择了放弃,理由是“条件尚不成熟,避免不必要的麻烦”。

    而正在威斯康辛大学读社会学博士的王春生则没有太多的犹豫,她是经由师兄程明怡的举荐得以入选的,“当时出于性别考虑,希望中西部高校出一个女性代表,我正好适合。”她回忆说,“我的父亲王民当时是台湾《新生报》社长,也算是国民党高干,我并不害怕什么迫害。”

    最终成行的访问团一共5人,李我焱为团长,四位团员分别是陈治利、陈恒次、王正方和王春生。“这5人均来自台湾,基本都是保钓运动各个地区的联络人,做了很多工作,算是实至名归。”陈治利说。

    王春生至今记得当年的意外与兴奋杂糅的心情,“我们在台湾自小受过反共教育,在美国读书又身受反战运动的感染,对于当时的左派思潮十分向往,可是新中国的庐山真面目究竟是什么?”正是怀着这样的期待与好奇, 9月底,保钓访问团“秘密”启程了。

    “当时的唐人街还没有一家旅行社开办去大陆的业务,我们委托的那家应该是加拿大大使馆特意安排的,但老板依然很小心,把我们叫到店铺后面的屋子里才开始办。”王春生说。

    为了赶在国庆节前到达,访问团5人和美中友好协会、华侨代表团一行三十几人,经香港,从罗湖进广州,再至北京,下榻北京华侨大厦。

    在飞机上,王春生遇见了也去中国访问的美国黑豹党创始者、美国黑人民权运动领袖休伊·牛顿,“当时美国的许多左派团体与新中国关系频繁。”

    出发前夕,5人特意经纽约参加支持新中国进入联合国的集会,并在旅途中传来中国加入联合国的消息。访问团群情激昂,“这是一次名副其实的破冰之旅。”34年后的今天,陈治利提及往事依旧难捺激动。

    国庆游园活动后,保钓访问团被单独安排在了民族饭店,静候会见安排。

    “但恰逢加入联合国的影响,国务院各单位异常繁忙,座谈会时间难以敲定,一拖再拖。本来我们预计在国内停留35天,结果被拖延,多逗留了一个月。”

    这一个多月里,保钓团被安排在国内各地参观旅游,以便对新中国建设成就加深了解,他们的足迹遍布上海、南京、杭州、大寨等地,瞻仰了南京中山陵、雨花台烈士陵园等纪念胜地,11月初回到北京,继续等待。

    “10月底吧,在游玩途中,一天,随行的接待人员拿了一份报纸给我们看,是《中央日报》海外版,把我们五个人的名字全登出来了,列为‘文化特务’,说是‘回大陆接受培训’,取消了我们的台湾护照,这反而令我们有了一份为历史牺牲自我的悲情。”

    座谈会是经由国务院单位一级一级往上开的。第一次会谈,接待访问团的是海协会秘书长唐树备先生。“我们提了许多问题,包括海外学生回国服务,钓鱼岛问题、中美关系等,唐先生不停地记笔记,并答应回去研究。整个会见持续了约三小时。”

    其后,统战部罗长青同志会见,大抵询问了海外留学生在美国的情况以及台湾目前的状况。

    又过了几天,当时的外交部军代表马文波邀请他们参观颐和园,“颐和园当时还未对外开放,接待那天,整个颐和园就我们五个游客,有点冷清,但景色优美。”

    会见期间,五人不止一次提出会见周总理和毛主席,但一直没有肯定或否定的回复。“我们也没有抱太大希望。”

    “直到一天吃晚餐时,接待人员叮嘱我们晚上不要离开房间。我们隐隐觉得可能会有什么事情发生。晚上9:30,有车接我们到人民大会堂,我们终于从随行人员那里知道,晚上周总理要接见我们!”

    “与周总理的会见被安排在新疆厅,我们问能不能安排在台湾厅,回复说,台湾厅还在装修,没有布置好。大约晚上十点多,周总理从新疆厅偏门出来,身着灰色呢布的中山装,气色很好。”陈治利回忆说。

    “我们立即起立,总理挨个过 来握手,我是最后一个,总理说‘欢迎你们’,一双温暖的手充满力量。

    “总理询问我们,留学生在国外各地区留学工作的情况,台湾现在的局势,他还亲自介绍国内的建设情况,说‘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

    我们当场建言,官方有关台湾的谈话,最好不只是言及台湾是中国神圣领土的一部分,同时也应该提到台湾人民是我们的骨肉同胞。对海外学生而言,台湾问题是情理并重的事情。”

