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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 22421 次 历史版本 8个 创建者:**传说 (2010/3/14 12:45:02)  最新编辑:冰菊物语 (2011/11/3 15:36:23)
柳宗元
  柳宗元,字子厚,河东人。登进士第,应举宏辞,授校书郎,调蓝田尉。贞元十九年,为监察御史里行。王叔文韦执谊用事,尤奇待宗元,擢尚书礼部员外郎。会叔文败,贬永州司马。宗元少精警绝伦,为文章雄深雅健,踔厉风发,为当时流辈所推仰。既罹窜逐,涉履蛮瘴,居闲益自刻苦,其堙厄感郁,一寓诸文,读者为之悲恻。元和十年,移柳州刺史。江岭间为进士者,走数千里,从宗元游,经指授者,为文辞皆有法。世号柳柳州。元和十四年卒,年四十七。集四十五卷,内诗二卷。今编为四卷。
 

生平简介

 
柳宗元
         柳宗元
  柳宗元(773~819年),中国唐代文学家、哲学家、诗人,唐宋八大家之一。字子厚,唐代河东郡(今山西省永济市)人,后迁长安(今陕西西安),世称柳河东。著名作品有《永州八记》等六百多篇文章,经后人辑为三十卷,名为《柳河东集》。因为他是河东人,人称柳河东,又因终于柳州刺史任上,又称柳柳州。与韩愈同为中唐古文运动的领导人物,并称“韩柳”。柳宗元的八世祖到六世祖,皆为朝廷大吏,五世祖曾任四州刺史。入唐后,柳家与李氏皇族关系密切,只高宗一朝,柳家同时居官尚书省的就达22人之多。但到了永徽年间,柳家屡受武则天的打击迫害。到柳宗元出生时,其家族已衰落,从皇亲国戚的特权地位跌入一般官僚地主阶层之中。柳宗元曾祖、祖父也只做到县令一类小官。其父柳镇,官秩一直很低。安史之乱使柳家又受到一次巨大冲击。战乱中,柳镇送母亲入王屋山避难,自己携着一家汇入逃亡人流,逃到吴地。

  柳宗元出生于“安史之乱”后,他的幼年便是在穷困艰难中度过的。柳宗元九岁时,又一次大规模的割据战争--建中之乱爆发,使柳宗元一家再一次饱尝战乱之苦。贞元九年(793年)春,20岁的柳宗元考中进土,贞元十二年(796年)任秘书省校书郎,算是步入官场。两年后,中博学宏词科,调为集贤殿书院正字,得以博览群书,开阔眼界,同时也开始接触朝臣官僚,了解官场情况,并关心、参与政治。到集贤殿书院的第一年,他便写了《国子司业阳城遗爱碑》,颂扬了在朝政大事上勇于坚持己见的谏议大夫阳城,第二年写了《辩侵伐论》,表明坚持统一、反对分裂的强烈愿望。贞元十七年(801年),柳宗元调为蓝田尉,两年后又调回长安任监察御史里行,时年31岁,与韩愈同官,官阶虽低,但职权并不下于御史,从此与官场上层人物交游更广泛,对政治的黑暗腐败有了更深入的了解,逐渐萌发了要求改革的愿望,成为王叔文革新派的重要人物。永贞革新失败,宪宗八月即位,柳宗元九月便被贬为邵州(今湖南邵阳市)刺史,行未半路,又被加贬为永州(今湖南零陵)司马。永州之贬,一贬就是10年,这是柳宗元人生一大转折。永州十年,他广泛研究古往今来关于哲学、政治、历史、文学等方面的一些重大问题,撰文著书,《封建论》《非〈国语〉》《天对》《六逆论》等著名作品,大多是在永州完成的。元和十年(815年)正月,柳宗元与刘禹锡等被召回京。但并未被重用,由于武元衡等人的仇视,他们二月到长安,三月便宣布改贬。柳宗元改贬为柳州(今广西柳州市)刺史,刘禹锡为播州刺史。柳州四年,柳宗元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进行了一番兴利除弊的改革,遗惠一方。元和十四年宪宗因受尊号实行大赦,经裴度说情,宪宗同意召回柳宗元。然而诏书未到柳州,柳宗元便离开了人间,当时年仅47岁。临死前,柳宗元写信给好友刘禹锡,并将自己的遗稿留交给他。后来刘禹锡编成《柳宗元集》(《河东先生集》)。宋代注本较多,韩醇《诂训柳先生文集》为现存柳集最早本子。明蒋之翘辑注有《柳河东集》。事迹见韩愈《柳子厚墓志铭》、新、旧《唐书》本传、文安礼《柳先生年谱》。

