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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 7736 次 历史版本 0个 创建者:jinling (2012/4/11 10:53:10)  最新编辑:jinling (2012/4/11 10:53:10)
简牍
拼音:jiǎn dú (jian 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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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牍
简牍
 
 
 
 
  简牍,中国古代用竹、木制成的书写材料。流行于东周至魏晋时期(约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3世纪)。纸被普遍使用后,简牍才逐渐废弃。目前发现的时代最早的简是湖北随州战国早期曾侯乙墓出土的竹简,时代最晚的简是新疆罗布泊楼兰遗址民丰尼雅遗址吐鲁番晋墓出土的晋简。古代简牍的内容十分广泛,包括官方的各种文书档案、私人信件、各种书籍抄件、历谱,以及专为随葬用的遣册等等,有很高的史料价值,也是很珍贵的书法墨迹。对它们的发现和研究,是近代学术界的重要成果之一。
 
 
 
 
 

起源

 
  简牍实际是几种东西的总称,指的是竹简、木简、竹牍和木牍。

  战国以后广泛使用的书写材料。单个的竹片叫“简”(或称牒),单个的木片叫版,1 尺长的长方形版叫牍,也叫尺牍。比较狭的版也叫木简。又小又薄的版叫“札”。将“简”编连而成的整体叫“策”或“编”,将版牍捆在一起的叫函。

  制作竹简要先用火烤去汁液,以防虫蛀。烤制过程称为“杀青”或“汗青”。后来汗青成了史册的代称。从西汉起视用途不同而对简的长度作了一些规定,如最大的简长 24 寸(汉尺),是抄写易经等重要著作的,即中国古代说的“典”。河南汲县、甘肃武威出土的《仪礼》等著作便是 24 寸长的简。皇帝封诸侯王的简长 2 尺,一般的著作用 1 尺长的简。考古发掘出土的汉简多长 23~27 厘米。

  制版多用柳树、杨树等比较软的木材。在通常情况下,著书立说,传抄经书典籍用竹简,因此简册成为书籍的代称,版牍多用于公文、信札之类。一般只在简的一面写文字,而且只写一行,1 枚简多的写有 100 多字,少的仅有几个字。

  编连简的绳子叫“编”,多用麻绳,也有用丝的称丝编,熟牛皮绳的叫韦编。依简的长短,编捆的道数也不同,一般编上、下两道,也有上、中、下三道,个别长简还有用五道的。存放编连成策的简,往往以最后一枚竹简为轴心,将有字的一面向里,卷成捆状,把首简卷在最外面(现在书籍封面上印书名即由此演变而来),然后放在用布帛做的套子里,这种包书的套称“帙”,也叫“书衣”。因此后来“卷帙”也泛指书籍。简牍上的字大多用墨书写,也有用朱笔书写的。新中国成立前后,多次有简牍出土,最早的是战国时期的,如 1965 年湖北江陵出土有楚简,内容似为论述《祭仪》,从已出土的简牍看,内容十分丰富,有经书、子书、历谱、公文、律令、帐簿、遗策等。东晋末年由于纸的推广使用,简牍逐渐被代替。

发现史

 
简牍展
简牍展
  在中国历史上有两次重要的简牍发现:一次是西汉时在孔子旧宅中发现的古文经书,另一次是西晋太康二年(281)汲□竹书的发现,它们对中国经学和古代史的研究都起了很大作用。从1901年起在新疆罗布泊楼兰遗址、民丰尼雅遗址和甘肃、内蒙古汉代居延烽燧遗址中相继发现汉晋简牍,尤其以1930年发现1万枚居延汉简最为重要。1972~1981年间,又先后在居延、敦煌汉代烽燧遗址中发现2万余枚汉代简牍,为研究汉代西北屯戍的历史提供了第一手的材料。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在各地战国秦汉墓葬中也出土了很多简牍。有些是随葬的“遣册”,如湖南长沙、湖北江陵和河南信阳楚墓中,以及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湖北江陵秦汉墓,都曾出土过。曾侯乙墓出土的记丧仪车马兵甲的简,也应属于“遣册”一类。秦代简牍比较重要的发现有湖北云梦秦墓出土的《编年记》、《语书》和多种秦律的竹简(见云梦秦简),以及四川青川秦墓出土的“田律”木牍。在甘肃武威和甘谷的东汉墓中曾出土过赐王杖和优复宗室的诏令简,赐王杖简是较完整的册书。在有些汉墓中还出土了各种书籍,如河北定县汉墓出土的《论语》《儒家者言》安徽阜阳汉墓出土的《诗经》《苍颉篇》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的《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尉缭子》《六韬》等(见银雀山汉简),甘肃武威汉墓出土的《仪礼》和医药书,青海大通上孙家寨汉墓出土的兵书,都有很高的价值。银雀山汉墓中还出土了一份完整的元光元年(前134)的历谱,是现存时代最早的历谱。