    两天后,陈治利发现《人民日报》对台文章已经引用“骨肉同胞”的称呼了,速度之快让他吃惊。

    “有关钓鱼岛,我们向总理建议,现时不妨仍交由台湾管辖,将来时机成熟一并回归。我们更建议,中国对世界公开宣布,钓鱼岛是中国的领土。”

    团员陈恒次为了这次访问,还特意准备了一篇论文,主要阐述在两岸统一的基础上,如何保障台湾人民当家作主的问题,“他希望在统一之后的台湾,行政管理机构能更多任用台湾人。”王春生依稀记得。

    以后的形势发展,使这类建言只能高束楼阁。乒乓外交之时,日本与中国建交,基于大局考虑,钓鱼岛问题被延搁下来。而在临回美国前,陈治利在张贴报纸的橱窗里,看到了《人民日报》对这个导弹靶场的建议有一篇两寸见方的报道。

    访问团团员还将海外学子渴望回国的愿望告诉周总理,希望依照钱学森的例子,再度组团回国服务。出乎李我焱意料,周总理的回答是国内当时的形势不适合海外归来的学子一展抱负,“周总理幽默地以‘小孩子在外打架,打输了,就往家跑’作比喻,劝我们在外面多历练,寓才于外嘛,打消了我们组团回国服务的念头。”

    “我们不甘心,提到个别情况,总理说个别情况个别对待。”陈治利说。

    继而话题一转,周总理说到中国就要重返联合国,倒是十分需要中英文俱佳且熟悉国外办事方法的华裔留学生,经过考试参加联合国秘书处的工作。“他说,这也是报国之途,大家不妨考虑。”

    王春生当年才25岁,因为紧张和腼腆,没有多发言,她的注意力被总理身边的陪同人员吸引着,“凌晨的时候,总理还在滔滔不绝地讲,但那些随同的干部都在打盹,有些人甚至都睡着了。”但周总理并不计较,这让年轻的王春生觉得不可思议, “我当时就在想,要是这样的场景出现在台湾,这些下属不知道会受到什么处理呢!”

    事过境迁,许多会谈的细节,王春生已经记不清楚,但她对总理的一段话记忆犹新,并坦言深深改变了自己。“提及美国当时正如火如荼的反战运动,总理说,既然在外面留学,不要把自己当作外国人,应该多参加美国社会的活动,主动融入美国社会。”

    等到话题终结,会见即将结束时,陈治利看了一下表,吓了一跳,“已经是凌晨四点了,不知不觉居然谈了6个小时。”

    这时,周总理笑着问大家是不是饿了,招呼厨师给大家做碗馄饨,但厨师说,没有馄饨了,只有稀粥,于是就着咸菜,访问团团员与总理共进了一份白粥加咸菜的早餐。

    第二天,陈治利专门查看《人民日报》等报纸,翻遍也没有会见新闻,事后才从接待人员处知道,为了保护团员们回美国后的处境,周总理特别交代,此次会见不登报纸,不拍照片,一切从简。 因为通讯不便,在大陆访问期间,访问团无法与美国学校和同学联系,眼看时间超出预定归期越来越多,无不心急如焚。

    “接待的同志担心我们马上回去会有危险,一直拖到11月中旬才办护照,返回的路线也与来时完全不一样了,借道欧洲,从北京先到巴基斯坦的卡拉奇,在这里因故逗留了一个礼拜,再至巴黎,到加拿大多伦多,最后开车回到密西根,回程整整花了十天时间。”

    “妻子已经心急如焚,见到我不禁热泪盈眶,说,如果不再回来,她已打算毕业回中国找我。”陈治利说。

    因为既定的归期被延搁,访问团成员回到美国后,“没办法交代,失业的失业,失学的失学,可算是乐极生悲了”。

    李我焱的研究室老板勃然大怒,停了他的教职和研究工作(当时他已在哥大毕业取得博士学位,留校任教并作研究员)。而王春生的父亲王民则因为女儿的“反叛”,被迫辞去《新生报》的职务,写悔过书,并在报纸上公开与女儿断绝关系。

    返美后不久,访问团团员在各地留学生的要求下,四处演讲,陈恒次和陈治利两人,更是开着一辆破旧的老爷车,在中西部、南部学校间穿梭,将他们在国内的所见所闻,义不容辞地告知大家。

