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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 8188 次 历史版本 0个 创建者:祥子2011 (2012/9/11 13:39:37)  最新编辑:祥子2011 (2012/9/11 13:39:37)
侯之担
拼音:Hóu Zhīdān(Hou Zhidan)
同义词条:侯祖佑,侯铁肩
  侯之担(1894--1950),名祖佑,字铁肩,贵州桐梓人,少将。贵州讲武学堂毕业。1924年任黔军第3师2团团长,1927年任国民革命军第25军1师副师长兼旅长,并兼任川南边防军总司令,1931年任第25军副军长兼教导师师长,1935年在乌江阻截红军,兵败后被撤职关押,释放后于1938年寓居贵州赤水,1949年4月任川南边区反共自卫救国军总指挥,1950年9月28日在四川泸县被俘,同年12月在贵州赤水被处决。

侯之担部防守乌江的溃败

 
  一九三五年一月初,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至贵州,在突破乌江时,黔军二十五师教导师副师长侯汉佑正驻守遵义,亲临指挥部下与红军对持,该师师长侯之担溃败后逃往重庆被扣,侯部被蒋介石另派他人来改编。侯汉佑从此请长假离开了军界,以经商为业。下面是他在解放后,政协贵州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向他约的稿,写的是他当年的回忆录,现转载如下,以飨博友。

侯部防守乌江的部署

  黔军侯之担部原为周西成的二十五军第一旅,周西成毛光翔驻防赤水一带时,候部即驻在赤水、习水或川南叙水、古蔺、古宋等县。周西成死后,毛光翔到贵阳接主黔政,侯之担即接任川南边防司令,仍驻原防。一九三一年王家烈赶走毛光翔,任贵州省主席兼二十五军军长,任侯之担为副军长兼教导师师长,同时兼川南边防司令,仍割据黔北、川南各县。侯与王同属周西成旧部,不过王之地位比侯高,但不直接相隶属。

  到一九三四年,侯部扩编为八个团,防区占有黔北赤水、习水、仁怀等县和遵义的一部分,川南方面仍有叙水、古蔺、古宋三县。部队番号和官长姓名如下:

  川南边防司令、二十五军副军长兼教导师师长侯之担(司令部在赤水);

  川南边防副司令岑炯昌(副司令部设在叙水);

  二十五军教导师副师长侯汉佑(驻遵义);

  教导师第一旅旅长刘翰吾、第三旅旅长林秀生、第一团团长刘安桢、第二团团长娄利贞、第三团团长周仁溥、第五团团长罗振武、机炮营营长文树东、特务二营营长党圣征;

  川南边防军第一旅旅长易少荃、第二旅旅长侯之玺、第四团团长王遗、第六团团长欧阳文、第七团团长侯相儒、第八团团长郑廷芳。

  侯部虽号称八个团,但多属空架子,每团二、三营不等,总数不过约一万人左右。

  侯部在周西成、毛光翔驻赤水时期,仅两个团,武器除有部分汉阳枪外,余为川造、赤造等杂枪。扩编后,全由赤水自制的步枪来补充,同时,也制造一部分小迫击炮、轻机关枪和掷弹筒

  一九三四年红军长征到达湖南后,蒋介石电告二十五军军长王家烈,谓红军有向西南进攻的企图,令二十五军严加防堵。王电召侯之担及其他将领到贵阳开会,并决定由侯部担任乌江河防之责。这条河防线,自茶山关起,包括孙家渡、江界河、袁家渡等重要渡口及其它大小渡口十余处,长约二百余华里。

  当侯之担去贵阳时,即调驻川南、黔北的大部分兵力向遵义集中。侯回到遵义,召集团、旅长开会。侯在会上说:“教导师奉令防守乌江,必须堵截红军越过。如有玩忽职守,军法从事。”他又说:“乌江素称天险,红军远征,长途爬涉,疲惫之师,必难飞渡。红军或不致冒险来攻乌江,可能另走其他路线。”

