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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 20302 次 历史版本 1个 创建者:Gnian (2010/9/1 18:07:27)  最新编辑:Gnian (2010/9/1 18:07:34)
毛诗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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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诗正义》,毛亨传,郑玄笺,孔颖达疏。唐贞观十六年 (642)孔颖达(574~648)等奉唐太宗诏命所作《五经正义》之一,为当时由政府颁布的官书。其时撰《五经正义》,孔颖达以年辈在先,名位独重,受命主持其事,诸儒分治一经,《毛诗正义》出于王德韶齐威等人之手,而孔颖达总其成。《毛诗正义》是对于《毛传》及《郑笺》的疏解,“传”“笺”被称为“注”,“正义”被称为“疏”,合称《毛诗注疏》。《四库全书总目》说:“其书以刘焯《毛诗义疏》、刘炫《毛诗述义》为稿本,故能融贯群言,包罗古义,终唐之世,人无异词”说明此书内容取材之广和在唐代影响之大。其中包括了时期学者对《诗经》的各种解释,汇集了两晋南北朝学者研究《诗经》的成果,有的地方并能提出一些新的看法,如对于《史记·孔子世家》所载孔子删《诗》之说表示怀疑等,但其书遵循“疏不破注”的原则,未能越出《毛传》、《郑笺》的范围,对二者的分歧也不敢加以判断,因而不可避免地承袭了《毛传》、《郑笺》的某些错误;在疏解方面此书颇多烦言赘语。

  《毛诗正义》通行的有《十三经注疏》本,以阮元所刻为佳,书后附阮元的《毛诗校勘记》。

概述


  《毛诗正义》,汉毛亨传,郑玄笺,唐孔颖达疏。案《汉书·艺文志》、《毛诗》二十九卷,《毛诗故训传》三十卷。然但称毛公,不著其名。《后汉书·儒林传》始云:“赵人毛长传《诗》,是为《毛诗》。”其长字不从“草”。《隋书·经籍志》载《毛诗》二十卷,汉河间太守毛苌传,郑氏笺。于是《诗传》始称毛苌。然郑玄《诗谱》曰:“鲁人大毛公为《训诂传》于其家,河间献王得而献之,以小毛公为博士。”陆玑《毛诗草木虫鱼疏》亦云:“孔子删《诗》授卜商,商为之序,以授鲁人曾申,申授魏人李克,克授鲁人孟仲子,仲子授根牟子,根牟子授赵人荀卿,荀卿授鲁国毛亨,毛亨作《训诂传》以授赵国毛苌。时人谓亨为大毛公,苌为小毛公。”据是二书,则作《传》者乃毛亨,非毛苌,故孔氏《正义》亦云大毛公为其《传》,由小毛公而题毛也。《隋志》所云,殊为舛误。而流俗沿袭,莫之能更。朱彝尊《经义考》乃以《毛诗》二十九卷题毛亨撰,注曰“佚”。《毛诗训故传》三十卷题毛苌撰,注曰 “存”。意主调停,尤为于古无据。今参稽众说,定作《传》者为毛亨。以郑氏后汉人,陆氏三国吴人,并传授《毛诗》,渊源有自,所言必不诬也。郑氏发明毛义,自命曰《笺》。《博物志》曰:“毛公尝为北海郡守,康成是此郡人,故以为敬。”推张华所言,盖以为公府用记、郡将用笺之意。然康成生于汉末,乃修敬于四百年前之太守,殊无所取。案《说文》曰:“笺,表识书也。”郑氏《六艺论》云:“注《诗》宗毛为主。毛义若隐略,则更表明。如有不同,即下己意,使可识别。(案此论今佚,此据《正义》所引。)”然则康成特因《毛传》而表识其傍,如今人之签记,积而成帙,故谓之《笺》,无容别曲说也。自郑《笺》既行,齐、鲁、韩三家遂废。(案此陆德明《经典释文》之说。)然《笺》与《传》义亦时有异同。魏王肃作《毛诗注》、《毛诗义驳》、《毛诗奏事》、《毛诗问难》诸书,以申毛难郑。欧阳修引其释《卫风·击鼓》五章,谓“郑不如王”(见《诗本义》。)王基又作《毛诗驳》,以申郑难王。王应麟引其驳《芣苡》一条,谓“王不及郑”。(见《困学纪闻》,亦载《经典释文》。)晋孙毓作《毛诗异同评》,复申王说。陈统作《难孙氏毛诗评》,又明郑义。(并见《经典释文》。)袒分左右,垂数百年。至唐贞观十六年,命孔颖达等因郑笺为正义,乃论归一定,无复歧途。毛传二十九卷,《隋志》附以郑笺作二十卷,疑为康成所并。颖达等以疏文繁重,又析为四十卷。其书以刘焯《毛诗义疏》、刘炫《毛诗述义》为稿本,故能融贯群言,包罗古义,终唐之世,人无异词。惟王谠《唐语林》记刘禹锡听施士丐讲《毛诗》所说“维鹈在梁”、“陟彼岵兮”、“勿翦勿拜”、“维北有斗”四义,称毛未注,然未尝有所诋排也。至宋郑樵,恃其才辨,无故而发难端,南渡诸儒始以掊击毛、郑为能事。元延祐科举条制,《诗》虽兼用古注疏,其时门户已成,讲学者讫不遵用。沿及明代,胡广等窃刘瑾之书作《诗经大全》,著为令典,于是专宗朱《传》,汉学遂亡。然朱子从郑樵之说,不过攻《小序》耳。至于《诗》中训诂,用毛、郑者居多。后儒不考古书,不知《小序》自《小序》,《传》、《笺》自《传》、《笺》,哄然佐斗,遂并毛郑而弃之。是非惟不知毛、郑为何语,殆并朱子之《传》亦不辨为何语矣。我国家经学昌明,一洗前明之固陋。乾隆四年皇上特命校刊《十三经注疏》,颁布学宫,鼓箧之儒,皆骎骎乎研求古学。今特录其书与《小序》同冠《诗类》之首,以昭六义渊源,其来有自;孔门师授,端绪炳然,终不能以他说掩也。

