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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 17713 次 历史版本 5个 创建者:**传说 (2010/3/11 12:34:40)  最新编辑:abc (2010/4/29 11:21:49)
元稹
拼音:yuán zhěn
英文:Yuan Zhen
 
元稹像
元稹像
    元稹(779-831年),中国唐代文学家、诗人。新乐府运动的倡导者和小说家。字微之,别字威明。洛阳(今属河南)人。父元宽,母郑氏。为北魏宗室鲜卑族拓拔部后裔,是什翼犍之十四世孙。早年和白居易共同提倡“新乐府”。世人常把他和白居易并称“元白”。在诗歌形式上,元稹是“次韵相酬”的创始者。

  元稹8岁丧父,少经贫贱。21岁初仕河中府,25岁登书判拔萃科,授秘书省校书郎。28岁列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第一名,授左拾遗。元和四年(809)为监察御史。因触犯宦官权贵,次年贬江陵府士曹参军。后历通州司马、虢州长史。元和十四年任膳部员外郎。次年靠宦官崔潭峻援引,擢祠部郎中、知制诰。长庆元年(821)迁中书舍人,充翰林院承旨。次年,居相位三月,出为同州刺史、浙东观察使。大和三年(829)为尚书左丞,五年,逝于武昌军节度使任上。元稹的创作,以诗成就最大。其最具特色的是艳诗和悼亡诗。他擅写男女爱情,描述细致生动,不同一般艳诗的泛描。悼亡诗为纪念其妻韦丛而作,《遣悲怀三首》流传最广。在散文传奇方面也有一定成就。他首创以古文制诰,格高词美。其传奇《莺莺传》(又名《会真记》)叙述张生与崔莺莺的爱情悲剧故事,文笔优美,刻画细致,为唐人传奇中之名篇。后世戏曲作者以其故事人物创作出许多戏曲,如金代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和元代王实甫西厢记》等。元稹曾自编其诗集、文集、与友人合集多种。其本集《元氏长庆集》收录诗赋、诏册、铭谏、论议等共100卷。事迹见新、旧《唐书》本传。今人陈寅恪有《元白诗笺证稿》,卞孝萱有《元稹年谱》。

生平简介


   元稹,字微之,河南河内人。幼孤,母郑贤而文,亲授书传。举明经书判入等,补校书郎。元和初,应制策第一。除左拾遗,历监察御史。坐事贬江陵士曹参军,徙通州司马。自虢州长史征为膳部员外郎,拜祠部郎中、知制诰。召入翰林为中书舍人、承旨学士,进工部侍郎同平章事。未几罢相,出为同州刺史。改越州刺史、兼御史大夫、浙东观察使。太和初,入为尚书左丞、检校户部尚书,兼鄂州刺史、武昌军节度使。年五十三卒,赠尚书右仆射。稹自少与白居易倡和,当时言诗者称“元白”,号为“元和体”。其集与居易同名长庆。今编诗二十八卷。

  元稹,生于唐大历十四年(779年),八岁丧父,随生母郑氏远赴凤翔,依倚舅族。贞元九年(793年)擢较进士科简易的明经科第,次年开始作诗。

  贞元十五年,仕于河中府。十九年(803年),娶世家女韦丛,“稹时始以选校书秘书省中”。

  元和五年,与宦官争宿驿舍正厅,被击伤,贬为江陵府士曹参军。《旧唐书·元稹本传》中却记载:“稹既放志娱乐,稍不修边幅,以渎货闻于时。”

  元稹早期与宦官斗争,后期竟依附宦官,在江陵结交监军崔潭峻,此一时期诗作多写身边琐事,缺乏内容。

  李肇《唐国史补》卷下:“元和以后,为文笔则学奇诡于韩愈,学苦涩于樊宗师;歌行则学流荡于张籍;诗章则学矫激于孟郊,学浅切于白居易,学淫靡于元稹,俱名为元和体。”

  元和六年,裴洎去世,元稹为了谋求仕进,转而依附藩镇严绶和监军宦官崔潭峻,出入于魏弘简宅第,为时论所鄙。

  元和十四年(819年)穆宗即位之初大赦。元稹就因回朝述职的崔潭峻之荐,被提升为库部郎中、兼“知制诘”,参与诏书的草拟。

  长庆元年(821年)十月,裴度上表抨击元稹与知枢密魏弘简阻挠讨伐幽州军事,稹出为工部侍郎。长庆二年(822年),和裴度同拜同平章事,一度成为宰相,二月建议为彻底息兵,应立即解除裴度的兵权。后与李逢吉倾轧,出为同州刺史,改浙东观察使。