  会后,我与旅长林秀生、易少荃、刘翰吾等互相交换意见,都认为红军战斗力强,蒋介石数十万大军重重包围,尚不能阻挡,也不敢迎头截堵,乌江又何能阻止得住?况且河防战线过长,万一被突破一点,全线动摇,部队难以集中。我们当时估计红军约有十万人,教导师调集遵义担任守河的兵力不过五、六千人,相差二十倍,以此薄弱兵力守河,非常危险。同时,我们判断红军不会久留贵州,不如将部队分两路撤离遵义:一部分撤到赤水、仁怀,保住地盘,同时,也拱卫川南;一部分撤到绥阳、正安,以避红军之锋,俟红军走后,即可就近收复遵义。这样既可保全实力,又可能收复防地。我和林秀生对上述措施主张最力。经向侯之担建议,但他仍主张坚决守河,并立即命令各部星夜驰赴河防,严加防堵,不得忽视军令。侯之担要这样做,可能有下列打算:(一)黔北、川南一带是他的地盘,如果被红军占领,今后就无法安身;加之侯与王家烈疑忌很深,如红军进入黔北,即使停留不久,王之部队也会借此机会侵入黔北,侯就再也无法回防,便会丧失赖以生存的地盘。(二)赤水为侯之老巢,全部财产和家小都在赤水,如红军到黔北,赤水必不保,侯历年搜刮的财产将无法保全。(三)认为乌江险要,红军见有兵防守,可能改道他往。

  侯之担既决定守河,其作战计划和兵力部署如下:(一)派教导师第一旅旅长刘翰吾率第一团(侯的基本队伍,并认为是很可靠的部队)及第三团防守乌江的江界河一带渡口及河岸沿线,重点放在江界河。(二)派川南边防军第一旅旅长易少荃及副旅长任骧率第六团防守袁家渡一带河岸(第六团原系二十五军第四独立旅宋醒所部改编,战斗力较强),并与防守湄潭的直属第八团万式炯团衔接。(三)派教导师第三旅旅长林秀生率第五团及机炮营防守孙家渡、茶山关一带,与第三团取联络,并派我率特务第二营进驻猪场指挥。这是猪场距孙家渡很近侯之担判断红军可能由孙家渡进攻,所以将战斗力较强的第五团布置于此(第五团是林秀生原任滇军张汝骥部师长时所率的部队改编,在侯所属部队中战斗力最强的)(四)川南各县留第二旅侯之玺部防守由副司令岑炯昌指挥。(五)赤水、仁怀留第二、七两团驻守,派邹瑾(号慎修,曾任侯部旅长)代侯在赤水坐镇。(六)侯之担亲率特务第一营驻遵义指挥。

  我到达猪场后,林秀生即将守河部署情况向我口头汇报。他说已令第五团团长罗振武率第一营和机炮营防守孙家渡,第二营守茶山关,第三营随他暂住猪场,以便策应等语。我当即转报侯之担,一面派人与易、刘两旅联络。

红军突破乌江,侯之担逃渝被扣

  当侯之担由贵阳开会回到遵义后,首先得到贵阳转来情报,谓红军已到黔东之锦屏、天柱,王家烈命侯之担火速赶往乌江布置河防,随即又接到情报说,红军先头部队已到马场坪,有向乌江渡河的态势。

  侯之担分令所部于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下旬抵达乌江河防后,派便衣侦探过河侦察红军情况,得悉红军即将抵达,确有渡江趋势。侯之担着急起来,立即电令留在川南的侯之玺日夜兼程开来遵义,准备加强乌江防务,同时电将他的家小及可能搬走的财产迁往重庆。

  我到达猪场的第一天,即得河防前线部队报告,到达马场坪、瓮安一带的红军有三、四万人,子弹极缺乏,但是先头部队已将迫近乌江。

  十二月三十日,我得到第五团团长罗振武报告,谓红军已到江边,隐约看到对岸红军在构筑工事,并又一部在扎木排。一九三五年元旦又接到罗的报告,谓红军已开始向孙家渡攻击,用木排和帆布船强渡,但经守兵猛烈射击,被击沉木排一个,其余木排、帆船等均退回南岸,第五团守河士兵伤亡十余人。当天又接罗的报告,谓红军又用竹排和木排渡河,排水筑有掩体,冲至半渡,已被守兵击退。此次双方伤亡人数不详。

  一月二日接罗报告,谓红军用木排作掩护,似想加速架设浮桥,但因水流过急未能成功。经此三次强渡未成,暂时不见动静,恐是另找渡口。我将上述情况先后转报侯之担,他回电叫严加注意防堵。在这同时,江界河、袁家渡、茶山关等对岸红军亦在准备木排,刘翰武、易少荃两旅均进行将情况报给侯之担。