  柳宗元却在文学上创造了光辉的业绩,在诗歌、辞赋、散文、游记、寓言、小说、杂文以及文学理论诸方面,都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柳宗元主张“文以明道”,‘道’指的是儒、佛、道三家。在散文及诗歌创作上尤其出色。古文方面,他大力提倡并擅写政论(如:《封建论》)、传记,如《捕蛇者说》 、山水游记,其中山水游记最为出色,为山水游记之宗,如《永州八记》 。诗歌方面,著名的有《江雪》、《渔翁》等。也善写寓言,如《三戒》 (临江之麋、永某氏之鼠、黔之驴)、《罴说》、《蝜蝂传》。
 

早期生活

  唐代宗大历八年(773年)柳宗元生出生于京城长安。建中四年(783年),柳镇调任阌乡(今河南省灵宝市)县令,柳宗元随父来到河南。784年,柳宗元又随父亲来到湖北夏口(今武昌西)。785年,柳宗元又随父亲来到长沙,13岁的柳宗元与礼部、兵部郎中杨凭之女订婚。

  792年,柳宗元被选为乡贡,得以参加进士科考试。793年,21 岁的柳宗元进士及第,名声大振。不久,柳宗元的父亲柳镇去世,柳宗元在家守丧。796年,柳宗元被安排到秘书省任校书郎,同年,与杨凭的女儿结婚。798年,26 岁的柳宗元参加了博学宏词科考试,并中榜,授集贤殿书院正字(官阶从九品上)。同年柳宗元妻子杨氏因足疾过世。

  801年,柳宗元被任命为蓝田尉(正六品)。803年闰十月,柳宗元被调回长安,任监察御史里行。这个职位使得柳宗元可以结识官场上层人物,如王叔文等。
 

永贞革新期间

  贞元二十一年(805年)正月二十六日,唐德宗崩,皇太子李诵即位,改元永贞,即顺宗。顺宗即位后,重用王伾、王叔文等人。二月,封王叔文为翰林学士,任度支使、盐铁转运副使加户部侍郎;王伾任左散骑常侍和翰林学士;韦执宜任尚书中丞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相当于宰相。柳宗元由于与王叔文等政见相同,也被提拔为礼部员外郎,掌管礼仪、享祭和贡举。此时,在王叔文周围还有许多相同政见的政治人物,包括韩泰韩晔、刘禹锡、陈谏凌准程异陆质吕温李景俭房启等人,他们形成了一个政治集团。

  由于顺宗在即位前就患中风症,不能亲理朝政,因此王叔文等掌管朝政,并积极推行革新,采取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史称永贞革新。主要采取的革新措施有,抑制藩镇势力,加强中央的权力;废除宫市,罢黜雕坊、鹘坊、鹞坊、狗坊、鹰坊的宦官(称为五坊小儿);贬斥贪官污吏;整顿税收,废除地方官吏和地方盐铁使的额外进奉,并试图收回在宦官和藩镇手中的兵权。

  王叔文等的改革措施触犯了藩镇和宦官集团的利益,王叔文的独断专行和打击异己,又在大臣中间树立了敌人,后来,王叔文又与藩镇交恶。由于王叔文的权力来自于皇帝,而皇帝又中风失音,只能通过一牛氏昭容和宦官李忠言来传达意见,所以随着顺宗的病情加重,以俱文珍为首的宦官集团,朝臣联合外藩剑南节度使韦皋、荆南节度使裴均、河东节度使严绶联合反对改革派向皇帝施加压力,要其引退。

  永贞元年(805年)四月,宦官俱文珍、刘光琦薛盈珍等立广陵郡王李淳为太子,改名李纯。五月,王叔文被削翰林学士一职。七月,宦官,大臣请太子监国。同月,王叔文因母丧回家守丧。八月五日,顺宗被迫让位给太子,史称“永贞内禅”。李纯即位,即宪宗。宪宗一即位就打击以王叔文和王伾为首的政治集团。八月六日,贬王叔文为渝州(今重庆市巴南区)司户,王伾为开州(今四川省开县)司马,王伾到任不久后病死,王叔文不久也被赐死。永贞革新宣告失败,前后共180多天。
 