  大和三年(829年),为尚书左丞,又出为武昌军节度使,太和五年病逝于镇。赠尚书右仆射。

思想概况 

   
  元稹文学上所取得的重大成就以及存在的不足,不仅与他的人生经历密切有关,他的政治、哲学、文学主张等直接影响着他的创作。

  安史之乱后,人们惧怕战乱,热望和平,渴望中兴。面对民不聊生、千疮百孔的社会现实,元稹和其他英雄豪杰一样,积极入世建功立业的儒家精神占据了他思想的主导地位。他从小饱读儒家经典,接受孔孟学说较多,其人生理想是“安人活国,致君尧舜,致身伊皋”(白居易)。辅佐时君,使之成为尧、舜般的帝王,使自己成为稷契、皋陶、伊尹般的贤臣,是初唐和盛唐以来诸多名相和大诗人的宏愿,杜甫如此,李白如此,陈子昂也如此。元稹十分崇拜他们,尤其崇拜杜甫,精读了杜甫大量的现实主义作品,自小就“哀民生之多艰”,产生了治国安邦平天下的抱负。在信奉儒家“达者兼济天下”这点上,他和白居易完全一致。他曾回忆年轻时的志向说:“修身不言命,谋道不择时。达则济亿兆,穷亦济毫厘。济人无大小,誓不空济私。”(《酬别致用》)而欲兴利除弊,治理天下,首先要认清社会矛盾,看透社会的弊端。认识社会弊端,他有切身体会,同时又广泛收集资料和系统研究。从他的诗文可以看出,他一直强调以“百姓心为心”,体恤百姓之困苦,轻其徭戍赋税,抑制权豪、藩镇、宦官,改进科举,选拔经世致用之才,广开言路,亲贤臣远小人,澄清吏治,去除宫市之弊,经略边疆,以重治贞观、开元之治。元稹不仅提出了系统的革新主张,而且能身体力行。在拾遗、监察御史任上,他态度激进,不畏权势,严惩恶吏。在大唐历史上,由元稹惩处的有名有姓的贪官污吏达20人之多,至今被清晰地列表于《唐代监察制度研究》一书中。

  佛、道思想时隐时现贬谪时期,元稹的思想处于矛盾之中。一方面他理直气壮,虽累遭打击而不悔,曾自励曰:“此意久已定,谁能求苟营!所以官甚小,不畏权势倾。金埋无土色,玉坠无瓦声。剑折有寸利,镜破有片明。我可俘为囚,我可刃为兵,我心终不死,金石贯以诚!”(《思归乐》)读罢此诗,其高贵品格、坚忍不屈,毫不逊色于“革命烈士”,足见元稹骨子里有一种傲视苍穹、不同流合污的浩然之气。这种品质决定了他不可能去巴结权贵,献媚他人。但另一方面,他又彷徨苦闷,借酒浇愁,萌生出归隐的念头,并不时从佛、道说教中寻找精神寄托。元稹读《老子》、《庄子》,炼服丹药,与白居易有相似之处,但他的旷达无为只是身处逆境之时的一时之计,不如白居易遭遇打击后,日益信奉老子“知足不辱”,而“穷者独善其身”。一旦处境稍好,元稹的儒家思想又占据上风,兼济天下之志又重新昂扬。政治生涯风云变化,起落无常,直至暴卒流放之途。这也许就是作为一代大诗人的悲剧。性格,决定了他的悲剧。

