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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 11281 次 历史版本 7个 创建者:abc (2010/8/16 17:17:56)  最新编辑:守候阳光 (2010/8/17 11:47:53)
淮南子
同义词条:《淮南子》,《淮南鸿烈》,《刘安子》,淮南鸿烈,刘安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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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淮南子》,又名《淮南鸿烈》、《刘安子》,刘向校定时名之“淮南”,是西汉淮南王刘安及其门客李尚苏飞伍被左吴田由等八人,仿吕不韦著《吕氏春秋》,集体撰写的一部著作。《淮南子》具有重要的文史价值。其博奥深宏的内容中蕴涵着丰富的哲学史学文学等各个领域的思想文化资源。《淮南子》一书注本,历来均以高诱所注最为通行。

  刘安是汉武帝刘彻的叔父,刘安撰作《淮南子》目的,是针对初登基的汉武帝刘彻。原书内篇二十一卷,外篇三十三卷,至今存世的只有内篇。这部书的思想内容接近于道家,同时夹杂着先秦各家的学说,《汉书·艺文志》将之列为杂家类,胡适说:“道家集古代思想的大成,而淮南书又集道家的大成。”《淮南子》在阐明哲理时,旁涉奇物异类、鬼神灵怪,保存了一部分神话材料,如“女娲补天”、“后羿射日”、“共工怒触不周山”、“精卫填海”等古代神话,主要靠本书得以流传。


版本


  曹寅藏有宋二十一卷小字本,后归清藏书家黄荛圃,后为杨氏海源阁所得,海源阁散馆后,今不知去向。
 
  台湾故宫博物院藏茶陵谭氏所刊的二十一卷本。此书先后为刘世珩傅增湘、沈氏研易楼所藏。

《淮南子》的思想及特点


  《淮南子》是西汉初年淮南王刘安招集门客,于汉景帝、汉武帝之交时撰写的一部论文集。刘安(公元前179年一前122年)是汉高祖刘邦的少于淮南厉王刘长之子。淮南厉王因“谋取”获罪,流徙途中绝食而死,后淮南厉王的封地被一分为三,刘安被策封为淮南王。刘安曾罗致宾客数干人,内中不乏硕学之士,共同编定《淮南子》一书。该书共21篇,最后一篇名《要略》,是全书的序言。从《要略》看,全书写作有统一的计划和安排。但从内容看,并未完全统一。《汉书·艺文志》把它列入“杂家”是有道理的。书中内容,除道家思想外,还兼收了儒家、法家、阴阳家之言。范文澜先生说:“《淮南子》虽以道为归,但杂采众家”,仍表现出一定的融合倾向。”

《淮南子》与先秦道家思想


  在宇宙观本体论方面,《淮南子》继承了先秦道家的思想,并加以唯物主义改造。该书《天文训》说:“道始于虚霩”、“道始于一”,认为在天地未形之前,整个宇宙是个浑然一体、没有定型的“虚霩”,是个浑涵未分的“一”。《原道训》说:“所谓无形者,一之谓也;所谓一者,无匹合于天下者也。卓然独立,块然独处,上通九天,下贯九野,圆不中规,方不中矩,大浑而如一。”据上可以这样分析:“道”是“虚霩”之道,是“一”之道,归根结底,是物之道。这就把先秦道家“道生物”的观点,改造为“物有道”的观点,这是明确的唯物主义。在宇宙生成论方面,该书《天文训》指出:“道始于一,一而不生,故分而阴阳。阴阳合和而万物生,故曰: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并认为:宇宙之气“清扬者薄靡而为天,重浊者凝滞而为地”,阳为日,阴为月,阴阳分化为四体,这是明确的宇宙构成论,在近代科学出现以前,几乎成为古代唯物主义公认的定论。

  《淮南子》还对先秦道家“无为而治”的观点进行积极的改造和谈释,明确指出:无为,不是无所作为,而是因势利导的主动行为。《修务训》中批评了“无为者,寂然无声,漠然不动,引之不来,推之不往”的消极无为论,指出:历史上公认的“先圣”都是积极有为的,如神农氏教民“播种五谷”,发明医药,“一日而遇七十毒”;尧积极从事政治管理与社会教化,“西教沃民,东至黑齿、北抚幽郡,南到交趾,放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流共工于幽州,殛鲸于羽山”;舜“辟地树谷,南征三苗,道死苍梧”;禹休风榨雨,“决江疏河,凿龙门,辟伊阔”;汤夙兴夜寐。勤于政务。这些古圣先王,一生致力于兴利除害,屡建奇功,“圣人忧民如此其明也,而称以‘无为',岂不悖哉!”此可知:“天子以下,至于庶人,四肢不动,思虑不用,事治求成者,未之育也!”该篇给“无为”以一种正确的解释,它说,老子的无为决不是无所作为,而是因势利导:“夫地势,水东流,人必事焉,然后水潦得谷行;禾稼春生,人必加工焉,故五谷得遂长。‘听其自流,得:之其自生,则鲸、禹之功不立,而后稷之智不用也。”这是《淮南子》关于客观规律性与主观能动性关系的正确说明,把先秦道家思想大大升华了。