永州期间

  永贞革新失败后,九月,柳宗元被贬为邵州(今湖南省邵阳市)刺史,十一月,在赴任途中,柳宗元被加贬为永州(今湖南省永州市)司马。王叔文政治集团的其他人也被贬为远州的司马:韦执谊被贬为崖州(今海南省琼山区)司马、韩泰被贬为虔州(今江西省赣州)司马、陈谏被贬为台州(今浙江省临海市)司马、刘禹锡被贬为郎州(今湖南省常德市)司马、韩晔被贬为饶州(今江西省上饶市)司马、凌准被贬为连州(今广东省连州市)司马、程异被贬为郴州(今湖南省郴州市)司马,与王叔文和王伾一起被称为二王八司马。

  永州员外司马是一个闲官,没有具体职权,柳宗元到职后,也没有居住的地方,只能暂居在龙兴寺。柳州的生活艰苦,到柳州半年母亲就因病去世,艰苦生活环境,水土不服,亲人离世的打击,加上政治上失意,严重损害了柳宗元的健康,"百病所集,痞结伏积,不食自饱。或时寒热,水火互至,内消肌骨"。直到815年离开永州,柳宗元在永州生活了10年,在这期间,柳宗元转而在哲学,政治,历史,文学等方面进行钻研,并游历永州山水,结交当地士子和闲人,他写下《永州八记》,《柳河东全集》得540多篇诗文中有317篇创作于永州。

  元和十年(815年)正月, 柳宗元接到诏书,要他立即回京。二月,经过一个多月的跋涉,柳宗元回到了长安。在长安,柳宗元没有受到重用,由于武元衡等人的仇视,不同意重新启用。三月十四日,柳宗元被改贬到柳州(今广西柳州市)任刺史。
 

柳州期间

  元和十年(815年)三月底,柳宗元从长安出发,赴柳州,六月二七日抵达。

  元和十四年(819年),宪宗实行大赦,宪宗在裴度的说服下,召柳宗元回京。十一月初八,诏书还未达柳州,柳宗元却因病在柳州去世。享年47岁。
 

轶事拾遗

 
柳宗元
           柳宗元像
  唐宪宗元和l0年(公元815年)6月,柳宗元被贬官来到柳州任刺吏,至元和14年(公元 819年)11月8日,病逝于柳州。他在柳州的时间虽然仅有4年,但却为柳州黎民百姓办了很多好事,如重修孔庙、兴办学堂书院、破除巫神迷信、开凿饮用水井、释放抵债奴婶、植树造林等,促进了柳州地方文明的发展,在历史上留下了深远的影响。柳州的百姓非常怀念他,给他立祠,千百年来一直祭祀他。有关他的传说广为流传。

  柳宗元致力改革的都是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地方。最明显的成效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释放奴婢,开凿水井,兴办学堂,开荒建设,等等。

  首先是释放奴婢。柳州原先是一个原始的荒蛮之地,当时沿袭一种残酷的风俗,“以男女质钱,约不时赎,子本相侔,则沦为奴婢。”相当于欠钱不还则沦为奴婢,而一旦为奴则终身为奴。柳宗元发布政令,“革其乡法”,使得那些沦为奴婢者,仍可出钱赎回。政令中制定了一套释放奴婢的办法,规定已经沦为奴婢的人,在为债主服役期间,都可以按劳动时间折算工钱。工钱抵完债后立即恢复人生自由,回家与亲人团聚。这一举动受到广大贫困百姓的欢迎,后来推行到柳州以外的州县。

  柳宗元在柳州做的另一件大事就是大力举办和发展文化教育事业。由于地处偏僻的少数民族区域,远离文明发达的都市,柳州一直以来处于封闭落后的环境里,弊风陋俗长期控制着人民的思想和心灵。柳宗元上任后,亲手创办了很多学堂,并采取各种方法鼓励小孩积极念书,从根本上提高民族的素质。在政事之余,柳宗元还耐心接受青年学子的拜访,对他们循循善诱。针对当地百姓迷信落后的习俗,柳宗元严令禁止江湖巫医骗钱害人。同时推广医学,培养出当地自己的医生为民众服务。柳宗元不仅仅满足于知识的传播,更致力于改变陈旧的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他使从来不敢打井的柳州,接连打了好几眼井,世世代代靠天吃饭,靠喝雨水和河水长大的柳州人,从此喝上了干净甘甜的地下水,这不能不说是柳州人民的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喝水的方式改变是生活方式改变的反映,从而也带动了人们思维方式的更新 。

  而后,柳宗元又把目光投向农业落后的问题上。当地是丘陵地区,城外有着大片大片的荒地。看到百姓艰苦贫困的生活,柳宗元下决心改善这样的面貌。他以父母官的身份,号召、组织乡间的闲散劳力,开荒垦地,种树种菜,鼓励发展生产。有了足够的土地才能生产出足够的粮食和蔬菜,人民的生活才能走出饥饿和贫穷。在柳宗元的努力下,柳州可耕种土地面积大增。仅大云寺一处开出的荒地就种下了竹子三万竿,种菜百畦。他为改造一方水土,立下了不灭的功勋。