  根据这些情况,我们当时认为红军可能不再向孙家渡进攻,另寻地点强渡。侯之担令第三团团长周仁溥率一个营到袁家渡增援第六团。

  一月三日中午,我接罗振武报告,谓红军又在孙家渡强渡猛攻,拂晓时已有一部红军在北岸登陆,守兵伤亡甚重,防御工事多被摧毁,机炮营营长赵宪群被打死,军心开始动摇,后又接罗振武报告说,离孙家渡约半华里的上游处,红军架有浮桥一座,形状类似蜈蚣(这座浮桥甚为巧妙,以若干木排连接而成,接头处用抓钉、绳索绑住,预测稍长于河面,南岸紧绑着一头,另一头由上游放松拉绳,即随水流渐渐斜飘靠着北岸,便成了浮桥),南岸红军二、三千人正猛烈攻击,分出木排强渡和跑向浮桥冲锋前进。
 
       最后,罗振武说,情势危急,请速增援。我正要派林秀生率预备队增援,突然接到侯之担的来电,谓红军已由湄潭及江界河等处突破,令速撤退遵义集中。我仍令林秀生在猪场掩护孙家渡、茶山关一带的守兵撤退。我率特务第二营撤退到団溪,遇见派去与易、刘两旅联络的人回报说江界河方面红军强渡登陆,守兵已溃逃。我于是仓皇赶回遵义。侯之担得到前线亦如此败讯,业已失魂落魄,正准备往桐梓方面逃跑,将上汽车时,我赶到向他请示撤退路线和集中地点。侯之担说:“我要去重庆会刘湘再转赤水。你赶快收容部队到仁怀、茅台一带集中听候命令。”正说话间,突闻遵义城内传来枪声,侯之担一向胆小如鼠,至此已如惊弓之鸟,认为是红军已到,不及再交待任务,就匆忙上车往桐梓方面逃去(只带马弁兵数人同车护卫)。特务一营第一连尾随掩护步行逃往桐梓。

  城内枪声十余响后,未在继续。我立即派一副官带部分武装兵往查,并派特务二营一个排去巡查市街,发现是第一团士兵数人所放的枪。这些士兵见有部队查街,乃停止放枪,诡称是士兵间口角引起的冲突所致。巡查队看到这些士兵似有不轨行为,但尚未酿成混乱,只叫收容归队,未再深究。当时,遵义市民已纷向乡间逃避,人心愤怒,秩序已难维持。我恐溃兵于夜间在城内发生事故,即令城中部队完全撤出城外,到忠庄铺、马鞍山一带驻扎,以便收容河防退下来的官兵。直到第二天下午二时左右,大约集中了五、六百人,随即放弃遵义,开到柴溪宿营,第三日到长干山驻营一日,又收容二、三百人,撤退到茅台暂驻。事后听说我们离开后第三天,红军才入遵义。易少荃、刘翰吾指挥的各团撤退至遵义附近时,闻侯之担早已逃走,遵义已是空城,无法取得联络,乃率残部退到桐梓、习水。

  我到茅台的第二天下午四时左右,由无线电台听到侯之担在重庆被扣留的消息,内心甚为慌乱,伪作不知,即发一电与刘湘,说我部现已撤退到桐梓、仁怀一带集中,望转知侯之担早日回赤,以便统筹指挥。刘湘回电说,侯之担临阵脱逃,已被行营参谋团扣留,川南边防司令的职务暂由侯汉佑代理。

  侯之担旅到达桐梓时乌江已被红军突破,侯之担正经过桐梓逃往重庆,乃令侯之玺率部到娄山关一带防堵(此后这方面战斗情况我不了解)。

  我在茅台驻三天,收容败兵约一个团,当时情况混乱,未能与退到桐梓方面的部队取得联络,此时感到进退维谷,只好暂退到仁怀,以避红军锋锐。到仁怀后林秀生才率同第五团残兵三、四百人赶到。

  红军占领遵义后继续西进。这时蒋介石刘湘派川军二十一军郭勋棋、刘兆藜两部由四川合川、江津开到赤水、土城一带防堵红军。郭部在离城十余里的青杠坡与红军遭遇,相持不久,即向赤水方面溃退。红军追击到距赤水四十华里的复兴场附近即暂停前进。是役川军伤亡极众。红军随即折回土城,经太平渡过河进至赤水河附近,突又折回遵义。这时,侯的残部退据仁怀、习水、桐梓一带,不敢与红军接触。川军郭、刘两部亦撤回四川。