  从西汉至宋代,简牍出土约八九次。其中影响较大的有两起:一是汉武帝时鲁恭王在孔子旧宅发现《尚书》《礼记》、《论语》等数十篇用战国时的文字书写的简册,即所谓"壁中书",从而引起了长达两千年的经学今、古文学派之争;二是晋武帝太康二年(281) 汲郡一个名叫不准的人盗掘战国魏襄王(一说安釐王)墓时,发现有竹简数十车,这些竹简被整理成16种古书共75篇,这就是所谓“汲冢书”。它们除了极小部分现仍传世外,几乎都散佚了。

  19世纪末至20 世纪初,瑞典、英、日、俄等国以“探险队”的名义在中国边疆和境内进行盗掘,在楼兰敦煌酒泉等处发现很多汉晋简牍,这些实物至今仍流散在英国印度瑞典、苏联等国。

  1930~1931年间中国学术协会与瑞典组成的西北科学考察团在今甘肃额济纳旗居延地区发掘出1 万余枚汉代简牍,这是居延汉简的第一次发现,同时也是在这时期以前出土最多的一次,实物现藏于台湾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至80年代末,完全由中国考古学家独立进行的科学发掘,有几十次。出土实物都用科学方法保存,大部分已整理出版。比较重要的发现有:

  1951年长沙五里牌406号战国墓,出土竹简38枚, 这是楚简的首次发现。

  1959年甘肃磨嘴子6号东汉墓出土竹、木简504枚,其中有《仪礼》469枚,这是在所发现的简牍中现存第一部较完整的古书实物,在此以前发现的简牍大多属于文书、遣策,只有极少一部分古书,实物都荡然无存。

  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西汉1号墓出土竹简4942枚,2 号墓出土32枚,都是先秦古籍与古佚书,这是考古发掘中第一次出土这样多的古籍 (称银雀山汉简)。

  同年,甘肃武威旱滩坡一座东汉初期墓出土木简92枚,是前所未有的医书。

  1972~1976年原出土居延汉简的遗址又发掘19637 枚简牍(称为居延汉简),其数量之多,内容之丰富,是空前的(见彩图)。

  1973 年河北定县40号汉墓出土大批简牍,共有《论语》等8种珍贵古籍。

  1975年湖北云梦睡虎地11号墓出土1155枚竹简,这是自发现简牍以来第一次出土的秦简 (称云梦秦简)。

  1977年在湖北隋县战国早期曾侯乙墓出土竹简200余枚,这是迄今发现的时代最早的简。

  1977年安徽阜阳双古堆 1号汉墓出土《苍颉篇》、《诗经》等10多种珍贵古籍。

  1979年青海大通县上孙家寨 115号汉墓出土约400枚木简,其中有《孙子兵法》佚文。

  1983年湖北江陵张家山3座汉墓中发现西汉早期木简千余枚,其中有《汉律》等汉代法律古籍。

  2010年8月6日,工作人员清理出又一片简牍。

  长沙市五一广场地铁2号线施工工地发现大量东汉简牍的新闻,震惊了海内外考古学界,各路学者纷至沓来,希望参与研究和考证简牍的价值和意义。专家表示,将采用最利于文物保护的“整体切割法”抢救性发掘这批东汉简牍。

种类和形制

 
河西简牍遗墨
河西简牍遗墨
  根据已发现的简牍形制,可以分为5种:

  ①简,是简牍的最基本形式,或称札,用竹或木制成。一般长约23厘米,相当于汉尺一尺。居延、敦煌出土的文书档案、信件,以及一般书籍和重抄的诏令文件等,都用这种简抄写编册。但是,按照汉代的规定,有些抄写经书和正式的诏令文本,要用较长的简,如武威《仪礼》简中属于经的甲本和丙本,简长55.5至56.5厘米,相当于汉尺二尺四寸;属于经传的乙本简则长50.05厘米,合汉尺二尺一寸,比经书简要短。银雀山汉墓出土的《孙膑兵法》等简长27.6厘米,为汉尺一尺二寸。居延出土的“塞上烽火品约”简长38厘米,合汉尺一尺六寸。敦煌出土的诏书简长24.3厘米,约合汉尺一尺一寸,即所谓“尺一之诏”;居延出土的诏书简还有长至36.5厘米的,已合汉尺一尺五寸,最长的是居延出土的诏书目录简,长达67.5厘米,合汉尺三尺,此即《汉书》上所谓的“三尺律令”。“遣册”和历谱也有长至三尺以上的,如曾侯乙墓出土的简长72~75厘米,银雀山汉墓出土的《元光元年历谱》简长69厘米,是目前所见最长的简。上述这些简都是每简抄写一行字,宽度约在0.5~1厘米左右。另外还有一种简,宽约2厘米左右,每简上抄写两行字,这种简称为“两行”,它和普通简一样,也可编联成册。