  文学革新思想突出元稹的政治、哲学思想直接影响着他文学思想的形成和文学创作的发展。他的文学思想凸现着“创新”二字,在当时的文学革新运动中具有突出的进步意义。唐朝通过盛唐时期的一度辉煌,也形成这个朝代文学的第一个高峰。后来者要超越这个高峰,或者企及这个高峰,没有高度的文学修养和杰出的才华是妄想的。同时还取决于这个人是否善于总结前人的经验,继承优秀传统而具备非凡的创新能力。进入中唐时期,有这样两个人出现了,那就是元稹和白居易。客观而论,元稹的才华和创新思维超越了白居易。他的文学思想与刘勰、钟嵘、陈子昂一脉相承,在上述各方面都提出了可贵的见解。他认为诗歌与现实关系密切,诗歌必须关注现实;重视诗歌的“骨格”、“兴寄”,主张诗人对待现实既要“美”,也要“刺”,态度鲜明;强调继承《诗经》、《离骚》以来的优良传统,在唐人尚未公认李白、杜甫伟大成就的时候,他第一个把李、杜并称,他和韩愈堪称推尊李、杜之“双璧”;从思想内容到艺术形式都要求变新,是文学发展的普遍规律,他提倡创新与继承优良传统相辅相成。元稹从纷繁复杂的的文学创作现象中发现它、提倡它,其真知灼见不亚于韩愈、柳宗元、白居易;肯定题材的多样化,他的题材论与他的其他理论相辅相成,构成较为完美的文学理论体系。
正是因为这些系统性的理论和他的创作实践,才形成了他的独特的诗歌流派——“元和体”,才使他的诗歌能够穿越一千多年的历史烟云,至今还凸现着强大的生命力。

代表作品


  代表作有《菊花》、《离思五首》(其四)、《遣悲怀三首》、《兔丝》、《和裴校书鹭鸶飞》、《夜池》、《感逝(浙东)》、《晚春》、《靖安穷居》、《送致用》、《宿石矶》、《夜坐》、《雪天》、《酬乐天得微之诗知通州事因成四首》、《织妇词》、《夜别筵》、《山枇杷》、《所思二首》、《斑竹(得之湘流)》、《竹部(石首县界)》、《白衣裳二首》、《鱼中素》、《酬许五康佐(次用本韵)》、《一至七言诗》等,其中《菊花》、《离思五首》(其四)和《遣悲怀三首》(其二)三首流传很广,尤其是《离思五首》(其四)这一首极负盛名。该诗写久藏心底的不尽情思,因为与情人的曾经相识而自此对其他的女人再也不屑一顾(“取次花丛懒回顾”),诗中的比兴之句“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语言幻美,意境朦胧,十分脍炙人口。而《遣悲怀三首》表达对亡妻的不尽思念,写得悲气袭人,令人不由得一掬同情之泪,其中第二首的结句“贫贱夫妻百事哀”为世所熟诵。微之其集与居易同名长庆,今编诗二十八卷(全唐诗中卷第三百九十六至四百二十三)。

文学成就

    
  元稹的创作,以诗的成就最大。他与白居易齐名,并称“元白”,同为新乐府运动的倡导者。元稹在《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中说:“予读诗至杜子美,而知小大之有所总萃焉”,认为“诗人以来,未有如子美者”,对杜诗推崇备至。元诗学杜而又能变杜,力求平浅明快,便于读者接受,从而形成自己的风格。

  元稹乐府诗在元稹诗作中占有重要地位。元和四年,他看到李绅所作《乐府新题》20首,认为“雅有所谓,不虚为文”,于是“取其病时之尤急者”,和作《上阳白发人》等12首(《和李校书新题乐府十二首并序》)。其内容有一定现实意义,但往往主题不够集中,形象不够鲜明,不及白居易后来所作的《新乐府》50首。元和十二年,他看到刘猛、李余的《古乐府诗》数十首,感到“其中一二十章,咸有新意”,于是又和了古题乐府19首,“有虽用古题,全无古义者”,“或颇同古义,全创新词者”(《乐府古题序》)。如《田家词》、《织妇词》、《采珠行》、《估客乐》、《捉捕歌》诸篇,或叙写劳动人民的痛苦,或反映社会现实的不平,或揭露朝廷政治的黑暗,内容充实,主题深刻,描写集中,表现有力。

  长篇叙事诗《连昌宫词》,在元稹集中也被列为乐府类。全诗借“宫边老翁”之口,追叙安史之乱前后的政治兴衰征象及其原因,旨含讽喻。此诗与白居易《长恨歌》齐名,曾被后人赞为“铺写详密,宛如画出”(何良俊《四友斋丛说》),但也有写得分散的缺点,人物形象不及《长恨歌》鲜明。元稹另有一些小诗颇为出色。如《行宫》:“寥落古行宫,宫花寂寞红。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可谓“语少意足,有无穷之味”(洪迈《容斋随笔》)。人称“乐天《长恨歌》,凡120句,读者不厌其长;元微之《行宫》诗,才四句,读者不觉其短:文章之妙也”(瞿佑《归田诗话》)。