  此外,这位柳刺史还十分注重城市美化。他重视植树造林,虽然身体不好也亲自参加植树活动。当时城里、河边都种了许多柳树。他的文明观念还渗透到城市的建设和规划上。柳宗元在位期间,整治了不少街巷,修筑了一些庙宇,并开发了不少自然景观。

水井故事

  传说柳宗元到柳州以前,柳州找不到一口水井,千户人家,万余人口,吃水用水都背负着小口大肚子的罂瓶,极其艰难地沿着狭窄的崖路上下往返到柳江边汲水。如果天旱水浅,到江边的距离就更远了;到了雨季,路险泥滑,汲水更加危险,稍有不慎,脚下一滑,汲水的人就会从陡坡上翻滚下去,轻者跌断手足,重者还会送命。

  柳宗元到柳州后,体察民情,决定凿井供居民饮用。他命令部下蒋晏,率领数十名军士,在城北隍上开凿第一口水井。经过一段时间不分白天黑夜紧张的施工,一直凿到66尺深,才打出井水来。这时,柳州城里的百姓,都扶老携幼跑来观看这一奇迹。在这些百姓当中有的活到七、八十岁都还没有见过井的,当他们喝到清冽的井水时,都不禁高兴得欢呼雀跃起来。

  柳宗元凿井之前,也曾有人试挖,但都崩塌,说是伤了“龙脉”,破坏“风水”,因此,都不敢继续开凿。柳宗元不信“讹言”投入大量人力物力,终于凿井获得成功,做了一件流传千古的利民好事。从此柳州才有了水井。

  在柳州度过的余生最后的风雨四年里,柳宗元作为一个地方官,鞠躬尽瘁,用自己毕生的才华和心血,为当地人民铺筑了一条通往文明社会的大道。柳宗元在柳州的四年,从他个人的角度来说,是他政治生涯中令人叹息的结尾。但作为柳州历史上名垂青史的好官,他付出的精力和做出的贡献,却是令人怀念,不能遗忘的。柳宗元就像一根风中的残烛,顽强地燃烧自己,尽其所有的光芒,照亮了一方荒芜。
 

政治、哲学思想


  柳宗元是一位著名的思想家。一个积极投身于政治革新的人,必然是一个思想家。柳宗元的哲学论著有《非国语》、《贞符》、《时令论》、《断刑论》、《天说》、《天对》等。在这些论著中,柳宗元对汉代大儒董仲舒鼓吹的“夏商周三代受命之符”的符命说持否定态度,把董仲舒这样的大人物斥为“淫巫瞽史”,指责他“诳乱后代”。他反对天符、天命、天道诸说,批判神学,强调人事,用“人”来代替“神”,这在一千多年前神学迷信思想占统治地位的封建社会中,是十分难能可贵的。柳宗元还把对神学的批判变成对政治的批判,用朴素唯物主义观点解说“天人之际”即天和人的关系,对唯心主义天命论进行批判。他的哲学思想,是同当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自然科学所达到的水平相适应的。他把古代朴素唯物主义无神论思想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是中唐时代杰出的思想家。

  柳宗元所写的一些关于社会政治的论著,是他的政治思想的具体反映,是他参与政治斗争的一种手段。《封建论》是柳宗元最著名的政治论文。针对分封制和郡县制两种制度之争,柳宗元认为整个社会历史是一个自然发展的过程,有其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发展的必然趋势。分封制暴露出种种严重弊端,而新的郡县制能克服分封制弊端,有优越性和进步性,因而极力支持郡县制。对秦始皇的评价,也反映出柳宗元政治思想的进步性。《六逆论》、《晋问》等政论文,主张任人唯贤,反对世袭特权,甚至认为天子在用人问题上有了错误,也应改正。他重视农战的思想也比较突出,重视劝农耕,修水利,以利民、安民。柳宗元推崇儒学,但不主宗一家。他的不少言论,往往从折衷调和的立场,来对儒、法、释、道等各家学说作调和的解说,这是他思想异于其他思想家之处。

  天和人的本原及其相互关系,一直是中国古代哲学史上争论不休的问题。其争论的焦点:⑴天是什么?天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有意志的最高主宰,还是无意志、无感知的自然物?⑵天体和人类分别处于什么地位?⑶有无“天命”?“天命”与人们的努力的关系如何?⑷“天”能够向人们禀赋什么?人的“天性”如何?“天性” 与后天实践的关系怎么样?等等。柳宗元的哲学思想,是在对前人哲学思想分析批评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他的天人“相分”的自然哲学思想,走的是朴素唯物主义这样一条路。