  在红军第一次离开遵义后,王家烈命柏辉章师迅即进驻遵义。这时,蒋在珍师亦由绥阳方面来到遵义附近,意欲不费一枪一弹夺取遵义,不料柏师已先进入。红军由赤水河回师遵义时,柏辉章部首先被击溃。薛岳派来两师增援,亦被红军击败,纷向贵阳方面溃逃。红军再度解放遵义后,稍事休整,即继续长征,经毕节方面进入云南。

  综计侯之担部在乌江战役共伤亡官兵四百余人。溃逃时军心涣散,兵无斗志,沿途逃亡三千余人。其中有一些被蒋在珍派人乘机收容,如第一、第六两团退至桐梓乡间时,即曾有二、三百人为蒋收编,后到赤水集中时,不过六、七千人。

蒋介石派沈久成改编侯部

  红军第一次放弃遵义进到赤水河后,王家烈派何知重师进迫赤水,名是尾追红军,实际欲乘机夺取侯之担的老巢。何到达土城后,接赤水周瑾(邹是代理侯之担坐镇赤水的)电报拒绝。邹致何的电报中有侯之担在渝被扣,部队尚未集中,请暂驻土城,勿来赤水,免生误会等语。邹同时电我速回赤水。我当即放弃仁怀,并分电桐梓、习水各部也向赤水集中。我到达土城与何知重会见时,何说系奉王家烈之命到赤水接防。当时我无法拒绝,但请何只率兵一营偕同到赤水,其余部队暂驻猿猴镇、复兴场一带。何到赤水后,与我等协商,尚未得结果,红军又由赤水河回师进攻遵义,何奉王家烈之命即率部救援遵义去了。

  在此时期,重庆参谋团主任贺国光令我暂代教导师师长职务,并令全部集中赤水候命。刘湘则派吴传心到赤水准备改编侯部,但尚未明令发表。适于此时,蒋介石到达重庆,恐此部队被刘湘抓去,乃瞩参谋团电令我派人到渝洽商。我召集在赤水各官佐开会商讨,决定派侯之玺去渝,因他曾在庐山受训时与蒋介石见过面,同时与侯之担是弟兄关系,可能没法营救侯之担。侯之玺去渝见到蒋介石,蒋说:“侯之担临阵脱逃,尚在扣押查办中,师长职务派沈久成(原系薛岳部第四军五十九师副师长,当时沈在南京陆大特别班)接任,部队暂时集中赤水整顿待命,师长以下的人员照常供职,番号改为新编二十五师”。

  侯之玺败兴而归。沈久成未到前,我因病到渝就医,曾会见参谋团主任贺国光,希望恢复侯之担自由,但无结果。我病愈后,于一九三五年四月偕同沈久成回到赤水,办理交接手续。

  沈久成到赤水后,就着手改编,将侯之担所部缩编为两旅四团。旅长保持侯之玺、林秀生两人,刘翰吾、易少荃降为副旅长。其余军官绝大部分降级、降职或被淘汰。请长假及自动离开者极多,士兵亦纷纷逃跑,共走了二千余人。沈久成手段毒辣,排除异己,由第四军调来大批军官,准备更换。我见大势已去,无心恋栈,因母病,乃向沈久成请长假。从此即离开该部。部队于六、七月间开往川北昭化、广元整训,改为一四零师。沈又裁旅缩编为三个团,调五十九师参谋长唐宇纵为一四零师副师长。营长以上军官十有六、七被更换为第四军人员,原有下级军官亦所存无几。

贵州军阀侯之担的人生结局

  我爷爷是一个性情散淡的人,一辈子不事生产,家里的生计全靠奶奶支撑。爷爷最大的爱好就是看戏,并和几个同好此道的爷们组织了什么“玩友社”,兴之所致,便在茶馆聚伙清唱。这“玩友社”实际上就是一个川剧爱好者的票友组织。经常参与“玩友社”活动的,有一位名叫侯之担的过气小军阀。侯之担就是电影《突破乌江》里面那位黔军侯族长,下野后便回老家赋闲。这位侯旅长静极思动,便主动参加了“玩友社”,和一帮市井平民相邀看戏,相聚票戏,图个开心。据说,侯旅长虽然下野退役,但仍喜穿着一套将校呢军服,其无论走路还是站坐总把腰板挺得直直的。虽然身份有别,侯旅长从不拿捏架式,与玩友们平等相处,彼此交往的话题也从不涉及政治,当然,我爷爷对政治之类话题也毫无兴趣。多年以后,爷爷看了《突破乌江》这部片子,说:老侯打是打输了,但他可不是笨蛋。

