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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 12449 次 历史版本 3个 创建者:海晗 (2010/2/9 22:49:54)  最新编辑:泪鱼 (2011/4/25 14:11:37)
李大钊
拼音:Lǐ Dàzhāo(Li Dazhao)
  李大钊(1889年10月29日-1927年4月28日),字守常,河北乐亭人,中国共产党主要创立人之一,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之一。

生平简介


  李大钊,字守常,一八八九年十月二十九日生于河北省乐亭县大黑坨村。七岁起在乡塾读书,一九○五年入永平府中学,一九○七年入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青年时代,目睹在帝国主义侵略下的国家危亡局势和社会黑暗状况,激发了爱国热忱,立志要为苦难
李大钊和孙中山步出国民党“一大”会场
的中国寻求出路。辛亥革命的果实被袁世凯窃夺后,开始发表文章,揭露军阀官僚的统治只是加深了民族的灾难和人民的痛苦。一九一三年,含愤东渡日本,就读于东京早稻田大学。在日本向中国袁世凯政府提出二十一条亡国条件后,参加留日学生总会的爱国斗争,向国内寄发《警告全国父老书》。这时,开始接触社会主义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学说。一九一六年回国后,积极参与正在兴起的新文化运动。他在《青春》一文中号召青年“冲决历史之桎梏,涤荡历史之积秽,新造民族之生命,挽回民族之青春”。
 
       他积极抨击以孔子为偶像的旧礼教、旧道德,向当时抬出孔子来维护自己统治的反动势力展开猛烈的斗争。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使他受到极大的鼓舞和启发。他逐步明确地站到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来,成为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在一九一七年到一九一九年,他发表了许多热情地宣传俄国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并与资产阶级改良派胡适展开了“问题与主义”的论战,在思想界引起了广泛强烈的反响。他在一九一八年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后兼任经济学教授,参加《新青年》杂志编辑部。这年年底与陈独秀等创办《每周评论》,并于次年主编《晨报副刊》。同时,他还协助北京大学学生创刊《国民》和《新潮》。随着李大钊等领导下的反帝反封建的五四爱国运动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日益扩大。一九二○年三月,李大钊在北京先后发起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共产主义小组。许多青年在他的影响下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其中有些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的著名活动家,如邓中夏高君宇等。毛泽东周恩来也都受到过他的影响。大钊同志为建立中国共产党努力奋斗,是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 
 
   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李大钊代表党中央指导北方的工作。在党的二大、三大、四大,都当选为中央委员。一九二四年底,任党的北方区执行委员会书记。在他领导下,北方党组织派出许多同志在冀、鲁、豫、晋、陕、内蒙和东北的广大地区开展了党、团工作,先后发动了开滦大罢工、二七大罢工等著名斗争。一九二二年,他受党的委托在上海孙中山先生谈判国共合作,并在一九二四年在广州参加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领导工作,为建立国民革命统一战线,实现第一次国共合作作出了重大贡献。一九二五年在孙中山先生北上时和逝世时,在五卅运动中,他领导北方党组织发动群众,在北洋军阀统治的北方地区,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军阀斗争。他积极地进行广泛的统一战线工作,领导改组后的国民党在北京的组织。坚决反对国民党右派。他努力为南方的革命运动培养、输送了大批干部。他坚决支持当时主要在南方一些农村蓬勃兴起、同时也开始波及北方的农民运动,并著文论述开展农民运动和解决土地问题的重要性。他也注意在军队中扩大革命运动的影响,对冯玉祥将军五原誓师参加北伐起了重要作用。大钊同志作为具有高尚道德品格的学者和革命家,受到社会各阶层的广泛尊崇,名重当世,这是他能卓有成效地开展多方面革命工作的一个重要条件。

  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北京各界人民在天安门举行反对日本等国要求大沽口撤防的大会,并到皖系军阀段祺瑞执政府门前请愿,竟遭到段政府的血腥屠杀。大钊同志在惨案发生后,继续领导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北方组织坚持斗争。不久,奉系军阀张作霖的军队进入北京,白色恐怖更加严重。次年四月六日,张作霖在帝国主义支持下逮捕了大钊同志等八十余人。大钊同志备受酷刑,在监狱中,在法庭上,始终大义凛然,英勇不屈。四月二十八日,凶残卑怯的敌人不顾广大舆论的反对,将大钊同志和谭祖尧邓文辉、谢伯俞莫同荣姚彦张伯华李银连杨景山范鸿劼、谢承常路友于英华张挹兰阎振三
1983年4月1日邓小平为李大钊烈士陵园题词
李昆吴平地陶永立郑培明方伯务共二十位革命者(其中多数是共产党人,也有国民党人)一齐绞杀。大钊同志临刑时毫无惧色,第一个走上绞架,从容就义。时年尚不足三十八周岁。

  李大钊同志的灵柩多年停放在宣武门外的一个庙宇内。一九三三年四月二十三日,他的家属和许多社会知名人士,发起为大钊同志举行葬礼,将灵柩安葬于香山万安公墓。大批学生、工人、市民群众冒着白色恐怖参加葬礼,形成一次壮烈的示威运动,许多参加者为此而被捕,甚至被杀害。