  应当看到,中国古代文、史、哲不分家,哲学与史学、文学并无严格的区别。即使要回答关于世界的本原这样的哲学根本问题,哲学思想也往往与作者对社会理想的认识、历史变迁的评价集合在一起。这一特征在柳宗元的《非国语》这部批判著作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柳宗元在《非国语序》中写道:“左氏《国语》,其文深闳杰异,固世之所耽嗜而不已也。而其说多诬淫,不概于圣。余惧世之学者溺其文采而沦于是非,是不得由中庸以入尧、舜之道。本诸理,作《非国语》。”柳宗元在此说得很明白,《国语》这部书的文章写得很好,但观点谬误很多,与尧、舜之道不符,不指出来会误导人,所以要写文章进行批驳。成书于春秋战国时代的资治通鉴《国语》,究竟什么地方不符合圣人之道呢?检阅《非国语》一书共六十七篇,柳宗元的批判矛头直指天道、天意、天命、神灵、卜筮、怪异、报应诸说,认为“山川者,特天地之物也。阴与阳者,气而游乎其间者也。自动自休,自峙自流,是恶乎与我谋?自斗自竭,自崩自缺,是恶乎为我没”(《非国语·三川震》)。这是就,天地、阴阳、山川的变化,都是物质性的元气的自然而然的运行,并不以人们的意志转移。关于哲学的问题,实际上在这里边转了一个很大的弯,先从社会现象、历史发展谈起,最后归结到自然哲学来说明。尽管如此,它仍然不仅是对先秦萌芽状态的自然哲学思想的订正,也是对汉代王充元气自然说的继承和发挥。关于《非国语》,柳宗元还写了《与吕道州温论非国语书》、《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从这些书信往来可以看出,柳宗元曾作了比较充分的酝酿。因而,《非国语》是从社会历史发展方面展示柳宗元天人“相分”自然哲学思想的代表之作。

  柳宗元的《天对》是中国古代哲学中的一部奇书。它进一步反映了作者对宇宙万物的认识水平和自然哲学思想。《天对》在形式上是为回答伟大诗人屈原的著作《天问》而写的。屈原在《天问》中,一共发出170多个质疑性的问题,从天上问到地下,从万物问到人间,从自然现象到社会现象,从历史事件到现实问题,真是 “放言无惮,为前人所不敢言”(鲁迅语)。但屈原所提出的这170多个问题,从战国时期到唐代,没有一人作出回答。只有到了唐代中期,贬于永州的柳宗元才把它概括为122条,逐个作了精辟的回答。对于柳宗元的哲学名著《天对》,毛泽东十分欣赏。毛泽东说,“屈原写过《天问》,过了一千年才有柳宗元写《天对》,胆子很大”(《毛泽东在上海》第143页,中国党史出版社1993年版)。“天”是什么?有人说天是神灵,是上帝,宇宙间的一切是上帝神灵创造的。柳宗元从元气—元论的自然哲学观出发,彻底否定了上帝神灵。他在《天对》中说:“曶黑晰眇,往来屯屯,庞昧第化,惟元气存,而何为焉!”他认为,日月昼夜,交替运行,永不停息,宇宙从蒙昧混浊的状态变化发展产生万物,只是因为有“元气”存在的缘故,哪里是由谁造成的呢?在他眼里,“天”是自营自成的自然界,是宇宙,不是虚无缥缈的神。“天”是物的天,是客观存在的天,没有意识,没有感知。“天”并不是谁经营创造的,而是由元气的无限积聚而形成的。元气是一切自然现象发生之源,一切自然现象统一于元气。这一思想从根本上否认了造物主的存在,坚持了世界的物质性,表示了鲜明的无神论立场。