  《淮南子》与汉初黄老学派也有密切的关系。汉初假:托黄帝以为书名的著作甚多,大都失传。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中就有《道原》、《经法》、《称》、《十六经》四篇古佚书。《淮南子》与这四篇黄老帛书有一定的关联。《原道训》与《道原》都是论“道”专篇,言辞极为一致。此外其他相互仿佛之处也很多。如《从间训》:“祸福同门”,《经法》:“祸福同道”;《原道训》:“万物之总,皆阅一孔”,《十六经》:“万物之多,皆阅一空”;《诠言训》:“圣人不为始,不专己,循天理,不豫谋,不弃时,与天为期,不求得,不辞福,因天之则”,《称》:“圣人不为始,不专己,不豫谋,不为得,不辞福,因天之则。”如此等等,不胜枚举。这也可以从一个侧面看出。《淮南子》汲取道家思想营养的比重较大。

《淮南子》与先秦儒家思想


  《淮南子》继承并发挥了先秦儒家“仁者爱人”的原始人道思想。《主术训》说:“国之所以存者,仁义是也。”又说:“遍知万物而不知人道,不可谓智;遍爱群生而不爱人类,不可谓仁。仁者爱其类也,智者不可惑也。”这一观念是来自先秦儒家而又高于先秦儒家的,特别是《淮南子》对“人道”、“人类”概念的使用,在中国文化史上是有重要价值的。

  《淮南子》主张以民为本。《把论训》说:“治国有常,而利民为本。”《主术训》说:“食者,民之本也;民者,国之本也;国者,君之本也。”在此基础上,《泰族训》提出以仁义治国:“所谓仁者,爱人也;所谓知者,知人也,爱人则无虐刑矣。知人则无敌政矣。治由文理,则无悖谬之事矣。刑不侵滥,则无暴虐之行矣。”这可以视为孔孟“德政”、“仁政”学说的进一步弘扬。

  《淮南子》主张人性本善。《泰族训》认为“人之性有仁义之资”,这是对孟子思想的继承。不过不完全认同孟子,《淮南子》强调“仁义之资”必须与后天教育相结合,才能臻于完美:“故无其性,不可教训;有其性无其养,不能遵道。茧之性为丝,然非得二女煮以热汤而抽其统纪,则不能成丝;卵之化为雏,非呕暖覆伏累日积久,则不能为雏。人之性有仁义之资,非圣人为之法度而教导之,则不可使向方。”即是说,善性是内在根据,教育是后天条件,只有两者结合才能成人之善,这显然与孟子偏重于反本内求有所不同。至于把外部条件归结为“圣人之教”的观点、是古代哲学在社会历史观方面的共同缺点。

《淮南子》与先秦法家思想


  《淮南子》继承、发挥了商鞅、韩非的历史进化观念,提出:社会生活是变迁的,法令制度也应当随时代变迁而更改,即令是“先王之制,不宜则废之”。《记论训》说:“圣人制礼乐而不制于礼乐。治国有常,而利民为本。政教有经,而令行为上,苟利民主,。不必法古;苟周于事,不必循旧。”又说:“法与时变,礼与俗化。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法度制令,各因其宜。故变古未可非,而循俗未足是也。”这些言论,从思想观点到具体言词,与商、韩是一脉贯通的。从当时社会现实看,“汉承秦制”,未加彻底改造。景、武之交,汉王朝的经济已经恢复,客观上需要建立一套新的制度,当然这套制度决不完全等同于商、韩所鼓吹的制度,但是法家更法改制的思想原则,仍是具有现实意义的。可贵的是,《淮南子》认为法令制度的制定,应适乎人群之需要,应考虑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主术训》说:“法生于义,义生于众适,众适合于人心,此治之要也。”这显然是比先秦法家更进步的观点,其所以如此,也是儒法融合的结果。