  在全国解放前,李大钊同志的一部分著作虽曾由他的亲属编集,由鲁迅先生作序,但在反动统治下一直没有能发行。直到一九五九年,人民出版社才出版了重新编辑的《李大钊选集》。一九八一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又出版了经过增订的《李大钊诗文选集》。一九八四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百一十多万字的《李大钊文集》。
李大钊烈士陵园内的李大钊烈士和夫人赵纫兰之墓

  李大钊同志对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无产阶级的革命前途无限忠诚。他为在我国开创和发展共产主义运动的大无畏的献身精神,永远是一切革命者的光辉典范。大钊同志和其他无数先烈光荣地倒下去了,但是他们的牺牲没有使中国革命停止,相反,中国革命在牺牲者的血泊中继续前进,直至获得伟大的胜利。作为中国人民的优秀儿子和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大钊同志的业绩将永远受到中国人民的追怀和崇敬。

  为纪念李大钊同志,发扬他伟大的共产主义革命精神,中共中央于一九八三年三月十八日将他和他的夫人赵纫兰同志(一八八三年――一九三三年)的灵柩移葬于新建的李大钊烈士陵园。
 

生平经历

 
       1913年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毕业。赴日本留学,入早稻田大学政治科,开始接触社会主义
李大钊
思想。
 
        1914年组织神州学会,进行反袁活动。次年为反对日本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以留日学生总会名义发出《警告全国父老》通电,号召国人以“破釜沉舟之决心”誓死反抗。
 
        1916年5月回国,在北京创办《晨钟报》,任总编辑。旋辞职,任《甲寅日刊》编辑,推动新文化运动的发展。
 
        1918年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发表《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号召全国人民走十月革命的道路。积极参加五四运动,对运动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1919年参加创建少年中国学会,任《少年中国》月刊编辑主任。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是中国最早比较系统地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三个组成部分的文章。与提倡实用主义胡适展开“问题与主义”论战。
     
李大钊在《晨钟报》的工作受到某些政客的阻挠,很难继续下去,他毅然于9月5日辞去总编辑的职务。后应《宪法公言》杂志之约,为该刊撰稿。这是李大钊(前排中坐者)与宪法公言社同人的合影
       1920年3月与前来北京共产国际远东局局长魏金斯基马迈耶夫等商谈建立中国共产党问题。10月成立北京共产党小组。11月建立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1年8月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京分部主任,在京奉、京汉、京海等铁路开展工人运动。次年8月中共中央西湖会议后,受党的委托到上海孙中山商谈“振兴国民党以振兴中国之问题”。不久,在孙主盟下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
 
        1923年6月出席中共“三大”,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10月任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和改组委员。参与筹备国民党“一大”。
 
       1924年1月被孙指定为国民党“一大”五人主席团成员之一,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后任国民党北京执行部组织部长。6月率中共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五大”。11月返回北京,发动群众准备召开国民会议,揭露和抵制段祺瑞的“善后会议”。
 
       1925年五卅惨案爆发,与赵世炎等在京组织“沪案雪耻会”,声援上海人民的反帝斗争。
 
       1926年3月领导北京群众反对日英美等国要求拆除大沽口国防设备的“最后通牒”,18日因组织请愿示威游行被段祺瑞政府通缉。北伐战争期间协助冯玉祥制订军事行动方针。
 
       1927年4月6日被奉系军阀张作霖逮捕。28日在北京英勇就义。著作编为《李大钊文集》。

主要事迹     

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者


  十月革命成功的消息,三天就传入中国。当时真正看清十月革命真象及其伟大意义的,首先是李大钊。早在“1918年3、4月间,
李大钊
   李大钊
他就开始向朋友宣传和介绍十月革命”。(戴鹿鸣:《五四思想解放运动的先驱李大钊》,《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第117页)1918年7月至1919年1月,李大钊先后公开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新纪元》等一系列重要文章,对十月革命的性质和伟大意义作了比较正确的解释。第一,他认为十月革命是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它的胜利是“庶民的胜利”,是“世界劳工阶级的胜利”。他指出,十月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这个新纪元是世界革命的新纪元,是人类觉醒的新纪元”。第二,李大钊认定十月革命的道路是各国革命的必由之路,他认为十月革命潮流是不可抗拒的,共产主义一定能在全世界实现。他无比兴奋地说:“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第三,他指出,中国只有走十月革命的道路,才能获得解放和新生。他说:“吾人对于俄罗斯今日之事变,惟有翘首以迎其世界新文明之曙光,倾耳以迎其建于自由、人道上之新俄罗斯之消息,而求所以适应此世界的新潮流,勿徒以其目前一时之乱象遂遽为之抱悲观也。”(《法俄革命之比较观》)

  但陈独秀对十月革命的认识,就和李大钊不一样。他虽是新文化运动的创始人,但在十月革命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仍然把欧美式的科学与民主作为他奋斗的基本纲领。1919年1月,陈独秀在《“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中说:“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指德先生和赛先生作者)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路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黑暗。”(载《新青年》六卷一号)1919年2月,他开始对十月革命说了些公道话,但仍然认为十月革命还有“不是的地方”。(《公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