  在对“天”、“人”及天人关系的认识上,柳宗元天人“相分”的观点与刘禹锡是基本一致的,并且共同与韩愈开展过争论。他们之间的这场争论是唐代思想史上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此事由韩愈给柳宗元的一封书信而起。由于韩愈的这封书信未能保存下来,其主要内容只能从柳宗元作答的《天说》一文转述中可以见证。根据韩柳两人以往的浓厚交情和当时不同的处境,韩愈给柳宗元的宽慰转到了“天”的缘故,认为天是有意志的,能够根据“人举”(人的行为)而行“赏”、“罚”。这种戴有神秘面纱的理想的世事哲学思想,使柳宗元对韩愈的友情问候信产生了另外的思想导向,“激”起了他对“天命观”毫不留情地予以否定。尽管柳宗元在永州身负重辱,但他并不认为这是天命所致。他认为:“功者自功,祸者自祸,欲望其赏罚者大谬”。为了求证同道,柳宗元把这封答书《天说》转给了一同受贬的好友朗州(常德)司马刘禹锡。刘禹锡非常赞同柳宗元的观点,随即参与进来写作《天论》三篇“以极其辩”,柳宗元又写了《答刘禹锡<天论>书》。这样一种多角色的哲学通讯,在当时的确是一件很新鲜有趣的事情。柳、刘两人都坚决地批判了韩愈所持的“天命观”,认为“天”有“生植”之能,也有灾荒之能;“人”有“法制”之能,也有“悖乱”之能。但是,承认“天”的“生植”与“灾荒”,并非“天”能够有意干预“人”的“法制”与“悖乱”,也并非“人” 能够干预“天”;天与人“相分”,“各行不相预”。这就是说,柳、刘已经意识到自然规律与社会规律的不同,这在当时是一种很独到的见解。刘禹锡对柳宗元的自然哲学元气论还进行了补充和发展,认为天人不仅“相分”,各有自己的特殊规律,还互相影响、互相制约、互相联系,天人相关,“交相胜”、“还相用”。应该说,经过刘禹锡的补充,柳宗元天人“相分”的自然哲学思想更为深刻全面。
 

佛学思想

 
柳宗元塑像
            柳宗元塑像
  韩愈激烈反佛,柳宗元却信佛,曾多次反驳韩愈,认为佛教让人“乐山水而嗜闲安”(《送僧浩初序》)因此,他虽然常常压抑不住心头激情而写出激烈的作品,但也常常克制自己,写一些感情深沉含蓄的散文。柳宗元推崇儒学,但不主宗一家。他的不少言论,往往从折衷调和的立场,来对儒、法、释、道等各家学说作调和的解说,这是他思想异于其他思想家之处。尤是政治失意时,往往向佛教寻找精神上的解脱。毛泽东:“柳子厚出入佛老,唯物主义。”
 

佛教出世法则

  柳宗元一生好佛,他曾说:“吾自幼好佛,求其道,积三十年。”柳宗元被贬为永州司马后,与龙兴寺长老重巽交谊深厚,对天台宗的佛理特别感兴趣,天台宗是佛教南宗支脉。南宗禅学主张在与自然的融合中获得永恒的人生,这给了内心的极度痛苦、渴望寻求出路与解脱的柳宗元以无尽的心灵慰藉与智慧的启迪。而他之所以将精力倾注到山水景物的描绘刻画中去,也与重巽的师祖、天台宗第九祖湛然大师所提出的“无情有性”说,即主张无生命的物体也有佛性,砖石砾草木等均能成佛的理论密切相关。因此,受佛禅影响,他悠游山林,并于自然山水中体味到了“与万化冥合”的禅意。

  在《始得西山宴游记》中感叹道:“洋洋乎与造物者游,而不知其所穷。” 他仿佛觉得脚下的西山与元气混而为一,自己也仿佛消融在这邈远无垠的大自然中。在《钴鉧潭西小丘记》中感受着“悠然而虚者与神谋,渊然而静者与心谋”的境界,这种“心凝神释,与万化冥合”的物我两忘境界的获得,也正是受佛教影响所致。
 

对佛教的独特理解

  柳宗元绝不是生性淡泊之人,他对待人生的态度是积极执着的。他虽然好佛,但他的思想基本上还是儒家的。事实上他认为儒佛都具有济世的功用,这就和佛教本质上的“出世”思想必然会有着深刻的矛盾,他创作中流露出来的的许多深刻的矛盾也正源于此。
 

佛禅对柳宗元创作的影响

  1、清冷幽寒的画面:没有尘世的车马喧闹,远离人事的纷争,这种清静的自然环境,同佛教追求的“禅定”境界、清静心境,达到了天然的默契与和谐,使他忘怀世事,把思想和意念导引到“清静无为”的境地。在生灭不已的朝晖夕阴、花开花落的大自然永恒宁静中妙悟禅机。佛门以“空”为本,即世间万事万物都没有常住不变的本相。“空”为一法印,是佛教第一要义。在佛家看来,“四大皆空”,一切事物都既非真有,又非虚无,只有把主体与客体尽作空观,方能超脱生死之缘。