《毛诗正义》对《诗经》章法结构的分析


  孔疏在《诗经》首篇《关雎》之后,用了字数是《诗大序》倍的篇幅,对《诗经》的字句篇章作了集中讨论,成为《诗经》经学阐释中最为突出的现象。首先总体概括了《诗经》中字、句、章、篇的关系,其云:句必联字而言,句者局也,联字分疆,所以局言者也。章者明也,总义包体,所以明情者也。篇者遍也,言出情铺,事明而遍者也.然后具体总结了《诗经》中句式的各种情况,云:

  句者联字以为言,则一字不制也。以诗者中志,一字则言蹇而不会,故《诗》之见句,少不减二,即“祈父”、“肇裎”之类也。三字者,“绥万邦”、 “娄丰年”之类也。四字者,“关关雎鸠”、“窈窕淑女”之类也。五字者,“谁谓雀无角,何以穿我屋”之类也。六字者,“昔者先王受命”、“有如召公之臣” 之类也。七字者,“如彼筑室于道谋”、“尚之以琼华乎而”之类也。八字者,“十月蟋蟀入我床下”、“我不敢效我友自逸”是也。其外更不见九字、十字者。……句字之数,四言为多,唯以二三七八者,将由言以中情,唯变所适,播之乐器,俱得成文故也。

  这段话结合实例全面总结了《诗经》句式变化的各种情况,归纳了《诗经》的句式规律,认为《诗》是以四言句式为多,其余二至八言句式则是为了适应情感表达的特殊效果和合乐歌唱艺术形式而运用的,是四言句式的有益补充。孔疏明确指出句式的各种变化都只不过是为了“申情”而“唯变所适”,也就是说,诗歌的句式变化都是出于“抒情言志”的需要。

  孔疏对篇章的论述最为详细,全面总结和论述了《诗经》的章中句数和篇中章数:

  章者,积句所为,不限句数也,以其作者陈事,须有多少章总一义,必须意尽而成故也。累句为章,则一句不可,二句得为之,《卢令》及《鱼丽》之下三章是也。其三句则《麟趾》、《甘棠》、《驺虞》之类是也。其多者,《载芟》三十一句,《宫》之三章三十八句,自外不过也。篇之大小,随章多少。风、雅之中,少犹两章以上,即《驺虞》、《渭阳》之类是也。多则十六以下,《正月》、《桑柔》之类是也、唯《周颂》三十一篇,及《那》、《烈祖》《玄乌》,皆一章者。以其风、雅叙人事,刺过论功,志在匡救,一章不尽,重章以中殷勤,故风、雅之篇无一章者。颂者,太平德洽之歌,述成功以告神,直言写志,不必殷勤,故一章而已。章组成。疏看到,在《诗经》中一章不少于两句,最多是38/口J。之所以每章句数不能够限定,是因为据表达内容不同,需要的句数多少亦不同。 “必须意尽而成”,讲清楚所要表达的意思,一章也即结束。结合孔疏于前所叙章者明也,总义包体,所以明情也”,章这种结构形式同样是服务于抒发情志、叙述事件这一目的,所以其句数自然要随表达需要而定。孔疏在论及章数之时尤其注意到了风、雅与颂在一篇章数上的区别,其立足于诗歌重在抒情的艺术本质,对篇内章数的多少问题予以理论的思考和阐释。孔疏认为,“风、雅少犹两章以上”,“多则十六以下”,是因为“风、雅叙人事,刺过论功,志在匡救,一章不尽,重章以申殷勤”,故“无一章者。”而“《周颂》三十一篇,及《那》、《烈祖》、《玄鸟》,皆一章者”,则是“颂者,太平德洽之歌,述成功以告神,直言写志,不必殷勤,故一章而已”之故。展读《诗经》,不难发现,风、雅之诗,广写世间人事百态,小到男女婚恋,大到刺过论功,志在匡世的政治热情,更为追求诗人主观情志的抒发,所以极尽深婉之能事,一章言之,意犹未了,故非二章或多章不足以尽兴。而《周颂》众诗,述功告神,不必殷勤,缺乏反复诉说的情感动力,故多为一章。孔疏之论在相当程度上符合《诗经》艺术的真实状态,可谓有理。