  我对侯之担将军的印象也是来源于反映红军长征的老故事片《突破乌江》。在电影中,侯旅长属于那种看似凶狠实则“草包”的“菜鸟”将军,他和手下官兵在 “英勇红军”面前显得愚蠢怯懦而不堪一击。历史的事实是,侯之担确实被红军所溃败,其溃败的原因则并不简单。历史上的侯之担,并非出身绿林好汉,他青年时代也接受过比较规范的军事教育,并与同乡、同学组成了民国初年控制贵州长达十余年的桐梓系。侯之担先后面贵州军阀首领刘显世、王天培、袁祖铭、周西成、王家烈等枭雄的旗下带兵,在西南军阀混战中崭露头角。三十年代初,侯之担已经成为位列贵州省主席、25军军长王家烈之后的二号人物,时任25军副军长兼师长、主力旅旅长,据守在相对富庶的黔北地区。在红军进入贵州之前,桐梓系诸将领实际上已貌合神离、拥兵自重,王家烈名为军长、省主席,实际上只能控制有限的地盘和兵力。红军进入贵州以后,王家烈自知不敌,被迫请求中央军入黔“剿匪”。
 
       蒋介石正中下怀,命令薜岳将军统兵入黔。薜将军的任务不仅是消灭红军,还要借机收编贵州军阀部队,与此同时,四川军阀刘湘、云南军阀龙云也趁听调“剿匪”之机,企图窜进贵州抢占地盘。对这种“四面楚歌”的处境,王家烈、侯之担等军阀心知肚明、惶恐不安,对“自家人”的防范甚于对红军的防范。所以,当红军逼近乌江防线的时候,驻防黔军的总指挥侯之担已经把其主力用于防范中央军、川军、滇军对北地区的“进犯”去了。红军在乌江防线刚发威,侯之担的部队也就借势逃回了“老家”。然而,侯之担虽然逃过了红军的毁灭性打击,却没有逃过老蒋的“手板心”。老蒋以种种借口并借助中央军的强势,对贵州军阀进行了全盘收编。王家烈、侯之担都被解除了军权,自然而然也丧失了对“根据地”的控制权。老蒋还算不为己甚,没有使出月黑风高的手段,而是慷慨地允许侯之担带着家眷、细软等迁居贵州赤水县城。侯之担在赤水早就筑有“侯公馆”,此番失势后,便安心赋闲不再有其它想法。他的旧部被老蒋收编、整组后开出了贵州,在抗日战争中倒也表现不俗。侯之担在其赋闲的十余年间,每天仍保持军中出早操、冷水浴的习惯,其 “名人效应”对乡邻子弟的影响竟然甚大。

  解放时,侯之担并没有出逃,也没有接受国民党残军邀其就职川黔游击纵队总指挥的要求,只是平平静静地看着解放军进城。他不知道的是解放贵州的部队首长杨勇、苏振华都是当年参加过突破乌江战役的基层指挥员,杨、苏二人可知道这个鼎鼎有名的侯之担。镇压反革命运动开始后,侯之担被捕并很快执行枪决。当时,我父亲已经是解放军的文职干部,也参加了枪决侯之担公审大会的秩序维护工作。据他回忆,侯之担那时已是近 60岁的人了,穿着一身将校呢的旧军服,脚上一双马靴擦得锃亮。主持公审大会的是驻军的团政委肖风,他也是参加过乌江战役的红军战士。肖政委曾到牢里看过侯之担,问侯将军还有什么要求,侯说:让我死得像一个军人吧。肖政委思考片刻就点头应允了。从公审大会现场到执行枪决的赤水河岸有不短的距离,侯之担始终昂头、正步走向刑场。他是站着挨的子弹。这一幕给我的父亲留下了终身难忘的印象。不久,西南军政委员会发电要求停止执行对侯之担的枪决,可为时已晚。倒是肖政委因为认可侯之担“死得像一个军人”的要求,被同事以“阶级立场不稳”为名上告到兵团党委,他受到了党内处理并调离。后来如何,就不知道了。这就是人生的际遇。

  侯之担原籍所在县的县志,在95年编撰完毕,并由方志出版社出版的县志下册中,1359--1360页记载了侯之担的生平,该文最后一段为侯从1949年4 月参加武装反共活动的经过。