《淮南子》与《吕氏春秋》的关系


  从原著看,《淮南子》无一字提到《吕氏春秋》,这可能与汉初反秦气氛有关。但事实上,正是《吕氏春秋》给予《淮南子》以最大和最直接的影响。两本书都是由上层贵族亲自主持,招揽众多学者集体写成的。成书的程序都是先拟定计划,次分头撰写,最后综合编纂。书的结构统一,篇目规整,理事相连,言辞精审。两书都是总结先秦各家学说,博采众家之长,形成一个综合性的、能贯通天地人的庞大理论体系,为统一的封建大帝国提供全面的思想理论根据。所不同的是,《淮南子》成书之时,处于黄老盛行的文化氛围之中,因此对道家学说特别看重,因此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淮南子》是集黄老思想之大成的著作,当然这绝不妨碍它也融和摄取了道家之外其他学派的思想精华。
 

《淮南子》医学内容


  《淮南子》二十一篇,本名“鸿烈”,系西汉时淮南王刘安(公元前180年~公元前123年)招引宾客集体编写而成。该书是对西汉前期道家思想系统而详尽的总结,是研究黄老思想的极其宝贵而丰富的资料。书中不乏其医学内容,值得我们探讨研究。

倡学说,阴阳五行


  该书倡导阴阳五行学说。首先,论述了阴阳概括万事万物的发生、发展和变化。如《本经训》指出:“阴阳承天地之和,形万殊之体,……终始虚满,转于无原。”此言阴阳囊括了自然界的一切事物,其变化是无穷无尽的。这与《黄帝内经》中的阴阳学说一脉相承。

  书中以水、火、月、日喻阴阳。如《天文训》云:“积阳之热气生火,火气之精者为日;积阴之寒气为水,水气之精者为月。”又云:“日者,阳之主也;月者,阴之宗也。”这里用人们常见的水、火、日、月来说明阴阳的属性,这种形象而生动的比喻,使学者对枯燥、抽象的阴阳学说易于理解。其次,阐明了五行的属性及其生克乘侮规律。如“东方,木也,……。北方,水也。”“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木胜土,土胜水,水胜火,火胜金,金胜木,故禾春生秋死,……。”此处五行学说内容与《黄帝内经》所论是一致的,可见当时的阴阳五行学说已渗透到多个学科。

  书中还以五行所属的方位论及人体的形体特征及勇怯、智愚、寿夭等。如“东方,……其人兑形,小头、隆鼻大口,鸢肩企行,窍通于目,筋气属焉,苍色主肝,长大早知而不寿;南方,……窍通于耳,血脉属焉,赤色主心,早壮而夭;西方,……白色主肺,勇敢不仁;北方,……其人蠢愚;中央四达,……其人慧圣而好治。”以上所述虽未必尽然,但大体上说明了五行所属的方位及地域不同对人体的影响。   

整体观,天人相应


  该书强调了天人相应的整体观念,如《本经训》云:“天地宇宙,一人之身也;六合之内,一人之制也。”“孔窍肢体皆通于天。天有九重,人亦有九窍,……。”指出人生活在宇宙间,和自然界是息息相关的。这与《素问·生气通天论》所云“天地之间,六合之内,其气九州,九窍、五藏、十二节皆通乎天气”的天人合一观点不谋而合。

  四时气候的变化直接影响人体而形成疾病。如《时则训》记有:“孟春之月,……行秋令则民病大疫。”“季春行夏令则民多疾疫。”“孟秋行夏令,……民多疟疾。……季秋行夏令,……民多鼽窒。”上文明示,非其时气,其气不和则导致人体疾病的发生。同时告诫人们:人体必须顺应四时,适应自然界季节气候的变化,才能在宇宙间健康生存,正如《本经训》所言:“四时者,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取予有节,出入有时。”

  还有整体观对疾病症候的影响,如“夫有病于内者,必有色于外矣。”“痈疽发于指,其痛遍于体。”前者言其体内脏腑患病,而引起体表的色泽变化,即“有诸内必形诸外”;后者指出局部的病变可影响整个人体。

养生术,静漠恬澹


  该书注重养生之术,如《真训》强调了养性、养德,云其:“静漠恬澹,所以养性也;和愉虚无,所以养德也。……若然者,血脉无郁滞,五脏无蔚气。”又《修务训》提出精神调养,指出:“今天道者藏精于内,盝神于心,静漠恬淡,讼谬胸中,无邪气所留滞,……则机枢调利,百脉九窍莫不顺比。”“神清志平,百节皆宁,养性之本也。”综观上文可知:心境清净,无欲无求,则五脏安和,百脉调畅,诸窍通利而健康无病。这与《黄帝内经》中“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以恬愉为务”的养生之道契合。

