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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 2614 次 历史版本 0个 创建者:祥子2011 (2012/9/10 14:07:57)  最新编辑:祥子2011 (2012/9/10 14:07:57)
夏禄敏
拼音:Xià Lùmǐn(Xia Lumin)
同义词条:夏白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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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禄敏(1911—1998)少将。号白庚,贵州遵义市绥阳县人。中央军校第8期工兵科、中央防空学校第1期高射炮班毕业。1937年任实业考察团团员,赴苏联考察,并入苏联防空学校学习,1938年任国民政府驻苏联大使馆代理武官,1941年任贵阳区高射炮指挥官,1942年任炮兵第55团上校团长,1943年任贵州省防空司令部参谋主任,1944年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参谋,1945年任陆军总司令部总务处副处长,抗战胜利后赴南京参加接受日军投降仪式,1947年任联勤总部总务处长,1949年4月任第19兵团办公厅主任,11月任第19兵团独立师少将师长等职,12月10日在贵州兴仁随军起义。后任昆明市人民政府任参事。1998年4月28日在昆明病逝。

基本简介

 
  夏禄敏(1911—1998)贵州绥阳人。

  公元1910年12月5日(农历)出生于贵州省遵义市绥阳县城,官至中国国民党陆军少将军衔。

  青年时期,曾就读于中国国民党中央军校即黄埔军校第8期工兵科,同班的遵义人还有赵国斌(遵义县尚稽镇人)、蔡世康贵州遵义人。后毕业于中央防空学校第1期高射炮班。

  1937年任实业考察团团员,赴苏联考察,并入苏联防空学校学习;

  1938年任国民政府驻苏联大使馆代理武官;

  1941年任贵阳区高射炮指挥官;

  1942年任炮兵第55团上校团长;

  1943年任贵州省防空司令部参谋主任;

  1944年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参谋;

  1945年任国民党陆军总司令部总务处副处长,抗战胜利后赴南京参加接受日军投降仪式;

  1947年任联勤总部总务处长;
 
    1949年4月任中国国民党第19兵团办公厅主任;

  1949年11月任第19兵团独立师少将师长等职,12月10日在贵州兴仁随军起义。后任昆明市人民政府任参事;

  1998年4月28日在昆明病逝,享年88岁。

夏禄敏——见证日军南京投降的遵义人

 
  上世纪四十年代,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进入关键时期。1945年5月,苏军攻克柏林,德军正式向盟军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场的战争宣告结束。8月,美国军队在太平洋战场上对日作战胜利,逼近日本本土。1945年夏,德国法西斯已经灭亡,欧洲战争结束,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进入最后阶段,盟军在亚洲大陆各战场对日军发起反攻。7月26日,中、美、英三国发表《波茨坦公告》,促令日本立即无条件投降。但是,日本军国主义统治集团执迷不悟,继续负隅顽抗。

  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向日军发动了大规模的春、夏季攻势,扩大了解放区,打通了许多解放区之间的联系。当时,由于国民党军队主力分散在中国的西南、西北大后方地区,日军占领的大部分城镇、交通要道和沿海地区都处在解放区军民的包围之中,因此全面反攻的任务,自然地主要由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人民军队来进行。8月9日,毛泽东发表了《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要求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军队,在一切可能的条件下,对一切不愿投降的侵略者及其走狗实行广泛的进攻。

  根据《波茨坦公告》的协议规定,盟国决定对日实行摧毁性打击的最后一役。8月6日和9日,美国先后在日本广岛和长崎各投下一颗原子弹。8月8日,苏联召见日本驻苏大使,通告苏联参加《波茨坦公告》,苏联政府对日宣战,8月9日,苏联出兵我国东北,对日本关东军发动全面进攻。我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武装力量在全国各地向侵华日军发起强有力的攻势。至此,日本法西斯的全面失败已成定局。8月14日,日本政府照会美、英、苏、中四国政府,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以广播“终战诏书”形式正式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

  1945年8月14日晚,时任国民党陆军总司令部总务处处长(隶属于何应钦部下)的夏禄敏,突然接到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上将的命令。何应钦要求夏禄敏立即把总务处的工作交给军政部昆明办理处和滇黔绥靖公署,务必于9月2日之前赶赴到湖南芷江报到,接受新的任务。

  夏禄敏一赶到湖南芷江,立刻到何应钦办公室与何应钦见面。心怀喜悦而又稳重的何应钦告诉夏禄敏:

  “9月9日上午9时,在南京中央军校礼堂即将举行日本侵略者向中国政府和人民,而且也代表东南亚战区盟军,包括苏、越、朝、缅、泰等国接受冈村代表日本政府投降,之前而在8月19日晚,蒋介石委员长已授权我(何应钦)全权‘办理全面受降事宜’”。

  何应钦命令夏禄敏立即赶到南京,并给他安排了三项紧急工作任务:一是安排好陆军总部所属机构到南京后的住处、办公地点、安全保卫工作等;二是负责落实陆、海、空各部门、以及国民政府相关负责人员乘座的飞机、办公室住址等;三是具体落实好举行受降礼堂的办公环境的布置,后勤保障以及安全保卫等工作。