  元稹诗中最有特色的是艳诗和悼亡诗。他擅长写男女爱情,描述细致生动,不同于一般泛写的艳诗。《赠双文》、《春晓》、《莺莺诗》、《杂忆五首》、《会真诗三十韵》等,都是追念少时情人之作。《梦游春七十韵》兼及其妻韦丛。今人陈寅恪评此诗“实非寻常游戏之偶作,乃心仪浣花草堂之巨制,而为元和体之上乘,且可视作此类诗最佳之代表者也”(《元白诗笺证稿》)。但这些诗往往也含有轻薄庸俗的成分,《唐国史补》说元诗“淫靡”,主要即指这类作品。至于其悼亡诗,则为悼念韦丛而作,多述韦丛安贫治家之事,眼前景,口头语,情真意挚,颇能感人。流传最广的《遣悲怀三首》,一往情深,如话家常,在悼亡诗中可称翘楚。

  此外,在诗歌形式上,元稹是“次韵相酬”的创始者。他在《上令狐相公诗启》中说:“稹与同门生白居易友善,居易雅能为诗,……小生自审不能以过之,往往戏排旧韵,别创新辞,名为次韵相酬,盖欲以难相挑耳。”他的《酬翰林白学士〈代书一百韵〉》、《酬乐天〈东南行诗一百韵〉》,都是依次重用白诗原韵,“韵同而意殊”。这种“次韵相酬”的做法,影响很大,也很容易产生流弊。元稹自己就曾提出,当时的仿效者“力或不足”便造成“颠倒语言,重复首尾,韵同意等,不异前篇”等现象。所以严羽认为“和韵最害人诗”,指出“古人酬唱不次韵,此风始盛于元、白、皮、陆”(《沧浪诗话》)。

  遣悲怀元稹在散文和传奇方面也有一定成就。韩愈、柳宗元提倡古文,而朝廷制诰仍沿用骈体。元稹始创新体,以古文作制诰,格高词美,为人仿效,“自是司言之臣,皆得追用古道”(《制诰序》)。《旧唐书》说:“贤不肖皆赏其文,未如元白之盛也”。元稹所作传奇《莺莺传》,又名《会真记》,叙述张生与崔莺莺的爱情悲剧故事。文笔优美,刻画细致,也是唐人传奇中的名篇。后世戏曲作者用它的故事人物创作出许多戏曲,如金代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见《董解元西厢记》)和元代王实甫《西厢记》等。

  元稹生前曾自编其诗集、文集、与友人之合集多种。其本集收录诗赋、诏册、铭诔、论议等共 100卷,题为《元氏长庆集》。宋时只存60卷,有三种刻本:闽本(建本),宣和六年刘麟刻;蜀本,刻者不详;浙本(越本),乾道四年洪适据刘麟本复刻。明嘉靖三十一年,董氏曾据洪适本翻刻,《四部丛刊》又据董刻本影印。1956年文学古籍刊行社另据杨循吉从陆士修借钞刊行影印本。事迹见新、旧《唐书》本传。今人陈寅恪有《元白诗笺证稿》,卞孝萱有《元稹年谱》可参看。 

传闻轶事


  元稹在成都时与乐妓薛涛有过一段情感经历,二人偶然邂逅于梓州(今四川三台县)。元稹回到长安后曾寄诗给薛涛。有专家指出元稹“不但见女色即动心,且甚至听女色而怀鬼胎”。

  陈寅恪对元稹的道德评价苛刻,“微之所以弃双文(即崔莺莺)而娶成之(韦丛),及乐天(白居易)、公垂(李绅)诸人之所以不以其事为非,正当时社会舆论道德之所容许”“综其一生形迹,巧宦故不待言,而巧婚尤为可恶也。岂多情哉?实多诈而已矣”“乘此社会不同之道德标准及习俗并存杂用之时,自私自利”。