    不久之后,李我焱响应周总理的号召,经联合国考试录取到联合国秘书处工作,“人生一下子发生了重大的转折”,而受访问团演讲的影响,去往联合国工作以作报国之途的留学生共有80多人,“他们几乎都有博士硕士学位,大多是放弃自己的专业,改而从事语文工作,并不计较个人得失。”

    王春生也毕生记取周总理当年“融入美国社会”的教导,致力于美国社区民权凡二十余年。

    保钓第零团的访问成功,更是开通了海外学子与祖国定期沟通的渠道,其后1972年,1975年,保钓第一团(见报),第二团(见报),接连循着他们的足迹,跨过大洋。

    陈治利说,这一批海外学子及侨胞,虽然至今未见“保钓”在单一事件上的结果。但的确参与了三十年来中国改革开放的变化。这是一个历史的史实。(本节资料来源:南方周末 记者 朱红军)

钓鱼岛问题中的“美国因素”


  纵观钓鱼岛半个多世纪的历史风云,中日钓鱼岛争端的产生、变化、未来发展趋势始终与“美国因素”密切相关。最初是在冷战的国际背景下,美国单方面与日本签订的一系列条约、协定,为后来的中日钓鱼岛争端埋下了伏笔。冷战结束后,在钓鱼岛主权立场上,美国政府在看似中立的态度下,竭力淡化中国对钓鱼岛所享有主权的事实,使得钓鱼岛问题日益复杂化。尤其是小布什执政以来,美国政府在钓鱼岛主权归属问题上逐渐放弃此前的“模糊中立”的立场,转而积极地“小心介入”。

  美国深谙钓鱼岛对中日两国的价值,钓鱼岛主权的继续悬置,既可以防止中、日两国走得太近,又有利于美国的随时介入。这样,一方面将助长日本阴谋攫取钓鱼岛的野心,对中日关系产生一定的消极影响;另一方面,“美国因素”的介入对于中日钓鱼岛争端未来的解决,也会增加一定的难度。

  显然,钓鱼岛应该说是美国在中日之间埋设的地雷。但美国关于钓鱼岛问题对日本的承诺是有一定限度的,因为中日如果大打出手,对于美恐怕也并不有利。首先, 美日之间有安保条约,美日缔结此条约意在为己张目,自己在中日之间所埋之雷,决非甘愿被他人拖入战火,受其所累。其二,如果中日因此而大规模扩充军备,对于美国在亚洲的战略地位岂不构成挑战?美国虽然希望通过与日本的军事合作实现其亚洲战略的目标,但还是希望在这个敏感问题上留有适当的余地。况且钓鱼岛与美国家利益并没有直接关系,钓鱼岛对美国的重要性小于台湾,因此美国以其军事力量直接介入中日钓鱼岛冲突的可能性,必当不会大于其倾全力介入台海冲突的可能性。所以,从近期看,美国在钓鱼岛问题上不会走得太远。

中国对钓鱼岛享有不容质疑的主权


  从历史方面讲,纵观世界各国的发展史,无不伴随着对弱国领土的抢占,胜者为王、败者为寇,毋庸置疑。因此,无论钓鱼岛起先是属哪国,都不是重点,重点是 1895年,甲午中日战争之后,战败的中国被迫同日本签订了《马关条约》,条约规定,中国割让台湾及其附属岛屿给日本;重点还是1945年,日本战败,宣布无条件投降,按照《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被日本占领的台湾、澎湖列岛及所有附属岛屿回归中国。战争就是这样,在领土归属问题上,它赋予后签订的协议以推翻已有协议的权利,此后再无两国之间的任何战争,当然也就再无任何两国之间的协议具有推翻《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的权利,钓鱼岛当然属于中国。

  至于日本片面与美国签订的诸如《旧金山和约》、“归还冲绳协定”,又怎能具备决定钓鱼岛领土主权归属的法律效力?当时的中国又不是某场战争的战败国,怎能由他们随意惩办?更何况时任外交部长的周恩来同志曾代表中国政府公开予以抗议,因此援引这些毫无意义的协约根本不具有讨论价值。从国际法方面讲,日本政府关于对钓鱼岛是“无主地”,日本对钓鱼岛的“先占”构成所谓钓鱼岛是日本“固有领土”的说法是依据的。首先,虽然钓鱼岛环境险恶,长期无人居住,但无人岛并非无主岛,钓鱼岛从明朝时起已由中国作为海上防区确立了统治权,便已不是“无主地”。其次,如果当真如日方所称,“日本于明治十八年后通过冲绳县当局等各种方式的现场调查,不仅发现其是无人岛,而且确认没有清国统治的痕迹”,日本又何以来得在甲午战争之后签订的《马关条约》中规定,中国割让台湾及其附属岛屿给日本?又何以来得在1900年,把袭用了中国几百年的钓鱼岛等岛屿的名称改为“尖阁群岛”?另外,日本之所以不断在钓鱼岛生事,也是企图为今后援引国际法中的所谓“时效取得”的概念为今后占有钓鱼岛奠定基础。但是事实上,这个概念只不过是国际上取得领土时可能出现的一种方式,迄今它既未被大多数国际法学者所接受,也没有真正按所谓“时效取得”原则裁决的国际判例。