  ②牍,是一种比“两行”还要宽的简。有的可宽至6厘米,实际上已成版状,所以《说文》解释为“书版”。其长度与普通简相同,多为木质。牍多用来写书信、契约,

  或抄录医方、 历谱,敦煌、 居延出土的“过所”(通行证)也多用木牍抄写。墓中发现的木牍多是记随葬品的“□方”(即“遣册”)。

  ③觚,是一种多棱形的木棍,有的则直接用树枝刮削而成。断面一般多呈三角形或方形,可分3面或4面书写,也有多至7面的。长度都在30厘米以上,有的长达82厘米。在居延、敦煌发现的觚多用以抄写檄书、小学字书(如《急就篇》、《苍颉篇》等),或作临时记事起草之用,有时也用以练习写字。

  ④检,是传递文书信札和财物时所用的封检。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种:一是用“两行”式的宽简题署收信者的名称和传递方式,如“肩水侯以邮行”。另一种是传递机密书信和财物时所用的加封泥盖印章的封检。机密书信用上下两片木牍作成,下牍称函,用以书信,上牍称检,封盖函牍,检上有捆绳的刻沟和置封泥的方孔,以便绳封盖印。传送财物时施于囊袋上的封检,只有一片木牍,中间凹下,以便绳封盖印。

  ⑤□,是一种短而宽的木牌。有的首端作半圆形,中间有一小孔,有的首端两侧各刻一凹口,皆作系绳之用。多系于簿册或器物之上,题写名称,犹如标签。

  除以上 5种形式的简牍之外,在居延和敦煌的烽燧遗址中还发现很多从旧简上削下来的带字的薄片,称为“□”或“削衣”。

简牍的材料

 
  湖南长沙、湖北江陵和河南信阳楚墓、湖北云梦秦墓和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都是竹简,多就地取材制成。敦煌、居延汉代烽燧遗址中出土的都是木简。1944年敦煌出土的木简,其材料经鉴定,有青□、白毛杨、水柳和柽柳,都是杨柳科和松柏科的木材。削衣多为□儿松之类,以其不产于本地,取材困难,故将废简削去一层,重新书写。居延汉简的材料与敦煌汉简大致相同,还有一种非常坚硬的类似枣木的材料。敦煌和居延的烽燧遗址中都发现有很少数的竹简,有的是书信,有的是抄写《苍颉篇》和医方的,大概都是从中原带过去的。

  简册的修治编联 简在书写以前,必须经过修治。木简要将写字的一面打磨光滑;竹简则要经火炙干,使之易于书写,并起防腐防蠹的作用,这叫做“杀青”。抄写书籍,多先用丝绳将简编联成册,然后书写。编册以前,为防止丝绳松动,多在简两侧编绳处刻三角形契口。根据简的长度决定编绳的道数,一般23厘米左右即汉尺一尺长的简,多编两道,长简有编5道的,如武威仪礼简丙本就是编 5道。现存最完整的简册原物是居延简中的“永元器物簿”,两道编绳犹在。很多文书档案简册,由于是单简书写,然后再编联成册的,所以在简上没有刻契口,也没有留下编绳处的空隙。

  简册的复原在简牍研究中是很重要的工作。在考古发掘中应认真分辨简的出土状态及次序,然后结合简册的书写格式和内容,进行复原,将零碎片断的单简上的文辞,恢复成较完整的簿册式的文件或书籍,使之成为更有价值的史料。

主要内容

 
  从已出土的简牍来看,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文书类,一类是著作类。

文书类

  20世纪40年代以前出土的简牍文献,除了孔子旧宅的壁中书和西晋时发现的汲冢书以外,大都属于此类。在战国时期的楚墓出土的竹、木简,几乎都是随葬品的清单(遣策)。云梦秦简,大部分是法律文书,由于中国唐代以前的法典,除了古籍中引用的一些条文外全部亡佚,所以这批秦简是研究秦代法律仅有的资料。居延、敦煌等地出土了皇帝的诏书、中央政府和各级组织下发的一些文书 (如通缉令、边境备警的通知、烽火信号的规定、任免官吏的公文等)。 破城子遗址出土了一些向上级递呈的公文(如《燧长病书牒》)和同级组织之间的往来文书(如《塞上烽火品约》)等等。

著作类

  内容相中国古代以经过整治的竹、木为记录载体的文献。“简”是用竹、木削成的长条;“牍”是用木间或用竹剖成的板片。上面的文字是用毛笔书写的。甲骨文和金文中已有"册"字,故有学者认为殷商时期已利用简为书写材料。已发现的时代最早的简是战国初期的。根据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可知,简牍文献流行于先秦,两汉时期最盛,直到东晋末年才被已发明四五百年的纸质文献所取代,作为主要的文献形式在中国使用的时间长达千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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