《毛诗正义》对《诗经》用韵情况的分析


  孔疏云:诗之大体,必须依韵,其有乖者,古人之韵不协耳。之、兮、矣、也之类,本取以为辞,虽在句中,不以为义,故处末者,皆字上为韵。之者, “左右流之”、“寤寐求之”之类也。兮者,“其实七兮”、“迨其吉兮”之类也。矣者,“颜之厚矣”、“出自口矣”之类也。也者,“何其处也”、“必有与也”之类也。《著》“俟我于著乎而”,《伐檀》“且涟猗”之篇,此等皆字上为韵,不为义也。然人志各异,作诗不同,必须声韵谐和,曲应金石,亦有即将助句之字,以当声韵之体者,则“彼人是哉,子日何其”;“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是究是图,蛊其然乎”;“其虚其徐,既亟只且”之类是也。
 

  “诗之大体,必须用韵”,可见孔疏将用韵看作是诗体成立的必备因素。音律的最大价值自然在它的音乐性。音乐自身是一种产生浓厚美感的艺术,诗之依韵,就是为了“声韵和谐,曲应金石”,使声音谐美,便于吟咏歌唱,使所要表达的情感意绪在美妙的声韵中播扬,增强其审美浓度和感染力量。孑L疏尤其关注的是句尾语助词与诗韵的关系。其分汉字为“全取以制义”的实词和“假辞以为助”语助词,认为语助词“虽在句中,不以为义”,如果置于句末,则主要就是“为韵”,并且依次举了《周南·关雎》、《召南·摞梅》、《小雅·巧言》、《邶风·旄丘》、《齐风·著》、《魏风·伐檀》这些例子来说明这种情况,详尽而确凿。这种情况可与王力《诗经韵读》中所说“如果句尾是一个字,韵就常常落在倒数第二字上”相印证。孔疏还提出了另外一种情况,即“将助句之字,以当声韵之体者”,且举《魏风·同有桃》、《卫风·氓》、《小雅·常棣》为例,这种情况大概相当于“虚字被用作韵脚,倒数第二字不再作韵。”

  孔疏的诗韵理论常反映于其《诗经》疏解中,如《王风·采葛》“设文各从其韵,不由事大忧深也”,《郑风·丰》“而经衣裳异文者,以其衣裳别名,诗须韵句,故别言之耳”,《魏风·硕鼠》“谷生于苗,故言苗以韵句”等等比比皆是。孔疏在《周南·汉广》正义中甚至说:“诗之大体,韵在辞上。”对声韵之重视超过了文辞。这种意识在《序》、《传》、《笺》中是没有的,应该说相当程度上这是自魏晋六朝以来中国诗歌追求声韵的理论和实践而对孔颖达年所产生的影响所致。

《毛诗正义》对《诗经》赋、比、兴的认识


  赋、比、兴是《诗经》对中国文学的表现艺术影响最大的一个方面。《诗大序》说:“诗有六义焉:一日风,二日赋,_二日比,四日兴,五日雅,六日颂。”六者是并列的关系。经过东汉郑众和郑玄以及齐。梁时期刘勰《文心雕龙》的阐释,赋、比、兴作为写作手法的认识有了明显的增强,但论述得最完整的还是《毛诗正义》。孔颖达说:

  郑(玄)以赋之言铺也……则诗之直陈其事,不譬喻者,皆赋也。郑司农(即郑众)云:“比者,比方于物、诸言如者,皆比辞也。”司农叉云:“兴者,托事于物则兴者起也。取譬引类,起发己心,诗文诸举草木乌兽以见意也,皆兴辞也。”赋、比、兴如此次者,言事之道,直陈为正,故《诗经》多赋在比、兴之先。比之与兴,虽同是附托外物,比显而兴隐,故比居兴先也.

  通过以上论述,将赋、比、兴的不同作用及其排列顺序先后的原因,分析得非常清楚且通俗易懂。至于何以称之谓六义?《毛诗正义》也解释得很明白:然则风、雅、颂者,诗篇之异体;赋、比、兴者,诗文之异辞耳,大小不同而得并为六义者,赋、比、兴是诗之所用,风、雅、颂是诗之成形,用彼三事,成此三事,是故同称为六义,非别有篇卷也这就是说,赋、比、兴是为创作风、雅、颂服务的,故也沾了“义”宁的光。至此,作为写作手法的赋、比、兴含义已基本确定,赋、比、兴与风、雅、颂的关系也有了明确的界定。赋、比、兴由浓厚的经学含义而逐步成为文学含义,虽是汉魏六朝文学潮流潜移默化的自然趋势,但《毛诗正义》论述毕竟起了归于一定的总结作用,这一点功不可没。

  《毛诗正义》对《诗经》创作艺术的系统理论总结,在伦理道德阐释的重重掩盖下,透露出一抹注重文本研究的气息,这在一定程度上标志着《诗经》研究由经学向文学的转变,是诗经学研究史上的重要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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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Gn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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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95.235.92.*在 2011/6/19 0:59:54 发表
  • Haha. I woke up down today. You?ve cheeerd me 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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