  2、宁静淡远的意境:佛教的出世间法,慰藉着诗人孤独寂寞的灵魂,不时地淡化着他的自我情志,使他步入淡泊宁静、与世无争之途,使他暂时忘却人生的恩怨得失,泯灭了是非荣辱的感受。这种宁静、淡远的意境,是以柳宗元对世俗的淡漠为前提,而对世俗的淡漠正是佛教的出世思想作用于他的结果。因而,他能够空诸一切,心无挂碍,和世俗事务暂时绝缘,本着一种超功利、超现实的心境,从自然中体会到了禅意,又以禅意去体味人生,从而达到了与自然纯然合一的闲散悠然的境界,放下争逐之心、功利之念,泯是非,同善恶,一死生。

  3、山水景物人格化的表达形式:在作者的眼中,愚溪是一个与自己拥有同样的品质,同样遭遇的天涯知己,他与它对话,倾诉自己的情怀和不平,从而获得心理上的暂时平衡和安慰。我们很难分清作者是写山水,还是在写自己。可以说,它们句句是景语,字字是情语。作者在观照自然时把自己的感情移入了眼前的景物,使得山水景物无不带有抒情主人公的感情。这种物我一体的审美移情表达方式,正是受佛门物我同根的思想影响所致。

  4、欲求解脱而不能的寂寞情怀:柳宗元由于对世事的系念难忘,致使佛教的精神药方难以彻底医治他心灵的痛苦,山水的宁静反而引发他寂寞的情怀。他在佛教与山水中得到了暂时的慰藉与沉迷,却很快被现实的剧痛唤醒。于是他的山水诗形成苏轼所说的:“柳仪曹诗,忧中有乐,乐中有忧”的模式。他的心灵在这短暂的歇息之后,又回到令他痛苦不堪的现实社会中来,表现出难耐的寂寞。

  沈德潜《说诗晬语》:“愚溪诸咏,处连蹇困厄之境,发清夷淡泊之音,不怨而怨,怨而不怨,行间言外,时或遇之。” 他始终徘徊于自然与社会之间。王国维《人间词话》说:“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柳宗元可以说是到了“入乎其内”,“出乎其外”了。入世与出世在他身上是矛盾的,也是统一的。这使他既不完全入世,如身投汨罗的屈原,又不完全出世以青灯古佛为伴。他的山水诗留下了“统合儒释”的鲜明印迹,是其“统合儒释”思想鲜明的注脚。
 

文学观

“文以明道”说

  “文以明道” 说是柳宗元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一文中提出来的。“明道”一词,南朝齐梁时期杰出的思想家刘勰早就提到过。柳宗元对刘勰“明道”说作了更进一步的发挥: “始吾幼且少,为文章,以辞为工。及长,乃知文者以明道,是固不苟为炳炳烺烺,务彩色、夸声音而以为能也。凡吾所陈,皆自谓近道,而不知道之果近乎远乎?”

  “及长,乃知”的意思,一是说明他通过自己的写作与文学实践,才慢慢地明白了这个道理;二是说明他通过后天的学习与借鉴,才逐渐地明白了这个道理。

  柳宗元的“文以明道”说,是一种文、道并重的“二元论”观点。写文章的目的是为了“明道”,“道”借助于文章而更加鲜明,文章因为“道”而更加显著。它与北宋时期理学的代表人物周敦颐所讲的“文以载道”观点,把“文”当作“道”的载体,甚至看作纯粹的舆论工具,有着很大的不同;跟南宋时期理学的代表人物朱熹所讲的“文便是道”观点,主张“文道一体”,混淆了“文”与“道”的界限,有着更加明显的区别。

  非常难能可贵的是,柳宗元不仅在口头上宣讲“文以明道”,而且将其付诸于实践。柳宗元在《寄许京兆孟容书》中指出:“唯以中正信义为志,以兴尧、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为务。”他坚信自己和王叔文等人所实行的政治改革,是正义的事业,是符合国家与老百姓利益的行动,始终不愿改变自己的政治主张和远大的理想,更为广泛地钻研古今典籍,并加以批判性地吸收与借鉴,因而大大提高了自己的思想水平和文学修养。他勇敢地拿起笔来,写下了大量的理论著作,愤怒批判黑暗的社会现实,大胆宣传进步的政治观点;并继续高举散文革新的大旗,写出了许多优秀的山水游记、诗歌和辞赋,从而在思想史和文学史上,留下了光华璀璨的一页。
 

“辅时及物”说

  “辅时及物”说,是柳宗元在《答吴武陵<非国语>书》一文中提出来的。“辅时”——即有利于、有助于时代;“及物”——即跟事物相联系。所谓的“辅时及物”,是在“文以明道”的基础上,要更进一步地贴近现实,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要与时俱进,服务时代、服务社会、服务人民。

  “辅时及物”说,在文学实践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文学创作的根本源泉是生活,而不应是某种理论概念的教条。如果文章所表现的只是作为观念的空疏的 “道”,而没有生活实践为基础,那怎么能创造出真正优秀的文学作品呢?