  夏禄敏接到任务既激动,同时又感觉诚惶诚恐,激动和兴奋的是自己能够亲自参加人类历史上划时代意义的历史大事件——中国接受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的投降,担心的是时间紧,任务重,自己能否完成好如此重大而又琐碎的工作。

  9月3日早晨,夏禄敏一行乘坐的国民政府专机一到南京,受到了久违的南京人民的热烈欢迎和衷心拥戴,夏禄敏看到沿途站满了挥舞着小国旗的市民和学生代表,热诚欢迎自己的军队回到自己身边,整个南京城沉浸在一片胜利的喜庆和欢乐气氛中,人民渴望和平,渴望安居乐业的心情溢于言表,令人欢欣鼓舞。这时,他倍感自己身上的责任重大。

  夏禄敏等先遣人员一到南京就开始忙碌起来,分别分成几个工作组,负责各自的工作。在筹备组,陆军总部工兵指挥官马崇六任筹备组组长,夏禄敏任副组长。从分工之日起,夏禄敏仔细一掐算,距离受降的时间仅有6天了,眼下,南京城到处是战争的创伤,一些地方受战火的影响,余火未尽,房屋还在继续燃烧,街道满目疮痍。因此,筹备组的工作任务十分繁重。同时,一想到日本马上就要投降了,他们心情也异常激动,加班加点工作,有时竟忘了吃饭,由于工作量太大,他们立马与驻守在南京的日本联络官池田大左联系,命令驻扎在南京的日本工兵赶修受降仪式的中央军校礼堂,并且要求日本工兵在一天一夜将礼堂清理、维修和布置完善。以前趾高气扬,不可一世的日本皇军,这时只有灰溜溜地无条件接受任务。在清理大礼堂的过程中,日本工兵发现了18具被日军杀害的发臭的中国男人尸体,筹备组当即命令工兵先埋葬尸体后,继续工作。

  9月8日,中央军校大礼堂外围的工作基本准备就绪,而大礼堂由于遭受日军的严重破坏,一时无法完全修复,为了应急,对大礼堂一时无法修复的部分,夏禄敏命令日军采用白布将其围起来。同日,由驾驶员何其忱驾驶的C-47运输专机载着中方受降代表何应钦和八名军政官员等从重庆九龙坡机场起飞,飞抵南京大教场机场。

  9月9日,何应钦将代表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介石正式接受日本"支那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大将的降书,并代表中国在日本投降书上签字。

   1945年9月9日上午,南京的天气特别好,通往中央军校大礼堂的黄埔路上更是不同往常,两旁的法国梧桐经过前几天的修剪,焕然一新,格外葱郁,秋高气爽,艳阳高照,几十座松柏牌坊高高耸立在南京城,黄埔路、中山路两旁,彩旗飘舞,整个南京城在明媚阳光的照射下,沉浸在一片节日的喜庆中。

   这一天,南京城呈现一派欢腾景象。一路上除了挂满胜利标志的牌楼外,每隔一段,还升起一面联合国国旗,旗下站着两名全副武装的士兵。在礼堂前的马路两旁,挂着联合国52个成员国的国旗,两旗之间,立有一名全副武装的警卫。一大早,成千上万的南京市民涌到冈村宁次的车子必经的广州路、珠江路、黄埔路两侧,耐心等待受降仪式的开始,同样还有许多人聚集在收音机旁等待收听受降实况广播。

  在黄埔路的远处就能看见中央军校的大门上嵌着“胜利和平”4个金色大字,军校南大门牌楼匾额上“中国战区日本投降签字仪式”几个字尤为引人注目,礼堂上方正中郑重悬挂着中、美、英、苏4国国旗,大旗下为日本投降代表签字地,两旁是参加盛典的中外来宾和新闻记者。

  为了让受降仪式做到万无一失,夏禄敏又亲自到大礼堂查看了挂在大礼堂的孙中山铜像和挂在铜像背后的斗大绸制大红花,随后又乘着吉普车巡视了通往礼堂的道路。

   上午8点30分,参加受降仪式的中国国民党军方代表汤恩伯王懋功李明扬郑洞国廖耀湘等20多位战区长官陆续前往观礼席就坐;美军中将麦克鲁、少将柏德勒、海军少将迈斯,英军中将海斯、布诺金等在前排就座,连同东西两侧观察席上的其他美国军官和中外记者,中国官员共计405人。其中包括219名国民党陆海空军将校、51名国民政府文职官员、47名盟国代表以及88名中外记者。