  蒋一葵《尧山堂外纪·唐·白居易》载白居易任杭州刺史时,让元稹把歌妓商玲玲珑携往越州。

勤奋治学 

 
  元稹生于乱世,丧父后,家境更是清贫。母亲携元稹兄弟四人迁徙凤翔,寄靠亲戚而住。凤翔是唐代都城长安的西北屏障,有重兵把守,社会一时比较安定,元稹在这里度过了他的童年。母亲郑氏贤能知书,善于持家,白居易曾大加称赞:“今夫人女美如此,妇德又如此,母仪又如此,三者具美,可谓冠古今矣”。元稹自己也在《同州刺史谢上表》中曰:“臣八岁丧父,家贫无业,母兄乞丐以供资养,衣不布体,食不充肠。幼学之年,不蒙师训,因感邻里儿稚,有父兄为开学校,涕咽发愤,愿知诗书。慈母哀臣,亲为教授。”可见元母不仅持家有道,还亲授元稹诗书,担任起教育子女的重任。元稹自小勤奋好学,不仅直接受教于母亲,还常常从邻人家里借书,然后徒步去姐夫陆翰家求教。表兄胡灵之又教他诗歌格律和骑马射箭。9岁时,元稹作诗成熟,惊叹于长辈。因成长于民间,他对边塞风云和农村凋敝已有所了解。

  德宗贞元八年(792)冬,14岁的元稹回到长安。翌年以明两经擢第。唐代科举名目甚多,而报考最多的科目则为进士和明经两科。不过两科相比也有难易之分,进士科难,“大抵千人得第者百一二”;明经科“倍之,得第者使一二”,故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之说,而唐代文人也更为看重进士科。元稹为尽快摆脱贫困,获取功名,选择投考的为相对容易的明经科,一战告捷。及第之初的元稹却一直无官,闲居于长安。但他没有终止勤奋学习。家庭藏书给他提供了博览群书的条件,京城的文化环境和他的广泛兴趣,陶冶了他的文化修养。次年得陈子昂《感遇》诗及杜甫诗数百首悉心读之,始大量作诗。

一贬江陵

  
  唐宪宗元和元年(806)四月,元稹和白居易同登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元白同及第,元稹授左拾遗,因锋芒毕露,上书直言,九月贬为河南县尉。白居易罢校书郎,亦出为县尉。此时,母亲去世,元稹悲痛不已,在家守孝三年。此后,31岁的元稹被提拔为监察御史。翌年春,奉命出使剑南东川。初登官场,意气风发,一心为民,报效国家,遂大胆劾奏不法官吏,平反许多冤案,得到民众的广泛欢迎和崇高赞誉。白居易更是作诗赠他“其心如肺石,动必达穷民,东川八十家,冤愤一言申”。这一举动触犯了朝中旧官僚阶层及藩镇集团的利益,很快他们就找了机会将元稹外遣——分务东台。东台就是东都洛阳的御史台,用意在于将他排挤闲置。即便遭受到这样的打压,元稹仍然坚持为官之初的原则,秉公执法。正值仕途受挫时,他娴熟聪慧的妻子韦丛病亡,由于难遣伤痛,让元稹写下了有名的悼亡诗——《遣悲怀三首》。

  元和五年,元稹因弹奏河南尹房式(开国重臣房玄龄之子)不法事,被召回罚俸。途经华州敷水驿便宿于驿馆上厅,恰逢宦官仇士良、刘士元等人在此,也要争住在上厅,元稹据理力争,却遭到仇士良的漫骂,刘士元更是上前用马鞭抽打元稹,打得他鲜血直流,最终被赶出了上厅。后来宪宗便以“元稹轻树威,失宪臣体”为由,贬元稹为江陵府士曹参军。从此开始了他困顿州郡十余年的贬谪生活。

二贬通州

  
  元和十年(815)正月,37岁的元稹一度奉诏回朝,以为起用有望。途经蓝桥驿曾题诗留赠命运相似的友人刘禹锡、柳宗元。抵京后,与白居易诗酒唱和,意气风发。元稹收集诗友作品,拟编为《元白还往诗集》,但书稿未成,却突然与刘禹锡、柳宗元一同被放逐远州。3月,元稹“一身骑马向通州”,出任通州司马。流落“哭鸟昼飞人少见,怅魂夜啸虎行多”(《酬乐天得微之诗,知通州事,因成四首》)的通州,他“垂死老病”,患上疟疾,几乎死去。曾赴山南西道兴元府求医。潦倒困苦中,诗人只能以诗述怀,以友情相互慰籍。在通州完成了他最具影响力的乐府诗歌《连昌宫词》和与白居易酬唱之作180余首。