  刘勰的基本文学思想,主张文章要“衔毕佩实”,“质文并重”。为了达到这一要求,反对“诡奇”、“淫糜”等为争一句之奇而穷思力索,主张“夸饰有节,饰而不诬”的写作原则。认为文章的写作过程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文学的任务是要“写天地之辉光,晓生民之耳目矣”。文学的社会作用在于起到“顺美匡恶”。因而反对“无所匡正”、“无益时用”的文学。

  柳宗元极力提倡“辅时及物”,他本人也撰写了许多这样的文章,如:脍炙人口的《捕蛇者说》,揭露暴赋酷役对人民的残害,竟然比异蛇还要厉害“故为之说,以俟夫观人风者得焉。”《驳复仇议》针对徐元庆替父报仇的案件,从“刑而后旌”和“亲亲相仇”两个方面,提出“刑”或“旌”必须符合国家法典,切合实际,无论官民,当刑则刑,当旌则旌,但必须刑旌分离,二者不可同用于一人;同样“亲亲相仇”者也是无视国家法典、无视客观实际的错误行动,为官者只有依法行政,为民者只有遵守国家法典,才能消除“亲亲相仇”的隐患,达到为国分忧为民除害的目的。《敌戒》阐明了“敌存灭祸,敌去召过”的道理,指出“敌去而舞”将会招来更大的祸害,提醒人们应当居安思危,希望宪宗不要“废备自盈”。事态的发展果不出柳宗元在文中所料,元和十五年,唐宪宗就被宦官陈弘志等杀掉。文章反复地阐述了事物相反相成、矛盾相互转化的道理,体现了丰富的朴素辩证法思想,对当今社会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褒贬讽谕”说

  “褒贬讽谕”说,是柳宗元在《杨评事文集后序》一文中提出来的观点。“褒贬讽谕”说,所强调的是写作的文体,他将所有的文章、作品,笼统地归纳为以“褒贬”为主的和以“讽谕”为主的两个大类。

  柳宗元在这篇序中指出:“文之用,辞令褒贬,导扬讽谕而已。虽其言鄙野,足以备于用,然而阙其文采,固不足以竦动时听,夸示后学,立言而朽,君子不由也。故作者抱其根源,而必由是假道焉。”他认为,文章的作用,就是通过言论辞语来进行表扬或批评,采用比兴的手法来进行讽刺劝戒,给人以开导启发罢了。虽然语言粗俗的文章也足以采用,然而缺少文采,毕竟难以震撼人心,不能给后世留下示范的作用。文章写出来之后很快就淹没无闻,君子是不愿这样做的。所以作者探求写文章的根本,一定要在文采与内容相结合这条路上走下去才能成功。

  他接着说:“文有二道:辞令褒贬,本乎著述者也。导扬讽喻,本乎比兴者也。著述者流,盖出于《书》之谟训,《易》之象系,《春秋》之笔削,其要在于高壮广厚,词正而理备,谓宜藏于简册也。比兴者流,盖出于虞、夏之咏歌,殷、周之风雅,其要在于丽则清越,言畅而意美,谓宜于谣诵也。”

  柳宗元这里所说的“文”,是广义的,包括非文学的“著述”和艺术文学的“比兴”之作。他把传统的五经划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书》《易》《春秋》等政治学术著作,另一类是以《诗》为代表的文学艺术著作,说明柳宗元对文学与非文学的界限认识比较清楚。他认为:前者以论述政治、哲学、历史问题为本,必须参照或借鉴《尚书》中有关谋略、开导、教诲等方面的内容,和《易经》中有关经文的解释,(《象传》《系辞传》,都是对《周易》卦爻辞的注释)以及孔子删削《春秋》的笔法,它的主要要求是结构完整、立意高广而内容厚实,语言准确而说理周密完备,才适宜于作为文献来保存与收藏。后者以运用比喻、寄托、联想为本,必须参照或借鉴虞夏时流传下来的歌谣,和殷商、周朝时的《国风》《大雅》《小雅》、“三颂”等诗歌,它的主要要求是辞彩华丽而清朗动听,言语晓畅而意境优美,才适宜于传歌诵与流传。

  柳宗元觉得,这两种类型的文章,各有其不同的写作目的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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