  从地理结构上看,中国的理论是依据钓鱼岛《大陆架公约》的原则,“同在一个大陆架上之岛屿归该国所有”,钓鱼岛与中国台湾、澎湖、舟山群岛同在一个大陆架的自然延伸面上,而与日本管辖之下的冲绳相隔着两千公尺深的海沟。同时,有关学者提出,按照国际法对确认领土主权“最早发现;最早命名;最早开发经营;最早连续不断的有效行政管辖”的原则,钓鱼岛毫无疑问属于中国。

  然而,按照日本方面坚持的原则,即按《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中日两国划分管辖海域如按“中间线”划分,那么里外中国将损失将近三个浙江省的区域。

  但根据中方的说法,事实上,日方所谓“中间线”是其单方主张的,而且把中国的固有领土钓鱼岛作为日方主张的领海基点,因此该段“中间线”本身的法理依据就先天不足。而且中国科学家经过勘测证明,冲绳海槽是中日之间大陆架的天然分界线。不过在此问题上,双方多次协商,均无定论,如果照此情势,双方各执各方原则,恐怕未来的日子里也不会有所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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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72.16.32.*在 2019/3/31 15:36:08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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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72.16.32.*在 2019/2/23 10:59:54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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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72.16.32.*在 2018/11/16 17:46:37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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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4.254.145.*在 2013/7/11 15:13:12 发表

  • 张宏森的亲日右翼言论为日反华右翼导航
    “产经新闻”2009年5月转载了张宏森就电影《南京!南京!》的讲话:“中国电影过去在宏大叙述上形成了一定的经验,这种经验过多牵涉到某种现成概念,没有更开放、更深邃的思维,往往只看到了现成概念的正面,没有绕到它的背面,去看到它的剖面和侧面,这也会让我们在经验的同时形成一种局限”。
    张宏森这番话的实质就是公然号召颠覆历史,而日右翼急需颠覆的是二战侵略史,于是张宏森的论调极大地启发了日右翼势力颠覆二战侵略史和反华的想象力。
    张宏森所谓“现成概念的正面”就是中国的抗战胜利、日本的战败投降、南京大屠杀、侵华日军的罪行、钓鱼岛是中国固有领土及波茨坦公告。而日右翼“绕到背面、剖面和侧面去进行本质性和真实性的、当代性的21世纪的层面表达”的结果就是:“购岛论”、“钓鱼岛无争议论”、“慰安妇必要论”、“波茨坦公告无效论”和中日外交僵局。不难看出,张宏森等文化界官员和他们所捍卫的文化汉奸的所作所为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广大网民和观众批判汉奸电影《南京!南
  • 114.254.145.*在 2013/7/11 15:09:19 发表


  • 揭露几个日本文化特务与中国文化汉奸的丑恶嘴脸

    时间:2013-07-04 19:15来源:来搞选登 作者:七七亮剑 点击:553 次






    转眼又是“七七”抗日战争纪念日。为了不忘日本鬼子野蛮侵略中国,中国人民英勇抗战的历史,本文揭露几个还在进行罪恶活动的日本鬼子和中国汉奸,继续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
    事情要从2005年说起。
    2005年是中国抗战胜利60 周年,也是日本投降60 周年。所以2005年日本右翼势力就以电影为武器,吹响了全面复活军国主义的集结号。日本三家右翼电影公司捆绑十余家右翼新闻媒体重磅出击,首先推出了一部煽动否定日本战败国地位, 为日本军国主义全面翻案的电影《男人们的大和》。“大和”是指日本战时一艘最大的战舰 “大和”号,此舰1945年4月7日被美军击沉于东太平洋,三千余日本鬼子大多葬身海底。
    本片特点是:艺术性差,军国主义思想性强;故事性差,纪实性强,而这种纪实性又加剧了影片的煽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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