  养生的另一个方面是禁嗜欲。如《时则训》言其:“孟冬,……君子斋戒,身欲静,去声色,禁嗜欲,宁身体,安形性。”冬为闭藏之时,应藏而不泄,故要禁欲,保精、养性。又《原道训》云:“圣人不以身役物,不以欲滑和”,也强调了养生禁欲的重要性。人类只有将养精神,和调其气,才能形体康健,与世间万事万物共同在自然界的规律之中生存。故《原道训》指出:“是故圣人将养其神,和弱其气,平夷其形,而与道沉浮俯仰。”以上所述《淮南子》对人类养生术的贡献,足资后学借鉴。

推病由,情志环境


  书中推究疾病发生的原由,认为情志变化、地理环境对人体影响极大,是致病的重要因素。如《精神训》和《原道训》均指出:“人怒破阴,大喜坠阳,……。”“薄云发,惊怖为狂,忧悲多恚,病乃成积。”以上言情志过极,积而成病。这与《黄帝内经》中“暴怒伤阴,暴喜伤阳”的观点是相同的。这种病因认识一直指导着后世临床,目前情志致病的比例愈来愈大,如杨雪琴教授调查后指出,“银屑病的发病和复发患者中70%~80%的人发病前有焦虑和抑郁,且有特殊不愉快的事情。”

  地理环境亦直接影响人体而为致病之由。如“坚土人刚,弱土人肥,……。”“山气多男,泽气多女,风气多聋,林气多癃,……暑气多夭,寒气多寿。”此言不同的地理环境和气候对人的体质、生育、发病和寿夭等均有影响,为导致疾病发生的原由之一。这种医学思想本源于古代文献而有所创新,如《吕氏春秋·尽数》记载:“……辛水所,多疽与痤人;苦水所,多祍与伛人。”此指居住在水味辛辣地方的人,多患痈疽和生瘰疬病;水味苦涩地方的人,多患鸡胸和驼背。

谈施治,理法兼备


  该书对疾病治疗方法的论述亦较详尽。如《时则训》提出四时治疗疾病的法则为:“春治以规,秋治以矩,冬治以权,夏治以衡,……。”这里规矩权衡治法与《黄帝内经》中的规矩权衡合四时脉象不同。如《素问·脉要精微论》云:“四变之动,脉与之上下,以春应中规,夏应中矩,秋应中衡,冬应中权。”《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观权衡规矩,而知病所主。”前者言其脉象的变化随季节不同而各异,即脉合四时;后者则根据脉象的浮、沉、滑、涩,而了解疾病产生的原因。可见,《黄帝内经》以规矩权衡论脉象;《淮南子》则以规矩权衡论治法,各有所指也。

  书中谈及治疗疾病要全面考虑,不能顾此失彼,以免酿成大病。如《说林训》中指出:“治鼠穴而坏里闾,溃小皁而发痤疽。”

  书中还有对疾病应早期治疗的记载。如《人间训》告诫人们:“患至而后忧之,是犹病者已胘而索良医也。虽有扁鹊、俞跗之巧,犹不能生也。”这里根据上下文意虽是以医学喻为政处事的道理,但其未病先防,既病早治的预防医学思想确能启迪后学,这与《黄帝内经》中“病已成而后药之”,其理相同。

论药物,首重实践


  该书对药物的记载注重实践,从药物采集、炮制及品种鉴别等方面都有独到之处。首先,采集药物要亲口尝试。如《修务训》云:“神农乃始教民扑五谷,……尝百草之滋味,……一日而遇七十毒。”这是古代医家在实践中寻找和发现药物的真实写照。其次,根据药物性能,按照季节采收药物。如“蝉始鸣,半夏生”言其夏至时蝉鼓翼始呜,正是半夏成熟的采收时间。其三,告诫人们注意药物炮制方法。“牛胆涂目,……取八岁牛胆,桂三寸,著胆中,百日以成。”此言将桂放入牛胆中,经过百天才能药用。其四,提出了易混淆药物的鉴别。如“夫乱人者,芎穷之与蒿本也,蛇床之与麋芜也,也皆相似者。”这种注重实践,使药物名实相符,是安全有效用药的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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