  上午8时52分,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介石的特派代表、中国陆军总司令,一级上将何应钦步入会场,在受降席红色的大方桌前就座。受降席正中摆放一时钟,另有漆盘一个,里面放一套中国的文房四宝。《降书》、《中国战区最高统帅第一号命令》及何应钦签字后的讲话稿,一起摆放在案头。坐在受降席上方的是受降方主官是中国战区统帅代表、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一级上将,和第3战区司令顾祝同二级上将,海军总司令陈绍宽海军一级上将,空军第1路司令张廷孟空军上校。居中座的是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左为海军上将陈绍宽、空军上将张廷孟,右为陆军二级上将顾祝同、陆军中将萧毅肃。夏禄敏和陆军总司令部警卫团团长张涛站立何应钦两旁,担任警戒任务,并来回巡视,作好随时处理各种突发事件的应急准备。下方摆着白色小条桌,是日方投降7人座位,日军投降代表7人分别是日本驻华派遣军司令冈村宁次大将、总参谋长小林浅三郎中将、总参谋副长今井武夫少将、参谋小笠原清中佐、中国方面舰队司令福田良三海军中将、第10方面军参谋长諌山春树中将和南方军直属第38军参谋三泽昌雄大佐。

  8点50时,冈村宁次的副总参谋长今井武夫由我方战士一个班先行押解进入会场。随后,一辆大吉普车作为先导,第二辆车上坐着我方上校参谋联络官王武,第三辆车押解的是冈村宁次和参谋长小林浅三郎,第四辆车载有一个班的押解战士,警卫人员和其他人员鱼贯而入。

  8时57分,中国战区日本投降代表、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陆军大将冈村宁次率领总参谋长小林浅三郎、副参谋长今井武夫等剃成光头的7人脱帽后,在中方军训部中将次长王俊和翻译王武的引导下由正门走进会场。

  1945年9月9日上午9时。南京中央军校大礼堂。中国战区日军投降签字仪式在此隆重举行,受降仪式由何应钦主持,陆军总司令部参谋长肖毅肃中将负责传递文件。

   上午9时整,受降仪式正式开始。日方在投降席列队成横队向中方受降最高长官鞠躬敬礼,接着,冈村宁次十分不情愿地解下随身携带的那把曾沾满中国人鲜血的军刀腰刀交由小林浅三郎双手捧呈何应钦,以示侵华日军正式向中国政府缴械投降。此时正是上午9时。这一时刻,是日本人认为最吉利的“三九良辰”。

  9时6分,何应钦将蒋中正《第一号命令》交肖参谋长转送冈村宁次,这时,夏禄敏特别看了冈村宁次一眼,平日里这个骄狂而又残酷暴戾的家伙,正低着头,表情沮丧,举止拘谨,眼睛又不时偷窥着何应钦,一副摇尾乞怜的样子,冈村宁次两腿立正,弯腰低头,走到何应钦面前一个90度的大鞠躬,9时9分,冈村宁次双手呈交上日本大本营授予代表签降的全权证书及有关文件给何应钦。9时9分,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九”被认为是“阳数”之极,象征着完全胜利的意思,所以,选定这样的日子和时刻,显然有着特殊的意义。日军总参谋长小林浅三郎把日军的编制、人数、装备、驻地等清册双手捧交给何的参谋长肖肃毅,肖用一只手接过清册。何应钦宣读了冈村宁次呈交的全权证书及相关文件后,何应钦把日军用中、日两种文体书写的《降书》正副本,交肖转给冈村宁次阅读,冈村宁次接到《降书》后,一面逐字阅读降书,一面手握毛笔,小林则在一旁研墨。阅读完毕,冈村宁次用微微颤抖的手分别在两份降书上写下‘冈村宁次’四字后,并从上衣口袋内取出一枚圆形图章,盖在名字下面,由于手颤抖,冈村宁次把章盖歪了。何应钦接过了冈村宁次签名盖章的《降书》审阅后,亦在上面签字盖章,旋即将一份《降书》交萧毅肃,命他转交给冈村宁次保存。接着,何应钦又将《中国战区最高统帅第一号命令》命萧毅肃转交冈村宁次保存。夏禄敏发现当何应钦宣读完中国领土13个战区的中国受降官及日方联络官名后,冈村宁次等参加投降仪式的日军侵略者头目个个充满了绝望,精神颓废,呆若木鸡。随后,何应钦宣布日本投降代表退席,投降签字全部结束。

  随即,中国受降代表何应钦发表广播讲话称:“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有意义的一个日子,这是八年抗战艰苦奋斗的结果,这对东亚及全世界人类和平与繁荣从此开一新的纪元。”

  9月9日晚上,夏禄敏应邀参加了日本投降交接仪式后的欢庆宴会。“抗日战争胜利了!”胜利者的激动、兴奋、喜悦之情,令夏禄敏再次彻夜难眠。那一时刻,夏禄敏终生难忘,后来他说,当时他的心情很激动,始终有一种想哭的冲动,为了那些惨死在日本鬼子刀下的中国百姓,一时间,他的心里百感交集。同时又看到日本代表都剃着光头,脸色十分难看,以前那种嚣张跋扈的气焰不见了,日本侵略者彻底失败了,胜利最终属于中国人民,这一历史性的时刻,永远铭记在曾饱受日军蹂躏的国人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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