三贬同州 

 
  随着平淮西后的大赦和元稹知己旧识崔群、李夷简、裴度相继为相,逐渐改变了他在政治上长期受压抑的处境。元稹于元和十三年已代理通州刺史,岁末,转虢州长史。元和十四年冬,唐宪宗召元稹回京,授膳部员外郎。宰相令狐楚对其诗文深为赞赏,“以为今代之鲍、谢也”(《旧唐书?元稹传》)。元和十五年,唐穆宗及位后,因宰相段文昌之荐,元真授祠部郎中、知制诰。唐穆宗为太子时已喜爱元稹诗歌,此时特别器重于他,经常召见,语及兵赋及西北边事,令其筹画。数月后,被擢为中书舍人,翰林承旨学士,与已在翰林院的李德裕、李绅俱以学识才艺闻名,时称“三俊”(《旧唐书?李绅传》)。在迅速升迁的同时,元稹陷入了尖锐复杂的政治斗争漩涡,与李宗闵的积怨爆发,埋下党争的种子。不久,由于误会等原因,裴度弹劾元稹结交魏宏简,元稹被罢承旨学士,官工部侍郎。次年春,元稹、裴度先后为相。在唐王朝与地方军阀的斗争中,元稹积极平息骚乱,拟用反间计平叛。可觊觎宰相之位的李逢吉与宦官勾结,派人阴谋诬告元稹谋刺裴度,后虽查清真相,但元、裴被同时罢相。元稹出为同州刺史。长庆三年,他被调任浙东观察使兼越州刺史。唐敬宗宝力元年,元稹命所属七州筑陂塘,兴修水利,发展农业。浙东六年,颇有政绩,深得百姓拥戴。

四贬武昌 

 
  唐文宗大和三年(829),元稹入朝为尚书省左丞。身居要职,有了兴利除弊的条件,他又恢复了为谏官时之锐气,决心整顿政府官员,肃清吏治。可是,恰在这时,李宗闵这个冤家正再度当权,元稹又受到排挤。次年年初,元稹被迫出为武昌军节度使。大和五年(831)七月二十二日暴卒与于任所,终年53岁。 死后获赠尚书右仆射,白居易为其撰写了墓志。

元稹:一生都在忏悔的诗人


  元稹是古代诗人中,有着比较完美人生的诗人。他出身贫寒,却能功成名就,一时官至宰相,成为炙手可热的权贵;在艺术上,他的诗歌和白居易并称为元白,并驾齐驱,还写下了有名的传奇作品《莺莺传》,成为后代西厢文学的鼻祖;在爱情生活上,既有永世难忘的初恋,也有融和美满的夫妻生活,更有红颜知己的追随。所以,元稹作为男人,或者诗人,能够拥有这样的人生,都应该无悔了。

  但是,在其身后,元稹却多被贬毁,而原因多在于他写的《莺莺传》,被后人考证为纪实性小说。自宋朝王性之开始,不断有人根据元稹生平及其诗作,指出张生就是元稹自己;到了现代,陈寅恪不仅考证出了张生就是元稹,还进一步考索出,莺莺真实身份就是元稹的表妹。至此,《莺莺传》便成为元稹自己感情生活的忏悔录无疑。而后人也就根据他的忏悔,来数落他道德及人格上的缺陷,正如鲁迅所言,遂堕恶趣。

  于是,人们便把张生对于崔莺莺的始乱终弃,看成是元稹的罪状。有人甚至认为,元稹没有忠骨只有佞气,没有正色只有谀容,君子鄙之,史臣讥之,万世之下,为后人贱。陈寅恪也说,元稹巧宦固不待言,而巧婚尤为可恶也。意思是出卖气节,换个高官来做,尚可原谅;可恨的是,元稹玷污了纯洁的爱情,把婚姻也当作向上攀附的阶梯,是可忍而孰不可忍?

  总之,元稹在道德上几乎是千夫所指,体无完肤了。然而,我觉得《莺莺传》毕竟是传奇作品,虽然有作者自己的生活经历融合其中,但也不能把它与作者的生活等同观之,对号入座,这是一种卑劣的艺术观。而那些卫道士们,对于唐朝诗人普遍存在的狎妓浪情现象,视而未见,反而,对勇于忏悔自己的元稹,却挥起大棒,欲置之于死地而后快。显然,这对于元稹来说,是极其不公平的。

  在后人看来,元稹的第一罪状,就是象《莺莺传》里的张生一样,对自己的表妹始乱终弃。当时元稹和表妹双文,也就是莺莺的原型,在普救寺相遇。一个风流倜傥,一个花容月貌,待月西厢下,近风户半开;拂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因此,自然而然产生了爱情,从相互爱慕到如胶似漆,在西厢秘居中。但好景不长,元稹要赴京参考,两人只好惜惜相别。