  该县县志引述的材料大概引用的是当年公审大会宣布的侯之担“反革命事实”。其实,1949年4月的贵州还是在国民党的统治之下,黔北地区并无共产党的游击队或暴动之事,参加武装反共?在什么地方反共?解放军入黔时、入黔后,侯之担并无什么反共动作。当地豪绅、袍哥的个别头头和原来就在盘踞山林的土匪、国军残部确实在川黔边地的数县活动,他们也确实盛邀过侯之担入伙出任各路人马的“舵主”。事实上,解放军入黔后,侯之担没有去山里入伙,也没有明里暗里有过反共活动。侯在黔军素有“猴子”别称,意为“机智狡猾”,打仗或许功夫不足,若论明哲保身的功力则不遑多让。

  我的表叔建国初期就在县委当通讯员,以后长期在当地党委机关工作至退休,对这段秘辛知之甚详。据他回忆,解放军刚来时,并没有为难侯之担的意思,但部队首长大都是老红军,也参加过四渡赤水的全部征战,身边不少战友都倒在这位25军副军长所部的枪口下,要说没有“报仇”的想法是不可能的。只是当初的治黔方略是力求稳定。不久土地改革开始,并进行清匪反霸斗争,侯之担也算占地甚多的大地主,自然需要听从当地农会的召唤。顺带一说,建国初期农会的地位和作用确实值得研究。当时的农会权力极大,如果要抓人杀人,只需会员三分之二表决通过即可执行。
 
    侯之担对农会的情况是清楚的,所以,每有召唤便称病请假。农会极为不满,因侯公馆受解放军看管,又拿侯无可奈何,便不断鼓动农民请愿“揪斗反动军阀、恶霸地主侯之担”。随着土改深入,土匪活动愈发迅猛,连有的县城也多次易帜易手。恰在此时,侯之担老家的政府、农会也提出要公审侯之担的要求。主政当地的肖政委面对内外“强烈呼声”多次开会研究,多数人坚持认为,侯之担手上 “血债累累”,实属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处决他有利于打击国民党残匪的气焰、大长贫雇农的威风,对土改和剿匪意义重大。我表叔说,当时宣传的口径就是这样。我父亲在解放之初是一个小学的教员,曾短期担任过一个乡村的农会主席,由于主张不应对地主拳打脚踢,在农会会员的“推荐”下被送到当地部队当文化教员。我父亲说,谁说共产党不搞民主?建国之初,农会主席是投票选的,农民认为你不称职同样可以开会把你给选下来;农会决定分财产、打土豪,只要三分之二的人通过了,上级有意见也只能同意。对这种做法稍有意见,就被扣上“右倾”的帽子,肖政委就戴过这样的帽子。直到毛泽东发电报、下命令,要求把杀人判刑的权利从农会手上收回来,乱抓乱杀的现象才制止。当时,不少的农民、农会以及基层军政干部对权力上缴还很有牢骚呢,只是毛泽东的威信很高,大家虽然感到 “不过瘾”,也只有服从。
 
    侯之担被杀,原因很简单:他在历史上打过红军,又是大地主,其一些旧部还在作乱,任选中一个罪名都可以杀掉。当然,如果侯之担解放时还任职,或被俘或投诚,都不会死。历史反革命死了很多,刚放下武器的现行反革命基本无事,有的还挂上各级军政委员或政协委员的招牌。我父亲晚年也看过一些现在发表的史论、回忆,他评价说:现在人用现在的标准讲的道理是对的,但没有搞清楚历史的氛围是一种什么状况。共产党要发动农民、要搞士改,农民起初并不积极,他们害怕共产党的江山坐不稳,害怕分了地主的地,地主有机会就有可能“反攻倒算”。把大地主杀了,农民就放心了。农民是爱土地的又是非常现实的,不除去他们的后顾之忧,他们会跟共产党走?我曾问:共产党不是对资本家实行了赎买吗?蒋介石也不是对台湾地主实行赎买吗?为什么不这样搞土改?
 
    父亲的看法是:中国当时的民族资本家的实力比起地主差远了,国家要赎买是有能力的。向地主赎买土地,国家有那个财力吗?蒋介石在台湾搞赎买,花的银子就少多了。淮海战役的时候,国民党的李弥就建议老蒋搞土改以收拾民心,老蒋直骂他“糊涂至极”。老蒋确实很想实施孙中山“平均地权”的主张,但根本执行不了,看看他左右的文武官员的态度和利益所在就晓得“根本就行不通”。到台湾,老蒋和一大帮文臣武将在那里毫无个人的利益根基,搞土改,多数人都会拥护的。唉,历史就是这样的简单又复杂。简单的是结果,复杂的是原因。至于该或不该这样,又是后来者争论的话题。历史不寂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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