  而等到元稹考中,为了仕途顺利,必须利用婚姻来攀附豪门,便娶了京兆尹的女儿韦丛为妻。正如陈寅恪先生指出的,盖唐代社会承南北朝之旧俗,通以二事评量人品之高下。此二事,一曰婚。二曰宦。凡婚而不娶名家女,与仕而不由清望官,俱为社会所不齿。可见,元稹弃初恋表妹而娶韦丛,并没有超出当时社会的道德规范。

  何况元稹把这份情作为一生的怀念,并不断在心里痛悼忏悔,我想对于他的初恋情人双文,也该是莫大的慰藉了。在以后的日子里,当旧日相恋的情景重现时,元稹都会触景伤情,充满难掩的失落感。十年后,元稹在《嘉陵驿》中写道:墙外花枝压短墙,月明还照半张床;无人会得此时意,一夜独眠西畔廊。41岁时,两鬓斑白的诗人以无穷的怀思、无限的怅惘,写了有名的《春晓》:半是天明半未明,睡闻花气醉闻莺。娃儿撼起钟声动,二十年前晓寺情。

  以世俗眼光看,元稹不可原谅的还有,妻子死后,又续弦纳妾。元稹婚后不久,韦丛的父亲过世,元稹依旧当着小官。他们过的生活是野蔬充膳甘长藿、落叶添薪仰古槐,而韦丛却顾我无衣搜荩箧,泥他沽酒拔金钗,十分贤惠,可是,韦丛二十七岁时便病死了。元稹因此写了许多悼念韦丛的诗作,留存至今的就有三十多首,而且成了旷古悼亡之绝唱。其中最负盛名的是,诚知此恨人人有、贫贱夫妻百事哀。

  每每想起妻子,元稹觉得唯将终夜长开眼、报答平生未展眉,心中对亡妻充满忏悔和歉疚,而最让人难忘的,还是那首《离思》: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取次花丛懒回顾,半缘修道半缘君。直到现在,已经成为情侣追念过去、无法忘怀的经典表白。而这也成了后人对元稹反感的缘故,因为他口口声声说无法忘记过去,却又在妻子离世两年之后续弦纳妾,违反了自己的诺言。

  其实,我认为,这是最没有道理的指责。虽然元稹自己也提出人品即诗品,但是诗歌毕竟不是生活本身,难道说白头偕老、生死相随,就一定要以死来殉情么?有人甚至拿诗人王维来做比较,其妻死后终生未娶,说明元稹的薄幸,而他那深切的悼亡,也是假惺惺的行为,续弦纳妾就是对亡妻不忠诚。他们要求女子从一而终还不够,还要让亡妻的男人不再娶妻,这显然是封建卫道士的丑恶嘴脸。

  其三,有人认为,元稹是古代制造绯闻最多的诗人,因为他与唐朝四大女诗人中的两位有来往,并被视为绯闻来源。薛涛、刘采春、鱼玄机和李冶,并称唐朝四大女诗人。元稹和薛涛过往最密,但他们年纪相差十多岁,也没有更多的旁证,足以表明二人间有不同寻常的爱恋关系存在。从元稹的诗歌中,也看不出这样的迹象,更多的是对对方才情的赞扬。所谓的绯闻,纯粹是好事者捕风捉影之举。

  如果说,元稹把比自己大的薛涛,引为红颜知己,还有点可信,因为从薛涛的诗中,确实有倾慕于元稹的,但并不能说明他们就是绯闻主角。至于说元稹与刘采春之间有什么绯闻,那更是无稽之谈。据史载,元稹任越州刺史、浙东观察使时,刘彩春随丈夫周季崇等从淮甸来过越州,深受元稹的赏识,仅此而已,怎么就成为绯闻了呢?

  元稹无论当时或后世,与白居易都是元白并称,但他的个人形象,与白居易简直无法相提并论。一次没有结局的恋爱,使他背上了忍情的名声;妻子死后再娶,又得到了薄幸的评价;以诗为友,却被说成是制造绯闻;好不容易达到事业的顶峰,当上了大唐帝国的宰相,但位置未坐稳就被挤了下来,还让他背上了趋炎附势、卑劣无耻的骂名。

  其中缘由是什么呢?我想,就在于元稹的率真坦白,在于他对自己一生的忏悔。如果不是这样,他也可以象白居易那样伪善,即使道德上污迹斑斑,既狎妓浪情,又买卖幼女,却可以保留其千古风范。而元稹就因为公开了自己的恋爱史,坦然表露自己的思想,反而被钉上道德的耻辱柱,换得千古骂名,显然是不公道的。(王绍叶)

为元稹翻案


    千年以来,包括名家在内的诸多对元稹的评论者,都众口一辞否定元稹的人品,贬低元稹的诗歌。而否定元稹的许多评价人云亦云,环环相扣,常常难以撼动。吴伟斌就是在这样的艰难氛围里力排众议,举证阐述,据理力争,开始了他艰难的为元稹翻案的苦旅。

  他研究元稹的新著《元稹考论》、《元稹评传》是两部值得学术界 认真关注的唐代文学研究的重要成果,诸如否定“元稹勾结宦官”,否定“元稹反对永贞革新”,否定“张生就是元稹自寓”,否定元稹与薛涛的“风流韵事”,揭示元稹在穆宗朝得以升职祠部郎中知制诰臣、翰林承旨学士以及被拜为宰相的真正原因,揭示元稹与长庆元年科试案的关系,揭示元稹与穆宗朝销兵案的关系,揭示元稹与唐穆宗的关系,揭示元稹与裴度的关系,揭示元稹白居易通江唱和真相等近二十论点,都是实实在在的“第一个”提出来的。这种学术探索、学术创新的勇气,极为可贵也极为难得。诚如他自己所言:“千年以来,元稹被涂抹得面目全非真伪莫辨,许多所谓的‘结论’,大多出自权威名家,而又盘根错节纠缠在一起,难分而难解。这好比要制伏‘景阳岗’‘拦路虎’的时候,‘牛头岭’‘羊家沟’‘马面山’……的‘老虎’会自动跑来支援一样。如果没有足够的证据,自己就根本不可能在诸多‘老虎’的包围中打‘虎’而归。”

  虽然学术研究不可能不与功利之心相联系,但如果热衷功利,急于求成,则往往铸成大错,留下遗憾。这种教训,学术研究中屡见不鲜,元稹研究也不例外。元稹研究这个课题耗费吴伟斌28年时间,他自然明白:为元稹翻案要获得成功,仅仅淡泊名利显然是不够的,毫无根据地创立新说也是不可取的。学术研究是严肃的科学工作,来不得半点虚假。不仅需要不依附他人的坚定立场,更不可有跟在前人或者名人后面人云亦云的庸俗态度。对此,傅璇琮先生有一段精彩的论述值得我们细细体味:“清代著名学者章学诚,在其论学著作《文史通义》中曾谓:‘高明者多独断之学,沉潜者尚考索之功,天下之学术不能不具此二途。’所谓‘独断之学’,即有独创之见。章学诚明确提出,既要有不依附他人的独断之学,又要有专心沉潜的考索之功,这是做学问必须具备的两条途径。吴伟斌同志过去所发表的论文,有些我是读过的,通阅全书,确对章学诚所言更感亲切。前所提及的吴伟斌同志之学术勇气,当然因有其治学见识,同时也就由于他长期从事专心考索之功。”傅先生之说,可谓高见远识,令人钦佩。

  “学术者,天下之公器。”吴伟斌的元稹研究要推翻旧说,另立新论,与同行、名家发生论争是不可避免的,也是非常正常的。某位先生在他的学术著作《元稹年谱》里诗文编年错误占到元稹存世诗文百分之四十五,吴伟斌没有理有据地指出其失误;但同时他又诚恳地认为自己拜读《元稹年谱》之后“深受启发,得益匪浅”,承认这位先生是自己的“前辈”。吴伟斌这种认真追求真理的“傻劲”,这种虚怀若谷的态度,不能不令人想起章学诚老先生在《与孙渊如观察论学十规》里的另一段教诲:“古人差谬,我辈既已明知,岂容为讳!但期于明道,非争胜气也。”章老先生之言,我们也应该身体力行。(来源:《中华读书报》2008-1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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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72.16.32.*在 2016/8/4 17:46:37 发表
  • 如断章取义,逻辑不同等。
  • 172.16.32.*在 2016/8/4 17:45:47 发表
  • 吴伟斌研究元稹时之失误,较已故之卞孝萱先生多得多,且不少都是低级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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